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艾芜短篇小说《旅伴》

新发现的艾芜短篇小说《旅伴》

2021年艾芜诞辰110周年之际，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了19卷本的《艾芜全集》。和其他现代作家的全集一样，鉴于多种原因，难免有散佚的文章。全集出版后不久，龚明德就从相关书籍与期刊中整理出艾芜佚信多封，并指出书信卷中存在诸多纰漏，亟待完善。①2021年陆续有研究者发现艾芜的书信和文章，进一步证实《艾芜全集》有待补充。②笔者近期在《小说》月刊上看到署名“艾芜”的短篇小说《旅伴》，经查对，该小说尚未收入《艾芜全集》以及文集、选集中。

《小说》于1948年7月1日在香港创刊，由茅盾主编，共出版了12期（1948年7月1日-1949年6月1日）;1949年10月1日在上海复刊，由靳以主持，1952年1月停刊，共出版了24期（1949年10月1日-1952年1月20日）。刊物撰稿人有茅盾、郭沫若、周而复、张天翼、蒋牧良、沙汀、艾芜、巴人、以群、柯蓝、老舍等。③艾芜在《小说》月刊上共发表了三篇小说，分别为短篇《暮夜行》（1948年10月1日第1卷第4期）、短篇《旅伴》（1948年11月1日第1卷第5期）和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1949年1月1日至3月1日第2卷第1、2、3期连载）。从《旅伴》的内容、发表刊物和作者署名来看，它是艾芜的小说当无疑议，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芜专辑》和《艾芜研究专集》中，均收有《旅伴》这一创作目录。④20世纪80年代由艾芜亲自编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艾芜文集》中，未收《旅伴》;《艾芜全集》短篇小说卷的编排仍按照《艾芜文集》中的顺序，补遗篇目里也无《旅伴》。同是刊登在40年代末《小说》（香港）月刊上的三篇小说，《暮夜行》和《一个女人的悲剧》均收录集中，为何遗漏了《旅伴》？笔者推测原因如下：在发表《旅伴》之前，艾芜还曾发表过篇名与之颇相似的短篇《伙伴》（1933年6月1日《正路》创刊号）与中篇《我的旅伴》（1944年3月1日《当

代文艺》第1卷第3期）;《一个女人的悲剧》在《小说》上发表之后，接着就出版了单行本，又编入50年代末出版的《艾芜中篇小说集》（收有《我的旅伴》）中;《暮夜行》也在50年代入选《艾芜短篇小说集》与《艾芜选集》（均收有《伙伴》）。⑤在后来文集和全集的编选中，已出版单行本和曾入集的小说相对容易找到，《旅伴》又和已入集的《伙伴》《我的旅伴》篇名相似，因此可能导致被漏掉。这篇未收入全集的《旅伴》，在艾芜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原文附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思想运动，推翻了封建帝制，促进了少数人的觉醒，但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结构累积了太多痼疾，旧形态被彻底瓦解仍待漫长时日。20世纪上半叶，就意识形态领域而言，人们尚无法摆脱专制高压和文化弊端形成的精神枷锁，沉闷得令人窒息的中国，正如1922年鲁迅笔下那间，里面昏睡着很多渐入死灭的人们，且无窗户难破毁的“铁屋子”⑥。受到过“五四”新文学革命影响的年轻人也意识到，衰颓的民族急需输入外来和异质文化的新鲜血液。1929年1月，27岁的沈从文发表了带有湘西地域风情的小说《龙朱》，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向来自称“乡下人”的策略性创作，但在以龙朱象征着“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民族健康的血液”中，⑦寄托了作者塑造国民灵魂的理想。4月，23岁的梁遇春在《谈“流浪汉”》一文中，赞扬了和“君子”相反的“流浪汉”，他们任性顺情，豪爽英迈，充满天真幻想，也能洞察人性;与小心翼翼、附和别人、互相将就的君子们做成“死国的和平”相比，勇往直前、敢和生命肉搏的流浪汉们则能够使世界“呈现些须生气”，因此他提倡，“在这麻木不仁的中国，流浪汉精神是一服极好的兴奋剂，最需要的强心针。”⑧

梁遇春或许还不知，1925年21岁的艾芜已经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观点了。艾芜独自南行流浪了六年，归来后依旧感觉故国笼罩在暮气沉沉中，他观察到富有孩子脾气、可以纵情玩耍的缅甸人比庄重沉静的中国人年轻有活力，于是也发出慨叹：“回到中国来，就常常觉得周遭一切，太沉闷了，太古老了，年轻的少壮的血液，总须得打

上一针的。”⑨果不其然，1935年12月艾芜具有“流浪汉精神”的小说集《南行记》出版。从这层意义上来看，1920年代“浪漫主义趋势在中国逐渐物力化的过程”⑩延续到1930年代后，以沈从文的小说集《龙朱》（1931年8月出版）和艾芜的《南行记》为代表，同是推崇自由生命力，沈从文以爱欲作为其核心，艾芜把意志看成其重要呈现形式。1932年，艾芜开始以在西南边境和异域他乡的见闻为题材发表流浪汉故事的小说，《南行记》承接了沈从文对异域情调的描绘，以浪漫神秘、明丽昂扬、纯真至情的独具风格成为现代文坛上“极有魅力的艺术奇葩之一”。

《南行记》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出生活在底层、命运多蹇却顽强韧性的流民形象，当小说中的“我”以一颗平等诚挚、同情友爱的赤子之心和那些蛮横的强盗、狡猾的抬竿夫、粗鄙的马哥头、油嘴滑舌的烟贩子接触时，不但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还得到了帮助，“我”遂看到了人性的恶中之善。他们原始真实的灵魂、求生反抗的意志、自由野性的生命中融进了作者的创伤体验，寄寓着作者的信心理想，这也是艾芜在三四十年代遭遇入狱、战争、逃亡时写南行故事的主要原因。一个有力的佐证：1931年艾芜发表了短篇小说《伙伴》，刻画了两个不停斗嘴，兼做走私鸦片的滑竿夫形象，1944年艾芜因怀念他们身上赋有的最好东西——进取、善良、热心，而将其扩充为中篇《我的旅伴》。作者原谅了他们赌钱、走私、吸鸦片等缺点，“留着他们性情中的纯金，作为我的财产，使我的精神生活，永远丰饶而又富裕。”11“南行世界”是艾芜的艺术创作，时空距离诗化了流浪经验、淡化了功利意图，他在认识、描写、评论人生时也创造人生，于再现生活、形式探索、伦理目的之中力求真美善统一，即作者凭借记忆把体验塑造成现实的同时，也在幻觉中驰骋想象。“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12“南行世界”体现了这种经验性与独特性的统一。因此有研究者指出，艾芜的作品中存在着豁达开朗与悲愤忧郁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奔涌出赤子的纯真与讽刺家的世故两股互相冲突的感情，这在《南行记》中展现得尤为明显，便是传奇与真实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