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正解

“学而优则仕”正解

[关键词]：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做事多觉悟

曾几何时，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在政界首脑的领导下慷慨激昂地声讨“学而优则仕”这一观点，斥之为“孔老二”反动的“读书做官论”，上纲上线地认为这一观点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背道而驰，违反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而神圣的办学宗旨。直到今天，书刊杂志、电影电视以及网络文字中，只要语涉读书之目的、意义，总要批判一下“学而优则仕”以充时髦。且不论入仕做官者究竟应该是“学而优”者，还是“学而庸”者，或者是“学而劣”者，甚或乃是“无术不学”者，总之，把“学而优则仕”解释为“学习如果优秀就做官”乃是十分浅薄而荒唐的。

打开《论语·子张》篇：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很明显，这是两个结构对称、语法严谨、内容密切关联的句子，我们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而臆断正误，必须统一起来作出客观的解释。

按照批判者的理解，把“学而优则仕”解释为“学习如果优秀就做官”，那么与之对称的“仕而优则学”就只能解释为“做官如果优秀了就学习”。显然，这是不合官场逻辑的：因为，迫切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品德才智的官员们不应当是“仕而优”者，起码不应当仅仅是“仕而优”者，实际上首先需要去参加学习、培训、提高的应当是那些“仕而不优”者、甚至“仕而劣”者。眼下诸多的干部短期培训、进修班就是例子。

也就是说，按照批判者们的思维逻辑，不能正确解释子夏的第一句话“仕而优则学”，由此可以推知，第二句话“学而优则仕”的理解也就有了重新辩证之必要。

打开古籍，子夏的这两句话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只是历代学者多在“优”字的解释上大做文章，把“优”字的理解作为通释这两个句子的症结所在，未能从文字学、社会学等领域做出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究，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久悬而不决。

早在东汉年间，经学家马融注《论语》，训“优”为“行有余力”。其中“行”字解作“行事、做事”。并举《礼记·坊记》为例：“民犹贵禄而贱行。”

按照马融的观点，子夏的两句话译成白话，就是：

做官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去做官。

表面上看来似乎通了，但“有余力”三个字含义却很不具体，叫人难于把握。后世学者对此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释“有余力”为“宽余、闲余”，引申为“有闲余的时间”。这样，子夏的上一句解释通了：“做官有了闲余的时间就去学习。”自然这是十分应该的：官员们利用闲余的时间进行学习，修养品德、增长才干、提高做官的水平，无论是古是今，都是应该提倡的。但是，按照这种解释，下一个句子的解释又出现了问题：“学而优则仕”如果解成“读书

有了闲余的时间就去做官”，这不仅不合情理，还会叫入笑掉大牙的：官是你学习有了闲余的时间就能做得上的吗！

此说不通，于是乎有人又在“有余力”的“力”字上做文章，把“力”解释为“能力、才华”，“余”解释为“多余”。这样，马融的“有余力”就成了“有多余的能力”，并进而引申为“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按照这种解释，子夏的第二句话勉强解释通了：“学习有了超出常人的才能就去做官。”但是第一个句子又出现了问题：“做官有了超出常人的才能就去学习。”这就又回到上文所说的：不合官场逻辑：“有超出常人才能”的官们要去学习。那么，那些低能的、无能的、貌似有能而实则无能的官不是更有必要去学习提高吗?

上述诸说中，无论把“优”训为“优秀”、“闲余”还是训为“有超出常人的能力”，总之，“优”字在上下两句中的解释是统一的。但因为上述诠释都不能同时解释子夏的两个句子，所以，有人曾试图把上下两句中的“优”作不同的解释以解决这场争论。

如北宋的形昺在他的《论语注疏》中评讲子夏这两句话时说：

此章劝学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职而优闲有余力，则从学先王之遗文也；若学而德业优良者，则当仕进以行君臣之义也。

这里，前一个“优”释为“优闲的时间”，后一个“优”释为“优良”。通则通矣，但是，一则并未跳出马融“行有余力”的窠臼，二则在互为对文的结构中对同一个“优”字做两种不同的解释，这在训诂学中是不能允许的。

由上看来，解释子夏这两句话，如果仅仅局限在一个“优”字上，把“优”字作为问题的唯一症结，是很难有所突破的。

第一个打破这种僵局并基本上揭示问题症结的人当推南宋的学者朱熹。他的《四书集注》在解释子夏这两句话时说：

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

这段话首句也在释“优”，可惜仍在重弹前人的旧调。接下来，侧重解绎“仕”与“学”之间的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虽然朱子的解释也欠明确、欠具体，但他的话可以启发我们两点：

其一是正确地理解子夏这两句话，不能仅仅抓住一个“优”，而要在“仕、优、学”三个字上做文章；

其二是“仕”与“学”是一对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概念，应当统一起来研究，而不应割裂开来。

这样，就为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的问题找到了真正的症结所在，从而也为我们最终解决问题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其实，“仕、优、学”三字，早在《说文解字》中就已经作了明确具体的解释。只是由于一则这些解释散见于各字条目之下，并不是集中解释子夏这两句话；再则汉字一字多义，究竟该选哪个义项，常常是各取所需。所以，《说文解字》中的这些解释没能引起人们必要的关注。到了清代，段玉裁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中举出子夏的这两句话来解释“仕”

与“学”的辩证关系，这可以说是自东汉马融以来，对子夏这两句话的极为具体而又正确的解释——

《段注》在“仕”字条下说：

仕，事也，……学者，觉悟也，事其事则日就于觉悟也。若《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这段注文正好为我们解释子夏的话找到了比较完整的答案。回过头来再看上文所引的未嘉的话：“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其精神实质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可以说，《段注》之后，直至今日，对子夏这两句话仍然喋喋不休甚至掀起一场举国声讨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实在是一件令入非常遗憾、非常尴尬的事。

先看“优”字。

《说文》：“优，饶也。”又曰：“饶，饱也。”《段注》云；“引申之凡有余皆白饶。”

这大概是从东汉马融直到南宋朱熹统统把“优”解释为“有余力”的一个延续。上文已经讨论过了，释“优”为“有余力”不能圆满地解释子夏的话，因此，必须对“优”字做出新的解释。选择其新的恰当的义项。

《中华大字典》在“优、饶、饱”等字条目下，均有“多”这个义项，

《广韵》释“饱”字曰：“食多也。”

《小尔雅·广诂》：“优，多也。”

因此，我们可以选“多”这个义项来解释子夏这两句话。

在古代文献中，训“优”为“多”的例子不胜枚举。

《荀子·王制》篇：“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这里“优”与“多”同义连用，“优”也就是“多”。

《文选·张衡·西京赋》：“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薛综注曰：“优，饶也。”薛氏仍本《说文》，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最终还释“优”为“多”。如果从文字结构上看，《段注》云：“赢者，多肉之兽也。”由此可知，“赢”字也可解释为“多”，今天的“赢钱”、“输赢”，也仍与“多”的意义有联系；再者，从词法上看，“赢”与“优”也属于同义连用，“优”字仍可释为“多”。

不仅古文献如此，即使在现代汉语中，释“优”为多的例子也随处可见。成语“优柔寡断”，常用语“报酬从优”。回头再看上文马融释“优”为“有余力”，仍然与“多”这个意义有关。至于训“优”为“有余”、“富足”、“优裕”、“优良”、“优秀”，这些都应当是“多”这个义项的引申义。

其次，再来看“仕”。

《说文》：“仕，学也。”可知“仕”与“学”两者是密切关联的。上文所引朱熹的话“仕与学，理同而事异”也正是这个意思。

《段注》云：“仕，事也。是‘仕’与‘士’皆事其事之谓。”可知“仕”宇本来训为“做事”。

上古文字中，训“仕”为“做事”的例子不胜枚举：

《诗·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笺》云：?仕，事也。?

《诗·大雅·文王有声》：?丰水有岂，武王岂不仕？?

——毛《传》曰：?仕，事也?。

直到现在，当初曾深受中华民族文化影响的日本民族的语言中，也仍然还保留着“仕事”——“做事”这种说法。至于把“仕”与“官”等同起来，据《段注》云：“训仕为入官，此今义也。”考察一下远古时期的社会结构，“仕”（做事）与“官”（做官）也是有联系的：当时各部落中都是推举那些善于做事而又愿意为大家做事的人来做本部落的首领——也即当时的“官”，如传说中的燧人氏、神农氏、大禹等。于是后世就训“仕”为“做官”了。

既然“做官”是“仕”字的后起义，故而在解释子夏这两句话时，我们还应该取“仕”字的早期意义——“做事”才较为恰当。

最后来看“学”。

《说文》：?学，觉悟也。?

许慎以为，“学”是个形声字。其实，“学”应该是个会意字。“学”字的繁体写作“學”，从繁体字的形体结构来看，中间是一根横杆，横杆两头各有一根竹竿竖向支撑，近似今天凉晒、编织鱼网的架杆，只不过字形楷书化以后把两边的竖杆变短了，写成了今天的“冖”；横竿上面的部分，中间是鱼网的样子，两边像人手之形，表示两手织网——织网捕鱼，这是远古时期人们重要的生存手段；横竿下面的“子”本是小孩的形状。综合上面的字形分析，“学”(學)字当合有两层意义：一是大人教孩子织鱼网，“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一是孩子观察揣摩大人织网的技巧，“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以上均见《段注》)。

《书·兑命》曰：“学学半。”这两个“学”字正分别取上述两个义项。不过，无论是“教以觉人”，还是“学以自觉”，其中“学”字都含有“觉悟、领悟”的意思。

综合上面的分析，“仕”训为“做事”’“优”训为“多”，“学”训为“觉悟”、“领悟”，解释为“领悟道理”。那么，子夏的这两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做事如果做得多了就能领悟(其中的道理)，领语的道理多了就能(更好地)做事。

仔细品味这句话，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众多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理论知识，在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进行社会实践。

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辩证的观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我们却对它任意褒贬、武断歪曲，实在是一大憾事。那位子夏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句话——也许还是他自我欣赏、自鸣得意的一句话，在数千年之后竟然给他的老师招惹来了一场弥天灾祸，倘若他九泉有知，怕也会于心不安、深感愧疚的。

今天重提这个看似陈旧的问题，是想说明：在文字上以今释古、望文生义，内容上割裂原文、断章取义，思维上形而上学、各取所需的做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参考文献：

①何晏《论语集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民国八十年十月第四版

②朱熹《四书集注》台北：学海出版社民国八十年三月再版

③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④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二OOO年八月第二版第十五次印刷

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台北：洪叶文化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十月初版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