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晏几道与秦观的词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angxi Finance College
在两宋词史中，虽然与柳永、苏轼、辛弃疾这样创作量丰富且影响深远的大词人无法相比，但以其独特人格和审美风范仍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当首推《小山词》的作者晏几道和《淮海词》的作者秦观。词学研究史上将这两人并举的观点不绝如缕，如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曾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言。”这里不仅着重点出两人词作“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的言浅意深、语近情远的审美特色，还进而以“古之伤心人”概括两人作品中蕴涵的哀怨凄婉的意绪。这一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词论品评家，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此就深表赞同。在现代词史研究中，晏几道和秦观的比较已经突破了以往这种注重两人的创作共性，更多地在词风演变的文化背景中从各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以把握他们词风中的异同。
作为晚唐五代兴起的文学体裁，词的创作在北宋早期文人的观念中一直处于很低的位置，这主要与词最初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在兴起之初，词只是用来在歌舞饮宴中配乐演唱的，而在正式的场合得不到重视，因此这就被当时正统的文学观所排斥，尤其是与诗文这样的传统体裁相比，词的地位更是相形见绌，当时在与诗的对比中就有“诗庄词媚”的说法，由此可见当时的词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篆刻”之作，犹如我国《诗经》时代的“郑卫之音”，而最能代表当时词体创作的就是《花间词》。绮丽婉媚、柔靡香软的审美风格、以女性的外貌美为主要描写对象，反映的是俚俗浅切的市井生活，《花间集
序》：“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这即表明了当时歌词创作的一般状况，由家伎演唱，为少数贵族士大夫所欣赏，创作范围、题材和情感趋向都极为狭小，当然这是词体出现之初的情况，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在这些浅吟低唱、流连杯盏的柔靡之音中，南唐后主李煜伤怀故国、沉郁悲苦的抒情之作打破了花间词风的传统格局，成功地用词来抒写他的国家和命运的巨大变化，极大地提高了词表现生活和抒发情感的能力，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指出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就词史具体的演进情形看，北宋初年的词体创作大体还是延续花间风格，诗词地位的高下之分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词在上层文人和传统文士眼中仍是难入正规场合的“小道末技”，同时也就是说王国维先生所言之李后主开创的“士大夫之词”还没有在创作中得到真正的回应。象北宋初期最著名的词作家柳永代表的依然是市井俚俗的词风，以新鲜、通俗的语言，铺叙白描的手法，描写了北宋初年的都市文明和市民生活。因此于创作上对词体进行根本性转变的是以苏轼词为标志的“以诗为词”的变化的出现。“以诗为词”对北宋词史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中凝聚着原本为正统文人所轻视的“词”这种体裁从创作上日渐得到发展，突破了以往只是流连光景、歌舞饮宴的创作模式，很多文人已经将政治失意的悲慨、人生无常的喟叹、历史变幻的伤感注入词的创作之中，这里不仅有题材内容的扩展，更有美学特质的
摘要：作为婉约词史的代表词人，晏几道和秦观的词作风格在具有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各自时代影响下的不同特色，因此通过将两人放在由“花间词风”向“以诗为词”转变的词史转折中来进行比较，并揭示出受此影响下的婉约词创作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秦观；晏几道；花间词；以诗为词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557（2009）S2-0167-03
试论晏几道与秦观的词
刘静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法系，陕西西安718100）
收稿日期：2009-11-30
作者简介：刘静安（1975-），男（汉族），陕西绥德人，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法系教师，文学硕士.
第22卷2009年12月
Vol.22Dec.2009
转变，反映在文人观念中的“诗庄词媚”的偏见也通过诗词之间全面的互化得到了彻底的扭转，词也同样可以成为文人抒发各种情感的载体，而不再被限制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
晏几道和秦观分别作为各自时期出色的词人，他们既然被后世词论家当作“伤心人”的代表，那么两人必然在生活、个性及其反应在作品中的意象、情感有着相近的方面。首先两人的生活中都有一段从得意到失意、甚至陷入窘境的悲苦经历。晏几道是当时的太平宰相晏殊的第七子，早年过着豪华放浪的生活，歌舞升平的场景让他对正在延续花间词风的词体创作容易产生兴趣，而且在后来的回忆性作品中经常出现，例如后来他对出入这种场合的歌伎所保有的那份真挚深厚的情感，那首著名的《临江仙》是其中的代表。但是这种优裕的生活并未持续很久，缺乏处世手段的晏几道在走向社会时便处处碰壁、进退失据，很快坠入困顿。这种生活的落差虽然是一种艰难，但对晏几道在创作上的成功有着“玉汝于成”的作用，尤其是情感的深度方面远胜时人。对于这种特点，黄庭坚曾从其人格和生活的角度给予精辟的理解：“予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曰：‘仕途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这被后人经常引用来描写晏几道个性特征，由此可见是他执着真诚的个性与庸俗纷扰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小山词中特别呈现出一种极度哀怨感伤的情调。秦观的经历也有这样一段从得志到失意的痛苦的心路历程。他从少年时代即关心国家大事，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为国为民效力，因此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直到三十七岁时才得中进士，但是这种得意的时光并未持续很久，秦观就因卷入党争而遭到流放贬谪的命运，此后他一直在迫害和消沉中郁郁难解，最终客死异乡。由于秦观生性软弱，情感纤细，加之这段忧愁悲苦的贬谪经历，这就使得他的词作的审美特征与小山词有一些相似之处。
离愁别绪的伤感是两人词作中共同的情感基调，因此“愁”和“泪”便成为他们词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如晏几道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聚散。曾记花前，共说深深愿。重见金英人未见。相思一夜天涯远。罗带同心闲结遍，带易成双，人恨成双晚。欲写彩笺书别怨，泪痕早已先书满。”面对黄菊遍开，秋色满园的景致，眼前的一切勾起了词人美好的回忆，想着佳人陪伴的愉快，但是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去略微回味那段易逝难寻的佳期，“带易成双”只能更加让感情细腻的词人体会“人恨成双晚”的遗憾，千里相思带来的伤感最终让词人难抑心中的悲苦，言未书而泪先流。词人的愁绪在一个伤感的季节、一个动情的地点得到完全的展现。秦观的《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鵷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这里有对往昔的美好追忆，也有分别的愁苦难耐。最后的伤春既是对季节时光流逝的伤怀，更是对人生韶华难再追回的深沉喟叹。通过以上两人作品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冯煦和王国维共推晏几道和秦观为“古之伤心人”的独具慧眼之处，晏秦之词的相思离别是以“愁”为主要的情感，而且对愁绪的描写在两宋词人中无出其右者，既有对佳期如梦的感伤，也有对离别天涯的愁怨，更有对时光易逝的慨叹，从这个方面来看，晏几道和秦观的作品中的确体现出一种“伤心人”特有的情感。
除了这种相似之处，我们在两人的词作中更能感受到明显的差别，而这与他们所处的词史的不同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对传统题材有着不同的创作，这以晏几道的《蝶恋花》和秦观的《鹊桥仙》之间的比较最为突出。先看《蝶恋花》：“喜鹊桥成催凤驾。无为欢迟，乞于初凉夜。乞巧双蛾加意画，玉钩斜傍西南挂。分钿擎钗凉叶下。香袖平肩，谁记当时话。路隔银河犹可惜，世间离恨何年罢。”这首词显然化用了我国古代著名的牛郎织女于七夕之夜银河相会的传说。关于运用此典进行创作的作品，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很常见，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传统，当然这里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模仿，而是从总的趋势来说呈现出发展创新的倾向，尤其是在运用题材的角度上可以推陈出新。较早的作品是《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为后来同类题材的作品奠定了情感基调和描写模式，那就是抓住牛郎织女美好的爱情得不到实现而象征现实生活中那些因种种原因造成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悲苦命运，抒发了一种哀怨凄婉的伤感情怀。我们再回头欣赏晏几道的这首词时便明显地感受到他对这种传统的学习和手传统影响的痕迹，前半虽然是描写了七夕之夜牛郎织女相会前的情景，让我们在这种氛围中体会到爱情的来之不易和那种片刻的欢愉虽时间短暂却深刻持久。后半则是走上了传统的抒情模式，通过联系现实包括自身的遭遇，由牛郎织女的离恨命运过渡到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离愁别绪，这就是“路隔银河犹可惜，世间离恨何年罢”。可见晏几道在这里依然与此类题材传统写法和情感基调有着相似之处，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再来看《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词既赞美了美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年·168·
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没有过多地陷入聚少离多引发的悲情感慨，而是将这种美好的情感视为联系恋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甚至可以超越时空的阻隔和距离。因此后世词论家常把“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视为对此类传统题材的一种突破。如《草堂诗余隽》评曰：“相逢胜人间，会心之语。两情不在朝暮，破格之谈。七夕歌以双星会少离多为恨，独少游此词谓‘两情若是长久时’二句，最能醒人耳目。”[清]黄苏论曰：“按七夕歌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少游此词谓两情若是久长，不在朝朝暮暮，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凡咏古题，须独出心裁，此固一定之论。”这即是从秦观词突破传统写法的角度立论的，说明了秦观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除了这种对传统题材的不同运用外，更为重要的是晏几道和秦观两人在词作中表达的情感趋向表同而实异，而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经历不同所致。两人词中最为擅长的是借描写离情别绪的感伤来抒发深沉蕴藉的感慨。但是晏几道由于家道中落而倍尝世间的人情冷暖，在仕途上一直沉沦下僚，并未体会到宦海沉浮带来的身世和政治悲慨，所以晏几道词的离情大多是就离情本身的伤悲抒发自我对人生的体会，换言之就是“为离情而离情”的纯粹之悲。这方面以《临江仙》为代表：“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首词描写了晏几道对早年结识的歌伎小蘋的深厚感情，在暮春时节的斜风细雨中词人想起了当年歌舞饮宴时的繁华场景，与歌伎小蘋的纯美感情，但是冷清的现实和朦胧似幻的春雨时节让词人此时此刻只能孤独地面对离别的愁绪，在亦真亦幻的记忆中回味那段虽短却深的时光。这里没有仕途打击之后的消沉，也没有世态炎凉的冷暖悲喜，我们感受到的只是在诗意的情景中词人对过往美好时光的追忆和一个具有纤细情感的词人的敏锐细腻，这是为感情的美好所作的纯粹的描写。而秦观词中的离情总会渗透着浓重的仕宦之悲和人生失意的感慨，这是饱尝宦海沉浮后的一种自觉体验，是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无法排遣的无可奈何。这方面以秦观的《踏莎行》最为著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向潇湘去。”相比于晏几道的离别相思，秦观词中自有一种出自于理想失落人生失意之后的深沉寄托。同样是雾色朦胧、烟晕缭绕的氛围，也是旁无知己的孤独者，但是表现于词中的秦观有着不一样的感受，那就是理想失落、离乡去国造成的羁旅之愁。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曰：“作者千回百折之词心，始充分表现于字里行间，不辨是血是泪。……盖少游至此，已扫尽绮罗芳泽之结习，一变而为怆恻悲苦之音矣。”陈匪石《宋词举》曰：“盖自写羁愁，造境既佳，造语尤隽永有味，实自晏氏父子出者。……惟此词超脱浑厚，宜东坡爱不忍释也。”从这些后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秦观与晏几道在词史上具有渊源相承的关系，但他们由于时代的影响而在词的审美情感中又有不同。相比于晏几道的伤心词，秦观的感受中明显多了些士大夫经历宦海沉浮才具有的失意之悲和羁旅之愁，这就要比小山词的伤情多了几分厚重。当然这是在“以诗为词”的创作影响下出现的士大夫自觉用“词”这一体裁抒发身世之感的结果，因此后人有秦观词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的评价。
我们把小山词和淮海词放在词史由“艳情词”向“以诗为词”的转变中来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者尽管都以细腻纤微的感受表达了伤怀离别的悲愁，体现出浓重的哀怨凄婉的美学风格，但他们身份和生活境遇的差异，秦观词则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怀抱，这是晏几道的生活和词作中所缺乏的。同时“以诗为词”不仅是词史上创作方法的一次转折，扩大了词的描写内容，丰富了词表达人的情感的方法，而且也改变了原本作为“诗余”的词的文学地位，使词可以在表达情感方面不再有和诗的不同分工，它不仅可以用于歌舞宴会，也可以表现政治失意和理想怀抱，词的品格因此而得到提升。而这一切都与苏轼和秦观所处的时代有关。元祐作为北宋历史的重要阶段，面对当时纷纭变幻的党争政治，士人的命运也随之变的难以把握。以苏轼和秦观为代表，很多士人都有过贬谪的经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词作很难再以传统的创作方式所拘囿，而是成为充分表达他们人生感慨和命运多舛的文学载体。因此对比晏几道，秦观词中的情感突破在这样的环境下便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了。
参考文献：
[1]秦观.秦观词新释集评[M].北京.中国图书出版社，2003.
[2]马兴荣.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3]晏几道.小山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秋风）
刘静安试论晏几道与秦观的词
第22卷·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