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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中国的应对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15, 4, 28-3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15 in Hans. 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journal/acpp

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10.12677/acpp.2015.42006

In Post-Crisis Era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New Changes and the China’s Reply

Xiangming Wang1, Haichao Yan2

1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2College of Humaniti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Tianjin

Email: wxm1900@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

Received: Jun. 7th, 2015; accepted: Jun. 26th, 2015; published: Jun. 29th,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licenses/by/4.0/

Abstract

In post-crisis era,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lost their former brilliance. In order to make adjustment,

a set of remarkable new changes arise.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they implemented reindustrializa-

tion strategy so as to seize the competitive edge on world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the fires of national populism burned dramatically and, in tur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were af-fected by a lot of unstable or uncertain facto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ir original status, capitalist countries used some irresponsible artifice to hi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Faced with these new changes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China, based on self-development, should stabilize global economy and politics, push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revent domestic populism.

Keywords

Reindustrialization, Populism,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中国的应对

王向明1,闫海潮2

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2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天津

Email: wxm1900@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

收稿日期:2015年6月7日;录用日期:2015年6月26日;发布日期:2015年6月29日

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中国的应对

摘要

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处于深度调整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在经济领域,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抢占世界产业链的制高点;在政治领域,国家民粹主义再次泛滥,政局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国际领域,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相对下降,并采取不负责的手段阻碍国际格局和秩序转型。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国要以自身发展来做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器,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同时要防止国内民粹主义化。

关键词

再工业化,民粹主义,国际治理

1. 引言

曾在1992年以撰写《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而名噪一时的美国学者福山,却在20多年后于2014年9/10月双月刊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衰落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其基本观点与之前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历史已终结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福山哀叹:“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越来越无法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1]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团主席,曾任职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在当前经济危机中,不可能有赢者,只有失败者;而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支持了。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相信,美国所倡导的一切经济理念只能远离,不可亲近。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美国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2]。2014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遭受重创的资本主义何去何从,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重点问题。

2. 经济领域: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

1) “再工业化”提出的背景

所谓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不断上升,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而去工业化则是一个与“工业化”相反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发达国家耗费巨资在信息技术领域寻得突破。美国迅速抓住这一先机,把信息技术革命与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实现了产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引发了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在主要发达国家智能化的新产业兴起后,传统制造业逐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学术界将这一过程称为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过程。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过程有两个特点:其一,低端制造业发展停滞;其二,制造业大规模裁员。劳动力就业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在债券、股票、基金等金融投资领域的从业人员逐渐增多,金融等高端服务业超常发展,成为第三产业的核心。在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投资银行、金融和高端研发等行业组成的第三产业,大大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呈现出一种超强发展的势头。

金融危机前夕,西方国家主流观点认为,去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随着对去工业化政策和实践的深入讨论,人们逐渐认识到,“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其直接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就是近30年来发达国家过分重视虚拟经济,轻视实体经济,导致全球经济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失衡。其次,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11年秋天,美国一群示威群体在华尔街打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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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99%”的标语,揭开了“占领华尔街”的序幕。全美企业经济协会(NABE)的数据,2011年美国的GDP增长率只有1.7%,富人财富的增速超过经济增速的7倍还多。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再次,中产阶级日益萎缩,社会结构呈“金字塔”的趋势。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显示:高端人才供应不足,各大公司相互争夺;而中低端劳动力供过于求,僧多粥少,待遇低,并且大量低技术的工人很难找到工作,中产阶级数量日益减少。

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反思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政策。美英等发达国家再次认识到制造业是经济活力的根本,金融等服务业需要强大制造业的支撑,两者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重新将制造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逐步改变经济过分依赖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局面。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成为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2012年1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需要重振制造业,并表示将调整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2012年初,日本财务省发布的统计显示,从长远来看,产业转移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是日本出现贸易赤字的趋势性因素,日本政府将把着力扭转制造业流失局面作为未来经济政策的重点。自2008年以来,英国政府多次发布制造业发展战略。

2011年确定了制造业五大竞争策略:占据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加快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速度、增加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帮助企业增加对人和技能的投资、占领低碳经济发展先机。德法等发达国家也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振制造业,实施“再工业化”。

2) “再工业化”的内涵和实质

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再工业化”不是重新回到“工业化”阶段,不是简单地将已经迁移到海外的一般制造业简单地搬回来,而是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再工业化”实质上是对现有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打造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当前的“再工业化”是用信息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现有的优势产业,其最大特点是智能化,而不是工业化阶段的自动化。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相结合,导致制造母机的智能化、生产服务的智能化和产品的智能化。“任何能够改变产品制造进程的事物都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才是真实革命的形成。”[3]智能化制造将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模式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引领人们的生活走向智能化时代。当前的“再工业化”也是试图从战略上在新兴技术产业方面抢占制高点。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再工业化”积极推动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创造新的产业和新商业模式。以智能技术、纳米技术、云计算技术、3D打印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前沿技术将再造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占据新兴产业技术的制高点,从而有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培育新能源、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使经济始终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活力。当前的“再工业化”还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再工业化”不是不发展服务业,而是使其与工业同步发展,充分利用金融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上的优势推动制造业领先技术的重新恢复,形成良好的互动,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表明,无论今后金融服务业如何创新,经济结构发生怎样变化,都不能忽视制造业发展。通过“再工业化”战略,欧美将继续占据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制高点,重构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再工业化”战略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一定程度的自我修复能力。

3. 政治领域: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民粹主义泛滥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危机开始显现,突出的表现就是民粹主义运动在欧美国家持续发酵。2012年以后,民粹主义政党借助民众对危机后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满,打着人民至上的口号,赢得了较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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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扩大了自身影响。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说:“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这不是民主的时代,而是民粹主义的时代。”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俄国。在政治学领域中,民粹主义既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又可以作为一项社会运动,还可以是一种政治策略。民粹主义极端强调普通公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大众化和平民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同时,民粹主义反对精英统治,否定精英在国家中的作用,认为现代国家已经被精英所捕获,是为少数精英服务,而底层民众在社会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总之,民粹主义以广大民众民意的“真实”代表自居,用一些煽动性口号来迎合民众的需求,谋求民众支持。民粹主义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对精英阶层和精英统治的批判;二是诉求绝对平等主义。

1) 当前民粹主义泛滥的原因

在西方,民粹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转型和动荡时期,民粹主义往往更有市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欧美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民粹主义再次泛滥起来。

第一,西方民主制度危机为民粹主义泛滥提供了制度土壤。

二战以来,西方民主制度逐渐被金钱和精英所捕获,完全脱离了普通民众,很难真正承担起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责任。这种打着民主旗号的官僚制度已经被少数的“政治精英”所垄断,并且又因为表面上有着“民主”的光环而使得实际上的垄断权力更加肆无忌惮。诚如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讲师艾德里安·帕布斯特在其《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一文中所表达的那样:“19世纪和20世纪民主的统治并不代表有利于‘许多人’的权力民主化,反而以政府的行政部门加强对最高权力的篡夺为特征。问题是这种腐化的趋势可能堕落成一种自我腐化过程,因为在面对授权者不可能预料和选民不可能投票支持的环境时,民主选举的行政官员将会声称拥有合法的权威超越乃至忽视自己的被授权范围。”[4]在这种情况下,由资本主义宪法保证的所谓“人民主权”实际上却由行政部门单独行使的绝对主权权力所代替。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完全沦为程序性的一种形式,事实上的民主实践完全将人民从实际权力行使中排除,而实际掌控在少数“精英”手中。这就使对精英阶层和精英统治持批判态度的民粹主义有了现实的土壤。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上升为民粹主义泛滥提供了民众基础。

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群。2014年发达国家就业市场虽然有所改善,但总体失业率仍然不低。2014年欧元区前三季度的整体失业率依然高达11.6%。美国失业率虽然在2014年10月降至5.8%,创2008年8月以来最低水平,但失业主体则以青年居多。大量失业青年对政府、对前途、对自身价值失去信心,稍有某种社会刺激因素便极易酿成事端。美国发生的因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而导致的大规模社会骚乱,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颇有民众基础的民粹主义的泛滥。

第三,西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为民粹主义泛滥提供了心理条件。

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导致西方国家社会矛盾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出现了社会和政治危机,政府公信力下降等诸多情况。就欧洲国家而言,欧洲诸国实施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公民对国家产生严重依赖。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家财政难以持续支撑以往高福利的政策。由此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导致政府公信力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了西方多个国家的政府危机。对此,比利时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托马斯·内纳德指出,在债务危机影响下,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内政和边境政策不满。欧洲精英阶层和大众之间的出现了裂痕,民粹主义利用这一裂痕,吸引部分选民,扩大自身影响,一种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病毒开始发酵[5]。

第四,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民粹主义泛滥提供了技术工具

社会生态的变化特别是新型交往媒体的出现引发了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使得传统的组织化程序和等级化机制被个性化、及时化、互动性、草根性的微博、脸谱、微信等方式代替。传统传媒领域虽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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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府或精英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上,社会中下层将人数的优势转化为话语的优势,民粹主义的领袖们抓住这一变化,凭借网络平台,一味地追随和鼓动“民意”,制造声势以赢得公众支持,也使民粹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逐步扩大。

2) 民粹主义泛滥的负面影响

民粹主义具有两面性,但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意义,容易陷入独裁主义统治和暴民政治之中。在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民粹主义的共同点是,将社会弊病均归罪于别人,只有自己才代表真实民意。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这股民粹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发达国家底层民众的诉求和对社会的不满,有利于执政党思考当下施行的各项政策,但是负面影响也许更为深远。第一,当前民粹主义对“公意”和“人民至上”理念的极端强调,忽略制度安排,将各种私人利益植入集体无意识之中,实际上是对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主制度的践踏。民粹主义往往以民主的名义,通过对现有体制机制的绝对怀疑走向了反体制的道路,从而背离了民主精神,有走向独裁主义统治的危险。第二,民粹主义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单一化、简单化、情绪化。他们主张用理想中的、一次性根除的简单方式解决问题,具有狭隘的平民主义、盲目排外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等特点。民粹主义所主张的措施不但难以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第三,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过强的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容易陷入非理性的逻辑之中,虽然赢得社会失落人群的支持,但容易出现集体无意识,导致国家决策极端盲目化,陷入乌托邦的困境中。

4. 国际领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用下降并阻碍国际格局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实际控制了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权。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彻底被排除在国际话语权之外。这种以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政治治理机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范式,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2013年11月初,教皇弗朗西斯一世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指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国际体系中,它的核心就是“金钱国王”[6]。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格局中的作用逐步下降,但是在实力下降过程中尽力阻碍国际格局转型。

1) 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作用下降的表现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治理和环境气候变化治理等方面,由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比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变迁是世界经济治理格局的大变迁的缩影。

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在减弱,新兴国家的力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对世界议事日程的主导能力在下降。20世纪70年代,由美、英、德、法、意、日和加拿大组成的七国集团不仅在协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国际经济政治政策都产生过主导性影响。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七国集团显得力不从心。日本《时事解说》杂志撰文指出,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七国集团的框架已经行不通了。七国集团作为协调国际经济政治主要论坛的地位“没落”。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政治的作用日益显现,它在协调各国政策、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着真正实质性作用。

对世界事务的主导能力在下降。《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美国:病在赤字,根在政治》的文章指出:“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正在下降。部分原因是,美国无法解决其联邦政府债务问题;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维护并增强国际开放市场体系的能力似乎比过去有所减弱。由于美国政府仿佛在作出近乎不可思议的妥协,这种态度导致了它在国内外的失败。”[7]在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美国主导世界事物的能力在逐渐下降。虽然美国的军事科技力量仍能称霸全球,但不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是近期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仍无法有效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这从深层次上反映了美国主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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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能力在下降。

2) 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治理格局中作用下降的负面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也会为国际格局带来负面影响。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家在实力下降的过程中往往会以不负责任的态度为国际格局和秩序转型制造障碍。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伴随着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就表现出了不负责任的一面。其主要表现在: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贸易保护主义等不顾他国利益和不负责任的手段来谋求经济复苏。2008年、2010年、2012年9月和12月,美国陆续实施四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质是向全球输出通胀。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例如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打击对象已从此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了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除了这些措施之外,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措施还出现了两大新趋势,一是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某些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或阻止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二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

美国等国家利用历史矛盾、制造地区动荡,为新兴国家崛起设置障碍,竭力维护自身霸权优势。由于美国在世界中的重要位置,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动荡、冲突等都有可能促使资本、资源、人才等流向美国。例如为了阻碍中国发展,美国历届政府均插手涉及中国主权的钓鱼岛、南中国海以及台湾等问题,人为地为中国发展制造障碍。奥巴马上台后,在伊朗核问题、朝鲜“天安号事件”、“延坪岛事件”实行强硬措施,释放出了战争信息。美国插手突尼斯、缅甸、埃及等国家的内部事务,致使这些地区动荡不已、局势恶化。

尽管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在下降过程中,但它们仍然在世界各项事务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值得警惕是,世界历史进程已经表明,新兴国家的崛起和霸权国家的衰落,都可能给世界或地区造成破坏性影响。我们必须通观全局,谨慎应对,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力下降过程中给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作出评估,特别是当发达国家采取不负责任态度时,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世界进步与稳定。

5. 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几点思考

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2013年12月下旬,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了题为《当前时代和一战前惊人相似》的文章。文章指出,在100年前,大多数西方人期盼着1914年的到来。因为这时的欧洲已经一百年没有战乱了,整个欧洲大陆一篇繁荣。人们满足并相信这种美好生活能够持续下去。但仅仅一年之后,全世界就被拖入一场战争之中,900万人为此丧生。而今天与1914年最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在于自满。商人们和一百年前一样都忙于挣钱而忽视潜藏着的种种危机。政客们则正在挑逗民族主义,这和一个世纪前一模一样。虽然全球目前面临的各种威胁可能还不至于导致1914年那样的惨剧。但是,如果由于种族、宗教或部落激发的疯狂一旦战胜理性,大屠杀就会发生。“安于现状是可耻的,这就是一个世纪前的悲剧给我们留下的教训。”[8]这些使人震惊的论述或许不是那么准确,但也绝不是危言耸听。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将会经历一个比较痛苦、乃至混乱的调整。在这种形势下,以积极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认真地研究和对待当代世界已经显现的种种危机或潜在的危机,以前瞻性的战略思维谋划社会主义的未来。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负有重大责任的中国,更应该充分认识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保持自身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成。

第一,以高科技为支撑,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自身健康发展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复苏,做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器。当前,欧美各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将推动全球制造业格局重组,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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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结构带来巨大挑战同时也带来重要机遇。中国正处在一个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服务性制造业,拓展制造业价值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谓“新常态”

是指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坚定地推动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整体性深层次调整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格局。其间,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相当的下行压力,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这一方面确实是未来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的一种“常态”表现,但决不意味着国家对经济增速减缓可以听之任之。

我们必须通过全面地深化改革来革除弊端,积蓄力量,积极主动地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创造条件。譬如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来为经济结构战略转型提供人才保障;通过系统性地金融改革来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通过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等。

第二,做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当前,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中的地位相对下降,旧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日益凸显,中国应和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最终形成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格局,使得世界各国与国际金融交易、世界实体经济的规模和格局相匹配。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是,中国在当前国际格局中自身的角色定位。一方面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另一方面,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是建设者。诚如老子所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集中体现为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不断融入世界文明的道路,走以自身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而促进和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道路,并在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基础上,以和平、文明、可亲的国家形象用渐进的方式来逐渐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第三,防止国际民粹主义向国内蔓延。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国蔓延应引起我国高度关注,防止民粹主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造成冲击。首先,铲除民粹主义滋生的环境。在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国家应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缩小贫富差距,重视就业工作,改善下层群众的生活条件,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的新秩序。其次,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拓宽民众政治参与渠道,建立民众诉求表达体制;合理引导网络舆论,科学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牢牢掌控网络媒体话语权。再次,执政党要依据世情、国情和党情提出科学合理的执政目标,不应为过分迎合民众需求而提出过高执政目标。因为民粹主义往往在民众看到改善其处境的希望,却未能满足和实现这种期望时爆发。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能不能战胜挑战,赢得机遇,赢得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时代格局的准确判断,对自身时代角色的正确把握。我们期待并坚信,在不断地改革创新中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一定能够大有作为。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JJD710009。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福山: 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

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fu-lang-xi-si-fu-shan/2014_10_12_275200.shtml

[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华尔街的“遗毒”. 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politics/features/2009/07/third-world-debt200907

[3]克里斯·安德森(2012) 创客: 新工业革命. 中信出版社, 48-49.

[4]艾德里安·帕布斯特(2012)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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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务危机搅浑欧洲政坛(2012) 右翼与民粹主义交织扩散. 人民日报.

[6]教皇: 一代欧洲年轻人都身处险境. 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node/65715

[7]美国: 病在赤字, 根在政治.

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news/special-report/21590108-americas-economic-difficulties-are-mostly-political-time-pay-piper [8]经济学人. 当前时代和一战前惊人相似. https://www.sodocs.net/doc/cc6767085.html,/item/sSewQj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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