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致知论

朱熹格物致知论

《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样讲在《大学》这部集中围绕着这些问题论述了儒家以修身齐家为根本的政治伦理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何其的重要。朱熹对格物致知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讨论之。

对于这个问题，朱熹专门写了一篇《补〈大学〉格物致知传》，提出了一个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认识论纲要。其文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按照朱熹的这个解释，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即物穷理以致吾心固有之知。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认为人本来有知，天下之舞都有一个理，这样说来人“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因为他没有穷尽理。那么“格物”和“致知”是什么哪？我们来分析一下。

朱熹曾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上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朱子语类》十四）可见“格物”在朱熹《大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释经一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补传五章）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大学或问》卷一）

“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行乎其极。”（《大学或问》卷二）

在朱熹看来，格物包括三个要点，即“即物”、“穷理”、“至极”。在朱熹的认识当中，理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是天地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本源和根据。所以穷理，就是要探求、穷索一切本源，于是三者的关系就是格物的核心在穷理，穷理离不了居奇的事物，穷理就要穷至其极。这里涉及了格物的方法问题，后面我们再说。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格”字训为“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朱门后学车若水加了两个字，“量”和“度”（见《宋元学案》六十六《南湖学案》之《玉峰脚气集》）。我理解这个“量”和“度”，是使认识达到“适中合宜”，穷极其理，也要“适中合宜”，否则就过犹不及，因为如果真要“极至”，就会使“穷理”意无着落，格至无穷无尽，求索不得，以至居无所定，没有什么标准而言，落到无限求索的空无之中了。

什么叫“致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致知知识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店知识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此其文义知识如此，才认得定，便请以此用功，但能格物则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答黄土子耕五》，《文集》五十一）这样朱熹的致知就定位在“通过考究物理，使认识的知识得到扩充而所得的结果”上了，于是补格物致知传中又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这样人心莫不有知即是致知之识，既有能觉之知，更有知识之知。朱熹认为人本来是有知的，但是由于受到世间事物的蔽塞而不能达到通明，必须进行后天的学习方能达到。他说：“这个道理，本是天所以与我者，不为圣贤而有余，不为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间节目，须当讲学以明之。”（《语类》卷十四）天所赋予人的理是完整无缺的，无论是贤、愚、不肖，他们固有的理都没有变，但是由于人禀受的“气”各有不同，有“昏明清浊之异”，所以理也有通明蔽塞的不同。于是朱熹强调，无论资质如何，要明天赋之理，都要下困学、勉行的工夫。（参见《语类》卷八）

从上可知，格物指努力穷就事物之理，当人民通晓事物之理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备彻底了；致知完全是作为认识过程找能够的格物在人所得知识的一个自然结果；所以朱熹认为，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知悉用“格物所以致知”来说格物和致知的关系，一方面说格物以致知为目的，

另一方面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赵顺孙篆疏的《大学篆疏》中载：“《文集》曰：格物独可以一事言，知至则指吾心所可知处，不容更有未尽矣。《语录》曰：物格是要得外面无不尽，知至是里面亦清澈无不尽。”这样“格物”和“致知”只是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格物”和“致知”不是两回事。知晓了格物致知的关系，我们怎样来格物而达到致知哪？先要弄清格物的“物”，这个格物的对象问题。

朱熹格物中的“物”，是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无论是客观的物质实体，还是某些思维念虑在内。朱熹说：“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着急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出饮食言语，无不是事。”（《语类》十五）他还说：“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辩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己，亦恐有见错处，不可执一。”（《语类》十八）从而要求人通过对外在对象的考究中把握义理，以达到引起内心的波动热达到致知。这样朱熹认为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无论是大小、轻重、贵贱等等，万事万物皆有理，所以格物是长理论上讲对这些事物的理也要格，当然在实践中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那桐油另当别论了。事物的多样性引起格物方法的多样性来，但是归结到一处，就是要求把一切内格物之功合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道德境界上去。但是把朱熹格物学说仅仅归结到道德境界修养方法上是不完全的，他也是对知识学习的根本求知方法。我们下来探讨一下朱熹的格物致知的几个有机的常规方法。

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模式就是“博学—积累—贯通—推类”，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模式。

博学。“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语类》卷八）博学是无所不学，但又要有先后次序，不可杂而无序。博学的目的就是要穷理，他还提出必须先博而后约，博而不能反于约，就不能穷理，就会流于杂。

“务反求者，以博观为外弛；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堕于一偏，此皆学者之大病也。”（《语类》卷九）

“学之杂者似博，其约者似陋。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于杂，而不厌于陋也。”（《答汪太初》，《文集》卷四十六）

“穷理格物，如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语类》卷十五）这里说的很明白，就是博学是为了穷理，这种广泛的学习知识就是为其做准备的。他在此中，还提出了这样一条，就是一方面肯定人心有先知，另一方面强调观物、读书不能有私心，旧见的束缚。他指出：“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语类》卷十一）己意、私见在作怪，难免先入主见，是不可能真正知道彼事的。朱熹有两句诗很有名气，“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之一，《文集》卷二）有朱熹的话来解释就是：“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著，且放到一边，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同上）；“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同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对“积累”来说也很重要。

积累。程颐讲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遗书》十八）朱熹很注重这句话，他认为，积累可以达到贯通，贯通须由逐渐积累，关于贯通我下一段再说。朱熹十分强调积累之功，他说：“格物致知，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所致之知固有深浅，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见之也哉！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文集》七十二）这样格物须是一个又一到十，到百的过程，如果不能切实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则会一事无成，超越积累而想达到格物是不可能的，虚妄的。在这里积累首先是要切己之实。这里他批判了用禅宗的顿悟方式来达到格物。朱熹的观点是从即物的见闻之知入手，这个“知”要从小的入手，从自己入手。这样今日格，明日格，久之就贯通了。

贯通。在运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时，朱熹首先用“理一分殊”的观点批判了程颐的格一物而万物通的观点。“问：一理则万物通，其说如何？曰：伊川尝云，虽颜子亦未到此。天下岂有一理而万物通便解万理皆通？也须积累将去。如颜子高明，不过闻一知十，亦是大段聪明了。学问却有渐，无急迫之理。有人尝说学问只用穷究一个大处，则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说。须是遂旋做将去，不成只用穷究一个，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会得，岂有此理！”（《语类》卷十八）“这道理不只是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件上理会去。”（《语类》卷百十七）照朱熹的说法，每个事物皆有它自己的理，这个理是十分具体的，但是这些具体的理又受到一普遍原理所支配，普遍原理存在于一切有差别的具体的理之中，一切有差别的具体的理，都是普遍之理的个

别表现。这样不可能由只格一物而认识到普遍原理的。他强调由个别具体之理贯通而达到普遍原理，达到认识的飞跃，但我这里要说明一点就是这个“理”，并不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规律，也不是宗教认识中的“神”，是朱熹特指的“天理”。这种贯通诚如《大学章句》中所讲的“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推类。实际上前面三个已经达到朱熹所谓的“致知”了，认识到这一阶段似乎可以终结了。但是天地万物千千种种，总不会达到全部都“格”过去了，这样旧有了轻重缓急问题。对于那些没有“格”过的，朱熹说：“物有多少，亦如何穷得尽？但到那贯通处则才抬来见便晓得，是为尽也。”（《语类》六十）这样那些没有经过穷格的事物才会转化为人的现成知识，这个过程就是推类。如何推类，朱熹认为用这八个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一类事物积累而得到一个普遍原理，再用这个普遍原理去推知其他事物之理。他肯定了人在认识事物上的能动性，有认识到一事物与它周围的任何事物都有联系，这是很难得的。但是朱熹得人为这种推理而得的知识，只是大体上如此而已，对此也不能全信，他还有疑虑。

这里我简单地说说这四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博学为积累做了准备，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贯通而得到一普遍原理，用得到的这个普遍原理推类就可以知道那些未知的事物之理。经过这样一个步骤就可以达到格物致知。朱熹提倡的先知后行在这里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论，并将他更加完备程颐的格物穷理是多方面的以及其途径和方法是多样性的观点，被朱熹充分发挥，特别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件”的观点。当然也有对程颐格物致知论的某些方面的舍弃，这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个问题上，朱熹从不同的角度上展开了比较广泛的论述，在中国思想认识史上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是很成问题的，对于朱熹这样的哲学家，我们不能因为将他定位在唯心主义阵营中，就一棍子打死，对其一分为二的看待是十分必要的。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 摘要：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关键词：朱熹；理一分殊；二重性“理一分殊”问题向来被视为朱熹思想的重要问题，数百年来中文世界对此问题的诠释与研究可谓繁复，但在笔者看来，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仍有充分的追思余地，其深邃意义尚未得到充分揭示。要去真正地实施这种追思与揭示工作，必然要求一种足够的幅度和深度，要求一种全面的和彻底的考察与诠释，这绝非一两篇论文就能轻易实现。因而我们在此只是把目标限定在，结合既有的典范研究，分析其得失，以期重新提出问题、重新面对思想本身。 陈来先生的《朱子哲学研究》（以下简称《朱子》）自问世以来一向备受称赞，被视为理学研究的标尺之作。然而笔者认为，该书的相关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详见下文），但该书的整体成就却又多少遮掩了这些不足，深入揭示并剖析这一典范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不足，不仅可以提供对同一问题的当前理解处境的深切观照，而且或可有助于我们超越既有限度，进而眺望更为丰富的思之远景。 如此，我们将首先复盘《朱子》对“理一分殊”问题的探讨思路与研究结论，然后分析其不足并指出新的阐释方式与思辨视野，最后对新旧阐释工作的意义予以整体反思并指明进一步考察工作的致思向度。 一、《朱子》在“理一分殊”问题上的思路与结论 《朱子》第五章专论朱熹思想中的“理一分殊” 收稿日期：2012—05—14 *基金项目：贵州传统文化中心研究项目《同一与差异：中西比较哲学视域中朱子“理一分殊”思想的当代意蕴》的阶段性成果。 问题。陈来先生首先指出，在朱熹哲学研究中，“理一分殊”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①然而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此章接下来的全部讨论，事实上都是在澄清后一向度，而前一向度则始终没有得到探讨和澄清，如此就为该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进展预设了不明朗的前景。 就问题史角度来看，“理一分殊”这一表述是程颐首先提出来的：“《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②陈来就此指出，程颐的“理一分殊”问题主要具有伦理学的意义，朱熹

朱熹_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_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 anzhou U niv .(Social Sciences )1998,26(1):84～90 V o l .26　N o .1　1998P 84-90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Ξ——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陈声柏 (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内容摘要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 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 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关键词　格物致知　心　理　即物　致良知 中图法分类号　B 24417,24812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它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在儒家经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样,“格物致知”思想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格物致知”作为一种修养功夫,是为学之始,是至圣人之下手处。孝宗即位,语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 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丝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①王阳明也说: “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明之际,此正《中庸》‘或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 此之外,无别功矣。”②可见,在对格物致知修养方法的重视上,朱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关于格物致知在《大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思想的理解上,朱王又存在重大差异。朱子认为,《大学》全文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阙文”造成的,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有的位置上,是由“错简”造成的。于是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一方面作了一个“格物致知传”来弥补所谓阙文造成的不连贯,一方面把传文中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之前。王阳明则一反朱子的作法,认为既无阙文,也无错简,悉从旧本,以此来摆脱朱子的补传及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便把格物致知纳入心学体系的解释。 一 对于朱王“格物致知”思想的分析,我以为,与其习惯于从“格”、“致”两动词入手,还不如从“物”、“知”两名词开始。在我看来,对认识对象的理解状况将决定我们如何去认识,Ξ收稿日期:1997205212.

中国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的名言

中国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的名言 朱熹（1130-1200年）中国南宋著名思想家。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汉族人。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后寓居福建。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14岁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

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类别:教育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类别:读书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类别:修养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类别:友谊 ●守正直而佩仁义。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宋：操守。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类别:道德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类

观纪录片《朱熹》有感

观纪录片《朱熹》有感 从读小学开始，就陆续学习了朱熹的一些诗文、名言等，知道他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是中国杰出的儒学大师，是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但从未深刻地去探寻朱熹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是中国杰出的儒学大师，是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观看了《朱熹》的纪录片让我对朱熹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他产生了更多的敬意！ 孔子、孟子之后，儒学大师层出不穷，但康熙帝独选了南宋的朱熹进入大成殿，使朱熹升入了最高的殿堂。我不禁好奇他们之间有着这么多年的历史鸿沟，是如何形成关联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读这句诗时，作为理科生的我只感叹：原来南朝有这么多寺庙！却不知这后面有一段关于儒教与佛教的历史。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填补了儒学不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你死后的问题，而佛教允诺人来生，能减轻人民的痛苦感，为当时处于长期战乱的人民有着吸引力。而儒学比较晦涩难懂，一般人民根本看不懂，渐渐地，到了朱熹生活的时代，佛教已经极为兴盛。 佛教的快速发展，儒学被逐渐地边缘化，而佛教是四大皆空的，没办法解决人民该怎样去建设社会，怎样过现实生活的这类问题，使得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模糊混乱了，人民不知道用怎样的伦理道德观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朱熹在他的为官之途中深有感触，为此，朱熹提出了太极论、理气论、人性论、修养论等，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完善了儒家的学说，使从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渐边缘化的“孔孟之道”恢复了正统地位。朱熹倡导的理论覆盖了佛教中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使人民可以到儒学中追求自己精神上的需求，让人民有了生活的目标。 历史的长河总是曲曲折折地往前走，不论后世的人们怎么评价过去，已经奠定的事实，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在这漫长的5000年文明当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极为辉煌的成就，遗憾的是有些终究被历史埋没，有些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散发着它应有的光芒。 2020.4.23 ZLY

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朱熹谈读书怎么做的方法

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朱熹谈读书怎么 做的方法 导读：就爱阅读网友为大家分享的“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朱熹谈读书怎么做的方法”资料，内容精辟独到，非常感谢网友的分享，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 朱熹以读书为乐，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 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介绍

胸中书传有余香辛弃疾《虞美人送赵达夫》 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柳氏二甥求笔迹》 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精思。朱熹《性理精义》 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读书之要》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龚自珍《己亥杂诗》

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郭沫若全集开拓新诗歌的路》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郭沫若 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华罗庚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我扑在书籍上，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

朱熹读书方法论的精义 第一，循序渐进。朱熹认为读书要按照一定的次序，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他要求读书量力而行，打好基础，逐渐深入。 第二，熟读精思。朱熹认为读书要从反复诵读入手，做到学与思结合，力求透彻理解与领悟，牢固记忆与掌握。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若读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 第三，虚心涵泳。朱熹认为读书要有虚心的态度。仔细认真，沉浸其中，周密思考，反复琢磨，多方验证，才能明辨是非，解决疑难。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以为有功耳。

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生活的南宋初期，国内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对外有北方金贵族集团的入侵，对内有南宋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和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针对当时内外患忧的时局，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从理学上提出和阐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思想。 一、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哲学宇宙观。 首先，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出发，将“理”看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产生万物的本源，它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它是客观实际存在的，是自然界的主宰，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精神的本体；“理”必须靠“气”来体现，“气”的千差万变就构成“理”具体的多样化的宇宙万物。自然界的人自然是“理”与“气”的混合物，“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在人性上称作“天地之性”。“气”在人性上则表现为“气质之性”，它含有为恶的危险性，即“人欲”。“圣人君师”是“无人欲之私”的，所以才具有主宰人类社会的神圣资格，封建皇帝便成了“理”在人间的杰出代表者。他们的职责是“代天而理物”，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天理”。他认为人间的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是千古不变的，是上天规定下来的，是天理的组成部分，那么人间的立法和司法当然必须以“天理”作为指导。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间的一切措施、方法，如德、礼、政、刑，其目的无非就是根除人们的“人欲”，恢复“天理”或曰“存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因为人们的“气质之性”不同，因而“人欲”的多少也不同，所以要针对性运用德、礼、政、刑四项措施，逐渐改善人们的道德面貌，针对屡教不改者只能以刑罚严惩之，决不能心慈手软。但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能尽绝“为恶之心”，因此，根本的措施还是教化。促使人们改恶从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准则和标准，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千古永恒的真理，它是理学的最高范畴。 第二，因事致宜进行变法和改革主张 针对南宋当时政权腐败、外族入侵及民不聊生的局面，朱熹从历史的观点来裁判“天理、人欲”。他认为尧舜禹三代是“天理流行”“无不尽善”的时期，而三代以下则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的“利欲之私”泛滥的时代，他深感南宋“法弊、时弊”（即材木之心已皆腐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时弊，要起死回生，只有改弦更张，重建“天理流行”的盛世，不能死守祖宗法度。“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在朱熹看来，变法不过是改变人心的一个条件，改革时弊的改变方法是改变人心。要尽除人们的私欲，使他们的思想、道德、行为一准于“天理”，光靠法律制度，哪怕是良好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君主“心术”的优劣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有无不正”，为了改变君主的“心术”，他主张限制君主的独断专横。他确信，只靠良好的政体，还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术”。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这似乎必须提及那个有名的“庭前格竹”的故事。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词语了。“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可以解释成分析研究事物的原理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朱熹“格物”思想中的“物”，是指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朱熹“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在俺看来，“格竹”行动的失败，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俺显然更倾向于接纳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对于客观规律的获取，需要积极的详尽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仅仅是作理论上的内心的思考。但俺也承认，俺更喜爱王阳明的学说，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王学的有趣之处，在于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朱熹崇尚个体需要遵从社会伦理道德与法规是相悖的。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消长，关乎明清两朝的兴亡。顾炎武以为王学是明亡的罪魁祸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而清末的“乱党”孙中山黄兴等人均信服王阳明的学说。 今日而言，考察个性自由与社会本体、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仍然是很微妙的事，我们

朱熹名言格言警句部分汇总

xx名言格言警句部分汇总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胜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礼即理也。 ●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后之人则以石为玉而又炫之也。 ●活到老，学到老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 ●朋友，以义合者。 ●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 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自敬，则人xx；自慢，则人慢之。 ●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胸怀坦荡，正大光明。——xx名言

●xx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名言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 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遭暗想。 ●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多分润寡．长幼内外，宜法属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毋计厚奁。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百学须先立志。 ●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延。 搜集整理，仅供参考学习，请按需要编辑修改

朱熹及其思想简介

朱熹 简介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汉族，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哲学思想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试论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道家道教渊源

摘要：“理一分殊”是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系统论述的程朱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对其来源，学术界历来认为是佛教华严宗。本文的考察认为，这个思想的主要来源主要不是佛教而是道家、道教。尤其朱熹对这个思想进行系统阐述时所体现的哲理样式，与道家、道教哲学非常相似。吸收道家、道教形而上之体来提升儒家哲学的思辩水平，加以改造后与儒家形而下的用相结合，是朱熹论“理一分殊”的特点。关键词：朱熹、道家、道教、理一分殊程朱理一分殊的观点，一般认为是来源于佛教。根据是程颐的弟子刘安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程颐回答说：“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1]或许对程颐而言，理一分殊确实是受了佛教的启发。朱熹对程颐的思想固然有继承，但他对理一分殊的理论自觉却未必完全是来源于佛教。朱熹明白地指出，“理”范畴来自于《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2]。他正是从这里引出了理为条理、文路子的意思，并推扩为“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3]朱熹承认理的得名是渊源于《庄子》，那么，他把理的观念贯彻始终的思想，也应该首先从道家或道教中寻找可资得到启发的东西，不至于要舍近求远去佛教中寻找。事实上也是这样。朱熹解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是说：“蓋为道理出来处，只是一源。散见事物，都是一个物事做出来底。一草一木，与它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活泼泼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来！见得透彻后，都是天理。理会不得，则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庄老有这般说话。庄子云：‘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 [4]显然，“吾道一以贯之”对于朱熹来说，就是“天理一以贯之”。如果说，朱熹仅仅从《庄子》这句话就受到启发而完成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升华显得夸张的话，我们再看一看道家、道教中还有什么可以给朱熹予启发的东西。其实，远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理一分殊就已经是道家、道教一贯的观点。《老子》既讲了道的周遍和无所不在[5]，又讲了道的“扑散则为器”，已含有某种理一分殊的思想萌芽在内。庄子认为，一方面，“道无所不在”[6]，“何适而无有道耶？”[7]万物之中都有理，“万物殊理，道不私”[8]。另一方面，“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9]，“道通为一”[10]。而且，《庄子》明确说过：“道通其分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11] “分也者，有不分也。”[12]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一分殊”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庄子》中就有一段话试图结合起来，《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已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希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庄子在这里，既说明了道无所不在，又说明了不同的人、不同的物得到它，效用或显示出来的性质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同一的道在不同的具体的人、物那里，其存在和表现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这段话深得程颐和朱熹的赞赏。程朱认为《庄子》的这些话是讲道体的，其实它也是讲理一分殊的。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如三纲，其纪之如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13]这是把来源于《庄子》的东西与儒家伦理纲常结合起来。朱熹引入禅宗永嘉玄觉禅师的《永嘉证道歌》的话：“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切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遂与如来合”来解释：“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只如月印万川相似。”[14]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月印万川”比喻可以形象具体地表达理一分殊的思想，可以使学生更加容易接受罢了。这个比喻固然可以用，但佛教的真幻之辫也随之引入。王夫之指出道：“然则先儒以月落（印）万川为拟者，误矣！川月非真，离月之影，而川固无月也。以川为子，以月为父母，则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幻有者也。是‘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之义也。”[15]也就是说，这样一来，“独立不改”之“道”

浅析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

浅析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李月 摘要：朱熹作为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理学思想集大成者，从教五十余年，其教育思想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分析研究，尤其是其道德教育思想。居于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差异，朱熹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处于第二阶段的小学教育是朱熹非常重视的。笔者先从简要介绍朱熹个人情况入手，引出其道德教育思想，再从其编制的小学教育教材—《小学》入手，详细介绍其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与此同时，挖掘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为我国当下的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小学》；批判；现代价值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Zhu Xi’s《Primary School》 Student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Yue Abstract:As a famous philosopher, educator, thinker and a synthesizer of Neo-Confucianism, Zhu Xi has been working as a teacher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his educational ideology has been studied by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 particularly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age, mentality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ch individual, Zhu Xi divides his moral education into three stages, in which the second stag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s taken seriously by him. The author begins with a briefly introduction of Zhu Xi, then draws forth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and ends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the period of primary education from textbooks for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Primary School》. Moreover, this article gives a criticism on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to some ext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modern value of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ur today's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Zhu Xi；moral education ideology；《Primary School》； criticism；modern value 引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祖籍安徽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全身心致力于儒学的研究，是程颐、程颢“二程”第四代弟子，也是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其教育思想曾影响我国元明清三朝600余年，是在我国历史儒家人物中仅次于孔子，董仲舒的第三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上承孔子和孟子关于伦常的思想理论，又取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的理学的思想，综合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1]88-91。朱熹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其理学思想，而道德教育又成为其理学思想的中心。朱熹生活的南宋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严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宋室统治危机不断加深的现实，许许多多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都在寻求匡扶宋室的办法，朱熹也是其中之一，他深刻体会到道德教育是控制人们思想，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他特别重视道德教育。 居于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差异[2]480-490，朱熹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处于第二阶段的“小学”教育是朱熹非常重视的，虽然他视小学为封建社会的“末流”，但他在小学教育上却花费了颇大的精力。为此，朱熹还收集古代圣贤之人好的言论和行为，加以统合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小学的教材。全书共6卷，分别为内篇和外篇，总共有三百八十五章。其中内篇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这4卷，外篇为《嘉言》、《善行》这 2卷，以补充和说明《立教》、《明伦》、《敬身》。其中采用了众多历代儒学大师关于修身齐

朱熹论读书

浅析朱熹论读书 胡泉雨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江西南昌330031）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在他七十年的生涯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从事着讲学活 动。兴书院、亲讲学，以此宣扬儒家学说和他的理学思想。并在长期的讲学及著书立说过程中形成和创立了具有儒家精神价值的读书学习方法。 一、为何读书与读何书朱熹强调读书是“为己之学”;认为“切己体察”、“虚心涵养”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并反复讲“读书乃学者第二 事”“读书已是第二义。”[1]161 按朱熹的意思就是要求不要只 为读书而去读书,只从自身上的切要处理解体会， 这是完全不够的；重点是还是要进行体察实践或是亲身经历，这才是第一位的读书要义。他还就此对当时的读书做过评论。他说： 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玄便了。如此，济得甚事！“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如恶夫佞者！”古人亦须读书始得。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今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1]181 朱熹认为，读书若只在文字上用工夫，是属于“俗学”一类；读书只有在切己体察上下工夫，并亲自去实行，去践履，才是“道学”，才是真正的读书。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朱子之读书法，既是一种“涵养”，同时又是一种“践履”。[2]162 在读何书的问题上，朱熹强调要读“圣贤之书”。他认 为“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1]2785 那 么，哪些是圣贤之书呢？首当推的是《四书》、《六经》。所谓《四书》即是众晓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朱熹 曾亲毕生之经历为此四书作注而成《四书章句集注》，并指 出:读《大学》是“定其规模”、读《论语》是“立其根本”、读《孟子》是“观其发越”、读《中庸》是“求古人之微妙处”。[1]249 所谓《六经》即指《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 《春秋》 ，对于这六本书，除《乐经》与《春秋》外，其它诸书朱熹都撰有专门注解，在记录朱熹语录的专书《朱子语类》中平时论述《六经》有二十八卷之多，这足见朱熹的重视程度，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朱熹将《六经》定为“圣贤之书”的意义所在。 二、读书之顺序在读书顺序上，朱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对读不同书说的；一种是对读同一本书说的。对于读不同种书，朱熹通过将读《四书》、《六经》与读史作比较来加以说明。朱子曰： 今人只为不曾读书，只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感。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近时祧庙可见。[1]195 但就此种说法上，朱熹本人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他曾经给出过一个比较详细明确的读书顺次。他说：……盖《易》本卜巫之书，故先王设官，掌于太卜，而不列于学校。学校所教，《诗》、《书》、《礼》、《乐》而已。……然《大学》、《论》、《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须都理会得透彻，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为晚。……［３］３２４０ 从这篇书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读书的顺序， 即《大学》 —《论》—《孟》—《中庸》—《诗》—《书》—《礼》—《乐》—《易》。至于读同一本书，朱熹则强调循序渐进,先易 后难，由近及远,是从外到里。 【作者简介】胡泉雨（1979-），男，安徽绩溪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10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 【摘要】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勤于讲学，特别注重读 书，主张读书不仅仅只是获取知识，更是“穷理之要”、“实践之志”、“存养之功”，对读何书及读书的顺次、态度、方法等 “读书法”有详尽精辟的阐述，并最终落在一个“敬”字上。他的论点至今仍有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影响。【关键词】朱熹；为学思想；读书法【中图分类号】 I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3）01-0043-02 黑河学刊Heihe Journal 2013年1月总第186期第1期Jan.2013Serial No．186No．1 43··

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系统论述的程朱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源于唐代华严宗和禅宗。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禅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朱熹一方面接受程颐和李侗的观点，认为《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个理一分殊，另一方面融合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印万川的思想，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 所谓理一分殊，即是“一”与“万”的关系。“体统是一太极，然一物又各具一太极”，因此，“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子举例说：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原形。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 程颐的“理一分殊”，根据大部分学者的考究，是源自于佛家的。根据是程颐的弟子刘安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程颐回答说：“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对程颐而言，理一分殊确实是受了佛

教的启发。朱熹对程颐的思想固然有继承，但他对理一分殊的理论自觉却未必完全是来源于佛教。朱熹明白地指出，“理”范畴来自于《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他正是从这里引出了理为条理、文路子的意思，并推扩为“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朱熹承认理的得名是渊源于《庄子》，那么，他把理的观念贯彻始终的思想，也应该首先从道家或道教中寻找可资得到启发的东西，不至于要舍近求远去佛教中寻找。在和“理一分殊”直接相关的宇宙发生说上，朱熹的逻辑思维也是仿用天台宗的一套。在天台宗的宇宙发生说中，智凯即反对地论师的“法起”，也不赞同摄论师的“心起”。他认为，法起的主张，在逻辑上是自己生自己，宇宙万象岂非成了没有本体的“自在之物”？他认为这种理论不对，是一个极端；“心起”也不对，摄论师的“心”是指杂染的心，相对于清净的心来说，“心起”在逻辑上是主张宇宙万象是“他生”，这种理论的错误在“出于思拟推测”，即凭头脑想象出一个世界。这种理论也不对，是代表另一个极端。智凯在批判两个极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多相摄”的“性具实相”理论：认为宇宙间一切都自然存在，完全具足，即非自生，也非他生；现象不仅自然存在，完全具足的，即非自生，也非他生；现象不仅自然存在，而且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而存在；一切现象虽千差万别，但都显示真如的“实相”。天台宗的“性具实相”说，即不否认宇宙万象的存在，也不否认真如佛性的永恒普遍，而是用整体主义的手法把二者相摄为一。这在逻辑思维上不能不算一种高极的思辨，它比起那种悖于常识的“心生万物”的粗糙唯心主义和自观世界是

浅析朱熹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对当代的启示 摘要：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人们对其思想进行片面地批判，而今天的我们在研究时才发现，其思想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反腐倡廉和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上，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实质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伦理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世历代统治者则利用它作为扼杀人性的工具，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也是过分地强调其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作用谈及甚少，在现在看来这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重新作出客观的评价，汲取其思想之精华，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更加清楚地认识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一、朱熹“天理”、“人欲”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永恒不变、自己生成、统领万物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存在于万物产生之前。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1】“理”是宇宙的本体。同时“天理”还包含有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之义。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而且朱熹认为，“浑然天理便是仁”【3】，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仁”是浑然天理，那么循天理便是义，“义者，天理之所宜”，“礼者，天理之节文”，【4】所宜、节文都是天理存在的状态。天理不仅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且体现为人伦，“父子、兄弟、妇夫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5】父慈、子孝、弟弟、夫妇敬都是天理之自然。同时，天理是心的本然，“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6】心之本然是指心中浑然天理，而无一丝人欲杂念；而且他宣扬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是先验的。

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

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朱熹的思想体系以格物致知论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分析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思想与科学活动的关系，有助于理解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思想对当时正处于发展高峰的中国 古代科技乃至后来的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理一分殊”为基础。“理一”即是“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但天地万物又各有本于“理一”且互不相同的理，这即是“分殊”。朱熹较多地强调“分殊”，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且不论他如何能将自然之理与社会伦理道德之理总合为“理一”，就强调“分殊”而言，他实际上承认自然之理的特殊性。就自然之理而言，朱熹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界整体的一般的理，更多的是把自然界整体划分为部分和个别事物，讨论自然界各具体事物的理。他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又说：“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搞是也。在这里，朱壹对自然之物进行了大致的分类。朱熹还论及自然界中个别事物之理，池说：的这片板，只是

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惩地去，那一路子惩地页 1 第 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又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②可见，朱嘉的理实际上也包含了具体自然规律的内容。朱熹的格物致知，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⑥；就其过程而言，必须去“理会那万理”，就是去研究具体事物之理。至于格物的具体内容。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阎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阕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⑦可见，格物的内涵是非常广泛的，读书、应事、格自然之物等等均属格物之列。关于格物致知的方法，朱熹强调广泛深入地研究外部事物，“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士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⑧。他又十分强调“以类而推”。他说：“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旁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此。在归纳、类推的基础上，朱亮把创造性思维过程描述成“豁然贯通”，“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对待前人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