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美育思想的贡献与启示

]现象

梁启超美育思想的贡献与启示

]曾繁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是颇有影响的清华研究院文科四导师之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是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奠基者，特别在史学与文学领域建树颇多，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对他在美学与美育领域的成就之高低，前期与后期之关系，具体的美学与美育理论贡献等在学术界仍然有着一定的分歧，需要进一步研讨。本文试图对于以上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将他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上，深入探讨其活动的历史动因并看他与其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做出了那些新的贡献，从而确定其历史地位。

梁启超生活于晚请与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其时社会动荡急变，四万万同胞面临外侮内乱，中华民族经受着生存与危亡的考验，“保国保种”成为国家民族与一切有识之士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着由封建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在文化上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在这种动荡急变与巨大转型的社会时代，梁启超是早期的弄潮儿，其后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他作为叱咤风云的”康梁”之一，是早期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其后虽持改良的立场而与革命对立，但在反对袁世凯与张勋复辟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他最后的绝笔是为《辛稼轩先生年谱》所写“孰为公死，凛凛犹生”，说

明其反封与爱国的情怀始终不变。而在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则与其政治上的逐渐落后相反始终是活跃在第一线的重要人物，在鼓吹“启蒙”，介绍西学以及建设新的“中学”之中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为梁启超个人，在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由政治家到教育家与学者的转型。这种转型大体以1918年欧游为界，其后梁氏逐步走上从教与为学之路。这正是他在政治之路屡屡碰壁之后所选择的救国之路。他在叙述自己的转变时说道“现在中国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样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

的大路，摆在我们面前”。（1）

但其从教与治学却仍然

难脱政治的影响，正如他在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

以文饰其政论”。（2）由此说明，他后期的学术活动仍

不离“启蒙”与“救国”等与“致用”有关的大的“政论”范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氏后期从“知古而鉴今”出发主要致力于史学，在旧史学的改造与新史学的建设上建树颇多，使其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者。从1920年欧游回国到1929年初辞世，加上最后几年的缠绵病塌，梁氏这宝贵的六、七年学术活动时间主要用在史学建设之上，这是有成果为据的。而在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上，由于距离”致用”相对较远，所以不是梁氏的主要用力所在。但这并不排斥他在这些领域的独特建树。诚如金雅教授所说，梁氏的美学思想是一种大的人生论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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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梁氏的美学思想就是广义上的美育思想。这也是由他的”启蒙”与”救国”的”致用”的学术路径决定的。当然，前期他更倾向于政治”启蒙”，后期则更多学术意味，但”致用”的路径始终未曾偏离。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梁氏美学与美育理论，尽管仍然成果丰硕，见解不凡，而且的确以“新民”作为贯通前后的桥梁，但还不能说已经自觉地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与美育理论体系。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的美学与美育理论已经有一个“隐性的体系”，但毕竟缺乏“显性的体系”。而且，这种“隐性的体系”还需要学者去加以阐发，从阐释学阐释主体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因此这就可能形成不同版本的梁氏美学与美育理论体系。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显示，梁氏在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上还没有明显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他的文章中有“美学”与“美育”的字眼，梁氏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贯穿于他所有作品及其一生的资产阶级“救亡与启蒙”的精神，对于当时与今后，乃至今天我国的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与参考价值。请看，1900年，就在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那一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祖国的危亡进行了满怀民族激情的表述。他在文中说道：“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奈何足怪！”但在国之濒危之际，梁启超并没有灰心，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青年。在本文的最后，他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地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3）更为可贵的是梁氏将审美与文艺作为造就美哉少年与少年中国的重要途径，并于其后的1902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重要论文，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4）的重要论断。在这里也许梁氏将小说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但他将文艺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的初衷却是极有价值的。总之，从《少年中国说》到《新民说》，再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梁氏的美学、美育与文艺理论中始终贯穿着“民族启蒙”的强烈情怀。这不仅一改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将其转变到文艺与“新的国民”塑造

的现代轨道之上，而且完全切合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兴亡成为当务之急的现实。可以说，“民族复兴”从1840年以来至今，一脉相承，成为我国美学、美育与文艺建设发展的基调。梁启超在这一基调的形成中是最早倡导者之一，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是其不同于其他美学家之处，应予特别注意与重视。有的学者将梁氏看作是功利主义的美学与美育理论家，但我们认为梁氏所倡导的“民族启蒙”是一种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的宏大的民族功利，对于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美育，这种宏大的功利主义不仅有着政治的价值与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

二

梁氏的美育思想存在着一个隐性的体系，我个人理解这个隐性的体系就是以“新民”为其出发点，以“文学移人”、“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其内容，以“美术人”、“生活艺术化”为其指归，以新的艺术形式“小说”以及对于中国古代作品的现代阐释为其手段。这些内容与中国传统美育的“礼乐教化”与“诗教”、“乐教”相比有着许多新的现代的而且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元素，应该讲是比较新颖的，值得加以研究。但其中的许多基本内容已有诸多学者阐释，因此我在此简单加以论述。

“新民说”。梁氏在戊戌维新失败后逃避日本期间对于维新改良及其失败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仅仅依靠上层皇帝与少数贵族必然失败而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重要经验教训。而依靠人民又必须改造旧的“国民性”，塑造新的“国民性”。这就是他于1902年在《新民说》一书中提出著名的“新民说”，成为其包括美育在内的新的民族启蒙活动的出发点。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梁启超通过戊戌维新的失败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兴亡，人民的文明程度是最重要的，只有有新的人民，才能有新制度与新国家，否则什么也谈不上。但现实情况是中国人民由于深受封建主义影响，因而国民性存在诸多毛病。他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列举了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脆弱与公共心之缺乏等等国民性的弱点。由此，梁氏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重要课题，改造的重点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

无而新之”。（5）而其重要途径则是文学艺术，特别是新型文艺形式小说。他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6）这就开创了以文艺改造国民性这一中国近代以来美学、美育与文艺学优良传统的先河，为鲁迅等所继承。这恰是梁启超美学与美育理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可以说“新民说”伴随了梁启超的一生，贯穿在他的包括美育在内的一切学问之中。在1922年所写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又在论述趣味教育的同时论述了“教育趣味”。所谓“教育趣味”就是他认为教育承当着培养“新民”的重任。

“文学移人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文学移人说”。他在论述了小说所具有的“常导人游于他境界”与“感人之深”的两大重要特点之后说道“此两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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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责任等等，应该说是中国学者最早研究情感教育的学术论著。他认为，情感教育就是一种情感的陶冶，用情感来激发人，感染人，教育人。而在《为学与做人》一文中，他借鉴德国哲学家与美学家康德有关人的思维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与此相应教育就分为知育、情育与意育，并借用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来概括这三育的功能。情育的功能当然就是“仁者不忧”。他将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统一起来，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关于情感教育的途径，梁氏提出“艺术是情感教育最大利器”的重要观点。很明显，他还借用费希纳《美学导轮》中有关“审美阈”的概念提出“情感阈”的概念。接着，他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中国优秀古典作品所表现的情感，特别是有关故国之思、抗击外侮、同情弱者的情怀。包括诗三百、汉乐府、屈原、李白、杜甫、辛稼轩等作家作品，并将这种情感表现归结为“奔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等等。情感教育是西方现代教育领域的重要方面，不仅限于美育，还包括情感训练等等方面。但梁启超在这里显然主要是讲以艺术教育为主的美育。正因为梁氏将情感教育看作是造就审美世界观的艺术教育，所以他明确要求艺术家“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谗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13）

美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美术人”。梁启超于1922年在《美术与生活》的讲演中提出美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美术人”。他说美术教育的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培养懂得艺术创作的“美术家”，一个则是培养能够欣赏美术的“美术人”。他说“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14）那么，什么是“美术人”呢？梁氏认为就是生活有趣味之人。他认为所谓“趣味”不是一种“披枷带锁”的“石缝”中的生活，而是一种自由的生活；也不是一种没有一点血色的“沙谟”的生活，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其实，这就是一种将审美看作生活必需品的审美的生活。梁氏认为，培养这种能够审美的生活的“美术人”是国民改造与建设的需要。他说一个人审美情趣的麻木就使一个人成为没有趣味的人，而一个民族审美情趣的麻木就使一个民族成为没有趣味的民族。而美术

的作用就是将这种麻木的审美情趣恢复过来，使没趣变成有趣，“明白这个道理，便知美术这样东西在人类文化系统上该占何等位置了”。（15）梁氏提出培养能够享用美术的“美术人”就是一种广义的具有艺术欣赏能力与审美的态度的“生活的艺术家”，正是美育的任务所在。梁启超可以说是我国美学史上第一个试图将专业艺术教育与普通艺术教育加以区别的理论家。他对于普通艺术教育培养“美术人”的特殊任务的提出与论述，意义重大。

三

以上，我们用极为有限的篇幅概略地论述了梁启超的美学与美育思想，现在我们再作一个简略地小结。首先还是要看一下梁氏美学与美育思想的主要贡献。我想梁氏美育思想的基本观点目前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但我们应该将其放到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审视其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发现它所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梁氏美育思想所始终贯彻的民族启蒙精神，无论是“新民说”、“少年中国说”、“教育救国说”等等，都给予我们深刻印象。特别是他于1920年所写《'欧洲文艺复兴史'序》中他提到的他们欧游所得之“曙光”即为“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这两个文艺复兴的成果，意义更为深远。他说蒋百里常说此次欧游希望求得某种拯救民族的“曙光”，而这个曙光就是蒋氏在《文艺复兴史》中所说“一曰人之发现二曰世界之发现”。应该说这两个发现带有理论总结性，是非常深刻的民族启蒙意识。所谓“人之发现”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与人权的压抑而要高扬人的自由解放的本性。而且，梁氏通过戊戌维新的失败也的确体会到仅仅依靠少数皇亲贵族是没有什么用的，还得依靠广大人民的觉醒，而物质的文明包括“船坚炮利”也是不可靠的还得依靠新人的塑造。所谓“世界的发现”其实就是民族的发现，将自己的民族放到世界的大环境中去定位，去探讨其前途。中国封建时代的长期闭关锁国以“天朝大国”自据，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却使“老大帝国”濒临危亡之势。总之，所谓民族意识就是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民族的尊严。“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是梁氏政治与学术活动的出

发点，也是其美育理论的出发点。无论早期的“文学移人说”，还是后期的“趣味教育说”、“情感教育说”都与“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有关。这也是至今值得我们记取的民族振兴的“曙光”，是我们人文学者在从事包括美育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中所不能忘怀的。梁氏所处的晚清与民国正是我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加上梁氏特有的站在政治前沿与沟通中西的经历，使他的包括美育在内的学术文化工作均具有开创的意义。他的美育理论可以说完全突破了中国古代“礼乐教化”的那一套，而具有全新的意义，无论从理论内涵，概念范畴以及研究方法可以说都是全新的。而从他对当时的新的艺术形式小说的极力推崇也可见其发现并支持新事物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对于梁氏这样的从传统中走来的学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对我们今天特别具有启发意义。没有学术的开创与创新就没有学术的价值，梁启超是我们的榜样。梁氏美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在美育研究中所提出的课题，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现实，来自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十分紧迫的“民族危亡”、“国民性的改造”、“生活的艺术化”等问题，成为其美学与美育研究的问题阈，并被后人所继承。梁氏包括美育在内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特别于以借鉴的。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

中即西'之新学派”。（16）在他的美学与美育研究中这

种方法的运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梁氏借鉴了许多西方现代学术元素，哲学的，美学的，教育学的，心理学的等等，而且都是新颖的。但梁氏也力图不脱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他对于中国古代韵文的情感阐释、对于杜甫与屈原的理解，都是对于传统的现代解释，但又没有完全离开传统。这种中西结合视野中理论与学术的创新，不能说没有一点牵强之处，但这种探索却是极为可贵的，值得我们借鉴。

梁启超的美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时代的与个人的局限性。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就决定了他的包括美育在内的

文化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经济与政治的改造，而将文化与审美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难免有审美乌托邦之嫌。新民的塑造固然需要文化的维度，但最根本的还是离不开政治与经济的基础，如果政治制度得不到改进与经济得不到发展，国民性的改造根本不不可能成为现实。事实证明，不可能有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贫穷的国民性改造与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不通过革命推翻专制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有自由的国民与生活的审美化，这是无庸置疑并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而且，梁氏在美学与美育理论建设上缺乏自觉的学科建构意识，这也是十分明显的，梁氏是极为重要的史学家与文学家，但还不是自觉的美学家。他的美育思想基本上是从政治家与教育家的角度出发的，而其前后期从“新民”的角度出发有着一定的内在一致性，但从美育学科本身来说，前期的“移人”与后期的“趣味”尽管并不矛盾，但毕竟“趣味”是其后期的观点，还是缺乏严格的内在学术自恰性。而从论述来看，他的美育论著特别是后期的重要论著基本上都是比较短小的讲演，理论观点难以展开与深入。

梁启超进行美学与美育活动的时间距今已将近100年，梁氏辞世到明年也已经80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梁氏“新民说”的理论，“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以及“生活审美化”的呐喊仍然响彻我们耳际，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真正获得审美地生存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让我们接过梁任公的美育理论，为实现他所提出的上述任务而继续努力。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现代中西艺术教育比较研究”中

期成果）

注释：

（1）、（8）、（9）、（14）、（15）《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38，第16、13、

12、页；文集第39，第22、2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18）、《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070、310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0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5）、（6）、（7）《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884、1077、88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0）、（11）、（12）、（13）《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36，文集第37，第68、60、63、7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曾繁仁?梁启超美育思想的贡献与启示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占了很大的份量，研究梁启超的《新民说》必须从两个阶段来深入，第一阶段：1902～1903年，趨向于革命道路。第二阶段：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他不再持激进、破坏的观点，而趋向于改良道路。分析了梁启超从激烈走向保守的调适思想，也从中看出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标签：梁启超；新民说；调适思想；革命道路；改良道路 1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但在《新民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理论基础的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本文认为，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应该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 第一个因素：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新民”思想贯穿梁启超思想的始终，“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个因素：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近代民族主义对国际竞争，以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不仅是梁启超强调新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 梁启超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调适作下了铺垫。 2梁启超思想的调适 关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本文试两个方面解释： (1)从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来看，不难看出，梁启超从激进走向保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体来说，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似乎处于思想的十字路口，在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上，则主张渐进改良，并肯定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有许多的连续性，他主张“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又主张“淬厉与采补并重”在他自美返回之后，力主以“祖宗遗传固有这旧道德”维系社会。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曹诗图/王衍用 【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 提要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

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2011年第4期（管理研 究）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代表，梁启超在少年时代接受了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又在青年时代沐浴欧风美雨，受到了日本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集于一身”的基本特征。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新生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文化课题，也是一个与民族命运攸关的政治课题。面对历史和时代的课题，他作出了解 答。1900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中西文化“结婚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种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国之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 三让，以行亲迎三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 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这种以中国文化为根本，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参考的文化结婚论，贯穿了梁一生的思想实践。他采纳中西各种学说，熔铸服务于启蒙新民、 爱国救民的价值宗旨，在这样的文化姿态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等都被梁启超纳入到自己的思想视野里，从而成为其文学启蒙思想建构的丰富资源。 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文学尚用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以来，文学作为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是为社会秩序的巩固服务的，并扮演着政治、伦理、道德的发言人角色。对于梁来说，他自小接受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中国文学的教化传统使他耳熏目染。在古代中国，文学的“教化”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启蒙，文学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都是统治和进行社会启蒙的工具。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是中国文学的真正传统，这对梁氏文学启蒙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是对古代教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虽然这二者的结果和出发点是不同的，但在重文学、教育人的功能方面却如出一辙，都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与古代教化传统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古代文学提倡的是能“兴观群怨”，能“授之以政”，文学乃是“经国之 大业”，有“正人心”、“变风俗”，即“救世”的功能，这成为古代文人从事文学事业的动力和价值目标。到了梁启超这里，文学的内容、目标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对于改变人心的功能性认识并没有根本转变。梁认为文学是指引国民前进的灯塔，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是唤醒昏睡国民的惊雷，总之，是启蒙的最佳方式。 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区别，但他显然更倾向于对“觉世之文”的认同，“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 ”他为文求觉世，而不求其能藏之名山，传之不朽，“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一百世之后世也，应于时垫发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 ”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价值，使梁牺牲了古人的立言的价值取向， 这种致用的文学观是与教化文学一脉相承的。然而，这种尚用的文学观体现为具体的功能时，梁的文学启蒙却与教化传统有区别，它显然有着更为现实化的政治目的和理想，“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智识与能力”。因此，以新民为第一要义的政治目的，使梁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不同于教化传统。首先，梁虽然倾向于强调文学的教化，但他又区别于古典文学中注重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强调新的政治意识的启蒙，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来改造国民的品质。其次，强调“新民”，使梁能够从文学与民众的关系中思考文学的价值功能，因而不知不觉地把一种新型的读者接受引进了文学的过程，使他在认识文学的教化功能时，也考虑到了文学自身之所以教化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的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结合起来。如他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是因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审美感染功能，而正是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启蒙教育得以很好地实现。这一认识虽仍追求文学改造社会的终极目的，但他意识到了文学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心灵的过程，这显然比传统的认识更符合文学的本性。梁强调的是作用于心和品质。可以说，为了“新民”的重任，使梁把传统致用的文学价值代教化传统的继 蒋志刚* *[作者简介]蒋志刚，湖南女子学院党委组织部讲师（湖南长沙410011） [摘 要]作为中西文化“结婚论”者，梁启超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吸纳与扬 弃，中国文学“尚用”“教化”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其“文学工具”论建构的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为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文学启蒙；影响62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许小青 【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 【专题号】K3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0年02期第97～102页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 三个方面，虽然其中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 的提出及对近代国家建构方式的探索，使其民族国家思想朝本土化方向演 进，对当时及后世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国家/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7—06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 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 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 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 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 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 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 “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 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 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 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 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 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 有五大洲各国”[1](p16)。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 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 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 （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

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梁启超趣味范畴的特定理论内涵，探讨了梁启超趣味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研讨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中西思想文化渊源及其个性化创构，论析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独特的理论特质与价值。 梁启超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美学思想近现代转型期的重要人物。他对“趣味”范畴的阐释和趣味美学思想的建构，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图谱中，极具特色，需要我们认真解读与发掘。 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思想与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等专题论文、演讲稿以及给家人的书信中。本文将以这些相关文字为基本研究对象，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趣味主义构成了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互释，也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对于趣味和人生的关系，梁启超主要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本体意义。即趣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趣味。他说，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2）无趣“便不成生活”。（3）其二，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生活的原动力”就来自于趣味。（4）“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5）在梁启超看来，合理而自然的人生状态就是趣味的状态。从本体与价值、动力与功能两个方面着眼，梁启超把趣味放置在对人生具有根本意义的本体论兼价值论视阈上。那么，在人生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趣味其具体内质又是什么？对于趣味的内质，梁启超通过对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的阐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梁启超对无趣的生活作了界定。他认为趣味的反面就是“干瘪”与“萧索”。因此，他界定的无趣的生活有两种。一是“石缝的生活”。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6）一是“沙漠的生活”。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7）梁启超否定了这种无趣的生活，认为这不能叫“生活”，而是人生的禁锢与退化。在这里，梁启超运用否定之 （一）、否定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无趣特点的否定，而达成了对于趣味（生活）内质的两个厘定： 与无趣之缺乏生气生命相较，趣味是生命的活力。（二）、与无趣之泥滞禁锢相较，趣味是创造的自由。其次，梁启超通过对趣味发生条件的探讨，进一步厘定了自身对趣味内质的界定。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8）。因此，趣味既在主体，也在客体，是主客的会通与交融。就主体言，趣味是与情感相联系的。情感作为主体心理基础，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9）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这一思想链条是梁启超趣味思想的一条基本脉络。没有情感的激发，就没有趣味的萌生；没有趣味的实现，也就没有理想的生活。情感与生命活力、创造自由一起，构成了趣味内质的三大要素；其中，情感又是生命活力与创造自由的前提。情感激扬、生命活力、创造自由在趣味的发生中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关系，成为趣味实现的共同前提和条件。其中，情感具有最基础最内在的意义。因此，在梁启超这里，趣味（生活）的内质表现为这样三个层次：底层——情感的激扬；中层——生命的活力；顶层——创造的自由。这三个层次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通向趣味之境的理想之路。简而言之，梁启超的趣味就是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和所呈现的生命意趣及其具体实现状态。趣味之境既是特定主体之感性达成，也是主客之间的完美契合与主体生命的最佳创化。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

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 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浅析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浅析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发表时间：2019-06-24T11:27:44.030Z 来源：《成功》2019年第3期作者：黄沁茗 [导读]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关键词】梁启超；趣味；趣味教育；美育 梁启超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美育思想大家。在他的美育著述中，“情感教育”、“趣味教育”、“艺术教育”等概念均使用过，从基本内涵看，它们都可以理解为美育，但就侧重角度和所处地位而言，还是有所分别的：情感教育侧重于美育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艺术教育”侧重于美育的主要途径和方法，而“趣味教育”在梁启超看来就是审美教育，这显然更接近美育的内在本质。在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中，“趣味教育”是核心范畴，“情感教育”、“艺术教育”是对于“趣味教育”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因此，以“趣味教育”为切入点更能把握他的美育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首先，“趣味教育”的内在本质 梁启超曾明确地宣称：“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第12页) 他还说：“问人类生活干什么，我一点不怀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生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2] (第22页)可见，“趣味”、“趣味主义”不仅是梁的审美理想，也是他的人生信条，由重“趣味”、重“趣味主义”到重“趣味教育”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 梁启超说：“趣味教育”这个名词不是他创造的，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他则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梁启超这一改动，就将趣味提升到了审美的高度，意义十分重大。“拿趣味当手段”，是“有所为而为”，总要以另一件事为目的，其结果是目的达到，手段抛弃，“趣味”也就没有了。而“拿趣味当目的”，却是“无所为而为”，“为了趣味而趣味”，像小孩子游戏一样，没有其他目的，这里“趣味”已成为一种超功利目的的情趣、乐趣，也就是美感愉快。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进一步指出，“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3] (第13页)可见，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教育”中的“趣味”，不是一种形而下的感官愉快和低俗享乐，而是一种超官能欲望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愉悦。在《学问之趣味》中，他更明确指出：“趣味”就是“快乐”、“乐观”、“有生气”，“趣味”的反面是“干瘪”、“萧索”，趣味具有健康向上的情感意味和生命意味。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是一种超利害得失、超生理欲望的审美愉快即美感，这样，梁启超所谓的“趣味教育”在本质上就成为审美教育、美感教育。 梁启超极力弘扬趣味、审美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趣味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审美的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而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4] (第24页)这就是说，人虽然具有审美的本能，但生活中的趣味和美感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进行有意识的培养训练，即通过一定的手段，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审美活动，不断提高感官的审美能力，把感官从麻木的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有趣。他特别指出，尤其是人生在幼青年时期，趣味是最浓的，整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入下等趣味不可。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之有无和“趣味”之高下都与“趣味教育”息息相关。 二、其次，“趣味教育”的主要途径 “趣味教育”之必要性在理论上已如此，那么“趣味教育”在现实中如何可能呢？梁启超认为，现实的和理想的生活为趣味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感受、善于想象，随时随地都能受到美感教育。在梁启超看来，趣味的源泉有三：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三，“他界之冥构摹进”。总之，无论是外部自然、社会生活还是艺术的形式都是引发美感的重要“机缘”。“趣味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充分利用这些审美因素，有意识地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让人们拥有一双会看形式美的眼睛和会听音乐的耳朵、拥有一颗热情敏感的心灵。 虽然，在梁启超看来，天下万物都有趣味，人生生活于趣味，只要有生活、有事做就有趣味，然而对于“趣味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即他所谓的“趣味的主体”，他还是有严格界定的。经过多方比照，梁启超列出了四项趣味的主体：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在劳作、学问主要还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手段的条件下，趣味毕竟是有限度的，游戏中所产生的趣味又往往稍纵即逝；而艺术比之劳作、学问游戏却具有更为普遍、更为持久的影响力。因而在这四项主体中，他最看重的又是艺术教育。而在艺术教育中，他尤其推崇音乐、美术、文学。他说：“美术的功用”，“是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明白这种道理，便知美术这样东西在人类文化系统上该占何等位置了。”[5] (第24页)在梁启超看来，文艺的本质就是趣味、就是审美。因而，艺术教育在整个美感教育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并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所以，他说，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 艺术教育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威而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这是因为在梁启超看来，艺术教育主要是一种“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比之理性教育，在人的审美心理的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到的越发少”，而“用情感来激发人，好象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吸引多大分量的铁, 丝毫容不得躲闪。”“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时间占领了他心的位置”。[6 ](第71页)这是梁启超对于艺术情感教育特征的极具本质性和独创性的阐发。他认为，艺术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加以浓缩、物化，通过塑造的美的形象来感染人，触动人的情感，对人的心灵加以“熏”“浸”，如春风化雨，点滴滋润，天长日久，铭心刻骨，它对人的影响是深透、久远的。由此，梁启超称艺术是“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说“音乐、文学、美术是情感教育的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并说“艺术家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