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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

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据科林伍德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温往事的一门学科。可是说实在的，回忆并不太可靠，有时历史仿佛是一棵进入冬天的树，随着时光流逝，盛夏的绿叶渐渐地落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当人们试图追忆它的时候，总难以恢复它夏天的生动和茂盛，历史也是一样，时间越久，记忆的遗失就越多。于是，有的被反复提起的事件就越发凸显，而有的被忽略的事件就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历史就在这有意无意的强化和淡化的记忆中变了模样。思想和学术的历史也一样，思想史家叙述过去的思索，学术史家记述过去的学问，依托的都是旧时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常常想不起当年那些思索和学问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环境，于是，他们笔下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好像总是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读者所看到的那些哲人或学者就好像汤碗里的死鱼而不是水中的活鱼，不明就里的读者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哇，鱼原来是和葱姜一道横躺在汤碗里的！当他们再度听到鱼儿离不开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会立即联想到鱼安然地卧在汤碗中的情景。思想史和学术史著作常常教导我们，清代考据学曾经笼罩了十八世纪，在文字狱的大背景中它不仅充当了那一百年间学术史的主干，而且也是那

一百年间思想史的主线。自从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由一种夸大的感慨被升格成严肃的论断，我们的印象似乎都是这样的，好像清代的文化人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他们没有自由的浪漫的思想，但都很有学问，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北京到安徽，从扬州到常州，人人都沉湎在书本知识中寻章摘句，真是可怜文士舔故纸，堪叹书生蛀虫鱼。可是，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却告诉我们，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的发展，真正从事考据的学者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著者初版序，中译本，第 2 页，他们主要生活在江南即如今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资助，凭借书院的讲学、书信的切磋、部分著作的刊刻等等在学界传播他们的学术，赢得学者的认可和一定的名声，从而在一部分文化人中形成了后人看起来似乎弥漫整个十八世纪文化界的考据学风气。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接下来就是清代朴学。作为思想史学术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它怎么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性很明显、影响力很有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不过事实也许真的就是如此。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三、四、五这三章中，艾尔曼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文版序，第 2 页，他用了他所谓的新文化史的方法，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来看清代的考据学，于是比较清楚而且准确地显示了十八世纪学术史上那一段过程的缘起、变异、衰落。

通常被称作乾嘉学派的清代考据学，在他这里被称作江南学术共同体，在乾嘉学派这个名称中，一个时代都被划进去，于是在名称中就暗含了一个假设，考据学笼罩了那个时代，而后一个名称江南学术共同体，却指明了一个事实，即那不过就是地域性的、学术性的、在学者圈子中互相认同的共同体，虽然它的确存在于清代中期即乾嘉时代。在我看来，这几章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尽管艾尔曼的研究还是粗线条的，在一部二百多页中文正文仅一百七十余页的著作中要细致地重建清代中叶学术所依托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它修复了一些细节，就像修复一张已经因为岁月流逝渐次褪色的古画一样。经过他对《皇清经解》作者的统计分析，我们大体对那时的考据学家的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家庭背景及科举功名有了了解，经过他对官方、半官方及徐乾学、朱筠、毕沅、阮元等私人的学术资助的叙述，我们注意到了当时以学术为生的学术职业化的形成，通过他对学术团体和书院的描述，我们也更多地感受到了当时的师承传授讲学讨论方式对学术的影响，至于当时的藏书楼、刻书业的发达，则为我们显示了十八世纪江南文化事业作为学术背景的意义，而第五章《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中，艾尔曼提到了当时以札记为主的著作方式、更广泛更严格的资料意识与方法，特别是他专门谈到了当时学术流传方式中的书往来和学术评价方式中的发明之争，这使我们意识到清代中期学者之间书信的学术价值，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必要的学术信息，得到有效的学术讨论，发布自己的学术发现，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产生学术发明的意识。在一系列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开始贴近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似乎可

以在这里想像二百多年前的江南学界。这时，学术史里的学者不再是蛰伏在白纸黑字中的古人，而是生活在二百年前的活人，鱼不再是死鱼，它游弋在水里。但是，也许是爱乌及屋的缘故，艾尔曼似乎把这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当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本书一开始就已经把十七世纪的中国实证学风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十七、十八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 4 页——于是，书中价值判断似乎与事实叙述发生了冲突，艾尔曼一方面断定这一学术思潮只是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少数知识精英的活动，一方面又断定它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出现了崩溃，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初版序，1 页，同时，在论述中又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或许存在的对正统思想的瓦解，当做当时学者的有意识行为，他说，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 5 页，而还原古典和批评考辩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清儒认为，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 21 页，于是，我们得出一个印象，即清代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转型是针对传统中国思想世界而来的，而学术史的这?蛔湟鹆怂枷胧返木薇洹?;这一说法在中国学术界也曾有过。以往，一部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认定十八世纪清代考学风的出现是清朝文化专制的直接后果，而十九世纪的思想巨变是西方冲击的产物，这种寻找外在原因的思路，其理论依据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背景决定论和所谓的

冲击——反应模式；一部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则认为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古典研究为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所以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延续，这种思路的潜在依据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同一性。艾尔曼的看法与后者相近，虽然思路的依据不同。但是，这一说法至少会引起以下问题第一，他们既然只活跃在江南、由少数学术研究者构成、靠一些官方、半官方及私人支持、由并不发达的出版与并不广泛的通信来发布学术成果，那么，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积累数千年笼罩全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瓦解？第二，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对传统的学术的解释方式与思想的阐述方式虽然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否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足以在整个思想世界引起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和思索？第三，这种被称之为实证性朴学话语的学术话语，在那个朴学家的生活世界中是唯一的话语么？它是否只是一种文人甚至是学者之间互相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当他们面对公众社会或面对私人家庭时，是否还有另外的话语，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怀疑它对传统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意义了。很可能艾尔曼也是属于柯文所说的，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的那一路美国汉学家，读《从理学到朴学》，我特别地感受到他要为尚未真正受到西方剧烈冲击的十八世纪中国寻找思想变化的内在逻辑。显然，摆在研究者面前一个明确无误的历史事实是，十九世纪中国传统思想世界的确开始瓦解，依照过去的解释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但是晚近的汉学家往往不太愿意照说旧话，而是希望在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寻找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瓦解的内在原因。

正如他在序言中对孔飞力的评述所说的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经营阶层的凝聚力已经崩溃瓦解初版序， 1 页，这一判断构成了他的研究的前提或预设，根据西方思想世界即文艺复兴的变化在中国按图索骥，沿着这一思路出发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寻找，当然就找到了清代考据学，于是他论述了考据学派是如何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并判断这种考据学结束了新儒学的正统学说以及它的钦定理论体系和强烈的形式主义对学术的垄断结论，177 页。但我不敢相信，尽管我也希望在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找出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根本动力，但事实上十八世纪的清代考据学并不曾具有如此凸出的瓦解传统的意味。应当指出的是，在那个时代，文化人实际上使用的是三种不同的话语 ——我们也暂且使用福柯的这一术语——，一种是在公众社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它是一本正经的，未必发自内心但人人会说的话语，尤其通行在官场、文书、礼仪、社交的场合；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它是以知识的准确和渊博为标准的，只在少数学者之间通行，由于它的使用，这些学术精英彼此认同，彼此沟通，但它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话语；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友人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它是呢喃私语或低斟浅唱，人人会说但不宜公开，满足心灵却不可通行，最多形之诗词。其中，终极而空洞的道德说教尽管已经成了反复絮叨的、令人乏味的车轱辘话语，但正是这反复地絮叨却使它成了一种司空见惯日用不知的当然，这种道德说教一方面渗入生活，一方面凭藉权力，成了一种社会话语，

人们在公开的场合、在流通的文字中总是使用这种类似于社论或报告式的社会话语，艾尔曼说当时人们把道德修养斥为一种无聊的娱乐，赋予实证学风以中心位置结论，177 页，恐怕言过其实，至少我们在一些以考据著称的学者身上还看不到这种现象，他们在书斋中钻研经典中的知识性问题，用学术话语赢得生前身后名，在公开场合社交场合以道德修养的说教示人，以社会话语与周围的世界彼此协调，当然，他们也少不了私人生活的乐趣，歌楼酒馆，园林画船，在那里，他们则以私人话语在世俗世界中偷得浮生闲趣。清郑献甫在《补学轩文集》卷一《著书说》里打过一个比方，说宋人语录式的话语是画鬼，无论画得好不好都可以蒙人，清代考据式的话语是画人，稍有不像就不敢拿出来给人看，而文人写诗词，就好比画意，无论好不好都敢自夸一通，虽然确认一个人的学问知识要靠可以比较评判的画人技术，但清代许多人包括考据家是三种话语都会说的。学术话语的声音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实际生活领域中实际上是很微弱的，首先它的传播范围很有限，正如艾尔曼所描述的，它主要是在江南的一批学者之间的学术活动，就连十八世纪末住在距京城不远的直隶的大考据家崔述都不曾看到过一百年前流传、五十年前刊刻的阎若璩那本据说是引起巨大轰动 22 页的《尚书古文疏证》155 页，那么学术话语传播的渠道又有多少呢？其次是这种学术性极强的专业问题很难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它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识，正如艾尔曼的说法，清代学术成了职业，可以容纳一批学者，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成了职业，它也同时由职业而专业，专业的学术话语实际上划地为牢，使职业之外的人无法理解其中三昧；最后我

们还要追问的是，清代考据学对古典的研究与解释，常常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也就是说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这种知识性的学术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在人生理想、社会政治、道德意识即终极性的价值层面上发生动摇，使传统思想产生根本性的瓦解？这涉及了一个学术研究与思想表述、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老话题。面对经典时常常会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追寻知识的正确，强调经典的研究应该从文字、音韵、训诂出发，理解经典的本来涵义，进行注释、解说，这种立场是我注六经，它必然小心翼翼地避免主观，而注重历史性，使阅读者在他的著作中知道经典；一种是确立真理的绝对，它强调体验与感悟，通过一些不需言说的预设，他们对经典加以阐发，并常常超出经典文本的范围，这种立场是六经注我，它往往有主观性，因为它并不注意阅读者对文本的知识，而是在引发阅读者信仰真理。用清人的话说，前一种是所谓汉学，后一种是所谓宋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前一种是学术家的立场，后一种是思想家的立场，虽然他们都来自一个儒学传统，但在处理经典时，却成为两种不同的思路，狄百瑞在《道学与心学》里就是这样把儒学分为学者的和先知的。正如艾尔曼正确地指出的，十八世纪的考据学日趋成熟，一批受过严密的语言、历史和天文学系统方法训练的学者出现了。他们在江南形成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其成员相互交流彼此的论著，他们致力研讨的课题多半与社会问题无关主要是由儒学博闻明辩传统的内在刺激引发的，这种把知识意义凸显起来的学术风气正好适应了晚明以来

人们对于反复的、重复的、空洞的、不可验证的道德说教的厌烦，满足了文化阶层追索可以积累的、无限广阔的、明确的知识的兴趣，也满足了学者阶层以规范的学术水准彼此认同的需要，于是它渐渐脱离了其解释儒家经典意义的性质，在一些学者那里由附庸变成了大国，考据学在接触到新的发现所开辟的学术领域后，就立即投入这样一个变化迅速、来不及进行综合的学术天地 41 页。于是，这个江南学术共同体就成了学术史的对象，因为它的成员的职业化、它的研究的专业化和它确立知识的优先意味，已经使它靠近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逐渐疏离了意识形态意味的思想。并不是说学术与思想之间有一道天堑，并不是说学术对思想毫无意义，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清代学者就已经搞清楚了的，一个叫翁心存的人告诉陈澧说，汉学如治田得米，宋学如炊米为饭，还有一个叫李江的人也在其文集里说过，治汉学者，如入干菜铺，无物不备，未必即能果腹，甚至有始终未尝一味者；治宋学者，如入饭饱，况果善烹调，向之干菜，俱供食料。当然，十八世纪江南的学术话语与北京为中心的社会话语不同，不仅意味着在一批职业化的学者心目中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而且考据学风在文化人中的弥漫，意味着人们心目中对纯粹知识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但是，考据本身毕竟是一种知识性的研究，尽管很多人都会说由训诂而通义理，但是训诂却不是义理，训诂的是非也不是义理的是非，知识的研究是节节求真，知识的成果不受时空的影响可以积累和进化，而智慧的体验是处处求善，体验的结果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对人的生活产生

无形的影响，它本身却不可能像叠罗汉一样步步攀升。学术要成为思想，只能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因为学术家对于经典的研究与注释，是给思想家留下了思想的资源，这种资源本身是一些真实的、客观的知识，就像翁氏所说的米或李江所说的干菜铺，至于思想家如何把生米煮成熟饭，把知识的干菜做成思想的佳肴，那是思想家的事情，像清代的《尚书》研究、《周易》研究、古史研究、诸子研究等等，在阎若璩、胡渭、惠栋、姚际恒、崔述那里未必就真的是对传统儒学经典和传统社会秩序的挑战，但是在后世的思想家手中，当时机成熟，它们就可能成为思想家重新解释传统思想世界的资源，这时，人文知识才转化为意识形态，学术才介入了思想。可能我总是过分地强调了学术与思想的分野，在一九九 ○年的一次笔谈中我说了这一点参见《学人》第一辑《学术史与思想史》，在去年的一篇评论中我又说了这一点参见《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七期《世间未曾有斯人》，但是，这里我依然要旧话重提。因为在清代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学术史与思想史不那么合适地对接，把事后的思想资源当成了当时的思想活动，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学术史命名，却试图解释思想史的现象，所以总是要在清代发现中国的文艺复兴，便把阎若璩对《尚书》的考据说成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把胡渭对《周易》的考证也说成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依此类推，方苞的《周官辩》、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著作，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崔述的《考信录》更不必说，更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可是那么多的思想解放，为什么就没有解放了思

想，反而要等到十九世纪才出现真正的思想史的大变化？其实，虽然西方文艺复兴是从整理与研究古典开始的，但是中国整理与研究古典未必是文艺复兴的开始，对于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与他们曾经有一段隔膜，蛮族的入侵、教会的统治，若干世纪的遗忘，使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成了久违的思想资源，一重逢就异常兴奋，而对于文明一直未曾中断的中国来说，六经却是熟悉之极的古典，无数次的注释，反来复去的阐发，在这个以注释经典为传统的文化系谱中未必就能震撼心灵，颠覆思想，所以十八世纪的中国江南的考据学虽然与前几个世纪的欧洲同行在进行同样的文献研究、语言研究，但是它却只能完成它学术史的意义，而不像欧洲同行那样，一下子就使思想借尸还魂完成了思想的大解放。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即使是在坚定地怀疑和分析经典文本时，这些清代的考据学家心目中也并没有怀疑与颠覆传统思想世界的野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口号其实只能限制在知识范围内，王鸣盛所谓治经断不敢驳经《十七史商榷自序》就是一例，超出了经与道的想法，他们是不同意的，像钱大昕就以各出新意，而经之旨去之弥远来批评怀疑《尔雅》者《小学考序》，而崔述则以数纣之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无圣人气象来怀疑《泰誓》《丰镐考信录》，看来那些以精于考据闻名的学者最终还是要折衷于六经的。十八世纪的学术史给十九世纪的思想史可能提供了超越传统的资源，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出现使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 ?鱿至艘欢 ǖ 摹笆枥搿保旧碓谑耸兰筒⒚挥兄苯拥吒菜枷耄膊辉鸫车谋
览！?;1996 年 3 月 11 日转载自《读书》第 207 期

【最新】专家推荐信,在学术思想上的创新、特色,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可行word版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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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基本原理——方法论意义

马原基本原理——方法论意义基本原理一、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及其方法论要求 1、原理归纳：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叫物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质是物质。 2、方法论要求：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反对从主观出发，反对“上帝创世说”。二、意识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原理及方法论要求 1、原理归纳：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会受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会不同。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有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人生观不同、思维方法不同、知识结构不同。 2、方法论要求：只要我们端正立场，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来观察事物，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为指导，不断充实我们的科学知识，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正确认识世界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三、意识反作用的原理及方法论要求 1、原理归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歪曲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向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 2、方法论要求：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意识的反作用，重视精神的力量，自觉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既反对否认意识能动作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又要反对片面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错误。四、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及其方法论要求

1、原理归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 2、方法论要求：要求我们既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 基本原理一、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及方法论要求 1、原理归纳：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之中，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地存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和多样性。 2、方法论要求：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对事物的联系进行具体分析，反对形而上学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二、因果关系的原理及其方法论要求 1、原理归纳：唯物辩证法认为，原因是引起某种现象产生的现象，结果是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在每事每物的具体因果联系中，原因和结果有严格区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果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条件性。 2、方法论要求：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才能提高人们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反对倒因为果，倒果为因。三、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原理及其方法论要求 1、原理归纳：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局部离不开整体，整体也离不开局部，全局高于局部。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到有水吃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到有水吃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一句中国俗语，它所反映的现象其实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1964年3月，在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在凌晨3点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被一个杀人狂杀死。作案时间长达半个小时，附近住户中有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被刺的情况和反复的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她，也没有一个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事后，美国大小媒体同声谴责纽约人的异化与冷漠。一、对这一现象的心理学解释：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并没有认同这些说法。对于旁观者们的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还有更好的解释。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专门为此进行了一项试验。他们寻找了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与一名假扮的癫痫病患者参加试验，让他们以一对一或四对一两种方式，保持远距离联系，相互间只使用对讲机通话。事后的统计数据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在交谈过程中，当假病人大呼救命时，在一对一通话的那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四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通过这个试验，人们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两位心理学家把它叫做“旁观者效应”。他们认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正是因为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每一位旁观者都无动于衷，旁观者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其他观察者的反应。用该效应再来看一下媒体经常报道的“小孩落水事件：旁观者甲本想下水救人，又有些犹豫，他在看其他目击者乙、丙等人的反应。转念一想：“这么多人都看到小孩子落水，总会有几位下去救险的，自己就不下去吧。”犹豫之间，小孩子被水吞没了。居然没人下水，甲不禁心里有些内疚。再一想，要责怪，要内疚，要负责任，也是和乙、丙等数十人分担，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他走开了。就这样，一桩桩旁观者众多，却“见死不救”的事件产生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旁观者效应”，与人们一般以为的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之类的社会氛围或看客的冷漠等集体性格缺陷没有太大关系。心理学家Ringelman是最早发现社会懈怠现象的。他让参加实验的工人用力拉绳子，并测他们的拉力。第一次，是让每个工人单独拉绳子；第二次是让三个一起拉；第三次让八个人一起拉。本来以为拉力会与人数增加的倍数而同样增加，但是，实验的结果却表明，单独拉绳子时，人均拉力是63公斤；三个人一起拉的时候，人均拉力是53公斤；八个人一起拉时，人均拉力是31公斤，不到单独拉时的一半。另外一位心理学家，用大学生作为被试做的实验，进一步为社会懈怠的存在提供了证据。他让大学生们利用欢呼或鼓掌的形式来制造噪音，结果发现，每个人所制造的噪音随团体人数的增加而下降。二、三个和尚没水喝之面面观 1、“为什么三个和尚没水喝？”之公务员面试观-公务员考试 "为什么有的单位能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而有的单位则是三个和尚没水

(完整版)浅谈做好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浅谈做好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的途径和方法经常性思想工作是针对官兵各种现实思想问题，随时进行教育疏导的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政治工作服务保证作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此，总结和探索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把握其基本规律，对于加强新形势下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当下，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要使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紧跟时代步伐，确保及时有效，就必须在“快、准、实”上下功夫，做到有苗头能及时发现，有问题能准确抓住，解决问题措施切实可行。就如何做好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笔者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提高工作的针对性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人们的思想变化是错综复杂的，只有解开心弦之结，才能触动心灵，形成共鸣。首先，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方法和途径有千万条，但归根到底要坚持一条，这就是：无论是作报告、上教育课、还是开展谈心、互助等活动，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善于寻找人们的“共鸣点”，把握与部署情感的“共振点”，触发人们的“醒悟点”，捕捉个别人的“闪光点”，做到“话不在多，

共鸣则灵”，“理不在深，有的放矢”。经常性思想教育要始终瞄准“四个靶子”：一是官兵最关心的问题，二是队伍中带倾向性的问题，三是社会上最热点的问题，四是官兵应知而未知的问题。其次，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必须坚持做到从不同类的人和事的实际出发，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俗话说：千人千思想，万人万模样。因此，要有的放矢地解开官兵心弦上的疙瘩，就要针对不同人和不同事，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性格和不同场合，加以区别对待，采取有针对性的不同措施。做好个别人的思想转化工作，需要下苦功夫、细功夫、硬功夫。要把握三条：首先要端正对个别落后官兵的态度，要有对官兵高度负责、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工作做到位，就可以使他们转化。其次，要弄清思想症结所在，要采取多渠道、多种形式，通过细微观察，了解真情，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第三要在深入细致上用气力。例如：有时摆事实、讲道理，就能说服官兵；有时就需要直敲“当面锣、对面鼓”，单刀直入，直接打开窗子说亮话，有时却只能迂回曲折，待机突破；有时还需要采取纪律的、甚至法律的手段，才能使本人的心灵发生震颤，使周围的人受到教育等等。二、把握规律，摸准脉搏，增强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丁甘仁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研究

丁甘仁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研究丁甘仁(公元1865—1926),字泽周,江苏武进孟河镇人,为清末民初的江南名医,与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一起被称为孟河四大家,孟河四大家代表了孟河医派。与费、马二位成名于孟河不同的是丁甘仁成名于上海,是四大家中成名最晚的一位医家然而又是对中医事业发展最有影响的医家之一。他对近代中医药学术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孟河医派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破除门户之见,多方拜师,虚心请教,互相交流,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丁氏学派”,尤其在外感热病、喉痧的治疗上颇具特色。丁氏对近代中医事业发展杰出的贡献是改变了培养中医师师承家传的单一方式,开创了近代中医教育的先河,然而,对这样一位中医临床大家、中医教育家的人生轨迹、学术思想特点和丰富临床经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虽然在他逝世后弟子门人等研究与纪念文章不绝于世,初步统计从60年代至今学术论文共有近50篇,这些文章有的是纪念丁甘仁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一生的文章,其中虽然也有介绍丁氏生平事略的内容,但对丁氏一生中重要的医事活动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很难让后学者全面了解丁氏的成名经历,因而也就无法领悟到成为中医临床大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另外在研究丁氏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类文章方面,如黄文东先生的“丁甘仁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对丁氏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外感病方面的成就、在疑难重症方面的临床经验等进行了总结。再如郑氏等的“《丁甘仁医案》治脾胃十四法”;职氏的“丁甘仁治疗中风方法的研究”;方氏的“《丁甘仁医案》肿胀证治试析”;管氏的“丁甘仁治痢五法”等等,从上述研究情况可以看到,这些文章基本都是研究丁甘仁某一方面学术思

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改造及其启示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FU DAN J OURNAL(Socia l Sc i ences)N o.1 2011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改造及其启示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黑格尔的方法论是由抽象的知性、辩证的理性(即辩证法)和思辨的理性这三个环节构成的。在改造黑格尔的方法论时,马克思从中抽取了第二个环节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应该被阐释为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然自身的运动,即自然辩证法,而应该被阐释为社会历史辩证法。社会历史辩证法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实践(包括劳动)辩证法、人化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形态辩证法。 [关键词] 方法论辩证法思辨论自然辩证法社会历史辩证法在传统的阐释者们的视野里,最受到重视的是方法论问题,尤其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在方法论上的关系问题。然而,即使是在这个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里,阐释者们的思想仍然是不明晰的,这种不明晰性甚至感染了他们的批判者。有鉴于此,厘清马克思和黑格尔在方法论上的准确关系,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本真含义,无论是对外国哲学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一、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方法论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方法论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很少有人在黑格尔的方法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做出深入的反思和严格的区分,而晚年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 (1888年,以下简称出路 ) 则进一步遮蔽了这种区分。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体系和方法之间的冲突。他在分析后黑格尔哲学发展的方向时告诉我们: 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Syste m)的人,在两个领域(指宗教和政治引者)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der d ialektischen M ethode)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显然,当恩格斯使用辩证方法这个术语的时候,他把黑格尔的方法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完全等同起来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黑格尔在许多著作中谈到他的方法论,而最经典的段落则在小逻辑中。他在该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 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die abstrakte oder verstaend i g e);(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d ie d ialektische oder negativ-ver nuenftige);(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die specu lative oder positi v e-vernuenfti g e)。尽管黑格尔在这里谈论的是逻 [收稿日期] 20101009 [作者简介] 俞吾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为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创新研究基地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项目批准号: 05FCZD008)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重大问题研究 (项目批准号:09AZD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我们之所以主张把恩格斯原著标题中的德语名字der Ausgang不译为终结 ,而译为出路 ,是因为费尔巴哈并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终结者是黑格尔,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不过是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后的一条出路而已。参阅拙文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黑格尔著: 小逻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2页。S ehn G.W.F.H ege,l W erk e8(F rankfurt an M ai n:Suhrka m p Verl ag,1986)168. 2

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管清友 2012-12-25 15:38:40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8期作者简介：管清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100732 内容提要：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本文将遵循这一脉络介绍奥尔森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并简要回顾中国学者对奥尔森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关键词：集体行动利益集团国家兴衰一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1]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

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Yegor Gaidar 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Peter Murrell 教授也感慨地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2]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

奥尔森的生平、著述与研究方法

奥尔森及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权力与繁荣》一、《集体行动的逻辑》：三个和尚真的没水吃？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以及怎样才能达成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基本假设《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以前，社会科学家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实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奥尔森发现，这个假设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有害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承担集体行动的成员。搭便车现象常在。奥尔森认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人数越多，搭便车的动机越强烈，集体行动越难达成。后来发展为“多人囚犯两难博弈”，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集体行动产生的条件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即集体成员的收入不对称。如亚洲经济危机后，日本主张设立“亚洲货币基金” 美国愿意支付70％的北约（NATT）经费。二是“选择性激励”：1、正向激励：鼓励措施2、反向激励：惩罚搭便车的措施相关问题：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接下来是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凤毛麟角，少于1/%。二、《国家的兴衰》：瓷器店里的哄抢讨论主题：群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什么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能够创造出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国家中也有搭便车的群体，国家可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奥尔森把这种利益集团叫做“分利联盟”。分利联盟（一）分利联盟给国家经济发展制造了许多不利因素：1、寻租活动不但要浪费大量的资源，而且改变了社会的激励机制。2、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比喻：闯进瓷器店里哄抢的强盗，抢走的少，打烂的多。分利联盟（二）为什么受害的人们会任由分利联盟的行为？→当国家、社会蒙受损失时，群体、个人的利益也受损。不过，如果由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其数目就微不足道。这时候，个人的搭便车行为是理性的选择。----“理性无知”。联系中国的集体制。因此，造成英、美等国家经济发展呆滞的主要原因是数目繁多的分利联盟进行了大量寻租活动。而德日在战后分利联盟还没组织起来，没来得及对国家造成伤害，因此发展很快。→国家的兴衰和集体行动的成败呈“负相关”。兴旺是因为集体行动的失败。利益分类瑞典和挪威的工会组织与英、美的工会

如何做好基层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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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做好基层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摘要：人的思想问题，往往通过各项具体业务活动表现出来，一个人思想政治觉悟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最终要落实到积极地、创造性地做好自己所从事的业务工作上来，因此作为企业领导或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懂得运营生产管理，必须深入到员工中去，在平等、民主的气氛中加强与员工交流沟通，把思想政治工作同运营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确保员工思想稳定和保持旺盛的斗志，保证运营生产顺利进行。关键词：基层员工思想政治觉悟认识能力在当前公交行业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责任，坚持经常性，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注重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坚持群众性，党、政、工、团一起抓，掌握灵活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方法，引导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为公交事业改革和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公交车长作为公交企业的对外服务窗口，处处代表着城市公交的形象，稍有不慎，便会给公交的声誉带来损害。但

是由于一线车长的工作单调、责任风险大、劳动强度大、职工的思想意识上有一种压力感、紧迫感、枯燥感。加之现在城市交通的拥挤和乘客对乘车舒适度要求的提高出现的差距，车长在服务的同时还要解释和化解由此产生的矛盾和磨擦。怎样给一线车长减压，解决他们的各方面压力，平抚他们的思想波动，更好的、心情愉快的进行工作，是我们每个管理人员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谈几点看法。一、相互关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相互关心是思想教育工作者和工作对象连接的纽带。思想教育工作者应深深懂得，只有关心人，才能教育人，只有关心人，才能当教育者。从这个角度讲，思想教育的过程就是相互关心的过程，只有相互关心，才能消除二者心理上的隔阂；只有相互关心，才能缩短二者感情上的距离；只有相互关心，才能使人从内心感到亲切和温暖。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的情感是人们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态度体验，是人感情的抒发，是人的意识的外部体现。关心人的人如果不能以诚相待，以心交心，不能从思想上主动与工作对象进行感情交流，就不能引起思想的共鸣。应该主动地从工作上帮助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与他们同甘共苦，知道他们想什么。需什么，做什么，只有这样才能与他们有心与心的感情交触，才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例如，我们在

论钱乙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论钱乙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txt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你发怒一分钟，便失去60分钟的幸福。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生活就像"呼吸""呼"是为出一口气，"吸"是为争一口气。论钱乙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更新日期：2009-05-11 点击：傅沛藩钱乙是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其学术远取《内经》、《难经》及仲景之学，近及《太平圣惠方》等宋代名方名著；既精研儿科，也对内外各科颇多贡献。所著《小儿药证直诀》(以下简称《直诀》)为中医儿科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儿科生理、病理及其辨证施治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影响超出了儿科学的范围。 1 钱乙对小儿生理、病理的认识小儿体质问题为历代医家所重视。《颅囟经》率先提出“纯阳”之概念，意在形容小儿生机蓬勃，属阳主升易散的生理特点。但后人常误以为，婴儿为一团阳光，肆用寒凉，伤脾败胃。钱氏遂提出小儿“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直诀.变蒸》)，补充完善了小儿生理病理的纯阳之说。 “脏腑柔弱，全而未壮”，系指小儿物质基础和生理功能均处于幼稚时期，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低下，易受外邪入侵。当疾病一旦形成，或因医治延误，极易伤及正气。在病理上就表现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今早之实，可成傍晚之虚，今日之虚，又可转为明日之实。钱氏还认为，小儿急性外感疾病之初，多为实证、热证，故阳热亢盛、津液耗伤是儿科常见病机。但也不尽然，热邪伤阴也能耗气，久治不愈之外感咳嗽、哮喘等，也常见有阳气不足之证，而应采用益气解表等法。例如《直诀》所载东都张氏之孙肺热一案，他医以犀角、朱砂、龙骨、麝香、牛黄治之，一月不愈。其证嗽喘闷乱，饮水不止，全不能食。钱氏用使君子丸、益黄散治之。张氏惑于治热以温，钱氏曰：“凉药久则寒不能食。小儿虚不能食，当补脾，候饮食如故，即泻肺经，病必愈矣”。服补脾药二日，病儿欲饮食，复以泻白散而愈。 2 钱氏对儿科辨证施治的创见钱氏在《内经》、《金匮》、《千金方》等脏腑辨证基础上，首创儿科五脏辨证纲领，将风、惊、困、喘、虚，归纳为肝、心、脾、肺、肾的主要证候，用虚、实、寒、热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五脏所主》篇说：“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摇，虚则卧而悸动不安。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虚则咬牙，多欠气。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肺主喘，实则闷乱，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则哽气，长出气。肾主虚，无实证，目无精气，畏明”等。这些经验至今仍值得借鉴。尤为可贵的是，钱乙临证绝非孤立地辨五脏判五证，而是注重其间的相互影响，还以五行生克理论指导五脏兼证的辨证及治疗。如“更当别虚证，假如肺病又见肝证，咬牙多呵欠才易治，肝虚不能胜肺败也；若目直大叫哭，项急顿闷者难治，盖肺久病则虚冷，肝强实而反胜肺也。视病之新久虚实，虚则补母，实则泻子”。在诊断方面，钱氏据“小儿多未能言”和“脉既难凭，必资外证”，首重望诊，提出“面上诊”与“目内诊”。其“面上诊”是据《素问.刺热论》的观点指出：“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颏为肾，赤者，热也，随证治之”。左腮、右腮、额上、鼻、颏分别是肝、肺、心、脾、肾脏之气应于面之部位，病虽未发，其色先见，而可为诊断之依据。其“目内诊”包括“目内赤者，心实热；淡红者，心虚热。青者，肝实热；淡青者，肝虚热。黄者，脾实热；微黄者，脾虚热。白而混者，肺实热，目无精光者，肾虚”。这种独特的诊断方法在临床上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为明清儿科学者所效法。钱氏对儿科某些常见证的辨治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如首创惊风病名，并将其分为急惊风、

皮亚杰的方法论_体系_优势与启示

皮亚杰的方法论:体系、优势与启示卢盛华 (上海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系,上海200234) 摘要:皮亚杰的方法论体系包括:(1)发生学的理念;(2)“适应”和“运演”的理论解释工具;(3) 获取资料的临床访谈法。他以这样的方法论体系而建立起来的理论具有:理性性、解释性、整体性等特征。皮亚杰方法论对我们当前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当前的一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 恪守着“实证”与“量化”的规范;却忽视研究主体的理性建构作用。关键词:皮亚杰;发生学;心理学方法论中图分类号:B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1)-04-0003-04 1　引言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心理学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严格的实证主义者试图摒弃研究者的理性因素;然而,心理学短暂的历史却呈现另一番景象:从理论对事实的解释能力以及理论对实践的影响而论,成功的理论反倒是那些富于理性色彩的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即是其突出的一例。他的理论阐述了儿童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成为“各国课程改革的坚实论点”[1],同时也拓展了研究领域,引起“如此众多的核对和扩展工作”[2]。成功的理论离不开成功的方法论。在研究皮亚杰方法论的诸多论述中,探讨其临床访谈法的居多;却少有人将他的方法论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本文试图从分析皮亚杰的具体研究出发,弄清其方法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其方法论的优势所在。同时,对照有成就的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来反观我们的不足,也是反省我们研究现状的有效途径。 2　皮亚杰的方法论体系 2.1　发生学的理念皮亚杰通过研究个体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来探讨认识的实质[3]。他所持的是发生学的理念(G enetic Idea ):从探讨事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着手来研究并解释事物。发生认识论是在批判旧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发生学的理念也体现在对传统认识论的批评之中。皮亚杰指出:只有承认认识是一发展过程才能真正弄清认识论问题[4]。他认为知识是主体逐渐建构而成的(渐成论),而不是先于主体而存在的(预成论)。他先后在《智慧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原理》中,对形形色色的“预成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逻辑经验主义把公理化的数理逻辑体系当作永恒的理性形式。这样,他们就犯了绝对化的错误。在他们看来,人们面对公理化体系,只需理解、遵循,而不必建构。1+1=2只是用算符“+”表明元素之间的静止关系。至于这一关系如何成立?逻辑经验主义的解释是:1+1=2只不过是一种同语反复,1+1永远等于2。这里,他们陷入一种循环论证:1+1=2是一种永恒的理性形式,因为它成立,所以它成立。皮亚杰在指出这一因绝对化而导致的困境的同时,也用发生学消解了这一困境。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属于静止的、终结状态的逻辑规则,皮亚杰则认为是主体心理上的动作或运演结第21卷总第80期心理学探新EXP LORATI ON OF PSY CH O LOGY 2001年第4期

曼瑟经济思想述评

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作者】管清友【作者简介】管清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100732 【内容提要】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本文将遵循这一脉络介绍奥尔森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并简要回顾中国学者对奥尔森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摘要题】综述【关键词】集体行动/利益集团/国家兴衰【正文】一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1]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Yegor Gaidar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Peter Murrell教授也感慨地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2]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3]解答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利联盟”，也就是我们讲的利益集团理论。所以，要了解

理解奥尔森的强盗逻辑

理解奥尔森的强盗逻辑丁维兵 2012-02-16 ——《新历史观概想》续篇之三十二最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学者的介绍，这个学者叫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因其成就和贡献还设置了奥尔森奖，专门用于表彰最佳政治经济学博士学术论文获得者。奥尔森写过一篇叫《独裁、民主与制度的起源》的文章，主要是在讲国家起源的一个新猜想，据网上有篇读者的文章介绍：“他受中国的一个军阀冯玉祥的启发。冯玉祥是一个军阀，却很有德政，为什么一个军阀还会实行德政呢？于是他得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起源理论。最早的政府是通过暴力产生的：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实力强的就会形成土匪，到处抢劫，当一伙流窜的土匪固定在某一个地区时，它会考虑他们的长远抢劫收益。他们不会把老百姓的东西全抢完，把百姓全杀光，要不然谁来生产啊，如果大家都穷的要死，他们去抢谁的呀？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最佳的…抢夺点?。不但要抢，还要抢有的度。不仅要自己有吃的，也要老百姓有吃的，而且要百姓们多多的生产。

久而久之，固定有一个地方的土匪，就慢慢成了…政府?，抢夺的东西也就成了强制性的税收。这伙土匪不但要求自己不能过度抢夺，还要防止其他土匪前来抢夺，也要防止百姓之间相互抢夺，因为这些都不有利生产，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所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暴力机关，制定了法律，于是国家就产生。” 奥尔森的这个国家起源的猜想非常有趣，说起来其几乎可以定名为“强盗逻辑”，因为他所提到的要素就是军阀、暴力、土匪和抢夺等等，而如果将这些通称为“强盗”，他的逻辑可以简写成：“在一个…强盗?横行的社会，当一伙…强盗?停止流窜而与周围的多数人类稳定相处时，由于…强盗?需要多数人持续的生产供给，所以只能有度的摄取，而多数原住民如果没有…强盗?的强势保护，就会被其它强盗不断的无度摄取，这些共存关系的固化就是国家的起源”。奥尔森国家理论的“强盗逻辑”看似奇特，甚至可能会被某些人一笑置之，但如果抛开现在先入为主的认识定式想一想，“强盗逻辑”的逻辑其实是通顺的，有问题的只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实力强的就会形成土匪，到处抢劫”，在国家形态之前，人类社会本来就一直是无政府状态，为什么过去千万年的无政府就不会导致国家形态的产生，而几千年前的那一段历史的无政府却会？只要能为这个逻辑起点找到正确的解释，“强盗逻辑”的国家理论就有了达至完全通顺的可能，而就国家理

指导员怎样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

指导员怎样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是实现政治工作服务保证作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指导员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需要掌握“四会”，即会观察分析的本领，会语言沟通的艺术、会谈心交心的技巧，会帮助教育的方法。一、会观察分析的本领，善于摸准兵情了解兵心知兵是带兵的基础。指导员要想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就必须了解自己所带的兵，善于观察分析他们的言行，准确地掌握他们的思想特点和变化规律。“知兵”的基本方法有“望、闻、问、切”四种。 (一)“望”，就是要仔细观察战士的行为举止，辩证地看待战士。一要贴近战士微观看。指导员必须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多与战士谈心，交流思想，既要落实“五同”：即落实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又要做到“四知”：即做到知道战士在哪里、在干什么、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还应该注意“六看”，即睡觉看姿势、就餐看饭量、来信看表情、平时看情绪、工作看标准、业余生活看参与这“六看”。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全面地收集到战士思想信息的第一手资料。二要转变观念宏观看。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战士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再用以前的老观念、老视角、老尺子来衡量现在的战士，不能把战士的一些特点看成缺点，而应立足于时代，及时消除传统带兵观念的影响，从社会的大环境来看准战士的优缺点，真正

了解战士。三要走出误区客观看。个别指导员由于受思维定势的影响，看战士往往会产生很多误区。有的把战士民主意识强、爱提意见看成是身上有“刺”；有的把打过工、经过商的战士与“刁钻滑”联系起来；有的把战士渴望成才的热情看成是入伍动机不纯；有的把战士的心理问题看成是思想问题；有的把战士的能力高低看成觉悟问题，等等。要加强学习，积累知识，不断拓展思维空间，立足客观，勤于观察思考问题，从更深层次上了解战士，准确把握战士的思想脉搏。 (二)“闻”，就是要时时注意战士的话语，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一是要耐住性子仔细听。当战士发牢骚、说风凉话、甚至顶撞领导时，指导员不能张嘴就批，开口则训。这样不仅掌握不了战士的思想情况，也影响了官兵关系。而要耐得住性子，认真地加以分析，从中找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或失误，这样才有利于思想工作的开展。二是要抓住时机留心听。遇到战士调离、入学、探亲、出差、老兵复退、重大学习以及与官兵利益相关的政策出台等时机，指导员要听其言观其行，及时跟进，牢牢掌握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主动权。三是要端正态度认真听。对于战士提出的意见建议，无论所提意见正确与否，当时都应端正态度正确对待，提对的立即改正，提错的应主动给予解释，耐心地进行疏导。 (三)“问”，就是要多问战士的情况，关心他们的冷暖与进步。言行举止是战士思想的外在表现，但是光观察言行举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战士的思想，还要多问。一是真心实意经常问。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