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上）

摘要：根据对中国城镇化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发现，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适，不慢也不太快。通过定性分析和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估计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城镇化率仍将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城镇化速度，城镇化前景

一、引言

中国城镇化的状况到目前为止，水平是高还是低，速度是快还是慢，是滞后还是超前，变动的趋势将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激烈争论。对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理论界大致上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城镇化率年增长1.4%，速度太快，城镇化率已达60%，太高；二是认为速度1%以内，基本适合，城镇化率45%左右，也不高；三是认为城镇化率仍然偏低，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超过1%并不过快，应加快城镇化进程。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也有三种不同的估计。我们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合理分析和比较准确地

判断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有效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在国家已经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今后若干年的主要任务之一的情况下，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作深入实证分析。城镇化现状不仅包括水平、速度，而且涉及城镇化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属于的类型、具有的特征、地区差异、健康状态、城镇的数量、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城市集中与分散，是否形成城市群、带、网）等多方面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中国城镇化水平、速度和发展趋势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城市化或城镇化（Urbanization）是指第二、三次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Urbanization”一词一般译为“城市化”，主要用于说明国外的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由于“Urban”包含有城市（city）和镇（town），世界上许多国家镇的人口规模比较小，有的甚至没有镇的建制，“Urbanization”往往仅指人口向“city”转移和集中的过程，故称“城市化”；中国设有镇的建制，人口规模不少与国外的小城市相当，人口不仅向“city”集聚，而且向“town”转移，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一个特点。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外国的城市化或者一般而言的城市化不同，必须注重发展小城镇，为了显示这种与外国的差别，有学者（辜胜阻，1999）把中国的“Urbanization”译为“城镇化”。中国的城市化称之为城镇化，而且被官方采纳，国家的相

关文献中都采用“城镇化”一词；但也有部分学者坚持统一用“城市化”。为了反映这种复杂的情况，本文分别情况，既用了城市化，又用了城镇化，讲中国城市化时用“城镇化”，指国外、一般而言或原作者的说法，则用“城市化”。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从上述城市化内涵和中外情况的说明中可见，城市化与城镇化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本文在中外城市化水平和速度的比较中涉及到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和数据时，外国的一般包括小城市的人口，中国则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包括建制镇的人口，中国的建制镇基本上相当于外国的小城市，所以应该具有可比性。

二、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及其合理性

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9.04%，1996年达到30.48%，比1995年提高了1.44个百分点，到2007年城镇化率达到44.94%，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其中，“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期间，年均城镇化率分别为1.43和1.35，远远高于“六五”计划至“八五”计划期间的城镇化率（见表1）。

对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合理性，理论界存在着很大分歧（白

南生，2003）。占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比较，中国同国际经验的比较，以及政府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夏小林、王小鲁，2000；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朱铁臻，2000；孙永正，1999）。另一种意见觉得前者夸大了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大体合适，只是略微滞后。他们的理由是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没有算在城市人口中，所以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这种意见认为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创造的，应当把这些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人口也计算进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据计算，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加上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的劳动力有2.15亿人，加上供养人口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0.4%，他们是隐性城市人口，即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已达60%以上，同国际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城市化了（邓宇鹏，

1999；姜波，2004）。

第二种意见可能对统计数据有误解。如果是年度数据，虽然有可能漏记无户口但已常住城市的农村人口，从而有缩小城镇人口的倾向，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数据将城市郊区（不算县）的农村人口计入“城镇总人口”，从而也存在扩大城镇人口的倾向。这两部分人相抵后，差额就没有那么大了。如果是人口普查数据，则城镇人口中已包括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

务工经商者。

第三种意见有更大的误解。首先，把工业产值的构成作为衡量城市人口的标准，是不准确的；而且，乡镇企业员工中的相当大部分仍然生活在农村，就是外出打工者也有部分是短期的，不应计算为城市人口。这种观点把乡镇企业员工及其居住在村庄的家属等同于城镇人口，将就业的非农化等同于人口的城镇化，扩大了城镇人口的范围，夸大了城镇化水平。

判断城市化率是高还是低、是超前还是滞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速度的快慢，本文与普遍的做法一样，都是主要采用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指标，用城市化率的高低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用城市化率在一定时期内变动的多少来衡量速度的快慢。但是仅仅通过城市化率还不能完全反映城市化的总体状况，因为城市化还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健康城市化与病态城市化之分，全面衡量城市化状况，还需要比较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还要看是否存在“城市病”和“农村病”及其严重的程度。判断城市化是超前还是滞后，则属于衡量城镇化水平或城市化率的高低是否合理的主要方面，这里的城市化“超前”与“滞后”是相对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的。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的不同，城市化可分为适度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适度同步城市化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滞后城

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TT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判断城市化是超前、滞后，还是适度，主要看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相互关系、判断城市化是否合理，既可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否存在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这里我们选取多种参照指标，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

1.与同一收入水平下的常态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

后

霍利斯·钱纳里（H.Chenery）等（1988）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在常态发展状况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平均的城市化水平。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这一“发展模型”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偏差逐年扩大。以1999年为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根据钱纳里“发展模型”推算中国城镇化水平应为60. 1%左右，而中国城镇化水平实际仅为34.78%，低于理论值25.3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具体情况

见表2。

2.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二者存在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钱纳里等（1 988）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快于城市化，但当二者达到13%的水平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将快于工业化，并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是，我们把相同人均CNP下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和中国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却发现，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值均为正数。具体情况见表3。

我们把表3中中国和钱纳里“发展模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绘制成图形（图1），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与世界一般水平的差距。在国际一般模式中，钱纳里偏差一直在0轴之上，即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是，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随工业化加速推进，且城市化的水平会超过工业化的水平。与之比较，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中国偏差一直在0轴之下，即城镇化水平要低于工业化水平，偏差值最高达到-26.38个百分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人均GNP200美元，即19 78年左右才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呈下降趋势。1999年偏差为-11.8个百分点，比1978年减少了14.58个百分点。但直到2002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还为-5.71个百分点，仍然为负值，城镇化滞后的状况虽然得到了改善，

但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从新中国历年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及二者的偏差系数，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城镇化的滞后状况和变动趋势。具体情况见表4和图

2。

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今，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反过来讲，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反映在偏差系数上，在所有年份均为负数。但同I时还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逐年缩小，到2006年二者只有5个百分点，偏差系数只有-0.10，城镇化滞后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业化率还可以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计算，以此工业化率计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或偏差系数Ⅱ），不是负数，而是正值（简新华，2007）。能否以此判定中国城镇化不滞后呢？我们认为，不能。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因为，其一，从国内看，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没有相应地带来农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反而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

不前。其二，以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计算的工业化率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的偏差系数虽然也是正值，但与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相应偏差系数相比，中国的偏差系数也低得多（见表5），这也说明与常态城镇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3.与非农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

城市化过程也是非农化过程，城市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

就业。因此，能够综合反映二、三产业就业状况的非农化指标，也是衡量城市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照系。非农化指标可以用非农产业的产值比率或非农部门就业比率来表示。为了减少篇幅，这里只采用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非农就业比率是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之和占全社会从业人口的比率，反映的是人口就业的结构及其转换的程度。

非农化既可以在城市进行，也可以在农村进行。如果农村非农化形成高潮，就会出现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大大超过城市人口比率的状况，这种状况也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一般情况下，国际上经常根据非农就业比率（N）与城市化水平（U）的比值N／U的大小来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在钱纳里“发展模型”中，城市化率虽然低于非农就业比率，但二者的偏差值基本在10个百分点左右，二者的比值基本上在1.2以内。反观中国，除了1 970年的偏差值较小之外，其余均在10%以上，N／U值基本上在1.4以上，其中1993年的偏差值高达15.6%，1978年的N／U值高达1. 65（见表6）。这些数据表明，与钱纳里“发展模型”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相对于非农化水平而言也是滞后的。

表7比较详细地反映了新中国历年的城镇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就业比率（非农化水平）。从总体态势上看，非农化的速度要快于城镇化的速度，二者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95年。1 996年城镇化进程加快之后，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但直到2005年，二者的比率仍然高达1.26，说明目前中国城镇化依然滞

后。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等（1990）曾经指出，“随着

工业的发展，今天城市化的趋势在各国比较中已十分明显了。随着人均收入从大约2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工业增值平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增加到30%左右，对于一个典型国家来说，其城市人口从仅有总人口的20%会增长到30%-50%以上”。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因此，中国需要

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

三、中国城镇化的速度

判断城市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城市发展的状况、城乡关系、“城市病”和“农村病”发生的情况，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

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是应该适当控制城镇化的速度，还是应该加快城镇化的速度，理论界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崔传义等，2007），主要存在太快和缓慢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城市化速度过快，应当适当控制。如周一星（2 005）认为，城市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比较正常，超过0. 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别年份达到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连

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数年的1.44个百分点是虚假的。他还指出0.6—0.8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的平均速度。陆大道等（2007）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处于一个“大跃进”和空间扩展失控状态：城镇化速度虚高，特别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水平及就业岗位增加不能适应如此冒进式的城镇化；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乃至破坏；从国内外经验对比来看，从2 0%到40%的城镇化率，英国经历的时间为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前苏联30年，日本30年，我国是22年。周迪（2 007）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过快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城乡差距拉大和郊区发展的严重滞后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城乡差距拉大，甚至城市郊区也处于贫困状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过快而质量较低所导致的一个独特现象。他认为尽快采取措施抑制盲目追求城市化速度的冲动，防止累积更多隐患，或

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对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镇化，可以加强城乡联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大城市以及城镇群的整体实力，可以更好地配置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进一步发挥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整体竞争力(胡锦涛，2005)。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面对着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解决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环境脆弱、地区差异大等许多问题和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一是要坚持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城镇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合理、集约利用土地、水等资源，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集约式的城镇化道路。 二是要全面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条件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发挥市场对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作用，通过市场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吸引各类必需的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城镇化的管理、引导、规范。 三是要坚持走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各级各类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各级各类城市和小城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职能作用。 四是要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察赋和环境基础．合理确定各地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化战赂及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实现城市以及地区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五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营造城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 城镇化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逐步转变的历史过程。人口向城镇集中或迁移的过程包含了人口、空间、经济、社会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最终体现于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传播和扩散。城镇化道路可以理解为实现城镇化这一过程的原则和方式，亦即推动城市化进程所采取的模式。它涉及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即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地区是否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繁荣；涉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即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同时，能否实现土地、水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涉及对不同规模和职能城镇之间关系的处理，即不同规模和职能的城镇之间能否形成共生、互补、高效的关系，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

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

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趋势和特点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 虽然我国城镇建设历史悠久，并且在古代很长时期，我国城市发展都居于所处时代的前列，而且出现过当时享有世界盛誉的大都市，但随着近代以来饱受外国入侵和殖民掠夺，我国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近现代城镇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基本上被扼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现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镇化的开始。综合有关研究，可以将建国以来的城镇化进程简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见图1，2，3）。 1.城镇化起步发展阶段(1949～1957年) 随着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1949～1952年）以及其后“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1953～1957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城镇化水平得到稳步提高。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较快，具体表现为：新建了一批工矿业城市并且扩建和改造了一批重点城市，城市数量从1949年的136座增加到1957年176座，年均增加5座，城镇人口也增长较快，从5765万增加到9949万，城镇化水平由10.64%提高到15.39%，相当于年均提高0.59个百分点。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城镇发展及城镇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适应。 2.城镇化剧烈波动阶段（1958～1965年） 由于对经济发展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我国经济发展在此后开始盲目追求高速度，受“大跃进”思想的影响，经济发展起伏波动大，城镇化发展也表现出大起大落。其中，在1958～1960 年三年“大跃进”时期，由于受急于求成和主观随意性强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影响，我国工业化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脱离了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高速推进，一大批工业项目盲目上马，致使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镇，3 年内城镇人口净增2352 万，年均约新增城市8座，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到19.75%（年均提高1.45个百分点）。但这种由“跃进”式国民经济建设所导致的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虚假城镇化”并不持续。从1960年起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特别是国家在1961年对整个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我国城镇化进入了1961～1963年的三年调整时期，期间停建和缓建了一大批工业项目，政府动员大量城镇人口回农村，一部分新设市恢复到县级建制而一部分地级市则降级为县级市，3年间城市总数合计减少25座（1963年一年就撤销城市24座），城镇化水平也骤降2.46 个百分点为16.84%，出现了极不正常的“逆”城市化现象。而在随后的1964～1965 年，由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城镇化开始呈现回升态势，到1965年底全国城镇人口缓慢增加到13045万，城镇化水平也恢复到18%附近（17.98%）。 3.城镇化徘徊停滞阶段(1966～1978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的全面好转并带动城镇化发展逐步恢复并未持续多久，更未能促使我国城镇化从此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文革”的开始以及国家在其后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殃及刚刚有所起色的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徘徊停滞阶段。整个“文革”十年以及受其影响的随后两年中，全国大约有3000 多万城镇青年学生、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和安家落户，而且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使得基建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有城镇脱节从而导致城镇建设大大滞后， 许多小城镇日益衰败。从1966年到1978年虽然城镇总人口从13313万增加到17245万，但由于全国总人口也基本保持了同样的增速（从74542到96259万），总体城镇化水平仅从17.86%缓慢提高到17.92%，整个13年间全国城市总数只增加了21个。 4.城镇化恢复发展阶段(1979～1992年) 随着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工作重点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

城市化的利弊

城市化的利弊 urbanization has been a subject of heated discussion for a long t ime. some people are in favor, while others are opposed. in my opinion, urbanization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generally, the advantages of urbanization can be listed as follow s. first,urbanization can quicken our pace to catch up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e all know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all highly urbaniz ed. second, urbanization will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it will creat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unemployed. in addition, urb anization will free a great number of farmers from the fields, thus realizi ng the dream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finally, urbaniz ation can improve the standards of living of the migrants who move to t he urban area. however,the disadvantages of urbanization are also obvious. to be gin with,administration of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in urban area might b e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 moreover, more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ing crime rate, over crowding, might increase, since more people are concentrated in a relatively smaller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ther efore, i am in favor of urbanization.

面向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道路

面向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道路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看，一国要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城市化。现代化既是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一、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镇化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是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重点，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是雄厚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的过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须以城镇化为依托。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阶段，蕴含着巨大的内需空间。据有关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这意味着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这将带来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带来城镇消费群体的迅速扩大。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倍，将3亿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按现在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计算，中国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将新增万亿元，占目前居民消费总量的％。同时，满足人们进城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更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将为扩大内需提供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城镇化是生产要素在区域空间合理积聚的过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以城镇化为载体。近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是，沿海国家的经济发展，多从该国沿海地区开始，然后沿着内河向内地延伸。中国也在经历类似情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在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形成了人口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有力地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而处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达到60％，而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只有45％和41％。在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区域，加快培育发展新的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换的过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须以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为支撑。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使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中国人均耕地资源仅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资源仅209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破除这一矛盾必须超越农业和农村的层面，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相应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可以得到提高，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水平，

高二作文议论文：城市化的利与弊

高二作文议论文：城市化的利与弊 城市的生活好比是在雍容华贵的天堂里享福，而农村的生活则好比是在满目疮痍的地狱里受罪。炎热的夏天，我躺在空调房里的转椅上，吃着冰凉的西瓜拼盘，玩着激动人心的穿越火线。没事了就到阳台上看看法国吊兰和仙人球。我想：这是多么惬意的城市生活啊！商店、学校、医院地下铁、立交桥就在小区周围。这是多么方便啊！相反的，在乡下寒冷的冬天，一大家子人都挤在一起围着一个小小的火炉取暖，靠外一点的就冻得哆哆嗦嗦，还得时不时得加柴火。火炉里的火噼啪作响，不时跳到布满尘灰的棉鞋上形成一个一个焦黑的小洞洞。晚上上厕所也要小心谨慎。 漆黑的夜空上只有星星和月亮发出淡淡的光亮。手执蜡烛的我小心翼翼地走向茅房。茅房在猪圈旁，一蹲下来便要和脏兮兮的黑猪鼻子亲密接触。一日三餐的生火做饭更是让我大为光火。先必须到水塘边洗锅，再然后添柴生火，还要摇鼓式风箱。做完饭后还要用沙子把火埋起来留一点火星，方便下次做饭。去一次县城必须赶上一日两趟的班车，过了时间只能坐乡下的拖拉机，坐上半小时准会疼死。 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几乎不用你操心，厨房灶台自动一体化，多功能收纳柜、侧吸式油烟机等应有尽有。我们生活

在充满现代文明气息的经济大都市里，自然避免不了受到富家子弟攀比、自大的熏陶。这里丝毫没有一点如农村孩子的朴实无华。乡下的人们淳朴憨厚，不会因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撕破脸。不论是远是近，是亲是疏，大家都经常互相串门，走街串巷。不论走到哪里只要碰到一起，就会互相打招呼，经常会停下来唠上两句。有了麻烦，大家都会站出来一起帮忙。既热闹又和谐在秋收春种的时候，大家都会不分彼此地奋力收割播种。嘻嘻笑笑地度过新年。 然而，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都冷淡无味，面无表情。见面连一个招呼都不打。除了那些老大妈、老大爷之外，人们都忙着自己的工作。邻里之间甚至互不知姓名。楼上楼下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会去管一下。即使有人需要帮忙，也不会走过去帮一下忙。住在农村里可以夜不闭户，安安心心睡大觉。桌子上放10，000元钱，不怕偷，不怕抢。而在城市里，安全就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也许你到便利店买点东西回来，回来后笔记本电脑已经被偷了，也许你去散散步，回来后钱包已经被偷了，防盗门也被撬坏了。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城市化了，而乡下的失业者便动起了歪脑筋。现在社会是一个农村与城市共存的时代，有些城市的旁边不到十公里的地方就是一大片牧场，不少人还在城市里用拖拉机拖板砖。 在蜿蜒的麦田中，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所所廊

全国31个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比较分析

全国31个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比较分析吉林财经大学朱丽娟、杨雪娇、徐莹莹 目录 摘要 (2) Abstract (3) 引言 (4) 一、文献综述 (4) （一）国外城镇化水平相关研究 (4) （二）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关研究 (5) 二、我国城镇化及城市发展现状 (7)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 (7)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8) 四、建立因子模型 (9)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9) 1.指标选取原则 (9) 2.建立指标体系 (10) （二）模型的建立及分析过程 (12) 1、模型检验 (12) 3、分析因子载荷矩阵 (13) 4、得出因子模型 (15) 5、聚类分析 (16) 四、结论及建议 (18) 参考文献 (20)

摘要 本文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从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地域城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等四个方面建立全国31个省的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建立截面数据模型，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然后进行聚类分析，分析全国31个省份城镇化水平差异。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法城镇化因子分析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level，which based on economic levels，living standards，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geographic extent of the four aspects of civilization to establish the country's 31 provinces，urbanization level evaluation system，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sectional data model，first u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and cluster analysis，analysis of the country's 31 provinces，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Keyword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中国城镇化的利与弊

浅析中国城镇化的利与弊 资源学院2010级本朱南华诺娃 201011191012 引言 所谓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经过课堂上一番激烈的辩论，不论正反两方，都不遑多让。中国城镇化利弊重生，再次印证事物存在两面性。我认为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利大于弊，不然的话，各个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也不会选择这条发展的道路。当然，中国的城镇化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人多、资源少等制约着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城镇化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09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到46.4%，据统计，进入21世纪，我国的建制镇已超过2万个，比1978年增长了近10倍，大约2亿多人口生活在小城镇，小城镇30年来的快速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成就 （一）小城镇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中国的小城镇建设与农村的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小城镇的发展，可以直接吸纳农村劳动力，从而推动农村从小规模均田制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上去。 （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城乡差别逐渐缩小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城乡分割的体制逐渐改变和创新，城乡之间劳动力、人口、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日益增加，城乡的市场结构和商品流通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城乡经济发展出现了可喜的融合态势，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有所突破。 （三）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条件 就业问题，是人们议论的一热门话题，更是党中央国务院关注的一重大课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中国城镇化的意义

近年来，城镇化几乎成为举国上下极其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他不但是学者们在论文中经常讨论的主题，而且成为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研究生的一项重要选题。通过传媒，社会各界人士也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尤其重要的事，自从1998年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和在国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和对我国几 十年不变的城市发展方针作了一定调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推进和加速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过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 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镇化”从学者们的论坛走上了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很多地方的领导开始注意本地的城镇化率，与国内、国外多方比较，找差距，订目标，提出提升城镇化率的计划，表示了若干年后要达到或超过某某水平的豪迈决心。前不久，某特区城市（在特定条件下）提前“消灭”了农村人口，达到100%城镇化，曾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方面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市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的反映，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也不例外。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无不和他们各自的国情（包括经济、社会、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和不同的特点。城镇化是受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但是它的推进，也反过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待城镇化，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根据世界各国和我国自己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此指导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这是比当前纷纷“提指标”，“搞攀比”更有意义的事情。 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全球城镇化率到20世纪末达到48%，而20世纪初只有13%，100年间提高35个百分点。全球城镇人口达到28.6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国家出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缺少生计，大量涌入缺乏就业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谓“过度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相对停滞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全球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在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镇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断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现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这种巨型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区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其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从区域范围看，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成组成群中小城镇的都市连绵区。这种特大城市组群形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所促成。可见，全球城镇化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和比重的提高，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表现出多样的形势和特点。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城市化的程度是评价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日渐加快，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其本身经济和工业化程度没有跟上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加速城市化的重任，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来为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参考，从而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解决措施 前言 城市化也称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二战过后，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其速度远超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城市化率从40%提高到75%经历了90多年的时间，同样的城市化率的提高韩国和巴西分别用了20年和30年的时间。从195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城市化人口比重增幅为42.7%，而发展中国家却高达141.3%，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强劲势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除少数的拉美国家之外，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城市发展不合理等。二战结束初期，我国由于长期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国内军阀割据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如何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特点 尽管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在速度上远超发达国家，但其实质上还是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有以下特点： 1.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 一是不同国家之间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三大发展中地区来看，城市化发展水平从高到低的排列依次是拉美，非洲和亚洲，而且拉丁美洲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亚洲和非洲。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拉美国家较早取得民族独立，因此在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上先于亚洲和非洲，到1900年，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高达20.3%，甚至超过的某些发达国家。1980年，拉丁美洲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64%，而非洲和亚洲同期则分别只有约23.5%和25.3%。二是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比如巴西，尽管它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中较大，但是其中从城市中有大量的贫民窟，还有我国，许多现代化城市中存在着“城中村”这样的现象。 2.起步晚，发展快 在二战结束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被殖民的状态，还有的国家仍处在封建专制社会甚至农奴社会统治之下。他们有的是殖民地的附庸，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殖民统治者的需要；而处于封建专制条件下的国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城市只是统治者的权力中枢。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拉美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基本没有起步，但当时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化进程极大促进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发展。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走上了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开始起步并发展迅速，由于起点低，加上他们的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内容摘要 城镇化作为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要融合多学科的知识，全方位，多角度，综合的剖析城镇化内涵。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条件都是不同的，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城镇化进程和问题。我们必须联系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和具体问题，研究出适合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特色、道路 城镇化即城市化，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人口、非农产业、低于城市化的过程，是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起城乡关系转型的过程。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城镇化的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镇化类型的选择、城镇化动力和实现机制选择及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我国城镇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为我国城镇化的短暂发展和停滞阶段。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1950－1957年的短暂健康发展时期，1958－1960年的过度城镇化时期，与1961－1978年的城镇化停滞时期。总体而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比较低，多在20%以下。尽管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政策因素人为地降低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低下和现代工业、服务业发展的不足，是直接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总体处于起步阶段，以萧条、徘徊、低速为特征。 第二阶段（1978-至今）是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阶段。呈现出稳步推动和加速多元的特征。这一时期又可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进一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至1990年代中期，政策取向是限制大中城市发展，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离土不离乡。一方面，农村改革使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成为剩余，需要从这一部门流转到其他部门或行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镇工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后期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工业化水平提高，加上外资企业的快速进入，我国的产业结构迅速发生了变化，农业增加值占国

中国城镇化率相当美国1920年代水平

中国城镇化率相当美国1920年代水平 21世纪网“我们的城镇化率大致相当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3日在参加“国浩法制论坛暨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法治论坛”时作上述表示。 周其仁还进一步列举了其他数据，中国“两率”(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的比值是 1.09，远低于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超过4的比值。而“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两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在周其仁看来，城镇化和工业化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二者相辅相成。 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衡量城镇化的指标就是“城镇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个“率”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 周其仁表示，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3%，同年的工业化指数为46.8%。乍一看，这两个数字吻合得很好，但是比照全球平均水平，就会发现问题：全球平均工业化率只有大约26%。发达国家更低，甚

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代表工业化率对城镇化率的提升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还很明显。” 根据世界银行[微博]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镇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二者之间的比值是1.95，中国“两率”的比值是1.09。 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区别更为显著。2010年，美国的“两率”比为4.1，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两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周其仁表示，我们的城镇化率大致相当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除了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比例失调外，周其仁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目前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扩张得很快，城市人口增长却很慢，结果使得城市人口密度降低了。” 周其仁认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市在不断扩大，农村就应该缩小，农村土地应该得到有效利用，很多农村空置土地应该复耕，“这是很多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但在中国城镇化建设搞了这么多年，却没看到这种现象。”

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是重工轻农、重厂轻城的不均衡政策造成的。在1949—1978年的30年里，由于当时内外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众所周知，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资本供应量是很大的。为此，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为满足工业化资金需求的农业政策，具体来说是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集中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每年大约350亿的资金集中于国家财政，投资于基本建设项目。 60年代，国家开始调整生产力布局，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在客观上也带动了西部工业的发展和一批新兴城市的建立。 但是，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备战备荒”，工业发展是按照“山、散、洞”的要求进行布局的，工厂的建设与城市建设脱节，国有企业社会化、福利化的倾向在当时很严重。无论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是新兴城市的增多，都未能使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是典型的城乡隔离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1958年以后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行严格限制。而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是政治目标，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未使城市化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正常健康发展。 三是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将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两个环节：首先实行职业转换，即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然后实现地域转换，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实现城市化。 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作“钟摆式”流动的半城市化人口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滞后的最直接的体现。回过头来看，“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空间，因为人多了，分工更精细，发展出的需求更多，就会让更多人得到就业机会。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也是所谓第三产业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原因。那些认为城里人就业难，如果让农民进来，就业问题就更加严峻的论调，毫无经济常识，没有看到目前城市里很多工作已经转到进城农民手中的现实，也没有看到仍有相当多的城市投资欲望被压制，以至于相当多的需求被压抑的现实。目前大城市里改善投资环境，决不能继续过去只盯着城外投资者的短视做法，而是要善待城里的投资者，更要善待自己的居民、移民和来到城里的农民，把他们的投资热情和意愿发掘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渠道都开发出来。当然这样做，首先要严格限制政府部门的膨胀，严格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从学习香港经验到香港回归，我们就是学不会香港那一套：任何人只要交点钱一注册，几分钟之后，就可以经营的工商管理办法。以至于香港人到今天还在用“帮你到香港注册公司”这个办法，来赚内地人的钱。 城市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年11月13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背景链接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于《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这是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 投资与消费失衡：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数，尤其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到95%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8.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贡献率只有45.4%，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数只有4.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40.6%，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也出现了负值。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正常水平为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是我国的投资消费比接近1∶1。可见，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是我们重建设、轻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如果按照三大产业投资水平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取得突破，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3.1%，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育仍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学习“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专题体会 十六大报告关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内容非常丰富、博大精深。下面，我主要是谈一下“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学习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谈到城镇化，不得不提到城市化这个概念。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城镇化这个概念，其实，城镇化是城市化的一种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概念。也有人认为，城镇化是指非农化。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城市化,简单说就是指城市的产生和生长扩大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有三方面的涵意。其一是人口的迁移，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其二是地域的转变，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转变，其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由农业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转变。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经过三个阶段： 1、自由放任阶段（1949-1956），新中国建国初期，

我过仍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化水平很低，城乡流动相当自由，没有任何限制，城市及其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供应，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做到同步发展，是没有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的城市化。 2、反城市化阶段（1956-1978），文革中的“大跃进”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劳动，出现了非正常的城市人大批口向农村迁移的现象，通常被称为反城市化阶段或逆城市化阶段，它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3、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1979-现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加上乡镇企业的崛起，国家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使得大、中城市日益膨胀,小市镇如雨后春笋,城镇规模、数量的发展十分迅猛。 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在迅速提高,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已达80%。但同时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说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不相适应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没有发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当前中国城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从山东省日照市看改革以来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引言 十七大报告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开辟了第二战场，加快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以后，我国从多年的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转换，经济一度持续低迷，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村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减少，部分劳动力再次加入到农业隐性剩余劳动力大军当中。如何提高消费和投资需求，如何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城镇化，把加快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城镇化。 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城镇化道路是指城镇化进程的途径或方式，是推动城镇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某种模式或战略安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城镇化机制、城乡关系、城镇发展方针。其中城镇化机制是最主要、最核心的要素，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机制，往往就决定了相应的城乡关系与城镇发展方针；反过来，城乡关系与城市发展方针，也会对城镇化机制产生影响。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城镇化机制看，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民营经济推动为主体的城镇化道路。这样的城镇化机制，强调了市场选择的重要性，无论是企业发展、人口流动，还是资金集聚，都是以市场化的原则、经济主体的利益机制以及优胜劣汰的方式来决定产业发展，决定城镇化方式与进程。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引导企业与人口有序集聚、城市健康持续发展。城镇化机制决定了城乡之间成为一个开放的大系统，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与重新组合，通过比较利益优势来发挥要素的最大效益。二是在市场化原则指导下，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因此，它是一条城乡协调、工农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道路。三是考虑到后代人的需要，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道路。从城市发展方针角度看，提倡大中小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实际上是考虑了不同区域城市发展的背景与特点，走适宜本区域发展的城镇化道路。过去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在实际中大城市规模并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中国城市化率统计数据(1949-2016)

年份城市化率(%)增长率(%) 1949年10.64 1950年11.180.54 1951年11.780.6 1952年12.460.68 1953年13.310.85 1954年13.690.38 1955年13.48-0.21 1956年14.62 1.14 1957年15.390.77 1958年16.250.86 1959年18.41 2.16 1960年19.75 1.34 1961年19.29-0.46 1962年17.33-1.96 1963年16.84-0.49 1964年18.37 1.53 1965年17.98-0.39 1966年17.86-0.12 1967年17.74-0.12 1968年17.62-0.12 1969年17.5-0.12 1970年17.38-0.12 1971年17.26-0.12 1972年17.13-0.13 1973年17.20.07 1974年17.16-0.04 1975年17.340.18 1976年17.440.1 1977年17.550.11 1978年17.920.37 1979年19.99 2.07 1980年19.39-0.6 1981年20.160.77 1982年21.130.97 1983年21.620.49 1984年23.01 1.39 1985年23.710.7 1986年24.520.81 1987年25.320.8 1988年25.810.49 1989年26.210.4 1990年26.410.2 1991年26.37-0.04 1992年27.63 1.26 1993年28.140.51 1994年28.620.48 1995年29.040.42 1996年29.370.33 1997年29.920.55 1998年30.40.48 1999年30.890.49 2000年36.22 5.33 10 20 30 40 50 60 70 城市化率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