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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言《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论莫言《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蒋杭恩

莫言的《红高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具有鲜明现代主义特点的“现代派”小说。小说以全新的历史观念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民众的斗争生活,极力渲染和歌颂存在于民众身上的那种原始生命力和像“红高粱“一样充满血性和反叛意识的民族精神。

《红高粱》曾荣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红高粱》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越货、抗日、牺牲。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解放生命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作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一、新颖的叙事艺术

(一)民间化的历史叙事风格

纵观49年到《红高粱》以前的写实文学,从主流的矛盾式现实主义到“红色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以文人的革命式热情创作,把眼光集中在主流社会问题上。而以莫言为代表的新时期作家则开创了一种新的写实方式,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显然,五四以来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的现实主义倾向逐渐弱化,到了莫言《红高粱》,他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现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

《红高粱》是一种对传统刻意的丢弃。把视角从社会的主流路上拖拽到山东高密这样一个“政治中心”之外的纯民间地域。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故事。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它的未开化的土地和自然的温床,让暴力和接近原始兽间的性爱关系成为一种可能(事实上,这种可能在中国许多地域都被作为“本应该如此”而存在)。之后的文学作品延续了这种边缘化角视野的创作倾向,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猎奇性的观众文学。但作为开创者的《红高粱》,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民间故事,它丢弃了传统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和爱国情结的张扬。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最终走向了对十七年、文革文学的反叛或者说纠正。《红高粱》里没有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莫言没有安排表面上善恶分明的人物,没有因为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要打仗而宣传爱国主义。人们大多是为了生存才抗争,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大义”。另外,《红高粱》里“父老乡亲们”也不见了传统人物形象里的绝对善恶之分,“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余占鳌是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他的性格是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

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我奶奶”具温热、丰腴、泼辣、果断,充满真正劳动人女人的美。她在临死前对天呼喊:“天赐我人情,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辐,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正是建立在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

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莫言将自己摆在家乡高密的那片高粱地里,他不肯冷静,也不需要冷静,在文学的天地里,将他那巨大的画笔,蘸上血红的颜料,大笔挥就。一片片红高粱是背景,我奶奶,我爷爷,我,罗汉大叔,父老乡亲,甚至鬼子们,他们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在红高粱的浸染里,渗入了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二)、丰富的人称和时空交错的多重叙述视角的运用,

莫言说:“《红高粱》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他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而《红高粱》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就是第一人称视角,写到“我”的时候也是第一人称,一些到“我奶奶”,就跳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很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是个创新。”[2]

《红高粱》设置了多重叙述视角,创造穿越时代,过去的历史时空结构围绕1939年故乡高密东北乡这场抗日战争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想像力量在这里有了充分的展示。它能突破了线性的情节结构,随着空间的转换而调动,不仅战斗历程被剪成了拼贴的碎片,而且创造了故事正在进行的场面穿行的效果。像《红高粱》穿梭于战斗打响,罗汉大爷被捕以及逃离、奶奶出家、爷爷到烧酒坊当伙计等故事中。与以前的“红色经典”作品中的战争历史叙事却完全不同,它并没有把抗战的历史作为重心,而是借助这段历史,表现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家族祖辈的生存状态,展现最本真的美好人性,充满了对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的颂扬主题。

《红高粱》突破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叙事的规范,作品在视觉上,突破了传统战争历史小说普遍采用的全知的,带有战争性质判定性的叙事视觉,而是虚构了具有“亲缘”关系的叙述者——“我”和“我的父亲”豆官。建立了双重的叙事视觉。这样的视觉形成了多声部的叙述效果,使故事在“亲历”、“记录”与“评述”之间穿行。作品不断的由“我父亲”构建的叙事时空跳入爷爷奶奶心理的直接叙说,并不时的跳出“我”的评头论足,形成了现实与过去的对话。

《红高粱》中交织了两个故事。第一:是余占鳌与戴凤莲、二奶奶的风流韵

事。第二是高密东北乡土匪活动以及任副官,刘罗汉的故事。小说以二事件为主线,并通过“我”自己对家族先辈的传奇回忆串联起来。由于采用了回忆的叙事角度,叙述人突破了第一人称“我”叙事极限,获得全知全能的效果。这是小说的一个特点。同时小说采用时空交错的叙述模式,用心理时空来写现实,让读者随着“我”的“心理时间”一起去感受。这种叙事方法是在对读者传统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肢解。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为了更自如地反映深刻的心理状态,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读者更深入地潜入人物的灵魂,在文艺作品结构上,通常就故意打乱时间顺序,使情节颠倒、跳跃……使好端端的传统故事变得面目全非,使明白晓畅的情节变得陌生。俄国批评家施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长度……”《红高梁》的叙事手法遭到了众多非议,但非议者却在阅读习惯的揉搓中得到了心灵的洗涤,让读者在心灵的冲击中去思考人,去思考生命、自由、幸福的真正含义。

运用超越时空的叙述方式,既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自由的刻画,又能造成悬念。陌生化的语言艺术

(三)语言的陌生化

语言主要是为了达到沟通交流、传达信息的目的。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普通语言是日常的,司空见惯的,平庸呆滞而且是毫无生气的,而语言经过‘陌生化’后则会变得奇异,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充满活力。“对于作者而言,语言的陌生化是一种艺术手段,通过语言的陌生化使自己的作品为大众所欣赏。对于读者而言,语言的陌生华是能唤起他们对作品的兴趣,克服审美疲劳。莫言《红高梁》的陌生化也表现在语言方面。

1、比喻、拟人修辞

比喻是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莫言在《红高梁》中大量运用了比喻,而且他的比喻不落俗异诡谲,使小说语言形象生动、产生陌生化效果。

例如:“石桥伏在水面上,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枪声沉沉,像雨夜中阴沉的狗叫。”“过去的一切,像一颗颗香气馥的果子,箭矢般坠落在地。”作者把证和承受日体人暴行的石桥比作初愈的病人,把预示流血和死亡的枪声比阴沉可怕的狗中,把“奶奶”丰富充实的三十年过去生活比喻成香气馥郁的果子是选取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和事物作为喻体切合了小说的环境和人物道理,虽然

并不十分高雅美好,但却收获了一种丰富可感的美。

“马骡驴粪像干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豆。”将动物的排泄物与人类的食物相联系,作者在这里有意识地将丑的事情美化,拉大了语言内在的空间距离,造成一种语言的阻抗性,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刺激。

“躯干上的皮被剥了,肉跳,肉蹦,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作者用冷静的笔调叙述罗汉大爷被活剥皮后的情状,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不着一个“惨”字,却把罗汉大爷的惨状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红高梁》中,拟人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是体现陌生化效果的重要途径。如“高梁高密辉煌,高梁淒婉可人,高梁爱情激荡”“遍地高梁肃然默立”“高梁尸横遍野”“高梁的茎叶在雾中嵫嵫乱叫”“高梁嚓嚓啦啦地财财幽怨鸣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梁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在莫言笔下,高梁是活生生的灵物。他们和人一样拥有肉体和情感,它们对日体人蹂躏高密东北乡民感同身受,它们与乡人民一样仇视日本侵略者。

又如“被篷布上,漏出几颗鬼鬼崇崇的星辰”星辰是没有生命的,更不可能鬼鬼崇崇,作者这样写既给读者创作一种新奇的审美感受,又充分表现出汉大爷意欲逃出的紧张心理。

2、词语超常搭配

《红高梁》中莫言遣词用字常常打破传统的固定搭配模式,超常的搭配往往能带来惊奇的阅读享受,产生陌生化的效果。

例如:“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以形容植物的词形容人的形态生动地表现出奶奶的娇艳欲滴和青春貌美,陌生化的语言给人出乎意外感受,达到了意料之处情理之中的审美的效果。

“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常简洁。”“简洁”一词本指说话或行文简明扼要,这里用来形容罗汉大爷被割去双耳的头部,令人觉得突兀,同时也让人深刻感受到日本人的残忍。

“奶奶的血把父亲的手染红了,又染绿了,奶奶洁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绿了,又染红了。”人血本是红色的为何却能“染绿”呢?这样的搭配能给人新奇之感,但新奇之余又可体会到词语背后的含义,绿色是高梁茎叶的颜色。“奶奶”是吃着高梁炏喝着高粱酒长大的,人血液里自然会有高粱的精神了。

“父亲眼见着我奶奶胸膛上的衣服啪啪咧开两个洞。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就一头栽倒,扁担落地压在她背后。”胸膛中弹本应是极充疼痛的。此处却用了“欢快”来形容“奶奶“当时的感觉,这和“奶奶”弥留之际的幸福感觉是相联系的。

“余司令掏出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用“灭”字来强调打瞎狗眼,是将狗眼比作火,用以强调狗对人肉的虎视眈眈。

“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割去耳朵在瓷盘里跳动。这显然是“我父亲”受到强烈刺激后在脑海里产生的幻觉,这样的用语同样也强烈刺激着读者的感官。

3、对比手法

作者在描写事物表达感情时,经常故意把意义相悖的词语搭配在一起,造成词语表面上的不合逻辑,似乎是不通,实则是妙语,让读者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们相反相成,言简意赅,巧妙表达出复杂的思想感情或意味深长的哲理。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爱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在这里,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把互相矛盾的词语组合在一起,表现出美和丑、善和恶相互交织的世界和人物。

“奶奶坐在憋闷的花轿里,头晕目眩,罩头的红布把她的双眼遮住,红布上散布着一股强烈的霉馊味。”这“强烈的霉馊味”真是奶奶夫家的味道。女人出嫁的大喜反衬出嫁给麻风病人的大悲。

“奶奶浑身流汗,听着娇夫们均匀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脑海里交替着出现卵石般的光滑寒冷和辣椒的粗糙灼热。”“我奶奶”出嫁的时候正逢夏末秋初,天气并没有凉爽下来,加之坐在憋闷的轿子里,她燥热难耐,就好像辣椒般的粗糙灼热,听着娇夫们粗重的喘息声,她不禁想起了那个即将成为自己男人的麻风病人,她的内心便又变成卵石般的光滑寒冷。作者采用这样对反讽实际上则是要突出描写“我奶奶”当时的悲凉心境和无可奈何,体表的热反衬出内心的冷。

三、个性鲜明而矛盾的人物形象

小说刻画了很多迥异不同的农民形象,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爷、于大牙、、、、、、他们都是矛盾的混合体,卑微与伟大、善良与残酷、勇敢与怯懦。他

们身上的对立面时时碰撞出激烈的火花,照着他们的命运。下面我将从我奶奶、我爷爷、罗汉大爷、我父亲四个角色出发,通过人物形象分析,挖掘其精神内核。

首先是小说的代表人物余占鳌。他是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兼土匪。土匪是居于民间和官府之外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与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背道而驰,具有强烈的反叛心理,又与国家权力水火不相融。但是,他们与民间精神却有更多的兼容、相通,因为他们本来自民间社会,生活难以为继被逼绿林,他们劫富济贫、仗义疏财体现了民间社会助人为乐的善行,他们因被逼的处境而形成的自由生存的理想追求也体现了备受压抑的底层民众的共同愿望,因此,身为土匪的余占鳌不失为民间文化精神的典范。首先,他身上展现出的是健壮的体魄,强悍、粗砺的生命力。他用雄强的生命力为自己拓展了非凡的人生历程:杀死与母亲私通的和尚,在赁行吃杠子饭,为綦翰林出棺,为爱情果敢杀死单家父子,为复仇单枪匹马杀死花脖子,为得到枪支绑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人员,让人赞赏的是带领一队人马伏击日本军队……因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淋漓尽致的挥洒,他敢于为自由生存而斗争的生命本色彰显得一览无余,他的人生变得辉煌壮阔而富有惊天动地的传奇色彩。生命在这里成了自然界最高的法则,生存成了最为重要的斗争理由。这也是民间文化的核心精神:重生命,重自由。其次,余占鳌也体现了民间文化精神另一股潜伏的暗流:蔑视既有的礼法规范。这主要体现在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结合上。当余占鳌迎亲路上看到凤莲那双玲珑美艳的小脚后,便焕发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无可遏制的生命强力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挟裹着我爷爷和我奶奶进入生命的极致:“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的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紧。”这种健康、热烈的爱情未经都市文化的熏染,不会权衡得失、瞻前顾后,他们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不顾,用行动向世俗礼法规范提出了挑战,这种不顾礼俗的大胆行为也同时迸射出了汪洋恣肆的生命强力,张扬了个体生命的自由精神,令恪守伦理道德的主流文化、文质彬彬却体质孱弱的现代文明相形见绌。此外,余占鳌还在抗日战争和国共纷争中英勇决斗,痛击日本鬼子和“花脖子”这一类的压迫势力,体现了其独立不羁的民族精神和疾恶如仇又豪放不羁的英雄品格。这个蛮野而光彩照人的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出现,无疑是健美的民间精神的代表,同时更是给我们这个在强权下萎靡麻木的民族注人了原始的血

性,成为新时期第一声真正的“人”的粗犷的呐喊,自由人生的宣言!“我奶奶”戴凤莲也是作者的理想追求的体现者。戴凤莲身上也呈现出与世俗礼教、伦理道德相对峙的生命状态。

我奶奶,一个张扬不羁,绝对不是循规蹈矩的女人,可以说是个性解放先驱,妇女自立典范。她野性又感性,用倔强的小脚走完了绝不屈服的一生。我奶奶一生的所作所为颠覆了传统道德伦理,冲破了纲常束缚,轰轰烈烈追求自己的幸福,致死不渝。

小说中有一段“我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的还紧。”我奶奶在弥留之际对上天的怨诉更加诠释出个体对生命、对幸福凄婉悲壮的留恋与渴望“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天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这段极富女性解放意识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对压迫女性身心自由的三纲五常的挑战与颠覆。人物身上的抗争性与自主性让我们看到了人性解放的希望和迫切需要。奶奶一身的对与错,幸与不幸,我们无法给出定论,只是看到她在不济的现实中灵与肉的痛苦挣扎让我们撕心裂肺,感动不已。

(三)从平凡到超越的罗汉大爷

1、环境烘托,凸显人物弱点。

罗汉大爷是个普通的农民。他为东家做事,眼界小得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当日本人要牵走东家的骡子时,罗汉大爷表现得低三下四、卑贱低劣,毫无男子汉的刚猛之气。小说里写道:“罗汉大爷一次一次地扑向那个解缰绳的小个子伪军,但一次一次地都被那个大个子伪军用枪筒子戳退。初夏天气,罗汉大爷只穿一件单衫,袒露的胸膛上布满被枪口戳出的紫红圆圈。”罗汉大爷太过软弱,在日伪的枪口下,他敢怒而不敢言,被人骂做“老混蛋”也“一气不吭”;当日本人要他牵骡子走时,他也只能选择屈从。在工地干活这一段,作者进一步对罗汉大爷的窝囊、猥琐做了细致刻画。他挨了别人的鞭子也不敢吱声,受了各种气后甚至还“泪眼模糊”。这哪里有一点英雄的样子?莫言这样缓慢的叙述节奏难免

让性急的读者感到憋闷,但正是因为有着残酷环境的充分烘托、铺垫,我们才能相信这样的描写是真实而又刻薄的生活存在。罗汉大爷的弱点因为有环境阴冷的基调而变得可信,也与后文罗汉大爷的反抗形成充分的对照。

2、情节暗示,强化人物成长。

罗汉大爷的性格在短短的几千字中是有所变化的。莫言让我们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罗汉大爷在故事的开端和发展部分,依然是个平凡的农民。他只顾着念叨自己的小本本,要为东家卖命。在监工的皮鞭下,他忍气吞声,对拿着抽人藤条的监工心存恐惧。“罗汉大爷一见这笑脸,脑子立刻就糊涂了。”这种恐惧病症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产生的,是一个机体正常的人在特定情境下正常的条件反射。但这种恐惧伴着情节的发展逐渐消失殆尽,罗汉大爷在逃跑的中年人的激励下,鼓足勇气逃脱了牢笼。当他为那两头忘恩负义的骡子而激荡起复仇的火焰时,他已经完成了一次人格的提炼和升华。“你怕了吗?畜生!你的威风呢?畜生!你这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你这个里通外国的狗杂种!”罗汉大爷骂的是骡子,但我们从他的语言里明显地能够品悟出另一重人事的含义。因为有了语意双关,我们对作品内容的品读就变得深刻而丰富了。罗汉大爷的倔强在他对骡子处以惩戒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血性男儿的秉性得到了充足的刻画。当然,我们从这个情节的暗示里,已经看到了罗汉大爷作为平民英雄刚直勇猛的一面,这是一次人格在危难中的精神洗礼。罗汉大爷用自己的行为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从而完成了自身由懦弱到奋争的真正成长。

3、多重对比,打造真实人性。

小说为了表现罗汉大爷的真实生存和成长状态,运用了多处对比手法。比如罗汉大爷先前的退缩忍让和后来的刚强勇猛,中年人的果敢机智、奶奶的聪明机警、伪军的凶狠残忍和监工的蛮横无理等等,都可以作为罗汉大爷的成长背景来看待。尤其是这样的多重对比,使罗汉大爷形象的真实性得到深刻的确认,也推动了小说情节的逐层递进式的发展。“那边狗叫人喧,天亮了,从东边的高粱地里,露出了一弧血红的朝阳,阳光正正地照着罗汉大爷半张着的黑洞洞的嘴。”结尾一段描写,成为罗汉大爷完成人格成长与塑造的结论性表述。

四、人性自由与民族生命力雄强的主题意蕴

黑格尔曾经这样表述: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3]

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无论在小说抑或电影中,“红高粱”都蕴含着象征意味,即“生命力主题”。小说通过抒情的描写,传达出作者对高粱的热爱,其实是对故乡的热爱,对生命力根源的崇拜。“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优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每一个情节的叙述,几乎都加入了对于高粱的描写,它与先辈们伴生,本身就充满了生命意志。

红高粱在小说中作为一种图腾,是民族生机的征兆,宇宙大灵的幻化。它不断出现在作品中,是作者试图寓无形于有形,寓无限于有限;寓丰广于具象;寓永恒于刹那的追求。红高粱是千万生灵的化身,千万生灵又是红高粱的外现。天人合一,相生相长,让人体验到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当我们看着红高粱们扬起“血红的头颅,顽强地向苍天呼吁”时,就不难明白作者所批判的“杂种高粱”所缺少的“风度和灵魂”是什么了。是的,那同样是我们民族的“风度”和“灵魂”,他象征着不屈,象征着苦难,象征母性,象征情欲,象征复仇,象征英雄主义,象征淳朴和狂放的道德……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展开都以这如森林般的红高粱为背景,它们“一穗一穗被露水打的精湿”“在雾洞里忧悒的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他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他们扎根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样看来,红高粱又不仅仅是一种比喻和单纯的象征,而是一种蕴含着智慧与博大生机的民族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召唤和主导下涌现出:余占鳌(爷爷),戴凤莲(奶奶),豆官(父亲),罗汉大爷,恋儿(二奶奶)等一大批高密东北乡的优秀儿女,他们不畏强权,不怕牺牲,与天斗,与地斗,与日寇斗,与狗斗,与自己斗。在巨大的自然灾变和民族灾难面前,他们表现出了中国农民最单纯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的洋溢和流贯使普通的形式和内容显得苍凉而又浑厚,浪漫而

富有激情,这些“纯种的红高粱”已经远远超越了图腾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一种历史的伟力。倘若没有这样象征的深层底蕴,那么历史的灵魂就会流于空泛,高密东北乡就不是一块神奇的乡土,而作品的所有美学价值也将会黯然失色。正如莫言所说“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

三莫言能够就具备乡村自语的创作姿态,与他在乡村长大经历,经历过乡村的苦难记忆,接受乡村文化的深厚熏陶,有着直接关系,咋乡村近20年的生活中,莫言体会到了乡村的苦难,也感受到其中真挚的爱。体悟到了乡村的想精神,也接受了大地母亲的沉重和执着。他的《红高粱》这部作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因为它采用了魔幻现实的表现手法,具有独特的叙述视角,丰富的语言特色,独创性的农民形象,色彩斑斓、寓意深远的寓意,凸显了高密东北乡人深厚的民族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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