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理性主义

马克斯·韦伯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科学”？

何爱国

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科学无疑是这场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科学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知识，在前现代就已经存在。而现代西方科学则是现代西方式理性化的科学。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其建设指向是两种不同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困境重重的今天，韦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现代化；理性化；西方理性主义；新教理性主义；儒教理性主义；科学

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其实韦伯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一种西方方式的理性化。16世纪以来日益向全球推进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条独特的西方道路，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导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和社会发展道路。

一、理性主义的文化规制

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教育、战争、法律和行政的“理性化”一样。所有的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也就是说，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选择坐标的，不同的理性主义坐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

能是非理性的。譬如说新教的“宰制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禁欲理性主义”，儒教的“适应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人文理性主义”，道教的“巫术理性主义”，犹太教的“律法理性主义”和佛教的“出世理性主义”等。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个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韦伯强调说：“这一简单的论点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每一篇试图讨论理性主义的论文的开头。”

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性和自主的创造性，“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发展路向。韦伯惊奇地发现，我们愈往上溯，愈能发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逸者、最古老的诗歌《诗经》、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战国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所有这些被认为具有特色的，都比儒教中国的各种特质，要来得贴近西方的现象。因此，我们该考虑一下，许多原先被认为是中国基本的特质，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纯粹只是历史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中国处于“文化孤立”之中吗

余秋雨

●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

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

●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国际间并没

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

●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

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

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展示出应有的魅力

我曾听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音乐人说：“每个初次来华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

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

文化孤立。”

“文化孤立”的说法显然是过头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华文化的悠

久辉煌，也很少有人拒绝中国的器物文化和餐饮文化，现在“中文热”也在逐渐

兴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主流文化的外部沟通上，虽然近几年有所改进，

放弃了一系列极“左”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习惯，但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

这是出于政治偏见吗？其实不是，拿中国参加两次世界博览会来说吧，200

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据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

排在第二位。但问题出在哪呢？

我去看过汉诺威世博会的中国馆，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

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

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

上放了一些中药。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很少有人在某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中国馆，显然是做了努力，但在理念上还是没有多大改观。当时，世博会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那块屏幕，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而中国馆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待。

两次世博会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一、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象征图像，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二、几乎不知道当代国际间的高层审美趋向，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三、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四、盲目高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与德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智慧的巧思。与法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与韩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像，欠缺亲切，欠缺互动。

不能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借着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教训，引申开来，证明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还存在着一系列观念问题。这是文化交流的起点，必须认真面对。

第一，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中国文化确实伟大，但并不具有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许多人都在说，中国文化独创了许多东西，比如，“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以人为本”等等，其实，这些原则在人类别的文明中也提出过，并不是我们的独创。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我们常常会赋予它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但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有。

反过来，我们又常常有一个误会，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心底里承认，情况就会大大改观。比如，前不久，一些加拿大华裔学者成功地把南京大屠杀写进了教科书，他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往往在申诉中国的苦难。外国学生会觉得在过去的战争中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民族很多啊，不会太在意，我们把这件事提升为现代世界公民必须遵守的人道底线，那就可以被广泛接受了。

在汉诺威世博会上，德国馆大厅是一大堆德国伟人的未完成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而且，还请世界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德国人那么骄傲，却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

和互动性之中。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它们都突出了文化的向外互动价值。

文化的差异未必导致冲突

第二、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颠倒了，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和评论：“京剧征服了世界！”、“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冲突。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此概念，因为在那里最怕“求同”。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琅琅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正如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小小的灵魂能这样，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在当今世界，中国文化在传播中要做的，不应该再频频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而应该崇尚文化差异，并从中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中国文化必须在现代世界寻找新的支点

第三个观念性障碍，是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还把别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实，中国的古人言谈，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实力；中国的文化优势，并不能掩盖它的严重缺憾，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更加变得怪异。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境况，正局部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语状态。

我诚恳地希望，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在国外的所谓“轰动”，主要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感性形象来实现

第四，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最近几年不少官员和文人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种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记得，德国诗人歌德对中国人情感方式的惊喜发现，是通过中国古代一部三流小说《风月好逑传》，而不是通过他早年就读过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其实，我们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过什么官方话语，而是通过歌德、贝多芬、巴赫。

在当代传媒间，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政府官员、发言人固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的职务带有一定的概念性，人们更容易想到他们的职务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头的随意采访更有说服力。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几位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作者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

王学秀原创| 2009-05-05 14:14 | 获1票投票投票人

标签：文化理论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他对于东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以及对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和艺术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在组织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使他在社会科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代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它的根源与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本积累与资本不断地被用来投资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此书中，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与其他学者一样，韦伯肯定了理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提出了非理性因素对理性经济活动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论述了技术、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之后，他认为：“我们首先要搞清并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同时在这个范围内搞清并说明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起源。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但同时，相反的相互关系也绝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尽管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用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为的发展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

进一步讲，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认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行为的第一推动力通常都来自实际利益，即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但是精神利益给这些实际利益插上翅膀，赋予后者一种精神意义，并为之辩护。”“自认为是一种合乎伦理道德的明确生活准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一直与之斗争的最重要敌手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对待新情况的态度和反应。”这种精神，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按照韦伯的观点，它至少包涵了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营利是生活的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二是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资本主义精神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三是企业家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改革者或企业家必须具有坚强的性格，这是避免经济灾难的重要精神支柱。他指出:“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个革新者。人们还千篇一律地……捏造出一些关于他从前生活的隐私污点的传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在研究加尔文教和清教的发展进程后，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就是宗

教改革的结果。加尔文教和清教的变革自然只是为了“灵魂的救赎”，但是其倡导的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以及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则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新教的禁欲主义是不允许清教徒作任何可能导致挥霍金钱的事，而是推动他去积累资本；新教伦理要求人自制、自省、勤奋、尽职。在这种”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念”的影响下，信徒们会在宗教热情的激励下拼命地工作，又在宗教伦理的制约下尽量地积累资本，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从此意义上，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伦理道德原则、一种精神气质，是对宗教神圣的“天职”的履行。

这样一来，韦伯就完成了对于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理性的经济主义(制度与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个人与某种群体的理性行为。而理性的行为则受到某种理性文化的影响；某种理性文化的发展又受到宗教和各种神秘力量的制约(在西方主要表现为宗教的力量)。“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而这种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它们背后的各种宗教思想的特点中衍生出来的。”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者，马克斯?韦伯以颇受争议的这部著作，开创了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实质性研究的先河。

对此，帕森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韦伯把是否和有多少宗教和文化因素影响行为和社会的基本问题，变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和行为，以及反过来它们又受到哪些制度变量影响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r，1864—1920)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一位20世纪的伟大社会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近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学术地位可与19世纪的马克思相提并论。社会学家科塞评价他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功的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

简介及评介：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

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

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迪尔凯姆与马克思韦伯社会方法论的比较

迪尔凯姆与马克思韦伯社会方法论的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两位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和自然一样有其运行的特殊规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试验和比较的方法来认识和解释现象；并依据此，迪尔凯姆提出了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点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体系。韦伯则从社会唯名论的角度认为个体是社会的真实存在，社会只是个体集合在一起的“名称”。并依据此将“社会行动”作为其“理解社会学”的研究基点，韦伯社会学的任务便在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作因果性的说明。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事实社会行动 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 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孔德最早提出“社会学”的概念也是将其划入哲学领域，进而对社会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并提出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后为社会学的集大成者迪尔凯姆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但它却与社会学古典理论奠基者之一的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完全不同，并因此分别开创社会学研究两大不同的方向领域。就它们的社会根源则是来自于欧洲中世纪经验哲学正统流派的唯实论和非正统的唯名论。唯实论则与维名论的观点相反。这种以唯实论和维名论的思想来看社会便产生了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名论者认为社会只是单纯的名称，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并确认只有个人行为和细节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社会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是一个有各种制度和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具有强制性。这种哲学思想在对社会的看法上在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里则表现为分别以“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为逻辑基点和研究基点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思想体系。 迪尔凯姆继承了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并对社会学作了明确的定义，认为它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从而从研究对象上是它与其他的学科区分开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后，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事实发生的主要原因，即从社会结构来解释社会事实，用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在这，社会事实实际上就是研究的基点，他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都是围绕起展开的。韦伯则是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尤其是康德和狄尔泰的思想——对社会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界定，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做出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的这种社会学思想被称之为“理解社会学”，他的基点便是“社会行动”。正是因为这种“社会行动”是具有独特性和主观意向性，也只有人自己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我们无法采用实证主义的比较规范的自然方法来解释它，而唯有用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才能解释“社会行动”。基于此，

以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解读《浪潮》中的魅力权威

【摘要】电影《浪潮》中，为什么短短的五天时间里，学生们可以发生这么多变化？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一个这样的团体或者说组织？本文以电影《浪潮》为研究对象，结合马克思?韦伯的分层、组织理论分析影片中的体现出的魅力权威及其合法性。 【关键词】《浪潮》；马克思?韦伯；分层；组织理论；魅力型权威 2008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塞尔将一段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真实故事改编为电影《浪潮》搬上荧屏。影片用犀利的镜头揭开人性的弱点，让我们看到自己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坚强，相反，比想象中更容易受到影响。电影讲述德国高中教师赖纳?文格尔将班上的学生组织成一个团体进行了一次教学体验。随着团体的名字“浪潮”、统一的制服、标志和手势的一一诞生，学生们逐渐狂热起来，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浪潮”的标志，把不合作者排除团体，事情逐渐出乎赖纳的意料，他急忙终止“浪潮”的时候，学生们沮丧失落，而深陷其中的蒂姆更是接受不了现实，枪击同学后饮弹自尽，赖纳因此被逮捕，影片以赖纳惊愕失措的表情结束。为什么短短的五天时间里，学生们可以发生这么多变化？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一个这样的团体或者说组织？本文试从马克思?韦伯的思想中找到其中的解释。 一、马克思?韦伯的分层、组织理论以及魅力权威的合法性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其实质内容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社会等级序列。韦伯承认，在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把经济因素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同时社会的分层结构是多层次的统一体，因此韦伯主张从财富、声望、权力说那个角度考虑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的不平等。 韦伯的组织理论首先是基于对组织中权威的分析研究。韦伯认为，根据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可以揭示出不同组织所具有的特性。个人为什么会服从命令？人们为什么会按照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为了阐释这一问题，韦伯将权力与权威进行区分，他指出，权力是无视人们反对、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权力具有强大的强制性，而权威具有某种自愿性，容易被多数人接受。正是这种权威制度使下级把上级发布的命令看作是合法的。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为基础的。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实现组织目标，推进社会发展。韦伯认为，组织与权威的关系密切，任何一种形式的组织都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没有权威，组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根据权威的合法性，韦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1、传统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一种古老形式的权威，这种权威统治的形式是宗法家长制，它是建立在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这些传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的。 2、魅力型权威。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产生的榜样力量或所发布命令的信仰为基础的。它建立在非凡人格、英雄气概、创业奇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来自于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所谓魅力，即一个领袖人物的超越凡俗的品质，它可以是不同凡响的气质、人品、性格、学识、智慧和能力，也可以是凡人不能理解的神授魔力。具有魅力权威的领袖人物，必须拥有某种超人类甚至超自然的，也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超人权威的本质是“敬仰”。 魅力型权威的核心是个人崇拜，这种组织所依赖的往往是某种信仰，而不是强制性因素。所以，要维持个人崇拜组织的生存发展，领袖人物就必须不断地以某种新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魅力。这就像现在体育明星、演艺明星一样，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为“粉丝”提供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崇拜者的兴奋和激情，否则就会失去其受人崇拜的魅力。所以，这种权威是最不稳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一般来讲，伴随着领袖的魅力的失去，这种个人崇拜组织就会转化为传统型组织或法理型组织。这种转化过程，即社会学中常说的“祛魅”。 3、法理型权威。它是以一种对正规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

韦伯理性化的意义及其对工具性理性的批判

BA090116陳靜音【心得】 本文論述了韋伯對西方社會之所以發展成今日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及由此理性化過程導致的禁制現象。 韋伯本身所講的理性概念是一個解釋性的工具，他把理性概念擺到整個歷史脈絡中來講。韋伯將理性分為二種，一是實質理性，一是工具理性，並認為西方理性化的過程就是實質理性和工具理性辯證的過程。 韋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問題而提出，這對於我們社會所給予的啟示，並不在於實質上的運用，而在於觀念上的啟發。社會上的任何行動均有其所要訴求的意義，一個行動是否合理，除了看行動的結果是否合乎要求之外，還須視其過程有無妥當。時代不斷在進步，人們的觀念、想法也不斷在前進，故每一時期皆有其訴求的重點，前一時期是合理的行動，可能到後一時期就成為有礙進步的不合理行動。就台灣社會來說，國民政府剛遷移至台灣來時，為防止彼案共產黨的入侵，實施戒嚴，整個社會草木皆兵，人民的權利遭到不合理的剝奪，但這對當時的人民來說並無不妥。甚至認為這是政府為保護台灣居民，維持社會安定的德政。三十幾年過去，時代邁動，自由的潮流自世界各地不斷地湧進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利意識抬頭，加上台灣的國力已非昔日阿蒙，過去的種種限制已遭人民所反抗、唾棄，戒嚴的措施必定被推翻，解嚴是勢在必行的。因此政府須針對人民的訴求進行改革，例如集會遊行法的解禁、政黨成立合法化、言論上的鬆綁等。合理化的發生，多半源自於一種轉化的歷程，透過漸進性、改革性或革命性的轉化歷程，將原本行之有年的卻漸趨不合理的觀念、制度或生活方式，轉化成為新的、合理的。由此可知韋伯的合理化辯證理論是適用於解釋各種社會、各種行動變遷的。 韋伯區分理性為二，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二者就定義來說

[整理版]韦伯：社会学基础概念

[整理版]韦伯：社会学基础概念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提示:这种开宗明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然而又难免显得抽象和远离现实的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并不要求新颖。相反，它只力求——也可以说是希望——用比较有的放矢的、比较具体的(正因如此，自然会显得也许有些学究式的)表达方式，来表述任何经验社会学在谈及同样事物时，实际上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在应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或新的表达方式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与在《罗各斯》杂志第4卷上发表的论文[1913年版第253页等。(《科学论论文集》第3版第427页等)]相比，这里用的术语非常简单，因而在很多方面要有所修改，以求尽可能做到易于理解。当然，要求无条件地大众化和要求概念应该尽最大可能严密，并不是总能一致的，而且在必要时要为后者让路。 关于“理解”一词，请参阅K?雅斯帕尔(1883-1969，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通心理病理学》[亨利希?里克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第2版(1913年，第514-523页)中的若干见解，尤其是盖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一著中的某些观点，也在参考之列]。在方法上，正如已往常常提到过的那样，我在这里也要提一提F?戈特尔的《言词的统治》一文所描写的过程，自然，这篇论文有些晦涩难懂，而且也不是处处都把思想表达透彻;在实际内容上，我要提到的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优秀作品《共同体与社会》。此外，还应该提到鲁道夫?施塔姆勒(1856-1938，德国法哲学家)那部常常把人引入歧途的《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经济与法律》，以及笔者发表在职《社会科学文献》第24卷[(《科学论论文集》1907年第3版的第291页等)]的论文，拙文在很多方面已经包含了下述论著的基础。在方法上，我与齐美尔(在《社会学》和《货币的哲

马克思韦伯的简要评价

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韦伯定律

韦伯定律 即感觉的差别阈限随原来刺激量的变化而变化 而且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 用公式来表示 就是△Φ/Φ=C 其中Φ为原刺激量 △Φ为此时的差别阈限 C为常数 又称为韦柏率。韦伯定律的提出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辨别能力的重要指标。如果要比较不同个体某一感觉道的辨别能力而所用的标准刺激又不相同时 就不能用差别阈限的绝对值进行比较 而要用韦伯比例来比较。另一方面 由于韦伯比例的倒数1/C可以用来作为感受性的指标 所以通过韦伯比例我们还能对不同感觉道的感受性进行比较。 韦伯在研究对顾客初始刺激量和变化刺激量之间关系时 总结出识别刺激变化量大小与初始刺激量成正比 提出了K=△I/I的公式 其中K 为常量 △I 为刺激变化量 I 为初始刺激量。这就是消费者心理学中提到的韦伯定律。他总结出一般刺激变化量在10%以上时 消费者能够明显察觉到变化。例如 当某品牌商品价格为5000 元 价格变化幅度在500 元左右时 顾客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价格的变化。当然 这也会受到个人和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 当整个市场上的该商品价格都在下降 而且下降幅度差不多时 这样对顾客的刺激就小得多。相反 如果整个市场上的行情没变 一个商场该品牌原价5000 元 突然降价300 元销售 这就会引起消费者的极大注意。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在定价方面 广告宣传、促销活动、商品陈列等等都有广泛应用。 情感中的韦伯定律 在情感生活中 韦伯定律也常有体现。有些人总抱怨恋人对自己不如刚认识时那么好了 其实这也是韦伯定律在作怪。在还不熟悉的情况下 对方给你的一点点关怀你都会觉得情深似海 而当你们相恋许多年之后 与原来相同的那些关爱也会觉得平淡如水了。一个女孩和母亲吵架赌气离家。在外逛了一天 直到肚子很饿了 她才来到一个面摊 却发现忘记带钱了。好心的面摊老板免费煮了一碗面给她。女孩感激地说 “我们又不认识 你就对我这么好 可是我妈妈 竟然对我那么绝情……”面摊老板说 “我才煮一碗面给你吃 你就这么感激我 你妈帮你煮了十几年饭 你不是更应感激吗 ”女孩一听 整个人愣住了 是呀 妈妈辛苦地养育我 我非但没有感激 反而为了小小的事 就和她大吵一架。女孩鼓起勇气 往家的方向走 快到家门时 她看到疲惫、焦急的母亲正在四处张望。妈妈看到女孩时 忙喊 “饭都已经做好 快回去吃 菜都凉了 ”此时女孩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对亲人朋友的关爱习以为常 而陌生人的一点帮助 却我们就感激不已。这便是“韦伯定律”在操纵我们的感觉。对于亲人朋友 我们对他们的关爱习以为常 而且期望值很高。有时他们少了一丝关爱 我们甚至会恶言相向。对于陌生人 我们没有抱着多大的期望 因此 他们的一点点帮助 我们都感动不已。 从韦伯定律中读出生活智慧 我们的感觉很敏感 ，但也有惰性，：它会蒙骗我们的眼睛 ，也会加重我们的感受而迷失理性。所以我们应带着谦卑的心对待万物众生 。韦伯定律中的生活智慧是 ：给予方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少做锦上添花的事 ，尽量不做画蛇添足的事 ；而受予方要懂得珍惜自己的点滴所得，善待身边的人。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他一生很注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问题,并努力扮演一位政治教育家的角色。以理性化为线索做精细的梳理,探究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韦伯的政治教育面对着特定的时代和问题,其政治教育思想的逻辑线索是理性主义;其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形成理性的政治人、成熟的现代政治人;其政治教育的方式因政治家、行政官吏等教育对象的不同而异;其政治教育的价值是要促进政治人在民族国家中理性定位,促进政治人与民族国家的协调与和谐。 标签：政治教育;韦伯;理性化 一、韦伯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和问题 韦伯所处的德国时代是一个“价值重估”的纷乱时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都在寻求它的“承载者”,然而,德国的这个时代却正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时代,政治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仍操纵着政治,在经济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却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俾斯麦给德国所留下来的遗产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学教育和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一个习惯于由一位伟大政治家全盘操纵其政治的民族”〔1〕,其结果是官僚阶层独断专行,而理性、成熟的政治人不能诞生。 19世纪前的德国是集权国家,容克地主是其属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在它们的带领下德国获得了民族统一。但19世纪的经济变化已经慢慢侵蚀了这种容克权力的物质基础,在它们为统一民族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时,其经济地位却在不断虚弱。他们被迫从宗法式地主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经济利益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容克已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其政治变为阶级的政治,而不是民族的政治。韦伯认为,容克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它已陷于经济上的垂死挣扎,以往的社会地位无法恢复。然而,虽然容克集团政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它们的权力本身并没有改变,他们通过对政治机构的控制仍然维持着传统的统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在价值观上同化的结果,容克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默许,同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加强了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联盟的作用。这些正是韦伯进行政治教育的历史焦点所在。德意志民族要走上理性的现代国家,必须对各个人群尤其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韦伯认为,当前资产阶级的幼稚有余而教育不足是民族发展的致命危害,同時指出资产阶级缺乏政治教育的原因在于俾斯麦的统治,“俾斯麦压制了所有的政治天才,他使资产阶级一直逐渐习惯了接受强有力的领导”〔2〕。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一直没有得到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以至使德国陷入了经济上没落的阶级执掌政权而经济上先进的阶级反而过于幼稚不堪领导国家的危险。如何使“资产阶级适于统治,按照韦伯的意见,这部分地要靠政治教育”〔3〕,必须完成繁重的政治教育,向资产阶级灌输政治意识,戒除其作为政治附庸的习惯,鼓励正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责任品质,把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有资格充当领导阶级。当前,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四分五裂”,德国毫无行动魄力,也没有强烈的民族激情,容克失去传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理解的社会学” 众所周知，韦伯把自己的社会学叫做“理解的社会学”。他指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根据韦伯的这个定义，我们认为，韦伯把“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社会行动”。韦伯把社会学看成是一种人的社会行动的理论。韦伯讲的社会行动是这样的一种行动类型： （1）行动的类型。韦伯认为，行动既可以是公开的行动也可以完全是个人内心的或者主观的行动；社会行动则是指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动以主观的意义，这种行动考虑到他人的行动，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动作为目标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所讲的行动是指采取某种态度、追求某种价值、实现某种目标的个体行动，因而也是有意义的人的行动，而不是物的行动或单纯的机械行动。在韦伯看来，有意义的行动是社会行动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的本质特征。这样，这种有意义的行动其实就是个体有意义的行动。当然，韦伯也不排除军队、家庭、民族、国家等集体的社会行动。 韦伯认为，法学可以把国家或者团体称为“法人”，而社会学则不能这么做。社会学要把这些机构、社会设置与个人的行动联系起来，按照使这些社会机构对行动者有意义的方式进行。这样，他就提出了“行动的意义”。 2、社会行动的意义 韦伯认为，个人赋予社会行动的那种意义，主要是指个人的主观意义和主观价值及目的，而不是所谓“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所讲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意向性行动。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行动者本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行动的目的、价值和意义； 韦伯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理解社会学 二、宗教社会学 三、政治社会学

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修罗思维碎片之一：韦伯“理性铁笼”命题

修罗思维碎片之一：韦伯“理性铁笼”命题 最近在看社会理论和现代性方面的文献，感触颇多，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成文，只是说一些小感想。今天主要想从韦伯的理性铁笼说起！ 韦伯“理性铁笼”这样一个命题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而和法律有关的，是他的法律合理型统治，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法治合理型统治，按照帕森斯对韦伯的解读，韦伯这种对统治类型的理想建构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法律合理型统治必然会取代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统治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类型，而也正是这一点，韦伯关于法治的理论被帕森斯认为是现代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韦伯自身也被认为是稳重严谨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帕森斯之后的例如米茨曼等人认为帕森斯对韦伯是一种误读，虽然帕森斯由于解读韦伯而使得美国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在韦伯是理性主义者这一点上是误解了韦伯，韦伯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理性的悲观主义者，正是由于这样，他才对克里斯玛、情感（pathos）和爱欲（eros）进行了详细论述，将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当作现代社会的救世者。所以才有理性铁笼和克里斯玛的周期性出场这种论述。 那么我个人对于韦伯理性铁笼和克里斯玛周期性出场的理解是站在西方现代学术史的 基础之上，也站在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之上的。 西方的理性主义有两个阶段，可以称为古典理性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两个阶段，而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还有神本位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位的理性主义。那么我们所说西方进入现代社会，进入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进入到社会理论家们加以二元划分的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人本位的理性主义代替了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这个阶段既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阶段，也是韦伯所说的“除魅”的阶段，而这个过程中，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发展有这么几种模式（当然这几种模式有时间的先后差异，但是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

2014年第4期（总第22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4，2014Serial．No．225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 陈 阳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摘 要：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长久以来存在着争议。这不仅是因为韦伯思想本身的广博与充满张 力，更是因为韦伯触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出发，以文本的变化为基础， 通过对韦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进行梳理，从中能看到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理性化；滕布鲁克；施路赫特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4）04－0027－04 收稿日期：2013－12－25；修订日期：2014－02－28作者简介：陈阳（1977—），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经历了“帕森斯化”和“去帕森斯化” 的过程；在欧洲经历了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的阐释与批评［1］3－31。1975年，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发表了关于韦伯作品的专论文章，使对韦伯的理性化主题的诠释成为关注的新焦点。腾布鲁克在关于韦伯主题统一性的文章中，对韦伯的著作史进行了考察［2］。从腾布鲁克所提供的韦伯著作史线索出发，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文本内容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一、新教伦理研究计划的提出与改变 在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 韦伯曾经提出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战略：“禁欲的理性主义对于共同体构建及伦理的社会政策的内容的意义现在必须予以描述，即，它对于组织类型和社会共同体的功能的意义，这些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从秘密宗教集会直至国家。在这之后，我们必须分析禁欲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想和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而，我们必须研究禁欲的理性主义与哲学的和科学的经验主义、与技术的展开以及，一般而言，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我们需要研究禁 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进程，从中世纪现世禁欲主义的最初迹象开始，直到它分解为纯粹的功利主义的全部过程。我们然后还需要在其特殊历史表现中以及通过禁欲宗教信仰扩展的特定地区来追溯这一发展。只有在完成这样的研究之后，禁欲主义的新教对文明的影响的范围才能被勘定，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成分进行比较，这些成分可以 在回应个人的行动时改变与成型。 ”［3］118－119韦伯意欲对禁欲的理性主义同西方的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 并研究禁欲理性主义的历史过程，将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进行比较，从更广阔的领域探讨禁欲理性主义的意义，进而对禁欲主义新教对文明的影响得出准确的结论。 1920年，韦伯在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文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时，在文末增加了一个脚注。韦伯说：“然而，我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意图，即直接延续本研究，按照上文所概括的研究日程继续推进；相反，我决定沿着一种不同的进路来推进研究。我做出这种决定部分是出于偶然（由于特勒尔奇的《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出版）， 部分是下述决定的结果，即祛除这种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的孤立性，并将其置于与文明发展整体关系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那时决定率先将关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普遍— ——历史关系的几项比较研究的结果写出来。 ”［3］292韦伯表达了希望将问题放置于“文明发展的整体关系中”、置于更大范围的普遍历史视野里的想法。 这一研究计划的改变，带来的结果就是韦伯 · 72·

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思想比较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学生姓名：吴金丹 学号：20084053021 专业：社会工作 中国·大庆 2011年11月12日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两位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就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做一下浅显的分析与比较。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一、二者主要思想对比 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以其全面客观的分析方法成为实证研究社会的典范, 他明确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 使社会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指出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普遍性, 研究社会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 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 揭示决定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的理论被称为“社会学主义”。 而德国社会学家M ·韦伯则受狄尔泰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认为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对象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 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方法”加以研究, 而只能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阐释。因此他将社会学归结为一门“社会行动”的科学, 认为社会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社会行动。社会学就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并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基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 二、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一）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 1、迪尔凯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社会的”事实 ,指的是它以社会整体为基础 ,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 ,不仅不以个人的事实为基础 ,不以个人的事实为转移 ,而且具有个人事实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 2、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是“社会的行为”, 它是指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以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这种主观意义考虑了他人的行为)为根据与取向的行为。 社会行为的社会性,与“社会事实”的社会性不同,它不是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产生于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之中。

韦伯：社会学基本概念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提示：这种开宗明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然而又难免显得抽象和远离现实的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并不要求新颖。相反，它只力求——也可以说是希望——用比较有的放矢的、比较具体的（正因如此，自然会显得也许有些学究式的）表达方式，来表述任何经验社会学在谈及同样事物时，实际上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在应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或新的表达方式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与在《罗各斯》杂志第4卷上发表的论文[1913年版第253页等。（《科学论论文集》第3版第427页等）]相比，这里用的术语非常简单，因而在很多方面要有所修改，以求尽可能做到易于理解。当然，要求无条件地大众化和要求概念应该尽最大可能严 密，并不是总能一致的，而且在必要时要为后者让路。 关于“理解”一词，请参阅K·雅斯帕尔（1883-1969，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通心理病理学》[亨利希·里克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第2版（1913年，第514-523页）中的若干见解，尤其是盖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一著中的某些观点，也在参考之列]。在方法上，正如已往常常提到过的那样，我在这里也要提一提F·戈特尔的《言词的统治》一文所描写的过程，自然，这篇论文有些晦涩难懂，而且也不是处处都把思想表达透彻；在实际内容上，我要提到的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优秀作品《共同体与社会》。此外，还应该提到鲁道夫·施塔姆勒（1856-1938，德国法哲学家）那部常常把人引入歧途的《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经济与法律》，以及笔者发表在职《社会科学文献》第24卷[（《科学论论文集》1907年第3版的第291页等）]的论文，拙文在很多方面已经包含了下述论著的基础。在方法上，我与齐美尔（在《社会学》和《货币的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尽可能地把所认为的意向与客观上适用的意向区别开来，齐美尔不仅不是总把二者分开，而且往往有意识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1） 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同时，“行为”应该是一种人的举止（不管外在的或内在的举止，不为或容忍都一样），如果而且只有当行为者或行为者们用一种主观的意向与它相联系的时候。然而，“社会的”行为应该是这样一种行为，根据行为者或行为者们所认为的行为的意向，它关联着别人的举止，并在行为的过程中以此为取向。 壹、方法论基础 1、在这里，“意向”或者是：a）实际存在的意向，即①存在于一个行为者曾经有的意向；②一般地或者近似地存在于行为者们曾经有过的一系列情况之中的意向；或者：b）存在于某种用概念构想的纯粹类型的行为者或被作为类型而设想出来的行为者们主观上认为的意向。不是某种客观上“正确的”或者形而上学地探索出来的“真正的”意向。这种行为的经验科学即社会学和历史学，与所有教条式的科学即法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等相比较，区别就在这里，后者想在它们研究的对象上探究出“正确的”、“适用的”意向来。

【韦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韦伯】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1:00:06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岳梁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与发展和中国迅速走向全球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不公平的现象,这就是:关于现代性话语的皇冠 属于马克斯·韦伯,而于具有原创性地位的卡尔·马克思无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与韦伯在现代性话语中不同境遇的原因,认为当时人和后来人不仅误读了马克思,而且有意歪 曲和肢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这是造成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缺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马克思韦伯不同的境遇透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后现 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充满着后现代发展的话语是不奇怪的。但是,不管人们多么热衷于发展的全球化转向、发展含义的转向与发展模式的转向的时代话语,有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但奇怪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要人们一提到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必然追述到马克斯·韦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认为没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就不会有中国的五四运动;“在现实和未来的时代里,德国也好,各国也好,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能够从韦伯那里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求思想和方法论资源,找到研究的出发点。” [1](p.2)当今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把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追述到马克思。这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极为不客观的。马克思是千年伟人,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话说:“对社会的无情的批判精神”与“对未来的强烈的憧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这样的世 纪伟人如果没有涉及时代的核心问题和主旋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2012年5月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哲学、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2－03－01 作者简介：卢晓琳，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在读。①顾忠华 ：《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③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⑤注：关于社会行动的划分， 详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德］马克斯·韦伯．顾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卢晓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在现代性语境中，韦伯展开了对“理性”和“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紧张和对立， 导致现代社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人沦为非人格化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麦当劳和麦当劳化将韦伯的理性与非理性带入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更加深刻地阐释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既是麦当劳化高度理性的表现， 也是其非理性的重要因素。［关键词］韦伯；理性；麦当劳化；阐释［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2］专辑－0044－04 一、韦伯的 “理性化”“理性”自启蒙运动后作为现代性的内核，承载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学术界对于“理性”的关注不曾停息，从马克思的“异化”到韦伯的“理性化”再至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对现代社会经历的理性化进程的自觉体察。韦伯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其论著涉及的范围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统治类型、理性化和合理性等等，如此丰富的学术体系，对其研究的中心主题的确定就尤为重要，“大多数学者认为理性和理性化是贯穿韦伯学术研究及 其作品的主题。”①韦伯创造性地将“理性”及 “理性化”置于现代性的语境，描述现代西方世界是如何成功地变得更加理性，并且分析为什么世界其他地区未能首先实现理性化。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飞速提高，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精神世界意义和价值的逐步沦落和丧失。在这种背景下， 韦伯形成了他的现代性思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 的时代。”②在韦伯对现代性的前景的预测中，理性 将会快速主导更多的社会部门， 全社会的人都位于一系列理性架构中。基于对现代性的理解，韦伯最初在法律社会学领域关注理性，他将基于形式化法律的理性化称之为“合理性”，即“合乎理性”。“理性”及“理性化”逐渐突破法律领域的局限，被广泛用于宗教、经济、组织、政治、艺术等领域。“宗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非理性向理性宗教的进化过程。所谓非理性的宗教是充斥着大量神秘的、巫术的、情绪的、传统的力量，总之是不可计算的，不能由人控 制的因素在起作用的宗教。 ”③至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合理性，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它的优越性，其主要来源是技术知识的作用，由于现代技术和商业方法在货物生产中的发展，这种技 术知识已经变得完全不可或缺。 ”④也就是说，官僚制行政意味着从根本上以知识进行支配，这是使它变得尤其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韦伯将“理性”概念应用于社会各方面的分析 4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