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sy_miller
亨利·詹姆斯是十九世纪英美文学界中的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小说以及文学批评在当时备受关注，他的创作手法新颖独特，见解独到精辟，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众所周知，亨利·詹姆斯主要以其国际主题小说的创作而驰誉文学界。1879年，《黛西·米勒》一书的出版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他“国际主题”小说创作的成名作。究其成功的原因，我们认为除了作者在小说叙事技巧及审美关注点所作的尝试及革新外，关键在于作者所赋予其作品的思想精髓。小说《黛西·米勒》以欧美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为轴线展开，因此本文从对比分析冲突入手，旨在揭示与挖掘作者赋予小说《黛西·米勒》的思想精髓。
一、关于人权平等的观念亨利·詹姆斯生长于美国，深受美国资本主义民主观念的熏陶，崇尚自由与平等，他关于人权平等的观念在《黛西·米勒》中有所体现。女主人公黛西平等待人、不分贵贱等级。对于花钱雇来的旅游随从尤金尼奥，她一家人都平等对待。而在欧洲人看来花钱雇来的随从等同于下等人，是不能与雇主平起平坐的，所以科斯特罗太太认为“她们待那位陪同就像待一位熟朋友——好像他是个上等人”，（P47）真是极不可思议。等级观念在像她这样的欧洲贵族阶层的心里是永远不可忽视的，等级性是其明显的社会标志。在等级社会里，人的自然本性被忽略了，一些宗教观念甚至将人性等同于神性,将人的自然本性忽略不计。十六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兴起便是对这种人性现状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具有自然本性又具有社会性，“人性是一个系统综合体，人把自己规定性的各方面属性，如社会的、生物的、精神道德的、理性意识的等等方面，表现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突出人的中心地位的思想潮流不可阻挡，小说中黛西的做法便反映了作者的先瞻性。与欧洲人的做法相反，她会征求这位随从的意见，她会主动地跟他打招呼。乔万尼利在温特伯恩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冒牌绅士，没有头衔，地位卑微，是一个“给一个便士就写上一行的小文人，再不就是个三流艺术家”，（P121）黛西却不在乎这些，她并没因此瞧不起他，断绝与他来往。于是在与沃克太太争执时，黛西选择留下来与乔万尼利一起走。因为她觉得把他一个人留下来就是歧视他，就是不平等地待他。而黛西更多的时间和乔万尼利呆在一起，却没有选择温特伯恩，也正是由于乔万尼利能够像“绅士”般地平等地对待黛西、尊重黛西。等级观念上的冲突使得她不为那些欧洲人接受，也因此受到了他们的鄙视，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黛西是詹姆斯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她的原型来自美国。美国人倡导平等、自由、独立，他们赖以建国的精神支柱《独立宣言》向世人吹响了人权平等的号角：“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了人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詹姆斯身上处处渗透着美国“血统”，他以美国人的视角审视了欧洲落后的人性现状，并对此进行了揭露与批判。美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平等自由，这在作者看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超前的。人权平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规定了的。人文主义者的先驱薄伽丘认为人类的自然本性是无法阻挡的，并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得出一个根本的道理，即“人类天生是平等的”。人的自然本性规定了人平等独立的个体性，规定了人的天赋人权，人都是一样的，没有贵贱等级之分，平等独立是人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人的自然本性是不可被否认的，是人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便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詹姆斯所提倡的，是美国民族优于欧洲民族之所在。作者这一关于人权平等的思想在小说《黛西·米勒》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关于人性解放的观念如果说等级观念使得黛西不被欧洲人接受，那么欧美人在女性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便使得黛西一步步地被误解，以至于她的所作所为被视为“轻浮”之举，从而使她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从温特伯恩这个典型的欧洲绅士眼里读者们可以看到欧洲女性地位现状：“一个美丽的少女，一边从一扇古老的罗马式窗子里向外张望，一边焦急地问自己：温特伯恩何时才能到来”，（P97）那里的女人们是不能主动追求属于她们自己的幸福的，她们不能随便出入公共场合，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得有父母或其他已婚妇女陪同，而欧洲的男人们却“可以认识任何人，可以和任何人交往”，可以为所欲为，“男人有这种权利”。
(P93)当温特伯恩和她谈到意大利姑娘不能和男人在大街上散步时，黛西庆幸地说道，“谢天谢地，我不是意大利姑娘。就我所知，意大利姑娘的生活真是无聊透顶”，（P147）认为那儿的规矩该改改了。欧洲社会对妇女在道德上的约束在黛西看来是不公平的、不人道的。黛西一般独自参加舞会、宴会等，她自称她在美国有很大的社交圈，有很多男性朋友。她选择在人多的地方会见温特伯恩，选择在熙来攘往的罗马大街上与两位男士一起去平齐花园，而作为母亲的米勒太太对此也很少管束。不同的男女人权观念，不同的女性道德观是导致温特伯恩对她错误定性的主要因素，以至于黛西被定性为“卖弄风情的女子”，正是这样的定性使温特伯恩决定放弃对她的追求，于是在竞技场那一幕，他对她说：“现在我相信，你订了婚也好，没订婚也好，没什么不同”。（P185）如果说她的美国同胞科斯特罗太太的拒见、沃克太太的冷落与孤立还不足以摧毁黛西的自信和自尊，但是温特伯恩对她的错误定性、一个她所喜欢的人的误解却足以将她的自信和自尊摧毁，足以使她自暴自弃，这就是为什么黛西置疟疾不顾，执意要去罗马竞技场的缘故。任何人都能读出黛西的气愤和怨恨，作为女人，其人格尊严上受到的侮辱对她们来讲无异于对她们的毁灭，这就是为什么黛西在死后托她母亲务必捎话给温特伯恩说“她从来没有跟那个漂亮的意大利人订过婚”，（P189）以纠正她在温特伯恩心中的形象，还自己以清白。而温特伯恩他们并不知道黛西的做法在美国根本无需大惊小怪。后来他意识到“我是注定要铸成大错的，我在国外住得太久了”。（P195）错已铸成，读者们想必对黛西的遭遇会报以同情，同时更会对她作为女性在女性解放方面所作的抗争钦佩不已。从人的自然本性的角度上来讲，男女两性是平等的，与男性享有同等自由的权利，是女性作为人来说不可剥夺的权利。劳动分工使得男女两性由于生理上的差别分别从事适合他们的劳动，使得男性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社会里占了上风，慢慢地这种体力上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使得男女两性在社会地位上有了差别：经济的独立让男人尊于女人，其结果是女性长期遭受禁锢，而男人们却享有各种特权。“我们所有的制度、我们传统的观点、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习俗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享有特权的男人为了男人主宰的光荣，在决定着它们，维持着它们”。男性地位已牢不可摇，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类必将更加关注人性问题，而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更加需要社会的关注，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的制度、法律、道德、习俗等的约束其根本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及压制。作者曾经在《现代妇女》中说过：对我们来讲，从一种高的起点来度量女人，再挥着长鞭用粗俗的话语将女人逐回古代妇女的那种境地，是极其荒谬的。女人们的华丽标志着她们自由度的提升，而这种自由度的提升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詹姆斯笔下的黛西外貌美艳动人，行为“张扬独立”，这被当时的欧洲人及被欧化了的美国人视为一种“华丽”。实际上，从作者詹姆斯的角度来看如果这种“华丽”能够被人们接受的话，那么这便是社会的进步，是社会在人性观上的进步，因为女人们的“华丽”是正常的，是女性本应享有的权利。詹姆斯的作品引起了女权主义者们的关注，“詹姆斯对许多美国女权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值得瞩目的人物，她们在他的作品里发现了他对族长制文化对女性禁锢的披露，及对当代社会使妇女的社会及心理状况合理化的禁欲主义的披露。他是十九世纪反映族长制文化中妇女的从属地位的心理影响的代表作家中的先驱”。《黛西·米勒》中这种发生在女性道德观念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温特伯恩为代表的欧洲人对黛西这一中心角色的判断与观察上。他们对她的定性是以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族长制文化对女性在伦理道德上的规定为标准来衡量的，从人性的角度上讲这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这样的文明是有瑕疵的。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尊重女性、提升妇女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
三、关于人性完美的观念等级观念的差异使黛西被排除在欧洲上流社会之外，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使黛西成了所谓的“卖弄风情的女郎”，而文化修养上的差异使得黛西被划入“没文化者”之列，以黛西为代表的美国人也因此受到了欧洲人的鄙视。欧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新生的美国颇有点铜臭气，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出现了一些
暴发户，这一时期美国人有着拜金主义的倾向。金钱往往容易使人性堕落，以何抵制这种社会大环境中的人性中的弱点？马修·阿诺德曾提出用希伯来文化(Hebraism)和希腊文化(Hellenism)共同来完美人性。希伯来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对人的行为的关注，要求人的行为要严格遵循一定的道德典范。希腊文化的特征是人应该具有不带任何政治或宗教偏见自由客观观察事物的能力。“詹姆斯的小说里很多地方借鉴了阿诺德的观点敗 7]温特伯恩、科斯特罗太太和沃克太太他们是长期居住在欧洲的美国人，他们身上体现着希伯来文化特质：严格遵循社会道德规范，有着明显的清教主义思想传统，严格自制。希伯来文化的动力是为了克服人性的罪恶,克服自我的欲望，尤其是抵制外物对肉体的诱惑。用这一标准来判断，他们眼里的黛西不是个好女孩，她身上的美好的东西被认为是卖弄风情女子的特质，他们用严酷的道德自律来抵抗人性中的弱点显然是有悖人性原则的，是不人道的。诚然，希伯来文化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也许是可行的，是有现实意义的，而且人作为社会人，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的约束，詹姆斯并不反对这一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状况。黛西所遵循的是新时期美国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与欧洲人以及住在欧洲被欧化了的美国人的观念肯定是错位的，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在此，小说《黛西·米勒》体现出了作者所借鉴的马修·阿诺德的思想，即把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完美人性的目的。与希伯来文化不同的是，希腊文化强调用知识、艺术及阅历来提升人的心智和审美能力，从而达到抵制人性弱点的目的。事实上，当时的美国人已经有了希伯来文化的传统，他们所缺少的是希腊文化所看重的“知识”和“阅历”。詹姆斯曾经这样描述美国社会的“浅薄”：“（美国）在欧洲意义上讲还算不上一个国家，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名称而已，更不必说什么王权、法庭、信义、贵族、教堂、文学、小说、博物馆……以上所列可能就是美国文化的缺失”。[8]由此，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小说中的美国人常常表现出这种知识阅历的欠缺。温特伯恩评论黛西时常常会用“平庸无知”、“未开化的”之类的词眼，黛西竟然会问温特伯恩：“你看意大利会有好教师吗？”（P27）她弟弟兰道夫认为“美国糖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糖！”（P11）他问：“（意大利）那儿能买到糖吗？”（P19）再比如她和她弟弟经常会用到一些夸张的词语，“美国男人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P13）“我已经这么久没吃糖了——有100个礼拜了！”（P19）“欧洲真是非常非常可爱”。(P29)此类的例子很多，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黛西话语中很多类似于“perfectly，tremendous,lovely”等的修饰语，而这些夸张的词语形象地刻画出了美国人性格中单纯幼稚的一面，他们的天真幼稚，“判断力”和阅历的缺失流溢于字里行间。另外，所到之处，黛西特别喜欢去游览的名胜古迹例如古城堡、博物馆、凯撒宫、竞技场等，在罗马，她对一些名胜古迹的历史典故几乎一无所知，这里不难看出作者所塑造的美国人在文化积淀上对欧洲的崇拜和向往，折射出美国社会的“浅薄”。在詹姆斯看来美国人天真、率直的性格固然是好的，但他们在“心智”、“判断力”等文化修养方面是有欠缺的，而这恰恰是弥补以道德自律抵制人性弱点的不足所不可缺失的。人性的完美历来是无数哲人的追求，也是他们经常思考和谈论的问题。作为一名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他看到了美国内战后社会大环境中人性堕落的趋势，因此在作品里他表达出了完美人性的愿望。
中篇小说《黛西·米勒》(Daisy Miller)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 - 1916)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说于1879年一经问世，即刻引起了轰动，使亨利·詹姆斯一时名声大噪，从而也奠定了他作为杰出小说家的国际地位。小说在当时英国的《康希尔》（Cornhill）杂志上发表后销量猛增，还被改编成了剧本上演。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威廉·豪威尔斯（W. D. Howells）这样来形容该小说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人人都在讨论这部小说，以致于社会上都分成了两派——米勒小姐派和反米勒小姐派”[1]。马库斯·康力夫更是对该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亨利·詹姆斯的所有作品中，曾令广大公众激动、具有广泛影响的大概只有《黛西·米勒》一部”[3]。就连作者此后的作品也常常被刻意注明该作品是出自《黛西·米勒》的作者——亨利·詹姆斯之手。
《黛西·米勒》之所以能轰动一时，原因之一当然在于作者塑造的那位跃然纸上的女主人公形象——自信独立而又天真单纯得在欧洲人眼里近乎幼稚粗俗的美国女孩黛西·米勒，以及贯穿于作者大部分作品、以欧美文化为背景的“国际题材”。詹姆斯以其特有的清新隽永的风格刻画了美国人与欧洲人交往过程中的矛盾，来表现新旧大陆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所以多数人在评论该作品时几乎都会把目光投在小说那脍炙人口的主题上，即通过一位自由随性的美国女孩——这朵楚楚动人的“雏菊”在欧洲文化环境下的凋零来淋漓尽致地展现欧洲与美国、男人与女人、老年与青年、世故与纯真之间的强烈矛盾冲突。此外，同时作为文学理论家的詹姆斯在该作品中所大胆尝试的独特叙事技巧——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或者叫固定内聚焦也是人们关注的要点之一。有人甚至认为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吸引众人的成功之作，与詹姆斯在小说的叙事技巧上的革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事实上，笔者认为对于该小说诸多的评论都忽略了作品的另一个隐含的主题。如果说黛西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的话，那叙事者温特伯恩无疑就是里面的男主人公，小说自始至终让读者看到了他为理解黛西所作的努力，也正是透过他的视角，读者才了解了由黛西所代表的纯真在那些世故的欧洲人和已经欧化的美国侨民中是多么危险。从这点意义上讲，《黛西·米勒》虽然表面上是温特伯恩对黛西的研究，实际上还隐含着作者在对温特伯恩进行的研究。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黛西的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关于温特伯恩试图理解黛西的努力最终走向失败的小说。
作者在小说一开始便提及有关温特伯恩待在日内瓦的传闻：“他之所以长期待在日内瓦，是因为他迷恋上了住在那儿的一位女士——一位外国女士”[4]（P7）。但直到小说结尾作者也没有披露温特伯恩留在日内瓦的真实原因到底是在那里读书呢，还是确实是因为和那位女士有关。作者似乎在这里是要有意模糊温特伯恩对日内瓦的留恋。然而，仔细品读就不难发现作者隐藏在表面主题下的另一个主题，即长期旅居欧洲的美国侨民因游离于本土文化所面临的那种潜在的“文化断根”危险，不知道自己归属何方，为何而走，又为何而留的飘忽不定感注定将成为他们内心永久的痛。以此看来，小说就是一部温特伯恩的寻根记，记录了他无功而返的漫漫寻根路。黛西的出现犹如一股散发着新世界纯真气息的清风，激发了温特伯恩的寻根渴望，而他在黛西死后重又回到日内瓦的举动说明了他求索之路的彻底失败。
小说以温特伯恩在瑞士的一个如画小镇——韦维邂逅旅居欧洲的米勒小姐开场，两人约定在意大利的罗马再次相会。相识不久，黛西便毫无顾忌地对温特伯恩大谈她在美国的那些风流潇洒的男朋友，并抱怨欧洲社交生活的乏味。更让温特伯恩感到不解的是她还急不可待地约他一起游览锡庸城堡，并要他在在旅馆的门厅等她。这位年轻姑娘的种种有违常理的举动自然让周围的人为之侧目，但她似乎对此毫不在乎，照例我行我素。到罗马后，温特伯恩发现黛西社交广泛，尤其与一位意大利青年乔万尼利先生交往甚密，这种悖逆当地道德观念和世俗传统的做法招致了世人的非议与摒弃。黛西的坦率令老练的温特伯恩感到困惑，她到底是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还是一位卖弄风情的放荡女子？这个贯穿于小说的悬念不仅紧扣
住了读者的心，更驱使温特伯恩想进一步去了解黛西的性格和为人，这种探询、交流、猜疑、理解的过程正是这位已深深浸淫于欧洲文化的美国青年对于已经令他感到陌生的本土文化的探寻。
韦维似乎是温特伯恩寻根旅程的一个最为合适的起点站。“这里那里时常有一些‘时髦’女郎轻盈走过，滚着细薄荷叶边的长裙发出唏唏簌簌的声音；早晨常听得见节奏明快的舞曲，而尖声尖气的说话声则随处可闻”[4]（P5）。这些“美国式特点”或多或少把他带入儿时的记忆之中，让他想起那个他很小就与之分离的祖国。与韦维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那个古老而灰暗的城市日内瓦，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文化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凝聚欧洲古老文化和历史积淀的礼教圣地。这个深受加尔文教义影响的城市处处透着清教徒式的刻板，而温特伯恩却在那里结交了许多朋友，还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4]（P7）。显然，温特伯恩和韦维这座“带有美国海滨胜地的某些特色”[4]（P3）的小镇所体现出的自由气息之间的情感距离被作者诠释得一目了然。因而他的寻根之旅从一开始便打上了美国和欧洲两种不同文化间冲突的烙印。
韦维镇相对自由的氛围让温特伯恩的行为有了些勇敢的尝试，当他第一次见到黛西·米勒时就被她的美丽完全征服了。黛西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直率简单的特质及其无拘无束的行为方式更是激起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自由和纯真的渴望。黛西的魅力在表面上对他是异性之间的吸引，但她的清新纯真也唤起了他对一种文化的向往，所以他挣扎着试图从美国文化的角度去解读黛西的行为举止，一直摇摆于黛西究竟是一位“天真与粗俗的奇妙混合体”[4]（P89）还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子。尽管他清楚“在日内瓦，除非在某些罕见的场合，一个年轻人是不能随便同一位未婚的年轻小姐攀谈的，”[4]（P15）但他还是做出了有悖于日内瓦行为规范的举动。但随后他又马上自责起是否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对于黛西因自然、率直和单纯所导致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言谈举止，温特伯恩除了震惊之外，在本能上是根本无法接受的。因而他常常会不自觉地用其熟悉的欧洲价值观去判断周围的世界。他也只能根据“日内瓦人的看法”[4]（P31）对黛西进行归类，而且“温特伯恩终于替黛西小姐找到了合适的评语，心中不免十分得意……他暗自思忖：同这样一位喜欢卖弄风情的漂亮的美国姑娘交往，有没有一定的规矩和限度呢？”[4]（P35）温特伯恩对黛西的怀疑和误解可以折射其精神家园日内瓦对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欧洲文化已经把他塑造成了具有浓重加尔文教派气息的人。
尽管在温特伯恩身上时时显现出他对欧洲价值观的背叛痕迹，但他绝非是这种价值观的背叛者。就是那些所谓的背叛行为也是底气不足，并且稍纵即逝。由于对黛西的看法缺乏信心，他就只能去求助于他的姑妈考斯泰洛太太，显然这位长期旅居欧洲的女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尽管“他在日内瓦学会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疏忽怠慢自己的姑母”[4]（P43），但他一直固执地认为黛西是个单纯的姑娘，甚至对于姑妈对黛西及其家人的种种指责和非议，他也是置之不理。正如他上一个对日内瓦规范的背叛行为一样，这次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要带黛西去锡庸城堡。他这种对日内瓦价值观的背叛令他的姑妈惊诧不异，甚至作出了不跟黛西见面的决定。温特伯恩的这次尝试表明了他试图想要打破欧洲传统文化带给他的精神桎梏的努力，因为“在象他这样的年轻人看来，这次出游是一种越轨行为——一种冒险”[4]（P81）。作者似乎是有意安排这样一个和瑞士民族英雄波尼瓦尔密切相关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来推动温特伯恩在其寻根途中跨出一大步。然而，尽管我们看到了温特伯恩内心那闪烁着的追求纯真的希望之光，但他远非是欧洲价值观的背叛者。面对扑面而来的具有典型美国特征的自由和单纯气息，温特伯恩的表现只是没有他姑妈势利而已。一方面，他认为黛西是个爱卖弄风情的女子，同时他又在她身上看到了那种欧洲人少有的单纯。“自他懂事以来，还真没有遇到过如此个性鲜明的美国女孩”，她不同于他认识的那些“危
险、可怕的”[4]（P33）欧洲风流女人。同时体现在他身上的美国情结和欧洲文化的烙印，注定使他要在他的寻根路上带着疑惑摸索前行。对于因考斯泰洛太太的拒绝而带给黛西的伤害，他除了感到“又是震惊，又是难过”[4]（57）之外，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是“在口头上牺牲自己的姑母”[4](P59)。这是多么软弱无力而有不情愿的背叛行为啊！而他在锡庸城堡之行过后的第二天回到日内瓦的举动，似乎不言自明地表明他在为自己这次勇敢的离径叛道行为作出补偿，由此也为他这次寻根路的最终失败做了铺垫。
如果说韦维镇的自由氛围激发了温特伯恩对本土文化渴望的本能，古老、沉闷而又刻板的罗马则可以说把他之前的那些美好愿望击了个粉碎。在韦维如果哪位年轻人和某个年轻小姐关系亲密的话，至多也只会招致别人不中听的品头论足，但在罗马就会遭到无情的排斥和唾弃。也正是在罗马这样一个浸透着刻板传统的城市，温特伯恩开始一步步地回归他的精神家园，离黛西越来越远，同时离他原先沿循的寻根之路也越走越远了。
其实在罗马温特伯恩的内心对于黛西的本质交织着矛盾，黛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他的内心一直在怀疑和相信之间左右摇摆。就在他到达罗马后，听到考斯泰洛太太对于黛西及其母亲的批评和指责，此时他的反应“他们不太懂人情世故──也可以说，他们太天真了”[4]（P95）与其说是在为黛西本人辩解，倒不如说是在捍卫他自己对于黛西的那点几近崩溃的信念。当沃克太太为了挽救黛西不让她被认为是个放荡的女子而试图说服她不要和那位漂亮的乔万尼利先生一起散步时，却得到了黛西的断然拒绝，此时温特伯恩还是坚持认为她并非是天性粗俗，“她唯一的错误就是她太不拘行迹了”[4]（P135）。但他对于黛西的纯洁天性的信念却从来就没有战胜过他对于她的怀疑，就在听沃克太太说起黛西和那些意大利男人的种种交往时，他立刻就想到要去拜访她。令他自己也倍感失望的是，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黛西并不是个行为检点的女孩。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平齐花园，当他面临象征着欧洲价值观的沃克太太和代表来自他祖国文化的黛西时，尽管他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陪伴黛西，但他最终还是抛下她选择登上了沃克太太的马车扬长而去。他在离开黛西的同时，也抛弃了他祖国的文化价值观，或者说由于根深蒂固的欧洲文化的影响，他已没有能力让自己去接受其它价值观了。当黛西问他是否她应该上沃克太太的马车时，他居然建议她最好听从沃克太太的安排。在他眼里欧洲的价值观显然要比美国价值观更文明更优越。他的这种对于本想背叛的欧洲价值观的回归也可从他对沃克太太的态度上看出。平齐花园事件发生后，黛西已在当地社交圈被彻底地边缘化了，甚至连一向接纳她并想方设法挽救她的沃克太太也开始对她冷若冰霜。对于黛西所遭受的这种耻辱，温特伯恩的心“虽然被深深地触痛”[4]（P153），但他也只不过轻描淡写地批评沃克太太的做法太过狠心了。此时他已被周围的人同化，坚信黛西确实是个轻浮的女子，她也确实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就是至此温特伯恩还没有完全放弃他试图理解黛西的努力，直到有天晚上他在罗马竞技场看到黛西和乔万尼利先生，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他原先的精神家园，他感到的是“一种解脱”[4]（P179），现在他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精神回归了。“就像黑暗中忽然出现一道亮光，把黛西令人捉摸不定的行为照得透亮，迷已不难解开。原来她是这样一个女子，无需一位绅士费尽心机去尊重她……他为自己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如何正确看待黛西·米勒小姐而生气。”[4]（P181）至此他对黛西本性的“坏”已笃信不疑，他完全站到了有考斯泰洛太太和沃克太太为代表的那些势利的美国侨民一边，用在日内瓦清教徒教义氛围熏陶出的严厉和刻板去评判周围的一切。他只会用日内瓦过多地赋了他的僵化和冷漠去面对生活中浮现的任何一丝人性光辉，他在这个清教徒教义的泥潭中已陷得太深，使他不可能再去赢回所失去的一切——他的本土文化归属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能真正领略到并欣赏黛西身上的那种新世界特质的，不是那些像温特伯恩一样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相反却是乔万尼利这样真正的欧洲人：“她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姑娘，也最可亲……还最纯洁”[4]（P191）。
黛西这朵纯洁的雏菊似乎注定只能永远开放在罗马城墙下的一个角落。雏菊的凋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移植到了一个不适合“她”生长的环境。与其说黛西是被千年积淀在文明古城的瘴气吞噬的，不如说是被欧洲古老习俗迫害至死的。作者在此要证明的是19世纪追求自由奔放精神的美国习俗与崇尚文化教养的欧洲风尚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以温特伯恩为代表的美国侨民对黛西的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在温特伯恩一直为这位来自美国的小姐的本质好坏感到担心之际，他自身的行为其实也体现了一种邪恶”[2](P105)。温特伯恩最后也不得不要承认他寻根之旅的失败其实归因于他在国外所受到的教育：“我是注定要铸成大错的，我在国外住得太久了”[4]（P195）。他未能完全跳出欧洲文化的束缚，是以欧洲文化所赋予他的准则去解读黛西的言行，解读体现在黛西身上的新大陆美德。最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重新回到日内瓦，宣告了他寻根努力的彻底失败。日久游离于祖国文化，而由日内瓦所代表的欧洲文化深深烙在他身上的印记——传统、禁忌、规矩，已让他无望摆脱那些固有的欧洲价值观，因而也无力理解祖国文化的内在本质。可以说他错误判断的不仅是黛西个人的本质，更是他内心可能热爱的一切——他所远离的美国文化。温特伯恩的这段心路历程不正好揭示了游离于本土文化的危险性吗？也许这也正是亨利·詹姆斯的担心或是他给世人的警示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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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库斯·康力夫，美国的文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P205
[4] 张霞（译），张培基（校），Daisy Miller 黛西·米勒（世界著名中篇小说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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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docs.net/doc/b016281145.html,/p-1480943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