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辛楣先生年谱
李士珍与戴笠之死
李士珍与戴笠之死 李士珍与戴笠之死 ------------------------------------ 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最高学府是设在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校长，警校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长李士珍主持。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李士珍曾一度出任过中将军长，不过时间不长。调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时为简任一等警官。1946年戴笠的死与李士珍争夺警察总监有关。 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任上的1945年底到次年年初，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正是这件事导致戴笠之死——虽非李士珍杀戴笠，戴笠却因李士珍而死。戴笠是军统局头子，可警察系统并非军统一统天下，如上海警察局内中统的势力反大于军统，在青年警官中，中统系统的人更多些。而戴笠朝思夕虑的就是想控制警察系统，为此，戴、李二人斗了十几年。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与毕业于黄埔二期、并被蒋介石保送到日本留学、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派”李士珍来说，戴笠自是无法望其项背的。然而，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的时间却早于李士珍。他早在进黄埔前就开始了特务活动，并且很有一套办法，所以，也是深得蒋介
石信任的。1932年4月，复兴社设立特务处，戴笠被任命为处长。他知道搞特工得有一班自己的人马，是年，戴笠就在南京洪公祠开办特务训练班。可没有料到，蒋介石却把李士珍派到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李士珍自恃是蒋介石派来的，又有留学日本的洋学历，入黄埔军校又早于戴笠4期，自然不买戴笠的账。由于李士珍资历老于戴笠，他又不买戴笠的账，所以，戴笠总是千方百计排挤他。从此，二人开始不和，也由此开始了二人争夺警政系统大权的矛盾斗争。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戴笠虽然没有能有效地完全控制警察系统，却通过各种手段，安插了不少军统的人在警察局任职，比如警察总署的唐纵就是军统的，至于首都警察厅厅长、上海警察局局长、北平警察局局长，以及一些省的警务处长，也经常为军统的人所把持。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长虽然不是直接由军统的人担任，但也为戴笠所控制，如成都、兰州、西安、郑州、洛阳、贵阳、昆明、迪化（乌鲁木齐）等，其原因是戴笠控制了内政部警政司，便于安插军统的人到这些地方和部门任职。内政部警政司司长一职，李士珍本可以到手的，但他不愿放弃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一职，结果让戴笠瞅准了时机，力荐原浙江警官学校教务处主任酆裕坤担任。酆裕坤于国内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去美国留学，而且学的就是警察专业。所以，戴笠一举荐就获准 。自此，一部分警政大权开始逐渐落入戴笠之手。 由于戴笠在军界上层有不少密友，如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被
王阳明晚年著作《大学问》探析
王阳明晚年著作《大学问》探析 王阳明在他逝世前一年，特意为弟子讲授其关于《大学》“三纲”的体认。这一讲授在录成文本时取名《大学或问》，后改为《大学问》。关于《大学问》，学者的研究多以为它乃阳明晚年定论，是与《传习录》同样重要的阳明学代表文献。至于它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学者又语焉不详，缺乏细致的论证。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细致论证说明《大学问》之重要就重要在它实际上是阳明在晚年对自己哲学所做的纲要性的阐述。这个阐述，宗旨不是纠正其早年思想的偏颇，以便给其思想下个自我定论；而是就其哲学做整体性的描述，亦可谓阐述其哲学纲要，以便其弟子精准地掌握其哲学思想的精义。由于一年后阳明便逝世，而逝世前一年又因忙于平息动乱和安抚民心等诸事而无暇再讲学术，《大学问》实际上就成为阳明对其弟子所做的思想上的最后交代①。 一 王阳明在逝世的前一年②，与其入门弟子有两次学术问答。这两次问答的记录文本，无论对于正确理解王阳明哲学，还是正确理解整个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之发展历程，都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就是在宋明理学史上十分着名的阳明“四句教”和《大学问》。关于“四句教”的成因及产生时间，在其弟子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中，有清楚的记载：时值1527年阴历九月八日夜晚，地点在越城天泉桥上，目的是想调和钱德洪与王畿关于“心体无善无恶”之体认分歧。但关于《大学问》，在《阳明先生年谱》中却只字未提，只有记录者钱德洪的简单交代：“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 通过这个交代，我们只能知道《大学问》产生于王阳明将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之时，难以详知其产生之具体地点与时间。若想稍知其详，当细考“将发”之时。《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朝廷命阳明出征平息思恩、田州之乱，时为嘉靖六年（1527）五月，王阳明本不想应命，上疏请辞，以致一再拖延，直到八月“先生将入广”④。而钱氏所
戴笠不为人知的身后事：儿子被枪决 孙女送人
戴笠不为人知的身后事：儿子被枪决孙女送人 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1897年4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村一个普通家庭。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了素有国际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赌注。终日浪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精于心计的戴笠，竟然与上海滩名流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戴笠也正是由此结识了蒋介石。 一1927年底，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完了，但是这个戴笠，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所以蒋介石下台期间，他还是很勤快地为其做一些情报工作。戴笠的确极富远见，他的政治投资也的确放对了地方，蒋介石下野后不到1年再度复出。重新回归政坛的蒋介石，从失败的经历中，深感特务工作的必要。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所有与之敌对的势力，那么，谁来作这支特务队伍的统帅呢？蒋介石想到了危难时期一直追随左右的戴笠。1928年，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却悄悄离开，毅然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科肄业生，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昔日上海滩的旧交蒋介石。他的命运也从此青云直上，成为民国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蒋介石有几个候选人，但在面谈的时候，戴笠的一句话很让他感触。当时戴笠说，这可是提着脑袋干
的活，我随时准备牺牲。蒋介石说为什么，戴笠说，这个活干好了，敌人会把我干掉，要是干不好这个工作，你会把我干掉。经过多次的考察试探，蒋介石觉得，戴笠对自己的确是忠心不二，而且富有胆大冒险的精神，所以倍加重用。戴笠顺利当上了国民党复兴社（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处长，并于1938年7月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1944年升任局长）负实际责任，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戴笠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也正是从此，他一步步成为了让自己引以为豪，却让国人深恶痛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混世魔王”。掀开民国特工史，戴笠绝对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他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杀人无数、仇家遍及天下，想杀他的人大有人在！军统，这个神秘的、阴森的、叠床架屋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主要是对付反对力量，但是，也有相当力量对付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力量，所以在特务组织20来年的历史当中，制造了很多影响很大的案件，包括暗杀了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等等。除了拥有特务武装数十万人，戴笠还掌控着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戴笠呼风唤雨的能量在蒋介石政府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所以可想而知，戴笠包括他的特务组织，是千夫所指。 二戴笠一生中玩过数不清的女人，最使他中意的莫过于“影后”胡蝶。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
戴笠之死影响了什么
戴笠之死影响了什么 戴笠之死影响了什么戴 笠先生在北伐和抗日中的功绩，现在舆论昌明、资料丰富，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怀疑了。至于他的好色不倦，坊间早有传闻，但也是一些你情我愿的风流韵事，在民间 的流布和夸大中颇带有些津津乐道的欣赏。当然，还有沈醉的回忆录对于戴笠先生的指斥抹黑，不过此类污蔑不值一提，目前已经有证据表明，这些文字的作者似乎 不是沈醉本人。 最主要的讨论点是：如果当时现实状况还是那么糟糕——延安还是得到苏俄的军援、美国还是袖手旁观、国 军内部还是间谍密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戴先生还活着，是否国府就不会退守台湾了呢？个人以为，情报工作的着力处主要有以下6点：1、破获敌方在民间的 间谍网络；2、捕获敌方在我处的高级卧底；3、暗杀敌方的高层领导；4、暗杀意欲投敌的我方高层；5、向敌方高层派驻卧底；6、在敌方民间密布间谍网络。 让我们来逐个分析，戴笠如果不殉难的话，能在这6个方面扭转败局吗？ 首先，破获敌方的民间间谍网络方面。这一点在戴 笠殉难后，国府做的还算成功，最成功的是对于“民革”的
军事特务网络的破获。至于学运工运，国府明知后面是对手的“第二条战线”在指挥，但基于国际感观和 宪政体系，基本没有痛下杀手。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延安所谓的“白区工作”的成效很显著，但作用并不是很大。 其次，捕 获敌方在我处的高级卧底方面。这一点需要考察，就是这些国军的高级干部是何时成为卧底的，用延安的话来说，是“归队”还是“起义”呢？其实“解放战争”整 个形势就如同一场雪崩，第一推动力来自东北，推动者就是那个一再抗命、贻误军机的卫立煌。据现有材料显示，卫的变节应该是苏俄在法国的特务之功劳，起先延 安方面并不知情，所以军统即使在敌方有高级卧底，也不会了解到卫长官竟然成了鼹鼠。因此，戴笠的存在对于东北战况没有影响。 第 三，暗杀敌方高层领导方面。这个能力军统应该是没有的，因为中共的延安整风几乎消灭了一切嫌疑分子，能够渗透到高层身边实施暗杀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且延 安负责保安的官员都有长期的地下斗争经验，识别潜伏特务的能力很强，施行清洗又没有顾忌。因此，无论戴笠在与不在，都无法用暗杀消灭对手，正如他抗战时期 很少暗杀过占领军高级官员一样。
一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略论和良知学简说
一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略论和良知学简说 一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略论和良知学简说 一、生平简历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子，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县)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 王守仁精通儒释道，归本于儒，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好友湛若水说：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元年)始归正于圣贤之学。”(《阳明先生墓志铭》) 黄宗羲亦曰：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出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十) 考亭，地名，在今福建建阳西南。相传五代南唐时黄子稜筑
以望其父(考)墓，因名望考亭，简称考亭。朱熹晚年居此，建沧洲精舍。宋理宗为崇祀朱熹，赐名考亭书院。此后因以“考亭”称朱熹。 世人称之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诗词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其实，圣贤大儒道全而德备，都多能或者全能。向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只是有没有机会施展而已。《论语》中，达巷党人就曾经称赞孔子：“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明宪宗成化年间，父王华，在成化中了状元，当时王守仁十岁，随父移居北平(北京)。 十一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其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年谱》一)各种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据说他13岁丧母，继母待他不好，他就买通巫婆捉弄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当时王阳明肯定不懂经权论，但这个孩子气“捉弄”，我觉得无意中符合权道。因为动机既善，效果又好。这个故事见于冯梦龙《智囊全集》，如下： “王阳明年十二，继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师，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乃夜潜起，列五托子于室门。母晨兴，见而心悸。他日复如之，母愈骇，然犹不悛也。公乃于郊外访射鸟者，得一异形鸟，生置母衾内，母整衾，见怪鸟飞去。大惧，召巫媪问之，公怀金赂媪，诈言：王状元前室责母虐其遗婴，
李梦阳与阳明心学_盛敏
收稿日期:2006-04-10 作者简介:盛敏(1974-),女,河南永城市人,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第22卷第4期2006年8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JOU RNAL OF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Vol.22 No.4August,2006 李梦阳与阳明心学 盛 敏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河南郑州450044) 摘 要:李梦阳与王阳明, 同为明中叶理学新思想的开拓者,但他们的思想走向却迥然有别。王 阳明融会佛、老而归之于儒,直承孟子以辟/心学0;李梦阳则抨击异端,力归纯儒。二人思想同源而异趋。 关键词:李梦阳;阳明心学;同源异趋 中图分类号:B248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6)04-0005-04 明代中叶,前七子的复古运动与王阳明的心学几乎同时兴起,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引发了重大的变革,它们的产生,同是明弘治、正德间特定社会状态的产物,也同时代表了当时要求摆脱理学桎梏、张扬主体精神的进步思潮。历来的研究者在认识到这一学坛风会的同时,又往往把二者分置于文与道的两端,谓梦阳与阳明分别代表了当时文学与理学的变革。明人董其昌最先论及:/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家墨守欧、曾,平平耳。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0[1]他虽将阳明心学与梦阳复古并推,却又同时强调梦阳之力在文而阳明之力则在理。稍后的李贽在5与管登之书6中说:/如空同先生,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0[2]现代学者钱钟书也说:/有明弘正之世,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理学则有阳明之师心直觉,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悖。0[3](P33)钱钟书先生虽仍沿袭前人成见,但毕竟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二者竟能/齐驱不悖0。今人陈建华在其5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6中也说:/如果说王阳明是明代新的哲学思潮的先驱,那么李梦阳则是新的文学 思潮的先驱0[4] 。 其实,梦阳文之推尊秦汉,除了取法其文章法度外,还因为秦汉之文承载着古圣先贤之道,意在借以恢复古代的学术。李梦阳的学术思想,大抵不满于程朱之学对于佛、道的杂糅,而欲恢复传统北学的朴质与纯正,同时承载了某些新的时代思想。所以,梦阳与阳明,不必一定要区别其文学与哲学的分野,二人 之学代表了根植于同一社会状态下的两种学术取向。上引董其昌之论,还蕴含着这样的事实:二人之学,同为对程朱理学的反动。惟其有共通处,所以能/齐驱不悖0。而/复古模拟0与/师心直觉0正是二人思想之/抵牾0处。后人之独推许梦阳的文学,有其一定的原因。梦阳以文学发首,其追随者多以文学相标榜,故其文学方面的声赫实远较其学术为盛,从而淹没了梦阳复兴古学的真实用意。假若我们设想一下,若梦阳纯以辞章名世,他会在后人,特别是在一些思想家那里永葆其/精光0吗?没有敦厚的学术思想作为依托,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士人的敬服。所以,梦阳之倡导文学,并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为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实为有意张扬传统儒学的重文思想,反对宋儒的主理废文。则梦阳的文学思想实为其学术思想之一端。 李梦阳与王阳明,是明代中叶两个最为响亮的名字。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创立者,其学经诸弟子推阐,几乎笼罩了明代中后期的整个思想界。据5阳明年谱#一6,王守仁弘治五年(1492)始侍父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格门前之竹,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明年(1493年),会试下第,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5](P1220)。而李梦阳就在该年中第,二人大概这一年并无相识的机会。梦阳弘治六年中进士第,旋因连丧父母回家守制。弘治十一年,李梦阳服阙如京师,拜户部主事,王阳明这年也在京师,二人有可能就在此时相识。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举进士,观政工部。至迟在这一年,二人即开始有交往。黄绾5阳明先生行状6载:/己未登进士,观政工部。与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徐祯卿,山东边贡诸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五)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五） 卷十三?序阳明先生年谱序年谱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壮，以至于终，稽其中之行实而谱焉者也。其事则仿于《孔子家语》，而表其宗传之自，所以示训也。《家语》出于汉儒之臆说，附会假借，鲜稽其实，致使圣人之学黯而弗明，偏而弗备，驳而弗纯，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盖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发此 以诏后世。其言明备而纯，不务臆说。其大旨则在“未发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诸心之性情，致谨于隐微显见之几，推诸中和位育之化，极之乎无声无臭，而后为至，盖家学之秘藏也。孟轲氏受业子思之门，自附于私淑，以致愿学之诚，于尹、夷、惠则以为不同道，于诸子则以为姑舍是，自生民以来，莫盛于孔子，毅然以见而知之为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观诸掌中，是岂无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愿者何事？端绪毫厘之间必有能辨之者矣！汉儒不知圣人之学本诸性情，屑屑然取证于商羊萍实，防风之骨，肃慎之矢之迹。以遍物为知，必假知识闻见助而发之，使世之学者不能自信其心，伥伥然求知于其外，渐染积习，其流之弊历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阳明先师崛起绝学之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渍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
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其说虽出于孟轲氏，而端绪实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盖有不知而作，我无是也。”言良知无知而无不知也，而知识闻见不与焉。师以一人超悟之见，呶呶其间，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习，盖亦难矣。浸幽浸昌，浸微浸著，风动雷行，使天下靡然而从之，非其有得于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确然自信而不惑也哉？虽然，道一而已，学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识闻见而有，而知识闻见莫非良知之用。文辞者，道之华；才能者，道之干；虚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棗皆所谓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内外精粗之见未忘，犹有二也。无声无臭，散为万有，神奇臭腐，随化屡迁，有无相乘之机，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于文辞，则为陋矣，道心之所达，良知未尝无文章也。役于才艺，则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与，良知未尝无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虚寂，则为异端，无思无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尝无虚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则为拘方，有物有则以适天下之变，良知未尝无典要也。盖得其要则臭腐化为神奇，不得其要则神奇化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与于此？夫儒者之学，务于经世，但患不得其要耳。昔人谓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犹泥于内外精粗之二见也。动而天游，握其机以达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
王阳明遗像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信息
王阳明遗像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信息 王阳明的挚友湛甘泉在谈到为何要为其师陈白沙塑像时说：是故于其没也，有三成之道焉。具体克肖，谓之德成；见于美墙，僾乎容声，谓之思成；刻木肖形，谓之像成；德成不已，求之思成；思成不已，求之像成；皆有不得已焉也。1而所谓德成、思成与像成，又可相应地比附于神象、想象与形象。毫无疑问，就哲学思想家而言，具体克肖的德成与见于美墙、僾乎容声的思成，显然要高于刻木肖形的像成。然而肖形又不能不说是古人感怀先贤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形象的直观性与亲近感会更加凸显出其特有的人文价值与社会功能。湛甘泉的这一论述，无疑对王阳明的遗像也是同样适用的。关于阳明遗像的具体考察，笔者已有专文论述2，本文则拟对阳明遗像中的历史内涵及其文化史意义作一阐释。 一 古人云：像之使人瞻仰者，从来尚矣。3故此，尽管古代中国画中惟山水最高，虽人物、花鸟、草虫，未始不可称绝，然不及山水之气味风流潇洒4，但为圣贤画像，却是中古尤其是明清时期画家的一份责任，亦是当时民间崇拜者的收藏嗜好。 具体到王阳明的画像，实际上在他生前就已开始在江西赣州的部分地区流传。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二年十二月，阳明班师至南康，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1然此时所供奉的阳明肖像，估计皆出于无名乡绅或生员之手，形神皆不似，阳明咸不称意，诚如朱谋垔所言：王文成镇虔日，以写貌进者阅数十人，咸不称意。盖文成骨法棱峭，画者皆正而写之，顴鼻之间最难肖似。（蔡）世新2幼年随其师进，乃从傍作一侧相，立得其真。文成大喜，延之幕府，名以是起。久之，吾宗人聘至南昌，写面俱请世新，而衣摺丹彩色则用罗素，故各极精妙。至今展之，犹如生对。世新亦善钩勒竹，大幅则佳；亦画美人。3 这就是说，阳明生前最称心的画匠是跟随其多年的蔡世新，而蔡氏根据阳明真身绘出的乃是其燕居授书像（详见后述）4，故该类成像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王阳明去世不久，其在浙、赣、黔、粤等地的门人后学，便纷纷为其设祀建祠5，仅《阳明年谱》与《世德记》所载比较有名的祀祠，就有十一处之多6，甚至一些偏僻之地也建起了带有乡约、族会、家塾性质的祀祠。而祀祠中一般都须立像祭拜，于是阳明画像便在其门人后学中被迅速传播开来。不过这只是对王学兴盛地而言，若换成王学传播的边角地带，阳明画像则变成稀罕之物了。诚如嘉靖年间浙南硕儒项乔所言： 日又至（吉安）报功祠，见薛同年甲（薛侃）置阳明石刻于宇下，窃谓此虽未足以知阳明，亦足以知薛子之政矣。虔有周、程、阳明像，又有阳明亲手墨刻，乃人生所罕见而奇遇者。日见郁孤（即赣州郁孤台），牛马其风，芜秽不治，而阳明（像）是山板刻，又多倒置于冷湿地下。7 由于阳明死后，其学说即被朝廷定性为伪学，所以其画像在嘉靖年间曾被人有意无意地倒置于冷湿地下，是完全可能的。但要说阳明画像在当时就已与周敦颐、程颐画像一样，成了人生所罕见而奇遇之物，则只能说明项乔的孤陋寡闻了。 据钱德洪整理的《世德记》所收之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记载： 嘉靖己亥（1539年），予督学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赠吕生舒，此幅是也。&&未几被召，因摹像以归，将示同志者，而首以赠吕生。予尝见人言此像于先生极似，以今观之，貌殊不武，然独以武功显于此，见儒者之作用矣。吕生诚有慕乎，当（一作尚）于其学求之。8 不过该文与载于徐阶《世经堂集》卷十四中的《阳明先生画像记》所记内容稍有不同。《世经堂集》说该像乃赠同年淡泉郑子9，而非《世德记》所说的赠吕生舒。除所赠对象不同外，其余文字两种文本所记皆同。此外，王畿《先师画像记后语》亦载：公（指徐阶）首以像、记授门人吕生需（疑即吕生舒，需、舒音近），因以视予。1
阳明先生的工夫论与道德之为
《阳明先生的工夫论与道德之为“道”》 罗同兵 阳明先生弟子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指出：“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这简略概括了阳明先生一生求道、悟道、传道的思想历程。阳明之悟，绝非口头工夫而已。分析《王阳明年谱》中的一些具体事例，有利于切实理解阳明先生所用、所传的悟道工夫。 一、立志。先生少年时期，志向即迥异俗人。先生十一岁时，遇一相士。相士对对他说：“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先生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可知先生志向或有儒道两个方向，但实修而内证，是十分明确的。先生闻一教，即躬行实践。 二、格物。先生十八岁。与人谈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深契之。二 十一岁，“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直到二 十七岁时，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按朱熹 的方法读书，“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 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虽然向外驰求，于道不契。但读书明理，功不唐捐。 三、导引。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 《中华道教大辞典》解释导引说：“或为内功修炼的总称，或仅指动功修炼而言。”并引郭沫若论《行气玉偑铭》所言，“古人所说的导引，即今人所说的气功。” 证之印度教，也有相似的工夫。室利·阿罗频多《瑜伽论》中说： 佛教中也相似修法。安般守意或称数息观，尤其是四界分别观，与导引有高度相似的内景过程。当代缅甸帕奥禅师《如实知见》中指导安般守意修法时说：“在气息扫过及接触上嘴唇上方或鼻孔出口处周围最明显的一点觉知气息，你将能培育及成就禅定。”“当你如此
王阳明先生年谱(白话版)
王阳明先生年谱 1472年宪宗成化八年夏历九月三十日(公元1472年10月31日)亥时，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今属浙江宁波余姚)龙泉山附近瑞云楼。先生母亲怀胎14个月，在祖母岑氏“神仙驾祥云送子”的梦中，先生诞生。祖父竹轩翁给先生取名“雲”。 1477年成化十三年，五岁，余姚，仍未开口说话。有神僧过而说：“好个孩儿，可惜言破”。竹轩翁更名先生“守仁”，即能说话，且能背诵竹轩翁所读之书。 1481年成化十七年，十岁，余姚。父龙山公王华中状元，入京师。 1482年成化十八年，十一岁，入京师。竹轩翁因龙山公迎养，携先生入京师。途经金山寺，先生赋诗《蔽月山房》。 1483年成化十九年，十二岁，京师。请教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师说：读书登第，汝父也。先生说：恐未是，当读书做圣人耳。 1484年成化二十年，十三岁，京师。生母郑氏去世，先生为母守孝三年。先生叹生命有限，为先生后来修道家神仙养生术埋下伏笔。 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十五岁，京师。先生出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区境内)，逐胡儿骑射，凭吊古战场，缅怀先辈于谦，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经月始返，夜梦拜谒伏波将军马援庙。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十六岁，京师。先生感慨时事，屡次欲上书皇帝，被父龙山公止之。 1488年孝宗弘治元年，十七岁，洪都。与诸氏完婚于江西洪都(今南昌)。诸氏，浙江余姚人，父诸养和时任江西布政使参议。新婚日，偶入铁柱宫，与道士相对而坐忘归。新婚期间，潜心书法，书艺大进。
1489年弘治二年，十八岁。偕夫人回余姚，路经广信(今江西上饶)，识理学大儒娄谅(号一斋)，信“圣人必可学而至”。一改活泼性格，严肃求成圣人。 1490年弘治三年，十九岁。竹轩翁在京仙逝，父王华携子及竹轩翁灵柩归余姚，丁忧三年。 1491年弘治四年，二十岁，余姚。嘱咐弟王冕等人为守仁讲经析义，学业大有长进。在余姚，遍读朱熹著作，思“格物致知”之教，后格竹七日，无果，患咳嗽病。 1492年弘治五年，二十一岁。秋闱，杭州，中举浙江乡试。孙燧和胡世宁同举，后宁王造反，“三人做好事”。父王华丁忧期满(服阕)，回京复命。 1493年弘治六年，二十二岁。京师，春闱，会试不第，首辅李东阳戏曰：待汝做来科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先生拈笔而就。有忌者曰：此子若取第，目中无我辈矣。归余姚，结龙泉诗社，对弈联诗。 1494年弘治七年，龙泉诗社，吐故纳新，吸收了很多当地知识分子。 1495年弘治八年，王家搬迁至山阴(今浙江绍兴越城区王衙弄19号)，余姚老宅租给钱氏。 1496年弘治九年，二十五岁，京师。春闱，竟为忌者所抑，会试再不第。先生曰：汝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是年，钱德洪（1496—1574）出生于余姚瑞云楼，后撰《瑞云楼记》。 1497年弘治十年，二十六岁。寓京师，时边关甚急。苦学诸家兵法，以果核列阵为戏，想借雄成圣，但被人讥笑为赵括“纸上谈兵”，且无施展舞台。意识到“欲报国，需舞台”。 1498年弘治十一年二十七岁，京师。接受现实，苦读朱熹《四书集注》，
一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略论和良知学简说
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略论和良知学简说 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略论和良知学简说 、生平简历王守仁（1472 年-1529 年），字伯安，号阳明子，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县）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 王守仁精通儒释道，归本于儒，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好友湛若水说：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 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元年）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阳明先生墓志铭》） 黄宗羲亦曰：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 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 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出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考亭，地名，在今福建建阳西南。相传五代南唐时黄子稜筑
以望其父（考）墓，因名望考亭，简称考亭。朱熹晚年居此，建沧洲精舍。宋理宗为崇祀朱熹，赐名考亭书院。此后因以“考亭”称朱熹世人称之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诗词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其实，圣贤大儒道全而德备，都多能或者全能。向孔子：博学而无 所成名。只是有没有机会施展而已。《论语》中，达巷党人 就曾经称赞孔子：“大哉孔子! 博学而无所成名。” 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明宪宗成化年间，父王华，在成化中了状元，当时王守仁十岁，随父移居北平（北京）。 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其师说“只 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 ，他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 书学圣贤耳。”（《年谱》一）各种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 。 据说他13 岁丧母，继母待他不好，他就买通巫婆捉弄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当时王阳明肯定不懂经权论，但这个孩子气“捉弄”，我觉得无意中符合权道。因为动机既善，效 果又好。这个故事见于冯梦龙《智囊全集》，如下：以母信佛，乃夜潜起，列五托子于室门。母晨兴，见而心悸。 王阳明年，继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师，公度不能免。 他日复如之，母愈骇，然犹不悛也。公乃于郊外访射鸟者，得一异形鸟，生置母衾内，母整衾，见怪鸟飞去。大惧，召巫媪问之，公怀金赂媪，诈言：王状元前室责母虐其遗婴，
明代阳明心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代阳明心学的产生发展及影响 明朝初期，程朱理学（起于宋，是儒学的发展）在思想界占据主流。它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但到后期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对社会的发展显现出阻碍作用。到明代中期，一个新的学派开始兴盛并开始占据明思想界的主流，它就是心学。 心学发端于明代初期，但集大成者则是明代中期的阳明先生——王守仁。 阳明先生与阳明心学产生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父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学士、少詹事。华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1） 王守仁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是状元，读的是朱熹之学。但王守仁小时候便展现了他不拘泥于程朱理学的一面，经常提出一些让教书先生觉得有悖传统的想法，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举动，还立志做圣贤。十八岁后开始读朱熹之书，并将朱熹之理付诸于实践，亲自格物致知——格竹子，他一直在竹子前按前人之学“格”了几天几夜。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对“道” 的大彻大悟，反而让他得了风寒。十年后，王守仁“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这是阳明沿朱学路径对圣贤之学的再次求索，结果却依然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所以“益委圣贤有分”了。自此王守仁对朱熹产生了怀疑，开始了自己对“道”的追寻。（2） 中年时王守仁谪居于当时极其荒凉的贵州，就在这一阶段他提出了“‘理’在心中”的思想，完善了自己的致良知说，并发展运用“知行合一”的理念，摆脱了朱子“去人欲”的束缚，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之后他一边亲身实践，一边讲学传道。他不嫌弃弟子，不挑剔门人，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将自己几十年之所学倾囊传授；他虚心解答疑问，时刻检讨着自己的不足，没有门户之见，也不搞学术纷争。就这样，阳明心学传播开来。 王守仁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习过武，平定过宁王叛乱和福建叛乱，这里暂且不表。史料上如此评价王守仁： 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硃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