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朋党之争

北宋王朝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政治是最开明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既有不杀大臣的家诏，又有抑武重文的主张，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北宋。在开明政治和文治主义的背景下，一大批杰出文人政治家脱颖而出，赵普、寇准、吕蒙正、吕端、李沆、王旦、文彦博、韩琦、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或鞠躬尽瘁，或刚直不阿，或清介重厚，或勇于改革，在历史上都留下千古英名。但是由于历史局限，再加上每个人地域、出身、个性及政治主张不同，在不同的时期这些人就分为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时常发生争斗，从而也形成了北宋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朋党之争。最早的朋党之争

北宋最早的“朋党”之争发生于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个皇帝，他在而立之年，公元997年即位。北宋建国在960年，这位太平皇帝对于安邦治国显然不如他的先辈宋太祖、宋太宗那样卓越，对大臣驾驭能力也要逊色得多。在他执政的25年，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时有发生，特别在他统治后期，派系争斗愈演愈烈，并最终演变成朋党之争。

公元1020年春天，宋真宗患中风卧床不起。眼看他病情日益加重，朝廷内部围绕真宗后时代的权力分配形成两股势力展开争斗。一派以宰相寇准、李迪为主，想将权力交给太子赵祯。另一派是枢密使丁谓、曹利用以及钱惟演、林特等，想将权力交给刘皇后。刘皇后出身贫寒，但机智过人，真宗对她非常信任。当初被册封皇后时曾经遭到李迪的反对，为此刘皇后耿耿于怀。真宗得病以后刘皇宫就开始试探性参与朝政，并很快在其周围形成了相当势力。

面对这样的局面，寇准、李迪忧心忡忡，他们不愿看到真宗驾崩以后，唐代武则天故事重新上演。于是，一天寇准借探病问安之际向皇帝建议说：皇上重病在身，天下人担心，皇太子是天下人所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将帝位传给太子。或者由太子监国然后再选择忠诚正直的大臣辅佐以保大宋江山千秋万代。寇准还进一步讲，丁谓、钱惟演都是妄人，不可重用，更不可以辅佐太子。寇准的建议很有说服力，真宗当时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便同意由太子监国，大臣辅佐。于是寇准当即找到翰林院学士杨意，向他讲明和皇帝商量的意见，并让他马上起草诏书，由太子监国，决断天下事。

寇准此人生性豪迈，喜欢博饮。安排好事情后，心情放松，就找了几个朋友喝酒。酒席间寇准将太子监国之事讲出，不料，很快有人将消息透露给丁谓。丁谓听到后很吃惊，就跑到皇帝那里询问。哪知道这宋真宗精神恍惚，记不起曾经与寇准有过太子监国的口谕。于是丁谓趁机谗言：现在就由太子监国，为时过早，陛下一旦龙体康复，太子如何处置。陛下既然无太子监国旨意，那定是寇准假传圣旨，造谣惑众，以期达到个人目的。此为欺君之罪，不可饶恕。糊涂的宋真宗听信丁谓的话，竟然传旨，罢去寇准宰相职务，随后又贬寇准为道州司马。

寇准罢相后丁谓即当上宰相与李迪一起平章国事。无奈二人志向不和，经常发生争执。李迪鄙视丁谓其为人，因为寇准对丁谓曾有知遇之恩，而丁谓竟恩将仇报，陷害寇准。一日，在真宗面前李迪愤然进言；丁谓罔上弄权，与林特、钱惟演、曹利用、冯丞互为朋党，林特儿子杀人不予治罪而寇准无罪却被远谪。我愿与丁谓一起罢相交给御史劾正。北宋皇帝最讨厌宰相之间争吵，称之为“忿争无礼”。真宗当时非常生气，就将二人一起罢相。谁料第二天，丁谓找到皇上，一番言语后，又官复原职，而李迪却被贬知山东恽州。

后来真宗死后太子即位，刘太后果然垂帘听政，史称“章献垂帘”。丁谓此时独霸朝政，借机将李迪、寇准诬蔑为“朋党”。这也是“朋党”一词首次在朝廷使用。因朋党罪名受到株连的人还有很多，开国名将曹彬的儿子、时任枢密院事曹玮也被列为朋党谪知莱州。这就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的发展

第二次朋党之争发生在宋仁宗时期。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他于1022年13岁时登基，做了42年皇帝。除去刘太后前期垂帘听政的12年，还单独执政30年。这几十年，只有西夏有阶段性边患，其余可谓天下太平，是北宋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时期。这时期君子满朝，名相辈出。吕夷简、文彦博、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为官，王安石、司马光也崭露头角。因为宋仁宗宽容厚道，喜欢纳谏，所以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党派之争也更加激烈。历史上将这一时期党派之争归类为“新党”与“旧党”之争。

以旧党为代表的是宰相吕夷简，此人出自名门，是太宗时期著名宰相吕蒙正的侄儿。这是一个资深官僚，久居中书，任宰相近20年，深得皇帝信任。新党代表则是大名鼎鼎的改革派人物范仲淹以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名家。

公元1036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看到吕夷简当朝日久，权势太重，官员进用多出其门。范仲淹就制作一幅百官图，将官员资历，政绩尽列图中，并做解释：如此为序迁，如此为破格，如此为公，如此为私。同时还建议皇上对宰相用人权要有所限制，不能任凭宰相任人唯亲。吕夷简知道后非常气愤，便伺机报复。一日，朝廷论建都一事，范仲淹说：洛阳地势险固，开封四战之地，太平时期居汴，有战事必居洛阳，现在要做一些准备，以防不测。宋仁宗问吕夷简有何意见，吕夷简说：不要听信范仲淹的言语，这个人迂阔，喜欢虚名，做事脱离实际。范仲淹闻后不服气，即上书“四论”讽刺和批评时政，还拿出当年“废后”一事，直接攻击宰相坏家法乱朝政。此论一出，彻底激怒了宰相。吕夷简当即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范仲淹自然不是老官僚的对手，再一次落败，被贬职到江西饶州任官。

范仲淹被贬后，秘书省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皆上书为其鸣不平。当时的一批名士王质、蔡襄等也出言相助，一时天下议论纷纷。为迅速平定局势，御史韩缜按照吕夷简的授意，请奏皇帝同意，将范仲淹朋党榜于朝堂，并诏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于是这一阶段朋党之争就告一段落，欧阳修为范仲淹辩论的著名篇章《朋党论》产生于此。

第三次朋党之争

宋神宗时期，发生了第三次大的朋党之争。宋神宗赵顼是宋英宗的儿子，公元1067年春天，赵顼19岁登上皇位。这位意气风发的皇帝面对财政匮乏，国用不足，军队战斗力差，西夏用兵连遭败绩及官僚暮气，不思进取的局面非常不满。他锐意改革，不顾朝廷内部保守派官员反对，于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大胆启用王安石为副宰相进行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也即王安石变法。于是，围绕这场变法，一场北宋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朋党之争发生了。

前期变法1069年主要集中经济领域，依次出台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利害条约》等三部法律。这三部法律虽然体现了抑兼、济民的思想，但同时也侵害了地主和商人阶层利益，因此引来朝野一片反对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马上站出来反对变法。宰相富弼称病辞职，知青州的欧阳修抵制“青苗法”执行，三朝元老、河北安抚使韩琦上书朝廷说“青苗法”祸国殃民，翰林学士范镇也指责“青苗法”是“唐衰乱世之所为”。

公元1070年12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变法也进入高潮，一系列新法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军事、教育、科举、经济等领域。新法再一次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曹太后、高太后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面对强大攻势，神宗又动摇了。更可怕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意志坚强的王安石也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出知江宁。变法陷入低谷，随后王安石虽然又复相一年多，但是新法实施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王安石对神宗感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1076年10月，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走向失败。

1085年宋神宗病逝，10岁儿子赵煦继位，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他当即召回王安石的头号政敌，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执政后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史称“元祐党”。然后基本上贯彻的方针是：凡是王安石颁布的新法一概废除，凡是变法派朝臣一概罢免。在司马光执政一年多内，新法几乎全被废除殆尽。当时朝廷内部许多人也认为对新法不能一概而论，合理的应当保留，就连一贯反对新法的苏东坡也曾与司马光争辩说，“免役法”不宜取消。但是司马光仍然坚定地将废除新法为己任。在废除新法的同时，保守派也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1087年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30人被列为“熙宁奸党”，悉数赶出朝廷。

朋党之争的特点和后果

朋党之争有其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朋党之争大都发生在文臣之间。文人尊儒崇礼，比较含蓄，因而斗争手段比较文明。最严重的也就是贬官流放，或刻石立碑称“党人”让其丢面子。

二是朋党之争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尤其第一次、第三次争斗的主角明显可分为南北两派。寇准、李迪、司马光、文彦博都是北方人，而丁谓、钱惟演、王安石、吕惠卿都是南方人。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都在北方。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及主要幕僚全是北方人，所以，那个时期的官场中，北方幕僚常以主人自居来对待南方官员。北宋前期，将近50年间，南方幕僚竟无一人官至宰相。可见，狭隘的地域观念左右了官员的政治倾向，成为朋党之争潜在的动因。

朋党之争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它阻碍了北宋社会的发展。由于朋党相争，官员意气用事，使得朝廷四分五裂，政令不通，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损坏。第二，朋党之争是导致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王安石变法以后，朋党之争进入白热化。“熙宁”、“元祐”两党曾交替执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律朝令夕改，闹得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根本无所适从，严重伤害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以至于当金兵大举入侵时，朝廷失去号召力，竟组织不了有效反抗，遭受靖康之耻。难怪有的历史学家把北宋灭亡原因直接归咎于朋党之争。

北宋党争

北宋党争 北宋有二次党争，一次是宋仁宗时期庆历党争，另一次是宋神宗时期，始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新旧党政。宋代庆历党争的情况，宋仁宗反对党争，他“诏戒朋党相讦”，实际上介入了党争，解除了被诬以朋比的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一方，这样处置的结果，并未能真正解决引起党争的根子。所以才有欧阳修的《朋党论》，提出君子有党，小人无党的言论，希冀在概念上为“朋党“二字翻案。 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吏部是掌管人事任免的，“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宋史·范仲淹传》）这就给吕夷简难堪了，一个吏部员外郎议论宰相的人事安排，作为宰相的吕夷简当然不高兴。吕夷简在宋仁宗面前告状，说：“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因范仲淹是吏部员外郎，有建议引用和推荐官员的职责，吕夷简说他引用的都是一己之朋党，因此范仲淹被“罚知饶州”。朝廷上自有逢迎宰相的官员，于是殿中御史韩渎根据吕夷简的意图，“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这就是在朝堂上公布范仲淹朋党的名单，那是对范仲淹倒打一耙。于是有人起身为范仲淹抱不平，《宋史·尹洙传》载尹洙时为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牓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还有时任集贤校理的余靖一起落职。于是欧阳修起来打抱不平，时欧阳修任馆阁校勘，“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贬。”（《宋史·范仲淹传》）自是，朋党之论起。换一句话说，“朋党”成了政敌之间互相攻击的一顶大帽子了，欧阳修要把“朋党”这个传统观念翻过来。 《宋史·欧阳修传》称：“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如此论述朋党之义，在《论语》上也有根据，孔子便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礼记·中庸》讲天下之达道五，包括“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论语·学而》的第一句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文字学的角度讲，“朋”为古“凤”字。《说文》：“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党字。”《白虎通》：“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故朋党这个词，本来不是贬义词。然而《韩非子》的《有度》从君臣关系这个角度讲，认为“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意谓群臣之间，朋党既多，递相隐蔽，虽有大过，无从而知也。故从君主角度，朋党是君权的障碍。《韩非子·扬权》：“党与之具，臣之宝也。”从专制主义的视角讲，君臣上下之间，一日百战，群臣有朋党，为君者便难以度量臣下之贤否。尽管欧阳修如此阐释朋党之义，从宋仁宗的视角讲，他何以区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呢？范仲淹被贬之次年，吕夷简便罢官了。于是许多人荐举范仲淹。宋仁宗仍然感觉这是一个问题。《宋史·范仲淹传》载：“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向贬仲淹，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今朋党称荐如此，奈何？’再下诏戒敕。”这是宝元元年（公元一〇三八年）十月，仁宗“诏戒百官朋党”。（《宋史·仁宗纪》）故同是一个朋党问题，欧阳修与宋仁宗二者之间，由于地位不同，视角差异，他们之间的认知便很难统一了，宋仁宗很难如欧阳修所言分清楚朝廷中究竟谁是君子之党，谁是小人之党。为反正臣下有党，对

北宋党争

浅析北宋党争的起因 摘要：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之争诚为一大毒瘤，历代统治者都加以防范。北宋党争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 关键词：北宋党争；中央集权；“异论相搅”；统治政策 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皇权以外的政治力量有外戚、宗室、宦官等。这些政治集团结成不同党派，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而宋朝的党争，则更甚于前后诸代。同其它各代的党争相比，宋代党争之产生既有与之相同的普遍性政治根源，又有其特殊的偶然性因素。学者关于党争的问题研究虽然不少，但是就北宋党争起因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一简单阐述，不足之处，请多指教。 一、北宋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 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在赵普和赵光义的赞助下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然而，在梁、唐等五个政权错更迭起的时代背景下，“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 ①既乏盖世武功可资立威，又无德泽感戴四方，君临天下的宋太祖一直是惴惴不安的。基于此种隐忧，宋初的最高统治者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防范措施。贯穿于这些措施中的基本精神，则是竭力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在这套政策的施行过程中，宋历代统治者密切注视统治集团内部以任何形式表现出来的分朋结党行为。宋廷对贡举考试的严格控制，便反映了此种状况。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②这便明确规定所取之士只能感恩于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而破除了自唐代以来因贡举考试而结成的“门生座主”关系。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又将殿试改为定制。进一步控制了贡举考试。 至于宋王朝明令禁止朋党、以及臣僚为迎合最高统治者请禁朋党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真宗咸平二年（999），真宗因“闻朝臣中有交结朋党、互扇虚誉，速求进用者”，“乃命降还申警，御史台纠察之。”③此后，宋最高统治者诏戒朋党、君臣讲论朋 ①王夫之：《宋论》卷1，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页。 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页。

朋党论

《朋党论》 一、单项选择题 1.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是 A.欧阳修 B.王安石 C.苏轼 D.柳永 2.《朋党论》的文体是 A.书信 B.杂文 C.奏疏 D.史论 3.《朋党论》通篇采用的论证方法是 A.类比论证 B.事例论证 C.归纳论证 D.对比论证 4.欧阳修的文学主张是 A.“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 B.“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 C.“明道”“致用”“事信”“言文” D.“胸有成竹”“心手相应” 二、多项选择题 1.《朋党论》中提到的尧之时的小人之朋包括 A.共工 B.驩兜 C.八元 D.八恺 2.下列作品属于欧阳修的有 A.《报刘一丈书》 B.《朋党论》 C.《五代史伶官传序》 D.《新五代史》 三、填空题 1.《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这里的《书》指的是。 2.《朋党论》一文贯串全文的轴心是与小人之朋的对比。 3.《朋党论》是呈献给宋仁宗的奏疏。 四、词语解释题 1.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幸：

2.大凡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大凡: 3.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 ．．称美，更相推让。更相: 4.《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惟: 5.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用: 6.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 诮: 五、翻译题 1.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2.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3.更相称美，更相推让。 4.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5.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6.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7.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第二讲 中国古代文明的成熟与繁荣教师版

第二讲中国古代文明的成熟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 [时空坐标] [阶段特征] 四，隋唐时期：（581年～907年）：古代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 【总特征】： 政治：封建社会的繁荣：国家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实行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 经济：封建经济繁荣发展；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文化: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中华文化圈。 【具体史实】 1、政治上：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牵制，分工明确，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加强了皇权，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道州县，安史之乱后出现藩镇割据局面，中央集权遭削弱；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采用科举制的封建选官制度。 2、经济：农业：耕作技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成熟。水稻种植普遍采用育秧移栽技术；江东地区出现适应水田和各种土壤精耕细作的曲辕犁。发明灌溉工具筒车；地税: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水利:大运河。南方进一步开发，开始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手工业：制瓷业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系统，唐三彩,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并远销欧洲。丝织业技术精湛、吸取波斯织法和图案；海上丝路；匠户制度，官营手工业规模大、私营手工业兴起。 商业：商业繁荣：城市——唐代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商业繁荣；市——以长安两市为最，西市胡风胡俗流行，城市兴起并有专门的交易场所“市”,后期商业经营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农村集市贸易草市作用显著，夜市繁荣；金融货币——出现柜坊和飞钱；外贸——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设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商船规模大、利润可观，海上丝绸之路发达。 3、文化： 思想：儒学发展更为辉煌，提出“三教合归儒”主张，儒学复兴； 科技：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雕版印刷868年《金刚经》、火药发明、应用于军事； 文艺：进入黄金时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是唐诗发展繁荣的丰碑；通俗文学体裁——“传奇”出现。书法楷书步入盛世，名家名作迭出，欧体、颜体、柳体争奇斗艳，注重规范法度；草书大家张旭、怀素，潇洒奔放，尽显时代气息。绘画吸取印度、波斯等外来美术风格，杰出画家（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莫高窟壁画盛极一时，山水画展现盛唐景象；促进了亚洲文明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时步。 教育：科举制度推行； 音乐舞蹈：民间音乐进入宫廷，称燕乐，反映民族融合；宫廷舞规模宏大，吸收各族风格；

_女性文学_概念之争的回顾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08)02-0011-05 收稿日期:2007-06-10 作者简介:邓 利(1967-),女,四川攀枝花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 和研究。 /女性文学0概念之争的回顾与思考 邓 利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摘 要: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展开是伴随着对/女性文学0概念的讨论而开始的,对/女性文学0概念的争论延续至今。 对/女性文学0概念内涵的争论,不是混乱的、苍白的没有涵盖力与阐释力的空洞能指,它是我们文学史观念和思维方式、方法论变革的重要一步,/女性文学0概念的讨论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与阐释的空间。 关键词:女性文学;概念;思考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赫然成为中国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增长点,而新时期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发端于/女性文学0概念的讨论,/女性文学0概念的讨论一直伴随着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展开,且争论延续至今。因而,回顾和反思/女性文学0概念之争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吴黛英首次使用/女性文学0这一概念,但吴黛英对/女性文学0的界定还没有自己明确的观点,文章仅仅涉及女性文学在国外的内涵,指出/女性文学0/在国外早已有之,但含义不尽相同。有广义的,泛指一切女作家的作品;也有狭义的,专指那些从妇女的切身体验去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0。[1] 吴黛英究竟依据那一种说法,她本人没有明确的态度,含混其词。此外,吴黛英对/女性文学0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对此,王福湘首先作出回应,但文章主要针对吴黛英总结的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提出质疑,并未对/女性文学0这一概念进行讨论。就目前所看到的资料,继吴黛英之后,明确谈论/女性文学0概念的文章是,1985年禹燕在5当代文艺思潮6第5期上发表的5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6。接着,5文艺评论61986年第1期同期刊发张抗抗的5我们需要两个世界6和吴黛英的5女性世界和女性文学)))致张抗抗信6两篇文章,同时,5批评家6发表王绯的5女性气质的积极社会实现)))读3女人的力量4兼谈女 性文学的开放6(1986年第1期),王绯于当年再次发表5张欣欣小说的内心视镜与外在视界)))兼论 当代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6(5文学评论6,1986年第3期)。此外,徐剑艺发表5论新时期/女性文学0的超越6(5文艺评论6,1987年第1期),刘慧英发表5生存的思索和爱情的内省)))谈女性文学的主旋律6(5文学自由谈6,1987年第2期)。至此,有关/女性文学0内涵的谈论悄然在文坛展开。陈思和、李小江、陈素琰以及当时活跃在文坛的女作家张洁、张抗抗、张欣欣等都卷入到此次争论中。 二、问题的发展 对/女性文学0概念的讨论集中于1985年至1995年。本时期,关于/女性文学0概念观点相佐,歧见很深。综观各种讨论文章,观点似乎杂乱无序,但细致品味,线索明晰,对/女性文学0的认定基本上没有逃出创作主体、题材、形式的范畴。具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两大类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主体题材论。持这种观点的评论者从创作主体和作品题材理解/女性文学0。由于对主体和题材的认定不同,于是又派生出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创作的主体必须是女作家,但题材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女性之外的一切生活。即女作家的一切创作,女性创作的一切作品。它既包括作家以女性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表现妇女意识、妇女世界为主要艺术追求的/内在世界0,也包括作家以辩证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超越妇女世界的/外在世界0。持此

朋党论

《朋党论》导学案 【学习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学生能灵活运用文言知识（词性活用、古今异义和多义词的用法）。 2、学习文章层层对比，事、理结合，深入浅出，以理服人的论证方法 过程与方法 体会文章语言的特点及其表达效果。 情感态度价值观 理解作者对朋党的独到见解以及这一观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教材助读】 1．走近作者 见《秋声赋》中作者简介部分。 2．资料链接 本文是欧阳修于庆历三年(1043年)写给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当时，革新派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成为历史上有名的“________________”。以夏竦、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被弹劾罢职后，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败，广造舆论，竭力攻击、诽谤范仲淹等引用朋党。其陷害忠贤的险恶用心，深为欧阳修所洞察。在《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中，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为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辩朋党之诬，欧阳修写了这篇《朋党论》。 【预习反馈】 1、欧阳修是怎么看待朋党的？和我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 2、说说君子和小人的朋党有什么样的区别？ 3、什么样的朋党才对国家有积极的作用？ 4、真的朋党和小人的朋党对国家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论证的过程中用了什么手法？ 【课堂探究】 第一课时 一、背景介绍: 本文是欧阳修于庆历三年(1043)任谏官时写给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向仁宗献《四论》而得罪仁宗，被贬为饶州知州。欧阳修为此事不平，写信对诬陷范仲淹的高司谏予以斥责，当时的尹诛、余靖也上书仁宗劝阻，结果都为此而贬官，并被守旧势力诬蔑为“党人”。由此，“朋党之论起”。庆历三年，宋仁宗欲进行改革，又重新重用范仲淹等人，命他任参知政事，命欧阳修为谏官。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以夏竦、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被弹劾罢职后，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败，广造舆论，竭力攻击、诽谤范仲淹等延用朋党，朝廷内“朋党之论”再起，其陷害忠贤的险恶用心，深为欧阳修所洞察。欧阳修担心仁宗轻信谗言改变主张，也为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辨朋党之诬，所以写了《朋党论》一文，希望仁宗明鉴。 二．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展示交流 学生活动一 突破文字障碍，疏通课文 1、注意下面加点字的读音： 讙兜huāndōu饕餮tāotia皋陶gāoyáo颛顼zhuānxū 梼杌táowù社稷jì鲧gǔn讥诮qiào

范仲淹传

范仲淹传 《宋史〃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 遂为苏州吴县人。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 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 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寘府学。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服除，以殊荐，为秘阁校理。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不报。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仲淹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

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又言:?恩幸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虽不行，仁宗以为忠。 太后崩，召为右司谏。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仲淹曰:?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为诏中外，毋辄论太后时事。初，太后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仲淹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 1 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循行，未报。乃请间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侧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敝十事。 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明日，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岁余，徙苏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募人兴作，未就，寻徙明州，转运使奏留仲淹以毕其役，许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

_非食非药_亦食亦药_保健食品的概念之争

本刊记者◎李璐瑒 长久以来，保健食品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是一种既非食品亦非药品的东西。一方面，它是食品，具有一般食品的属性，并符合我国食品法规定的“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的要求；另一方面，保健食品又不是普通的食品，它能调节机体功能，却不能治疗疾病，从字面上来说它的“功效”体现在“调节”、“保健”，而不是“预防”、“治疗”，所以它也不是药品。只有明确了保健食品与食品、药品之间的区别，它的真实面目才会显露无遗。 保健食品V.S.普通食品 人体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素，绝大多数是从食品中获得的。保健食品除了具有一般食品应有的营养和感官(色、香、味)要求外，还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有明确、具体、稳定的保健功能，如改善记忆、调节免疫、延缓衰老、抗疲劳、调节血脂、调节血糖等；第二，含有经科学验证过的、明确的功效成分，如人参皂甙、低聚果糖等；第三，保健食品既可以是普通食品的形态，也可以使用片剂、胶囊等药品的剂型，经口服摄取能 被机体吸收；第四，符合应有的营养卫生 要求，安全性高，所选用的原辅料、食品 添加剂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长期食用不会对机体产生毒副作用； 第五，针对特定人群设计，食用范围不同 于一般食品。 尽管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有上述明确 的区别，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是由来已久 的，由此造成了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之间 的一些交叉。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中医向来有“药 食同源”之说，认为天然食物就是最好的药 物，也可以说食物就是我们天然的医生。民 间素有“冬吃箩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 方”的说法，中药的四性理论也可以应用到 食物中，每种食物也具有寒、热、温、凉四 种偏性。寒和凉的食物有清热、泻火、解毒 的作用，例如酷夏饮菊花茶、绿豆汤、西瓜 汁、荷叶粥可以消暑，生津止渴；温和热的 食物有温中除寒的作用，例如严冬可以多食 姜、葱、蒜、狗肉、羊肉，能除寒助阳，健 脾和胃。而且，很多中药与食物很难截然分 开，可以说身兼两职，如粮食类中的谷芽、 麦芽、浮小麦等；蔬菜类如荠菜、萝卜、芥 菜、山药、百合、藕、扁豆等；果品类如山 楂、乌梅、龙眼、橘类、橙类、柚类、莲 子、杏仁、无花果等；调味品类如生姜、桂 皮、丁香、花椒、胡椒、八角茴香、砂仁、 白芷等；动物类中就更多，包括熊胆、乌骨 鸡、海参、牡蛎、海马、蛇胆等。 由于偏性远比药物小，食物不但可 以当主食长期食用，而且同样兼具保养及 调节作用，能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远离疾 病，达到预防保健的功效。中华民族“食 疗”的历史悠久，并且成为传统中医学的 组成部分。众多事实证明了“万物均为 药，万物均为食”的道理。应用食物与其 他天然营养品来保健养生、防治疾病的食 事活动，是在人类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众多实践经验证明，一些 食物中常见的草木、花果、菌类等经处 理，变成有别于普通食物的“食药”，无 毒副作用，且能起到有病治病、无病保健 的目的。于是乎，保健食品这一概念借传 统中医理论逐渐从食品中脱离出来，成为 了“有保健功能的食品”。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保健食品行业起步 较晚，却发展迅猛：1980年全国保健食品生 产厂家还不到一百家，到2003年已突破一万 家，所生产的保健食品已逾三万种，种类繁 多，层出不穷。早期的保健食品多带有“补 品”的色彩，如蜂王浆、红桃K、太阳神口 服液等，之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打着“调节 机体功能、降血脂、清除体内垃圾”等旗号 的保健食品，如脑白金、藏秘排油、碧生 “非食非药”、“亦食亦药”： 保健食品的概念之争 ┃2009.1（上）┃首都医药 CAPITAL MEDICINE11

论安史之乱的历史影响

论安史之乱的历史影响 目录： a:安史之乱的概述； b:安史之乱的经济历史影响； c安史之乱的政治历史影响：包括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入侵、朋党之争； d：总结。 提要：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末年边镇守将安禄山和史思明掀起的反唐叛乱，从公元755年开始，持续了八年时间，但是这八年的安史之乱，却对唐王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唐王朝在也没有了昔日的繁荣富强，成为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关键词： 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朋党之争，外族入侵，经济南移。 引言： 本论文从政治经济两大方面来论述安史之乱的历史影响。 正文：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唐。经过长达八年的拉锯战，在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艰苦奋斗下，终于于公元763年成功平叛。按安史之乱虽被扑灭，但长期的战争是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开元盛世所积累的社会财富一时消耗殆尽，并且对之后的经济政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这里首先讲安史之乱的经济历史影响。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即对北方的影响和对南方的影响，这两部分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反的。对于北方来说，安史之乱是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黄河流域变得满目荒凉、不堪入目，尤其是战争激烈的河南一带，根据《新唐书》所言，就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此时的江南地区却因为社会相对安定，大批北方认为避战乱而迁徙到南方，人口大幅度增加，生产技术有所提高，经济水平有所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依靠江南地区，相对应的，又促使唐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这个方面可以从很多史书考查得到，例如，从《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可知，唐代的水利工程，前期是北方多于南方，唐后期则是南方远远多于北方，我们也可以推断水利工程的修建，促使了大量的南方地区荒地变成了肥田，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得南方经济快速发展。水利工程也只是农业的一个方面，很多资料显示，安史之乱后，南方在纺织业、茶叶生产等方面都有快速发展的趋势。如果从商业上来看，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的商业已经比黄河流域的活跃，根据《中国古代史》所述，“中外富商巨贾荟萃与扬州，波斯商人在扬州经营珠宝等奢侈品，而益州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当地出售丝织品闻名全国，扬州与益州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了国内一流的经济都会，谚语称为“扬一益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扬州和益州经济发展程度，一点够不亚于长安和洛阳。总的来说，安史之乱使得国家地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接下来讲的是安史之乱在政治方面的历史影响，我将会分为四个部分来阐述： 第一部分就是唐王朝藩镇割据势力的加深。唐玄宗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等极高的权力，安史之乱后，连内地也设有节度使，且各节度使拥兵自立，不服从朝政以至于叛乱，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而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对于唐中央来说是很可怕的。安史之乱后，加强了藩镇的自主权，根据《唐朝那些新鲜事儿》所述，“有些藩镇甚至可以任意任免管辖区的官员，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见面农民的税收，而且，藩镇管辖下的税收是比唐王朝税收要少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藩镇确实是个独立的政治机构，并且藩镇的统治者有着明显的笼络人心的做法，这是并对唐中央造成威胁。而更重要的是，藩镇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是他们能够长期割据一方的保障，

《朋党论》原文及译文(全文)(2021最新汇编)

《朋党论》原文及译文（全文） 《朋党论》原文及译文原文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土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译文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为一朋党。舜辅佐尧，废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递相称美，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一一任用他们，天下也得以大治。《尚书》上说：“纣有臣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是一条心。”纣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是不成其为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振兴。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黄巾军起来，汉室大乱，这才悔悟，把党人都予释放，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昭宗时，把在朝名土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是“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让他们变成浊流）”。然而唐朝也即随之灭亡了。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纣；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而彼此称道赞美、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呵。周武王时代，推举他的国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

藩镇割据和节度使

藩镇割据是唐王朝的一大特点，这些藩镇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也有它历史的必然性。 1.在封建社会，一般都采取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藩镇一般都建立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农业条件及人口条件相对适合藩镇的独立条件，有充足的粮食和兵源，让他们即使没有中央的支持，也能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2.唐王朝前期疏于对藩镇的限制，给了其无限的权利，在“安史之乱”中又加强了藩镇的自主权，有些藩镇甚至可以任意任免辖区内的官员，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减免农民的赋税。一般情况下，藩镇管辖下农民的赋税反倒比唐王朝少一些，这也是各藩镇为了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第十总之，每个藩镇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机构。 2.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是他们能长期割据一方的保障。这些军队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大部分都是节度使自己一手组建的，他们对这支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这些将领都很有军事经验，士兵的军饷都很丰厚，并且很多都是父子兵或兄弟兵，从而保证了军队的战据斗力。 4.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的沉痛打击，军事力量已相当薄弱，军队都被各藩镇所掌握，朝廷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可以作战，再加上统治腐败，所以，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藩镇。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藩镇割据的局面长期存在于唐王朝的统治之下，他们就像蛀虫一样，蚕食着唐王朝这片本就破碎的疆土。唐王朝经过几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改变了这种状况，但也只打击了一些极其器张的藩镇，其他藩镇虽然有所收敛，但也只是起到了治标不治本的作用。 节度使制度 节度使，中国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为在授予职位之时，朝廷赐以旌节，由此得名。节度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 唐代节度使制度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北周及隋改称总管，唐代叉改为都督。贞观年间，天下太平，内地都督府减少至消失，只有军事活动频警的地区设立此职，以统驭州、县、镇戍。镇戍是容易发生战争的地点，是唐朝重要的防御据点，但比较分散，兵力薄弱，只起到哨所的作用。因此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派遣行军总管统率后才能出征或备御。规模较大的战役，必须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其他将领。唐高宗、武后时期，由于边疆常有少数民族骚扰，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这类屯戍军设置越来越多，并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 节度使成为固定职衔是从睿宗景云二年(711) 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 使开始的。至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

“王存字正仲,润州丹阳人”阅读答案(附答案)原文及翻译

“王存字正仲，润州丹阳人”阅读答案（附 答案）原文及翻译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5 8题。 王存字正仲，润州丹阳人。幼善读书，年十二，辞亲从师于江西，五年始归。时学者方尚雕篆，独为古文数十篇，乡老先生见之，自以为不及。 庆历六年，登进士第，调嘉兴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杀人，久莫敢问，存至，按以州吏受赇，豪赂他官变其狱，存反为罢去。治平中，入为国子监直讲。存故与王安石厚，安石执政，数引与论事，不合，即谢不往。 元丰元年，神宗察其忠实无党，以为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时起居注虽日侍，而奏事必禀中书俟旨。存乞复唐贞观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韪其言，听直前奏事，自存始也。五年，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谋出自中人，既有诏矣。存曰：此吾职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欢呼相庆。有建议罢教畿内保甲者，存言：今京师兵籍益削，又废保甲不教，非国家根本久长之计。且先帝不惮艰难而为之，既已就绪，无故而废之，不可。河决而北几十年，水官议还故道，存争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趋下，徒费财力，恐无成功。卒辍其役。蔡确以诗怨讪，存与范纯仁欲薄其

罪，确再贬新州，存亦罢，以端明殿学士知蔡州。岁余，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扬、润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岁时过家上冢，出赐钱给邻里，又具酒食召会父老，亲与酬酢，乡党传为美谈。 召为吏部尚书。时朝廷朋党之论浸炽，存为哲宗言：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或不察，则滥及善人。庆历中，或指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党，赖仁宗圣明，不为所惑。今日果有进此说者，愿陛下察之。由是复与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 存性宽厚，平居恂恂，不为诡激之行，至其所守，确不可夺。司马光尝曰：并驰万马中能驻足者，其王存乎！ （选自《宋史列传第一百》，有删改）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存至，按以州吏受赇按：按照 B．而奏事必禀中书俟旨俟：等候 C．存与范纯仁欲薄其罪薄：减轻 D．至其所守，确不可夺夺：改变 6．下列句子中，全都表现王存忠于职守的一组是 ①时学者方尚雕篆，独为古文数十篇 ②存乞复唐贞观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故事 ③既已就绪，无故而废之，不可 ④故道已高，水性趋下，徒费财力，恐无成功

文言文《朋党论》原文及

《朋党论》原文及 【作品介绍】 《朋党论》是欧阳修在1044年（庆历四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该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原文】 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2]。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3]，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4]，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5]，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6]，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7]，君子八元、八

恺十六人为一朋[8]。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 二十二人并列于朝[9]，更相称美，更相推让[10]，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11]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12]；周有臣三千[13]，惟一心。”纣之时，亿 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 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14]。后汉献帝时[15]，尽取天下名 士囚禁之[16]，目为党人[17]。及黄巾贼起[18]，汉室大乱， 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 党之论[19]，及昭宗时[20]，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1]。”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 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 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 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22]， 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 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 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23]。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24]!

初中语文 古诗文赏析 李清照《玉楼春 红酥肯放琼苞碎》原文与赏析(通用)

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 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 李清照 红酥肯放琼苞碎。探著南枝开遍未。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 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 【注释】 ⑴玉楼春：词牌名，又名“木兰花”。 ⑵红酥：这里指色泽滋润的红梅。琼苞：像玉一般温润欲放的鲜嫩梅蕊。 ⑶酝藉：《汉书·薛广德传》：“广德为人，温雅有酝藉。”意谓传主宽和有涵容。而在此词中则与下句的“包藏”意思相近。 ⑷道人：《汉书·京房传》：“道人始去。”颜师古注：“道人，谓有道术之人也。”此词中系作者自称。一说“人”为李清照自指，“道人”，意谓别人这样说我、议论我。憔悴：困顿委靡的样子。 ⑸小酌：随便的饮宴。休：语助词，含有“呵”的意思。便来休：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三：“此犹云快来呵。 【创作背景】

关于此词的写作背景，陈祖美《李清照简明年表》断此词作于宋崇宁三年（1104），期间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赵明诚之父）请救其父。当时的朋党之争非常强烈，李清照为党祸之松紧所左右，时居汴京，时返原籍。 【作品赏析】 这是一首著名的咏梅词。傲立霜雪，一枝独秀的梅花是历来文人墨客的吟诵对象，特别是宋代咏梅词更多，其中能尽得梅花神韵的上乘之作却并不多见。 李清照的这首《玉楼春》当属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写活了梅花，而且活画出赏梅者虽愁闷却仍禁不住要及时赏梅的矛盾心态。作者出手便不俗。首句以“红酥”比拟梅花花瓣的宛如红色凝脂，以“琼苞”形容梅花花苞的美好，都是抓住了梅花特征的准确用语，“肯放琼苞碎”者，是对“含苞欲放”的巧妙说法。 上片皆从此句生发。“探著南枝开遍未”，便是宛转说出梅花未尽开放。初唐时李峤《梅》诗云：“大庾敛寒光，南枝独早芳。”张方注：“大庚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如今对南枝之花还须问“开遍未”，则梅枝上多尚含苞，宛然可知。三、四两句“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用对偶句，仍写未放之花，“酝藉”、“包藏”，点明此意。而“几多香”、“无限意”，又将梅花盛开后所发的幽香、所呈的意态摄纳其中，精神饱满，亦可见词人的灵心慧思。 下片由咏梅转写赏梅之人。“道人”是作者的自称，意为学道之人。“憔悴”和“闷”、“愁”，讲李清照的外貌与内心情状，“春窗”和“阑干”交代客观环境，表明她当时困顿窗下，愁闷煞人，连阑干都懒得去倚。这是一幅名门闺妇的春愁图。 不写梅花的盛开，却由含苞直跳到将败，这是咏梅的奇笔，写赏梅却先道自己

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

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 ——八十年代的体育概念之争与三十年代土洋体育之争的比较 “体育”的一词，作为“舶来品”。在引进我国之后的这些年里，其涵义界定和实指随社会历史的演进、阶层力量的变化不断变化。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历史性。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体育概念之争，它对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在广义上指的是1910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关于西方体育与本土传统体育孰轻孰重的多次争论。在狭义上则指1932年及之后关于是否应当用武术或称国术来取代西式体育的论争。 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概念之争指的是两派人以“体育是否属于教育”“竞技运动是否属于体育”的问题为焦点展开的争论。其中持“体育整体观”的一派将体育看作一个总括了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大范畴。而持“真义体育观”的一派则声称体育是一种“增强体质的教育”，竞技不是体育。 两次关于体育内涵的的争论都在当时的体育界甚至整个社会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本文通过以“土洋体育之争”“体育概念之争”“体育概念历史”“体育概念演变”等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得到数篇论文，分析得出我的几点思考： （1）首先，从时代背景上看，两次争论都是自身所处的特定时代下阶级间博弈的产物，但其具体时代背景又完全不同。 黄延春（2014）在谈到用博弈论看体育概念的变迁时谈到：“体育的本质因不同人士、不同阶层、不同的利益角度、不同认知结构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体育是什么，什么是体育’无疑是当下体育概念难以达成一致认可的关键所在。而这种关键的背后，实际就是不同利益、认识群体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利益取舍的相互博弈过程。”他认为，“真义体育观”所具有的科学思辨性、“体育整体观”的实践操作性，实质上都是社会环境下不同阶层利用体育为我所用而产生的。” 与此相似，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也离不开阶层之间的博弈。刘红、栗丽（2013）认为“土洋体育的争论也主要是双方在教育体系中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既是思想观念的冲突，同时也必然牵扯到从业人员的生计等现实问题。土洋体育之争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深层动因。” 他们在文中谈到体育概念之争下的社会大背景问题：“观察中国传统体育在广阔历史背景下的境遇，土洋体育之争讨论的是体育问题，但它其实是‘土洋学术之争’‘土洋教育之争’乃至‘土洋国家之争在体育领域的投射’” 确实，体育和一定的社会阶层利益是分不开的，也是宏观社会背景的产物。 但是，虽然都是时代发展、阶层斗争的产物，土洋体育之争和体育概念之争在社会背景上还是有根本的不同。 20世纪30年代是“体育强国论”蓬勃发展的时代，首倡“土体育”的《大公报》批判“洋体育”有三点原因：一是国难当头之际不宜耗时费财、二是“洋体育”专管闲暇娱乐不利于培养国民抵御外侮、三是不利于国民健康。这明显是“体育强国”思想。 而“体育概念之争”则是在世界文化热的大背景下，受西方思想影响，侧重于探究体育与“教育”的关系，而不再将国家生死存亡、前途命运过多的与体育挂钩。 （2）内涵上看，“真义体育观”与“土体育”、“整体体育观”与“洋体育”似有某种类似之处。 “真义体育观”声称体育是一种“增强体质的教育”,竞技不是体育”，这和中国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