《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为战国时子思所作，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见后文介绍）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并成为儒家核心伦理观之一，集中讲述性、情与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主张处理事情不偏不倚，要合乎圣人之道。宋代把它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宋、元以后，又成为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乃至中国人的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么，什么是“中庸”呢？
宋朝理学家程颐的胞弟程伊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这段话包括两层意思：其一，中不偏，庸不易；其二，中正平和，守成坚持。解读开来就是中庸的中心思想，即大家熟悉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主旨在于修养人性。既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等。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庸之道往往被现代人理解为平庸之道，或者说老好人之道，总是和窝囊无能联系在一起。这实在是对古人的误解，就好比是对圣贤的嘲弄。下面，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中庸之道的精神实质。
1.“中庸之道”的“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指的是什么？
中庸之道的主旨是修身。其思想脉络同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相一致。其中提出的“五达道”要求的是处理好五种人际关系，可视作儒家思想当中的修身齐家篇；其中的“三达德”要求的是人应具备的三种品德，可视作儒家思想当中的正心修身篇；其中的“九经”讲述的是九种政治主张，可视作儒家思想当中的治国平天下篇。下面分别做介绍：
（1）五达道。
中庸之道中的“五达道”，即五典，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语出《礼记·中庸》第二十章：“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在《中庸》的第十三章，论述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达道。“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这是孔子所说的话，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君子所应遵从的中庸之道有四项，但他孔子连其中的一项也

没能做到：这些“道”就是，儿子应对父母孝顺；臣民应对君王忠诚；弟弟要对哥哥恭敬；对待朋友要先替人家着想。一个人行走于社会上不改变品德，与人言谈时不改变谨慎；自己有不足之处，就去勉励自己改正弥补；有宽余的时候，不去挥霍。言谈时考虑自己的能力，行动时顾及自己的言谈，力求言行一致。这样的人就是合乎中庸之道的君子。
《中庸》第十二章详细论述了“五达道”之一的夫妇关系。文章中写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这段话的大意是：夫妻如果很愚昧，可以让他们知晓中庸之道；当他们达到最高境界时，恐怕连圣人也没他们知道得多。夫妻如果不贤明，可以让他们去实践中庸之道；当他们实践到最高境界时，恐怕连圣人也做不到那些……君子所行的道，是从结婚成家时开始，当它达到最高境界时，就能将天地间的各种现象弄得清楚明白。
至此，所谓的五达道，就是指通过奉行中庸之道来调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这五种人际关系。这其中，又把夫妇关系放到了立世之本的高度。可见，《中庸》将中庸之道归为了天地通行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如何去实践中庸之道，上面孔子的话已讲得很清楚，就是对内要加强自身修养，对外要保持谨言慎行。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完全按照孔子的要求去说话办事的话，这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必定会相处在没有纷争的安宁环境中。只是，如此一来，谁都没了锋芒，没了直言不公的勇气，失去了铲除邪恶的雄心，失去了冒险的精神，而这样社会还能不能前进，那又另当别论了。
（2）三达德。
五达道着意在“道”，属人道的范围，讲的是人与人共有的五伦人际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就需要三种品德：智、仁和勇，即三达德。
《礼记·中庸》紧承五达道，写出了三达德：“……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也就是说，调节五伦人际关系，要靠人的智慧、善良和勇于担当这三种品德。这三种品德不管是怎么来的，只要拥有就无所谓差别。比如说，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它们，有的人通过后天的学习才知道它们，有的人通过磨难后才知道它们，但只要最终都知道了它们，也就是一样的了。又比如说，有的人自觉自愿地去实行它们，有的人为了某种好处才去实行它们，有的人勉勉强强地去实行，但只要他们最终都实行起来了，也就是一样的了。孔子说：“喜欢学习就接近了智，努力实

行就接近了仁，知道羞耻就接近了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怎样管理他人；知道怎样管理他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
由此可见，三达德重在个人修养方面，其实质同儒家的正心修身观念一致。最终，也就自然与“平天下”联系在一起。
（3）九经。
《礼记·中庸》紧承三达道后，又提出九经之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治理天下和国家有九条原则，那就是：修养自身，尊崇贤人，亲爱亲族，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纳工匠，优待远客，安抚诸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礼记·中庸》接着说：“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修养自身，就能确立正道。尊崇贤人，就不会思想困惑。亲爱亲族，就不会惹得叔伯兄弟怨恨。敬重大臣，就不会遇事无措。体恤群臣，士人们就会竭力报效。爱民如子，老百姓就会忠心耿耿。招纳工匠，财物就会充足。优待远客，四方百姓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的人都会敬畏。怎么做到这些呢？
《礼记·中庸》继续说：“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像斋戒那样净心虔诚，穿着庄重整齐的服装，不符合礼仪的事坚决不做：这是为了修养自身。驱除小人，疏远女色，看轻财物而重视德行，这是为了尊崇贤人。提高亲族的地位，给他们以丰厚的俸禄，与他们爱憎相一致，这是为了亲爱亲族。让众多的官员供他们使用，这是为了敬重大臣。真心诚意地任用他们，并给他们以较多的俸禄，这是为了体恤群臣。使用民役不误农时，少收赋税，这是为了爱民如子。经常视察考核，按劳付酬，这是为了招纳工匠。来时欢迎，去时欢送，嘉奖有才能的人，救济有困难的人，这是为了优待远客。延续绝后的家族，复兴灭亡的国家，治理祸乱，扶持危难，按时接受朝见，赠送丰厚，纳

贡菲薄，这是为了安抚诸侯。总而言之，治理天下和国家有九条原则，但实行这些原则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可见，九经就是用中庸之道来治理国家，以达到天下太平的九项具体工作主张。抛却其中的等级观念，对今天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2.“中庸之道”对人的修养提出了哪些要求？
中庸之道的精神实质就是教育人们从本我出发，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完善，从而培养出合乎儒家道德和伦理观的理想人格，让天下治理达到“太平和合”的境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所赋予人的本质特性叫作本性（天性），遵循着本性来做人和处事叫作道，圣人的教化，就是遵循本性，来修正过与不及的差别现象，使一切事物都能合于正道，这就叫作教化。
在修养人性方面如何教化呢？下面罗列出《中庸》中的一些观点：
（1）慎独。
《中庸》在第一章写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更是小心谨慎。在没有人听到的地方，更是恐惧害怕。最隐蔽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处所。最微细的事物，也是最容易显露的，因此君子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要特别谨慎。
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是后天在实践中加强自身修养的结果。在广庭大众之下，谁都能表现出品德高尚的样子来。但是，一旦处在无人发现的隐蔽环境中，人的本性中的一些阴暗面就会跑出来，就会让人产生作祟的念头。这时，就是考验一个人意志的时候。面对如花的美色，面对唾手可得的财富，还有那令人垂涎的声名，能做到不动心吗？《中庸》于是告诫人们，要加强品德修养，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要从自身开始，从“慎独”开始。
（2）言顾行，行顾言。
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言行一致。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又说，言必信，行必果。从做人方面来说，就是要做到表里如一；从社会角度来说，就是要讲诚信。在历史上，最著名的言行一致的人物莫过于秦末汉初时的楚国人季布。季布一生特别讲信用，只要答应办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从没有失信于人。他以侠义闻名，重守诺言，因此人们常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何能做到言行一致，那就得靠加强自身修养。
其二，谨言慎行。所谓谨言慎行，即指人在说话办事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在历史上，关于谨言慎行，最著名的莫过于曾子杀猪的故事。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就戏

哄儿子，让他在家里等着，等她回来就杀猪炒肉给他吃。于是儿子就很听话地待在家中。曾参的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参拿着绳子在捆猪，正准备杀猪。她赶快制止曾参，说她先前只不过是哄孩子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曾参就郑重地告诉妻子，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如果不杀猪，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颇为后悔，于是就和丈夫一起将猪杀了。
人们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所以，谨言慎行就是要求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克制自己，不给他人带来伤害，不给社会带来麻烦。
言顾行，行顾言，是互为因果的。孔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所以，加强自身修养，提升做人内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谨言慎行。这一点，古人的体会比我们深。明朝的朱国桢的《涌幢小品·笃行》诗就很有代表性：“八十年来识更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谨言慎行无些过，细数吾乡有几人。”
（3）内省不疚，无恶于志。
《中庸》第三十三章中写道：“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只求内省时没有过失，无愧于心。君子之所以让人佩服，觉得赶不上，正是在这种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每当看到这些话时，就会想起另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苏联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句子。不必理会其中浓浓的政治色彩，单纯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二者是相通的。
“内省不疚”是人修养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无恶于志”。按儒家的观点，人修身并不是为了贪生，好让自己能长命百岁，而是为了“平天下”。这就是事业。当个人修养达到品德高尚的境界，他对自己的选择不仅是无怨无悔，也是义无反顾的。因而，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上面的话就是：“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正心修身而悔恨，也不因正心修身耽搁了为社会多做贡献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平天下而奋斗。”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在内省中，如果有什么让良心感到不安的东西，那么，这必然是个人修养方面存在缺失。面对物欲横流，面对种种诱惑，心被吸引在所难免。怎样才能做到端

正自身呢？自然是接受道德教育，提升个人修养。通过严于律己，如果在内省中感到无愧于心，那么，这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达到了。
（4）致中和。
《中庸》第一章中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心是平静无所偏倚的，这就叫“中”；如果感情的发生都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就叫作“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如果能够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及之，达到圆满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都能各安其所、各遂其生了。这是人的修养中的又一种境界。
人之所以会出现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一定是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或伤害。在侵犯或伤害面前，如果能做到理性加理智地去处理，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这天下也就没有纷争，万物都会回到自身的位置，清静无忧地顺应自然界的规律活动。这也就是《中庸》所盼望的“中”“和”的圆满境界。
但是，物质世界中，利益的纠葛不仅是无处不在，也是无止无境的。要让人们远离纷扰，单靠行政的手段 、法律的手段，那是远远不够的。生存的需要，欲望的需要，随时都会让人对利益有着执着的追求，这就会让行政和法律的干预变得防不胜防和力不从心。这样也就只能从人的本身出发，让人于内心中首先构筑起一道防护堤，远离物欲。这就是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育，提升人的修养，从而让“中”“和”深入人心。
“中”与“和”可当做人的心性中的一部分，是后天接受的一种优良品质。放到社会层面上，“中”又可理解为不偏不倚、公允执正；“和”可理解为相处融洽、彼此相安。因而，当个人修养达到“中”“和”境界时，人际关系必定会达到一个圆满的境界；当社会关系达到“中”“和”境界时，这个社会必定会达一个圆满的境界。
（5）至诚。
至诚是《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
3.如何把握中庸的“动中取衡，静中就重”？
“动中取衡，静中就重”，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在运动中取得平衡，在平静中抓住重心。与此异曲同工的说法还有“闲中取趣，闹里安身”。这是从社会现象中悟出的一种处世态度。在《中庸》中，很多处谈到动静的变化及取舍问题，都是与个人品德操守、志向情趣相联系。
《中庸》第十章写道：“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

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段话的意思是：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还是你认为的强呢？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理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
在孔子的回答中，人家对我蛮横无理，属“动”，我不去报复，属“静”；我的宽容柔和就是“取衡”，去教育人就是“就重”，而这些就成为了南方人的强，具有这种强的人，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做到动中取衡，静中就重，就要做到：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
《中庸》第十四章写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做贫贱人应做的事；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是安然自得的。处于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处于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所以，君子安居现状来等待天命，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孔子说：“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不怪靶子不正，只怪自己箭术不行。”
在这段话中，“素其位”属“静”，“行”属“动”，“正己”属“就重”，“无怨”属“取衡”。在动与静的变化中，要做到“就重”与“取衡”，就要做到：安于现状，不生非分之想；身处高位时，不倚势欺下；身处低位时，不巴结讨好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首先都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动中取衡，静中就重，不

仅是一种处世态度，也是中庸之道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这其中，既包含有柔弱胜刚强，静中能制动的生活哲理，更多还是对个人精神力量的推崇。这些精神力量，就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人格魅力。道德可理解为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准则和规范，在现实生活中调节规范的是人的行为，主要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道德的本质是抑恶扬善。人格是人身上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接受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通过教育，道德可以转化为稳定的心理特征，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就是要从精神层面，通过道德说教，把人培养成具有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的谦谦君子，乃至圣人。这颇有现代人所说的洗脑的意味，只不过其目的较纯罢了。而中庸之道，可说是儒家道德伦理观当中，让人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得以塑造成功的教科书。如何把握中庸的“动中取衡，静中就重”，还是以例说明。
《中庸》第二十七章写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的道是伟大的！浩瀚无边，生养万物，与天一样崇高。充足有余，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这些都有待于圣人来实行。所以说，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成就极高的道。因此，君子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洞察一切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有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知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身居高位不骄傲，身居低位不自弃。国家政治清明时，他的言论足以振兴国家；而国家政治黑暗时，他的沉默足以保全自己。《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可以保全自身”，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这段话放到今天，应该理性地来看待。首先，应该摒弃等级的观念。平民化已经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所谓的圣人观念早已随着精英观念的没落而没落。如今，只有社会分工上的差别，没有身份上的差别。所以，圣人观念实是等级观念的体现，应该摒弃。其次，全民参与政治的观念应予淘汰。如今，政治越来越职业化，自然是专人负专责，不应分散旁人的精力。再次，这段话当中含有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的消极因素，应予抨击。世上事往往是多做多错，如果国家处于政治黑暗当中，谁都不出头，一个个明哲保身，像个缩头

乌龟一样，那这个国家岂不是就此坐以待毙终至亡国灭种了（当然，如果把它理解为知识分子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保持着高尚的文人气节也说得通，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恐怕也是其本意）！所以说，如今从治理国家层面来说，并不需要从政者具有极高的德行，包括所谓的圣人般的品德——具有圣人般的智慧倒是可以的，只需遵从民意，按规办事就行。除去这些，也就只能从做人方面来理解了。首先，努力崇道修德，追求新知识，崇奉礼节，这也可视为“动”；然后，洞察一切，奉行中庸之道，这可视为“取衡”；当环境不利于自己时，要以沉默来保全自己，这可视为“静”；这时，要学会等待时机，以不让自己的才能埋没，这可视为“就重”。这种处世态度，放在今天，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还是在修身方面，即努力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品德高尚的人；其次自然就是以良好的品德投身社会做贡献了。
4.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中庸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至诚。那么，什么是至诚呢？
要知晓什么是至诚，首先要知晓什么是诚。《中庸》第二十章写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诚是做人的原则。天生诚的人，不用勉强就能做到，不用思考就能拥有，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则，这样的人是圣人。所以，诚就是选择良善作为人生信条并坚守不改变。然后在此基础上广泛学习，详细询问，周密思考，明确辨别，切实实行。
这段话道出了诚的含义，就是选择良善作为人生信条并坚守不改变。信奉诚并终生坚守不改变就是至诚。诚，遵循的是天道，坚守诚是做人的原则。要达到至诚，就必须广泛学习，详细询问，周密思考，明确辨别，切实实行。可以看出，至诚，既是做人的一项最高原则，也是一项做学问的最高原则。
为什么说至诚是中庸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
中庸之道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把人培养成合乎天道的尽善尽美的人，关注的是人的本身。个人修养就是贯穿于这当中的理想人格的塑造。那么，这种人格塑造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理想呢？
《中庸》第二十二章中写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有至诚恳切的人，才能尽力发挥他天赋的本性，到达极致；能尽他自

己的本性，就能尽知他人的本性；能尽知他人的本性，就能尽知万物的本性；能尽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万物的化育；能赞助天地万物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才了。在这里，《中庸》把至诚的阶段归入了人的天性范畴。也就是说，诚完全融入了人的心性，成为人的天性中固有的成分。到了至诚阶段，这种诚就是纯粹的，里面不搀杂任何其他物质。并且，“至诚无息”。在人生之路上，追求人格完美永不停息——完全是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自觉自愿进行的。人格修炼到至诚阶段，在现实生活中，无论言谈举止还是立业做学问，都是顺乎心性地以诚相伴始终。与人交往时，以诚相待；涉及利益纠纷时，诚心以对；路遇不平时，顺乎心性地拔刀相助；扶危济困时，发自内心地伸手施援；不媚上，不欺下，不恃强凌弱，不暴殄天物……并且，到了这个阶段，就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出别人的本性，观察出世间万物的本性。这样，达到至诚的人，就能够归于圣人当中了。虽然没有量化的标准，但到此谁都明白，至诚，就是人格塑造的理想状态。到了这个阶段，至诚，已由当初人生追求中的一种最高信念变成了现实。那么，这时候的诚，就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了！
就修养本身来说，中庸之道就是培养人的高尚品德和正确的处世态度。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至诚的高度呢？
《中庸》第二十一章写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由诚能明白道理，这叫作心性；由明白道理后做到诚，这叫作人为的教育。诚也就会自然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后也就会做到诚。对事物的认知从诚开始。通过教育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然后将诚作为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就能够进一步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并将诚运用到具体实践当中。要想将人格塑造到至诚的高度，在具体实践中，起码要做到以下几点：
（1）择善。
善的本意是完好、圆满，是人性中较美好的成分。择善，就是在人生态度和立世标准的取舍过程中，对美好的选择。所以古人有择善如流一说。中国古人常把善和德相连，教导世人要积德行善。所以，善，是人性塑造过程中通往美好方向的基础。诚，属人性中美好品质的范畴，要做到诚，它的立脚点就应站在美好的一面。所以，择善，不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还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把握住了方向，就不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形，就会在善的基础上一直向着更美好的一面前行。
（2）固执。
这里的固执，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行动上的顽固不知变通的意思，而指的是信念上的坚守不改变的意思。选择善

作为人生的一个处世态度倒不难，难的是长期如一日地坚持下去。现实世界是物质的，存在着许许多多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各种诱惑。这些诱惑总是会与利益牵连在一起。这时，提高生存质量的需求，渴望出人头地的欲念，还有种种羁绊和幻想，都在拷问着人的心灵，也就很难让常人做到面对诱惑能坚守信念不动摇。所以，要想品德得以提升，从而向至诚迈进，就必须以善为立脚点，坚守诚的信念不动摇。
（3）博学。
博学，既指才识上的，也指一种求知态度，即广泛地学习。世界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人的本质也同样如此。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学无先后之别，学无身份之别，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态度。道理明显的是，一个人如果满足于现状，甚至抱残守缺，那么，他纵有再诚的心，也只能成为阶段性人物。至诚阶段所要求的是，能“尽物之性”，能“赞天地之化育”，最终能“与天地参”。要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怀着诚心广泛地学习。
（4）审问。
审问，讲求的是效果，而不是形式。对不明白的事物，不是问个大概，而是要问个清楚明白，学会思考，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这既适用于做学问方面，同样适用于做人方面。世界既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也是纷繁复杂、高深莫测的。人常说，在生活中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会活成个明白人。从求知的角度来看，问，既是获取知识的手段，也是一种方法。通过审问，才能“尽物之性”，进一步朝着至诚迈进。
（5）明辨。
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好，更多时候呈现给人的都是一种表象。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看清实质。明辨，也就是辨伪识真，透过表象看清实质。在社会万象面前，以诚的心态来辨别是非，这是诚的内在要求。心态端正固然好，但如果取得的效果不能合乎心性达到真的一面，那么，也就不能在还原事实面前做到诚。所以，明辨，既是由诚通向至诚路上对自身的一种要求，又是达到至诚的一种手段。
（6）笃行。
诚只有融入心性，才能达到至诚。这就要求做到，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对人对事都必须一心一意，心无二念，不虚伪。不能把做事情当作临时的应付，不能把做人当作人前的卖弄，而应是虚心、求真的态度，贯穿其中的就是已化为人生中的一种永恒信念的诚。诚融入心性，笃行就会成为处世态度，进而成为一种美德，而坚持下去，至诚的境界也就达到了。
达到至诚的境界，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中庸》第三十二章写道：“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这段话的意思

是：只有以至诚之心心怀天下，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崇高典范，才能树立天下的根本法则，掌握天地化育万物的深刻道理。
其意义就在于，至诚能让人怀有诚挚的仁慈之心，拥有深邃的聪明智慧，具有通达天赋、像苍天一样广阔的美德，成就了圣人的禀赋和气质，能“尽物之性”“ 赞天地之化育”，最终能“与天地参”。由这样的人来“平天下”，这天下就能垂拱而治。这样的天下，必然是合乎天道和人道的完美天下。
5.为什么说“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
中庸之道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是相当熟悉的了，谁都能就其中的一些内容说出一些见解来。但是，如果将中庸之道的内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那对一些人来讲恐怕就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了。
从理论上来说，很明显，中庸之道包括“中庸”和“道”两个方面。中庸属思想精髓，道是将这些精髓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将中庸的思想融入人的本性，然后再来做人和处事，这就是中庸之道。
谁都有自己所遵循的做人和处事的准则，这就是道。在儒家看来，芸芸众生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他们所遵循的道，不过是常人之道。常人之道纯属物质范畴，人们的思想境界始终处在物欲的包裹中，也就禁不起现实中的种种诱惑，从而让人始终处于利益的纷争之中。这也就是世间因人祸而起的灾难和动乱的根源。怎样避免这些纷争呢？当然得靠教育。通过教育让人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说，遵从“五达道”，培养“三达德”，懂得“九经”这种治理天下的主张等。这就是君子之道。
按上面的方式来理解，君子之道，就是品德高尚的人所遵循的做人和处事的准则。它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当中一种理想的自然人格标准。这种人格呈现出来就是，为人心地善良，讷言敏行，胸怀志向，内心充实，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是，《中庸》不满足于这些，还要将人的思想境界继续提升，这就是圣人之道。
按《中庸》的解释，天生诚实，不用勉强自己就能做到，不用思考就能拥有，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则，这样的人就是圣人。这种人不但具有常人不具备的崇高的美德，还具有常人不能企及的无所不能的知识，属于才德全尽之人。所以，有人就将为而不争，归结为圣人之道，即圣人的所作所为都是顺乎自己的天性而来，不是通过强力来推行或通过竞争来攫取的。圣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率性地符合上天的原则，非刻意所为，因而圣人所遵循的做人和处事的准则就是天的准则，而他们所行的道，就是天道。
现在再来回顾中庸之道的理

论推衍。社会上通行的是常人之道，通过教育，让人的道德品质得以提升后，就能成为君子，从而让君子之道得以施行；君子通过持续不断地加强自身品德的修养，让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升华到最高境界，他们就成为了圣人；圣人所行之道都是循天而来，因而他们所行之道就由人道上升为天道。而到这个阶段，天道和人道就合二为一了。由此再回过头来就可看出，《中庸》所提倡的不断加强个人修养的主张，它的理论依据是，圣人是可以通过自我修养来塑造成的；有了圣人，天道就可以在人间实施，这时，天道也就成为了人道。既然天道和人道能够融合，那么，《中庸》中的各种主张也就有了现实意义。反过来，它就能成为修炼人性的指导工具。到这时，就可以说，《中庸》中的中庸之道是建立在天道和人道能够融合——即“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的。
天人合一实质上是一种哲学思想。它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汉朝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中庸》说出了天人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将天性与人性合一，将人性上升为天性中的那种至善、至诚、至仁和至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呢？当然是通过接受教育，持续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由常人上升为君子，再由君子上升为圣人。到了圣人阶段，也就实现了天人合一。在这一过程中，天性与人性的合一是人格塑造的最高目标，也是最终目的。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达到这个目的，起码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理智与情感合一。
中庸之道的本质思想是，倡导个人通过自觉的个人修养来提高道德品质，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能用一种不偏不倚、执中公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这种态度的实质是一种道德品质的力量。现实生活往往是功利的，在利益纠纷或是非判断面前，人性中的贪婪总是会迁就个人的情感而置事实于不顾，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私利的判断或决定。所以，只有道德修养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才会让理性占据心头，做出实事求是的判决。反过来就是，只有思想境界上升到中庸阶段的人，他才会自觉抑制世俗的缠绕，他的人格才可以继续塑造到更高境界，直到天人合一。
其二，追求与完美合一。
毫无疑问，圣人阶段是人生的完美阶段。《中庸》第二十九章写道：“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这段话的意思是：所以君子治理天下应该以自身的德行为根本，并从老百姓那里得到验证。

考查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没有背谬，立于天地之间而没有悖乱，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问，百世以后待到圣人出现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问，这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后待到圣人出现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这是知道人意。所以君子的举止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行为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法度，语言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准则。很明显，当人格塑造到君子阶段，对他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所作所为要“不谬”“不悖”“无疑”，在圣人面前能做到“不惑”，并且，他的举止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行为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法度，语言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准则。当君子能做到这一点时，他离圣人也就不远了。所以，把追求与完美结合起来，既是一种高规格的要求，也是一种良好的鞭策。长期坚持下去，必能到达天人合一的那一层次。
其三，内在与外在合一。
个人修养方面的“慎独”“言顾行，行顾言”之类的所要表达的都是要求人做到表里如一。《中庸》第二十五章揭示了这方面的关系：“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在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诚实是自我的完善，道是自我的引导。诚实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没有诚实就没有了事物。因此，君子以诚实为贵。不过，诚实并不是自我完善就够了，而是还要完善事物。自我完善是仁，完善事物是智。仁和智是出于本性的德行，是融合自身与外物的准则，所以任何时候施行都是适宜的。内在的仁和智，之所以能够形成本身的德行，就是自身与外在的事物相接触过程中形成的知与行的融通。也就是说，内在的仁和智的形成，是在没有受到外物干扰或无视外物干扰的情况下，主观自觉培养的结果。仁和智都从诚实中来，当诚实发展到至诚阶段，仁和智也就成为圣人天性中的一部分，这时，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时候。
另外，从儒家一向的政治观来看，中庸之道所包含的天人合一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治国理念，并非单纯地用来提升个人的素质，而且包含有功利的目的。比方说，《中庸》第十七章写道：“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

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所以，上天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资质而厚待它们。能成材的得到培育，不能成材的就遭到淘汰。《诗经》说：“高尚优雅的君子，有光明美好的德行，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禄。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会承受天命。这当中，地位、财富、名声、长寿以及福禄，哪一项不是现实的、物质的，又怎能让人免俗、脱俗呢？这，又同中庸之道要把人培养成圣人的那种至高境界背道而驰，实是一种让人难解的矛盾。
6.治国之道中包含有“无为而治”的思想吗？
看到“无为而治”四个字，谁都知道是春秋末期道家的老子提出的。它是一种治国理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道德经》第二章中写道：“是故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这句话的意思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措施都是顺应天道而来；这样，老百姓也就因遵循天道而合乎天道，对他们也就不需要再去教育了。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句话的意思是：管理国家者顺应天道施政，老百姓必定普遍发自内心地拥护；管理者不去打扰，老百姓自己就能走上正道；管理者不去做些什么，老百姓自己就能创造财富；管理者不去索求什么，老百姓自己就能创造淳朴的风气。当然，老百姓所能达到的“化”“正”“富”“朴”的前提是，管理者施政必须顺应天道。
《中庸》的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推行并让人接受中庸之道，把人由常人变为君子，再由君子修身为圣人。到了圣人阶段，天道与人道就合而为一。修到圣人后，是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就达到了，从此以后就可以远离红尘成为仙人，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呢？当然不是。儒家所推崇的圣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他们运用天道来“平天下”，即治理天下，让天下太平和合。《中庸》第一章中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所赋予人的本质特性叫作本性（天性），遵循着本性来做人和处事叫作道。
而到了圣人阶段，圣人的“率性”全都承自天意，顺应天意，是“从容中道”——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则。既然圣人的本性已经与天性相合，由他们来施政，不就是在人间施行天道吗？天道在人间施行，天地和合，那些体现着人的意志的法规制度也就没必要了，那些统治者所推行的施政措施也就没必要了，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这不就是无为而治吗？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这句话的

意思是：无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舜，在中国古代是被公认的圣人。孔子说他治理天下的措施就是无为而治，那么这无为而治也就是圣人之道。这样看来，这儒家和道家在政治理想上是一致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儒家的政治理想或最高政治目标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理想呢？这，还是任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去吧。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儒、道二者的相通之处，也就由此及彼推断出道家为什么能和儒家并列于统治者的教科书中，而没有像其他的诸子百家一样长久地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的原因了。尽管儒家和道家在道德理想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它们又是截然不同的。
道家的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到了春秋时期，老子将古圣先贤的思想精华进行汇集和总结，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这标志着道家思想的正式成型。从这以后，这种思想被广泛尊崇并被用作治国理念。道家以老子、文子、庄子，管子等为主要代表，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虚无、自然、无为、守静、璞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思想观念。它的思想形成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广纳众慧，因而在历史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来源于尧舜时期的“中道”思想，还有《易经》中的“德义”思想和西周时期的《尚书》《诗经》中的文化思想，并逐渐演变成一门奉孔子为宗师的学说。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和“礼”，崇尚等级制度和用“三纲五常”来维护统治，主张“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常关系。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信奉由孔子创立的维护周礼的主张，并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统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说成为了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流派、正统的官方思想，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全方位的影响。
从形式上来看，道家到后来分化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他们所遵循的是道家的思想而不是人本身。而儒家到后来发展成为以孔子本人的思想为核心，并向下顺延发展。从内容上来看，道家所倡导和追求的是顺乎自然。“人皆知持物之乐而不知不持物之乐。”而不同于儒家的刻意修养人性，以致让人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观点。它更在乎的是贴近生活，主要内容包括体道、道法自然、贵时主变、虚无、守一、齐物、柔

弱、天道行健、无为、动静结合和纯粹朴素等。从内容上来看，儒家学说所倡导的是教化，“担天下教化之先声”，着意点在人本身的修养。儒家全盘接受古代的教化内容，并将它们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并且将教化普及化。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仁而有序、互敬互信、微言大义、重义轻义和格物致知。
不过，从内容上来看，儒、道两家确实存在不少相通之处。以《中庸》为例。《中庸》中说“率性之谓道”，要求人们知道什么是道；而道家要求做到“体道”，要求人们对道有切身的体悟。这可说是两者在起点上的相通之处。道家倡导“道法自然”，而《中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之道，同样是“率性”的，也就是完全合乎自然法则的天道。这可说是两者在追求目标上的相通之处。道家所倡导的“守一”与《中庸》所倡导的“固执”在要求上几乎相同，都是要求人们不改变心趣和志向的一种做人准则。还有道家的“齐物”“动静结合”的观点，与《中庸》中的“致中和”“动中取衡、静中就重”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其他类似的相通观点还有很多。由此，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独尊儒术”后，道家后来仍然能够浮出水面并长盛不衰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