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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二审辩护词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二审辩护词(2)

当企业与宝钢签订合同后，被告人收购铁精粉的个体户又没有增值税发票时，当被告人刘**感觉到如果不找发票抵扣税款，就比法律规定的多交了税款，感到很不公平。在有人能提供增值税发票时，被告人杨立新只想让企业不多交税，而不是偷逃国家税款。其让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发票，完全存在具体的业务即铁精粉的购销事实，只是实际送货的与开发票的不是一个主体。被告人刘**的行为实际上是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来顶替没发票购买的货物。此行为是国家税务法规规定和实际脱离造成的。望二审法官考虑：被告人刘**所在公司有很多购买的货物没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实际比国家法律规定多交了很多税款，而无法主张权利。

二、一审法院在计算国家税款被骗83万元，没有将实际购买铁精粉应抵扣的税款扣除，计算错误，事实不清。两公司共购买了多少铁精粉并供应给宝钢，应开而没开的发票分别应抵扣多少税款，公平交税应交纳的税款是多少，这些事实都不清楚。两公司将铁精粉销售给宝钢，仅卷内材料就有开给宝钢有211张增值税发票，每张平均销项含税金额为9万元多，如果按7万元(可能比此还高)计算进项税价，应抵扣税款7*211*13%=192.01万元。而税务机关认定的是两公司共收到铁精粉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为83多万元，此税款远远达不到如果开发票实际应抵扣税款192.01万元。因此，按公平交税，分别粗略计算，两公司根本没有骗取税款,更没有骗取税款达到30万元以上，税款的合计也没有达到30万元。被告人杨立新作为两边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量刑情节并不严重。一审判决不应适用抵扣税款3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一审判决对本案抵扣国家税款简单地按照两公司从税务机关取得税款合计计算，已包括两公司多交的税款。此种计算方法不符合事实情况，也是非常不公平，更违背了纳税人公平纳税的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犯罪的主体应为公司，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为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作为被告人的应是两公司，被告人刘**只是作为负责人或经办人而构成犯罪。被告人刘**于2002年3月和2001年11月，先后注册成立了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和上海**发展有限公司，并分别成为二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负责人。被告人刘**成立公司和经营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虚开增值税发票，公司所有的业务都是正常的货物买卖。公司成立前，被告人刘**并没有进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预谋。因企业收购铁精粉的个体户都没有增值税发票时，被告人刘**只是偶然两次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以顶替没有增值税发票的个体户送来的铁精粉。被告人刘**是在工作中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占公司业务极少部分，其中出资的是公司，公司财务人员也都参加，目的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抵扣的税款也由公司所得。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为公司职务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与专门为虚开发票而设立公司不同，也与自然人虚构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不同。同时，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书也均对其公司进行处罚。

因此，本案犯罪的主体应是两公司，被告人刘**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只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公诉机关以所开公司类似个人公司为由只起诉个人，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明。

四，被告人刘**没有认识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严重性，主观恶性较小，且是初犯，社会危害性较小，认罪态度好，积极退回了全部税款，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应从轻处理。被告人刘**和其所在的公司都不是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本身有着正常的经营业务。只因被告人对法律政策的不精通、不熟悉，对公司财务管理不严格、不规范，造成触犯法律结果。在明白自己的行为后，被告人刘**积极配合办案机关，主动交待问题，对此，希望合议庭酌情考虑从轻处理。

辩护词（二）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刘海川律师受被告人委托，并且经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刘**的二审辩护人，经过查阅卷宗和会见被告人，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起诉的事实不清，计算抵扣税款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过重。现就此发表具体辩护意见以下：

一、国家税法关于增值税的规定，与生产实际相脱离，造成企业间纳税不平等。企业为了公平纳税，产生代开发票的行为，法院审理应考虑到当前国家税务法律政策的这方面因素是产生本案一个重要原因，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公平、从轻处理被告人刘**。

关于增值税的有关法律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购买原材料需要供货方提供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税率17%或13%。企业交税只是交纳生产货物增值部分的17%或13%税款，即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差额。企业按照生产过程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下游企业为上游企业提供原材料。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按照货物销售价格的税率6%交税。小规模纳税人因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就不能给一般纳税人供货，此规定阻碍了市场流通，与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符。市场经济需要物品的充分流通，国家法律法规应促进商品的充分流通，才能促进市场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迫使有的一般纳税人不得不购进无增值税发票企业或个体户的货物，由此产生购进货物无法抵扣税款的情况，致使有此情况的一般纳税人必然要承担这部分货物总价款的17%或13%的高额税率，远远多于法律规定的6%或增值部分的17%的税负，实际上比法律规定的多交了很多税款，很明显造成企业间税负的很不公平。这些都是税务法律政策规定不符合实际和不完善造成的。本律师咨询了税务机关，税务机关都表示认可，但也没有办法。一审法院没有考虑这些实际情况。

本案被告人刘**所在企业为一般纳税人，税率为13%。经营货物品种很多。在大量业务中，凡是供货企业能够提供增值税的货物，都没有虚开增值税发票，都是据实接受发票，照章纳税。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被告人刘**并没有故意虚开增值税发票来偷税的主观故意。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李军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现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其作罪轻辩护：

一、本案中，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不能认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抵扣的200多万元不是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销货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购货方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扣除。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只有发生实际的经营活动，才产生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的问题，也即只有当行为人有实际的经营活动，而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时候，才会出现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如果开票方和受票方都没有实际经营活动，那么双方均没有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即使利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也不会出现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结合本案，被告人李军成在与安阳方面的三家公司即受票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其虚开增值税发票，受票方作为进项进行了抵扣。如果受票方与第三方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向第三方开具了真实有效的销项，那么受票方用李军成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属于不应当抵扣而进行抵扣，无疑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但如果受票方与第三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向第三方开

具的销项增值税发票不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受票方用被告人为其虚开的进项税额抵扣自己的虚假销项，即受票方“以虚抵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国家税款损失的问题。从安阳方面侦办孟庆林和吴现平案件的笔录中可以看出，接受李军成虚开发票的三家公司，对外都没有实际的销售，这样，这三家公司向第三方开出的销项也属于虚开，其以李军成虚开的进项抵扣虚开的销项，就是“以虚抵虚”。所以，被告人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被抵扣，但鉴于上述分析，并不能将受票方的抵扣数额认定为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自然也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二、安阳及其他方面的税款已经追缴或者正在追缴，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案件的损失已经减少或者将会减少。鉴于增值税这一税种的流转性，几乎所有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都形成“连环案”，本案也不例外，从2009年11月5日的《安阳日报》可以看出，安阳方面及其他涉案单位的税款已追缴4000多万元，并且辩护人从安阳市检察院公诉处了解到，安阳接受李军成虚开的三家公司的案件正在审理中，包括其他涉案单位的税款也正在追缴中。综合这些情况，国家税款损失总体上减少。

三、被告人从学校毕业后想努力创业，开办公司，也进行了一段实际生产经营，纳税额达30多万元，在纳税方面有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一情况也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考虑。

四、被告人系初犯，无前科，归案后如实坦白，悔罪态度较好。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一时糊涂，误入歧途。案发后深感痛苦，追悔莫及。归案至今，如实坦白，确认证据，没有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之情形，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悔罪态度较好。

综上所述，本案中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不能认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抵扣的200多万元不是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案件的损失已经减少或者将会减少，被告人李军成实际纳税30多万元，并且系初犯，无前科，归案后如实坦白，悔罪态度较好，故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今天依法出庭为被告单位北京首科软件及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被告公司）辩护。针对今天庭审查证的事实，依据我国的刑事法律，提出被告公司的行为不宜按犯罪处理的辩护意见。

从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人员的调查及目前帐目情况看，不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为此而得利5万元的问题。被告公司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基于其经营负责人张某的行为而涉案。因此，被告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确定被告公司是否也构成犯罪。

据庭审查证的事实，辩护人提出三点辩护意见：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为了财务平帐，不具有抵扣税款的直接犯罪故意；二是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不足；三是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下面，阐述如下：

一、被告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就是为了抵扣税款。其社会危害性就是危害国家的税收。因此，不是以抵扣税款为目的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宜以犯罪论处。本案中，公诉人指控的是因套取现金为财务平账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故意内容非常清楚和特定，具有唯一性，显然不具有抵扣税款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故无犯罪的主观故意。

现代企业管理，应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建立按劳取酬和适应于竞争与生存的财务管理制度。而现有的一些企业的管理模式不适应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奖勤职工和业务的需要，利用各种方式提取现金，本质上不属违法行为，而是应由内部进行调整的违规行为。本案中，签定假合同，并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平帐，是提取现金必然产生的后果：产品的流通中购

销发票，只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要用发票平帐，就不得不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造成税收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经多年的争论，已达成共识，不按犯罪处理。

二、不能认定为被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点是不存在货物交易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存在货物交易，是判定是否虚开的关键。本案中的事实是：合同已签，货款已付，货未交，货款也未退，张伟说是假合同，经纬公司认为是真合同，因房屋装修和纪委查案导致未能履行交货义务。上述事实说明：结果没出来，即要么履行交货义务，要么退款。没有结果，就不能定案，不能确定为不存在货物交易，而是存在货物交易的可能性，即存在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能性。据辩护人了解，此合同中，已履行义务的权利方并没放弃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确定为虚开。

对证据的证明效力，辩护人认为应按证明的原则，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运用推定的方式。显然，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推定为不存在货物交易，而没有证据证明不存在货物交易。对张某的供述，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在与经纬公司所签定的几千万的交易合同中，经纬公司并未确定用031012号合同不履行了而是用来提现金，张某自己认为不履行了，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认为，一旦经纬公司要求履行，张某无权决定不履行。因此，张某的口供只能反映出个人的意思，不能确定案情的真实情况。

三、控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

被告张某称按10%留取费用，经纬公司的负责人承认按7%留取费用，事实上55万的款均在被告处。即使指控所称的按百分比留取费用，也未确定此费用的真正含义，事实上，这个费用就是被告单位开发票时先行支付的税款，并不是被告单位的非法收入。因此，指控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

以上意见，请考虑。

六种不可轻易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

财务知识 -->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其具有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国家打击的重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予抵扣。在这一背景下，为加强税收征管，遏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货、款一致”逐步成为税务执法机关判定行为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标准之一。但是，这一标准不仅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支撑，而且不满足这一标准的行为在事实上也并非必然构成虚开行为。本文通过一则实际税案，对税收执法中不可轻易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进行法律探讨。西南某省P市N县借助自身的江运优势开展煤炭贸易和运输业务。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发现上海、江苏等地公司抵扣的运费发票数量激增，且均来源于N县，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问题。2007年6月至7月期间，由税务总局和公安部成立了专案组，共同督办此案。调查期间，专案组共查询了100余家企业和农户的账簿，公安部门批捕约40-50人。2007年底，专案组开展集中稽查，分别与涉案企业和农户谈话，取得了这些企业和农户承认违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举报其他农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口供。专案组认定涉案企业和农户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拟对其进行处理和处罚。我们接受了涉案公司(以下分别称“A公司”、“B公司”、“C 公司”……“G公司”)委托，代为提起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公司事实上并不构成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而是存在诸如通过居间人达成交易、现金流与交易存在差异等导致交易在形式上不符合票、货、款一致的情况。考虑到本案的重大社会影响，除依法进行相关程序外，我们也积极与有管辖权的税务机关及当地政府沟通协调，做到有理有据，据以力争。最终，税务机关未将本案的涉案人员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人员也未被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情形1：存在交易居间人根据税务机关调查的情况，B公司出售的一批煤炭货款由自然人甲某支付，但增值税专用发票却由Z公司开具。税务机关据此认定，B公司与甲某之间成立买卖关系，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与货款的流向不符，B公司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事实上，在本次交易中甲某的行为在实质上是我国民法所认可的商业居间活动，其目的在于促成B公司与Z公司的煤炭购销交易。甲某与B公司经理丙某是老乡，彼此熟悉，故Z公司委托甲某代为联络购煤事宜。Z公司与B公司签署销售合同并进行了货物交割后，Z公司委托甲某代为向B公司支付货款。Z公司提供了《授权委托书》佐证这一事实。本案中的法律关系为： (1)B公司和Z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购销合同由B 公司和Z公司签署，合同权利和义务由B公司和Z公司承担。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双方亦为B公司和Z公司。 (2)Z公司和甲某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甲某在Z公司授权的范围内，以Z公司的名义与B公司联络购煤事宜。甲某行为的后果由Z公司承担。因此，Z公司和甲某之间的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

武汉朱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朱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朱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审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我履行了律师职责，反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详细向被告人朱某某了解了案情，庭审中认真听取了公诉机关指控意见，根据本次庭审结果，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指控不能成立。为了更好的支持辩护人的这一观点，辩护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给予重视。一、朱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按照我国刑法体系的要求，当我们要追究某个行为刑事责任时，首先要查明是该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是否是这些要件的有机整体。当某个行为符合了某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其为犯罪，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是犯罪，更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在审理聚众斗殴罪时，首先要明确该罪的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目前审理聚众斗殴罪的法律依据：一是《刑法》第292条。二是公通字[2008]3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积极参加聚众斗殴的，应当立案追诉。”的法律规定。因《刑法》292条对“聚众斗殴”四个字未作任何解释和说明，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也没有对“聚众斗殴”法律含义进行界定。目前又没有相关“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的司法解释，而一些学者只是从字面意思来解释什么是“聚众”，什么是“斗殴”。为了准确界定“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确保司法统一，避免冤案、错案发生，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聚众斗殴罪”的由来及当时的具体法律规定。因“聚众斗殴罪”来自1979年的旧《刑法》，是从1979年旧《刑法》第160条的流氓罪分解出来的四个单独罪名之一，进一步深入到当时流氓罪司法解释当中，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有“聚众斗殴”的界定标准，该《解答》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界定为：“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明确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结合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第292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所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中得出聚众斗殴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二、犯罪主体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积极参加者”是指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者；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主观态势是出于私仇，争霸一方等流氓动机。客观方面表现为成帮结伙地斗殴，并造成严重后果。回到本案中，结合本案事实来分析本案是否具备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结合本案事实进行分析，为此先回顾一下案件发生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理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构成要件及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法条释义：一、概念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为他大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税收管理制度。（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已、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即使有货物购销或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已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虚开、是指行为人违反有关发票开具管理的规定、不按照实际情况如实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之行为。如没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却虚构经济活动的项目、数量、单价、收取金额或者有关税率、税额予以填写；或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开具发票时，变更经营项目的名称、数最、单价、税额、税率及税额等，从而使发票不能反映出交易双方进行经营活动以及应纳或已纳税款的填实情况。主要有：（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

群体刑事案陈某妨害公务缓刑

争地引起的群体刑事案件（妨害公务）一、案情简介 2010年11月，在广东省普宁市大某镇某工业园区。横某村村民三百余人聚众阻挠该镇道路施工，对施工人员、镇政府工作人员殴打，并阻挠、殴打出警的公安警员。该案情节虽不严重，但因人数众多并与国家机器对抗，群众私下传得沸沸扬扬。2012年2月，事发三个月后八名涉案村民以妨害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妨害公务事件是村民耕地被工业园区争用，补偿费用争议引发。因为是群体事件，并且政府对争地事件一直重视，加之两会召开之际，所以上级领导极为重视，指示一定要办好该案，办妥该案。本案公、检、法机关的相对重视，且涉案人员是基层村民，自行辩护的能力、水平有限，两者形成强烈对比。我作为最后一名被告陈某华的辩护人，也是本案唯一的辩护人参与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全部程序，为陈某华进行法律帮助和辩护。二、起诉意见书、起诉书节录起诉意见书指控如下： …… 经依法查明：2010年11月18日9时许，大某镇政府因某工业园建设发展需要，在大某镇横某村猫毛山修建英某山中心大道，2010年11月18日10许，犯罪嫌疑人陈某龙、陈某顺、陈某松、陈某春、陈某武、陈某华、陈某丰、陈某葵（在逃）、陈某斌（在逃）等人获悉后纠集、煽动大某镇横某村的村民，到普宁市大某镇横某村猫毛山施工现场，阻止大某镇政府修建英某山中心大道，并殴打政府工作人员陈某波，大某派出所接大某镇政府报案后，所长黄某伟带领民警王某彬等人穿警服，架驶警车赶至现场维持秩序，为确保陈某波的人身安全，大某派出所民警将其叫上警车坐着，避开村民视线，后犯罪嫌疑人陈某龙发现陈某波坐在警车上，便煽动村民围攻警车，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村民进行疏导、劝阻，但犯罪嫌疑人陈某龙、陈某顺、陈某松、陈某春、陈某丰等人还是强行推开派出所民警，把警车门拉掉（警车车门的修复费为人民币60元）后将坐在警车上的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山东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委托，指派XX律师担任被告人XXX被指控犯有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共犯，应对XXX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首先，被告人与甲某没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双方事前并无通谋。被告人与甲某在集市上约定接到甲的电话到某地点收牛的行为不属于事前通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12月28日关于对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者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本案中被告人只是与甲某约定被动地接到甲某的电话到事前不知道的不固定的多个地点去收牛，且约定时被告人并不知道甲某是否要实施盗窃以及可能实施盗窃的具体的盗窃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如何盗窃等内容。可以认定被告人XXX与甲某并没有事前通谋。其次，被告人与甲某并没有共同的盗窃行为。被告人并不知道盗窃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并没有到犯罪现场，也没有帮助甲某实施犯罪行为。而只是在甲某的盗窃行为完成后才被通知到某一地点收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特征，应当对被告人XXX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二、被告人有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一）被告人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到案后，如实揭发了甲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XXX有立功表现。请法庭依据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对XXX从轻、减轻处罚。（二）被告人有以下酌定从轻的刑罚裁量情节 1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不掌握其具体犯罪事实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使得本案得以迅速侦破，其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2 被告人积极主动地退还全部赃物，减少了被害人的损失。综上所述，被告人XXX的行为只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构成盗窃罪，同时XXX又有立功情节，请合议庭对以上事实和情节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辩护人：山东XX律师事务所年X月X日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有人认为：“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肆意挑衅，起哄捣乱，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一概念将寻衅滋事罪局限在公共场所是不正确的。目录概念特征基本性质 1、寻衅滋事罪的客体特征 2、寻衅滋事罪的客观特征 3、寻衅滋事罪的主体特征 4、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2、客观要件 3、主体要件 4、主观要件

认定本罪与非罪的区分 1、本罪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3、本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处罚几点思考概念特征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都是凭借自己或者自己一方的人多势众、力气强壮、凶狠残暴来“征服”对方，欺辱他人，以显示自己的强悍和无所顾忌，这类犯罪一般都发生在公共场所，但发生在非公共场所的情况肯定也是存在的。新刑法典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规定为四种： 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②追逐、拦劫、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首先，条文中所列举的第三种情形使用了“公私财物 ”这个字眼，那么进入居民私人住宅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无疑也应属于寻衅滋事罪。例如村民某甲，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纠集一帮“志同道合 ”者组成一帮，在乡里为非作歹，多次被公安机关拘

留。一日某甲又在农贸市场向某乙强要卖的西瓜，某乙不给，某甲遂窜到某乙家乱砸。这是一起典型的寻衅滋事案件，却发生在非公共场所。所以将寻衅滋事罪认定为必然发生在公共场所，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其次，条文中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明确强调“在公共场所”，那么由此似乎可以推知，对于其他三种情形来说，就既可以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在非公共场所，否则，在第四种情形中就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了。基本性质一、保护法益刑法分则规定各种具体犯罪，都是为了保护特定的法益；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只有明确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才能以该保护法益为指导理解构成要件，进而合理地认定犯罪。可以肯定的是，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一方面，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另一方面，刑法第293条项前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才成立寻衅滋事罪。但是，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满足于将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概括为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不仅不利于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为分则条文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法益，而非保护抽象的法

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题要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律师365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接受江汉区司法局委托，指派我为被告人徐某某提供法律援助。本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某某构成盗窃罪没有异议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已经涉嫌盗窃犯罪。因此，对指控的罪名没

有异议。二、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属于聋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行为固然为法律难容，理应惩罚，但被告人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自主控制能力较弱，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且其家人也表示日后会加强对被告人的看管和治疗，盗取金额也比较少，能够自愿认罪，积极悔改，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本人建议合议庭按照我国刑罚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被告人宽大处理，给予管制、或者缓刑的处罚，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促使被告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参考并采纳。辩护人：于XX

税务犯罪律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有效辩护要点

税务犯罪律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有效辩护要点贾慧平：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金牙大状学院院长暨职务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首席律师增值税发票类的刑事犯罪案件是属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一种经济犯罪，具体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之中，具体的罪名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六个罪名，由司法实践来考察，涉及增值税发票类的刑事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2016年6月1日，国家出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宏观考虑，全面实施了营改增的税制改革。营改增并非简单的税制转换，而是全新的税制改革，营改增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减

轻企业负担，促进工业转型、服务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虽然目前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种种的防伪税控系统监督，但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刑事犯罪案件并没有明显减少。面对日益增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值得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思考。本文便是笔者在办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过程中的一些辩护思考，以试图揭开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辩护的神秘面纱。一、何为增值税、增值税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增值税的概念。根据1993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4号发布，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由此可见，增值税是国家对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部分进行收税的税种，属于流转税的税种。根据该条例第四条规定：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以下简称销售货物或者应税

黄核云涉嫌妨害公务案(从轻处罚,终审改判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之二审辩护词

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主办：王思鲁律师涉及隐私，采用化名黄核云涉嫌妨害公务案（从轻处罚，终审改判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之二审辩护词尊敬的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经办人郭连新法官、本案其他合议庭法官及审判委员会各位委员：我受黄培金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贵院正在审理的黄培金等妨害公务案中依法给黄培金辩护。我们在侦查阶段已介入此案,并全程追踪到现在,对此案十分了解。本着依法辩护的原则和履行律师的基本职责,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已于2004年4月20日提交了 (200 4)粤环经法意字第140号“法律意见书”；于2004年5月17日提交了(2004)粤环经法意字第143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并附送了本案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条例、学理著述和权威判例等资料。在一审阶段，我们于2004年7月15日一审开庭后，整理、提交了“一审辩护词”；2004年8月3日，也就是一审法院2004年7月29日打印出判决书后的第四天，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关于黄培金等涉嫌妨害公务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这份专家论证意见书对此案作了详尽论证，并一致得出如下结论：泉州市公路局的扣车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泉州市公路局的执法超越了泉州市交通局的委托权限范围……。在任何单位对任何形式的欠缴通行费车辆均无扣押权情况下，泉州市公路局强行扣车、强行开车而引发冲突，黄培金等涉案人员的行为针对的不是“依法执行职务”，因而，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应属无罪（详见附件1）。在二审阶段，我们于2004年8月13日向贵院提交了律师代书的四位上诉人的“刑事上诉状”；于2004年8月23日向贵院提交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申请书”。鉴于上述意见对本案的相关问题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详尽的论述，鉴于从法律上看，这的确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案件，鉴于贵院法官质素较高以及业务繁忙，我们在此不再“老调重谈”，以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开庭前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赵XX，结合今天法庭调查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在主观方面，赵XX没有和张XX等人共谋盗窃电瓶三轮车，赵XX的主观意愿是想用购买张XX等人的三轮车再进行出售而牟取利益； 2.在客观方面，赵XX没有实施盗窃行为； 3.张XX等人的盗窃行为和赵XX的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如果收购赃物是张XX盗窃集团的组成部分，那么赃款也应由犯罪集团统一分配。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赵XX接收电瓶三轮车后，由其丈夫陈XX 高价卖出，从中每辆赚50-60元钱，并不存在销售赃物后与张XX等人共同分配赃款的事实。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盗车行为与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辩护人认为：收购赃物构成盗窃罪共犯必须具有事前通谋，并且对盗窃必须具有共同协商的行为，事后对盗窃分子所窃赃物予以收购。对“事前通谋”，应理解为“事前共同商议盗窃”。只是连续多次收购赃物不足以认定是事前通谋。本案中，张XX等人盗车前，与赵XX不存在谋划或合谋，赵XX只是知道张XX等人可能要去盗窃，但对张XX等人去盗车的时间、地点、作案的具体目标等均不知情；张XX等人盗车时，赵XX既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就每次特定的盗窃行为对张XX等人进行教唆、组织、或提供帮助（如指示作案目标、时机，提供作案手段，指引作案路线等）；张XX等人是在每次作案得手后才联系、商谈销赃。所以，赵XX主观上与本犯张XX等人事

盗窃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指派李渝生律师为被告人郑国强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辩护人对公诉人对本案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在此想就本案事实部分做两点说明：第一，被告人郑国强实施的盗窃行为是5次，而不是121次。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先后121次从他人账户非法转入金额30497元到自己的账户"，辩护人认为这一点与事实有出入，疑为公诉人的笔误。公安机关提供的对被告人的讯问笔录第39页和第40页载明，被告人从2000年4月27日至2002年6月中旬先后5次通过网上银行转账121笔，即是说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共作案5次而不是121次。第二，关于盗窃数额巨大的问题。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没有异议，但辩护人想说明的是本案被告人盗窃的具体数额是30497元，刚刚达到盗窃罪关于数额巨大的起点30000元，所以辩护人恳请合议庭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另外，本案中被告人具有如下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首先，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郑国强的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郑国强年龄较小，系初犯，以前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工作业绩也不错，系原工作单位培养的年青工作骨干。被告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平时法律意识不强和一时心存侥幸有很大关系。2001年4月27日，被告人在网吧上网通过网上银行取钱，因输错自己的"阳光卡"账号，发现与自己同期受赠"阳光卡"的持卡人没有及时修改密码，所有的卡只是卡号不同而密码一样。当时，被告人正面临结婚，需要大量花钱而手头并不宽裕，面对这次偶然发现的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被告人没能经受住考验，于是犯下了令他今天后悔没及的错误。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其犯罪的借口，究其犯罪的根源，应该说是由于挣钱少而又面对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的原因，加上他自己自我约束、控制能力比较差，再加上结婚需要钱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以上因素的促成，被告人可能不会走上犯罪道路，还有可能继续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青年。因此，可以认为，被告人通过自己懂得的一点计算机知识，利用受害人的麻痹大意，走上犯罪道路，只是一念之差，心存侥幸所致，比起那些惯犯，或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来讲，其主观恶性并不算大。其次，从犯罪后果来讲，本案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被告人只是秘密地侵犯财产权，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及人身权利构成危害。因每个受害人损失的金额较小，除有一位受害人报案外，没有其他反应，说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危害。另外，案发后被告人及其家属马上就退还了全部赃款，挽回了受害人的损失，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由于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后果。第三，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从庭审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能够顺利地得以侦破，被告人积极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整个案件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

2019寻衅滋事案件的立案标准是什么

2019寻衅滋事案件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在生活中，有许多年轻气盛的人难免会因为小事进行故意挑衅，进行斗殴打架，情形严重就会进展为伤人事件。对当事人和他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法律上如果滋事挑衅构成犯法行为，相关执行机构会相应要求承担责任。那您知道最新2018寻衅滋事案件的立案标准吗? 根据刑法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 ▲一、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该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1、行为的方式和手段。行为的方式和手段对危害结果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心理的伤害程度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时，应该考察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是否采用了公开或者组织的方式等。

2、行为的直接危害结果和间接不良后果。直接危害结果是行为直接对社会造成损害。间接不良后果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或间接引起的损害。行为人是否造成被害人自杀，是否引起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重要因素。 3、行为的时间和地点。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白天在公共场所的滋事活动当然要比晚上在荒郊野外的危害性大。 4、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表明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决定着行为人接受改造的难易程度。是否多次寻衅滋事、屡教不改，也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七条[寻衅滋事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产、生活，或者造成他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罚条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违反有关规范，使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第二百零八条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或者出售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一十二条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至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之罪，被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在执行前，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和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量刑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虚开的税款数额每增加3 000元或实际被骗取的税款数额每增加1 5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不满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不满5000元的，情节严重的，可以本罪论处，基准刑为拘役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冯明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犯罪活动一直较为猖獗，由于人们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理解各不相同，由此也导致了对于本罪犯罪构成，、虚开的理解、虚开数额、骗取税款数额、损失数额的认定、一罪还是数罪、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共同犯罪等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曾作出过司法解释，答复、发布相关案例、召开审判工作座谈会等形式，力求对抽象的规定具体化，统一认识，统一法度，量刑均衡，以保证在司法公正。尽管如此，司法实践的现状仍难尽如人意。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罪名的本质特征、行为特征、主观故意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解决实践中的一些困惑。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特征与认定 1、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客体问题正确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是最终确认该罪定标准的关键。笔者认为，该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一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二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根据刑法第三章第六节的规定，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应当属于主要客体。因此，如果虚开行为仅仅破坏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但未实际危及国家正常的税收活动，只能属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 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性质、既遂未遂问题

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之争。对于结果犯的观点，大家基本持否定态度，因此，问题的焦点是最终归结为行为犯和目的犯之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并未将行为人具有偷、逃税目的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因此，只要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并达到法律要求的程度就是完成了犯罪行为。至于行为人有无偷逃税的目的，以及行为人有无实际骗取、抵扣税款，并不影响犯罪的认定。由此可见，该罪属于行为犯而不属于目的犯。另一种观点同意上述观点的结论性意见，但同时认为，刑法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规定为犯罪，主要是为了惩治那些为自己或为他人偷逃、骗取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对于确有证据证实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构成诸如“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等其他犯罪的，应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行为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种既遂形态，属于犯罪停止形态理论范畴体系，目的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种类型，属于罪过形式理论范畴体系，因此，行为犯和目的犯并非一对逻辑上的全异关系的概念，而是属于交叉关系，两者并行不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既是行为犯，也是目的犯。尽管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并未将其规定为目的犯，但刑法将其规定为危害税收征管罪，具有偷骗税款的目的应当是该罪的应有之意。正如有的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并不妨碍对其进行目的犯的认定一样。质言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问题与性质认定问题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侵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的客体要求客观上决定了该罪的目的犯性质。尽管上述第二、三两种观点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性质的认识有异，但得出的结论一致，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虚开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因此，持上述两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对于实践中下列几种虚开行为，一般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

盗窃案辩护词

盗窃案辩护词盗窃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以来，我会见了被告人，详细查阅了案卷，今天又依法出庭参加了庭审调查，可以说，我对本案的了解是全面的。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被告周某盗窃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宣告被告周某无罪。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向公诉人质疑，供合议庭参考。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所谓事实清楚，是指构成犯罪的各种事实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真实的。这就必然要求：1、据以定案的单个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2、单个证据与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客观联系，而且具有相当的证明力。所谓证据充分、确实，是指案件的证明对象都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真实可靠，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这就必然要求：1、所有证明对象都依法收集到相应的证据;2、证明对象都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并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从而达到确然的程度。详细查阅案卷，就不难发现本案疑点重重，实难定案。起诉书指控我的当事人伙同易某某、李某某三人共同盗窃手机，而本案中除了孤立的证据李某某供述称被告人周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而易某某的供词和周某的供词却都证实周某在本次盗窃案中，周某案前并没有参与达成盗窃的犯意，也不知情，实施盗窃过程中也没有参与盗窃行为。虽然在易某某和李某某实施盗窃时周某可能知情，但是作为公民的周某并没有强制性的义务去揭发、去阻止。二、其他疑点 1、虽然本案被告人李某某的供述称，实施盗窃行为的是易某某和周某，假设该供述成立，试问如果作为是正常人而且在精神上没有问题的一般人在实施盗窃行为后，会否把自己所

被告人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被告人**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安徽皖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母亲**的委托，指派江石焰、陈文律师担任被告人周勇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查阅了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周勇，了解有关案情。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本辩护人不持异议。二、被告人**具有如下法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出生于1996年10月8日，公诉机关依法审查查明犯罪的时间为2014年7月27日，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本案为共同犯罪，被告人**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3、被告人**自愿认罪。本案中被告人**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其在讯问笔录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前后完全一致。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阶段，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4、被告人**及家人对被害人**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并积极的赔付了被害人**的各项医药费，被害人及家人对被告人已表示谅解，并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5、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被告人**与被害人之前认识，也没有任何矛盾纠纷。此次犯罪并没有提前预谋，完全是因为想在女孩子面前表现一下，临时约被害人见面，双方见面发生了语言冲突，刺伤被害人的行为并不是被告人所为，且所使用的匕首也不是被告人预先携带的，从而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不大，应酌情从宽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对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被告人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且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较小，又有悔罪的意愿，被害人表示谅解。且从《刑法》的立法宗旨来看，惩罚只是一种对犯罪的处罚手段，而其最终目的是让犯罪分子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为此，本辩护人恳请法庭能给被告人一个悔过从新的机会，对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望请能予以采纳。谢谢辩护人：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