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近代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_洪云
2013年11月宁夏社会科学No．6．Nov．2013第6期（总第181期）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 Gen．No．181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近代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
洪云1，2
（1．浙江大学，浙江杭州310058；2．贵州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自19世纪末开始，进入西南山区的西方传教士将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撰写并留存了大量记述当时西南山区少数民族部落社会生活的论著和相关文献。本文集中对西方传教士关于西南山区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的文本叙述进行了分析，再现彼时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风貌，并对其中反映出的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照与思想心态进行了考察与审视，以期对今天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及其对外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晚清；西南山区；少数民族；西方传教士；民居建筑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13）06－0099－04
一、引言
民居建筑是社会文化的综合载体，建筑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因其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具民族风格特色的建筑文化。而这些具有特色的民居建筑也可以反映出该地区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晚清时期，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十多个基督教会派别组织，有着各自的教区和传教范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和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19世纪末，“内地会”及“循道公会”先后命令其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士，要求他们尽快学会土著语言，开展非汉人中的传教。进入西南山区的西方传教士将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撰写并留存了大量记述当时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社会生活的论著和相关文献，记载了近代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的部分真实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又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在东西方世界分别起着相应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所著的《在未知的中国》（“In Unknown China：Ob-servations，Adventures and Experiences of a Pioneer Missionary”），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Ｒ．Clarke）所著的《在遥远的中国西南部落中》（“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英国传教士王树德（Wil-liam H．Hudspeth）的《石门坎与花苗》（“Stone-Gateway and the Flowery Miao”）中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的文本叙述进行分析，再现彼时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近代西南少数民族形象，并对其中反映出的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照与思想心态进行了考察与审视，以期对今天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及其对外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利用这些珍贵的文本资料，可以全面深入地去研究、保护、开发利用民族文化遗产，还可以开发拓宽旅游市场。
收稿日期：2013－09－13
作者简介：洪云（1971－），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语用学、英语教学法。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基督教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研究”（10YJCZH040）阶段性成果。
二、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
进入西南山区的传教士在活动期间，面对首先映入眼帘的东方建筑形态，无不充满新鲜和好奇，在他们的著述中，也频频介绍到西南山区各地城乡建筑的面相；同时，对于建筑的关心还来自传教士首先需要解决的立足和生存的需要。环境的恶劣迫使他们思考能生存下来的生活环境。但是从西南山区落后的经济状况、艰苦的生存环境来看，传教士进入西南山区进行传教的行动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确实是一种“拓荒”的行为。因此，与在沿海发达地区且有着丰厚资金支持可以大兴土木、修建别墅的同仁相比，进入西南山区的这些西方传教士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凭着自己强大的信仰动力拓殖自己的精神领地。“我们住的那座房子恐怕是中国最小的布道所之一……住宅的前部分有楼上楼下一共两个房间。房屋后面是一个小园，小园的一部分搭有顶棚，做马厩用，当我们的汉族‘男仆’在旁边为这个小家庭烧饭做菜的时候，马儿就在小棚里兴致盎然地大嚼玉米，玉米坚硬得如樱桃核一般，被咬得噼啪直响。不远处，在校园的外面还有两户人家，也是同样的两层楼。我们把楼下的房间当做餐厅和书房，楼上的作为卧室，屋内有一把上下楼用的梯子。仅一扇窗户，为两个房间共同拥有。我们竭尽所能把这所房子变得更加舒适一些。屋里的家具粗劣无比……不论环境有多么艰苦，两个年轻人仍然是一往直前，因为我们内心充满勇气，我们是上帝的战士，甘愿为了主忍受一切艰难困苦。”［1］40
通过传教士们的记述，可以想见当时的云贵高原破敝、落后的境况。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对于一个初来异地的传教士来说“首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就是为他和他的家人寻觅一处安身所在”，这就涉及建筑的问题。传教士们在租赁营建自己安身立命的居住场所时，一方面以周围居民的建筑为参照系，站在西方文化的中心对当地建筑形态加以审视；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到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对其进行改造。如柏格理对其在昭通住所的细致考察和描述，他记到：“那段时间我正住在昭通城内一所狭长并且布局凌乱的宅子里。房子由两个庭院组成，其建筑样式就像英国旧时的旅馆……这所房子是在一百多年前建造的……即是如今传教团的驻地……位于主院落中显要位置的房间都比较大，房子的一楼就是客厅。楼上的房间以前是用来作煤窖的，在我们买下这块地方时，那上面还堆放着许多煤。当然我们改变了这种情况。我们设法使前面的屋顶延伸了一块出来，并且建造了一个不错的阳台。这样，当雨季来临，雨正下得起劲的时候，阳台将是孩子们玩耍的理想场所。这一片房屋正中的那间被我们用来作客房，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有很多门。房间的正面由六个门组成，其中有四个门的上半部是精美的透雕细工，糊上薄纸后，房间内就能射入一定量的阳光。然而我们还是除去透雕，装上窗户。房间的后面有一道桐乡流体的门，另外还有两道通往厢房的门。门好像还不够用，于是我们又装上一道门，那是块可以转动的巨大的木嵌板，打开这道门的时候，其他的门会纹丝不动，陌生人根本就无法看出这是道门。”［1］394而正是通过这道门，柏格里才和他的同事们将前来寻隙闹事的苗家妇女及其丈夫制服。从柏格里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还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而这种改造也融入了他们对于建筑考察的几个维度：一是经济性，就地取材；二是实用性与外观性的结合，如阳台的改造。
当柏格里应苗民所邀，骑着毛驴长途跋涉来到地势险峻、环境恶劣的贵州威宁石门坎建立传教中心时，从关于柏格里在举全体村民之力修建石门坎教堂的描述中也可看到传教士们是如何从经济的角度就地取材，最大化地降低建筑成本；同时又能兼顾实用性，考虑建筑的结构及材料质地。“……我们用这笔钱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座小教堂。这决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在距石门坎十英里的一个地方，我们以不足一英镑的价钱，购买了若干长在山坡上的冷杉树……树木的价格便宜，但当时将其搬运至定居点很困难，这就使有些木材价格变得十分昂贵。由于没有砖和瓦，我们就动手建造自己的砖瓦窑。用大约三万文钱买了一头水牛，如果把牛赶进浅泥坑，它的大蹄子就会不停地踏揉黏土。干活时，传教团的水牛一圈一圈地慢慢行走。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瓦还没有制成。在第一窑一万片瓦烧出来之前，焦虑的心情与不断的失败时时折磨着我们……使用干草覆盖屋顶……小教堂的墙壁由泥土筑成……预计可坐三百五十人。靠山的那一面，基本自上而下修整平直，组成物资的后墙部分，因此后墙积聚着严重的潮气。在前墙，开有二个窗户和一扇门。”所谓建筑艺术的审美性、外观性在这里则退居
其次。
对于长期习惯于西式建筑的传教士们来说，西南山区民居与西方房屋迥然不同的形态令其一时难以接受。传教士们开始接触还主要是下层民众和普通百姓的住房，条件简陋，因此不免在其印象中留下污点。在他们看来，西南山区民房最大的弊端显然表现在光线、通风及卫生条件等方面。“我们被引进一座长50英尺的房子，除去位于中央部位的门之外，整幢建筑再没有洞开其他采光设备。我们发现室内的一切都十分黑暗，在眼睛适应缺光的环境之前，相互之间谁也看不清楚谁。我们试着移向锅桩，即通常在泥地上挖成一个穴的那种火塘。大家高兴地蹲在温暖的圆木火堆旁边。烧得很旺的火是对我们的特意款待……”［1］240
在走访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的过程中，传教士们也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的民居特色。如苗族的传统建筑多为木结构，且各地房屋形式不尽相同，其中吊脚楼最具特色。由于受到游历区域的限制，传教士的笔下只提到了苗族的长方形茅草房或十分简陋的杈杈房，即以树干交叉搭棚，上盖茅草，以树枝或竹片编墙，涂以泥土并对之进行了细微的考察与描述“苗族社会生活中的技艺并不多……他们聚居于小村庄或大点的山寨，苗家的住房皆以黄泥筑墙、茅草盖顶。让我们进入一座这样的房屋看一看———还是饶有趣味的。您会发现这座房子分为两间。里面的那一间有一头母牛、少数的几只山羊和绵羊，或许还有一头猪，都以此为厩。……外边这间起居室排上的用场最多，它兼做厨房、饭厅、客厅，到晚上则是卧室。……这些茅舍的悲剧不仅是贫困，更在于由此而导致的险恶与卫生条件缺乏。传教士就经常不得不睡在一间这样的房屋中，当它的床对着隔墙安放的时候，而这堵墙恰好又是按惯例由枝条编成的篱笆，有的牲畜就会由篱笆墙洞中伸出头来，打量着陌生的借宿者。”［1］394这就使得读者对于不同功能的建筑设施及布局等有了更为直观和全面的认识。通过传教士们的记述，不难看出他们对传统的东方建筑总体缺乏好感，折射出其西方文明本位的潜意识。另外，彝族民居中的“火塘”也是传教士笔下浓墨重彩所渲染的一道场景。走进诺苏人（彝族）的家中，跃入眼帘的无疑是居中的火塘。“屋内的一端有一个相当大的石砌火塘，锅桩石上放着一个大号的铁制三脚架，其直径约为二英尺。三脚架上搁着一口巨型铁锅，它与乡村汉人普遍使用的那种铁锅相似。火塘里的木柴冒出熊熊火焰，这种情景使从漫天飞雪中进来的行路人感到特别愉快和满意。”［1］232“火塘”又称“锅庄”，彝族人家内活动多在住宅中心的“锅庄周围，锅庄上置铁三角架，供炊事用。上方供奉祖先灵位。客至，则坐锅庄旁，全家炊食、聚会、节日歌舞及祭祖都在锅庄周围，锅庄严禁触动。”
民居建筑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扬子江流经云贵高原，传教士们在艰险的航程中，虽有九死一生的磨难，也会有劫后余生看到天人合一景色的心悸。当然跃入眼帘的，肯定少不了“在阳光的照耀下，遍布各处高高的白色碉楼闪闪发光，分外醒目，并与附近阴暗的黄褐色泥土房屋形成鲜明对比”［1］185。有心的传教士们竟然数出在两块高地上有30座这样的碉楼，随之，在高地的南边，他们又数出64座类似的碉楼。
云贵高原上的碉楼多建于村寨住房旁，高度在10至30米之间，用以御敌和贮存粮食柴草。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几种形式。有的高达34四层。建筑材料是石片和黄泥土。墙基深厚，以石片砌成。石墙内侧与地面垂直，外侧由下而上向内稍倾斜。修建时不绘图、吊线、柱架支撑，全凭高超的技艺与经验。建筑稳固牢靠，经久不衰。在楼房顶部四角各筑一个墙垛，开有枪眼洞。这种碉房在部分藏族和羌族地区盛行，原为防御外人偷袭、抢劫而建，后来逐渐形成住宅建筑形式。
在传教士的笔下，我们从关于碉楼的记述中感受到了这种极富时代特色的建筑给他们带来的神秘感。“乡间处处星罗棋布的白色碉楼意味着危险……一些碉楼是用采来的石料牢固地筑起，其他的则不过是泥土建筑，就好像在英格兰西部曾经相当流行的由晒干的泥砖修筑的农场建筑物……各式各样白色碉楼的高度从45至75英尺不等。楼基大约20至25英尺见方，个别的甚至还要更大一些。墙壁通常达三英尺厚。有一个像小型号的中国城门那样的拱道进入楼内，拱道可由坚固的大门关闭，有效地保证了里面的安全。碉楼分为四层或五层，和平时期即用作谷仓，储藏农田的收获物。大量的石块储备在顶楼上，是为了击退任何企图烧大门的人，要不对方就很容易得手。长矛、三叉戟、老式的枪炮，甚至
现代化的步枪都装备在里面，以防万一发生的攻击。通常，碉楼与生活用房建在一起，有一个小入口与其中的某间物资相通。一旦紧急情况发生，妻子和儿女们在短暂的报警时间里，尽可能地抓上有价值的贵重物品，躲进碉楼的上层，同时，男人们则在为保护自己家园的完整而战斗。”从碉楼的外观能窥见房主的身份及地位。“偶然，碉楼和附近的房屋被牢固筑起的围墙所环绕，外面还有一道壕沟，这就强烈地提示着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碉楼的围墙在战斗是常常祈祷中国式城墙的作用。”［1］188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碉楼这一极富特色的民居建筑不仅反映着当时的建筑风格、工艺，同时也是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的一面镜子。“修建碉楼是为了防御居住在对岸惹黑领地上的部落人，在复杂的诺苏家族之间，的确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世仇与纷争，但同时更存在着山里人和扬子江对岸汉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各部族的人随时都在提防着入侵者向边界发动的袭击，家家户户的墙上都挂着武器，武器的旁边悬挂有一只口袋，里面装着燕麦炒面、肉食、一个小巧的铜盆和木勺之类的东西。当号角从领主的大房子或是城堡里响起时，居住在附近的所有男人就抓起武器和装有干粮的口袋，以惊人的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赶到中心地点集合，组成一支全副武装并且可以持续战斗四五天的庞大队伍。”［1］53
这种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冲突使得山里的大多数房子修得很低，即便是某些部落首领的房子，“我四处打量一番，注意到我们正呆在里面的这座房子比起其他所到过的大多数房屋来，不仅空间更大，建筑质量也更好。托负起房顶的横梁又粗又大，而支撑起横梁的木头柱桩直径则超过一英尺。整座房子有四间内室组成，每间相互没有隔墙，我们所在的那一间面积最大。一如这些诺苏建筑的风格，屋顶由松木薄板棚起。若把木板精心铺放，它们就足以抵御风雨，极少出现泄漏。没有人修建高大的房屋，他们告诉我是因为在部落冲突中，焚烧敌人的房屋是双方作战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1］301。
三、现实的思考及其意义
民居建筑是某个民族一定社会历史时期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着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文明进程。西南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因受气候、海拔、地形、建筑材料等自然环境以及人口、经济、宗教、科技、思想等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独特的形式和建筑风格。新时期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西南山区各族人民的房屋居住状况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通过传教士笔下西南山区各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房屋的形式与修建不仅与本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从事的生产话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发展变化也是受社会经济、时代背景制约的。
一个世纪前柏格理在他的书中预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后五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会从一些西方人的著作而不是一些汉文书籍中更多地了解中国西部的土著民族。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能有一些有才华的有同感的中国人，担负起收集所有可能得到的关于这些具有深远魅力的部落人记录的工作。出自东方人立场的著作，此种劳动的结晶将会具有无限的价值。”［1］59－60
西南山区聚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民族文化，同时，这些先辈给我们留下了各具特色、种类繁多的民族建筑文化遗产。这些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丰富建筑遗产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精髓，也是唯一的不可替换、不可再生、不能重现的宝贵财富。［2］252－254通过研究传教士的文本叙述以及珍藏的图片，可以还原部分当时民居的建筑特色，并与今天的民居建筑进行对比。看看落后的、原始的元素是怎样得到了革新，现代生活观念与建筑样式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引入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中。并积极思考如何在新兴建筑中保留传统民居的优点与特色，使得传统、典型、富于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形式得以发展和光大。
参考文献：
［1］［英］柏格里．在未知的中国［M］．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Pollard，Sam．In Unknown China：Observations，Adventures and Experiences of a Pioneer Missionary．Philadelphia：J．B．Lippinott company，1921．［2］蔡家斌，武淑娟，贺莹，邱望标．基于反求工程的贵州少数民族建筑文化遗产保护［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08（4）．
（责任编辑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