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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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

———兼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

杨倩如

一、先秦时代的国家及国家间政治思想

先秦时期存在着诸多“类国家单位”,以及形式复杂、性质各异的关系,包括各部落与联盟首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各部族与天子(三王时期)、各封国与中央王室之间(西周至春秋战国),以及各氏族、部落、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此视为具有“国家间”性质的关系,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探讨也

以此为基础。

①历来的王统观念,认为自西周至东周末年,只存在一个国家实体,那就是周王室,其他诸侯国都出自周天子分封,臣属于周王室,不能算作独立国家。但历史事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的控制力逐渐松弛、周王室的凝聚力与权威性日益减弱,对于维持自西周封建以来的政治秩序和权力体系已是力不从

①恩格斯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的设立”;黑格尔认为,国家从“自在之日起就具备了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而外交则是国家产生以后逐渐发展起来以实现其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

《国际政治科学》2009/3(总第19期),第140—149页。

Q uarterly Journal of Intenational Politics

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

心。春秋时期几大诸侯国已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两大最基本因素———主权与领土,各国不仅具备独立自主的主权,而且划有明确的疆界。进

入战国时期各国更是羽翼丰满,为一统天下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角逐,周王室

反而沦为势力衰微的小国。因此,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尊奉周王

为共主,从某种意义上类似今天的英联邦各成员国与英国的关系,他们承认英

王为其国家元首,但却享有与英国平等的独立地位。①所以,比较恰当的说法

是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称为“政治行为体”。

由是观之,笔者以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这一命题不仅从学术上

可以成立,而且处于先秦时代的列国,随着西周封建制的衰落,周王室和与各国

之间原本和谐、均衡的秩序被打破之时,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再归于秦汉的“大一统”,各国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基础上谋求发展,以及处理中央王朝和其他

邦国的关系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政治与外交经验。这种纷繁复杂的政

治格局为国际体系、国家关系、国家间政治思想等学术理论的空前繁荣创造了

条件:先秦诸子纷纷著书立说,向统治者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外交、军事战略,在称王与称霸、合纵与连横、结盟与争战等战略博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直以来,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只片面强调先秦诸子思想的理论价值(如哲学、

历史学、政治学等),实际上这些思想在当时大多被用于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实践,

其成效在当时和后世均得到了检验。因此,研究先秦典籍中对外关系、国家政治、

军事战略等思想,并上升到国际政治理论高度,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总结

出富有本民族特色与智慧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来指导现实研究,并与我国当

前的崛起政策和外交战略相联系,其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是勿庸置疑的。

以此为出发点,在阎学通教授主持下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

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视域下,突出定量分析与逻辑演绎的方

法对先秦诸子典籍进行梳理,既是在国际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进行交叉研究的

有益尝试,又注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

异同及其启示》(以下简称《异同》)一文中,他通过对先秦七位思想家的解析,

①裴默农指出,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出现了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局面,各国的外交已达到

相当高的水平,《周礼》成为这一时期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法。裴默农:《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群星》,重

庆出版集团1994年版,《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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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诸子思想分为三个层次:即统一天下、建立规范和建构观念,①并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后认为,“中国先秦思想家们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都是建立在策论基础上的,他们的思想有较强的政策实用性。因此,借鉴中国先秦思想家们有关观念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的认识,有可能帮助建构主义和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政策领域取得成果,同时有可能丰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②这一论断令人信服。

二、商榷意见

在基本肯定其观点与结论的前提下,笔者亦对《异同》文中的一些提法存在异议,在此提出仅供商榷。

首先,《异同》依照国际关系的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将墨子、老子和荀子视为是体系层次、管子、韩非子视为国家层次、孟子和孔子视为个人层次,并以对战争根源与维持和平的认识分歧,将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区分,这一观点似可商榷。

笔者认为,就构建理想国际体系的角度而言,将孔子、孟子视为一个层次、管子、荀子视为一个层次,而将老子与韩非子视为一个层次,依据是他们对于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关系的构想与描述。墨子虽未提出构建国际体系的系统理论,但却极力推崇上古时代从“五帝”到“三王”时期的“圣王”尧、舜、禹,作为原始部落军事—政治联盟名义上的最高首领,以“政教”和“德化”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境界,并以“禅让”方式实现最高领导权的和平转移,因此笔者将其单独列出;并认为墨子对于国际体系的构想虽然带有很大程度的空想色彩,但其以“兼爱”、“非攻”为出发点,提出的防止大国兼并小国、小国对大国持积极防御的态度、以及各国为防止大国兼并应从道义、武器和战术上驰援小国的战略安全观,具有较高的现实借鉴意义。至于战争根源和实现和平的途径,笔者以为先秦诸子国际政治科学

①②笔者以为阎教授之意应这样理解:一个国家在对内、对外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制订与选择上,存

在着三个层次:即首先要统一天下、随后建立规范,也就是说首先拥有物质实力并制定权力秩序,而建构观念则是更高层次的事。

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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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都是以统一天下为目标的,只是在如何实现统一的方式上存在分歧。

其次,《异同》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的解读似乎不够全面。例如,先秦诸子对“王霸义利”之分并不是皆然对立的。例如,孔子认为管子辅佐齐桓公施行的是“霸政”,但仍肯定管子的历史功绩;①孟子虽提出“春秋无义战”,但仍对以存亡继绝、去残止杀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持肯定态度;荀子认为消除战争的有效途径在于确立等级秩序,并以此为依据配备资源,从而使大国在建立规范、维持和平、保障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承担更多的责任;管子思想兼有道法之长,并与荀子有许多共通之处,虽然实施的是“富国强兵”的“霸政”,但仍以“王道”为最高理想;韩非虽然主张以严刑峻法实现集权和统一,但其推行“法治”的目的,却是为了在建立普遍遵循的国际规范之前提下,依靠制度保障实现长治久安。

笔者特别注意到,在本论文集收录的论文中,包括阎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大多将老子思想归于观念的建构,认为他缺乏现实主义的思考,此实为一种误解。事实上,老子虽提倡消除贪欲、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持“兵者为大凶之器”的“慎战”观点,但并非一味消极退避,而是认为应积极地顺应形势发展、调整对策。事实上,老子提出了许多具有高度哲理思辨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概念范畴,如“道”、“势”、“无为”等,被儒、法、墨、兵、阴阳以及以管子为代表的杂家等诸多学派不同程度地继承、发挥。

此外,一些后世以为一力推行“霸道”、“暴政”的历史人物,如商鞅、秦始皇,如将其还原到历史的真实“语境”之下,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朝见秦孝公,首先向其游说的是帝道、次为王道,但孝公均不感兴趣,惟对“霸道”心向往之,因此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政策,实为迫于“王道”不行之后的现实选择。②西汉刘向所撰《说苑?至公》篇,也记载了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古代五帝禅位让贤与夏、商、周三王世袭,孰

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

①②《论语?宪问》载:子曰:“微管子,吾其披发左衽矣。”

《史记?商君列传》载: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卫鞅曰:“吾说公以帝

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

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

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鞅曰: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

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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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孰非。他认为自己的国运出自被儒墨法道各家所共同推崇的五帝,将以天下为公有,竟欲效五帝行禅让之礼,在博士官鲍白令之的劝阻之下方始作罢。①我们姑且不去考证这两则故事的真实性,只看其中所揭示的道理:被后世认为走富国强兵、严刑峻法的强硬法家路线的商鞅,以及每被贴上“穷兵黩武、残暴不仁”标签的秦始皇,他们所提倡和施行的到底是“王道”还是“霸道”,往往是由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价值观之下所做出的评价,未必符合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境和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

再次,《异同》的结论之一是“中国的崛起政策如果不能提高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中国将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没有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国的可能”。这一说法似乎会使人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国。笔者以为,这个目标是不是有可能实现,以及是否应该将此作为我们的发展目标,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阎教授在此前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曾提到,中国在日渐强大的同时应该有两个选择:或是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或是建立自己的系统。

笔者的问题是:基于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只剩下中国这一个大国的形势,即使我们一再强调不想与西方世界为敌、特别是与美国争霸,同时尽量与周边国家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被美、日、印度及一些欧洲国家视为最具威胁的假想敌之一。在事关国家安全及核心利益争夺的大背景下,即使我们举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眼中的所谓“民主国家”,是不是就能被接受成为所谓“西方王制”的一部分?如果不可能,那么这个所谓“中国自己的系统”又应如何理解?

此外,当前学术界和民间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成为热点。事实上,笔者一向对于以“崛起”这个词来描述当今中国的外交战略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持保留态度。“崛起”一词本义为“突起”,是指原来处于弱势而突然兀起,主要指

①《说苑?至公篇》载: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

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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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而且所谓“崛起”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先秦时期秦

国的崛起,19世纪末至20初日本的崛起,上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经济腾飞“亚洲

四小龙”的崛起,等等。中国作为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在过去数

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在近一百多年来才由于列强的

侵略而走向贫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从未将称霸世界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而是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广阔疆域、悠久历史、多元民族文化和世界人口最多

的大国,必须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与自身地位相当的地位,并在有能力在保障国

家核心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参与国际事务。

因此,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应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以及

为本国人民谋福祉为目标。必须看到,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软、硬实

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问题仍然是自身的生存、发

展与安全保障,而非领导世界。至于能否成为世界领导国,笔者以为老子“将

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①的观点,堪称至理名言。二战前的德、日法西斯主义者欲争夺世界

领导权而发动世界大战,最终导致败亡的命运,即为历史的明鉴。换言之,当前

我们研究“先秦国际体系”的构建与演变,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国际体系和国家

间政治的思想,目的绝非恢复昔日“天朝大国”的“盛世雄风”。先秦时期“西周

体系”的崩溃,正在于构建这一体系的现实基础———以宗法制、井田制和五服

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已不复存,近代以来以“儒教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

际体系”的解体原因也与此类似。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应摒弃以本族

群的文化价值观或某种特定的文明形态为中心构建“国际体系”的理念,借鉴

老子所提倡的宏观、系统性思维,以追求整体和谐、均衡为出发点,积极融入现

有国际体系,并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三、问题与展望

基于对此项研究的关注与热忱,笔者仅就当前这一课题研究中应注意的问

①《老子?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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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今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一,从理论方法上,应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进行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将实证与诠释、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当前所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

研究,为了与政治史、思想史等历史研究的方法相区别,大多采取了一种“三段论式”的方法:首先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如历史背景、时代思潮、具体史实),仅拣择先秦诸子著作中的部分语录加以阐发;其次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如图表、公式等试图寻求其中的逻辑联系,并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相对照;最后在研究结果上归纳出对现实政治的启示。研究者的目的旨在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建立一种足以覆盖所有现象的解释模式,以期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结论,对此笔者的问题是:对于先秦历史的解读与先秦诸子思想的阐发,其实质究竟是实证性的抑或是诠释性的?如果是实证性的,则势必建立在精确、严谨的历史考证基础之上,而现实情况是,伴随这一命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推进过程中,对于这一命题是否成立、有关先秦诸子思想的阐发是否准确以及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的质疑之声,是始终存在的。

阎教授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我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研究古代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现在,而不是理解过去。正是由于先秦诸子著作中所引用的事件之可靠性往往是无法确知的,因此我们研究时注重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事实本身。思想史研究中常常要求根据当时历史的场景去理解原文,这是必须的。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我们无法关心也不关心原文真正含义是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思想史学界就先秦著作的真实含义尚未达成共识,而我们也无法以不同含义的解释为前提进行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只能在共同标准和共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相对科学的方法”就只能以字面含义为标准,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字面含义的理解是没有分歧的。与其从一个凭借今人想象的、而又无把握绝对真实的历史场景去理解古人的语言,不如从一个抽象的人类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说两者都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那么后者将更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因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普世性的合理,而不是追求特殊性。

笔者认同这一解释,但仍以为当前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关键,在于拓展思路、转换视角。实际上,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读,都无法摆脱出于不同目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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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身主观的诠释视角,任何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的理论诠释,也都可能得出言

之有据、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可以尝试将历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

相结合: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视角出发,以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和记载

先秦历史的正史著作《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为基本

典籍———既避免皓首穷经式的繁琐考据,又杜绝疑古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实用、

功利的单一目的,因为“理论和历史有时可能构成奇怪的伙伴”,“但是它们结

合起来的结果可以是以它们单独行动所做不到的方式,展现出强大的说服力”。①否则,此项研究将有可能在取得一些成果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第二,准确把握历史文献和先秦诸子的思想实质,深化与拓宽当前研究的

领域与视野。当前对于先秦诸子的思想目前的研究,着重于阐发他们的异同之处,却忽略了其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这就要求深入理解他们的思想实质。例如,笔者认为,先秦思想家大多是以“西周体系”为蓝本,构建自己理想中的国

际体系;采用传说、典故和个案作为事例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是诸子著作中

普遍采用的论证方法(此即阎教授在《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一章中所称的“归

纳法中的简单枚举法”);诸子学说大部分都是为了给统治者献计献策,服务于

现实政治(阎教授文中亦指出先秦诸子著作均俱有较强的策论性质),因此都

难以避免功利性与片面性,并带有较为明显的门户之见;为使自己的学说为统

治者所用,先秦思想家纷纷推崇杰出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一些人甚至有

片面强调、无限夸大之嫌),这都是在研究中应认真辨析的。

但是,思想家的理论一旦被统治者用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之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思想家本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他学派理论中有

益的因素吸收过来,以适应实际需要,此为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突出特色。正

是由于诸子思想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在许多方面,诸如“王霸义利之辨”、富国强兵之途、以仁义道德立国等具有殊途同归的理念,才为秦汉在政

①巴里?布赞指出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忽略历史主义视角的弊端:“国际关系理论将注意力集中

在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问题上。学科快速紧凑的特性和对当前重大事件的专门见解的迫切需求,助长

了一种前瞻性的而非追溯往事的视角。因此往往是利用现在去理解过去。……带有实证主义癖好的社

会科学家们渴望效法自然科学,并试图确定那些不受历史变化影响的法则。……但是,现代国际关系的

历史不能像非历史主义者那样以忽略和曲解大部分历史的方式来讲述。”笔者以为此说也适用于当前

所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缺陷。详见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

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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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先秦诸家学说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彼此借鉴、各有所长。

除了已经开展研究的典籍外,《尚书》、《国语》、《商君书》、《晏子春秋》、《法经》、《孙子兵法》等许多先秦著作中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

秦汉统一之后,西汉时期的一些著作和政论文,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削藩策》,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国家政治思想,均有重大理论价值。此外,秦汉虽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朝,但与周边部族、国家仍保持了长久而频繁的交往,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的分裂也造成了各民族以及权力实体之间纷繁复杂的斗争与融合,例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与辽、金、西夏和蒙古之间的长期对峙,明与蒙元、后金之间的和战等等,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安全、军事战略、外交实践的史料,如能从中总结出更多具有价值的理论精华,必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解决现实问题。而这些都是以准确把握历史文献为前提的,要求研究者在较高的理论水平之外,应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

在历史进程中揭示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同异,还蕴含着更深刻的理论价值。这样做的益处在于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不仅有望构建起一种新的宏大历史叙事,而且还为这种利用比较方法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元理论”思考,并可提供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域”。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国语?郑语》中有一段周太史伯对郑桓公详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记载:桓公眼见王室祸乱迭起,想预谋退路,于是向周太史伯请教避难处所。对天下形势了若指掌的史伯,分析了当时包括周王室在内的各主要诸侯国的情况,为弱小的郑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立足之地,并且准确预言了各国的实力消长和关系变化。史伯为桓公所做的实际是一篇包含了时势分析、前景预测和对外发展战略的规划书,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篇重要的战略规划,其作者不是掌握国家实权的重臣或高级将领,而是一名史官。这就必须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和史书修撰传统相联系———我们的祖先之所以如此重视历史的编撰与传承,正在于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显著功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老子曾任西周的史官,而孔子的许多重要政治思想都是通过编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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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这部史书而阐发的。

第三,应避免以对号入座的方式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相比较。西方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学界相关领

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但必须看到,中西方在历史文化、

社会背景、思想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在研究中应尽量避免对号入座、削足适履的

思维定式。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概念内涵、理论体系、学科建设,本身就是一个

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系统,很多方面都是随着现实政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不

断变化。而我们对于先秦国际体系与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探讨却是在历史研究

的基础上展开的。也就是说,前者是面向未来、不断变化的,带有很大的前瞻性

和不确定性,而后者却必须建立在忠于基本史实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之上。研究

历史固然是要立足于现实,但利用其理论成果为现实政治服务时,不能只是应

一时之需,从史书中截取只言片语,或寻找一些类似现象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

更应避免简单比附和盲目跟风。

最后,在已获得的成果基础上,笔者以为推进此项研究尚有以下课题可待

发掘: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格局的演变及规律;春秋时以齐桓、晋文两大霸主主宰

下的国际关系;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崛起模式及其现实启示;先秦诸子的思

想是如何被应用于各国的崛起之路,并如何作用于后世的历史进程与政治走向,等等。综上所述,笔者欲借《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为本文作结:班固

在考察先秦诸子思想的源流与异同之时,曾提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

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①此言正为我们将先秦国际体系与

先秦诸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①《汉书?艺文志》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

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

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

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

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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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liufeng00@g 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冯惠云　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199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和2005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最新著作为Chinese S 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2M aking: Confucianis m,L eadership and W ar。电子邮件:huiyun.feng@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级硕士生。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电子邮箱:holdself@hot m 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田　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998、2001和2004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电子邮箱:tianye@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王　鹏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2008级专门史研究生。电子信箱: greatbird1020@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郭　莹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著有《中国社会史论》、《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等。电子信箱:guoyinghbdx@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王日华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199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4和2008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电子信箱:wan2 grihua@g 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徐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编著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合编),译著有《战争与国家形成》。电子邮件:xuj@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杨倩如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200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史学史与中国文化传统。电子邮件:shirley_yqr@s ohu.co 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最新代表作为《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合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关系分析》。电子邮件:yanxt@https://www.sodocs.net/doc/9a18503207.html,

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