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_汪曾祺创作风格比较_邰宇

鲁迅与沈从文创作风格比较

鲁迅与沈从文创作风格比较 张明华 20世纪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说最优秀的作家，那便是鲁迅和沈从文。鲁迅对国民性、以及对现实社会批判之深刻，至今无人超越或达到；而沈从文对湘西的体悟，对人性的揭示，至今也是无人望其项背的。对于鲁迅，大家比较熟悉，他位列中国现代文学六大作家之首。而对于沈从文，大家却有些陌生。其实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是北方文坛领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才退出文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又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两位大家的有如此迥异的遭遇呢，本文试图从他们的创作风格上进行比较，让读者进行评判。 鲁迅早年学医,因为他父亲的病使他恨透了中医，于是东渡日本学习西医。虽然后来弃医从文.但炼就了医生望诊病人的目光。对社会的观察也是以医生看病人的眼光来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多是病态的人物。几乎找不出清纯和美丽来。沈从文早年热爱美术，甚至想到美专学习。在美术绘画上颇有造诣，后来虽然弃画从文，但养成了画家审美的慧眼，对社会的观察也是以一个画家的目光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多是清新婉丽的形象，看不出丑恶和残忍。鲁迅用写实的手法描画当时社会的真，揭示人的“奴性”，沈从文用浪漫的笔法抒写当时社会中还存在的“美”，揭示人的本性。 两位作家，两种风格，缘于对生活的两种态度，两种眼光，缘于

他们的两种使命感。鲁迅先生不是看不到美，但他却只写故乡的萧条和冷落，百姓的麻木与冷漠，因为他是为了给这个社会治病，对没有病的地方的审视和赞美不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沈从文先生也不是看不到丑陋，但他却只写翠翠的天真和烂漫，天宝的年轻和纯朴，因为他是为了给人们以美的愉悦，对病态的地方的揭示和诊治也不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职责。鲁迅写景，但仅是后院的两棵枣树的单调，秋天后半夜的阴冷，就连大年夜喜庆气氛的祝福在他的笔下也成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控诉。沈从文先生也写景，却是湘西的青山丽水的神奇，四季入画的诗意，就连本该反目成仇的恋爱的竞争也被他当作一道风景描绘的那样壮美。 所以，我们不能去责怪沈先生，何以不去描写那个社会的黑暗和丑陋，就如同我们不会责怪鲁迅先生何以看不见那个社会中夫妻的真爱，母子的亲情一样。因为沈先生是用画家的眼光审视那个世界，我们不能难为画家为我们描画厕所和脓疮，也正如鲁迅先生是用医生的眼光审视那个世界，我们不会难为医生为何只看到病人潮红的双颊而没有看到病人那双美丽的丹凤眼。 作为作家，他们是两种风格的人，他们各自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着生活，品味着人生。正如喝一杯酒，有的人尝出的是辛辣，有的人偏偏品出了清甜，他们的味觉没有失灵，他们的感受也没有错误。可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要这样贬低沈先生而如此的抬爱鲁迅先生呢？他们大约也如同那两个说玫瑰的花下有刺和说刺上有花的孪生姐妹一样，站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喜恶，发现了他们自己应该发

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专科毕业报告 论文题目：关于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姓名：毛仙付 专业：应用中文专业 年级：2012年秋 层次：高起专 学习中心曲靖培训学习中心 完成时间：2014年9 月20 日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内容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俭省、疏放、淡远，而又从中透出凝重、显现奇崛。在其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赞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不管是叙述事件还是描绘景物，是写对话还是描写人物，都显示出和谐、风俗的风格。 【关键词】：小说语言真实性文言文人性美和谐与风俗 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十分喜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十分圆润。 一、语言的真实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例如：“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大淖记事》）。用极其平凡、朴质的语言，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他喜欢用“的、得、过、跟、了、去”等，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 小说中常出现方言，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亲切、自然，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

沈从文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撰写出版了《边城》《长河》等小说，以及《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他活了86岁，文学水平十分高，即使在讲课也体现出坦言和直率品质。 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_袁朝钢

·73· 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袁 朝 钢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江苏 江阴 214405） 摘 要：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关键词：沈从文；汪曾祺；乡土小说；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5)06-0073-032005年11月第6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v.2005No.6 收稿日期：2005-02-10 作者简介：袁朝钢（1958— ）男，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讲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湖南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和主帅，他对后代产生过广泛持久的影响。沈从文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对乡土有 着显而易见的怀恋之情，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正是这种“乡下人”的眼光和身份体认使他对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有了深切的领悟，同时也正是因“乡下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既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从政治的角度来反映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没有像“海派”文人那样从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都市生活的五彩斑斓。他采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入手，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级阶段后所显示的全部丑陋之处，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的作品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位作家比起别人来，似乎有更为持久的努力和较大的发展，直到他搁笔之前，不停地向中国现代文学输送他的偏僻家乡的人物，那里生活的形与色、风物、习俗和民间文学的宝藏。 谈到现代乡土小说作家的乡恋心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次就是沈从文了。在现代作家中，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表示过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这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沈从文这样疏离都市，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灵魂的文化倾向的形式，源于他对乡村、都市的不同理解。沈从文生活创作时的中国都会，几乎无一不表现出畸形发展的“中国味”——一方面，这些城市骨髓深处仍是沿袭着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张惶失措地不加选 择地接受涵纳了沉靡的西方商业文化。沈从文悟到了造成如此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于是，沈依了自己心情的导引，去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去营造那片“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的心理上的乡村圣土。这“乡土”体现着沈从文对某种文化价值的怀念与执着。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其作品具有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汪曾祺是“文革”中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而且是最早致力于市井乡土小说创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他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曾师从沈从文学习写作。汪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 ［1］（PP 237~238）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 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汪曾祺小说还流溢出多种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此外汪曾祺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喟叹。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汪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在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颇有建树。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其实，汪 1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

沈从文及其作品简介

沈从文及其作品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 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 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 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 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分 类 号：I247.7 单位代码：10452 本科毕业论文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姓 名 高冠强 学 号 200601120520 年 级 2006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系 （院） 文学院 指导教师 蒋心海 2008年4月10日

摘要 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

Abstract Wang Zengqi’s novellas are to reflect the taste and ideal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masses and the art theme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 nature. He does not pursue the plot windingly, the integrity, but is by contains, elusive, the pale far style and unusual light, succinct is sprightly, the vivid expressive language, diligently builds the strong culture reveals the unique esthetic value, its work presents the bright prose literary style characteristic, has ha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 literary style. Keywords: Wang Zengqi; novels;characteristics of essays

汪曾祺的散文赏析

汪曾祺的散文赏析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下面是小编想跟大家分享的汪曾祺的散文赏析，欢迎大家浏览。汪曾祺的散文赏析【1】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建国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划为“右派”，60年代初写了几个短篇；此后又是很长时间的“静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喷”，陆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说来也怪，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坛上的遭遇似乎也师承沈从文。沈从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说和散文蜚声文坛，建国后，他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饰，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红文坛，一版再版，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对此，沈从文戏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出土文物”。这样看，汪曾祺又何尝不是文坛上的一个“出土文物”呢？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样板戏的关系。1962年，汪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期间，他便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家喻户晓、万口传唱的京剧《沙家浜》便是由他参与改编、定稿的。文革期间，“横扫”的风暴遍及全国，一个摘帽右派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经困惑过，后来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赏识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这才使汪曾祺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样板戏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样，对样板戏深恶痛绝。 是汪的才华和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来关注和欣赏汪曾祺先生的绝不在少数，无论专家或读者对汪都非常喜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纪经典60家”文学丛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还请专家和读者对所选的60家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畅销不衰，我在这里不想、也无力对汪的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探讨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语言，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如话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语言总的说来是平和的、冲淡的、生动的、亲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

浅谈作品中的沈从文与张爱玲人性观 很荣幸也很高兴选了陈老师的选修课，在听了老师的详细介绍后，感触颇深，对于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人性观，也发现了不同的认识。 在湘西世界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美好、悠扬、像诗一样的人性。这里和谐安宁、素朴自然、健康活力，是充满着爱与美的人间乐土。 （一）人情美《边城》中“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但不成，凡是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烟草，将茶峒出产的上等烟草，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老船夫乐善好施、信义至上，过渡人质朴、淳厚、真诚，这些无不都显示了一种优美而善良的人性！ （二）亲情美“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一把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唤使身边的黄狗从高处岩石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与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这是一幅多么祥和欢乐的画面！爷爷与翠翠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也正是爷爷对翠翠的这种真挚的爱，才使得翠翠在“近于一种奇迹中，居然长大成人”。同样翠翠对爷爷也是关爱备至。当爷爷阖然离世时，翠翠更是悲痛万分，留在那里继续着爷爷一生的事业和义务，一个人挺立渡口继续摆渡。我们不免被这一对祖孙所打动，这种纯粹的亲情之美是如此的弥足珍贵。 （三）爱情美翠翠与大佬和二佬的爱情故事亦让人感动和伤感。在大佬和二佬的心中爱情与门第和财富毫无关系。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豪爽而干脆。当大佬发现翠翠倾心于二佬时，便忍痛割爱成人之美。可是天公不作美，爱情总是令人嫉妒的，大佬溺水而亡，二佬也远出家门。但翠翠对二佬的爱是那样的执着和坚定，即使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依然在渡口痴痴的等着。翠翠对爱情的期待似乎是一种无法预知的孤独守望翠翠和二佬的爱情结局就是作者内心对本土文化流失的无助守望。作者想要从湘西这块心灵的栖息地寻找到让自己轻松、舒展甚至自豪的东西，而这些却都在走向远离和虚无。作者现一切的努力和拯救又都是徒劳“一面写一面总仿佛有个生活上陌生，情感上相当熟悉的声音在招呼我：‘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却是枉然。’”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是感情基调悲凉。如《金锁记》中一开头从月亮写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来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着凄凉。”小说中的曹七巧用“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 如《金锁记》中借七巧的媳妇芝寿眼睛有段描写：“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

汪曾祺小说风格特色

谈谈汪曾祺小说的风格与特色 ——以《受戒》为例 暑假在家读了《汪曾祺文集》，感受颇深，尤喜欢他的小说，在此谈谈我对其小说的看法。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作品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他认为在短篇小说中

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其作品人物着色浅淡，绝少铅华，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好人并不强其所好，坏人也不故添其坏，能人并不样样俱能，庸人也不一无所长。全都实实在在，不掺半点虚假。《受戒》中的仁山和尚是荸荠庵的“当家的”，他能把帐一点一滴地算清楚，可当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一条也不具备。相貌：黄，胖；“声音也不象钟磬，倒象母猪”；聪明吗？难说，打牌老输。再如那个正经人“偷鸡的”，他平庸乏味的谋生本领——利用铜蜻蜓偷人家的鸡，可谓身无一技之长，但他的身上却给人以某种生活的启示，透视着某种生活的哲理。作者写人物就是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追求生活的真实，绝不把人写成神，抑扬褒贬几乎毫无泄露和表现。 其次，在结构艺术上，汪曾祺的小说转折自然，不求严谨，接近散文，贴于生活状态。《受戒》写明海由舅舅带着出家，渡船时很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

论汪曾祺的人文精神

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学者汪曾祺，可谓是沈从文的真传弟子。其作品有着丰富的内涵，用词也准确精当，被历来研究者拿来作为研究的典范，无不体现了其作品在内容和主题方面的造诣之深。本论文主要对汪曾祺的人文精神进行解析，具体论述其人文精神表现以及形成原因。 一、汪曾祺人文精神的表现 （一）作品中人性的和谐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表达了人性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人的行为是不受外界压迫与拘束的，讲求和追随内心的真实想法，生命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什么清规戒律，什么世俗伦理，在汪曾祺笔下只有抛弃这些才能真正的获得生命的价值。在作品《受戒》中，我们可以看到荸荠庵的名称是不符合世俗规矩的，以及住在庵里的和尚们更是从来都无所谓什么规矩。作者介绍到荸荠庵这样说“庵原本就是尼姑住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 [1]大师父仁山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裸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一天里他总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 [2]这种行为是不符合做和尚的规矩的，在其他寺庙也是决不允许的。我们再来看看明海，明海的行为更是不符合一个做和尚的规矩。在汪曾祺晚期的作品《薛大娘》中，描写都到主人公薛大娘穿鞋时总是光着脚，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脚趾头自由的舒展开来，免得受袜子和鞋的束缚。她和吕三在一起只是顺着自己的心，图个快活而已。她这么做了，却也不怕邻居背后说闲话，她满足于身体获得的快感，是个性情中人。薛大娘这种自在的生命意识表达着原始生命的美丽并且完全尊崇的内心世界，崇尚生命的自在。 （二）作品中自然的和谐 纵观汪曾祺的作品，我们不难从作品中感觉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江苏省一个美丽的小城，是一个秀美的水乡，水总是让人感觉到像女子般恬静与秀美，所以我们看到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中总是谈到水，即使没有水出现，文章也给人一种如水般的恬静与舒适，充满了诗情画意。所以，他提倡在文学创造时讲究文学创造要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主张人与自然应该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而且，在作品中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不但可以使得文章充满文采，还可以起到丰富故事情节的作用，使文章一气呵成，情节发展顺理成章。汪曾祺的这个观点在其作品《大淖记事》中体现出来。作者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使得巧云和十一子之间的爱情显的更加顺其自然，并且给人以美好的想象。 二、汪曾祺人文精神形成的原因 （一）高邮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市，高邮其实是一个被琥珀围绕的水乡，为此水也对其性格和作品的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了水，为此汪曾祺评价自己的作品“有点水气，却不那么有土气”。[3]汪曾祺小的时候，常和祖父学习八股文，读《论语》，良好的家庭环境滋润了汪曾祺少年的文化修养，这些为其日后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其作品“高邮故事”中叙述的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了。这些再平凡普通不过的生活中却恰恰显露出了生活的乐趣所在，对作者来说这里的生活是再洒脱与惬意不过的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终于过去，新的时期已经在人们日夜的期盼中终于来了。那十年动乱年的的苦涩，艰难与痛苦，汪曾祺都看在眼里，铭刻在心。他经过漫长的沉静回忆，在其作品中极大的发挥天才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童年时光是温馨而美好的但是却也是极为短暂的，故乡高邮那片土地却永远美丽大于忧伤，所有人都向往美丽的东西，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更需要一片心灵的净土。汪曾祺从痛苦中走了出来，反思历史。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在“小说是回忆”中找到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和谐的世界。汪曾祺笔下高邮是那么美，其实现实的高邮本身并没有作者笔下描写的那般美好，因为生活在高邮的人也会为了生计而劳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不如意，也会为了各种各样的

浅析沈从文的《菜园》写作意境word版

沈从文《菜园》与他其他小说的写作风格有些不一样,小说写的是悲剧故事,但整个作品却用抒情的笔调来大肆渲染美的景色和美好人性,使得小说更加加剧了悲剧感,从而达到文本的立体效果。本站精心为大家整理了浅析沈从文的《菜园》写作意境，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沈从文的《菜园》写作意境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一贯淡化情节，营造美的意境，小说《菜园》也不例外。《菜园》说的是几个有涵养、守住美好道德的小人物，在时代的腥风血雨里，走上不归路的故事。小说中的“儿子”和漂亮的“儿媳”因为政治变故被无情地杀戮，三年后悲恸的母亲也自缢身亡。文本中没有满纸的血和泪，却充满美的意境和美的人性，其中透着一缕淡淡的哀愁，让小说读来如一首抒情诗回味无穷，余音袅袅。 中国的古代文学传统讲究诗歌的“意境”，即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在现代小说里，意境同样可以作为重要构成元素，用来渲染人物、增强艺术感染力。中国一些现代作家都自觉地将诗歌写作的这一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比如废名、沈从文等现代作家。 《菜园》也是沈从文的一篇较为特别的作品。这位自诩只想建造“人性的希

腊小庙”的“乡下人”，从小看惯了故乡土著军阀和土匪的残忍的杀戮，而故土湘西的风土人情在其笔下是那么温馨、可人。20年代末30年代初，寓居于北京的沈从文在艰辛的生活里挣扎，湘西成了他精神的寄托。《菜园》一开始，作者对人物的家世故作轻松地娓娓道来，接着无限深情地描绘这菜园优美的田园风光，诗的韵味慢慢铺展开来，菜园的景致仿佛是世外桃源一般：“两人常常沉默着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除了看玩就无用处。那时节，鱼大致也在休息了。”“动风时，晚风中必混有素馨兰花香和茉莉花香。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在微风中掠鬓，向天空柳枝空处数点初现的星，做母亲的想着古人的诗歌，可想不起谁曾写下形容晚天如落霞孤鹜一类好诗句。又总觉得有人写过这样恰如其境的好诗，便笑着问那个男子，是不是能在这样情境中想出两句好诗。”(《菜园》)优美的风景是来自作品人物的视角，这对母子显然有着闲情逸致，孤儿寡母自甘于清寒且自得其乐。菜园不仅可以维持生计，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这无疑也是作者的理想社会模式，“野渡无人舟自横”的佳境，正是文人入世失落后所追求的精神乌托邦。“他(沈从文)主张面对梦幻世界而获得心灵恬静的精神状态，这梦幻世界乃是专门为摆脱变化不定的生存而设计出来的美丽形象的世界。”[1]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在批判都市文明的同时，总是用另一支笔抒发他对湘西乡村充满温情的回眸，所以他笔下才会出现《边城》那样感人至深的作品。像《菜园》这样的小说，虽然也一样在文中营造那样的美的、恬静的氛围，可它却在美丽的背后藏着一把刀，而那份美丽就如磨刀石一样，使刀口更锋利。 沈从文用抒情的笔调歌唱远离都市繁华与喧嚣的纯美、妙善、原稚、如梦如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汪曾祺小说以独特的语言艺术受到文学界高度推崇，探究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有哪些出众的特色，并从中寻找根源和发现价值，对现代的小说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标签：汪曾祺；小说语言；审美特色；价值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他作品的审美价值、本人的文学气质、在文学界的地位都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高度认同。汪曾祺的相关创作，别人都赞同他的散文十分出众，但他在小说中表现的文采，也不见得比散文逊色。他的小说，每篇都很独到。它不仅内容充实，艺术表现也很出彩。他的小说情节简单，但他随意挥洒，语句优美，句式独特，句句留有余韵，富有感染力，既让读者赞叹，又给人以无穷的魅力。汪曾祺小说的魅力，除故事本身外，叙述人的语言可谓功不可没，该论文主要在其语言上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 1.通俗化 读汪曾祺小说的人基本都知道，汪曾祺小说在故事情节上的设置非常普通，人人都能看得懂，散漫浏览也容易不知不觉中陷入那淡淡的温馨中。通俗易懂的文字，淡雅的笔触，加上那平易近人的写作态度给汪曾祺的作品带来了出众的人气，让很多喜欢文学的人了解到这么一位有个性的作家。对一篇节选自《受戒》的小短文至今记忆犹新。两个小孩天真烂漫，一个是想去当小和尚的傻小子，一个是可爱的小姑娘。刻画两人互踩脚丫的嬉闹画面仍时常浮上脑海，惹人一笑。看到那就有一种轻松和舒畅的感觉涌进内心，让读者被这样的文字和语言感动。我常看汪曾祺的小说，他的语言也许并不华丽，但却从不矫揉造作。他的笔触里没有过多的渲染和意想不到，即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里他也能保持独有的那份优雅，用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调叙说他在抗日战争时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每当读及他的大学时代，你会产生错觉，会误认为抗日战争时的昆明城趣味十足，小说里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可乐着呢——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带着女生爱吃的瓜子、花生，守候在女生的宿舍门口，所以跑警报的时候正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期，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那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现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 通俗意味着浅显易懂，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通俗让读者轻松地欣赏这些小故事和小情节，在悠然中看着故事主人的各种有趣境遇。可往往人们认为通俗的东西浅薄，深刻的东西很晦涩。事实并非如此。鲁迅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这里的通俗是指语言表面的通俗，但思想的深刻却与语言的通俗无多大关联。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有着深刻的主题，看完后常留有余韵。如小说《陈小手》中的陈小手医生给团长老婆接生，母子平安后，却被团长枪杀了，最后团长还觉得怪委屈。这个事其实也能想明白，就是医生是

汪曾祺逝世20年 汪曾祺散文：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逝世20年汪曾祺散文：我的老师沈从文 【本文原载2009年第3期《收获》】2009-3 《收获》汪曾祺与沈从文 写在前面：在父亲的文章中，怀人的不算多。反反复复写了很多篇的，都是有关沈从文先生的。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八一年，很完整，却没有发表。不知为什么。父亲去世后，在整理《汪曾祺全集》的文章时，我们也大致翻看了一下，觉得内容在其他文章里基本都有了，就很粗率地决定不选了。去年，我花了点时间把它打印出来，感觉很亲切。想想二十八年前，沈从文先生和父亲还都在写作和工作呢。汪朝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我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西南联大校门西南联大中文系 1935年沈从文在昆明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来的中学读书，在家闲居了两年。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出来的《岭表录异》之类的杂书，身边的“新文学”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

概念。我的父亲见我反复地看这两本书，就也拿去看。他是看过《三国》、《水浒》、《红楼梦》的。看了这两本书，问我：“这也是小说吗？”我看过林琴南翻译的《说部丛刊》，看过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看过巴金、郁达夫的小说，看了《猎人日记》和沈先生的小说，发现：哦，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的，是写这样一些人和事，是可以这样写的。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本系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我是都选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过沈先生的课。“各体文习作”这门课的名称有点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实的，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有时也出题目。我记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过“我们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很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据沈先生自己回忆，他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那一班出过什么题目，我倒都忘了。为什么出这样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