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
福柯认为，我们应该抛弃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的想象，“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1]所以他的系谱学就是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分析权力——知识关系的运作，“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12]在此，他尤其重视被他称为微观物理学的权力形态。他虽然没有对他所谓的微观权力给出非常明晰的定义，但却对体现在司法惩罚机制中的，作用于肉体的权力作了某些假设：第一，这种权力不是一种所有权，它的支配效应不在于占有，而应被视为一种策略，在这里人们应该能够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第二，这种权力在干预和惩罚无权者时得到传播，并在这些无权者反抗时对其施加压力，所以，这种权力关系已经深入到社会深层。第三，这种权力不是单数的，而应该是一个复数形式，因为它不是线性的压迫、反抗的模式，而是发生在无数的冲撞点上。[13] 这里福柯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权力——知识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就是福柯分析司法实践的发展演变历史的理论基点，并由此来看待从酷刑到更加人道的司法惩罚方式的改变：“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因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围绕这种现实－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析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14]为此，他提出这部著作的研究遵循以下四个基本规则：第一，本研究并不局限于镇压和惩罚方面，而是从其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中，把惩罚看作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第二，并不单纯把惩罚方式看成是立法的后果和社会结构的表征，而是将之看成是一种权力技术，视为一种政治策略。第三，从刑法史和人文科学史的相互重合中来寻找他们的共同母体：“认识——司法”的结构过程。第四，尝试基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权力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读解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的历史。[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 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作者是什么_ 米歇尔·福柯
作者是什么? 米歇尔·福柯逢真译 1在提出这个稍显奇怪的问题时，我意识到需要某种解释。直到今天，就其在话语中的一般作用和就其在我自己著作中的作用来看，“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允许我回到自己著作的某些方面，它们现在看来有些粗心和令人误解。就此而言，我想提出一种必不可少的批评和重新评价。 2举例来说，在我的《事物的秩序》里，我的目的是分析作为话语层次的词语群组，它们处于熟悉的一本书、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范畴之外。但我在照一般方式考虑“自然历史”、“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时，我忽略了对作者及其作品作类似的分析；也许是由于这种疏忽，我才在这本书里以天真的、常常是粗糙的方式运用作者的名字。我提到了布封、古维尔、里卡多1[1]和其他一些人，但却没有意识到我使他们的名字模糊地发生作用。这证明我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因为我的疏忽帮助提出了两种相关的否定。 3人们论证说，我未曾恰如其分地说明布封或他的作品，按照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我对马克思的论述也极不充分。2[2]虽然这些否定明显地合乎道理，但它们忽视了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我无意说明布封或马克思，也无意再现他们的陈述或蕴含的意义；坦率地讲，我是想确定构成他们作品中某些观念和理论关系的规则。此外，人们还说我创造了一些怪异的家族，因为我把一些纯属不同类型的人弄到了一起，如布封和利瑙斯3[3]，或者把古维尔的名字置于达尔文之后，不顾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和自然联系。这种反对看来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从未试图建立一个关于杰出个人的系谱表，也不想构成一幅关于17：18世纪学者或博物学家的理智的达格尔式画像。事实上，我不想构成任何家族，不论是神圣的还是邪恶的。相反，我是想决定具体话语实践的作用条件——一项非常朴实的任务。 4那么，在《事物的秩序》里为什么我要用作者的名字呢?为什么不完全避而不用或者少用?为什么不限定运用它们的方式?这些问题看来完全合乎道理，而且在不久即将出版的一本书里4[4]我也力图测定它们的含义和后果。这些问题决定了我要努力安置综合性的话语单位，例如“自然史”或“政治经济”，并为界定、分析和描述这些单位确定方法和手段。然而，在思想、知识和文学历史里，或者在哲学和科学历史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个人化的阶段，作者的问题要求一种更直接的回答。甚至现在，当我们研究一种观念史、一种文类史或一种哲学分支的历史时，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稳固和基本的作用，这些问题也表现为一种相对软弱和次要的地位。 5 为了这篇论文，我将不去对作为个人的作者和在这个语境里值得注意的许多问题作社会历史的分析：在我们这样一种文化里，作者如何被个人化；例如当我们开始研究真实性和属性时，我们赋予作者什么地位，包括作者在内的辅助体系是什么；或者何时英雄的故事让位于作者的传记；形成系统表达“人及其作品”的基本批评范畴的条件是什么。我想暂时使自己局限于作者和文本之间单一的关系，即文本明显指向这个在它之外并先于它的人物的方式。 6 贝克特指出了一个方向：“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某人说，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5[5]在这样一种差异里，我们必须承认当代写作中基本的道德原则之一。它不仅因为表示我们说和写的方式的特征是道德的，而且还因为它是一种固有的规则，虽被不断采用但却从未被充分运用。作为一种原则，它支配着作为一种不断发展实践的写作，并轻视我们习惯上对完成产品的注意。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只需考虑它的两个重要主题：第一，我们今天的写作摆脱了“表现”的必然性；它只指自己，然而又不局限于内在性的限制。相反，我们在其外部展开中对它认识。这种颠倒使写作变成了符号的一种相互作用，它们更多地由能指本身的性质支配，而不是由表示的内容支配。此外，它包含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总是检验它的规定性的极限，侵越并颠倒某种它接受并运用的秩序。写作像某项运动那样展开，不可避免地超越它自己的规则，最后把规则抛开。因此，这种写作的本质基础不是与写作行为相关的崇高情感，也不是将某个主体嵌入语言。实际上，它主要关心的是创造一个开局。在开局之后，写作的主体便不断消失。 7 第二个主题甚至更熟悉：这就是写作与死亡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颠倒了希腊叙事或史诗的古老概念，即它是用于保证某个英雄不朽的概念。英雄接受一种早死，因为他的生命通过死亡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内容提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对于权力的定义域理解，古来便是见仁见智。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的概念，明确表示否定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权力不仅来自上面的结构对个人的排它性活动，而且也和知识与话语密切相关。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权力可以产生知识：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作为现实客体的知识对象。人文科学的主体，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幻想，而是某种权力关系现实存在的结果。新的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关键词】知识、权力、国家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 自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对权力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权力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现当代的思想家们都在孜孜求索。然而，权力却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又具有多张面孔，学者们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力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又是一个法学的基本问题，虽然权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在这些权力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即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统治权问题一直是西方权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研究就是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政治学也就是关于权力的学问。 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独树一帜，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社会的政治侧面，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法摆脱的社会事物。1972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说：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有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才能转变成“权力。 福柯悬置了权力的本体论以及权力的合法与非法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法治的着点被悬置了。在传统自由主义看来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限制权力的滥用的，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同样也来自更深刻的合法性，在福柯这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变地没有说服力了，甚至是变地不现实了。福柯批判了理性的霸权地位，同样否认法律的全能性与完备性，那种在权力面前无可置疑的法律在福柯看来是不存在的。与启蒙时期的法学家不同，福柯不认同那种对法律进行的客观分析，试图探讨法律的真实处境，运用历史-政治话语来分析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标准问题，以及法律的中立性问题。
福柯 认识论
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认识论思想 认识论是关于知识本性的哲学研究。在知识考古学看来，知识是话语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可以理解为一种从话语角度进行的知识研究。所以，考古学也是一种知识论或认识论。 现在一般认为，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和认识论（epistemology）是两个基本可以等同的概念。从作为对知识本性的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知识论和认识论是相同的。但是，现代认识论实际上是对知识本性的哲学研究的一种特殊方式，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坚持主－客二分的基本立场，它把知识看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产物。这样一来，它就把知识的本性问题转变成主体的认识本性问题，换言之，主体（更具体地说是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特点和认识结构）决定了知识的本性（界限、性质和根源）。 科学认识论就是现代认识论最典型的代表形式。但是，哲学史上对知识本性的探讨并不都是奠基于主体之上的。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对于他来说，知识不是美德的基础，而是相反，也就是说知识的根基不在于人的认识本性而在于其德性。经院哲学也有对知识的讨论，他们坚持“知识即信仰”的观点，也就是说知识的基础在于神。苏格拉底和奥古斯丁的知识理论都是对知识的本性的研究，但是，他们并不把知识的本性根植于主体之上。事实上，笛卡儿的主－客二分是他们后来时代的事情。 因此，知识论不等于现代认识论，现代认识论只是知识论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实质在于它将知识根植于作为认识者的主体的基础上。反过来，现代认识论的兴盛使人是主体即认识者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样一来，知识成为人的认识产物，人的本性也就在于认识，主体和现代认识论相互支持，也掩盖了知识本性研究的其他可能。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所作的工作正式描述对现代认识论的反叛，竭力描述一种反主体的认识论思想，开启只是本性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考古学的主旨是反连续性、反主体性，而连续性最终又可以被归结为主体性，所以，考古学从根本上是一种反主体的理论，换言之，从不同的角度，考古学可以被理解为反主体的历史学、反主体的认识论、反主体的话语理论。福柯的反主体性直接地表现为反历史连续性。在福柯看来，主体观念离不开历史连续性理论。他写道：“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连续性主题就是“为了反对一切偏移，挽救一切主体的至高地位，挽救人类学与人文科学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1也就是说，历史的连续性与主体是联结在一起的，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实际就意味着对主体的反叛。所以，福柯说，知识考古学从根本上“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2。 从历史连续性开始来讨论考古学的反主体立场。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历史就行使着记忆和预言功能。在追往鉴来的要求之下，历史被理解成目的论的和连续性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着历史的意义或目的，历史因而也就是连续地、一致地趋向目的进程。19世纪直至今天，关于整体的历史之意义或 1[法]福柯.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3. 2知识考古学].17
福柯的话语权
傅柯的“话语理论”简述 1、话语权概述 “话语权”成为当代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被人们频繁使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运用傅柯的“话语权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大家似乎都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含义甚是了然。不同的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多次提到对相关“话语”和“话语权”的理解，有人论述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亚裔文学在国外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中国农民的“话语权”，有人论述民间文学的“话语权”，也有人研究建筑设计中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学者运用“话语权”这一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比如利用话语权来阐述某些特殊翻译现象等等。 话语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作为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作为与思想直接对应的关系，其存在初期仿佛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后对话语的认识与研究却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事物各式各样的存在激起人们的思考，而思考又需要一个中介来“想”和“表述”，思考的结果也需要一个承载体来表达和外化。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中介，人类所知所晓的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文明，都是通过话语这个中介作为传递手段并最终完成的。独特的话语由个体的出生、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时代风貌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正是有了独特的话语，才由话语建构起了独特的个体。 国内外学界对于话语是有一番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语言学界对话语做的界定是：“‘话语’通常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与篇章相对，指口头说出来的一句句话；广义的理解指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它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以是书面体。”这种广义的理解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较为接近。 2、傅柯的话语权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学术研究广泛且深刻，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影响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话语以及话语权是傅柯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傅柯的“权力理论”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由于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傅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等问题感兴趣，他
以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2007年第5期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张艳新 字体：【大中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 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 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 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 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 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 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 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 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 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 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 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 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 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 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 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1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 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 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
阅读福柯
阅读福柯 阅读福柯 ──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知识考古学》读书会 作者：茅于轼等 文章来源：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知识是无界限的。在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情况下，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8年12月18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了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杜小真、汪良忠、李佗、陈燕谷、汪丁丁等学者，在三联书店举办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读书讨论会。与会学者围绕书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思想倾向，及对学术界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从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分别发表评论，进行剖析，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观点。 一、“知识考古学”的涵义与福柯写作的初衷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继他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之后发表的一部纯理论著作，是对前三本书的理论方法的归纳。它一面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刻的反思。结构主义者、反传统的年轻学者对《知识考古学》热烈赞扬，说它摧毁了可以说出世界、生命、伦理、上帝和历史等等哲学可以描述其本质的东西，是“历史反思的丧钟”，是对“旧观念历史传统的颠覆”，取而代之的是考古学“对往日细致的阅读”，并把历史和语言学联系起来。但是，注重“介入”，注重政治活动的阿尔杜塞学派对知识考古学持尖锐的批评态度。比如，萨特批评福柯带给人们的是一个“大杂烩”，是一种“怀疑的综合”，为的是指出“历史反思是不可能的”，“他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资产阶级可能用于反对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以萨伏瓦赫所指的那种包含了“能力”的知识为例，说明如何用考古学进行研究。具体地说，这本书考古的对象是“话语实践”(Language practice)。所以，有人说它是“研究话语方法的新话语”。至于为什么把这本书叫“知识考古学”，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出版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找一个不完全是历史的又不完全是认识论的分析形式，那就是一种科学结构的内在分析。我把这另外的东西就叫做考古学。我希望这个词所要说的就是对档案的描述，通过档案我希望得到实际发出声音的话语的总体。这个总体不仅仅被视为在历史的清洗中被悬置的只此一次发生的事件总体，还是延续运转，通过历史改变，提供其它话语显现的可能性的总体。” 但是，“考古学”这个词福柯使用得有点牵强。因为它涵盖的两个主题不完全是他的。首先，档案这个词有…开始?的主题，但福柯并不想在原始意义的根源上来研究这个开始，比如，他并不探寻整个
福柯观念深度解释
二、福柯：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影响 一．福柯的生平及其学术研究 （一）福柯的生平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国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曾如此评价福柯“马克思逝世之后最卓越的思想巨人”。1946年，福柯考入享誉世界的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师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以及依波利特等知名学者。然而此时他孤独古怪、心理极其脆落，这些经历与他后来热衷研究精神病、性意识等主题有一定关系。之后的几十年，福柯辗转若干高校，1970年起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终身讲座教授，担任思想系统史教授，直到1984年因艾滋病去世。福柯一身热爱自由，反抗压迫，充满叛逆。他不但以自己犀利的笔来剖析西方社会权力运作的真实面目，而且身体力行地去为造反的大学生、政治犯、同性恋者抗争......因此他总是与政府当局对抗，同社会统治势力对抗，并多次入狱。叛逆和抗争使福柯的人生光彩夺目，也为他那别具一格的学术研究和振聋发聩的学术思想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二）福柯的学术思想 福柯的著作向来以其多变的风格和主体而闻名于世。福柯的著作涉及多个领域，而他自己本身也反对别人给他贴标签，因此，福柯被人们成为一个“不可界定的人”，一个学术上的“斯芬克司”。福柯一生著作颇丰，文明于世的有《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等。 A.福柯学术思想“难以界定的原因” 1.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思想来源的多样性所造成的。福柯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它也是在吸取借鉴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加上自身的创造酝酿而成，这种思想来源的多样性使福柯的著作富有争议性和难以分析。而且，福柯在汲取其他思想家的观点时，也不是简单地生吞活剥，而是把它们转化，整合进自己的开创性理论取向之中。因此，福柯是一位复杂的，兼容并蓄的思想家，他从多种源头和思想中汲取营养，但又从不与任何一种单独的学派或理论联盟。 2.另一方面是因为福柯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始终充满着不断创新的活力，使他的各种思想及其范畴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永远隐含着导向更深一层变化的可能性因素。 B.福柯研究的三个时期： 1.1968年以前，主要运用“考古学”方法分析历史上的制度话语实践。主要学术成果为《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等。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以话语结构的内在规律与自主性分析为主，受结构主义影响很大。 2.1970s，主要运用谱系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权力的运作。这是福柯在前期研究社会制度以及话语时代所忽视的主题，代表作为《规则与惩罚》等。 备注：谱系学是福柯哲学体系中核心概念之一，其概念源自于尼采。追随尼采，福柯把谱系学视为对现代历史主义及其宏大的哲学基础批判，视为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批判。“谱系学”是指是对被认为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追问，将事物问题化。福柯是用“谱系学”的方法来书写问题化的历史的。 3.1980s，福柯展开对性史及性道德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探讨“欲望与伦理问题的谱系学研究”。这一时期，福柯所关怀的不再是“权力”的运作，而是“主体”的建构。 二．福柯三大理论之一：话语理论 作为一个对后现代主义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福柯对话语的结构和功能也赋予了充分的关注。他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论都始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话语上。 （一）话语是理解社会文化的钥匙 A.福柯对语言的认识
福柯 什么是作者
福柯：什么是作者？《福柯文选》原文：Qu'est-ce qu'un auteur? 2008-12-05 22:45:11 来自: queenie(再见Levi-Strauss) 译者：李康张旭校者：王倪 题解：本篇最初发表于Bulletin de la Sociétéfran?aise de Philosophie，第63卷第3期（1969），第73－104页，系福柯于1969年2月22日在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Francaise de philosophie）所做的演讲，由瓦尔（Jean Wahl）教授主持。本篇先据英译本“What is an Author?”译出，译者为Donald F. Bouchard 和Sherry Simon，收入《语言、反记忆与实践》（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第113至138页，并译出文中许多有价值的译注，只对其做了极少量的删减（涉及法英文本对照方面），保留在尾注中；脚注为中译者注。另有一英译文，即“What is an Author？”（其中前两段多未译），译者Josue V. Harari，收入《美学、方法与认识论》（Aesthetics，Method，and Epistemology），第205－222页。但两种英译文均未译后面讨论部分，由张旭根据法文本译出。 什么是作者？ 福柯，万塞纳实验大学中心教授。为成为法国哲学学会会员，他提交了以下的报告：“谁说的无关紧要？”这种漠然的态度肯定了一种伦理原则，可能更根本地，它肯定了一个当代写作的伦理原则。对于批评而言，作者的消亡今后会成为一个日常的主题。但是，根本之处不在于再次重申作者的消失。应该将作者看作一个空位，实行作者功能既漠然又有约束的地方。 作者的名称：它不可能被看作一个确定的描述，但也同样不可能被看作一个普通的专有名词。 占用的关系：准确地说，作者既不占有其文本，也不为它负责；既不生产它，也不发明它。那么，可以说出“有个作品”的言语行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归属的关系：毫无疑问，人们可能把说出的和写出的东西归属于作者。但是，当说到一个已知的作者时，归属很少是判定的结果，而是复杂的批评运作的结果。作品是不确定的。 作者的位置：在书中的作者的位置，如“切换词”的使用，前言的各种功能，手抄人、叙事者、知己和回忆者的虚幻影子。在各种不同的话语类型中，作者的位置，例如在哲学话语中。在话语场中作者的位置，如，一门学科的奠基者是谁呢？在一个话语场的转变中，可以将“返回到某某那里”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吗？ 报告地点：法兰西学院第六号大厅。时间：1969.2.22 ，下午4:45。让?瓦尔主持。 让?瓦尔：我们很高兴今天福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已经有点儿着急地等他的到来，为他的迟到感到有点不安了。但现在他就在这儿了。我用不着给你们介绍了。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福柯，写〈词与物〉的那个福柯，研究癫狂的那个福柯。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来讲话。 福柯：在别的地方我不很确信，但在此我相信，为了你们的审查和批评，向这个哲学协会提交一个完成品的成果，是你们的传统。但不幸的是，我今天提交给你们的却是一个很不成型的东西。我恐怕它有负诸位的垂听。我将提交给你们的是一个计划，一个我还几乎不能勾勒出其主线的分析的尝试。但我觉得应该向你们尽力地追溯这些线索，并请诸位对此裁定、指正。而我将轻松地争取到双重的好处：首先，可以避免这个作品不再受到你们严格的指责；其次，在其诞生之初，不仅可以得益于你们的支持，还受益于你们的建议。 尽管我不太愿意，但我还是想向各位提出我另外一个请求，在你们听我今天所提的各种问题的同时，我将再次指出，特别是在此处，至此对我不可或缺的一个声音的不在场。你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我的第一要紧的事，这就是我孜孜以求得到领悟的东西。此外，我首先要讲的是我的作品的初始计划。显然，
福柯：话语的秩序
福柯：话语的秩序 一 我希望我本可以悄然滑入今天，以及将来许多岁月里，我在此地所必须说的话语中。我宁愿被言语包裹而远离所有可能的开端，亦不愿成为始作涌者。我更愿意意识到在我之前早已有一无名的声音在诉说着，如此我便只需加入，接过其已开的话头，置身于其裂隙间而不为人所知，就好像是它短暂停顿以召唤我。如此则不会有任何开端，而我也不是话语的缔造者，相反却听命于其偶然的开绽，一个微小的空隙，话语可能消失的那一点。 我企望在我身后有一早已开始言说的声音，预先复制我将言说的一切，此声音将会说：“你得继续，我不能继续，你得继续，我将继续，你得念念有词，只要还有词可念，直到他们发现我，直到他们说到我，异样的痛楚，异样的罪，你得继续，也许这已完成，也许他们已谈论过我，也许他们已把我带近我故事的门槛，在开启我故事的门之前。如果它真的开启，我将倍感惊奇。” 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欲望，以求从最初即在话语的另一边，这样便无需从外部考虑话语的奇特、可怖和邪恶之处。体制之于这一常有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性的，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用关注和静默将其围绕，并强加仪式化的形式于其上，似乎是为了使其在远处亦能更为容易地辨认。 欲望的表白：“我不善被迫进入这危险的话语界；亦不喜卷入它的专横决断里；而愿话语如同一平静、深缈的透明体，索绕我四周，无限地开放，其间别人亦会迎合我的期望，真理将——一从中呈现，我惟一可为的是随波而行，在其中或在其旁，如同一快乐的残骸。”体制的回复：“你不应该恐惧开端；我们在此即为向你表明话语属于规则范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监视它的出现；已经为它准备好一予其荣誉却也缴其械的处所；话语也许某些时候具备些许威力，却也是从我们这儿，也只能从我们这儿获得。” 但也许这一制度与这一欲望只是针对同一种焦虑的两种相反的回答：关于话语作为言说或书写之物，其物质性实在是什么的焦虑；关于此一诚然注定会被抹去，但其发展的时间之维又不归我们所有的短暂性存在的焦虑；当感到在这一话语活动（虽然它单调、苍白）之下存有难以想像的权力和危险时的焦虑；当怀疑到这许多言词虽经长期使用而失去棱角，但正是通过它们进行过斗争，取得过胜利，造成过伤害，行使过控制和奴役时的焦虑。 人们言说，其话语可无限扩散，那么在这一事实中，到底存在什么危险呢？而危险又在哪里？ 二 这是我今晚为了确定我的工作领域——或是一临时舞台——而提出的假设：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排斥（exclusion）的程序是为人所熟知的。最明显和熟悉的便是禁律（prohibition）。我们明知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在言语对象的禁忌，言语环境的仪规以及言语主体的特权或独享的权利上，我们看到三种禁律的运作，它们相互交叉、加强或互补，构成一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此刻我仅指出这张网织得最严密，亦即黑色方块最多之处，就是性和政治的领域；好像话语远非一透明或中性的环境，性在其中可被绥靖而政治亦得安抚，相反，
福柯经典语录
福柯经典语录 我不能给自己或是别人提供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快乐。这种快乐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也不能围绕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当年海德格尔讲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去。”德里达也很欣赏这句话。哲学家仿佛无须别人来理会他的私生活，然而福柯这个人却注定会有太多的人来关注他的生死爱欲。 法国在二战中处境尴尬，战后开始艰难的复苏。青年时代的福柯正像他的国家一样，也是个“边缘人”。福柯的同学回忆起他，虽然都称赞他勤奋博学，却忍受不了他的孤僻与傲慢。福柯在巴黎高师也并非绝对孤立，他遇上一位好老师———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 被纳粹虐-待过的阿尔都塞也患有精神病，他对福柯同情照拂。30年后，阿尔都塞丧失心智掐死妻子，老境凄凉。已经名满天下的福柯时时探望，不忘师恩。从高师毕业后，福柯进入生命中阳光明媚的时期。他在经济上开始富足，治学之路渐渐开阔。他用了近10年时间来酝酿自己的第一部杰作，这部书几乎就是他对前半生的一个应答。他在寒冷的瑞典任教，花了三年时间查阅资料，写出这部惊世之作———《疯狂史》。书中引用了大量罕见的文献资料，对读者是个考验。然而这部很难划归历史学，又非哲学、社会学、
精神病学的著作得出一个“有悖常理”的结论：疯狂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疯狂史就是迫-害史。 福柯笔下的“疯狂”让人想起堂吉诃德，想起写色情小说的萨德，还让人想到鲁迅的“狂人”。如果举出几个更形象的例证，那就是电影《鹅毛笔》和《飞越疯人院》。福柯写作《疯狂史》似乎想证明，被视为“疯狂”的米歇尔·福柯不过是你们这些“正常人”的他者。当你们建立话语秩序的时候，我被宣判为“疯狂”；当我来撰写《疯狂史》时，你们都成为凶犯。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剖析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剖析 黄晖 Résumé :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chez Foucault est devenue une méthodologie dont nous essayons à étudier la stratégie opérationnelle, à dégag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théoriques et à démontrer la corrélation avec sa généalogie. 关键词：知识考古学 话语 思想史 谱系学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对象多变，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考古学和谱系学两大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相应地把福柯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时期（1970年以前）和谱系学时期（1970年以后）。在考古学时期，福柯把人类文明史上的疯癫、疾病、诊所等文化现象置于考古学的视域之中，进行哲学思考。 一、话语分析：知识考古学的运作策略 从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1961）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到《知识考古学》（1969），虽然论述的问题不同，却无不贯串着考古学的方法，可见考古学在福柯前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知识考古学》一书与前此的著作有所不同，该书作为一本方法论的著作，是福柯结合先前的实践发展出来的一套方法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该书之前，福柯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分析策略或者研究方法。进一步说，考古学方法论是在进行具体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 福柯首先提及考古学一词是在《心理疾病与人格》（1954）一书中，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但在此时的研究中，福柯对该词并无明确的认识。直到撰写《疯癫与文明》时，福柯才不自觉地把考古学确立为一种思想史的方法。在该书中，他考察古典时期对疯癫与理性的看法，谈到疯癫与理性之间的对话已经中止，疯癫被迫沉默，他的目的是要再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福柯后来把这本书的写作称为一次神秘知识领域的试验。福柯逐渐意识到建立考古学方法的可行性，此后，他几乎所有著作的副标题大都冠以“考古学”一词。 福柯利用考古学分析，指出人文科学知识的产生受制于“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而话语构成是多样的、分化的。因此，他的任务就是要对各门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的探讨，发现它们在无意识中是如何受制于话语规则的，考古学研究实际上就是话语分析。“话语”一词源于语言学，原意是指“比单个句子更长的一个语言序列，交谈、对话、讲述和论证都被视为话语的形式。”①福柯所理解的“话语”主要是探讨各种知识领域的话语。福柯指出，一种学术领域其实是一群话语的组合，但是学术话语并没有组织严明的知识结 ①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福柯的生死爱欲——读书笔记
其实，就翻译而言，我不赞成将詹姆斯·米勒所写的《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翻译成《福柯的生死爱欲》，而应该翻译成《福柯的激情》。但是就文学而言，无疑高毅先生的这种翻译更加的有味道。时下有很多对外国著作进行翻译的学者，但是能够在有较高的英语水平的同时也精通西学的人却少之又少。这些人大多都是仅仅对文本进行实译，却忽略了其文学作品的本质。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作品因为翻译的不得当而使读者索然无味。高毅先生的译文使人读着感觉酣畅淋漓，大抵是由于其翻译是包含这对原作者的认同。 作者说福柯一生都在实现尼采的箴言：“成为自己”。而他的作品“似乎是在表达某种生活方式的强烈欲望。”福柯的自我究竟怎样的自我？他又该如何“成为自己”？“这种自我栖息在同一具人体里，与他凡人的生活共始终。”我刚读这句话的确是一头雾水，不知道米勒是在为后文叙述福柯先生有同性恋倾向埋伏笔。其实，福柯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可以相互佐证，换而言之，即福柯的作品就是其显示生活的方式。当然，福柯本人也同意这一点，所以他说：“人们必须把他们所想的，所说的同他们所做的，同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对照。”如果一个人的作品无法显示其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其行为相悖，那么，这样的文字与废话何异？ 我很喜欢在偶像崇拜这一心理作用下所产生的写作灵感，就如这本书中，米勒将福柯那漂亮的光头都看作是一种勇气的象征：“那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忍俊不禁，但同时也对福柯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福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名。他的《疯癫与文明》前两年有了中文的译本。在他看来，人们对精神病人的态度是“社会管理制度的一种阴险狡诈的形式”。他在之后的著作中也写到人们很快就会消亡，“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漠里的面孔”。其实，这句话就犹如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不仅如此，福柯还表达了自己对监狱的看法：现代监狱谦和的体现了一种强制。福柯继而又开始抨击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说现代社会制度极力控制个人并通过规训创造毫无创造力的人群，现代人际关系只不过是一套杂乱纷呈的关系而已。假如你读过福柯无所不包的《性史》，你就会知道现代社会无法摆脱权利的魔爪，而死亡是唯一的解脱方式。死于性病在他看来也并非如同耶稣受难，而情色才是“人抒情诗版的内核。” 很多人不理解福柯的哲学，无非就是无法接受他对于欲望，情色，爱和自由的看法。其实，作为人类，我们的本性无非就是这些爱欲和自由。而当时的社会无疑就在强制性的改变人们从骨子里透露出的本性。福柯的愚人船中曾写道：在很久以前，欧洲曾盛行一种疾病，类似于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癫痫。患者在发病时常常会浑身抽搐，口吐白沫，胡言乱语。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科技水平有限，加之患者总会在发病时大喊着自己看见了世界末日的景象，人们便认为这些患者是被神抛弃的人，是恶魔派到凡间惩罚自己的魔鬼。出于恐惧，人们便将这些患者流放到了大海上。所有患者被囚禁在了一艘大船上，有着大量的食物和淡水，每日只能看着身边的人发病，大喊着世界末日的景象，然后等待着自己的发病。太阳升起又落下，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在船上，没有空间与时间的概念。 这在当今看来无疑也是特别不人道的，但是在如今的社会，这种事也是常有发生。只是因为不了解，因为无知，因为恐惧，我们自诩为正常的人们便极力排斥那些与我们相异的人。这和将他们流放到了愚人船上有什么区别？ 福柯的一生都在挣扎——企图逃离但是无法逃离，企图改变但是无法改变。他将自己扔到了这个世界，却因为摔得太痛而渴望回到自己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由生至死，都充斥的爱与欲望。可是，这对爱欲的渴求和与对现实的背弃，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缩影。
福柯思想概说
福柯思想概说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精神病学、医学上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受到很多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又很难归纳到哪个确定的学派。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既力图发现被传统掩盖的结构本身又有破坏结构的特点。因此他既是法国6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又是后结构主义的伟大先驱。准确的说，福柯实际是法国当代思想界一大异类，他的思想无法归类于20世纪法国三大思想思潮（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任何一类。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对他有一个经典评论：“……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福柯的思想虽然非常复杂，但是其中依然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就是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禁锢。1983年，福柯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当然福柯并不仅仅局限于尼采主义。他思想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主要吸收了尼采的敢于向传统挑战的造反精神和求索精神，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边界”研究，例如“疯癫”、“性”等领域。他的主要著作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其中的考古学、系谱学的方法论，他的话语实践分析和权力——知识理论，他对许多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等，对西方甚至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疯癫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基于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在这部著作中全面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所体现的疯癫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它的独特性就在于，之前从没有过对于疯癫这种现象的客观性论述，它处在被根本排斥的地位。福柯本人对《疯癫史》作了一个内容提要：“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不会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外。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现和揭示的功能（例如，麦克白夫人在变疯时开始说出真理）。它变得虚假可笑了。最后，20世纪给疯癫套上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种实证主义的粗暴占有所导致的，一方面是精神病学向疯人显示的居高临下的博爱，另一方面是从奈瓦尔（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家）到阿尔托（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诗人，法国反戏剧理论创始人）的诗作中所能发现的抗议激情。这种抗议是使疯癫体验恢复被禁闭所摧毁的深刻有力的启示
福柯 词与物 节选
词与物1 (节选) 葆朴2 “然而，能够说明一切的关键部分，是各种语言的内在结构或者说是比较语法；它同为自然史带来了一片光明的比较解剖学一样，为我们研究语言谱系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解决办法。”3[3] 施莱格尔4[4]十分明白，语法领域中的历史性的建构与关于生命物的科学中的历史性的建立依照的是同一种模式。说句实在话，这里面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因为在整个古典时期，被认为是构成了各种语言的词语与被试图用来建构自然序列的特征都一致地具有同一种身份：它们的存在仅仅是凭借着它们所拥有的表现价值，凭借着它们的那种被承认的、相对于被表现事物而言的分析、重叠、复合和排列成序的力量。首先是伴随着儒绪厄5[5]和拉马克，然后又伴随着居维叶，特征丧失了自己的表现功能，或者更准确地讲，如果特征仍然可以“表现”、仍然可以使毗邻关系或亲缘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的话，那并不是单单凭借着它拥有的可见结构以及构成了它本身的那些可描写成分：它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这之前它已经首先地与一个整体性有机结构、与一种机能——它以直接的或间接的、主要的或属附的、“首要的”或“次要的”方式保障着这种机能——发生了联系。在语言领域中，词也几乎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诚然，词仍然拥有某种意义，仍然能够在使用它或听到它的人的精神中“表现”某种东西；但是这种功用已经不再构成词的存在本身和词的基本构架，不再构成那种使词能够在句子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其能够在句子中与其它多少有些不同的词联系起来的东西了。如果说词今后还能够在一篇它想在其中讲出某件事情的话语中出现的话，那将不再是靠着它自身理所当然、生来具有的某种直接的推论性了。词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恰恰在自己的形式当中，在构成了自己本身的那些声响中，在自己因行使的语法功能不同而经历的种种不同的变化中，最后在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顺从的那些改变中，它都服从着一定数目的严格规律，这些规律以相似的方式支配着同一语言的其余所有成分；结果，从今以后，词只有在首先已经是语言用来确定和保障自身的一致性的语法结构体之一部分肘，才会依附在表现之上。为了使词能够讲出它讲的东西，就必须让它从属于一个语法整体，这个整体相对于它来说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 词的这种位移，这种向后的，脱离开表现功能的跳跃绝对是18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同样也是发生得最隐蔽的事件之一。通常，大家总是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时期，集中在李嘉图对地租及生产成本的分析上：在这里他们承认，这一事件产生过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渐渐地，它不仅使某种科学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导致了某些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跃变。同样，人们也没有太忽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那些新的形式；即使他们事实上是基于以今度古的幻觉而在牺牲居维叶的基础上过高估计了拉马克，即使他们事实上不大清楚“生命”已经随着《比较解剖学教程》第一次抵达了其实在性的门坎，他们至少也还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西方文化自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以新的目光来观看生命物的世界了。相反，印欧诸语言的分离、比较语法的建构、词形变化的研究以及元音交替和辅音变化之规律的表述——简言之，格林、施莱格尔、拉斯克6[6]以及葆朴的全部语史学成就却依然停留在我们的历史意识的边缘，就好像它们仅仅为某种略显艰深，颇似左道旁门的学说 1[1]译自M．Foucault：Les roots et les choss，Gallimand，1966． 2[2]葆朴(Bopp,1791—1867)——法国语言学家，首次在动词与名词的形态中发了名副其实的功能形式系统， 由此成为无可争论的现代语言学之父。——译注 3[3] F.施莱格尔：《论印度人的语言和哲学》，法译本，巴黎1837年版，第35页。 4[4]施莱格尔(Schlegel，1772—1829)——德国作家、语史学家、文学批评家。——译注 5[5]儒绪厄(Jussieu，1686—1758)——法国医生、教授。——译注 6[6]拉斯克(Rask，1787—1832)——丹麦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法以及现代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