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 穆勒》
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
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
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
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神童的造就
约翰·穆勒，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也是著名功
利主义哲学家James Mill (1773-1836)的长子，James来自
苏格兰的贫困家庭，苦学成功，17岁便为约翰?斯图亚特爵
士选为其女之家庭教师，并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就读，1798年
成为合格的传教士，但终身未传过教，并且视基督教为进步
的最大障碍。
1802年爵士在伦敦提供他一栋房子，从此就在伦敦以作家及编辑为业；1805年与Harriet Burrow结婚，年余产下一子，以爵士之名名之。 James对于心灵的观点深受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之影响，认为心灵最初就如同一张白纸，而思想来自于感觉经验(sense-experience)(经验论)的积累，而密尔就是James的那张白纸，于是密尔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阶段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据密尔《自传》（Autobiography）表示，他认为人在成长的初期，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可以吸收和理解的数量远超过常人所能想像，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并非上驷之才，但经过这样的训练，一样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父亲对密尔的教育以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当作伦理学的基底，源自于James与边沁的交情，事实上密尔自己也与边沁常有接触，边沁死后还负责整理他的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密尔有意无意成为效益主义学派的接班人。
在密尔青年期的晚期，在古典哲学的雄厚背景下，对政治经济学与法学又下了一番苦工，并且开始在报刊文献上发表文章，其中最主要的场域是在哲学激进派的喉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与之相抗衡的是辉格党（Whig party）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以及托利党（Tory party）的《季刊》（Quarterly），他并且组织了学社与年纪长他不少的人进行学术思辨，并且以读书会的形式增加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知识。
经典理论
1.否定商品供给的一般过剩.穆勒重复萨伊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说法.
2.继承稳定状态的论点.他认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进步的尽头就是稳定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是延缓了稳定状态的来临..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或者资本不在此哦能够富裕的国家流向未开发的国家,由于利润率的降低,富裕国家很快就会达到稳定状态.
3.国际价值法则. ：“一国的生产物总是按照该国的全部输出品适足抵偿该国的全部输入品所必需的价值，与其他国家的生产物相交换。这一国际价值法则只是更为一般的价值法则，即我们称之为供给和需求方程式的延伸”穆勒的国际价值学说是对古典学派
国际贸易理论尤其是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4.提倡工资基金说,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工资基金就是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穆勒指出,工资主要由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也就是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决定的工资基金说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供求均衡理论所代替.
5.强调分配公平的重要性.
约翰穆勒：一个思想家的成长
约翰穆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父亲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识学习和训练，最终成长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穆勒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对知识和精神进步的执著追求。一个思想家的成长，也留下了那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的痕迹。
（一）早期教育
约翰·穆勒是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当时的詹姆斯·穆勒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给杂志写文章获得不稳定的稿酬养家活口。在艰苦的条件下，詹姆斯·穆勒一边写作《印度史》，一边亲自教育小穆勒。对小穆勒的亲自教育实际上是老穆勒在实践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他是其父按照边沁的教育法培养出来的。”
在父亲的指导下，穆勒童年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8岁起攻读几何和代数，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时小穆勒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先后学习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4岁时，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达到的水平。“他正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就像40岁的人那样。”
（二）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
1821年，小穆勒开始学习法律。当小穆勒打开边沁的《立法论》，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向他开启了窗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行为的效用来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断立法的正义性——给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此前，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穆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他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仍然象一盘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红线将它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改变了。……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
自此，穆勒成为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1822年冬，穆勒组织成立了功利主义学会，宣扬边沁的思想。1824年，边沁创办了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穆勒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余协助边沁编辑出版了《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学者已经崭露头角。
（三）精神危机：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陶冶
穆勒面前呈现的是灿烂的学术前景。有着学术界权威的鼎力支持、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的人类知识、有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充满友爱的学术圈子，这一切将为穆勒铸就成功之路。但是，学术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人生的辉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幸福的意义在于人生目标的实现，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1826年秋天，这些问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
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结果是行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过程即行为本身的意义。于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受到怀疑甚至否定。这是穆勒精神危机产生的关键。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
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来说，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一个学者也不可能成为一台学术机器。尤其是在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的关怀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怀为前提。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在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情感；……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最终怀疑生命的意义。穆勒精神危机的结果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穆勒对边沁不再盲从。他将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给功利主义注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内容。
（四）思想的发展：穆勒与圣西门学派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使穆勒急于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成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灯塔。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有关的观点时，我感到大为惊讶，尤其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更使我兴奋。”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建制时期人们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随着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时期。人类的认识就这样周期性螺旋推进。“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
圣西门学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会主义纲领对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在我看来充满着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旧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部分也是受他们著作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沿着圣西门学派的思路，穆勒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怀疑。“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
（五）思想的发展：穆勒与哈丽特·泰勒
穆勒精神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论支点的动摇，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导致的感情空虚。前一个方面，穆勒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后一方面的支持则来自哈丽特·泰勒（哈迪）的友谊。穆勒家族与泰勒家族是世交。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穆勒认识哈迪时，她已经是泰勒夫人。“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缕亮丽的色彩。穆勒在与哈迪的思想交流中体味者生命的价值，丰富着人生的意义。泰勒先生去世后，1851年，穆勒与哈迪结婚。1857年哈迪去世于法国阿维尼翁并葬于此。此后穆勒长期生活在阿维尼翁直到去世。
哈迪给予穆勒的，决不仅仅是情感的慰籍。在穆勒看来，哈迪不仅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甚至是他思想的启迪者。认识哈迪后，“我的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进步，懂得更多事物，过去懂的东西，现在理解得更透彻”。认识哈迪前，穆勒的理论偏重于思辩而对现实的关照不足，正视在哈迪的影响下，穆勒此后的著作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性。“人们认为我的著作比大多数同样善于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较多的实用性，因而我常常受到称赞，其实我应得的称赞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称赞的有实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产物，而是两人合作的结果，其中一个人对当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是非常切于实际的，对预测遥远未来是高瞻远瞩和大胆无畏的。”
影响和评价
约翰·穆勒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约翰·穆勒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的第二章专门探讨了言论自由问题，标题就叫《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这部分论述对报刊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约翰·穆勒的经典之作《论自由》被认为是对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制性道德主义的反抗。
约翰·穆勒著《自由论》的目的是要在充斥着宗教不容忍与如影随形的伪善的维多利亚社会里，为个人抵御这些压迫势力提供一些保护。如果书中有哪一句话最能揭示《论自由》全书的宗旨，那这句话就是：“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这种个人自由观念是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之上的，因为约翰·穆勒认为，由于人类难免犯错，自由讨论才是最有可能发现新真理的途径，而对任何探究的封杀和排斥，都会对人类造成损失，因而都是不明智的。此外他还认为，只有通过争辩，才能让我们学会更好地表述和捍卫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争辩，或者不允许争辩，只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的真理变得不堪一击。
对穆勒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卓越贡献，思想家们给于了高度的评价。
“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代人的思想的影响有象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时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穆勒的著作都将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
关于穆勒的《论自由》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一书，是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书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宣传近代欧洲的自由、民主观念,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论自由》写于一八五九年。这篇论文的中心论题有三个：
1.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2.论个性自由，
3.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全书文笔优美，逻辑谨严。围绕着这三个论题，穆勒发挥并发展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卢梭、密尔顿等进步思想家关于社会民主和要求科学自由、思想自由，在文化上反对迷信愚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本书所要讨论的不是作为哲学命题的抽象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而是公民自由亦即社会自由——即一国人民在社会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自由权利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对于国家机器统治权利的限制问题。这个公民自由的问题，“它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时代上划分着人类”，而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阶段中，“它又在新的情况下显现出来，要求人们给以一种与前不同而且较为根本的处理。”穆勒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人类自由权利的进步。他指出，现今已经接近于这样一个时代，国家的各种官府必须成为人民的公仆或代表，可以按照人民的意志设立或撤销。必须使“统治者出于选举并且仅任短期”，以保证政府权力不致被无限制地滥用。由这种自由权的概念出发，穆勒提出：公民自由应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思想和讨论的自由，即在科学、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上，人民有形成、阐述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
二、发挥个性的自由，即人民在个性上有选择符合自己趣味和需要的生活方式，形成和发展自己多样化的爱好和性格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我们所做所为并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哪怕他们在观念上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荒谬或错误的。”
三、公民交往和结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结合交际，只要参加结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穆勒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得不到法律的保证和尊重，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称作民主社会，而只能是一种专制或变相专制的社会，“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在论文中，穆勒围绕着公民自由的这三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讨论。
穆勒指出：对于各种思想的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是保证科学和艺术获得发展的首要前提。凡有这种自由的时代，必是学术昌明、艺术辉煌的时代。凡压制这种自由的时代，必是思想和艺术死气沉沉、愚昧黑暗的时代。真理只能在自由探讨中才能被发现。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民族思想界一时居统治地位的观点，并不能因此而被认为即是真理的观点。相反，从历史经验看，“曾有多次真理被谬误，并且被以谬误为真理的多数所压制。只有确保思想自由才能防止这种压制。”穆勒以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对无神论和神学异端的多次血腥迫害终归失败的教训为例，他指出，如果被压制的异端是真理(例如哥白
尼的日心说)，那么“真理所享有的优越之处乃在于：一个意见只要真正是正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定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
穆勒又指出，即使异端是错误的，它也应当得到被讨论的权利。因为“错误的意见，虽然会被遏止不得散布，却不会就此消失。由于禁止一切不合于正统结论的探讨，败坏最甚的并不是那些持异端者的心灵，而是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辩论，他们的精神发展被限制了，理性挛了”。因此，“在精神奴役的时代中，也许可以有伟大的个别思想家，但绝不会形成精神坚强、富有智慧活力的人民整体。”
关于社会应当保证人民具有发展个性的自由问题，穆勒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只有培养出千百万有个性的公民，才能形成具有伟大活力的民族。因为人的个性与独创精神是密切相关的，“独创性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因素。永远需要有人不断发现新的真理，不断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再是真理，才能在人类生活开拓出新的精神境界”。压制创造个性的作法，也就是把某些人自以为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强加于意见不同的人，从而迫使一切人被压入一个共同的僵死生活模式，“其结果正象中国妇女裹脚一样，压制人性中每一突出部分，把一切在轮廓上显有异征的人都造成碌碌凡庸之辈”。穆勒指出：在对人类个性自由的压抑上，“旧风俗习惯的专制乃是一个最大的势力。”“历史证明，一切文化进步总是要通过对这种具有持久性的旧习俗的战胜才取得的”。“那些千百年不变地固守一种旧习俗的民族必定是死沉沉无生气的，他们在历史上也曾有过首创性，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但囿于习惯，恪守成规却使他们的民族智慧僵化了，文化停滞不前了”。——在这里，穆勒所批评的显然是当时的中国。因此穆勒提出了一句名言：“什么时候一个民族将会停滞不前呢？——当人民中的个性陷于消灭的时候”。在谈到社会对公民自由限制权的时候，穆勒认为，这种权力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是正当的，即当某一公民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对他人或社会构成危害的时候。否则的话，社会即不应当干涉每个公民的思想、行为、社会交际。甚至“若说是为了那人自身的好处——不论是物质的好处或者精神的好处，都不是正当干涉的理由。因为人民有权对自己的利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别人也许可以劝止或劝导他，但却无权用强力干涉他”。穆勒的这些思想，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的改良运动，对于进一步扫除封建残余，在理论上曾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彻底实现这些主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