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起源方式类型特征

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与类型特征摘要：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有五种类型特征：由中央及地方政权建设推进的城市；由军事驻扎地发展演化而来的城市；由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引发的城镇；在特殊的交通地理环境上发展起来的城镇；商业及小手工业专业城镇。对这五种类型的城市起源与形成方式的研究，不仅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与经济价值，尤其对今天的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古代城市起源方式类型特征

引言：中国的古代城市,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发展动力引导下形成的。在不同的起源方式下形成的古代城市不仅表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同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影响到古代城市的发展，还影响到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过程。我们无法割断历史的联系，也就无法忽略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对今天城市的影响。所以，研究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和类型特征对人们更好地把握现代城市的发展轨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明清以前，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新的城市形成，也有旧的城市衰亡。为了更方便地研究问题，我们将不同朝代的主要城市归纳列表如下：

中国古代主要城市一览表

朝代主要城市

商朝敖（或嚣）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Zhongguo gudai chengshi guihua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planning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考古发掘证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已经有城市。这些城市的规划情况正在探索。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城遗址研究证明,当时中国城市的规模已经很大,城市功能已很复杂。从三国开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有明确的意图，有整体综合的观念，有处理大尺度空间的丰富艺术手法,也有修建大型古代城市的高超技术水平,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城市的类型从秦始皇起，中国就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市的职能很大程度上同行政管辖权限相关。如有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如隋大兴城(见长安城)、北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等;也有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如州郡的治所。元明以后，行政区划逐渐形成“省”的建制，省会就是地区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如太原、济南、南昌等。还有省以下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或称府，或称州，如南阳、大同(图

1[明清时期山西大同城平面])、潮州、泉州等。再下面,是数量很多的县城。各级政治中心城市的规模不等，但都是不同官府、衙门在其中占居主要地位，并建有寺庙和文化机构如孔庙、学宫等。都城规模较大，一般每边设三个城门,干道正对城门,有内城、宫城等几重城墙。府城州城，一般每边两个城门，道路骨架成井字形，城中有的也有王城或衙城（或称子城）。县城规模较小，通常是每边一门，道路成十字形。 中国古代还有一些边防、海防城市。明代沿长城内侧，按一定的距离和防御建制，建立不同等级和规模的城和堡，如宣化、榆林、左云、右玉等；在沿海要冲也建造了一些防卫性的城镇，如威海卫、金山卫、镇海

现代城市公园的起源和历史(DOC)

现代城市公园的起源和历史 专题提纲 现代城市公园的起源和历史 (1) 一、城市公园简介 (1) 二、城市公园的起源 (1) 三、城市公园的历史演变 (2) 四、西方城市公园历史 (2) 五、国内城市公园的历史 (4) 六、城市公园发展历史区域案例——杭州 (7) 一、城市公园简介 1.城市公园的概念 城市公园是指向公众提供浏览、休憩、娱乐的城市公共绿地，为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包括综合性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儿童乐园、居住区游园等，城市公园的景观面貌标志着一座城市的整体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水平高低。 公园的设计理念不是简单的“园和林的混合物”，而是以植物造景为主体、体现以人为本、充满文化艺术气息的境地。公园造景的设计，无论在命名、楹联、摆设等都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公园景观的内容。同时设计还需要空间和内容上的相互照应、调整，并使之协调互补发展，提高庭园总体的造园艺术，也使庭园更具有诗情画意的意境。 2.城市公园的景观特征和设计趋势 1)城市公园的景观特征 以树木、草地、花卉为主，兼以人工构筑物的景观。由动物、植物、水体、园路等组成，偏重人与自然的交流。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户外（绿化）活动空间。 2)城市公园的设计趋势 从静态走向动态 从平面水平走向空间立体功能日趋综合风格更趋多样性 案例：巴黎拉维莱特公园 二、城市公园的起源 从古埃及园林出现至今，世界造园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但以城市公园的形式出现，却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情。17世纪中叶，首先在英国、继而在法国和全欧洲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武装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起土地贵族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宣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诞生。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新兴的资产阶级没收了封建领主及皇室的财产，把大大小小的宫苑和私园向公众开放，统称为“公园”。这些园林具备城市公园的雏形，为19世纪欧洲各大城市公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城市产生与发展.

城市产生与发展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与社会分工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分工，即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们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寻求一些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利于交换的地点集中定居，以其手工产品与农牧民进行交换，从而在地域上出现了一种以产品交换为目的的新型居民点。 世界各地的城市由于其产生的历史时代不同，区位地点各异，因而具有不同的起因。我国古代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是指四周筑有围墙，用以防卫的军事据点；“市”则指交易市场，是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城”是人口渐多，也出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市”便在“城”或“城”郊出现，“城”与“市”逐渐结合为一个统一的聚合体——城市。 在西方，城市作为一个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于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的社区中，原始城市是圣祠、泉水、村落、集市、堡垒等基本因素的复合体，这些复合体几乎都是由密闭的城墙严格封围着。王权制度的出现使分散的村落经济向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四周以城墙圈围的城堡便在村庄中出现。城墙的最初用途或许是军事上下班的防御，或许是宗教上的标明范围。但不管怎样，出现这样的城堡是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品的剩余为前提的。 纵观世界各地城市的历史起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产品有了剩余；二是农业劳动力剩余。也就是说，当农业生产力创造的农产品，除了第一产业从难从严业者及其实用性所需的份额以外还有剩余时，城市的兴起才有可能；仅有农产品的剩余尚不足以导致城市的产生，还必须要有剩余的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因此，早期的城市大多起源于农业发达的地区，如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等。这一过程，可用下列简单的框图表示： 现代城市，无论其职能、成分抑或形态，都已大大复杂化、多样化，城市拥有更丰富的内涵，因而城市的定义也多种多样。但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城市，都存在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城市是具有一定规模，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是人口和社会活动的空间集中地。 城市自产生至今已经历了5000多年漫长历程。根据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功能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常将城市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古代、近代及现代三个时期。 （一）古代城市发展 自城市产生至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农业和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很小。古代城市发展经历的时间最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直到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3％左右。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1、城市的功能主要是军事据点、政治和宗教中心，经济功能极其薄弱，主要是手工业

城墙内的城市_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

[收稿日期]200820921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九年第二期 城墙内的城市? ———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 鲁西奇　马　剑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历有变化,州县治所城垣之实际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城墙内的城市";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因此,不宜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 [关键词]治所城市;城墙;城下街区 [中图分类号]K2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22x (2009)022******* 一、问题之提出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城市大都围绕着城墙。章生道说:“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① 陈正祥也说:“城(walled t own or walled city )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很突出的标志,构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② 因此,在众多研究者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城市一般被描述为四周 用夯筑或砖砌的高大城墙环绕着(一些城市还筑有二至三道城墙),城墙的四方开着三、四至七、八个城门(较少的城有少于三个或多于八个乃至多达十二个城门),城墙外通常有护城河(并不一定环绕城墙,往往借助自然河流作为城壕,靠山的部分或多未掘壕)。城郭的形状通常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个别呈圆形;城的规模(通常用城墙的周长来衡量)虽然因城的行政等级而异,但一般较大,“城内土地 面积到达一两方公里是很平常的事”,“远较欧洲及日本的城堡为大”。城内不仅包括各种官 署衙门、民居、店铺,还有大片的空地(包括园圃、山林、川泉,甚至农田)。城内的格局则受到其行政职能与城门数量的制约:官署衙门等公共权力建筑物一般位于城的中北部,谯楼则常位于正中央;城门的数量与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内的街道布局③ 。 无庸置疑,上述认识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实地观察与研究基础之上的,揭示了历史事实的重要方面。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认识,我们注意到,其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1)以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官方文献。几乎每一种地方志都有关于城池、公署廨舍、坛庙、桥梁以及城内街衢的详细记载,这是我们认识治所城市空间形态与内部结构的主要依据。然而,出于对权力机构的重视以及这些权力与信仰设施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城池、公署等权力设施的地位、作用乃至其空间形态都被明显地夸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各种明清地方志所附地图中城池在舆地图上以及官廨衙署在城池 ? 7?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建设

.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建设 作者：曹阳来源：添加日期：11年03月01日 城市文化是一门城市管理科学，它不是单指某一特定的城市文化设施、市民的知识水平、教育程度高低等狭隘的文化现象，而是包括了城市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及其所形成的管理系统。 一、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城市文化是一门综合管理城市的学科，是城市组织体系的基本架构和行动方略的指导系统。城市文化的构成要素有城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建筑文化、自然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它们是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结合，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是： 1、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市民。市民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市民的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广大市民只有不断增强城市意识、开放意识、法制意识和现代生活环境意识，促进一个城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有浓郁的崇文意识、有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个城市才能现代化。 2、塑造城市形象文化。城市形象文化主要指城市的外观形象，它包括城市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时尚的外观形象。诸如，城市的空间布局，建筑的造型、风格、色彩以及道路，广场，公园，雕塑，路灯，栏杆，甚至路牌和广告等等。独特的文化来源于独特的自然和生态环境，所以，要建设和谐城市就必须充分认识自己城市的自然特色，保护自然和城市的文化特色。城市的发展是以健康的自然环境为前提的，自然环境是孕育城市文化的摇篮，因此，只有遵从自然规律的城市发展，才能产生经久不衰的城市文化。 3、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表现，是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城市最独特的文化优势。历史文化使一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充分挖掘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历史文物和文物依存的周边环境，是树立城市文化个性、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捷径之一。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可以与旅游、文化产业联姻，产生投入小、回报大的经济效益，它所起的品牌效应，绝非商业铺面和房地产等近期利益所能比拟的。 4、有繁荣发达的文化产业。所谓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娱乐产业、影视及音像制品业、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一些与文化相关的美食、美容、时装、休闲、美术品产业等等。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既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中国古代城市特点

第一章城市与城镇化 1中国古代城市总的特点： ①中国古代城市始终都是封建社会型的城市，城市有变化和发展，也有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发展方式上没有根本变化。 ②中国古代虽然统治力量在更换，但城市始终是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没有出现由于朝代的更换城市衰退、缩小或废弃。 ③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是中央集权统治，有完整、庞大的官僚机构，封建都城规模远比欧洲中世纪大，一般城市的规模也 不小；而且由于中央集权的控制，许多城市是以加强军事、政治目的而修建起来，由经济发展而完全自发产生发展的城市较少。 ④城市中统治阶级是中心，宗教也是封建统治利用的工具，宫殿、官署衙门是城市布局中突出的主要建筑物，与儒家思想结合的封建理制和等级观念支配着城市规划思想。 ⑤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大类型： 一是从政治军事统治要求出发而新建的城市，一般多有整体规划意图布局规划方正规则； 一是由于经济地位的原因在原地不断发展扩建的城市，布局不太方正规则，有一定的自发性；居住方式为里坊制和街巷制，商业为集中设市和分散的市和商业街。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早期因政治军事需要新建、规则形式的、采用里坊制、集中设市的城市要多一些，后期因经济原因在原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不规则的、采用商业街和街巷制的城市要多一些。 1、古代城市具有哪些特征？（1）城市所处位置大都是交通便利之处，成为商品市场和贸易中心，农产品的集散地； （2）手工业匠人在城市的专业化和集中化趋势不断增强，城市对乡村和周围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成为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 （3）城市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对外的吸引能力，总体规模较小、数量很少； （4）城市消费规模超过生产规模，城市的消费主要靠农村的地租和税赋来支撑，这时，城乡关系是对立的。古代城市的这些特征使城市功能逐步多样化，一些城市管理问题也开始突出，相应的法律条文也开始产生 首先，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分为两个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市的基本规划思想的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城市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示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地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的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整体观念和长远发展，强调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强调严格有序的城市等级制度。 市朝一夫，指市场的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东西、南北各长140米左右 《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也就是国都。它是一座方形的城，即方方九里之城。其总体布局为城的每面有3个城门，即都城12门。有南北向的街道9条，东西向的街道9条，即九经九纬。也就是说，通向每个城门的有3条平行的街道，构成左出右入，车从中央的街道格局。经涂9轨，指经纬之途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凡八尺……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二步也”①。一步按1.4米计，则每条街道的宽度为16米左右，也是相当宽畅的。左祖右社，指祖庙建在东边，社稷坛建在西边，左右对称。面朝后市，指朝廷要建在王宫南面，或指宫殿大门向南，市场要建在王宫北面，即朝廷在前，市场在后。市朝一夫，指市场的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东西、南北各长140米左右。朝廷宫室市场占地一百亩．（一夫，一百亩）建筑师营建都城时，城市平面呈正方形、边长九里，每面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的起源和发展1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的起源和发展 摘编/周世咏 智慧城市研究院主任 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引言： 在人们大谈特谈智慧城市的时候，有一群人仍在数字城市的地理空间信息系统中耕耘，他们就是中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本文摘编自“创新理念，共谋发展，构建数字中国，探索智慧未来”为主题的论坛，根据演讲人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李维森的报告摘编而成。在此分享给中国从事数字城市、数字中国、智慧城市和智慧中国建设的全体同仁。 正文： 一、启动智慧城市的试点首先要理清思路 从测绘来说，数字中国一直在构建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已初步完成。 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是我们国际共同的考虑，是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基础支撑平台。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是重要的国家战略，是抢占“数字地球”科技制高点的重要举措。 地理空间框架的概念我们都讲了，这项工作在2006年我们和国务院信息办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与应用服务的指导意见。共同确定了这个框架的五大体系，这五大体系中的核心也是我们的数据体系，几大体系是辅助支撑的。 我们的数据体系内容包括多尺度、多要素、多类型、多时相的数据。多尺度我们从400万到1：500，多类型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4D，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产品逐渐要出现，DSM、三维模型，全景影像，立面街景，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发展要纳入到我们的标准体系来。政策法规和标准是来规范和支撑框架建设，所以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标准，同时我们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来指导，构建了全国系统的组织运行体系，同时向各个方面提供服务，服务体系在网络化时代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地理空间框架在五大体系支撑下，通过国家、省和市，国家、省、市都在按这个框架模式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建国家层面的框架，整体层面按照我们这个要求建设，市里也是这样。 二、地理空间框架的互联互通 现在国家层面的这个框架体系应该说已经营运，初步建成了，数字城市也在全国的近300个城市推动起来了，省级框架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工作，省级框架建设的层次有的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一）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 指导法的起源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人们日常交往的渐趋频繁，尤其是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而出现的。尽管某些简单的调整民事经济关系的伦理习惯或行为规范可能起源较早，但相对系统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国家法的产生，则只能出现在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或国家产生之后。 在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聚落组织与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并不需要借助法律制度等国家机器调整规范，社会长期处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①]，“无制令而民从”[②]的状态。当时，维持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主要依靠氏族内部的原始民主精神和初民们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与伦理道德规范，并以群体组织规则、氏族首领威信及社会舆论监督等为保障。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在一些极端场合，有时也以

决斗、复仇或战争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与争端。但这完全是在民主、平等的名义下进行的，丝毫不具有征服、奴役或压迫性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公元前5000年左右起，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已能创造出维持简单再生产之类的最低消费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并且迅速转化为社会财富，逐渐被某些氏族首领据为己有。最晚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会劳动分工日渐扩大，脱离生产领域的商人阶层和从事精神生产的宗教神职人员以及从事脑力劳动的管理人员相继出现，私有制、贫富分化及社会分层日趋显著。少数垄断社会资源的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利益，调整和解决矛盾冲突，开始建立国家机器，法的起源也就应运而生。 有人认为，法起源于天道与神意。如《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称：“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亦称：“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 也有人认为，法起源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还有人认为，法起源于“理”，亦即宇宙绝对精神。如朱熹指出：“法者，天下之理”[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⑤]；“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⑥]。 就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具体途径而言，历史上有刑“始于兵”[⑦]的说法。这种说法表明，中国古代的刑最初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战争中产生的军法。“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

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城市的痕迹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读后感 摘要：“城市不止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 关键词：城市刘易斯·芒福德城市的定义城市发展阶段划分 在大一上城市规划导引这门课程时，依稀记得老师提过刘易斯·芒福德，因为那时的专业知识还很少，不敢去读这样的大作，因为自己弄不明白。虽然现在也还是积累的知识不够多，但是上了中外城市建设史、中外建筑史之后，再读他的大作，已经有一些眉目了。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了解了一些刘易斯·芒福德的生平。刘易斯·芒福德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特别是他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他一生撰写了30多部专著，他被广泛地公认为世界上空前伟大的城市科学专家。他所涉及的学科有建筑学、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科技发展史、哲学、技术、英国文学、美国研究和城市科学，所涉猎的知识很广泛。他最优秀的著作《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史》，至今仍被公认为全世界城市科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看完这本书之后，自己对世界城市的发展史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当然，最可惜的是刘易斯·芒福德没有将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列入其中。对于这本书精华的部分实在太多，凭我小小的能力，我只能选取最感兴趣的小部分做一些自己浅陋的理解了。 芒福德先生在72年前基于西方城市发展进程的思考，对我们中国今天的城市发展也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他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造。”在我国今天城市迅速发展、资源迅速枯竭、生态迅速破坏、环境迅速恶化的情形之下，我们更应该读一读芒福德对于非理性的工业文明的尖锐批判，对现今日益拥挤、丑陋而紧张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 一研究中的棘手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世界上任何地方政治权威的中央集权化和固定结构的源起。文字书写要晚于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在近期的研究论着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象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

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这种对国家起源的古典看法至今仍然有其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注意到，马克思的范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弱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无疑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不是充分条件呢？剩余产品也许会诱使潜在的剥削者对之加以垄断，那么，是什么保证他们如愿以偿呢？大多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什么不断然拒绝这种企图，从他们那里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没收回来呢？平均分配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不会引致统治阶级独占闲暇和权力这样的文明进步，然而，却显然会响应庞大人口的立即需要，至少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适度地缩短劳动时间。要使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转为充分条件，似乎还要求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原则。那么，哪里才能找到这些原则呢？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于社会内部的动力──亦即在同一社会内部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逻辑上还有两个与国家兴起有关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以及与其它社会之关系。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演变的一般理论中，经常抽去上述两个因素，亦即自有人类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就是多样化的。然而，对于国家构造而言，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一直就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萨特（Jean-Paul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竭力试图将这些并列配合因素加以理论化，直接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不过，有意义的是，它们也许表明了存在着残酷的历史否定性：“匮乏”和“分散”背后的力量削弱了人类群体控制自身发展、将事业联合起来的能力，而这正是《德意志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_赵世超

历史 等级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以来，又成为历史的包袱。研究中国等级制度，有助于认清社会进步的大趋势。 等级制度的起源 人类的不平等由来已久。就中国而言，由于以农立国又灾害多发，特别需要借重老人的经验和集体的力量。所以，自古以来，农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父家长既是生产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家族财富的支配者，家族成员都必须屈从他的意志，甘心接受按性别、辈分、年龄相区别的族内分层。 随之，族间征服日益频繁，自然选择的结果使“服之而已”成为“古之伐国者”的主要传统。于是，除了族内分层，在不同族团之间又形成了臣服关系。既已臣服，就得承担义务。义务繁多，轻重不一，但皆可归入“服”的范畴。服字像用手按跪跽之人，实不杀而迫其做事之会意。多数的事需调集人力前来完成，但也有一些，可令人分头从事，向贵族献纳制成品。这样一来，事有时便转化成了贡，或者说，服原本就包括事和贡两部分。而且，所有这些又都分别固定地摊派到各家族。正如孔颖达所说，“任”皆“有常”，“殊于”汉唐间的“不主一”也。 各项事务皆有专掌，由各族分头完成，在全天下造成“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新局面。正是服，即人们在劳动组织中的地位，把初始形态的族内分层和族间奴役变成序列化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谁在什么时候干什么，听从哪些人指挥，都规定好了。积久而成习惯。看似简单的服制竟能带来“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上下有服，都鄙有章”的管理效果，原因在于它符合早期文明社会的发展水平。 等级既已出现，就需建立制度加以强化。在中国，这种制度就是礼。礼与等级如影随形，应产生于夏之前。 孔子维护旧等级的努力和对等级制理论的初步建构春秋时期，“人有十等”、“以待百事”式的“服制”走向解体。作为熟悉并挚爱礼乐文化的知识精英，孔子反对“贵贱无序”，坚持“贵贱不愆”，试图通过“正名”和“复礼”以回归“天下有道”，其政治立场是保守的，但政治态度却十分积极。他没有简单地肯定旧制度，而是用新的阐释论证礼的合理性。这套办法就是“述而不作”。 1.不谈天人，改谈人人。中国以“服”为核心的等级礼制源自家长对妻妾子女的奴役，又推及到被征服者身上。它的后盾是武力强制，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人们认为：祖先虽死，却仍在冥冥之中控制着自己；王公贵族通过祭祀、卜筮与之沟通，代表祖先发号施令。礼所规范的等级体现的是神人关系，违礼之举将受到鬼神惩罚。这种全靠习惯和鬼神恫吓维持的礼是“无理之礼”，即没有必要解释的神示。 进入春秋，社会对鬼神、天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单用“畏天之威”已很难将人纳入上下“相畏”的礼制轨道。于是，孔子主张先“事人”、后“事鬼”，开始以仁释礼，把礼所体现的等级说成人与人相偶的正确方式，把礼看做处理人际关系的总则。这样，孔子便引领人们从神道设教的恐怖中获得了解脱。故章太炎称赞“孔子之功”是“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 2.以仁释礼，沟通忠孝 “爱人”是孔子对仁的最重要的解释。但如何施爱，却有讲究。 孔子的办法是“因亲以教爱”，即抓住“报本反始”、“慎终追远”的人之常情和追求“心安”的普遍心理，从孝入手，宣扬遵守家礼的必要性，然后以孝为“入仁之门”，诱导人们“资于事父以事君”。在他看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在恢复家内秩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恢复政治秩序，应是没问题的。为了更好地以爱为出发点，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亲亲、尊尊”两大原则。即爱施于家族内部，要考虑“五服之节，降杀不同”，爱施朝廷，要考虑“公卿大夫，其爵各异”。可见他所谓的爱，仍然是有等差的爱。礼的作用就是“辨明此等诸事”，“节文斯二者”。所以，他的结论 文/赵世超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93 2016.10 | SOCIAL SCIENCE DIGEST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城市名称

1战国时期 临淄、咸阳、邯郸、大梁（开封）、郢都（荆州），郑城（新郑）、曲阜、洛阳、成都、姑苏（苏州） 2秦编辑 蓟（北京） 3西汉时期 长安（西安）、洛阳、成都、宛城（南阳）、邯郸，临淄、彭城（徐州）、长沙、番禺（广州）、广陵（扬州） 4东汉时期 洛阳、长安（西安）、宛城（南阳）、成都、彭城（徐州）、许昌、荆州、长沙、襄阳、邺城（邺城主体已消失）（临漳、安阳） 5三国时期 洛阳、长安（西安）、建邺（南京）、益州、赤壁（武汉）、成都、荆州，许昌、徐州、长沙、凉州（武威）、幽州（北京） 6两晋时期 洛阳、长安（西安）、建康（南京）、邺城（临漳、安阳）（邺城主体已消失）、成都、姑臧（武威）、襄国（邢台）、寿春、广陵（扬州）、姑苏（苏州） 7南北朝时期 建康（南京）、洛阳、长安（西安）、平城（大同）、邺城（临漳、安阳）（邺城主体已消失）、成都、广州、寿春、荆州、广陵（扬州） 8隋唐时期 长安（西安）、洛阳、扬州、成都、太原，钱塘（杭州）、荆州、金陵（南京）、广州、幽州（北京） 9五代十国时期 汴州（开封）、洛阳、金陵（南京）、杭州、福州，广州、成都、长沙、荆州、扬州 十、北宋和辽时期： 汴京（开封）、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广州、明州（宁波）、金陵（南京）、成都、长沙 10南宋和金时期 临安（杭州）、泉州、福州、广州、明州（宁波），金陵（南京）、扬州、长沙、中都（北京）、成都

十二、大元时期： 泉州、大都（北京）、扬州、广州、福州，明州（宁波）、杭州、中庆（昆明）、成都、辽阳 11大明时期 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福州、广州、明州（宁波）、成都、济南 12大清时期 北京、苏州、南京、杭州、济南，广州、天津、福州、成都、武汉、奉天（沈阳）13民国时期 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奉天（沈阳）、济南、重庆、北平（北京）、成都、承德 14共和国前30年 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长春、哈尔滨、广州、西安、济南、大连 15共和国近20年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南京、重庆、武汉、沈阳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 ” 一 研究中的棘手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世界上任何地方政治权威的中央集权化和固定结构的源起。文字书写要晚于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在近期的研究论着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象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 这种对国家起源的古典看法至今仍然有其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注意到，马克思的范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弱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无疑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不是充分条件呢？剩余产品也许会诱使潜在的剥削者对之加以垄断，那么，是甚么保证他们如愿以偿呢？大多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甚么不断然拒绝这种企图，从他们那里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没收回来呢？平均分配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不会引致统治阶级独占闲暇和权力这样的文明进步，然而，却显然会响应庞大人口的立即需要，至少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适度地缩短劳动时间。 要使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转为充分条件，似乎还要求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原则。那么，哪里才能找到这些原则呢？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于社会内部的动力──亦即在同一社会内部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逻辑上还有两个与

城市的起源和发展

城市的起源和发展 邸永君 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居住方式上已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前农业化时代，人类由居无定所、散若星辰的存在方式发展到使用半永久性居舍，并小规模聚合，最终过渡到定居于乡村聚落；第二次大的变动是在农业化时代，固定城市的出现，城市设施不断完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次是在工业化时代，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居住于城市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主流。 以考古发掘所得到的实物证据为依据，学术界普遍接受关于“第一批城市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于西亚地区，以双支河流域中下游最为集中”的观点。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则形成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左右。而我国有考古发掘证明的最早城市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前1700 年，属较为晚近者。 考“城市”一词，属“城”与“市”之连用。城字最初指城墙，内者称城，外者称郭。《韩非子?七患》有云：“城者，所以自守也。”《孟子?公孙丑下》有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后引申为有城垣环卫之都邑。《诗经?瞻卬》有云：“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又引申为筑城。《诗经?出车》之“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是此意。市字之本义，乃聚集货物进行买卖。《易?系辞下》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后引申为交易场所。《战国策?秦策一》有云：“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因市多在城内，也可用以代表城邑。《汉书?梅福传》有云：“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城”“市”二字连用，最早见于《韩非子?爱民》，有“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之语。于正史中最早出处为《后汉书?法雄传》，有“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之语。杜甫《征夫》，有“街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之句。城市也可专指城中之市。宋人张俞有《蚕妇》诗：“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便是专指城中市场而言。随着历史发展，城与市的功能联系日趋紧密，作为城最初本义的城墙多已不存，即使存在亦早已不是城市外围边界，市的地位和作用却直线飙升，更加突出强化；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距离也越来越近。到如今，城市的定义也变为“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并成为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的地方”。 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城市的诞生？人类社会存在了上百万年，为何偏偏在大约5000年前出现城市？城市出现的区域有何特定条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根据对城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学界对城市起源大致有四说。一种是“防御说”。《吴越春秋》有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前已述及，过去的皆有城墙，且大多不止一重，因而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皇帝高官居之，外城则居住平民百姓。建筑城郭的主要目的防御外敌侵犯。同时兼有防御水患之意义，这是从军事和安全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二种是“集市说”。此说突出“市”的功能，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业畜牧业产品，需要集市进行交换，后逐渐固定，聚集者越来越多，就先有“市”，后来将周围建墙围起，便又有“城”，则城市就此形成。这是从经济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三种是“分工说”。认为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者需要场所进行生产和交换。所以城市应运而生。这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四种是“庙宇说”。认为如果没有对权威的尊重、对某种场所的依附及对他人权力的服从，城市就不可能存在。能够使远比一个家族更大的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就是宗教崇拜。比如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城市就是靠清真寺的出现发展而来。先有庙宇，然后拱卫之而出现其他设施，包括市场、居所，再筑城，这便是“庙宇说”。是从宗教学角度解释城市的出现。以上四种理论都有事实依据，但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往往是以上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对产生条件有客观方面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有充足的水源。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管仲曾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在《管子?乘马》中，他明确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近地利。”就是说，凡营造国都，不建在大山之下，也一定要建在大河的近旁。高的地方不可近于干旱地区，以保证用水的充足；低的地方不可近于水洼地带，以节省沟堤的修筑。一定要依靠自然资源，凭借地势之利建设城市。管子阐明了建设国都，建设城市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历史上建设城市经验的总结。只要打开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城市大都建在江河之畔，湖泊之侧，或者是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其二，交通条件亦属十分重要的因素。货物交换、市场运作离不开运输，而运输效率则明显受制于地理因素。所以城市或建立于平原开阔地带，或依山而建，但有通路与外界联系，大型城市必是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其三，周边地区物产状况。城市人口多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周边人口提供。所以周边物产状况直接决定了城市是否能够存在，和其存在规模，发展极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对城市产生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人，城市便会变为死城而消失。城市周边地区的人口和城内人口要在合理比例的范围之内。人口的稠密度决定乡村能否养活城市。当然，生产力越发达，科学技术越先进，人类克服客观困难的能力越强，人类建立城市所受上述某种因素制约的程度就会越小。但人类也绝非万能，因为克服自然因素的过程无疑会增加成本，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近则承受不起经济的压力，远则招致大自然的惩罚。以笔者只见，近年来北京恶性膨胀的趋势若不遏止，大自然的惩罚为时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