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沉思

舌尖上的沉思

中国人的食物，就像一幅风景画，能表现出四季的流转，变幻万千的色彩；也像部电影，凝聚着人间百味，折射着陈年的乡愁，传递着人性的温度；还像一座博物馆，记录着人与自然的爱恨交战，更浓缩了民族文化的精髓。《舌尖上的中国· 第二季》一书写道：“在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客易流失的，便是美食的技艺”，但那纵横在中国人胃里的味道，会一代代传承，留下民族的根。

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中老厨师的女儿如此理解食物：“我好像没有童年的记忆，除非我把它们煮出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吃饭二字，最能表达出本能的欲望。认真起来，饭桌之间能吃出大千世界，冷暖人生。

《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极端悲伤的小曲，诗人说：“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游子离乡，行行重行行，眷侣即将天各一方，相思之情如万箭穿心。不管有多少颠沛流离，有多少望眼欲穿，最终都落到劝亲人好好吃饭上。

人世无常，相逢离别、悲欢喜乐，千言万语都包含在了饮食中。古来的游子，半个世纪漂泊，一推开门，阵阵黄粱饭香。美食中蕴含的乡愁总是挥之不去，春夏秋冬的光阴，刻骨铭心的爱恋，都能被食物的滋味唤回。美食，是人类的忘忧谷，温柔乡。

中国人的饭桌上，流淌着大自然赋予的无穷诗意。春天摘下的香椿，鲜嫩的叶子上滴下大颗露珠；雷雨后冒出来的笋尖最为生脆，剪下来烹饪的，是最美的一抹春色；初夏时的碧海，鱼虾跳跃，蹦跶出生猛鲜活的夏天；大雁归来时松树底下钻出菌子，摘下来与鸭子同烧，便知道秋天到了。

饭桌之间，香气氤氲，其间满溢的是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你能在食物中找到江南水乡的湿润葱茏，东北黑土地的漫天冰雪，甚至吐鲁番葡萄园里的斑斓色彩。食物也是一首恢宏的交响乐，你能听到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声，海浪轻拍岩石的潮声，或是久违的熟悉乡音。

美食与文学结合，更增无穷雅趣。我喜欢看《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煮饭的场景，她妙手一煮，一道：“玉笛谁家听落梅”令遍尝天下美味的武学宗师洪七公也甘心折服，再多英雄好汉，也不敌世间珍馐。《红楼梦》，大观园里令人叫绝的美食纷至沓来，玫瑰清露，胭脂鹅脯，鸡髓笋，碧粳粥，让人在字里行间尽享绝色佳肴。

然而这般风雅早已远去。现今“中国式饭局”豪吃海饮，浪费无数，全然不解食物的风情。“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样的古训包含着祖先对食物的珍视之意，提醒后人始终保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过度的饕餮狂欢，是对自然的亵渎和轻慢。人们贪得无厌的胃口，正是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罪魁祸首。卖熊胆的药店里常年售卖着黑熊的呻吟与痛苦；候鸟迁徙是一场艰辛而漫长的旅程，而埋伏在千年鸟道上的枪口正在对准天空最灵动的身影；莽莽大兴安岭中，不在动物发情期狩猎本是鄂伦春猎人对森林的承诺，然而旅游开发带来的游人却毫无顾忌地枪杀驯鹿。调查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一个物种的灭绝都无法挽回。导致这一切的，正是人类对大自然毫无节制的索取，对自然规律的无知。

人生如同一次修行，好好吃一顿饭，没那样简单。《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说，做食物的人最能了解自然。中国农民有最精深而朴素的哲学观念，懂得春种秋收，顺应时令，不思不躁的劳作，以得到最时鲜的美味；而一味莽撞蛮干，只能颗粒无收。老子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说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伦理观念。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一书不仅用精美的图文留住了纪录片带给人们的饕餮享受，更具有阅读和收藏价值，书中加入的美食溯源、文化考据、营养知识和名家名篇等内容，使读者获得了阅读与美食的双重极致体验。这本书让我们得以品味中华饮食文化，在文字中领略到大自然馈赠的美妙，感受着食物蕴藏的欢喜与哀愁，搭建起一座人与自然、美食与社会联结的桥梁。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

——兼论信仰伦理于绿色生活的意义

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由于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克尔凯郭尔

1

几年前，一位政策研究室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为何那么嗜吃喝？为何腹欲如此强烈？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贪之嫌、不被纪律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四十岁以上，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

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中国人确实被穷怕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视作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怜惜补偿吗？若仅仅如此，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也乐观：只要经济提升了，物质丰裕了，“恋食症”即自然痊愈。可事实远非这般简单，若把超常无度的饮食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族群的贫困史和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媒体曾报道：深圳一天吞掉数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则流行吃鸟，多年下来，原本丰饶的海南翼族已被杀得片羽无几。事实证明，在高富裕人群中，人生欲望的“口腹”化倾向非但没减弱，反而愈加膨胀。

资料显示，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场在亚洲，尤以澳港粤为盛。在中国菜的名录上，你尽可以找到猴脑、熊掌、蛇胆、鹿血、穿山甲、大蜥蜴、扬子鳄……正像顺口溜说的，“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水里游的除了轮船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在外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饮食恐怖主义。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胃。

那简直不叫胃，而是最大的动物坟墓。或者，应称之“恐龙胃”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消费价码略低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朋聚，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级行政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账本没有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文、贷款……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生命豪迈、能量、谋略、胆魄和激情，似乎惟在举杯撞盏的刹那才石破天惊地迸溅出来，似乎只有在酒精的升腾中方可抵达人生的沸点。西方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远离饭局，即便生活小聚，也风格简易。

早几年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数十万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举不动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让人咋舌，更令人不解的是，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这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烧钱，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富人，常常过着一种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人生业绩主要投注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同时，还要把很大部分资财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地捐赠教会、资助公益、设立基金等。据几年前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有1400亿美元以上，光慈善基金会就有300多家，而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几十亿……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公益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为65%……

何以如此呢？除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出让等教导精神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价值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的审美方向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萎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

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欲望的膨胀与张扬，比如饮食，西方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繁式、规格派场，内容上更讲究山珍海味、野馐奇料——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不仅满足生理之需，更反射着主人的炫耀心理和社会欲望，胃，兼具“大脑”和“脸面”的特殊功能。

东西方的食量和食谱差异，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厘清，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上去检索。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方式和权力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白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母”之类的事实，即典型的腹欲成果。所以，反吃喝也成了反腐败的要紧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官员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也反出了些啼笑皆非：一位省领导到县区视察，嫌酒宴奢华，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畅谈“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令急忙警车开道，远赴百里外的市区大饭店调餐具和厨师……已备酒宴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以西方人的智商恐怕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于头脑却漠不关心？想想“四大发明”的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后宫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派进了厨房……

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远阔的审美想象，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淤重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人文现代化才真正启蒙罢。

毋庸讳言，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珠算化”，生命品格中罕见更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目标。口腹之嗜，暴露的是人生的物质化崇尚（食，不过是拜物之最浮表形式）——或许可谓之“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罢。而这，与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因果：一个

人潦倒时，对金钱与食物无比吝惜和疯狂追逐，而发迹后，其挥霍与炫耀方式，同样沿袭对物的眷恋和迷信——贫态呈现的是“拜物”，富态彰显的也是“拜物”。在这样的生态文化中，不知不觉，人的成功标志即对物和权的占有程度（权，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控物能力）。

生命注意力、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为什么？

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都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整齐的现代理性系统。而一个族群，一旦少了宗教意绪和理性规范，少了对生灵的普遍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物质嗜性便失去了牵制，欲望失去了底限。

2

在对自然和饮食的态度上，西方人能做到谦卑与节制，一方面源于现代理性和生命美学的熏陶，一方面得力于传统的宗教关怀意识。

从社会思潮的变迁看，19世纪以降，随着工业革命、进化论、生产力主义

的高涨，西方文化继“人本”之后大肆流布起了“人类中心论”（对大自然来说，“中心论”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世界皆为人设计”“万物皆备于我”），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在刺激人类物质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灵魂结构。“自然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霍·罗尔斯顿）。

但20世纪以来，在目睹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后，“胜天”的狂妄受到了质疑，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不仅伦理上不公，且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误区：“中心论”试图将人从自然家族中分离出来——并奋力推向高端和孤境的行为，很可能是自欺与虚妄。大自然有其天然的能量系统和生态法则，任一部位的劳损和物类的受伤都能引发全身的溃变，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重创和削弱，都是自虐行为。于是，西方理性开始了对工业时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抗议物对生活的压迫、工具对人的异化，并生长出了一支新的精神资源：大地伦理。

“任何事物，只要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它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这意味着，人的精神触角已不再仅从族群内部系统寻找和确立价值准则，它突破了“人本”界碑，向平等的万物秩序挺进——由此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模式，使生态学变成了一种最广泛的生存伦理学，一种富有“宗教感”的生命关怀信仰。20世纪中叶以来，各种生态机构、自然保护组织、环境基金雨后春笋般生出，正是这一伦理的诉求体现。

而迟迟才步入工业时代的中国，只顾埋头享受生产力带来的初级实惠，只顾惊羡技术的威力，并未顾及到西方这场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变奏。

更须重视的是，“大地伦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并非仅是理性反思的结果，亦非仅人类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较”所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文化中最具根脉意义的宗教精神。

“大地伦理”的守护神即宗教伦理。宗教是一种类似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感激与体恤，小心翼翼善待一切，尤其弱势对象……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其精神都有一个共核：倡导物种平等和最低消费原则，倡导生命间的关爱、承让和能量转化，倡导对欲求的节制，倡导万物和睦……这些恰好构成了对物质主义、人本消费主义的一种文化抵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得到改造，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也说：“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今日西方，历经几世纪的改革和文明洗刷，基督教逐渐疏远了它古老威权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实现了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精神形态——从“实体”的历史格式向“意绪”的心灵格式之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禁欲”走向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诉求上来。借助它，人们更多地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人格的寻找与塑造。由于世俗性的减弱，“上帝”概念不再发挥工具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它愈来愈变成一种精神角色，一种神性光芒下的

人文关照，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与能量……这是一个从严厉走向温存、从苛刻走向宽容、从威慑走向抚爱的历程。

正由于基督教的这种变迁，她才与现代生命美学构成了和谐的“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着今日西方的信仰文化和生命伦理。神性，有力地弥补了知识理性在灵魂事务上的不足。

或许有问：即使没有宗教，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能量，就维系不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吗？

前景不乐观。比如在动物保护、整治排污、严禁滥伐和过度开发上，虽然我们在舆论和监管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制裁，似乎都难从根本上遏制人的贪婪。

科学是崇尚实用的，其使命乃维护人的主体利益和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不仅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本”功利，甚至还夯固了它；而法律更为“人本”产物，是人与人协商的结果，既属人工契约，那人就有可能随时篡改和弃用它。在社会约束力上，唯一超越科学和法律的即信仰了，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对神（宇宙意志）谛听的结果，反映的是最原始的心灵契约和精神秩序，它传达的并非人群意志，而是神之律令，其尊严乃天然的，无须人工假设或求证。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永恒性，只有历史性、地域性和集团性，它们的权威与号召力远逊于宗教。一个人可不承认、不服从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神”俯首。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宗教资源丰裕的国家，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无神论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比如日本，其现代理性和公民文化不可谓不发达，但因缺乏宗教伦理资源，其国民精神中的实用倾向非常大，近来在“捕鲸”问题上表现出的自私令世界震惊。

和法律的强制性不同，宗教伦理的力量在“心”，在于灵魂和精神系统。事实提醒我们：惟有在信仰和心灵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实现“大地伦理”，改善我们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们。

现在，尽管绿色概念已深入人心，可细察便发现，我们对“绿”的所有主张和陈述，都停留在对“利弊”“祸福”的分析与权衡上——比如蔬菜是否残留农药、装饰材料是否对人体有害、吃野生动物是否会染上寄生虫……说到底，这不过是在做一道如何“利己”的算术题和选择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环保价值观，无不以“担心伤己”为心理驱动、以“利害”口吻暗示眼前的危险，同时，我们的行动也源于对“损失”的恐惧：比如急急护林，是因扑面而来的沙尘暴；比如呼吁保护某类植物，理由是它含有某治病成分……可问题是，一旦排除了这种利弊嫌疑，我们将凭何依据来确定对事物的态度？

不难料，若以这种“人类中心论”来制订保护名单和紧迫性，非但对真正的保护起不到决定作用，甚至有害：因为人常常会据眼前之需和实惠大小，在保护范围、程度、排名和缓急上拟定一种“性价比”，会通过精明计算在实用性上做筛选，从而很容易找到一种更服务眼前和地方的托辞，最终放弃远大承诺。比如，在建一座水电站和保护一种鱼类之间，决策者会选择前者——并非鱼类不重要，而是大坝“更重要”，更直接地服务当下人。

说到底，我们并没有把“大地伦理”纳入日常信仰，很多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变相自恋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某种保护与某种虐杀并无质别，双方来自同一个“源”——自保和利己原则。

而在西方，这种机会主义价值观，早已引起了伦理和精神的不满。自然哲学家霍·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说：“我们通常关心的不是受威胁的物种，而是受威胁的人类未来……从人类中心论出发寻找保护物种的理由，本质上带有一种剥削性，尽管这种剥削很微妙……人类把其他所有物种都视为铆钉、资源、研究材料或供人娱乐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剥削了。仅仅出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而认定物种有无价值，就像一个国家从利益角度论证其外交政策。”“人们已经学会了一些物种内的利他主义，现在的挑战是学会物种间的利他主义。挽救物种的功利理由，对于制定政策很有用，可我们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吗？”

是啊，虽然我们发明了“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利他伦理，可这只是被鼓励在人类集团内部上演的故事，于人之外的事物毫无意义。人们——哪怕俗称高尚的人，也往往只留意对同类的道德，对内部成员所负的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对大地、万物、宇宙的道德和责任……而“大地伦理”的美德在于：它把“责任”探出了人类边界——试图将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搞清楚！

在对待自然上，若不能摆脱“利己”的欲望纠缠，若没有类似宗教那样的虔敬态度和终极信仰，无论我们理性知识上再发达，也只能算临时和保守处理了人与外界的一种短期关系——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外交”。

3

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执拗的实用和拜物情结。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从古典的经世之用到现当代“天不怕地不怕”“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实践，从政治生产力到技术生产力，无非对物质主义的一次次阐发。

和欧美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政治话语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虽在近代影响中国，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与义和团灭洋运动，都验明着国人对上帝的误解和恐惧。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却是以炼丹、采补、房术、画符掐诀为工具，以养寿延年、滋欲纵乐为取向……这种超强的自恋和利己与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先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始终也未发育成一种普世的生存精神，渗入国人的日常细胞和骨髓中去，顶多作为一种价值幻象，成了少数士人淡漠世嚣的文化掩体。

20世纪，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宗教残留及传统文化的猛烈扫荡，国人在世俗精神的路上就再也没障碍了。代之而起的政治伦理，脆弱性显而易见，“唯物论”“斗争说”非但不抵御实用主义，反而本质上更怂恿物质精神，鼓励向万物宣战。所以，一旦商业大潮涌至、生产力号角吹响，中国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无遗，毫无精神植被的覆盖。一个几乎什么都不信、拼命求实唯物的群体，还有什么禁忌和敬畏呢？上不封顶、下无底限，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饮食上的“无法无天”，背后不正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吗？

至味在人间——舌尖总导演陈晓卿

1.“我的故乡只有一小块，它在我的舌头上。”

——大千世界、人生路漫，饶是有万种佳肴珍馐，能让味蕾为之起舞，让心跳为之加快，让思乡念家的愁绪和“故友”重逢的喜悦一同袭上心头的，唯有家乡的味道、家的味道。那是我们从生命原点就熟悉的味道，也是我们心心念念想要回归的味道

2.“繁复的宫廷菜肴所带来的快乐未必比路边摊带来的快乐多，就好像秦可卿的天香楼未必比莫言奶奶的高粱地所承载的生命力更澎湃一样。”

“在普通人身上发现他们的不平凡……他们说着有生命迹象活动的话……我怎么那么喜欢这种氛围……”

——当老饕们在美食节目里侃侃而谈，娓娓道来某道美食的历史演变，几近苛刻地评点某道菜肴的正宗与否时，我们总会不自然地产生一种自卑感，仿佛我们的生活因为饮食的“粗糙”而失去了应有的格调和品质。其实，寻常人家的烟火自有一番风味。平凡日子里的琐碎烦恼或是安适温馨，就着平易的食材入锅，煎炒烹炸，用滋味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满满的都是生活的味道。于是，饮食也就不仅是彰显生活品质、抬高身价的工具，更多的，我们是用味蕾去阅人、阅生活，尝悲欢离合、人生百态。我们要吃得尽兴、流汗，要可以边吃边纵声大笑或是放声大哭，要吃出人生的真性情，如此，方不枉来世间一遭。

——大味至简，剥离开美食身上重重的文化符号、繁复技艺，我们喜欢看到的，总是制作者那份诚意和爱。这两味主料，最质朴也最难得。

——美食没有高下之分，把美食也要分个三六九等的人是吃不出好味道的。

3．“（私心喜欢的美食）就像胎记一样，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他的位置”

——每个人的记忆中总有那么几个小馆子或是小摊，朴素、廉价，甚至有些脏，但唯有它，会在你晚自习之后为你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会在你加班之后拿上一瓶啤酒、几碟小菜，陪你唠尽心中的苦闷。你不走，它不收摊。之于你，它就是人间至味，不管后来你去了哪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心里也总给它留个位置，就像很多年前，它安静地守候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