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教育社的“集体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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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教育社的“集体冲动”

作者：张国功

来源：《出版广角》2013年第22期

隔着迷离恍惚的时代喧嚣往回望，中青年读书人大多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坊间突然出现诸多地方教育出版社密集推出的重磅人文社科图书，可圈可点者，如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现代学术经典》《全元曲》《世界文豪书系》，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朱自清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朱光潜全集》《宗白华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旧踪书系》，大象出版社的《大象人物书系》，浙江教育出版社的《蔡元培全集》……大众读者一改此前对教育社“吃政策饭”、只会机械编教辅、面目平庸的成见，刮目相看。

从当代出版史的角度来看，这场地方教育出版社掀起的飓风，可谓因缘合和的产物。大多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地方教育社，历经十年生聚，靠着计划经济时代出版专业分工政策的护佑，躺在教材教辅上坐收丰厚利润；而转型过渡之中，统筹上缴利润的一定之规还没出台，教育社因此大多过上了腰包鼓鼓的幸福生活。但是，多金未必名高，在以文化含量为软实力的出版界，反而更容易招致“有钱没文化”的鄙夷之色，财大气粗的教育社一直处于有钱而无地位的尴尬境地。“仓廪实而知礼节”，出于孔夫子所说“既富庶”则教化之这一传统的人文主义也好，出于马斯诺所说在温饱之后则渴望“自我实现需求”的心理学也罢，那个年代的教育出版人普遍怀有自我超越的行业激情与心理冲动。加上那时还没有外行业干部大面积拥入出版管理层的情况，教育社的主事者，不乏身在业界摸爬滚打多年而以文化学术启蒙为志向之人。痛定思痛，他们凭着一种个人的书生情怀，更抱着改变教育出版人平庸地位、建立文化功业的渴望，追求“玩一把”，纷纷向非教育出版挺进。对这一教育出版大面积转型的潮流，有称“大教育”者，有叫“走出教育做出版”者，也有人认定为“多种出版经营模式的探索”，总之出现了教

育社在人文学术出版领域表现不俗的新现象。记得翻阅那些年的读书报刊，到处都是教育社重点出版物的消息，有创意者甚至开风气之先，在北京地铁城市公共空间做起了图书广告。至于考核出版社实力重要标准的参评大奖，教育出版社更是绝对占据上风。学者叶新曾经在《教育出版社获奖情况分析》（刊《出版广角》2000年第5期）中对教育社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获奖情况进行统计，以1993—1998年四届国家图书奖为例，31家教育社，占全国图书出版社566家的5.48%，共获奖67.5个，占13.95%；从社均获奖数来看，全国为0.86个，非教育社0.78 个；而教育社为2.18个，远高于全国和非教育社；在教育社的获奖图书中，所出图书涵

盖人文科技等所有门类，以社科为最，非教育类的平均卷数都高于教育类。一时有人惊呼，这是教育社的集体“出击”与“越位”。

自然，出版文化毕竟是考验脚程的马拉松长跑，而不是一时发力的百米比赛。尽管不少地方教育社的灵魂人物努力以商务、中华等出版老字号为标杆（有段时间，三联等社甚至惊呼地方教育社凭着财力抢夺出版资源的“威胁论”），但出版的风格、风骨、气象与传统说到底要依靠温火烹茶式的工夫与历史来养成，而远非速成可致。囿于人才、眼界等“一大堆文化细节”的不足，教育社耸动一时的图书很快在读书圈中遭遇了不少诟病。记得当时在读书人扎堆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