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习得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南方论刊·2015年第5期学术之窗

文化习得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覃俏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102）

【摘要】来华留学生由于文化差异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及跨文化适应问题，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化解文化冲突，顺利度过跨文化适应阶段的重要方式。文化习得是提高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对培养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适应能力都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习得；来华留学生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向着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来到我国求学，我国众多高校中汇集、体现着多元文化，而在多元文化的交叉碰撞中，不仅充满了由于多元文化对话带来的活力，也存在着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留学生跨文化交际障碍及随之而来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因此，培养、提高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之建立起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正确的沟通交流通道，化解文化冲突，顺利度过跨文化适应阶段，度过有成效有意义的留学生活，这对促进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很多学者对跨文化交际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尝试从文化习得的角度谈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

谈到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必然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交际是一种交流、沟通，是交际双方信息交流的动态过程，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双方信息交流的过程。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美国，其奠基人是美国人类学家霍尔（Edward T. Hall），他在1959年出版的《The Silent Language》中谈到旅居海外的美国人和当地人之间的交际，后来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深入，跨文化交际所指扩大到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由于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其语言、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交际规则等方面也不同，这样会使双方在交际中产生文化误解、文化冲突等交际障碍，为了有效解决这些交际障碍，跨文化交际双方需要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越强，就越易正确、恰当地处理跨文化交际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困难，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其研究是从交际能力发展而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海姆斯（Hymes）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他从语言的角度出发，认为交际能力包含了语言的合法性、可接受性、得体性和可操作性，注重的是在具体语境中的语言交际能力。之后学者们又陆续认识到社会因素乃至文化等因素对交际能力的影响，尤其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际，交际双方处在跨文化语境中，影响其交际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的交际能力，还包含了语言之外的种种因素，由此，对交际能力的研究逐步扩展到跨文化交际能力，中外学者们对此从各个角度、层面进行了归纳、阐释。在国外，如Samovar & Porter（2004：303）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归纳为动机、知识、技能；Gudykunst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素归结为显示尊重、求知倾向、移情能力、交际驾驭能力、事件行为能力、关系行为能力、模糊性容忍、交际性态度（杜瑞清等2004:432）等等。国内学者，如贾玉新（2004:480）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包括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交际方略系统；毕继万（2009:18）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由语言交际能力、非语言交际能力、语言规则和交际规则转化能力以及文化适应能力所组成的综合能力，等等。

虽然学者们的研究各有千秋，不过都涉及到了交际者在不同文化碰撞下的情感系统与能力系统，概括地说是一种跨文化适应能力，可见，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了语言交际能力之外，还包括非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适应能力。其中，语言交际能力包含了所学外语的语言知识及语言使用策略、使用能力；非语言交际能力是对非语言要素，如体态语（基本人体动作、礼节动作等）、副语言（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言声音等）、客体语（衣着、化妆、个人用品等）、环境语（空间、时间信息等）等（毕继万，2009：339）的认知、使用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则包括跨文化认知、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行为。

二、文化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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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的概念最早是在语言教学理论范畴内提出的，语言习得是与语言学习不同的掌握语言的方式，七十年代美国语言教学理论家克拉申（S.Krashen）在其输入假说理论中进一步系统地提出学习与习得的假说，认为习得是潜意识的、日常的、暗含的学习，之后学者们发展并丰富了语言习得的研究领域。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包括了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能力，该概念的提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习得任何语言都要习得其语用规则和文化”（刘润清1999：167）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语言知识蕴含着文化因素，语用规则的形成也与该语言社团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学习一门语言，也就是学习该种语言所属的文化，同样，习得一门语言的过程，也是习得该种语言所属的文化的过程。第二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获取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交际的根本特征是如何发现、认识和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刘珣，2000:124）可以说，发现第二文化与母语文化的差异，并适应这种差异的过程，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获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二文化习得起着重要作用。以下谈的文化习得主要指第二文化习得。

文化习得不仅习得第二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还习得第二语言社会人们的非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包括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环境语，大多是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的某一社会的共同习惯，由一定的文化环境决定，非常能反映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和价值观念，贯穿于交际过程之中，其获取途径常常是日常的习得。文化习得不仅习得第二语言社会的表层文化，还习得其深层文化。一个社会的深层文化包括该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交际模式、风俗习惯等等，都在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和交际方式。

人们对母语的文化习得是在母语习得过程中同步自然进行的，而对第二文化的习得是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进行的同时，因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已经有了母语文化系统，所以习得第二语言文化时会有母语文化的迁移，即从母语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第二语言文化，还有一个认知重新构建，情感重新调适的对第二文化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过程受外在的文化环境以及学习者自身对目的语和目的与文化的动机、态度、情感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文化习得贯穿在语言学习、习得全过程，特别是在目的语国家学习，对文化习得更有利，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习得目的语社会的文化。对来华留学生来说，所处的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利于其习得中国文化的环境，善加利用的话，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很有帮助。

三、文化习得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文化习得与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

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或其他专业，生活中与中国人交往，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障碍，汉语中的汉字、词语、语法等都是需要克服的困难。不少留学生发现，他们在课堂上完全听懂教师的讲授，也掌握了相关的语言知识，但在日常生活与中国人及交流中，经常发生听不懂甚至误解的情况。原因就在于，在课堂上学习的词句，教材对词语的释义缺乏跨文化语境，同时留学生们也很喜欢利用词典等工具书通过翻译法来获取对词句的理解，不仅大大降低了对词句含义理解的准确性和词语的运用能力，而且因为他们在运用所学的词句与中国人进行交流时，受自身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际规则等的影响，而非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而造成了信息传递的误差，对跨文化交际造成了干扰。只有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不断运用所学运用词句，经过不断的文化习得过程，才能排除母语文化的干扰，理解所学词句的文化含义，正确进行跨文化交流。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ell Hymes，1967，1972）第一次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包括语言使用的合法性、可接受性、得体性和可操作性。之后社会语言学家们对交际能力的定义有了扩展，其内容除了语言学能力外，还包括社会语言学能力（功能、意念、场合、性别、身份、地位、心理、语体等），话语能力（话语的连贯），交际策略（解释、迂回、重复、回避、猜测等）。可见，来华留学生要提高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不仅要提高对汉语语言要素的正确理解，还要能正确使用汉语。在课堂中学习语言，受教材和教师拟定的情境和模式制约，缺乏更广阔的社会化语境，其交际能力的提高会受到一定影响。社会文化语境是认知的基础，交际是交际者顺应文化语境的过程，即交际者在与特定的言语社团的日常交往中潜在地习得各种交际规范，学会怎样领会对方情感，表达自己情感，学会怎样恰如其分地表达。可以说，学习者在不断的文化习得中进行文化重构和自我调适，认知母语者的语言交际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真正实现从语言能力到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

（二）文化习得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能力

人们的交际渠道除了语言渠道，还有非语言渠道。非语言交际是语言以外的交际行为和交际方式，最早的分类是鲁希（Ruesch）和基斯（Kess）提出的，他们把非语言交际分为手势语言、动作语言、客体语言三类（Ruesch and Kess，1956），之后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归纳和区分。国内学者毕继万先生借鉴西方学者比较统一的认识，把非语言交际分为四大类：体态语，包括基本姿势、基本礼节动作及人体各部分动作提供的信息；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各种非语言声音；客体语，包括人体的衣着修饰、个人用品等提供的信息；环境语，包括空间信息、时间信息、声音、灯光、颜色、标识等（毕继万，2009：339）。非语言交际也是人们重要的交际手段，萨莫瓦和波特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研究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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