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
《21世纪资本论》：资本在美国
2014-10-31华尔街俱乐部
编者语：
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出版发行，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书中，作者用翔实数据和生动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是第一本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中文版由巴曙松研究员、陈剑博士等翻译，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文系该书部分内容摘编，敬请品鉴。
在详细考察20世纪下半叶资本收入比的回升并分析其在21世纪的前景之前，让我们看看资本在美国的历史形态和相对水平。
有几个事实很清楚。首先，作为新大陆，资本在美国的重要性不及旧大陆（也就是欧洲国家）。具体来讲，根据我所收集和对比的当时的若干估测数据，美国在取得独立前后（大约1770-1810年）的国民资本仅为国民收入的3倍。农地的价值约为国民收入的1-1.5倍（参见图1）。尽管有不确定因素，但北美殖民地的资本收入比显著低于英法两国是毫无疑问的，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国民资本约为国民收入的7倍，其中农地约为4倍（参见图2和3）。
图1：美国的资本，1700–2010年
资料及数据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图2：英国的资本，1700–2010年
资料及数据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图3：法国的资本，1700–2010年
资料及数据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关键的一点在于，与古老的欧洲相比，北美洲的人均土地面积显然要大得多。从数量上看，美国的人均资本数量比欧洲更高。其实，也正是因为土地如此之多，才导致其市场价值非常低，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很多土地，因此值不了太高的价钱。或者说，价格效应比与之作用相反的数量效应更为强烈：当某种类型的资本的数量超过了某个临界值后，其价格不可避免地跌至极低的水平，致使上述资本的价格与数量之乘积（即资本的总价值）反而低于资本数量较低时的总价值。
新大陆与欧洲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土地价格的巨大差距，从现存的所有关于土地买卖和继承的资料中（例如遗嘱和证明）都可以得到证实。
此外，其他类型的资本（如住房和其他国内资本）在殖民地时期及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及欧洲国家。这背后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移民，他们跨越大西洋时并没有随身带来自己的房屋、工具或机械等资产，所以而且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起相当于国民收入数倍的房地产
和产业资本。
毫无疑问，与欧洲相比，美国的低资本收入比同时反映着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根本差异。美国的财富总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倍，而欧洲国家则超过7倍，非常形象地显示地主和累积财富的影响力在新大陆较为孱弱。通过几年的工作，新来的移民就可以缩小同更为富裕的先来者之间的差距，至少，缩小财富差距的速度可能比欧洲快得多。
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1840年很准确地指出：“（美国的）巨富的人数较少，资本仍然较为稀缺”。他认为这是民主精神在那里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补充说，其观察表明这些都是农地价格低廉带来的结果：“美国的土地并不值钱，任何人都能轻易成为地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杰斐逊（Jeffersonian）所推崇的自由平等的理想小农社会成为了现实。
上述情景将在19世纪发生改变。同欧洲一样，农业在产值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农地的价值也在下跌。但是美国同时积累了大量的房地产和工业资本，使其国民资本到1910年已接近国民收入的5倍，与1810年的3倍相比。尽管与旧时欧洲的差距依旧存在，但相差幅度已经在一个世纪中缩小了一半（参见图1）。美国变得更加资本主义，不过
财富的影响力依然不如美好年代的欧洲（Belle époque Eur ope），
至少对美国全境来说是如此。假如把关注点局限于美国东海岸，则与欧洲的差距会更小。在电影《泰坦尼克》中，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描述了1912年时的社会阶层结构，把富裕的美国人表现得与欧洲富人一样发达和傲慢，例如，令人讨厌的霍克利（Hockley）
想带年轻的罗斯（Rose）到费城（Philadelphia）去结婚，结果罗斯拒绝被当成资产，成为了罗斯?道森（Rose Dawson）。于1880-1910年流行于波士顿和纽约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也显示出房地产、工业和金融资本在社会群体中的重要性，其与欧洲小说不相上下。这些都表明，独立战争时期那片还缺乏资本的美国土地已经被时间改变。
20世纪的冲击对美国的影响远逊于欧洲国家，因此其资本收入比也
显得稳定得多，在1910-2010年，大致在国民收入的4-5倍之间波动（参见图1），而欧洲国家则从超过7倍下跌至不足3倍，然后又反弹到5-6倍（参见图2和3）。
的确，美国的财富也受到了1914-1945年期间危机的冲击。其公共债务由于战争开支，尤其是在二战期间，迅速增长，在经济动荡时期这影响到了国民储蓄率：1920年代的狂热紧接着1930年代的大萧条。甚至卡梅隆也在《泰坦尼克》片尾告诉我们，可恶的霍克利在1929
年10月死于自杀。此外，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时期，美国与欧洲国家一样采取了旨在削弱私人资本影响力的政策，如租金管制。在二战后，房地产与股票价格也跌至历史低谷。在累进
税制方面，美国比欧洲走得更远——或许也表明其目标主要是缩小收入差距，而非根除私有制。美国没有开展宏大的国有化运动，但在1930-194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公共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最终在1950-1960年代使公共债务降至较低水平，美国由此在1970年积累了一定的净公共财富（参见图4）。最后，美国的私人财富则从1930年约为国民收入的5倍减少到1970年的不足3.5倍，降幅不容忽视（参见图5）。
图4：美国的公共财富，1700-2010年
资料及数据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图5：美国的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1700-2010年
资料及数据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但无论如何，20世纪资本收入比的“U”形曲线在美国的振幅比欧洲更小。以国民收入或产出的倍数计算，美国的资本总量从20世纪初期之后似乎保持了相当的稳定，以至于在美国的教科书里（例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稳定的资本收入比或资本-产出比有时甚至被视为普遍规律。相反，欧洲与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的联系在刚过去的20世纪却是出名的混乱。在美好年代，资本称王。在二战后的岁月，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几乎被摧毁。到21世纪初期，欧洲又似乎回到新的世袭制资本主义的先锋位置，私人财富水平再次超过美国。这完全可以由欧洲相对于美国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以及更为突出的低人口增长率来解释，它们会很自然地导致过去积累的财富影响力的增加，本书第五章将对此进行更多阐述。总而言之，关键
的事实在于美国在20世纪的资本收入比相对于欧洲国家稳定得多，这或许是美国人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比欧洲人更为亲切的原因。（完）（本文节选自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