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研究30年

汉语方言研究30年

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始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八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时期：一是发端期，即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这个时期以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开始，以赵元任、罗常培等一批著名语言学家为代表，从汉语方言的实际出发，相继开展了包括两广、陕南、徽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区的方言调查，出版了《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重要著作，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迈出了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第一步，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积累期，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到文革时期。1956年、1957年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和《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补充通知》，同时，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自1955年至1959年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团校、张家口、昌黎等地对全国方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和专门调查。调查成果《方言和普通话丛刊》、《昌黎方言志》，与丁声树、李荣编撰的《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汉语方言调查简表》、《汉语方言调查手册》、《方言调查词汇表》等，对全国范围的方言普查工作起了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这一时期，共调查了1800余个市县的方言材料，撰写调查报告近1200份、学习普通话手册320余种，出版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河北方言概况》、《四川方言音系》、《安徽方言概况》、《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等著作或论集，为汉语方言的进一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①（金有景、金欣欣：《20世纪汉语方言研究述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三是发展期，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到今天。这个时期以1979年2月汉语方言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方言》杂志创刊为标志，上承前两个时期老一辈学者开创的方言研究的优良传统，吸收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走上了汉语方言研究的快速发展之路。

下面，对1978年至2008年30年的汉语方言研究情况做个简述。

一、研究状况：

（一）成果显著

根据《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聂建民、李琦，1994）、《国际汉语语言学文献索引》（潘海华、徐烈炯，2007）及有关材料统计，1978年至2008年共出版汉语方言著作一千余种，学术论文七千余篇。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丰富，涵盖了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

1、区点方言的基本面貌与特点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随着方言调查的点面逐渐铺开，对方言区点的基本面貌与特点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大大增多，各个方言大区及代表区点都有成果问世。比如，由贺巍、张振兴主持的“汉语方言重点调查”，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研究成果，选择洛阳、武汉、博山、嘉定、舟山、黎川、福清、漳平、江永等12个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出版《漳平方言研究》（张振兴，1992）、《武汉方言研究》（朱建颂，1992）、《洛阳方言研究》（贺巍，1993）、《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1993）、《嘉定方言研究》（汤珍珠、陈忠敏，1993）、《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1993）、《福清方言研究》（冯爱珍，1993）、《舟山方言研究》（方松熹，1993）、《黎川方言研究》（颜森，1993），调查细致，内容丰富，考察深入，体例一致，又各具特色，是区点方言研究的优秀代表。由吴启主为主编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出版湖南东安、邵阳、祁阳、常宁、益阳、浏阳（1998）、溆浦、长沙、衡山、涟源、宜章、宁远、沅陵、常德（1999）等地方言研究，既反映了湖南方言的面貌，又着重突出了湘语研究特色。其它还有：

官话区：《浠水方言纪要》（詹伯慧，1981）、《烟台方言报告》（钱曾怡，1982）、《河南方言资料》（卢甲文，198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1984）、《北京话初探》（胡明扬，1987）、《获嘉方言研究》（贺巍，1989）、《天门方言研究》（邵则遂，1991）、《荆楚方言研究》（刘海章，1992）、《河南方言研究》（张启焕，1993）、《偃师方言研究撷萃》（马克章，1993）、《宜昌方言研究》（刘兴策，1994）、《焉耆汉语方言研究》（刘俐李，1994）、《李实学术研讨会文集》（李行健、贺巍、张振兴，1996）、《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钱曾怡、李行杰，2000）、《山东方言研究》（钱曾怡，2001）、《户县方言研究》（孙立新，2001）、《宁夏方言研究论集》（李树俨、李倩，2001）、《鄂东方言研究》（汪化云，2004）、《同心方言研究》（张安生，2006）等。

晋语区：《山西方言研究》（侯精一、温端政，1989）、《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1993）、《洪洞方言研究》（乔全生，1999）、《现代晋语的研究》（侯精一，1999）、《山西方言与普通话》（史秀菊，2005）等。

吴语区：《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1992）承继和发展了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吴方言在音系、词汇、语法范畴、句法等方面的特点。《吴语论丛》（1988）、《吴语概说》（颜逸明，1992）、《义乌方言研究》（方松熹，2000）、《绍兴方言》（杨葳、杨乃浚，2000）、《天台方言初探》(戴昭铭，2002)、《北部吴语研究》（钱乃荣，2003）、《绍兴方言

研究》（寿永明，2005）、《上海方言》（钱乃荣，2007）等。

赣语区：《赣方言概要》（陈昌仪，1991）、客赣方言研究系列丛书（2007）等。

湘语区：《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崔荣昌，1996）、《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罗昕如，2001)、《湘方言概要》（鲍厚星，2006）等。

徽语区：《严州方言研究》(曹志耘，1996)、《徽州方言》（孟庆惠，2005）、《徽州方言探秘》（江声皖，2006）等。

闽语话：《台湾闽南方言记略》（张振兴，1983）、《闽语研究》（陈章太、李如龙，1991）、《澄海方言研究》（林伦伦，1996）、《福建方言》（李如龙，1997）、《福州方言研究》（陈泽平，1998）、《闽语新探索》(陈泽平，2003)、《粤西闽语雷州话研究》（林伦伦，2006）等。

客家话：1993年饶长溶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客家方言研讨会，2007年已是第七届，出版了多部会议论文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1992）、《梅县客方言研究》（陈修，1993）、《客家方言》（罗美珍、邓晓华，1995）、《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1999）、《闽西客家方言》（蓝小玲，1999）、《江西客家方言概况》(刘纶鑫，2001)、《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陈立中，2003）、《中山客家话研究》（甘甲才，2003）、《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2004）、《客家方言》（温昌衍，2006）、《泰兴客家方言研究》（兰玉英，2007）等。

粤语区：《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升，1987）、《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1998）、《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升，1994）、《广东粤方言概要》（詹伯慧，2002）、《广州方言研究》（高华年，1980）、《广东的方言》（李新魁，1994）、《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1995）、《广东海丰方言研究》（杨必胜1996）、《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陈滔，2005）、《新时空粤语》（詹伯慧、丘学强，2006）等。自1987年始，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两年举办一届，并出版《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一到十届）。

平话区：郑作广、林亦主编的《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丛书，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五”的重点课题，包括全州文桥土话、兴安高尚软士话、资源延东直话、灌阳观音阁土话、临桂义宁话、临桂两江平话、永福塘堡平话、阳朔葡萄平声话、钟山方言、贺州九都声、富川秀水九都话研究，重在揭示方言的面貌，并指导当地人学习普通话。其它还有李连进《平话音韵研究》（2000）等。

另外，全国各地新修的地方志大多包括有方言志，专门的方言志也大量出现。比如：

温端政主编的“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共出版38种山西县市方言志，总字数约350万字。钱曾怡主编的“山东方言志丛书”，共出版山东境内潍坊、利津、即墨、德州、牟平、新泰、诸城、金乡、临沂等十几种县市方言志。这些具有统一体例、统一要求的方言志丛书，集中反映了某一区域方言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也为进一步汉语方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其它还有李申的《徐州方言志》（1985）、张成材、朱世奎的《西宁方言志》（1987）、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志》（1988）、许宝华、汤珍珠的《上海市区方言志》（1988）、刘伶的《敦煌方言志》（1988）、胡双宝的《文水方言志》（1990）、周日建的《新丰方言志》（1990）、张建民的《泰县方言志》（1991）、刘若云的《惠州方言志》（1991）、胡明扬的《海盐方言志》（1992）、卢甲文的《郑州方言志》（1992）、王李英、罗兆荣的《增城方言志》(1993)、蔡叶青的《海康方言志》（1993）、高葆泰、林涛的《银川方言志》（1993）、黄群建的《通山方言志》（1994）、谢永昌的《梅县客家方言志》（1994）、林立芳、庄初升的《南雄珠玑方言志》（1995）、谭邦君的《厦门方言志》（1996）、马国凡的《内蒙古汉语方言志》（1997）、李永明主编的《湖南省方言志》（2000）、刘传贤的《赣榆方言志》（2001）、《黔东南方言志——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2007），等等。

2、方言语音研究。

有汉语方音汇编。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撰的《汉语方音字汇》（1989），收集整理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以上官话），苏州、温州（以上吴语），长沙、双峰（以上湘语），南昌（赣语），梅县（客家话），广州、阳江（以上粤语），厦门、潮州、福州、建瓯（以上闽语）等20个汉语方言点的字音材料。共收入3000个字目，按普通话音序排列，注中古音切，用国际音标标写方言读音。本书是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为汉语语音比较研究、了解方音之间的共同特点和差异，以及古今语音的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其它还有《湖南汉语方音字汇》（1993）、《中古音与青海方音字汇》（张成材，2006）、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2.3）、张盛裕、汪平、沈同《湖南桃江（高桥）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8.4）、熊正辉《南昌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9.3）、顾黔《泰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0.4）、叶祥苓、郭宗俊《宜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1.2）、张盛裕《太平（仙源）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1.3）、温端政、陈子明《太原方言同音字汇》（语文研究，1992.3）、马重奇《漳州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3.3）、梁金荣《临桂两江平话同音字汇》（方言，1996.3）、孙宜志《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汇》（方言，2002.4）、王临惠《山西临猗方言同音

字汇》（方言，2003.3）、谢奇勇《湖南新田南乡土话同音字汇》（方言，2004.2）、王福堂《绍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2008.1）等。

有方言区点语音系统的调查研究。比如专著有：《兰州方言音系》（高葆泰，1985）、《丹阳方言语音编》（吕叔湘，1993）、《苏州方言语音研究》（汪平，1996）、《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林伦伦，1996）、《南部吴语语音研究》（曹志耘，2002）、《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王临惠，2003）、《客家方言语音研究》（谢留文，2003）、《粤北土话音韵研究》（庄初升，2004）、《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刘新中，2006）、《湘方言语音研究》（陈晖，2006）、《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孙宜志，2006）、《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孙宜志，2007）、《浙北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徐越，2007）等。论文有：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1）、汪平《贵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2）、钱曾怡、曹志赟、罗福腾《河北省东南部三十九县市方音概况》（方言，1987.3）、周日健《广东惠阳客家话音系》（方言，1987.3）、鲍厚星《湖南邵阳方言音系》（方言，1989.3）、刘纶鑫《江西大余（南安）方言音系》（方言，1995.1）、周磊《吐鲁番汉语方言音系》（方言，1998.2）、钱曾怡《长乐话音系》（方言，2003.4）、曹延杰《浙江金华珊瑚客家话音系》（方言，2004.3）、《山东临邑方言音系》（方言，2005.1）、林伦伦、林春雨《粤东的一个福建闽南方言点：云澳方言语音研究》（方言，2006.1）、黄群《广西昭平方言音系》（方言，2006.2）、黄晓东《浙江临海方言音系》（方言，2007.1）、刘泽民《浙江泰顺司前畲话音系》（方言，2007.4）、麦耘《广西八步鹅塘“八都话”音系》（方言，2008.1）等。

有方言语音特点或问题的研究。比如专著有：《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林茂灿、颜景助，1980)、《浙北吴语声韵调研究》（俞允海、苏向红，2001）、《吴语声调的实验研究》（游汝杰，2001）、《上海声调实验录》（朱晓农，2005）、《上海话发声类型和塞辅音的区别特征》（任念麒，2006）、《晋语五台片入声调的演变》（沈明，2007）、《江淮方言声调实验研究和折度分析》（刘俐李，2007）、《大连方言声调研究》（高玉娟，2007）等。

论文有：熊正辉《南昌方言的声调及其演变》（方言，1979.4）、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1980.2）、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单字调》（方言，1982.4）、张盛裕《银川方言的声调》（方言，1984.1）、黄雪贞《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方言，1988.4）、《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续论》（方言，1989.2）、钱曾怡、曹志耘、罗福腾《山东肥城方言的语音特点》（方言，1991.3）、《梅县客家话语音特点》（方言，1992. 4）、汪平《苏州方言的声调系统》（语言研究，1994.2）、王福堂《闽北方言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中国语文，1994.6）、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语言研究，1997.1）、邵宜、詹伯慧、伍巍《粤西十县(市)粤方言的语音特点》（方言，1997.1）、麦耘《广州话介音问题商榷》（中山大学学报，1999.4）、陈晓锦《广东粤语的鼻音韵尾和入声》（方言，2001.2）、李小平《山西临县方言的语音特点》（语文研究，2001.3）、彭泽润《湖南宜章大地岭土话的语音特点》（方言，2002.3）、覃远雄《桂南平话的声调及其演变》（方言，2004.3）、邢向东、孟万春《陕北甘泉、延长方言人声字读音研究》（中国语文，2006.5）等。

有复杂语音问题的探讨。例如对变调问题的揭示，在《方言》上连续发表了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1）、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1980.2）、叶祥苓《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1）、《再论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1979.4）、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2）、《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二)》（1980.2）、《太平(仙源)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1983.3）、贺巍《获嘉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2）、张家茂的《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1979.4）、张惠英《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4）、《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1980.1）、侯精一《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1980.1）、《平遥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1982.1）、《平遥方言广用式三字组的连读变调》（1982.2）、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1981.2）、《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二)》（1982.2）、《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三)》（1983.3）、沈同《老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1981.2）、《老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二)》（1982.2）、谢自立的《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1982.4）、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连读变调》（1983.3）、梁玉璋《福州方言连读音变与语义分别》（1983.3）、汪平《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调格式》（1983.4）、《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88.3）、钱乃荣、石汝杰《苏州方言连读变调讨论之二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意见》（1983.4）、傅国通《武义方言的连读变调》（1984.2）、张洪年《镇江方言的连读变调》（1985.3）、董绍克《山东阳谷方言的变调》（1993.1）等。另外还有熊正辉《怎样求出两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1984.2）、李小凡《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层级和类型》（2004.1）等，对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此外还有对方言轻重音、小称变音、情意变调、儿化音变、语法音变等复杂语音问题的讨论。如：白宛如《广州话中的省略性变音》（方言，1989.2）、钱惠英《屯溪方言的小称音变及其功能》（方言，1991.3）、汪国胜《湖北大冶话的情意变调》（中国语文，1996.5）、《湖北大冶方言人称代词的变调》（中国语文，2003.6）、黄群建《湖北阳新方言的小称音变》（方言，1993.1）、邢向东《神木方言的儿化变调》（1996.1）、赵日新《徽语的小称音变和儿化音变》（方言，1999.2）、庄初

升、林立芳《曲江县白沙镇大村土话的小称变音》（方言，2000.3）、蒋平、谢留文《南昌县（蒋巷）方言的轻重音与变调》（方言，2001.2）、蒋平、沈明《晋语的儿尾变调和儿化变调》（2002.4）、温昌衍《江西石城（高田）方言的完成变调》（中国语文，2006.1）、辛永芬《河南浚县方言的动词变韵》（中国语文，2006.1）、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轻声变化》（方言，2007.2）等。

有历史方言语音研究。比如专著有：《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胡明扬，1981)、《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邵荣芬，1985)、《六朝金陵吴语辨》(鲍明炜，1988)、《明清官话音系》（叶宝奎，2001）、《上海话语音简史》（刘民钢，2004）、《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张树铮，2005）、《明清皖南方音研究》（高永安，2007）等。论文有：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1980.1）、《二百年前的潮州音》（汕头大学学报，1993.1）、鲁国尧《宋元江西诗人用韵的研究》（近代汉语研究，1992）、施其生《一百年前广州话的阴平调》（方言，2004.1）、林伦伦《从<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看120年前的潮州方言音系》（语言科学，2005.2）、陈泽平《十九世纪的福州音系》（中国语文，2002.5）、沈钟伟《辽代北方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中国语文，2006.6）、李军《<乡音字类>所反映的十九世纪中叶苏州话读书音》（方言，2008.2）等。

有共时、历时的语音对比研究。比如专著有：《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詹伯慧、张日升、甘于恩等，1987）、《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刘淑学，2000）、《广州音北京音对应手册》（施仲谋，2001）、《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张维佳，2002）、《广西粤方言比较音韵研究》（黎曙光，2003）、《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辛世彪，2004）、《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陈立中，2004）、《粤北土话音韵研究》（庄初升，2004）、《南宁市周边地区平话与白话音韵比较研究》（黎曙光，2006）等。

论文有：贺巍《河南省西南部方言的语音异同》（方言，1985.2）、邓晓华《闽西客话的韵元音韵特征及其演变》（语言研究，1988.1）、李荣《南昌、温岭、娄底三处梗摄字的韵母》（中国语文，1989.6）、李新魁《数百年来粤方言韵母的发展》（学术研究，1990.4）、谢留文《客家方言古入声次浊声母字的分化》（中国语文，1995.1）、贺巍《汉语官话方言入声消失的成因》（中国语文，1995.3）、张双庆、万波《赣语南城方言古全浊上声字今读的考察》（中国语文，1996.5）、李小凡《新派苏州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方言，1997.3）、黄雪贞《客家方言古入声字的分化条件》（方言，1997.4）、王福堂《原始闽语中的清弱化声母和相关的“第九调”》（中国语文，2004.2）、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声调比较》（语言研究，2003.2）、钱曾怡《古知庄章声母在山东方言中的分化及其跟精见组的关系》（中国语文，2004.6）、徐越《杭州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方言，2007.1）、刘镇发《从方言比较看广州话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字文白异读的由来》（方言，2007.4）等。

有语音特点在汉语分区、方言之间关系研究上的应用研究。比如有：鲍厚星《常德十县市方言声调的特点——兼论常德地区方言的系属》（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5）、邢向东、孟万春《陕北甘泉、延长方言人声字读音研究》（中国语文，2006.5）、陈小枫《中山隆都闽语的分区类属》（方言，2007.1）、李冬香《湖南赣语的分片》（方言，2007.3），详细调查了常德方言、陕北甘泉、延长方言、中山隆都闽语、湖南赣语的语音状况，根据其语音特点，对常德方言的系属、陕北甘泉、延长方言的归属、闽语的分区类属、湖南赣语的分片进行了讨论。

3、方言语汇研究。比如：

有方言词汇汇编。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撰的《汉语方言词汇》（1995），收集了18个方言点的 905条词语，按词类和词义相结合的分类法排列，用国际音标标音，为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调查、记录了官话方言93个调查点的2645条词语，反映了官话方言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动态。此外还有《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刘俐李、王洪钟、柏莹，2007）等。

有汉语语汇面貌与特点研究。比如专著：《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李如龙，2002）、《方言与俗语研究》(温端政，2003)等。论文有：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语文研究，1982.2）、许宝华《加强汉语方言的词汇研究》（方言，1999.1）、陈泽平《方言词汇的同源分化》（中国语文，2002.2）、游汝杰《汉语方言同源词的判别原则》（方言，2004.1）、温端政《“语词分立”和方言语汇研究——重温吕叔湘先生<中国俗语大辞典·序>》（语文研究，2005.2）、邢向东《关于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2）等。

有区点方言词汇研究。比如专著有：《鄂东方言词汇》（1989）、《潮汕方言词考释》（李新魁、林伦伦，1992）、《关中方言词语考释》（任克，1995）、《湘南土话词汇研究》（罗昕如，2004）、《关中方言古词论稿》（朱正义，2004）、《黑龙江方言词汇研究》（聂志平，2005）、《北京话儿化词研究》（彭宗平，2005）、《湘方言词汇研究》（罗昕如，2006）、《成都方言词汇》（黄尚军，2006）、《宁波方言词语考释》（崔山佳，2007）、《长汀客家方言熟语歌谣》（陈泽平、彭怡玢，2007）、《宁德方言熟语歌谣》

（钟逢帮，2007）、《广东南澳岛方言语音词汇研究》（林伦伦、林春雨，2007）等。论文有：朱建颂、刘兴策《武汉方言词汇（一）（二）（三）》（方言，1981.1、2、3）、许宝华、汤珍珠《上海方言词汇略说》（复旦学报，1981.1）、温端政《太原方言词汇》（方言，1981.4）、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上海方言的熟语（一）（二）》（方言，1985.2、3）、曹志耘《金华汤溪方言的词法特点》(语言研究，1987.3)、张惠英《广州方言词考释》（方言，1990.2）、吴继光、李建《扬州方言单音词汇释（一）（二）》（方言，1991.3）、曹志耘《金华汤溪方言诃汇（一）（二）》（方言，1993.1、2）、林立芳《马坝方言词汇》（韶关大学学报，1994.1）、陈章太《北方话词汇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1994.2）、顾黔《泰兴方言词汇（一）（二）》（方言，1994.3、4）、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方言，1994.4）、汪平、廖毛英等《宜兴（张渚）方言词汇（一）（二）（三）》（方言，1999.2、3；2000.1）、刘丽华《涟源(蓝田)方言词汇（一）（二）》（方言，2000.4、2001.1）、刘晓梅、李如龙《官话方言特征词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方言词为例》（语文研究，2003.1）、张振兴《闽语特征词举例》（汉语学报，2004.1）等。

有区点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词汇比较研究。比如邢福义《说“兄弟”和“弟兄”》（方言，1999.4），利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所收相关词条，对汉语方言中的“兄弟”和“弟兄”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他专著有：《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詹伯慧、张日升、甘于恩等，1987）、《广州话·普通话语词对比研究》（曾子凡，1995）、《云南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涂良军，2001）、《四川方言语词和汉语同族词研究》（查中林，2002）、《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董绍克，2006）等。论文有：刘俐李《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词汇比较》（新疆大学学报，1987.4）、林立芳、邝永辉、庄初升《闽、粤、客方言共同的方言词考略》（韶关大学学报，1995.3）、林伦伦、高于山《汕头话借用粤语词的三种方式》（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6.1）、李蓝《贵州汉语受当地民族影响三例》（方言，1999.1）、邢向东《神木方言词汇的内外比较》（语言研究，2002.1）、邵敬敏《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0.3）、解海江、李如龙《汉语义位“吃”普方古比较研究》（语言科学，2004.3）、周磊《乌鲁木齐方言借词研究》（方言，2004.4）等。

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方言词典的编撰上。相继出现《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998）、《汉语方言大词典》（1998）等鸿篇巨制，另外还有《广州话方言词典》（饶秉才等，1981）、《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北京方言词典》（陈刚，1985）、《四川方言词典》（王文虎等，1987）、《北京土语词典》（徐世荣，1990）、《北京话儿化词典》（贾采珠，1990）、《上海方言词汇》（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91）、《东北方言词典》（马思周、姜光辉，1991）、《关东方言词汇》（王长元、王博，1991）、《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闵家骥、晁继周、刘介明，1991）、《崇明方言词典》（张惠英，1993）、《潮汕方言熟语词典》（林伦伦，1993）、《福州方言词典》（李如龙、梁玉璋、邹光椿、陈泽平，1994）、《湖北常用方言词典》（高进智，1994）、《吴方言词典》（吴连生，1995）、《客家话词典》（张维耿，1995）、《平遥方言民俗语汇》（侯精一，1995）、《洛阳方言词典》（贺巍，1996）、《实用方言词典》（韩品夫，1996）、《香港粤语词典》（郑定欧，1997）、《现代北京口语词典》（陈刚、宋孝才、张秀珍，1997）、《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麦耘、潭步云，1997）、《香港话普通话对照词典》（朱永锴，1997）、《粤港俗语谚语歇后语词典》（魏伟新，1997）、《闽南方言与古汉语同源词典》（林宝卿，1998）、《客家话通用词典》（罗美珍，2004）、《东北方言词典》（马思周，2005）、《闽南方言大词典》（周长楫，2006）等重要成果。

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已出版十大方言区崇明、苏州、厦门、长沙、娄底、西宁、太原、贵阳、南昌、武汉、梅县、乌鲁木齐、南京、丹阳、忻州、柳州、黎川、西安、扬州、徐州、金华、海口、银川、洛阳、济南、东莞、万荣、杭州、温州、上海、宁波、萍乡、南宁、牟平、成都、哈尔滨、福州、建瓯、广州、雷州、于都等41种分地词典，各搜集整理万条左右条目，按音序编排。每条都用国际音标注音，并释义，部分条目有例句、书证、本字或词源考证。

由许宝华等编撰的《汉语方言大词典》，共收全国两千多个县的21万多条方言词语，篇幅长达一千五百多万字，涉及上迄先秦两汉，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千多年间各个历史时期的方言材料。内容包括方言词语、成语、谚语、方言读音、口语用例、文献佐证等，是一部涵盖古今的方言词汇集。

3、方言语法研究。

在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前两个时期，调查研究的重点在语音，词汇特别是语法很少涉及。近30年来，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体现，出现大量有份量的成果。不仅对方言某些特殊的语法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如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代词》（方言，1980.4）把指代词分成人称代词、有定指代词、无定指代词三类，说明每个词的语音和用法特点，并与邻近方言作比较，对语源略作推测。其他还有汪平《湖北省西南官话的重叠式》（方言，1987.1）、张盛裕《潮阳方言形容词的程度状语补语与宾语》（方言，1989.4）、林伦伦《潮汕方言的虚词及其语法意义》（汕头大学学报，1992.1）、刘丹青《苏州方言的发问句与“可VP”句式》（中国语文，1991.2）、《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中国语言学报，1995.6）、汪国胜《湖北大冶方言

的语缀》（方言，1993.3）、《湖北大冶话的语气词》（方言，1995.2）、谢留文《客家方言的一种反复问句》（方言，1995.3）、罗福腾《山东方言里的反复问句》（方言，1996.3）、李小凡《苏州方言的体貌系统》（方言，1998.3）、邢向东《神木方言的代词》（方言，2001.4）、周磊《乌鲁木齐话“给”字句研究》（方言，2002.1）、沈明《山西方言的小称》（方言，2003.4）、钱乃荣《上海方言中的虚拟句》（方言，2004.2）、《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伍云姬，2006）等。

对某一方言区点语法面貌和特点进行揭示，如《客家方言语法研究》（何耿镛，1993）、《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汪国胜，1994）、《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项梦冰，1997）、《上海话语法》（钱乃荣， 1997）、《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邢向东、张永胜，1997 ）、《苏州方言语法研究》（李小凡，1998）、《上海方言语法研究》（徐烈炯、邵敬敏，1998）、《晋方言语法研究》(乔全生，2000)、《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2001）、《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莫超，2004）、《衡阳方言语法研究》（彭兰玉，2005）、《浚县方言语法研究》（辛永芬，2006）、《闽南方言语法研究》（李如龙，2007）、《湘语语法研究》（卢小群，2007）、田希诚《临汾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语文研究，1981.2）、曹志耘《金华汤溪方言的词法特点》（语言研究，1987.1）、贺巍《获嘉方言的语法特点》（方言，1990.2）、何伟棠《增城方言的语法特点》（方言，1993.2）、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方言，1994.4）、方松熹《浙江吴语词法特点》（浙江海洋学院学报，1998.2）等。

而且开始深入研究，或针对某一现象或范畴作多方言的比较研究。朱德熙先生大力倡导方言语法比较研究，他的《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方言，1980.3）分析了不同方言中三个不同助词“的”的不同用法。《潮州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方言，1982.3），提出约束性变形重叠的观念，对潮阳话和北京话中两类重叠式象声词作了分析和比较，指出这两类象声词形式相似而构造不同。此外还有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1）、施其生《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中山大学学报，1985.4）、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方言，1992.2）、林伦伦《广东闽方言语法特点的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1993.2)、项梦冰《关于东南方言结构助词的比较研究》（语言研究，2001.2）、吴福祥《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方言，2003.3）、陈泽平《北京话和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中国语文，2004.5）等论文。这样的专著有《香港客粤方言比较研究》（刘镇发，2001）、《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钱奠香，2002）、《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邢向东，2006）等。

或结合普通话、汉语史作多角度的立体研究，如朱德熙《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方言，1993.2），从历时发展角度考察了分属六个大方言区的十种方言里的状态形容词后缀的语音形式、语法分布及其名词化时与名词化标记的组合关系。邢福义《“起去”的普方古检视》（方言，2002.2）用足够的事实，从“普—方—古”大三角分别对“起去”进行检视，证明“起去”的使用是客观存在，不应否认。《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方言，1995.3）、《说“您们”》（方言，1996.2）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还有：游汝杰《温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及其历史渊源》（复旦学报，1981.1）、罗福腾《山东方言“V他V”结构的历史与现状》（语言研究，1998.1）、邢向东《论加强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5）、戴昭铭《弱化、促化、虚化和语法化——吴方言中一种重要的演变现象》（汉语学报，2004.2）、钱乃荣《一个语法层次演变的实例——上海方言160年中现在完成时态的消失过程》（中国语文，2004.3）等。

或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作多层次的深化研究，如：钱乃荣《上海方言词汇的年龄差异和青少年新词》（上海大学学报，1988.1）、彭小川《广州话的动态助词“开”》（方言，2002.2）、汪平《苏州方言的话题结构》（语言研究，2004.4）、刘丹青、刘海燕《崇明方言的指示词——繁复的系统及其背后的语言共性》（方言，2005.2）等。专著有：《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邓思颖，2003）、《湘方言动词句式的配价研究：以隆回方言为例》（丁加勇，2006）等。

另外，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1996），汇集了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二百五十多个方言点的语法材料五百多种，分成二千五百多个条目，按照词法、句法、语法意义、语法形式的等分类编排，反映了上世纪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面貌，为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材料。

胡明扬主编的《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1996）、张双庆主编的《动词的体》（1994）、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1997)、《介词》（1999）、《介词》(2000)、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1996)、《湖南方言的介词》（1998）、《湖南方言的代词》（2000）、《湖南方言的语气词》（2006），在召集方言学者集中讨论的基础上，用大致统一的体例，对某一语法范畴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另外，像汪国胜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伍云姬主编的《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1999）、《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戴昭铭，2003）、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丁邦新，2003）都是各次方言学术会议取得成果的汇编。

4、方言文字的考求研究。比如：

王福堂《方言本字考证说略》（方言，2003.4），认为本字问题是因汉语方言词语中音义变化或字形改变致使词语和字形

失去联系而产生的。考证本字就是要恢复词语和字形的联系，找回本字。具体方法上，考证要从音义两方面入手，结合文献材料来进行。另外，词语音义的变化可能会比较复杂，为此考证工作还要借助其他某些原则和方法。李荣先生曾对“台风”的本字（方言，1990.4、1991.1、1991.2）、福州话“下雨”的本字（方言，1992.2）进行考证。其他还有李荣《吴语本字举例》（方言，1980.2）、《考本字甘苦》（方言，1997.1）、白宛如《北京方言本字考》（方言，1979.3）、《广州话本字考》（方言，1980.3）、施文涛《宁波方言本字考》（方言，1979.3）、熊正辉《南昌方言里的难字》（方言，1980.1）、蒋礼鸿《试说“抹”的本字》（中国语文，1980.3）、颜森《新干方言本字考》（方言，1983.3）、《谈谈跟考本字有关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90.4）、翁寿元《无锡方言本字考》（方言，1984.3）、俞敏《北京话本字札记》（方言，1988.2）、俞光中《嘉兴方言本字考》（方言，1988.4）、夏剑钦《浏阳南乡方言本字考》（方言，1989.2）、李新魁、林伦伦《潮汕方言词本字研究——兼谈本字考的方法》（汕头大学学报，1990.3）、林宝卿《莆仙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本字应是“我”——与田富同志商榷》（中国语文，1991.2）、傅根清《汤溪方言本字考》（方言，2001.3）、覃远雄《方言本字举例》（方言，2002.1）、廖珣英《广东梅县客家方言入声韵本字考》（方言，2004.3）等。

5、汉语方言特点的综合比较研究。比如：

张振兴《现代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考察》（方言，2003.2），考察了现代汉语南北若干方言的语序现象，包括主语、谓语、宾语的位置，修饰成分和中心语的位置等，从中发现南北方言在语序类型上所存在的差别，并且与古代汉语、周围少数民族语言的语序现象进行比较，提出了关于汉语起源的两种假设。

其他专著有：《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陆致极，1992）、《汉语方言代词研究》（张惠英，2001）、《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罗自群，2006）等。论文有：石汝杰《汉语方言中高元音的强摩擦倾向》（语言研究，1998.1）、汪国胜《湖北方言的“在”和“在里”》（方言，1999.2）、张惠英《汉语方言代词研究》（方言，1997.2）、曹志耘《汉语方言声调演变的两种类型》（语言研究，1998.1）、《汉语方言中的韵尾分调现象》（中国语文，2004.1）、张维佳《方言音韵结构的基本特征》（学术研究，2001.11）、李小凡《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层级和类型》（方言，2004.1）、汪平《汉语方言的焦点特征》（语文研究，2005.3）、王健《汉语方言中的两种动态范畴》（方言，2005.3）、施其生《汉语方言里的“使然”与“非使然”》（中国语文，2006.4）、罗自群《从汉语方言“鸡公”“公鸡”看动物名词雌雄南北异序的成因》（方言，2006.4）、周磊《非音节性词尾和汉语方言的阳声韵》（方言，2007.3）、刘若云、赵新《汉语方言声调屈折的功能》（方言，2007.3 ）、石毓智《汉语方言中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和功能的差别》（汉语学报，2007.4）等。

6、汉语方言地图和分区研究。

叶祥荃绘制的《苏州方言地图集》（1981），是我国第一部汉语方言地图集。该地图集改变了以往汉语方言地图附于方言著作后的传统做法，独立成册。共收图50幅，调查了263个调查点，并且介绍了体例等相关内容，比较详细地反映了苏州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的分布情况。

《中国语言地图集》（李荣、熊正辉、张振兴，1988）在对汉语方言进行全面详细的调查基础上，把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闽语区、徽语区、赣语区、客家话、粤语区、湘语区、平话区。并对各个大区进行了下位分区，把方言分为大区—区—片—小片—点五级。《中国语言地图集》还对各个方言区的分布、人口以及方言区内部片、小片的特点、划分及其理由作了详细的说明。《中国语言地图集》是对上世纪汉语方言调查和分区讨论的一个总结性成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汉语方言分区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学术水平”②（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众多学者也在调查的基础上，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展开讨论，不断对《中国语言地图集》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更新。比如：方松熹、傅国通、傅佐之《吴语在江西省境内的分布》（方言，1984.4）、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1）、《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方言，1985.2）、《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1989.4）、张振兴《闽语的分区（稿）》（方言，1985.3）、浙江语言学会编《浙江吴语分区》（杭州大学学报增，1985.9）、詹伯慧《客家话的形成与分布》（广东语文报，1985）、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4）、颜森《江西省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1）、郑张尚芳《皖南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1）、傅国通、蔡勇飞、鲍士杰、方松熹、傅佐之、郑张尚芳《吴语的分区（稿）》（方言，1986.1）、张盛裕、张成材《陕甘宁青四省区汉语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2）、侯精一、温端政、田希诚《山西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2）、刘俐李、周磊《新疆汉语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3）、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3）、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方言，1986.4 ）、贺巍、钱曾怡、陈淑静《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4）、黄雪贞《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4）、《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

（方言1987.2）、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7.3）、许宝华、汤珍珠、陈忠敏《上海地区方言的分片》（方言，1993.1）、王福堂《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方言，1998.1）、许培新《汉语方言分区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0.4)、《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方言，2001.2）、詹伯慧《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方言，2002.4）、刘镇发《百年来汉语方言分区平议》（学术研究，2004.4)、汪平《北部吴语三小片的重新画分》（方言，2005.2）、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方言，2005.2）、刘兴策《对湖北省境内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方言，2005.3）、周磊《兰银官话的分区（稿）》（方言，2005.3）、鲍厚星、陈晖《湘语的分区（稿）》（方言，2005.3）、邢向东、郭沈青《晋陕宁三省区中原官话的内外差异与分区》（方言，2005.4）、张惠英《海南方言的分区（稿）》（方言，2006.1）、谢留文《赣语的分区（稿）》（方言，2006.3）、沈明《晋语的分区（稿）》（方言，2006.4）、顾黔、史皓元、石汝杰《江苏境内长江两岸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同言线》（语言研究，2007.3）、谢留文、黄雪贞《客家方言的分区（稿）》（方言，2007.3）、陈晖、鲍厚星《湖南省的汉语方言（稿）》（方言，2007.3）、邢向东《陕西省的汉语方言》（方言，2007.4）等。

可以看出，30年汉语方言分区研究正在逐步走向合理，更加科学。表现在：对各区方言面貌和特点的认识更加深刻，分区的标准更加明确，各大方言区之间的界限逐渐明晰。

7、历史方言和方言文献的研究。比如：

胡明扬《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山歌>和<挂枝儿>所见的吴语》（1981）运用系联法，归纳出两部民歌集的十个舒声韵部，并对照现代语音，构拟出明末苏州话的舒声韵母。周同春《十九世纪的上海语音》（1988）利用西洋传教士研究上海话的资料，对十九世纪的上海话语音系统进行了构拟。《上海语言发展史》（钱乃荣，2003），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和自己实地调查结果为基础，全面研究上海方言的历史，包括上海方言的形成、近代以来上海方言语音的演变、词语的演变和语法的演变。其他的专著有《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董遵章，1985）、《秦汉方言》（丁启阵，1991）、《先秦西汉齐语研究》（汪启明，1998）、《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言共同语初探》（董达武，1992）、《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李范文，1994）、《唐代关中方言音系》（黄淬伯，1998）、《古方言词语例释》（张喆生，1999）、《方言历史探索》（张树铮，1999）、《<跻春台>词语研究》（曹小云，2004）、《<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褚半农，2005），《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储泰松，2005）、《<越谚>点注》（侯友兰，2006）、《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杨敬宇，2006）、《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石汝杰，2006）、《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上下）》（华学诚，2006）、《章太炎<新方言>研究》（孙毕，2006）、《方言》简注（王宝刚，2007）、《<蜀方言>疏证补》（纪国泰，2007）、《明清山东方言背景白话文献特殊句式研究》（戚晓杰，2007）等。

朱德熙《?（竹鬲）屈（亦示）解》（方言，1979.4）通过一个实例，说明古代方言的知识对通读古器物铭文的重要性。指出研究语言，要研究当代的方言。研究古代文献，也要研究古代的方言。其他论文有：张家茂《<三言>中苏州方言词语汇释》（方言，1981.3）、李新魁《记表现山西方音的<西儒耳目资>》（语文研究，1982.1）、朱建颂《武汉方言的演变》（方言，1988.2）、游汝杰《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中国语文，1998.2）、李小凡、陈宝贤《从“港”的词义演变和地域分布看古吴语的北界》（方言，2002.3）、乔全生《现代晋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言的亲缘关系》（中国语文，2004.3）、李如龙、徐睿渊《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厦门大学学报、2007.1）、陈泽平《<闽音正读表>的官话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5）、庄初升《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体标记“开”和“里》”（暨南学报，2007.3）、彭建国、彭泽润《湖南方言历史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8.1）等。

8、方言学史的研究。比如：

温端政《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2000）一书，比较全面、客观地叙述了汉语俗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其他专著有：《汉语方言研究小史》（何耿镛，1984）、《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华学诚，2001）、《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华学诚，2003）、《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游汝杰，2002）、《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林亦，2004）、《云南汉语方音学史》（陈长祚，2007）等。

论文有：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语文研究，1982.2）、张维佳《陕西方言研究综述》（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1）、李蓝《六十年来西南官话的调查与研究》（方言，1997.4）、刘兴策《近百年来湖北省汉语方言研究综述》（方言，1998.3）、詹伯慧《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学术研究，1992.1）、《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暨南学报，1999.6）、鲍厚星、陈立中、彭泽润《二十世纪湖南方言研究概述》（方言，2000.1）、汪国胜《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3）、《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述评》（方言，2000.4）、刘俐李《新疆汉语方言研究述评》（新疆大学学报，1996.3）、谢自立《二十年来苏州方言研究综述》（方言，2001.4）、甘于恩、詹伯慧：《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1）、乔全生《晋方言研究综述》（山西大学学报，2005.1）、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现状和愿景》（暨南学报，2005.5）等。

9、汉语方言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方言与民族语言之间关系研究。比如：

詹伯慧《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语文建设，1997.4）认为，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关系，这些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方言与共同语的实质和异同。认清方言和普通话的种种关系，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当前语言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其他的专著有《普通话广州话的比较与学习》（欧阳觉亚，1993）、《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1995）、《福建双方言研究》（李如龙、庄初升、严修鸿，1995）、《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刘纶鑫，1999）、《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张惠英，2002）、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2003）等。

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是九届“双语双方言国际研讨会”的成果，内容涉及双语双方言理论和实际的各个领域。

论文有：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方言，1984.1）、詹伯慧《广东境内三大方言的相互影响》（方言，1990.4）、李新魁《汉语各方言的关系和特点》（学术研究，1991.2）、张振兴《闽南方言的比较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95.1）、林立芳、庄初升《雄珠玑方言与珠江三角洲诸方言的关系》（韶关大学学报，1996.1）、薛才德《藏语汉借词的特点》（民族语文，1999.3）、张双庆、张惠英《从词头“不”、“布”说起》（中国语文，2002.3）、刘晓梅、李如龙《东南方言语法对普通话的影响四种》（语言研究，2004.4）、郑张尚芳《关于“1”作指示代词的方言证据》（民族语文，2004.5）、林伦伦《潮汕方言和泰语的双向借词及其演变发展》（民族语文，2006.2）、徐烈炯《上海话“侪”与普通话“都”的异同》（方言，2007.2）等。

10、系属未明方言或濒危方言保护性研究。比如：

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认为汉语中存在濒危方言。方言的消亡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文章对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以及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他专著有《连州土话研究》（张双庆，2004）、《湘南土话论丛》（鲍厚星，2004）、《军话研究》（丘学强，2005）、《黑龙江站话研究》（陈立中，2005）、《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陈云龙，2006）、《旧时正话研究》（陈云龙，2006）等。论文有：游汝杰《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述略》（方言，1993.2）、林伦伦《广东揭西棉湖的三种秘密语》（中国语文，1996.3）、潘家懿《军话与广东平海“军声” 》（方言，1998.1）、陈云龙《广东电白旧时正话》（方言，2003.3）、曹志耘《桂北“资全灌”土话记略》（方言，2006.1）、林伦伦、陈思梅《广东海丰“占米话”之语音、词汇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2006.4）、郭沈青《陕南客伙话的性质和归属》（中国语文，2006.6）、朱建颂《保护武汉方言》（武汉文史资料，2006.9）、江荻、欧阳觉亚、邹嘉彦《海南省三亚市迈话音系》（方言，2007.1）、白云《桂南疍家话的归属》（方言，2007.3）等。

11、境外汉语方言研究。比如：

邢福义《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方言，2005.2）讨论了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主要是闽方言）的潜性影响。其他论文还有张嘉星《印尼、新、马闽南方言文献述要》（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3)、陈晓锦《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方言，2003.4）、《泰国曼谷半山客话上声读如去声析》（中国语文，2006.5）、林涛《东干语的语法特点》（汉语学报，2005.2）、陈晓锦、陈滔《泰国曼谷广府话语音特点》（方言，2006.4）等。专著有：《中亚东干语研究》（林涛，2003）、《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海峰，2003）等。

12、方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比如：

专著有：《方言与中国文化》（游汝杰、周振鹤，1986）、《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林伦伦，1991）、《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李荆林，1995）、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1996）、《四川方言与民俗》（黄尚军，1996）、《昆明方言的文化内涵》（张映庚，1997）、《泉州方言文化》（林华东，1998）、《汉语方言与民间文化新观察》（罗福胜1998）、《广东方言与文化论稿》（林伦伦、潘家懿，2000）、《沪语盘点——上海话文化》（钱乃荣，2002）、《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邢向东，2004）、《七彩方言：方言与文化趣谈》（甘于恩，2005）、《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孙玉卿，2005）、《四川方言文化：民间符号与地方性知识》（孙和平，2007）、《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邵慧君、甘于恩，2007）、《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邵慧君、甘于恩，2007）等。

论文有：李如龙《地名中的古音》（语文研究，1985.1）、《福建方言与福建文化的类型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2）、《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暨南学报，1994.4）、《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嘉应大学学报，1998.2）、《闽粤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征》（暨南学报，1999.6）、《东南方言与东南文化论纲》（东南学术，2004.1）、《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1）、林伦伦《潮汕方言谚语的文化内涵》（汕头大学学报，1990.2）《潮汕方言的外来词及其文化背景》（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2.1）、乔全生《论人口的多向流动与语言的统一化趋势》（山西大学学报，1992.1）、李新魁《试论潮汕文化的特征》（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2.2）、方松熹《舟山(定海)方言渔业词汇(一)（二）（三）》（方言，

1993.3、4；1994.1）、李荣《禁忌字举例》（方言，1994.3）、张振兴《汉语方言与沿海经济》（海洋开发与管理，1996.2）、林伦伦《“过番”文化与潮汕方言词的关系》（语言文字应用，1996.2）、曹志耘《谈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3）、梁莉莉《香港粤语与香港文化的关系》（方言，1997.3）、庄初升《从方言词汇看客家民系的历史形成》（韶关大学学报，1998.2）、邢向东《神木县的汉语、蒙语地名及其特点》（汉字文化，1998.3）、郭沈青《北京话语讳探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5）、钱奠香、李如龙《论闽台两省方言和文化的共同特点——兼评台湾的乡土语言教育》（语言文字应用，2002.2）、詹伯慧、甘于恩：《雷州方言与雷州文化》（学术研究，2002.9）、伍巍：《广东方言与广东民歌》（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1）、张振兴、张惠英《从山西话的称谓词看古代文明》（语文研究，2003.2）、李葆嘉《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4.1）、潘悟云《汉语南方方言的特征及其人文背景》（语言研究，2004.4）、卢小群《小议方言广告研究》（中南林学院学报，2004.6）、周政《安康方言研究的社会价值及其与汉水文化的关系》（安康师专学报，2006.4）、莫超《西部语言（方言）——社会文化的表征》（社科纵横，2006.8）、郭风岚《文化缺失与语言的濒危——以站人、站话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7.2）、陈梓生《闽南方言的文化特性》（东南传播，2007.12），等等。

13、方言应用研究。比如：

詹伯慧、钟奇、甘于恩、高然等撰写的《广东地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问题调查研究》（2000），对广州、深圳、汕头、梅州等地的社会语言文字应用做了一些调查，提出本地区语言规范化的理论见解。

由雒鹏和莫超主编的《甘肃方言与普通话水平测试训练教程》丛书，包括洮岷方言、陇东方言、河州方言、河西方言、兰州方言等甘肃省八类方言与普通话水平测试训练教程，是对甘肃方言进行的首次系统、客观、专业的系统研究，也是甘肃方言研究在普通话推广应用上的重要成果。

其他专著有：《云南方音与普通话语音》（吴积才，1979）、《四川方言与普通话》（梁德曼，1982）、《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钱曾怡，1988）、《闽南人学习普通话手册》（林宝卿，1 989）、《闽南话与普通话》（周长揖，1991）、《南阳方言与普通话》（徐奕昌、张占献，1993）、《方言·共同语·语文教学》（詹伯慧，1995）、《舟山人学习普通话指南》（晓雨，1996）、《粤港人学习普通话读本》（王理嘉，1998）等。论文有：林伦伦《论强势方言及其对推普的负面影响》（语言文字应用，1998.3）、《潮汕方言与潮剧的形成》（语言文字应用，2000.4）、盛炎《谈港澳地区中文公文中的语言问题》（中国语文，2001.1）、詹伯慧《对香港语言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语文，1996.2）、《汉语方言的研究及其应用——纪念吕叔湘先生》（语文研究，2005.2）、《略论方言地区的双语应用问题》（语文研究，2006.4）、游汝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修辞学习，2006.6）、李如龙《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郑州大学学报，2008.1）等。

14、方言语料库的建设研究。比如：

侯精一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1998），收集各大方言区40个方言点的音档。每一个方言点的音档材料包括：语音系统、常用词汇、构词法举要、语法例句、长篇语料，另外还附有方言点概述和所属方言区概要。《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保留了汉语方言现时的有声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他还有蒋平《“汉语方言声调资料库”的设计及其理论基础》（方言，1999.3）、王泽鹏《发展方言语料库提高研究水平——兼谈粤方言语料库的建设》（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1）、黄小娅《我国最早的粤方言词典数字化系统设计研究》（图书馆论坛，2003.3）等。

15、方言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

《汉语方言修辞学》（汪如东，2004）、《<广韵>与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李瑞禾，2005）、《古代小说与方言》（颜景常，2005）等。论文有李荣《<切韵>与方言》（方言，1983.3）、熊正辉《YFX计算机音标处理系统简介》（方言，1992.3）、张次曼《连读变调的数学模型及其在认知科学和言语工程学上的意义》（厦门大学学报，1994.4)、石汝杰《吴方言区作家的普通话和方言》（语言文字应用，1995.3）、李新魁《粤音与古音》（学术研究，1996.8）、钟文、林伦伦《古籍整理与方言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96.3）、林伦伦《潮汕方言的古语词及其训诂学意义》（语文研究，1997.1）、《潮汕方言对汉语史研究的价值》（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7.3）、陈泽平《从现代方言释<韵镜>假二等和内外转》（语言研究，1999.2）等。

16、汉语方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比如：

现代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和创新。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2002），从求实观、系统观、地域观、动静观、更新观等五个方面讨论了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陈汉清、朱建颂《用数学方法描述方言的差别》（方言，1979.1）、《论拓扑学在方言研究中的应用》（语言研究，1981.1）、钱锋、冯志伟《试论模糊数学在方言研究中的应用——兼与陈汉清、朱建颂两同志商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4），尝试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汉语方言问题。温

端政《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02.6），认为汉语里的“语”是“大于词、结构相对定型、具有多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自身构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主张用“语汇”来总称“语”，建立与词汇学并行的语汇学。张维佳《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语言科学，2006.3），重视地理信息技术在方言调查中的应用，就方言地理底图及地理坐标编号系统的标准做了一些探讨。其他还有：《汉语方言学方法论初探》（钱曾怡，1987）、《汉语方言研究的思考》（曹志耘，1987）、《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王福堂，1999）、《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项梦冰、曹晖，2005）、《汉语方言研究与语言演变理论的建构》（邓晓华、李少芬，2004）、李荣《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方言，1983.1）、《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方言，1983.2）、高华年《粤方言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暨南学报，1990.1）、詹伯慧《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1992.2）、《当前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2004.2）、贺巍《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语文研究，1991.3）、《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方言，1992.3）、邢向东《试论时空观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体现》（山东大学学报，1998.4）、李小凡《当前方言语法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语文研究，2003.2）、刘镇发、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深圳大学学报，2003.4）、钱曾怡《方言研究中的几种辩证关系》（文史哲，2004.5）、《山东方言研究方法新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2）、邵敬敏、周芍《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现状与思考》（暨南学报，2005.1）、彭泽润、鲍厚星《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5.1）、刘新中《方言研究的方法》（学术交流， 2005.6）、曹志耘《汉语方言:一体化还是多样性?》（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1）、彭小川、林奕高《论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的“效度”问题》（语文研究，2006.2）、顾黔《江苏溧水方言地理学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6.10）等。

17、汉语方言学通论、教程的编撰。比如：

《现代汉语方言》（詹伯慧，1981）、《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詹伯慧、黄家教、许宝华、李如龙，1981）、《汉语方言学》（黄景湖，1982）、《汉语方言调查基础知识》（邢公畹，1982）、《汉语方言导论》（游汝杰，1992）、《汉语方言学教程》（游汝杰，2004）、《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2001）、《汉语方言学》（李如龙，2001）、《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侯精一，2002）、《汉语方言学》（翟时雨，2003）、《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汉语方言部分等。

18、汉语方言调查材料的编写。比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方言调查字表》（1981），一共选择了比较常用的字三千七百多个，依广韵的声母、韵母、声调排列。主要供调查方言音系之用。

丁声树先生编撰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九五五年八月初次印行，后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方言》（1989.2）全文重新发表，还根据《汉语方言调查简表》（丁声树、李荣编，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1956.8）贰“词汇语法部分”，补充少数条目，並加星号表示。

顾黔、石汝杰等编撰的《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2006），主要是为调查汉语方言的词汇用的。词条按首字的音序排列，包括三个不同用途的调查表——简表、详表和短表。表格设计选择的日常口语词汇，充分考虑了语音的情况，其中包含了音系和一些重要的语法条目。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资料室也编撰了《汉语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方言，2003.1）。

（二）学术刊物丰富、学术活动频繁

1979年2月24日，在李荣先生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推出了我国第一份汉语方言专业期刊——《方言》。《方言》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汉语方言研究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为汉语方言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展示平台，发表了大量代表汉语方言研究最高水平的文章，而且指引了“既全面又深入的汉语方言研究大方向”③（詹伯慧：《<方言>二十年述评》，《方言》，1998.3）其他语言类刊物，如《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研究》《汉语学报》《语文研究》《汉语学习》《语言教学与研究》《语文学习》《中国语言学报》《语言学论丛》等都开辟有方言栏目，发表了大量的方言文章。各种社科类综合刊物如大学（院）学报也多有方言论文出现。

30年来，汉语方言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各种类型的专业学术会议频繁举行。1981年11月在厦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研讨会，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至2007年已经是第十四届。1987年7月在香港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至2007年已经召开第十一届。1988年4月在福州召开的国际闽方言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至2007年已经召开第十届。1988年第一次在深圳召开的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每两年举办一次，至2007年已经是第九届。其他举行的国际方言会议还有：1988年在香港、2001年在苏州、2003年在上海、2006年在宁波召开的国际吴方言研讨会；1995年在太原召开的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在太原召开的晋语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青岛、2000年在重庆、2003年在贵阳、2007年在安康召开的官话国际研讨会；1991年9月在遂宁举行国际李实学术研讨会；1993年在龙岩、1996年在增城、1998年

在韶关、2000年在梅州、2002年在南昌、2004年在厦门、2007年在香港举行的客家方言（国际）研讨会；1994年10月在厦门举行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学术研讨会；2002年在黑龙江、2004年在武汉、2006年在广州举行的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2002年在长沙举行的湘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在南宁举行的桂北平话与周边方言学术研讨会；到2007年已经举办了十二届的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2006年在长沙举行的首届湘语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在贺州举行的第四届土话平话学术研讨会等。

（三）研究组织专门、研究队伍壮大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方言研究室，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等院校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方言类专业学术组织——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接着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指导带动下，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山西等省相继成立省一级的方言学会，同时，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方言研究机构，开展专门的汉语方言研究。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起全国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时，曾经集中培训了一批从事方言调查研究的人才。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领军人物。八十年代以来，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招收汉语方言专业的研究生。经过近30年的培养，不断有大批毕业生投身到汉语方言研究队伍中，大大充实了汉语方言的研究力量。

如今，方言学者们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自己母语或熟悉方言为对象的特色研究。例如：詹伯慧的粤语研究、张振兴的漳平(永福)方言研究、钱曾怡的山东方言研究、张盛裕的潮阳方言研究、汪国胜的大冶方言研究、刘丹青的苏州方言研究、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研究、温端政的晋语研究、项梦冰的连城客家话研究、汪平的苏州方言研究、钱乃荣的上海话研究、熊正辉的南昌方言研究、朱建颂的武汉方言研究、邢向东的神木方言研究、施其生的汕头方言研究、陈泽平的福州话研究、周磊、刘俐李的新疆方言研究、贺巍的获嘉方言研究、黄雪贞的客家方言研究、鲍厚星的湖南方言研究、邢向东的陕北方言研究、李如龙的闽语研究、彭小川的广州话研究、胡明扬的海盐方言研究等。

可以看出，30年的汉语方言研究，不仅方言调查点大大增加，发掘与整理出大量的方言材料和方言事实，而且研究对象不断增多，研究领域逐渐向深度、广度拓展，视角扩大，开始对汉语方言现象进行纵向与横向、平面与立体的多方位、多角度、多语言的比较综合研究。既有对单点方言特殊语言现象的揭示，也有对某些方言区点较为集中的调查和较深入研究；既有单点方言的全面描写，对某个语言特点的深入探讨，也有语音、词汇、语法规律的探求，以及发展演变的历时考察；既有针对某一现象的方言间比较研究，也有针对某一区域的内部对比；既有方言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也有方言与其它民族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对汉语方言中差异较大的东南各省的方言进行保护性研究，也对官话区细微的方言差别进行深化研究；既有单一的事实报告，也有普、方、古、其它民族语言的综合考察；既有方言事实细致全面的描写与解释，也有语言及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借鉴国内外各种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问题，已深入人心，并取得了较多成果；也开始从汉语方言丰富的材料入手，自主创新出适合汉语方言自身的理论方法。方言分区和归属研究，在不断掌握更加丰富的材料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调整，汉语方言分区和归属日趋合理。对濒危方言的保护研究、方言的历史演变研究、方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方言的社会应用研究，以及方言语料库的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

二、理论创新：

理论的创新有两条路子。一条是引进、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框架，加以中国化而有所创新；一条是“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④（邢福义：《邢福义选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建立具有汉语特色的方言理论与方法体系。30年的汉语方言研究，在两个路子上进行了实践与探讨，具体表现为：

（一）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汉语方言研究。利用汉语丰富的方言材料，完善和创新相关语言理论，同时也丰富了汉语方言研究的内涵，拓展了汉语方言研究的视界。

1、生成语法理论和方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运用。

把生成语法最新理论引入汉语方言研究，邓思颖作了大胆尝试。他的《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2003），对生成语法中的原则参数理论，尤其是最新的最简方案理论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显性参数化假定”，选取粤语作为汉语方言的代表，从与格结构、双宾语结构和被动句等方面，对普通话和粤语语法系统的差异作了全面的对比和解释。他的另一篇文章《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类型的参数分析》（语言科学，2006.6），尝试用生成语法学的动词移位理论，对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的类型现象做出重新分析，认为话题化的“强弱”本身不是参数，动词移位才是一项参数，话题化的差异和汉语方言词序的差异最终由动词移位来决定。此结论还可以进一步在汉语方言体标记的形态和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分布等现象中得到印证。

这种研究把汉语方言纳入到世界语言理论研究领域中，不仅拓展了生成语法的研究视野，而且打开了观察汉语方言的另外一扇窗口。

优选论是生成语法的最新发展，是对经典生成音系学理论的改进、提高和发展。王嘉龄把这种现代音系学理论方法运用到汉语方言研究中。他的《三种方言轻声的优选论分析》（语言科学，2002.1）、《优选论和天津话的连读变调及轻声》（中国语文，2002.4），对方言轻声和连读变调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优选论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可以给方言轻声和连读变调做出具有原则性的统一解释。马秋武《“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的优选论解释》（中国语文，2005.6），也对天津话的连读变调问题进行了优选论解释，认为“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很大程度上是由经典音系学理论所采用的规则应用模式造成的，而优选论的并行处理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此外，孔慧芳《合肥话轻声的语音性质及优选论分析》（语言研究，2006.1）、王茂林《广州话与北京话鼻音分布的优选论分析》（当代语言学，2007.1），也是优选论与汉语方言研究相结合的实践之作。

2、类型学理论和方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运用。

30年的汉语方言研究比较重视运用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方言事实，开展方言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比如：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暨南学报，1996.2），检讨了以往的汉语方言研究，认为从记录字音、词汇、语料入手，以中古汉语及普通话为参照，比较、描写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传统模式。这一模式对于认识单一的方言的特征是有效的，但要认识方言的结构体系难免存在缺陷。为此，作者提出有必要跳出原有圈子，提倡对各种方言进行比较的类型学研究。指出共时结构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文化类型都是方言类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类型学研究还是彻底解决方言分区问题的根本出路，也能为方言的定型定位、制定语言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其成果还可以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

刘丹青曾著文《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3.4），强调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他的《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方言，2001.4），就是一篇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文章根据12个吴方言点的调查材料，揭示吴语的两大句法类型特点：一、吴语是比北京话更不典型的SVO类型和比北京话更典型的话题优先类型。二、吴语像北京话一样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但后置词比北京话更为发达，表现在语法化程度更高、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更重要。这与吴语正在接近动词居末类型的事实是相和谐的。

邵敬敏、周娟《汉语方言正反问的类型学比较》（暨南学报，2007.2），采取双重视角：横向地域的毗邻与隔离以及纵向历史的传承与分合，考察了汉语各大方言区中的正反问句及其变式，着重讨论“VP-Neg-VP”、“VP-Neg”和“K-VP”及其变式的分布，指出在类型学上存在着“并存消长”的总特点，并具有“对立互补”和“重叠交叉”的属性，强调今后研究尤要注意方言类型的“无序”和“交错”现象。

李蓝《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方言，2003.3），先根据类型学理论建立汉语差比句的语序类型参项，依此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差比句归纳为八种基本的语序类型，然后讨论了差比句语序类型的地域分布与方言类型的关系、“比字式”差比句向其他汉语方言区扩展的动因、浙江天台话的差比句及其语序类型参项的重新建构、青海汉语差比句的类型特点等问题。

其他还有邵敬敏、王鹏翔《陕北方言的正反是非问句——一个类型学的过渡格式研究》（方言，2003.1）、吴福祥《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方言，2003.3）、陈立中《汉语方言声调送气分化现象初探》（汉语学报，2005.4）等。

3、语法化理论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运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法化理论一直是语言研究的热点，它对语言共时和历时的演变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汉语具有悠久的文献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方言材料，因此，语法化应该成为汉语语言学，包括汉语方言学的一个大有作为的研究方向。

邢福义《“起去”的语法化与相关问题》（方言，2003.3），把“普方古”大三角检视和“表里值”小三角检视结合起来，探讨如何对待作补语的“起去”和单用的“起去”，详细考察了“起去”在结构配置和语义内涵两个方面的语法化过程。

储泽祥、谢晓明《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2.2），以“得”的语法化过程为例，来说明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问题，其中就有语法化与方言的关系问题。指出汉语方言及方言本身的语法化现象，对共同语的语法化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伍巍《南方方言性别标记的虚化现象研究》（中国语文，2006.4），认为虚化现象是汉语语法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汉语方言中的性别标记同样经历了由实到虚的衍变过程。文章探讨了南方方言性别标记的语义虚化过程及其相应过程中的语法内涵，并通过与具备语法“性”范畴的有关语言进行对比，探求“性别标记”的虚化机制与衍变规律。指出与北方方言性别标记的虚化现象相比，南方方言性别标记的虚化现象更为明显，过程更加完整。

周磊《非音节性词尾和汉语方言的阳声韵》（方言，2007.3），考察了汉语方言中非音节性词尾对阳声韵的影响，认为“儿”的语法化是对汉语辅音韵尾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

林华勇《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7.2），对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过程进行了分析，联系其他汉语方言及语言，说明言说义动词的功能和语法化的方向，认为在考察语法化时应重视语义小类分析。

戴昭铭《弱化、促化、虚化和语法化——吴方言中一种重要的演变现象》（汉语学报，2004.2），在吴方言中，舒声实词通过语义虚化、语音弱化通向语法化的途径中，增加了一个促化步骤，语法化产生的词缀、助词、介词、体貌标记中都普遍存在语音促化现象。吴方言中的促化现象存在共时的不平衡性，反映了语言历史演变的不同层次。语音促化手段是一种把语法化效应以语音形式固化的机制。

4、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运用。

社会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绝不是单一的、纯粹的结构系统，而是与社会、与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功能体系。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革新了方言学只研究地域方言的传统，将研究目标转向社会方言，大大提高了方言学的功能。

汪平《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1），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调查和研究了当今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情况，对汉语方言变化进行了预测。并以此对我国这样一个方言众多的国家的语言规范、语言政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相应对策。

郭熙《对汉语中父亲称谓系列的多角度考察》（中国语文，2006.2），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采用语言传播的分析模式，对父亲称谓的沿革和相关形式在方言中的分布进行了梳理，认为父亲称谓的演变史是语言接触、民族接触、人口移动的历史。提出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不只适合共时的研究，也适合历时的研究。

石锋《北京话单字音声调的分组统计分析》（当代语言学，2006.4），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北京话单字音声调进行了不同分类标准的分组统计分析。本文的分析表明，尽管北京话的权威地位和影响是其他方言所远不能及的，但它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正在进行中的变化。研究北京语音的现状及发展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除了理论上的意义之外，还对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以及母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都有实践意义。

许小颖《语言政策和社群语言：新加坡福建社群社会语言学研究》（2007），选择社会语言学以往很少涉及的新加坡语言政策影响下福建社群语言三方面的变化作为研究视角，其中语言技能退化研究以说话人的语言技能为研究的切入点，侧重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语码转换和混用研究则是关于多语人具体语言交际策略的研究；“第五声”变异研究以语言内部的语音标识为切入点，侧重阐释福建话易位对华语的影响；这三方面相辅相成，共同勾画出新加坡福建社群当前主要的社会语言状况及其中的规律。由于目前有关汉语方言与汉语互相影响、语码混用情况的研究极少，所以该专著的相关研究成果可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5、配价理论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运用。

1978年朱德熙先生将“价”的概念引入汉语语法研究中，运用配价理论分析了“的”的用法，提出了著名的歧义指数理论。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法学家开始运用配价理论来观察、分析汉语语法现象，丁加勇的《湘方言动词句式的配价研究——以隆回方言为例》（2006），是第一次把句式配价理论应用到方言语法研究的专著。句式配价以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是对动词配价理论的一个发展。该专著对隆回湘语取得义双宾句式、给予义句式、放置义句式、表被动的“吃”字句、处置义“把”字句、“担”字句等进行了配价研究。他的另一篇文章《隆回湘语被动句主语的语义角色——兼论句式配价的必要性》（中国语文，2005.6），专门对隆回湘语表被动关系的“吃”字句进行了句式配价分析，以此强调句式配价的必要性和解释力。

6、多种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比如：

方梅《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4），描写了北京话共时系统中“这”和“那”的各种用法，指出北京话中“这”已经产生了定冠词的语法功能，这是指示词在篇章中“认同用”进一步虚化的结果。北京话里指示词虚化为定冠词现象不是孤立的，与之发生系统性变化的，是“一”虚化作不定冠词用法。考察其他方言发现，指示词在北京话中的演变与南方方言经历了不同的途径。文章把语法化研究与篇章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同时还运用类型比较方法，考察体现语用原则的话语组织手段在共时系统中固化为句法手段的动态过程，通过对共时系统中的种种变异的研究去透视历史演变的过程和动因。

吴福祥《粤语能性述补结构“Neg—V得OC/CO”的来源》（方言，2005.4），从比较方言学的角度讨论粤语“Neg—V得OC(／CO)”格式的来源，以及粤语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的类型特征。

石锋、黄彩玉《哈尔滨话单字音声调的统计分析》（汉语学习，2007.1），通过语音实验与统计方法分析哈尔滨话声调的主体分布及极限分布，并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不同分类标准下的分组统计，考察它们的内部差异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共同特征，找出不同标准下声调分布的社会语言学意义，并且探讨它们对于语言听辨的意义。

乔全生《晋语的平声调及其历史演变》（中国语文，2007.4），运用历史比较法与历史文献考证法相结合的方法着重讨论晋语平声调及其历史演变。

张安生《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说着”、“说”》（中国语文，2007.4），综合运用类型学、语法化和语言接触理论，对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说着”“说”进行了探讨，认为这种异源性引语标记当是在阿尔泰系语言、主要是蒙古语族语的影响下产生的，两词分别是早期引语动词“说”的连接式和陈述式语法化、凝固化的结果。

（二）深化方言事实的发掘，探寻汉语规律，结合汉语实际，自主创新具有汉语特色的方言研究理论和方法。

1、多角共证思想与汉语方言研究。

邢福义先生针对汉语研究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两个三角”学说。其中，“普—方—古”相结合的大三角理论，立足方言，横看共同语，纵观古今。纵横互察，三角共证，为汉语方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视角。邢先生的《“起去”的普方古检视》（方言，2002.2），用丰富的事实材料，从“普—方—古”三方面证明“起去”的使用是客观存在的。另一篇文章《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方言，2000.4），通过方言事实的考察，证明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以小句为中轴，以句法机制为重点，注重观察句法规则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了解词语入句之后所形成的种种格局。《说“您们”》（方言，1996.2），把普通话里有关事实的分析作为基点，在纵轴上联系近代汉语，在横线上联系方言，形成了一个对“您们”一词的“普通话—古汉语—方言”的三角观察。在这个三角观察里，方言一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都是大三角理论的典范之作。

解海江、李如龙《汉语义位“吃”普方古比较研究》（语言科学，2004.3），通过对李荣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的41个方言点以及普通话间的“吃”语义场的比较，考察汉语不同方言相对应的义位“吃”在义位聚合、义位组合方面的共时差异及历史演变。提出从汉语方言入手，把古今南北打通，其中既要有南北方言的比较，也要有古今汉语的比较；既要有横向的结构规律的概括，也要有纵向的演变规律的总结。只有全面地进行综合比较，对于汉语词汇结构系统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才能得到真切的认识。

华萍《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研究》（语文教学与研究，1991.3），进一步扩展了大三角理论，在“普—方—古”基础上增加了与非汉语语言结合的观念，指出“跟别种语言的比较，显然也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极为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汉藏语系中的语言，它们的某些语法现象肯定有助于观察和解释汉语的某些语法事实。”邢福义《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方言，1995.3），通过对北京话和海南黄流话里“一、二、三”的观察，发现现代汉语数词系统既有简匀一致的一面，又有变化差异的一面。同时，联系亲属语言进行思考：汉语和汉藏语系的民族语言有相似之处，关系亲近；汉语各方言之间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提出如果进一步把汉语数词系统放到整个汉藏语系的背景中来做些考察，也许就更有意义。

陈保亚《语言接触导致汉语方言分化的两种模式》（北京大学学报，2005.2），讨论汉语和民族语言的接触在汉语方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民族语言在和汉语的接触中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汉语。首先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干扰有规则有系统地影响汉语，导致方言的形成；其次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转换变成汉语方言。作者进一步指出：汉语方言在形成过程中民族语言的干扰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干扰必然给汉语方言增加很多原始汉语不存在的结构因素，所以原始汉语的构拟要特别小心，方言中存在的语法、语音现象并不一定是原始汉语中也存在的，汉藏语系亲属语言中存在的语音、语法现象更不一定总是在原始汉语中也存在的，所以现代方言、亲属语言中存在的现象并不一定总要在原始汉语中得到解释。

2、历史层次分析法与汉语方言研究。

历史层次分析法是一种新的方言史观和方法论，“历史层次分析法是长期以来在对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发展而来的分析汉语方言语音的方法。区分方言中的层次，是汉语方言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⑤（谢留文：《历史层次分析法与汉语方言研究》，《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刘丹青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语言研究，1983.2），指出歌韵在温州有十三种读法，可以分为五个历史层次。这是汉语方言历史层次分析研究较早的文章。

潘悟云《“囡”所反映的吴语历史层次》（语言研究，1995.1），通过考察“囡”字的音韵地位，指出由于有其特殊的形成历史，汉语方言中有多个历史层次的叠加。对于这些方言历史的研究，首要的工作是把这些层次理清楚。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必须在作历史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运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在汉语方言中进行历史比较的时候，首先必须把各个历史层次分开，以历史层次分析法来弥补历史比较法的不足。同时主张以各个历史层次面貌的构拟来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1999），对词语借入造成的文白异读的层次问题，以及原始闽语构拟中的声调层次问题进行了分析。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2001）将方言的历史层次分为：底层成分和表层成分、混合型方言的两重或多重层次、文白异读、一字多音、等义异字、叠义复合、语法的历史层次等不同类型。指出通过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有利于了解方言形成的历史及各方言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

汉语方言历史层次及吴闽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工作小组学术研讨会2003年8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召开，会议提交论文：丁邦新《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李如龙《关于历史层次的若干问题（提纲）》、郑张尚芳《依语音史判认南方方言层次的先后》、王福堂、王洪君《也谈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陈忠敏《语音层次的定义和分析方法》、潘悟云《历史比较法与历史层次分析法》、陶寰《历史层次分析法（大纲）》、刘纶鑫《方言史与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提纲）》、刘泽民《客赣方言与鱼虞韵历史层次》、钱乃荣《一个层次演变的实例——上海方言160年中现在完成时态的消失过程》、项梦冰《孤例与层次》，对历史层次的定义及方法展开了讨论。一致认为：历史层次首先是一种语言史观。只有确立了这样一种史观，才能进一步区分、研究汉语方言中的不同层次。

首届汉语方言历史层次国际研讨会2004年8月2日至3日在上海举行。会议提交论文：陈忠敏《语音层次的定义和分析方法》、李蓝《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通摄舒声字的语音层次》、李如龙、邓享璋《中古全浊声母字闽方言今读的历史层次》、刘明钢《吴语声调历史演变中的音移》、刘镇发《从方言比较看客赣粤语梗摄三四等字文白异读的由来》、潘悟云《历史层次分析的目标与内容》、陶寰《一个被遗忘的层次？——从吴闽语的云母演变说起》、辛世彪《海南闽语声母中的底层语言现象》、严修鸿《闽客方言江东不分的语音层次》、游汝杰《方言历史层次叠置的涵义和辨识》、郑张尚芳《吴语中官话层次分析的方言史价值》、朱晓农《自然音变与泛时层次》等，对历史层次的基本概念、目标、方法等理论问题，以及汉语南方方言、少数民族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层次问题进行了讨论。

李如龙《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民族语文，2005.5），认为底层研究是值得提倡，应该加强的。待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应该可以从方言结构体系的整体上做出科学的分析，也可以联系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互动去进行必要的论证。

陈忠敏《有关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几个问题》（汉语史学报第五辑，2005），认为根据汉语方言形成的特殊性背景，提出历史层次分析法，其目的就是要来弥补历时比较法和内部构拟法的缺陷。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就是要把杂糅在共时平面上的众多层次按历史的时间先后分开来，然后在同一层次里再应用历时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来进行历史构拟工作。历史层次分析法强调在同一语言（方言）里，不同层次的同义异构关系是竞争关系，而不是演变关系；只有同一层次的同义异构才有可能是演变关系。

刘泽民《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2005），是第一部对客赣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进行全面分析的专著。利用制作的客赣方言110多个方言点的材料数据库，对方言材料进行了全面的、穷尽性的比较，认为，现代的东南汉语不是纯粹分化的结果，而是分化与整化并行的演变。汉语南方方言长期接受北方方言的横向影响，在共时系统中形成了多个“异质”的历史层次，所以，对汉语南方方言历史的研究绝对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而必须先作历史层次分析，然后在同一层次内部进行历史比较。

戴黎刚《历史层次分析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当代语言学，2007.1），详细分析了历史层次的定义、类型以及划分层次的原则，并总结了历史层次的分析方法，讨论了历史比较法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他讨论历史层次分析法，以及运用这种理论方法进行汉语方言研究的还有：陈忠敏《方言间的层次对应——以吴闽语虞韵的读音为例》（第六届闽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1999）、《文白异读与读音层次》（语文论丛，1997）、《重论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研究，2003.3）、张维佳《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层次》（方言，2002.3）、李如龙、邓享璋《中古全浊声母字闽方言今读的历史层次》（暨南学报，2006.3）、顾黔《交界地带方言不同来源及层次语音成分的竞争与叠置》（暨南学报，2006.6）、邢向东《陕北吴堡话的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研究，2007.1）、庄初升《论赣语中知组三等读如端组的层次》（方言，2007.1）等。

3、对汉语方言分区的思考。

1955年丁声树和李荣在《汉语方言调查》中，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吴语、湘语、客家话、闽北话、闽南话和粤语八大区域。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1960）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1981）、《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1991）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等都采用了同样的看法。这种分区比较符合汉语方言的实际情况，也更有概括性。不过，限于当时对汉语方言事实了解不足等客观原因，对分区界线都是不太明确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提出“大区—区—片—小片—点”的五级分区概念，把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官话、晋语、吴语、闽语、徽语、赣语、客家话、粤语、湘语、平话，确定了晋语、徽语、平话的大区地位，明确了各区的界线。

《中国语言地图集》主要是以语音特征作为划分方言区的标准，即古入声和古浊音声母的演变情况。但也参照了其它因素，比如地理方位等。詹伯慧《略论划分汉语方言的条件》（语文杂志，1984.12），提出划分汉语方言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

能够充分显示出它的个性，对于其它方言区具有排他性；二是充分显示出它的共性，对于本方言区各地方言，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的。”他在《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方言，2002.4）指出，区分不同的方言，给方言进行必要的分类，必须面对不同方言的现实，从方言的实际情况出发。各地方言中表现出来的语言特征，必然就会成为方言学者进行方言分区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问题，学术界存在三方面的争论⑥（潘悟云、邵敬敏：《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是使用标准的多寡。二是单纯用语音特征还是兼顾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陈章太和李如龙在论证闽方言的一致性和内部差异的时候，就采用了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的特征。鲍厚星《方言词汇比较与湖南方言分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3）认为显示本身特征的方言词语并不能导致直接划出方言区域的界限，但是，如能结合语音特征等诸方面的因素，方言词语的比较对照对于识别不同的方言或土语群仍不失为重要的一环。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2001）指出方言分区的标准和方法有“非唯一性”，即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对方言进行分区，所得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在某一个地区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方法有优劣之辨。他提出了特征判断法、古今比较判断法、综合判断法、集群判断法、可懂度测定法等五种方言分区方法。三是标准的层次性和一贯性。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1999），从语音是划分汉语方言的主要标准、语音标准中的历史标准和非历史标准、单一标准和多项标准、分区标准的普遍适用性、层级性、运用中的灵活性等方面，对划分汉语方言的标准进行了探讨。

温端政《试论山西晋语的入声》（中国语文，1986.2）、《晋语区的形成和晋语入声的特点》（山西师大学报，1997.4）、《试论晋语的特点和归属》（语文研究，1997.3）、《晋语“分立”和汉语方言分区问题》（语文研究，2000.1）、《论方言的特征和特点——兼论用“综合判断法”观察晋语的归属问题》（语文研究，2003.1)，着重考察了晋语的入声特征，认为晋语是“部分入声音节两分”的方言，阐明了晋语“分立”的事实基础和理论依据；提出在汉语方言分区中，要处理好划界标准和划分层次标准、语言标准和社会历史标准、区别性特征和综合性特点，以及方言现状的结构特点和历史演变等关系；强调区分方言特征和特点的必要性，提出“特征判断法”、“特点判断法”和“综合判断法”等汉语方言分区归属方法。

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方言，2002.1），注意到晋语分布在华北和西北的内陆地区，闽语分布在东南沿海。二者在方言特征上差别也非常大。但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都导源于先秦时期的反语，通过比较这种特殊而古老的语言现象后我们发现，晋、闽这两种看去截然不同的方言在方言类型方面却颇有类同之处。然后根据知组读同端组、分音词和切脚词、古全浊声母的演变类型和入声韵等四条分区条件，把晋语划成一个全国一级方言区。文章提出不宜过于强调某一条件在分区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宜过于强调条件同分区必同。事实上，从全国汉语方言分布的大格局出发，根据具体的方言情况来确定合适的分区条件，在实际进行方言分区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汉语方言的分区，大都以特征判断法为主。能够表明方言差异的方言特征，被视为方言分区的主要依据。随着计量研究在现代语言学上的应用，人们开始希望用数据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语言现象。陆致极《闽方言内部差异程度及分区的计算机聚类分析》（语言研究，1986.2）、《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中国社会科学，1987.1），运用计量描写的方法，通过各方言词汇的对比排列和古音在现代各方音里分化状况的排列，计算出词汇、声母、韵母、声调、声母和韵母、声韵调三者的相关系数，并以“层级树”树形图显示出它们的亲疏关系，从而确定方言的分区。这种方法依据科学的数据结论，从方法论上提高了分区的说服力，为方言分区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杨鼎夫《计算机计量研究汉语方言分区的探索》（语文研究, 1994. 3），确信计量分区在汉语方言中有着很强的实用性，能客观、准确地描写方言间的亲疏关系。在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上，提倡坚持计量研究为主，同时要结合方言的历史、文化、民族、地理及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征判断法，对其进行综合比较，只有这样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才能更具科学性。他和夏应存合作的论文《闽方言分区的计量研究》（暨南学报，1994.1），利用计算机对35个以闽方言为主的点进行考察，计算出它们声母和韵母的相关系数，从而确定各方言之间的亲疏程度，并对闽方言进行了尝试性的分区。

钱曾怡、蔡凤书思考从其他角度研究方言分区问题，《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山东方言分区》（中国语文，2002.2）分析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发现分布于山东境内的龙山文化按不同地区的特征分为六种类型，而这六种类型跟现代山东方言的分区大体一致。通过对山东龙山文化的类型分布和现代山东方言的分区比较得出结论：一个地区的方言跟当地的地域文化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一致性关系，不论经历多么长的历史发展，这种一致性始终存在。

李小凡《汉语方言分区方法再认识》（方言，2005.4），总结了以往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各种意见，将方言分区分解为划类和鉴别两个不同的步骤。先进行划类，分出典型方言区；然后再鉴别，将典型方言区之外的剩余地区分别归入典型方言区；既非典型方言，又难以归入典型方言的剩余地区，视为方言过渡区或混合方言区。

4、汉语方言比较研究。

朱德熙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1992）上发言，提出重视“方言语法研究、历史语法研究和标准语语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倡导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并身体力行，他的《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方言，1980.3）、《潮州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方言，1982.3）、《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1）等文章，是汉语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比较研究的代表之作，开创了现代方言研究的新途径。

邢福义《说“兄弟”和“弟兄”》（方言，1999.4），利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所收相关词条，对23种汉语方言中的“兄弟”和“弟兄”进行了比较研究。邢福义提出的“大三角”理论，本身也包含了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纵横比较理念。

邢向东《试论时空观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体现》（山东大学学报，1998.4），讨论了共时差异比较和历时源流考察相结合的时空观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意义和运用问题。认为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逐步深入，方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日益引起方言学家们的重视。汉语方言研究从过去主要对某些共时现象的单纯描写和对某些语言成分演变的直线叙述，改变为通过比较，在不同地点方言的差异和联系中对某些方言现象进行解释或对某些语言现象的历史来源问题进行探讨，尤为可喜。

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999），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客赣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该著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注重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相结合，内部的比较和外部的比较相结合，语音的比较和词汇、语法的比较相结合，语言的比较和文化的比较相结合。

李如龙也大力提倡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他在《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上下)——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语文研究，2000.2）、《谈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兼评<汉语方言大词典>》（辞书研究，2000.4）等文章中指出，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起家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但以往只侧重于语音。20世纪积累了大量材料，今后应全面地进行纵横两面的比较。单点的方言研究要贯穿比较，面上的研究更应通过比较为方言分类。现代汉语、古今汉语及汉藏系语言的整体研究也要应用方言作比较。今后的方言比较应着重注意连音变化及特征词的比较，把语音、词汇、语法的比较结合起来，把共时和历时的比较结合起来，语言材料的比较和历史文化的比较结合起来。比较方法上除了传统方法之外，应加强系统的观念，注意作类型的归纳和量化统计，努力做出理论上的概括。《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2003），是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论文专辑。内容涉及方言语音，方言特征词，方言比较等诸方面。从方言语音的区域特征，异读特点谈到方音演变的类型、动因以及演变规律；从音义相生谈到方言词汇差异的产生，进而提出方言特征词划分方言区的标准。还对闽语、粤语、吴语、赣语、晋语、客家话进行相关比较，提出方言共同点和差异之处，从而进行语言学理论上的解释。

彭小川、林奕高《论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的“效度”问题》（语文研究，2006.2），借用计量学术语“效度”来探讨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如何提高其有效程度的问题。指出“准确度”与“深度”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着比较研究效度的高低，必须注意在这两方面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方言语法比较研究才能真正达到其目的，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价值。

5、方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将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的首推游汝杰、周振鹤，他们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连同他们联名发表了五篇论文：《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复旦学报，1984.2）、《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复旦学报，1985.2）、《方言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5.3）、《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方言，1985.4）、《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4）打破方言描写的旧模式，把方言同中国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汉语方言研究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李如龙也有较多这方面研究。他的《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暨南学报，1994.4），探讨了汉语各大方言区在方言的整合、差异、分布、接触、运用和演变六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及其与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的关系。《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1），用实际语言事实说明，联系地方史可以了解方言的形成和演变，透过方言词语可以研究方言区的地理环境、地方习俗和各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提出方言和地域文化都应该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出不同的类型区，才能对方言与文化有宏观的、本质的了解。此外还有：《地名中的古音》（语文研究，1985.1）、《福建方言与福建文化的类型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2）、李如龙《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嘉应大学学报，1998.2）、《闽粤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征》（暨南学报，1999.6）、《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闽南文化研究，2003）、《东南方言与东南文化论纲》（东南学术，2004.1）等。

曹志耘《谈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3），认为方言与地域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血肉相连的关系，提出为了丰富和深化方言和地域文化两方面的研究，现在有必要大力提倡把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双向的或综合的研究。这种研究将有助于解释汉语方言中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现象，解释地域文化中与汉语方言密切相关的现象，解释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继承、发扬、利用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

三、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发展

30年的汉语方言研究虽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也存在着某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由于我国汉语方言具有分布地区广、语言现象复杂多样的特点，汉语方言研究呈现不平衡特点。表现在：（1）研究的方言区点分布不平衡。那些研究历史较长、研究基础较好、研究人员较多、受到重视的方言区点，比如北京话、晋语、粤语、吴语等，研究的深度、广度更大，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其它广大的方言区点，由于研究人员的不整齐，许多方言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描写和针对某些问题的单一研究，有些只是零星论及，有些甚至尚未涉足，全面清楚地认识和揭示汉语方言整体面貌和特点的工作还十分艰巨。（2）方言研究内容不平衡。从研究对象来看，语音、词汇研究多于语法研究，词法研究多于句法研究，特殊现象研究多于一般现象研究，某些特点的研究多于系统研究，一般描写多于深入比较，事实分析多于规律探求，现象特点研究多于理论方法探讨，本体研究多于关系研究和应用研究，现时研究多于历史研究。方言区点内部语言现象的调查描写仍是方言研究的主体，利用现有材料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进行的深入研究较少，特别是方言间、方言与共同语以及与民族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针对某一语言现象横向的多方言、多语言类型共性研究，纵向的历时演变发展研究还相对薄弱。

（二）现阶段的方言研究，大都属于相对微观的研究，着眼于多种方言、整个汉语方言，甚至多语言的宏观研究还不多，从整体上系统地对某一区点方言，甚至是整个汉语方言的语音、语汇、语法体系、框架的研究很不够。

（三）现代方言研究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如今，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汉语方言研究已经成为方言学者的共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利用丰富的汉语方言材料去完善现代语言学理论，探求适合汉语方言研究实际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建立起汉语方言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有意识地实践。尽管汉语方言第一手材料的描写和整理一直都是方言研究的首要任务，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全部事实都搞清楚了再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敢于从汉语丰富的方言事实出发，通过发掘汉语方言自身特点，自主创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汉语方言学理论方法，并在研究中用新的事实进一步加以验证和修改，做得还相当不够，需要进一步努力。

（四）虽然已经掌握了汉语方言分区的大致情况，但由于缺乏调查材料，对某些方言区点的整体特征认识不够，加上方言分区和归属的标准还不统一，定量的分析较少，某些汉语方言，特别是方言岛、过渡地区的方言地位和归属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五）历史方言的研究，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只限于某一时期的方言状况、某一语言问题的源流发展或某一历史层次的构拟探讨，较系统全面的研究还很缺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方言对比研究基本没有。方言文献与现时方言调查的结合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方言学史的研究也很不够，对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历史，以及现代方言研究的发展与现状的总结意义重大，关系到汉语方言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需要引起方言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六）方言数据库、语料库的建设与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在全面掌握方言材料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开发和建设。对汉语方言使用活力的研究、濒危方言的保护研究、境外方言的使用研究等力度仍需加强。

（七）汉语方言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还需要大力提倡和发展。30年来，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把方言研究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或借用其他学科的手段方法进行方言研究，比如数学模型、计算机信息处理、语音试验、地理绘图等，但大规模、新领域、新方法的方言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尝试和推广。

（八）方言调查与研究的材料、标准、符号等亟需统一。由于各自为战，方言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都有自己习惯或熟悉的一套材料、标准、符号，各种刊物、出版社也有自己相应的标准，也没有权威部门加以统一。这就造成汉语方言研究整体形式上的不一致，已经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巨大障碍，制约到方言研究的快速和深入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汉语方言研究今后的发展将出现以下趋势：

（一）充分认识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性，继续壮大研究队伍，重视方言人才培养，加大投入，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为汉语方言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二）从语言事实出发，进一步加强对汉语方言事实的调查研究，把方言第一手材料的获得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方言事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同时理清方言现象的描写与方言现象中规律的探求的关系。方言现象的调查与描写是基础，是手段，揭示方言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才是汉语方言研究的目的。既要发扬方言研究的传统，一如既往地对汉语方言现象进行全面细致的描写，弄清汉语基本事实，同时要善于发现反映方言特点的重要现象，探求汉语语言规律。在调查整理语料的过程中，尽量采取统一的标准和符号。

（三）充分利用第一手调查材料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深化汉语方言研究，对方言的共时结构系统、历史源流发展和现时使

用情况等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以及方言与现代汉语共同语、其他方言、民族语言关系的比较与类型研究。对方言区片乃至汉语方言的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充分揭示每一种汉语方言的特点和规律，展现其全貌。加强方言分区、方言地位的研究，特别是对存在分歧的方言、方言区点间过渡地带的方言、方言岛、双语地区的方言等的研究，对语言的接触和交叉影响进行研究。

（四）注重理论的思考，把语言研究的理论意识贯穿于汉语方言研究中。一方面，进一步引入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不断扩展视野，拓宽思路，把汉语方言研究纳入世界语言研究的轨道中；另一方面，继承汉语方言研究的优良传统，继续深化对汉语方言事实的挖掘与解释，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性思考与创新，提升总结具有自身特色的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管是借用当今语言学理论也好，还是从汉语丰富的方言事实出发，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方法，都应该大胆贯彻到汉语方言的研究实践中，对语言理论进行丰富和完善。

（五）加强汉语方言保护的力度，开展对濒危方言的抢救性研究、语言功能活力的研究、双语研究，以及方言的社会应用研究。

（六）加强汉语方言研究与语言学相关学科比如当代语言学、现代汉语、近代汉语、汉语史等，以及其他学科比如计算机信息处理、认知科学、地方志、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文学、数学、地理学等研究的交叉和结合，拓宽视野，扩展汉语方言研究的领域和深度。重视和发展汉语方言语料库和资料库的建设。

注释：

①金有景、金欣欣：《20世纪汉语方言研究述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

②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③詹伯慧：《<方言>二十年述评》，《方言》，1998.3

④邢福义：《邢福义选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谢留文：《历史层次分析法与汉语方言研究》，《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刘丹青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⑥潘悟云、邵敬敏：《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恩施方言(新、选)

[转]恩施方言恩施方言集锦+恩施方言四级考试试题恩施方言————日常生活用语 小孩——细娃儿 倒霉——背时 地方——点吧儿 上面——皮头 傻瓜——哈农包 厕所——茅司 放——登、尬 完蛋——搞拐，拐场 瓜子——葵花儿、向阳花儿 花蕾——花苞儿 蟑螂——偷油婆 蚊子——夜蚊子 苍蝇——饭蚊子屎蚊子 外婆——嘎嘎 满月酒——祝米酒 讨厌——嫌人 晚上不睡觉——夜游神 方便——撇脱 顺直线前进——照直走、扯直走 瞎说——扯白 转身——车身 撒谎——扯谎 形容一个人有点傻——信信、哈哈、呆呆 耍——撩 憨厚的人——憨吧儿、哈吧儿 爱秀的人——得宝、得吧儿 爱开玩笑的人——缺宝 聊天——谈白 吹牛——日白 比较缺德的人——日谷子 讲故事——摆场 楞头楞脑——二杆子 角落——卡卡儿、国国儿 好急——焦人 台阶------街（gai）沿儿 心烦------烦人//毛闷 睡觉----------------挺劳把子 扁低人＿＿＿＿踏雪人 上厕所---------解首 爸爸———————老汉儿 青蛙——克么

癞蛤蟆——癞克包 一会___一哈(三声) 摔跟头___哒扑叭 蹲下—————拽起 为什么~~~~~~~沙门爹 天呢----------得了啊, 革担子滴 蛮小----------滴个儿 脏-------------罗送 nai呆俩垮 不经常-------三门真儿 拉肚子-------屙西 刚才----------将才,才刚儿 准备----------支架 炫耀---------洋, 得! 着急--------得急 院子--------场吧 哭-----------扯经腮 爷爷--------嗲嗲 自己--------国人 膝盖--------客西老客儿 拳头--------定子 打耳光--------刷你两耳食,跟你两耳巴子 用腿踢别人---跟你两弯心脚 垃圾铲－－－撮瓢 指甲——直麻壳儿 胳膊肘——到拐子 这段时间－－捏华 大声喊---扯起侉子喊 开始-----架势 踢----Zhua (二声) 粘---Ba 外公-------嘎公 吝啬---------啬巴 做事快：流涮 准备-------------------------安支 裸体--眺卡 倒霉---------背实 专门---------叼初 提---------diang（一声） 恩施方言（又称本地土话），念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是土家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交流语言。现收集部分于后（注：引号内为方言，破折号后为汉语注释），让大家分享。 一字方言（6）：“咂”－喝；“逮”、“拜”、“搞”－吃；“匀”－分；“耍”－玩。 二字方言（64）：“火色”－扎实、厉害、能干、钢性好、不好对付；稀客”－很久未见面的客人；“醒事”－懂事、成熟；“认红”－主动承担某过错；“答白”－答应、理睬；“男客”－丈夫；“女客”、“堂客”－妻子、老婆；“哈数”－本事、把握、心中有数；“搞头”－板眼；“整酒”－喜事请客；“礼

安徽合肥方言词语调查

安徽合肥方言词语调查 王雨丛1 ,吴先文 2 (1.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　100024;2.合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合肥　230601) 摘　要:方言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域分支,在一定时期内与通语共同存在。对方言的调查研究,有利于掌握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共同特征和对应规律,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加快普通话的推广,减少交流中的语言交流障碍,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收集合肥方言词汇词目约1000条,按词类和词义相结合的分类法,名词分为天文、地理、时间,农业,植物,动物,房舍,器具、用品,称谓,亲属,人体,生理、病理,衣服、穿戴,饮食,红白大事,日常生活,商业、交易,文体、教育,人体动作,方位等19义类和代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等,数量词4个义类,共计23个义类。关键词:合肥;方言;词语中图分类号:H1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0X (2008)05-0035-13 1　概况 1.1　合肥市概况1.1.1　地理、人口情况　合肥市位于安徽省中部,地处江淮之间、巢湖北岸,地形以平原丘陵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辖庐阳区、瑶海区、蜀山区、包河区4区和长丰、肥东、肥西3县,总面积7386平方千 米,总人口434万,其中市区人口139万。[1] 1.1.2　历史沿革　合肥古称庐州,又名庐阳,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战略地位,常为兵家必争之地,素以“三国故地、包拯家乡”而闻名海内外。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开始形成商业都会。“合肥”因东淝河与南淝河于此汇合而得名。秦汉之交,合肥正式建立“合肥县”,属九江郡。明清时为庐州府治,故又别称为“庐州”。自东汉末以来,一直是江淮地区重 要的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解放后由县设市,三年后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驻合肥市。 1.1.3　方言归属　合肥方言是江淮官话洪巢片的 一个重要方言,地处与中原官话搭界的淮西位置。江淮官话人口分布于合肥市的市区和肥东、肥西、长丰县等地及附近地区,约456.5万。[1] 目前市区的口音已被通行语普通话严重同化,只有在市区以外的肥东、肥西和长丰等地,还保留着传统的合肥方言。1.2　方言调查概况1.2.1　调查方法　首先以文献[2]作为调查分类 方言词汇的参考,走访合作人,进行实地调查。在调 查中根据方言具体情况增减项目或细分项目,比如 “日常生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衣、食、住、行”等类别。调查中认真记录每一条合肥土话字词,加注方言注音,再与普通话对照;多方搜集方言词汇后,参 考有关文献[3-6] ,核对、确定。最后,再根据自己的 研究目的和收集方言词汇的情况作进一步的分类研究。调查本着求实的原则,一切以语言本身的事实为依据。1.2.2　词汇调查合作人　肥西县一对中年夫妇刘金志、吴霞:高中文化;老太太赵红珍:62岁,学历不详;张伟:23岁,合肥某高校毕业班学生;王军:39岁,大学教师;高晴:退休职工,50岁,中专学历。1.2.3　音标符号　词汇一律用潘悟云国际音标符号[7] 标注读音。另外:“?”为轻声标号;“⌒”为连读 标号;注音字母的上下数字标号,如“　212 21”,为读音 变调的调值。 2　合肥方言中常用词汇调查分类表调查词条约1000条,按意义分为23类:天文、地理;时间;农业;植物;动物;房舍;器具、用品;称谓;亲属;身体;疾病、医疗;衣服、穿戴;饮食;红白大 事;日常生活;交际;商业;教育、文体;动作;方位;代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数量词。 有不同的读音,将其另一读音或说法用括号标示。释文中用“～”代替该字或被释词语。有不同 收稿日期:2007-06-04 修回日期:2008-05-19 作者简介:王雨丛(1983—),女,安徽合肥人,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吴先文(1974—),男,安徽枞阳人,合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博士 。 (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 　2008年9月　第25卷第5期 Sep t .2008Vol .25No .5

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

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 本文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一些例子。例子就是资料，它是很重要的。李荣先生在《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方言》1983年第2期81-91页）说过：“例子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要先想好例子，再表示意见。要是举不出合适的例子，那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例子一摆呀，你的功夫就出来了。就能看出你的学力如何，见识如何。例子就好比商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摆出来的都不怎么样，仓库里的就可想而知了。” 一关于方言词语的调查研究 （一）《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方言词 大家都知道《现代汉语词典》是具有规范性质的汉语共同语词典，但是很多人平时不太注意词典里收入了很多带<方>字标记的方言字、方言词。很多带<口>字标记的口语词，还有很多专用于地名、姓名的字头其实大部分也是方言字词。这些条目加起来在词典里至少都有上千或更多的数量。《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这么多的方言字词，是需要方言的词语研究的。这就是“普通话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的道理，现代汉语是整体的，它包括现代汉语方言。下面随意举一些《现代汉语词典》里方言词： 阿姨姨母 腌臜（1）脏；不干净。（2）（心里）别扭；不愉快。 娭毑（1）祖母。（2）尊称年老的妇女。 爱人儿逗人爱：这孩子的一双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多～啊！ 俺代词。（1）我们（不包括听话的人）。（2）我。 熬心心里不舒畅；烦闷。 熬磨（1）痛苦地度过（时间）。（2）没完没了地纠缠：这孩子很听话，从不～人。 巴结（2）努力；勤奋：他工作很～ 巴望（1）盼望。（2）指望；盼头。 吧嗒（2）抽（旱烟）：他～着叶子烟打主意。 拔白（天）刚亮。 白日撞白天趁人不备走进人家去偷东西的小偷儿。 摆子疟疾：打～。 板实（1）（土壤）硬而结实。（2）（书皮、衣物等）平整挺括。 半彪子不通事理，行动鲁莽的人。

中国方言(全部介绍)

中国方言 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他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但由于这些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 七大方言简介： 北方方言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内部一致性较强。在汉语各方言中它的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3%。 北方方言可分为四个次方言：⑴华北、东北方言，分布在京津两市，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⑵西北方言，分布在陕西、陕西、甘肃等省和青海、宁夏、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新疆汉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西北方言。⑶西南方言，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及湖北大部分（东南角咸宁地区除外），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等。⑷江淮方言，分布在安徽省、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徐州、蚌埠一带属华北、东北方言，除外）、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一带。 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客家人分布在广东、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等省，其中以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为主。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虽然居住分散，但客家方言仍自成系统，内部差别不太大。四川客家人与广东客家人相隔千山万水，彼此可以交谈。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3.6%。 湘方言又称湘语或湖南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通行地域较小的一种方言。湖南省有多种不同的方言，湘方言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 通行地域湘方言通行于湖南省的岳阳、南县、汨罗、湘阴、沅江、益阳、桃江、安化、宁乡、长沙、望城、株洲、湘潭、湘乡，双峰、涟源、娄底、新化、冷水江、叙浦、辰溪、邵阳、邵东、新邵、隆四、洞口、武冈、新宁、城步、东安、零陵、双牌、祁阳、祁东、衡阳、衡山等地，约占全省面积的一小半。此外，广西北部全州、灌阳、资源、兴安等4县也通行湘方言。使用人口估计在2500万以上。 分区由于社会、历史、地理以及政制变革等各方面的因素，古老湘语南、北、西三面长期以来处于官话方言包围之中，东部又受客、赣系方言的影响，以致语音系统不断产生变化，逐渐形成了新湘语和老湘语两种明显有别却又并存并用的特殊局面。从

方言语法研究第一步

听《方言语法研究第一步》讲座有感 ——2011级汉语国际教育 邓思颖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老师，他是此次学术讲座的主讲者。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简述了方言语法研究的方法和邓教授分享了个人研究及其教学的心得。尝试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从语法的角度研究方言和怎样研究方言。 邓教授对方言作了界定，他引用了詹伯慧1985《现代汉语方言》中对方言的定义，即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作为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二是同属于一古老语言发展的结果。方言从属于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我们首先对方言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也就是说方言在语言的基础上因地域的不同而出现了变化。赵元任1980年在《语言问题》这本书中，也对方言下了定义，即平常说方言，是同一族的语言，这个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来分，与语言本身不是一回事儿。方言的渐变与地理有关，但如果把它区分不同的语言又与政治有关，与语言本身是无关的。乔姆斯基也对方言做出了定义。在中外学者对方言的定义中，邓老师提出了方言学的一些观点，他本人认为方言其实是独立的语言，具有完整的语法系统，方言的差异也就是语言的差异。同时方言的研究离不开方言语法。邓老师通过举例例证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语法的研究，首先我要明确定义，知道什么是语法学，一种语言的组词造句；邵敬敏2011年的《现代汉语通论》中对语法的定

义是语法是语言构造的规则。通过学者们的定义从而衍生出了语法学的定义。在《语言学名词2011》这本书中是这样定义的，语法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语言的组词造句规则，一般包括词法学和句法学。邓老师提出，生成语法学总的研究方向就是希望构建出明确的语法，建立一套解释充分的语法学理论。形成语法学，着重以形式化的方式研究语法，强调语言形式的重要性，从语法内部找出解释语言结构的原因。不是从语法外部寻找答案。（如，语用、认知、历史来源、语言接触、文化等。）邓老师通过例子，给我们讲解了汉语句子的不同结构。 在方言语法研究方面，吕叔湘在1982年《语文常谈》中指出，方言的差别最引人注意的是语音，划分方言也是主要依据语音。事实上凡是语音的差别比较大的，语汇的差别比较大，至于语法，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差别都不大。方言语法的研究的终极目标：了解方言真实的面貌，了解人类语言的特点。 方言研究入门的基本法：一要打好汉语语法的基础；二要培养对语言现象的敏锐力；三是系统的学习基本的理论；四是带着理论思考个别现象；五是研读经典篇章；六是多听、多说、多写和多看。

平顶山方言词汇现状研究

收稿日期:2007-08-28;修回日期:2007-09-17 作者简介:段亚广(1970-),男,河南上蔡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方言及音韵研究。 第25卷第3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5月Vol.25No.3Jour nal of Zhouko u Normal University M ay 2008 河南方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段亚广 1,2 (1.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2.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摘 要:在过去五十多年的研究中,河南方言大致以1979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文章概括分析了这两个研究阶段中各自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河南方言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河南方言;历史和现状;方向和课题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76(2008)03-0113-03 河南省地处中原,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其政治、经济、文化都较为发达,郑州、洛阳、开封、安阳、商丘、许昌等均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优势,河南方言在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其语音也被称为中原音、中州音、汴洛音,在汉语史上有重要地位。进入20世纪后,汉语方言学在全国勃然兴起,至今方兴未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着重要汉语史价值的河南方言的研究却相对滞后:研究者寥寥无几,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屈指可数。河南方言研究在当代方言学中的缺席造成今天汉语史和方言学研究的断链。在研究中,凡涉及到河南方言,大家深感手头材料捉襟见肘。本文拟就近五十年来的河南方言研究作一总括式评价,并对河南方言研究的未来提出一己之见,以期引起河南甚或更多的语言工作者来关注河南方言、研究河南方言。 一、河南方言研究历史概述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河南方言研究文章,是1935年以河南通志馆的名义发表于 河南教育月 刊 上的 河南方言调查 [1] ,而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方言研究始于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可见河南方言研究的起步并不晚。此后,直至今天,河南方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以前。事实上,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57-1965年,其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全国方言普查。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成立,并于1954年成立了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的方言组。1956年为了推广普通话,高教部、教育部下达了进行方言普查的指示。 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总共调查了1849个市县的汉 语方言。 [2] 河南省承担此次任务的是河南大学的前身 当时的开封师范学院,负责人是张启焕、陈天福、程仪。这次方言普查共调查了河南方言123个点[3],成果是十本手册和一本书。十本手册分别是郑州、开封、洛阳、南阳、信阳、许昌、漯河、濮阳、新乡、安阳等地区学习普通话手册,一本书是 河南方言与普通话词汇语法比较 (程仪,1959),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河南方言普查的主要特点是针对性强,即以推广普通话为目的。因此,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放在了河南方言同普通话规律的对照上[4]。语音部分稍详,词汇和语法较略。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这些研究还局限于非常基础的描写,并且在字表的设计、词条的挑选、语法例句的选择等方面都有很多不足。今天看来这些材料的价值有限,但它们毕竟是河南方言研究的早期材料,历史意义尤显可贵。 另外,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赵月朋和贺巍在 中国语文 和 方言与普通话信刊 发表的几篇论文。赵月朋是最早关注洛阳方言的人,这一时期他发表的三篇论文中有一篇谈到了洛阳方言的语法现 象,实开方言语法研究之先河。贺巍先生的三篇文章都是关于获嘉方言的,有一篇谈到了韵母的音变问题,也较有价值。 第二阶段,1979-1999年。1979年 方言 杂志创刊,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这两个事件标志着当代方言学的复兴。1979年学位制实行,一

中国八大方言

中国八大方言,看看你说的是哪种鸟语 最近对各地的方言产生了兴趣，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大家说的普通话居然还不是正宗的国语，郁闷。现在说的国语其实是以前胡人说的语言，古时候的人说的是现在的广东话。黄瓜把搜索出来的结果整理了一下，给大家交流交流。 一、普通话 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雅言以洛阳雅言为标准。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管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这是古代的情况。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官话逐渐分为南北两支。北方以洛阳雅言为标准音，南方以建康雅言为标准音。洛阳雅言属于中原话，建康雅言属于吴语。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雅言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金陵雅音为主，参考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政权。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扬州吴音也曾成为南方雅言的代表，但是，没有得到官方语言的地位。 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唐朝开始，江南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江南的苏州吴音也成为南方雅言的一种通行语。由于政治中心在长安，长安话属于中原话。因此，长安雅言也是北方雅言的标准音。到了宋代，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但他作为“读书人”，说的还是洛阳话。及至南宋，首都建在临安，因此，临安雅言也成为标准音的一种。临安雅言属于吴语，但是临安雅言中有很多中原话的痕迹，直至今天的杭州话也有中原话的痕迹。 元代时，首都在大都，因此，大都话也是一种通行语。由于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人，不熟悉汉族文化，汉语的通行语继承了宋代的南方雅言。 明代的时候，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明代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江南的吴音开始以苏州白话为主要代表。吴音继承了南方雅言的地位，并且以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通行的语言之一。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和官方“普通话”京白相对而言，苏州白话在当时社会地位相当于民间的“普通话”。当时越剧、昆曲、评弹都以苏白为标准音，甚至一开始的京剧都曾使用过苏白。 清代一开始，仍然以南京官话为正统。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北京官话为官方地位。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由于太平天国的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了标准音的地

浅析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

(原载《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戴昭铭主编，人民2003年。14-24页) 试谈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 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 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成就和制约因素 1979年《方言》杂志的创刊，是汉语方言学发展史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方言学在“文革”后的正式复兴，并且走上了一个新台阶，杂志充当了汉语方言学发展的加速器。若以此为界，20世纪的汉语方言学事业正好分成前后两期。从语言要素看，方言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比较一下三大要素从前一期到后一期的发展，语音词汇研究的发展成绩骄人，而语法研究的进展尤为显著，因为它不但成果丰富，而且几乎是一种从无到有的飞跃，起点近零而蔚为大观，尤其是在方言事实的调查描写和材料积累方面。此一发展盛况，已有回顾性文章论及，兹不赘述。这里只想侧重分析一下方言语法描写从无到有、由弱而强的一些关键因素，同时探讨在深化方言调查研究方面所受到一些制约，以利于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在21世纪取得更加无愧于时代的进步。 1.1促进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成果的几个重要因素 毋庸置疑，方言语法描写的成绩得益于学者们对方言语法事实的辛勤调查和深入发掘。但这似乎并非问题的全部答案，甚至未必是主要答案。不妨思考下面的题。几千年来，汉人一直在说汉语及其各地的方言，天天面对语言事实，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也早已有了学术探究的兴趣。国人有意识的语音分析和方音特色观察，从最早的反切，及韵书作者们对南北音差异之类的关注算起，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对方言词汇的成规模调查记录，自扬雄《方言》算起，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在20世纪之前的这两千年里，为什么看不到关方言语法的描写记录（直接记录方言语句不是语法描写，将个别虚词作为词汇单位来观察也不是语法分析）？历史告诉我们，面对语言事实，具有学术兴趣，并不能自然产生语法描写，特别是对汉语这种外部形态不明显、语法规则多隐性存在的语法系统来说。与语音和词汇相比，语法的存在更加隐蔽，更难被直接观察到。汉语语法研究的开端大大晚于语音和词汇研究，现代汉语方言学兴起后，方言的语法研究之盛也晚于语音词汇研究，这都非常自然，是由语法规则尤其是分析性语言语法规则的隐密性造成的。语法学之立，语法描写之行，语法研究之盛，关键就是透过语法的隐密外表去发现其在的规律。因此，要了解方言语法调查研究凭什么发展，首要需要关注是哪些条件帮助人们逐步揭去语法的隐密外衣。 一、语法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 以1898年的《马氏文通》为标志，系统的汉语语法学正式建立，中国有了语法学概念系统的雏形。然后，在涵方面，汉语语法学经历了“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结构主义后的当代语法”这几大发展阶段，在外延方面，实现了“文言语法-现代语法-近代语法及历史语法-方言语法”的扩展。语法学在中国实现以零为起点的飞跃，并迅速成为汉语研究中的首要显学。汉语方言语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繁荣，正是这一过程的翻版，只是在共同语和方言的研究之间有一个滞后效应而已。这充分显示了语法理论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对方言语法事实描写有决定性作用。理论和方法是揭去语法的隐密外表的最重要的工具，也是今后深化方言语法描写的至关重要的工具。 二、方言语法调查项目的建立和逐步改进。 方言不像共同语那样为人共知，也不像共同语那样受人关注，这是方言语法研究有滞后效应的原因之一。方言语法需要调查（包括研究者对自己母语的调查）。每个方言的调查研

合肥方言词汇调查研究

合肥方言词汇调查研究 作者：陈卫洋指导教师：张丽 内容摘要：本文以安徽省省会——合肥市市区方言为研究对象，详细列举归类合肥话中的常见词汇，制作了合肥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对比一览表。调查发现：合肥方言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特点，合肥方言中单音节词比普通话要多，合肥方言词汇具有轻声和连音现象；合肥方言中用“子”作后缀的词很丰富，且方言中有很多运用比喻手法构成的词，生动形象，同时给合肥方言的研究带来一定的趣味性。 关键词：合肥方言；词汇；调查 一引言 (一) 合肥及合肥市概况 1.合肥的历史地理概况 安徽省省会——合肥地处江淮之间、安徽腹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夏商时期，境内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经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部落群体。春秋时期，合肥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皆胜淮左”。西汉时，合肥置县，东汉建安中(约200年)，合肥为扬州治所。自此后，历经1700余年，合肥一直为州府治所，名都要邑的地位始终未移。三国时期，合肥曾为三国魏国重镇，兵家必争之地。魏吴双方围绕争夺合肥的制控权，曾数战于此，以致使这块土地成为著名的三国古战场。当年曹操点将教弩台、张辽威震逍遥津、吴主跃马飞骑桥的故事，仍为今人津津乐道。合肥作为一代清官包拯的家乡，自古人才汇兴，贤达代出。包拯之后，见之于史志的历代合肥籍风云人物有余阙、陆遐龄、龚鼎孳、李天馥、李鸿章、刘铭传、聂士成、范鸿仙、吴旸谷、王正藩、段祺瑞、卫立煌、崔筱斋、蔡晓舟、孙仲德、杨振宁等数众。[1](P1-2) 合肥市位于安徽省中部，地处长江、淮河之间的丘陵地区,水资源较丰富，南有巢湖，北有瓦埠湖、高塘湖，东可由滁河提引长江水，西可引淠史杭总干渠水。市区西北部董铺水库，是合肥最大的水库。合肥的生物资源种类很多，农作物主要有水稻、麦类、豆类、油菜、花生、芝麻、棉花、烟叶、薄荷、蔬菜、西瓜等。合肥地区的矿产资源已探明储量的有10多种，其中，磷矿石、大理石、

唐山滦县方言中国方言网

唐山滦县方言--中国方言网 唐山滦县方言--中国方言网 首页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香港澳门台湾全国 当前位置：首页>>河北>>河北土话>>正文 唐山滦县方言 gzzs在2008-11-1021:49:15发表，被浏览807次此文章共有2页12 从历史文化来看。滦州一带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属于蛮荒之地，地僻而声教不通，人稀而更化难驯。然而滦州却有伯夷叔齐之大贤彪炳史册，有“老马识途”、“寻蚁求水”的大智慧影响后人，这使得滦州这一地域历史文化底蕴难量其厚，难与其匹。特别是辽代建置滦州以后，这块长期远离京都的偏僻之地一下就成了畿辅重地，成了京城的东大门，国家的中心文化很快就渗透到这里，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乃至成为这里的主干枝脉 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天赐的畿辅之利，赋予这里的方言以大气、地道的内容。 再以环境因素而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滦州这方水土北山南洼中间沙，北倚燕山山脉，南接渤海之滨，中间是滦河冲积平原，且东有滦河，西有徒河，中有沙河，所谓山水相依之地，必有灵秀出焉，这是滦州方言总的源头。但细划来看，滦州四个方言小区仍有其各自不同之处，用三腔四调来涵而概之，应是最恰当不过。一是北山腔，如高山峻立、石冷崖横、刀劈斧削、朴实无华；二是沙洼腔，如沙松软，如洼含蓄，温润细腻，委婉婀娜；三是滨海腔，虽百流入海但毕竟不是大海，滨河而已，千回百转，曲曲折折，柔曼多情。而沙洼腔又与滨海腔相到渗透，相互糅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个中人，是难分其数的。因此，境内向有“三腔四调”之说，即虽有三种声腔，却有四个方言小区四种调门。 滦州方言即有上述三种原因，也有州人的智慧和狡黠在里边。这种智慧和狡黠，表现了人们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谨慎，很多方言都无例外地反映了这一特点。比如环境不洁叫“啊咋”；衣服不整叫“拉他”；人利害叫“蝎虎”；物不良叫“嘎咕”；事须考虑叫“掂对”；事可人意叫“不离儿”。你看，几个象声词，几个动作，几种动物就把要表达的意思清清楚楚地传达出来了，外埠人也许听不明白，个中人可是心中雪亮，这叫不伤和气已经曲尽其意，这不是大智慧和大狡黠么?这种存在和狡黠往往表现在对人的负评论上，直呼人的缺点和毛病似乎是不道德的事，不说又挺闹心，于是多用 代词。比如不知而妄为叫“瞎帐”；无理而妄为叫“混帐”；讥人阔绰叫“抖漂儿”；谓人出风头叫“露脸”；人失节叫“丢脸”；称无行之人叫“下三烂”；语言无味叫“扯淡”；谄媚人叫“溜须”；慕人势利叫“巴结”；讥人无赖叫“泥腿”；故揭人短叫“寒碜人”；给人造谣叫“编笆”；行无目的叫“瞎赶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滦州方言的智慧和狡黠还表现在许多词语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比如对下面这些小动物的称谓就很意思，管蟋蟀叫“蛐蛐儿”；草虫叫“蝈蝈”；蝉叫“吉了”；蛙叫“河蟆”；蛇叫“长虫”；

恩施方言词汇语法研究讲解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 恩施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院（系）名称文学与传媒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陈彦蓉 指导老师金小栋 2015年5月10日

The graduation thesis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dergraduat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y on the vocabulary of Enshi dialect grammar Department name Professional Name Name of student Chen Yan Rong Instructor Jin Xiao Dong On May 10, 2015

目录 摘要 (1) 引言 (3) 一、概述 (3) （一）恩施方言简介 (4) （二）恩施方言形成原因 (4) 二、恩施方言词汇语法的运用 (4) （一）恩施方言的特殊发音 (5) （二）恩施方言的词汇运用 (5) （三）恩施方言的疑问句表达 (6) （四）恩施方言歇后语与俗语的特色 (6) （五）恩施方言与四川话的相同点 (7) 三、恩施方言的表现形式 (7) 四、恩施汉语方言的发展 (8) 结语 (8) 主要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摘要 恩施方言博大精深。兼容巴蜀文化之俗，荆楚文化之雅。恩施方言（又称本地土话），是土家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交流语言。它带着浓厚的民族气息，有着恩施特有的人文底蕴，是恩施人民宝贵的文化结晶，也可以说是一条文明的长河，见证了恩施的发展。 本文主要恩施方言简介、恩施方言的词汇语法运用、恩施方言的特点、恩施汉语方言未来的发展四个方面来阐述。 关键词：恩施方言；方言词汇语法；方言发展

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

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 位于长江口北岸的海门市及其相邻地区是长江以北最大的吴语 人口聚居地。本文选取海门方言中较有特色的副词以及程度、否定、体貌、定指等语法项作为研究对象,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尝试同其他吴语方言及明清吴语文献等作横向或历时的比较研究。论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共分五章。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海门市的地理历史及人口概况,海门方言的语音系统与语法特点,海门方言语法研究的现状,本文的 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为副词,描写时间、范围、语气、情态四个次类五十多个常用副词的句法语义特点。第二章为程度,从附加、重叠、前加状语、后加补语四个角度描写海门方言的程度表达方式。第三章为否定,描写海门方言的“弗、朆、奥、呒得、呒处”五个否定词的语义以及相关的否定句、疑问句格式。第四章为体貌,描写海门方言的实现体、将行体、起始体、进行体、持续体等体意义的表达形式。第五章为定指,着重描写海门方言定指系统中概数词“多”的定指用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方言普通名词的定指表达类型。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地处江海一隅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海门话相对于城市方言上海话、苏州话而言保留了更多明清吴语的语法成分,在吴语中心城市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一些语法现象仍然活跃在海门话中,例如“交关”的程度补语用法;2.海门话与母方言崇明话之间存在的某些语法差异主要源于江淮方言南通话等邻近方言的影响,例如“快煞”的前置用法;3.汉语方言普通名词的定指表达常式是“指示词+数词+量词+名词”,指词型、量词型、数词型定指都是因省略或融合而形成

的变式,海门话概数词“多”的定指义来自定指词的省略;4.吴语已然体是非问句的多种样式是表体成分、表问成分与谓语动词三者自由组合的结果,其中表体成分必须紧靠谓语动词;海门话较为特殊的“朆 +V+(口伐)?”已然体是非问格式可以看作上海话的“V+勒+(口伐)?”否定词格式与苏州话的“阿曾+V?”发问词格式两者共同影响的结果。

现代汉语语法词汇专题研究

现代汉语语法词汇专题研究 第一讲词和词汇 一、什么是词？ 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 （二）现代汉语词的辨识 1、能单说，能单独回答问题的是词。 2、不能单说，能充当句子成分的是词。 3、扩展法。扩展法的要点是：在两个以上语言成分组成的语言单位中插入别的语言成分，如果得到的新的语言单位可以接受，则原来的语言单位就是短语：如果得到的新的语言单位不可以接受，或者意义有很大的改变，则原来的语言单位是词。 4、剩余法。把句子中所有的可以单说、可以做句子的主要成分的单位提开，剩下来不能单说、也不是词的一部分的，也是词。 注意： 1、在汉语词汇中，确实存在一些组合体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江湖红花笔墨 2、离合词的问题。 所谓离合词，就是指某些词可以被经常拆开使用的情况。 对于这类词应该认为：未扩展的是词，扩展了的都是短语。 （三）语素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1、词和语素的关系：语素的功用是构成词词都是语素构成的。 2、语素的分类 （1）语音形式：可以分为单音节语素和多音节语素。 （2）语言功能：语素可以分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 成词语素是指既可以充当语素，又可单独构成词的语素。 不成词语素是指只能充当语素，不能单独构成词的语素。 （3）意义性质方而 从意义性质方而分析，可以分为词根语素和附加语素两种类型。词根语?素通常也称为词根，它具有实在的词汇意义，是组成新词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新词词汇意义的主要承担者。附加语素是附加在词根语素上表示某些语法意义或某些附加的词汇意义的语素。 附加语素又有词缀语素和词尾语素之分。 词缀是附在词根的前后或中间，表示附加的意义和尼语法作用。词缀又可以分为前缀、中缀和后缀三种情况。 词尾语素是附加在词根和词缀或词根后而只表示语法意义的词缀，通常也称作词尾。 二、词汇 （一）什么是词汇 词汇是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和所有的相当于词的作用的固定结构的总和。 （二）词的总汇 词的总汇可以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1、基本词汇是一种语言的词汇的核心部分，具有全民常用、稳固、有构词能力的特点。 2、基本词汇以外的词的总和就是一般词汇。 （1）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固有词。 （2）适应社会交际需要产生的新词。

(完整版)海南方言词汇调查

海南方言词汇调查 09人类学姜维09313039 海南闽语俗称海南话，是海南岛第一大汉语方言。从宋代开始，福建移民络绎不绝地经海路迁往海南，对海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福建人所带来的闽方言经过千里的辗转和数代的融合变迁，虽然保存着闽方言的许多重要特征，但又表现出了不少的变异，与福建闽语间已不能自由地通话了。 一．海南方言的词汇特征 ⒈海南方言具有体现当地特色的深刻的文化内涵 海南话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语言，是海南民间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不仅反映了海南岛物质生产落后的经济状况，也反映了海南人民纯朴的民风民俗。在海南方言中，所有民俗行为前基本都加上个“做”字，如北方方言中的“过年”，在海南方言中则被说成“做年”，北方方言称生活为“过日子”，而海南方言则叫“做吃”。把“过日子”称为“做吃”，不但反映了在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的社会背景下，老百姓低质的生存状态——吃时为了做，做是为了吃，以及朴素的生活哲理——人生在世，要想吃就得做，只有做才能有吃。又如，北方方言称到集市上去买卖货品的现象为“赶集”，而在海南方言中则称为“发市”，而“发”字又与“发财”的“发”字同字，这其中就蕴含了老百姓想发财致富，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古朴愿望。因为集市越兴旺发达，在集市上进行商品交换的人数越多，则意味着集市上的商品就越丰富，那么老百姓的日子自然也就过得越好。 2．相对于普通话海南方言存在逆词序的现象 “逆词序”，顾名思义就是指有关词语在排列的次序上不合乎寻常的现象，这是相较于普通话而言的。而逆词序与普通话相比又可分出两种情况，即同构和逆构。同构只是较普通话而言单纯的顺序改变，如普通话说“喜欢”，而海南话则说“欢喜”；普通话说“外出”，而海南话说“出外”；普通话说“灾祸”，而海南话则说祸灾；普通话说“力气”，而海南话则说“气力”……而逆构则是较普通话而言不仅词的语序改变，而且还存在深层次上修饰关系的改变。这可分为两个大方面，一是表示雌雄性动物的说法，这几乎可以套用到所有动物的身上。如普通话说“公牛”、“母牛”、“公猪”、“母猪”，而海南话分别对应为“牛公”、“牛母”、“猪哥”、“猪母”；另一反面是“囝”词尾，只要普通话不是对应以“子”尾词而是采用“小”词头便可构成逆序。如普通话说“小鸭子”、“小雨”、“小油灯”，而海南话则分别对应说“鸭囝”、“雨囝”、“油囝”。 3. 海南方言里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 宋代时海南岛兴文重教的发祥期，在宋代以前海南只有少数私塾使教育落后，民俗荒梗。至宋代，当权者主张欲兴仁政必先教化的道理，崇尚文治，在海南也开始兴办学校，所以在海南话里还保留了大量宋代以后的古汉语。如用将稻子称为“禾”，将跑称为“走”，将玩称为“耍”；又如普通话说的“筷子”在海南话里称“箸”，而古汉中“箸”是指用以夹取东西的物品，引申为筷子之意。还有海南方言中“去番”、“番货”指的是“出洋”、“洋货”。其中的“番”字就保留了古汉中对“外国”的表达。此外，海南话中将“天亮”称为“天光”也是来自古汉的说法。 4.海南方言中受粤方言和闽方言的影响大 海南原来是隶属广东省的，直到1988年才从广东省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个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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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话-- 中国方言网 首页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香港澳门台湾全国 当前位置：首页>> 北京>> 北京土话 >>正文 北京土话 gzzs在2006-8-2 10:58:21发表，被浏览2782次此文章共有 2 页 1 2 遛儿早儿：早晨起来散步。例：早上出门见面时打招呼：“遛早儿去呀？” 歇着吧：（1）休息之意，例：您歇着吧，我来。（2）阻止之意。例：你歇着吧，别再给我鼓捣坏了。 抖机灵儿：显示自己，特指轻浮表现，含贬意。例：（1）你别在我这儿抖机灵了。例（2）“瞧，来了新领导，他又该抖机灵了。” 搓火儿：生气、憋气。例：“今儿这事儿，真让人搓火儿。” 逗闷子：开玩笑。例：“没事儿别在这儿逗闷子。” 抖搂：“搂”读轻声，一般此词叠用。（1）摆弄、抖动之意。例：“那几件皮衣服在箱子里放了好长时间了，拿出来抖搂抖搂吧，见见风。” （2）说一说，亮出来之意。例：“一肚子委屈，全抖搂出来了”。“他那点儿事儿，给他抖搂抖搂。” 那主儿：“那”读音nei。指那个人，含贬意。例：“那主儿脾气可大呢，少招惹他。” 陏陏：看看。例：“你那本书看完了，让咱也陏陏”。 满世界：到处。“界”轻读。例：“他一天到晚满世界瞎跑，不知他忙什么呢。” 套瓷：拉近乎，搞好关系。例：“别跟我套瓷，没用。” 油儿：滑头。含贬意。例：“嘿，他可油儿着呢，你可斗不过他。”

谁跟谁呀：表示关系特别好。例：“咱俩谁跟谁呀，不用这么客气。” 侃，侃爷：吹牛。能吹牛的人，能说的人。例：（1）“你去跟他聊聊，他可能侃呢。”（2）“那主儿整个一个侃爷，没几句真的。” 颠儿：走跑。例：“吃饱了，颠儿吧！” 各色：特别，与众不同，怪癖。含贬意，例：“那位可各色着呢，谁也不爱搭理他！” 骨碌儿：“骨”读gu。一节儿，一段的意思。例：“这杠子上添了一骨碌儿红颜色。” 大老爷儿们儿：大男人。例：“你一个大老爷儿们儿，怎么这么小气呀！” 抠门儿：小气，吝啬。例：“这人可抠门儿呢，跟他可借不出什么东西。” 老爷儿：太阳。例：“老爷儿下山了，天快黑了。” 末了儿：最后。例：“末了儿，还挨了一顿批评。” 念秧儿：求别人，但又不直说，而是在闲聊时总提及某事，给人暗示。例：“他那是跟你念秧儿呢，想让你帮帮他。” 半熟脸儿：有些面熟。 把得紧：控制的紧。例:谁的钱都把得特紧。 棒棰：外行。 不老少：表示多。例：还真～。 打这儿：从此之后。例：～他是他我是我 打住：到此为止，别再说了。 倒气儿，闹气儿：喘气。例：躺在那r～。 兜圈子：有话不直说，顾左右而言他，兜起圈子来。

四川方言词汇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a87442174.html, 四川方言词汇研究 作者：陈欢欢 来源：《现代交际》2018年第04期 摘要：本人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四川方言和普通话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川方言既属于北方方言的一个次方言，又有着独特的地方文化特征，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各种风俗习惯、服饰的文化都在方言中体现了出来。本文以简单的语言，概括介绍了四川方言形成并定型的历史；并以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丰富的四川方言词汇，介绍了与四川人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各种称谓词语。本文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四川方言为什么属于北方方言以及其形成并定型的历史。第二部分：介绍与四川人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基本又有地方特色的词汇，了解这些基本四川方言词汇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场合。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与四川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称谓词语，用对比的方式分析了这些社会称谓词语与普通话中社会称谓词语的异同。 关键词：四川方言词汇社会称谓语 中图分类号：H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4-0098-02 一、四川方言的形成 四川话属于北方方言。四川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和北方相差那么远，怎么又会属于北方方言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四川的社会历史和人文构成来看，也不能脱离清朝之前的1000多年里的深厚积淀，这是巴蜀文化包容吸收其他来源的根基。 巴蜀地区历史上有过多次北方人的涌入，在文化上产生的影响非常重要。 第一阶段，秦国灭巴蜀后，曾有大量北方人迁移到蜀国。例如：吕不韦就是被秦王流放入蜀的。 第二阶段，曹魏灭蜀汉。三国时期是外来人涌入巴蜀的高峰。蜀汉后主刘禅还流传出一个“乐不思蜀”的典故。 第三阶段，是奠定巴蜀文化最重要的时期，即唐朝安史之乱至唐末军阀大乱导致大批北方权贵入蜀。如初唐四杰，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王维、孟浩然、杜甫等全都有入蜀经历。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李隆基入蜀避难，北方文人士子入蜀走向高峰。唐宋时期是巴蜀文化基本形成的阶段。正是大批北方精英人群与巴蜀地方文化的融合，造就巴蜀地区在文学、习俗、艺术等方面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的特色。而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巴蜀方言也同样是受到北方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并定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