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 (1)

y2006年9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Sep.2006第27卷第5期I NNER M ONGO L I A S O CI A L SC I EN CES V o.l27l.5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

吴团英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

[摘要]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或同一性,但一旦超出特定范围,二者之间就有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和区别。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从属于地域文化,而

游牧文化则从属于经济文化;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的分布与草

原地带的分布则不尽相同;从其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其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关键词]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古老文化;现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81(2006)05-0001-06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还没有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即认为草原文化就是草原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因此,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

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

那么,什么是草原文化呢?我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历代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著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民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而所谓的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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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收稿日期]2006-06-10

[作者简介]吴团英,男,达斡尔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民族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都是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构成游牧文化的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例如二者都是以草原生态环境为自然背景的,都是以游牧生产为社会物质基础的,或者进一步说,草原文化区域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游牧生产,而游牧生产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条件就是草地资源,二者实质上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把草原文化等同于游牧文化也能够成立,不应当受到质疑。

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及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与时期,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

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下面展开的讨论,将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二

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上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据古地理学资料,草原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的新世(距今6500万年),在第四纪的更新世面积得到了大幅度扩大。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

我国境内的草原主要集中在我国北方地区,从东到西主要有松嫩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甘南草原、阿坝草原、甘孜草原、环青海湖草原、阿尔泰草原和伊犁草原等[1](PP.7~8)。这些草原又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如果说草原文化是紧随草地资源分布的话,那么游牧文化的分布就不尽其然。据Tho m as J1Barfiel d在5游牧选择6一书中认为,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

(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2]。还有一些学者对游牧文化的分布作出另外的归类和划分,这里不再详细引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对游牧文化分布的划分不管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即他们都没有把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同草原地带的分布完全等同起来,有的甚至认为只有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才是游牧文化的真正分布区域。这种一致性表明,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已经从/环境决定论0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认识到人与环境双向选择的重要意义。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曾明确提出,相同的环境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文明,例如,欧亚草原产生了游牧社会生活,而与欧亚草原相同的北美的草原、委内瑞拉的伊拉诺斯草原、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以及澳大利亚昆士兰西部和新南威尔士西部的草原,却没有出现它们自己的游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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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3](P169)。

从上述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尽相同的分布情况来看,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和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还是具有质的差异性的。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主要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的,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则主要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当然,这样一种论述,也许会引起人们的疑问:草原文化的确定是否又回到了/环境决定论0的老路上?我的解释是,作为地域文化,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同/环境决定论0是不能等同的,前者强调的是以大致同一的自然条件来概括不同的文化现象,例如,在以长江为同一自然条件划分的长江流域文化之中,就含有巴、楚两种文化现象;后者强调的是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化要求的惟一性,而这种惟一性事实上并非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强调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分布的非等同性恰好说明环境因素并非是决定文化的惟一因素。

三

从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看,二者之间也具有明显的非同步性。

关于草原文化的起源问题,包括草原文化兴起的区域、起源的时间、最早的主要生产门类和经济文化形态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专门的研究,更谈不到有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预设(也只能作为预设)提出的基本看法是,草原文化同其他古老的地域文化如两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黄河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例,从距今大约70万年前开始,这里就有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到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阶段,这里相继出现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草原文化繁荣景象,被学者确认为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关于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则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有相当集中的讨论。据郑君雷先生介绍,早期学者对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游猎人群在追逐兽群的过程中收容受伤和弱小动物(如驯鹿)加以驯养,从而形成游牧人群;(2)移动的狩猎者从邻近的农业聚落中取得牲畜形成游牧;(3)气候干旱化导致作为狩猎对象动物的消失,狩猎者只有通过从事原始农业和饲养那些无处觅食的野生动物来获取生活资料;随着干旱的加剧,这些已经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和家畜饲养者被迫离开日益缩小的可耕地,驱赶着牲畜在草原上寻找暂时的牧场,季节性地迁移,形成四处游牧的生活方式;(4)早期人群需要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却无力改进现有的生产技术,不得不谋求生存手段的多样化,例如他们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其后部分人群逐渐走向游牧生活[2]。

对上述四种观点,可以将之概括为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的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狩猎说0、/农耕(畜牧)说0、/气候说0、/人口说0。这四种意见,在游牧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一直有广泛的影响力,很多学者,特别是那些未专门涉猎这一领域的学者,在谈及游牧文化起源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上述学说的影响。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视野更加开阔,视角更加新颖,但主要的进展也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混合经济说0,认为游牧文化不是从某种单一的经济形态中衍化而来,而是从狩猎和畜牧、畜牧和农耕或半农半牧等混合经济转化而来。这一观点提出后也受到广泛关注,因为它能够解释某些地区游牧文化起源的历史。二是提出不同来源说,强调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起源背景,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差异很大,不能用一种或几种因素概括整个游牧文化的起源。这一观点似乎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游牧文化起源历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备受关注。

由于对游牧文化起源缘由的不同认识,必然导致对其起源时间认识的重大差异。例如,对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一种意见认为它最早起源于公元前第7千纪的新石器时代;一种意见认为它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2、第3、甚至第4千纪);新近的研究则将之提前至公元前第1千纪甚至公元以后[2]。在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何时形成问题上,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著名学者乌恩先生将之概括为四种意见,其中以下两种意见差别较大:(1)从畜牧经济向半游牧)游牧经济转化的界标,是骑马术的出现。这一转化过程,大约是在西周晚期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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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早期完成的;(2)公元前第1000年第1世纪,在欧亚草原各地出现了向游牧业的过渡,形成了新的考古学文化,标志着早期游牧人的出现。而乌恩先生提出的意见认为,游牧业形成于春秋中期偏早阶段,即公元前7世纪前后[4]。乌恩先生的意见已开始成为一种代表性的意见。

对于上述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其起源可追溯到较早时期,例如狩猎或早期畜牧阶段。虽然我们不能把早期畜牧业就视做游牧,但起源阶段的游牧又很难同畜牧作泾渭分明的划分。这一时期大致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间,因为这时候的人们已经学会饲养动物[5],而其形成期应在青铜器时代中晚期,即在公元前2000纪初叶至中叶时期。这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断出来的:第一,这一时期已涌现出大量的被称为游牧人或游牧部落的族群,如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胡里特人、喀西特人、赫梯人等,闪米特语系的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希伯来人等[6],以及我国北方地区的鬼方、土方及在他们之后的山戎、猃狁、荤粥等游牧群体。苏联学者李特文斯基在考察处于咸海周围塔扎巴亚勃(T z b y b)文化后也认为,公元前2000年中、后期,整个中亚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都由源起于草原的部落占据[7]。第二,大致反映这一时期的古代文化,如中晚期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证实了游牧文化已处在形成阶段。第三,标明游牧文明形成的骑马术已出现。马被驯化并用于骑乘的可能推断,最早距今6000年,其遗存发现于乌克兰草原[8]。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骑马猎兔铜扣环0,则确凿地证实骑马文化已经出现[8]。

四

根据上述游牧文化起源问题的讨论情况,可以试采用一种/相互印证0的方法,具体讨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为此,将草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如下三个历史阶段,并加以简要说明与阐释。

一是前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时间大致在从远古到游牧文化形成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种文化即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相继出现,并处于交互作用状态。由于草原各地类型、气候及族群不同,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各地出现、持续及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也千差万别。但总地看,在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之中,采集、狩猎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为例,几乎遍布各地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就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地区,早期农业曾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在距今约6000~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这里的人们已开始较大规模的聚落生活,学会用石耜、石刀、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已超越狩猎、畜牧业,成为当地的主导经济[9]。

二是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成熟和兴盛期,时间大致从游牧文化形成期到其衰退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很多草原文化分布区域,特别是在欧亚草原地区,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完全交融在一起,或者说,草原文化就是以游牧文化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完全可以同研究游牧文化等同起来,或者把研究游牧文化视做研究草原文化。事实上,很多学者在他们的有关论著中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在描述这一时期草原文化兴盛发达、对外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历史进程时,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即用游牧文化本身的事例加以说明。据赵林先生分析,在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5世纪漫长的3000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大规模的冲击前后共发生三次,导致整个欧亚大陆民族大冲突、大融合以及文明的大交替和大整合,从而造就了游牧文化的历史辉煌[6];而随着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征服历史的结束,草原文化又开始转入新的历史时期。

三是后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转型期,时间大致是从游牧文化衰退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农业、工业作为新兴文化的因子,其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草原文化再度迎来了多种经济文化并存统一的格局。具体地讲,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作用和地位已今非昔比,日渐式微;而作为一种观念、习俗、礼仪、传统或象征,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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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期草原文化必须高扬的旗帜。农耕生产一改过去被歧视和排斥的状况,正式被草原世界接纳,几乎所有草原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工业作为人类文明新的形态,自15、16世纪兴起以来,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工业文明在草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如此,例如,作为草原文化重要承载地的中国内蒙古,也已提出自己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工业社会即将成为草原文化新的社会形态之一。事实上,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工业一定是草原文化同人类文明对接、同步发展的桥梁和纽带,草原文化也必将展开工业文明的翅膀飞向辉煌的未来。

这里还想特别提出城市问题。城市作为人类最集中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现代城市的兴起,使这种作用日益突出。草原民族也非常重视城市和城市建设。以中国北方草原为例,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建有城市,如滹河城、头曼城、赵信城等,及后来的云中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乡)、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等,甚至今天的北京城最早也是由草原民族开始兴建的。由此可见,城市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历来占居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和发扬草原文化的这一传统,在新时期草原文化建设中要突出发挥城市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在保护传统和各种文化遗产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城市中的大学、图书馆、剧院、媒体及节庆活动等,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借现代城市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通过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历史分期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的关联状态并不完全一致,即在前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主要是以狩猎、畜牧、农耕文化形态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草原文化为游牧文化的孕育、产生创造了条件;后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更多的是同新的文明形态结合在一起,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已处于/隐而不彰0的状态[10](P.100);只是在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才大致处于重合状态。因此,我们不能不分时期、不顾历史条件,简单地将草原文化指称为游牧文化。

五

从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内涵、分布、起源、发展历程中的比较分析,我们还看到这二者之间在建构特征上也有明显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内。这就是说,从远古至今,生发在特定草原这一地理范围内的文化,都分属于我们指称的范围内。需要指出的是,生发在这里的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是以草原为共同载体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为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普遍意义。

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开发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或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由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拥有各自的特性,又作为草原文化的民族主体相继活跃于不同历史时期,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比如中国北方的草原文化,在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匈奴族文化形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鲜卑族文化形态;隋唐时期,主要表现为突厥族文化形态;宋、辽、金时代,主要表现为契丹、女真、党项族文化形态;元代前后,主要表现为蒙古族文化形态。由于蒙古族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实际上成为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传承者,是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类型文化,主要是产业经济与民族的统一,虽然游牧生产离不开草原区域,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其次,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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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

狩猎、游牧、农耕、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的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例如,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继原始采集、原始狩猎业之后,就已出现原始农业,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滥觞之一,只是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游牧生产开始勃兴。但即使在游牧生产完全占居主导地位之后,农耕生产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以早期游牧民族匈奴为例,农业生产仍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文化,我们虽然不能将之绝对纯粹化)))事实上那种纯而又纯的绝对游牧生产并不符合历史状况)))但我们也不能将一种经济文化同其他经济文化统一起来,实际上这种统一只能在地域文化中得以实现。

再次,草原文化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有悠久的文化底蕴和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几千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文化虽历经多次更替、演变,但其内在脉络始终没有中断,成为人类文化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草原文化在保持和发扬固有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过程中,积极吸纳现代文化的一切有益因素,从内涵到外在形式不断增强其现代性,与时代同步发展,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而游牧文化自近、现代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步改变和多样化,其典型的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方式已开始向定居、半定居及都市化方式转变和过渡,游牧、定居、半定居和都市化生活并存且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文化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基础和核心,即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历史已趋于终结。因此,我们很难认为,游牧文化像草原文化那样,是一种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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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虽然在一定意义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或同一性,但一旦超出特定范围,二者之间就有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和区别。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从属地域文化,而游牧文化则从属经济文化;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则不尽其然;从其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从其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因此,对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从具体区域分布和历史时期去分析和认识,而不能笼统地将之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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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哈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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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蒙古族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摘要】草原是游牧文化的载体，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是游牧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土壤。达茂旗是包头市唯一的牧业旗，拥有悠久的游牧文化历史、独特的游牧文化资源，游牧文化中的生态因素对草原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本文总结了蒙古族游牧文化，归纳了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的生态因素，分析了游牧文化对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蒙古族；游牧文化；草原；生态文明；达茂旗 一、蒙古族游牧文化概述 长久以来，游牧民族世代生活在草原上，孕育和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蒙古族是一个勇猛强悍的游牧民族，长期称雄于北方草原，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传承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游牧文化是指游牧民在蒙古高原地区上千年的游牧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如何协调人与牲畜、牲畜与牧草、牧草与草场之间的矛盾，并且在游牧实践中，逐渐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内蒙古高原自然环境条件的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哲学观念和宗教信仰。”[1]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处处渗透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头市达茂旗地处大青山北麓，与蒙古国接壤，这里曾经居住在众多的游牧民族，全旗总人口约114312人，蒙古族19698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2%，保留了较为完成的草牧场，面积大约为163.13平方公里。这里的蒙古族绝大多数生活在草原上，继承了和发扬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游牧文化。 包头市达茂旗蒙古族游牧文化具有丰富多彩、历史悠久、保留完整、多元化的特征。这里有传承了几百年之久的哈布图·哈撒儿祭祀，景教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发展的蒙元文化，原生态的蒙古民族风情，独特的敖包祭祀、祭火、祭驼等祭祀文化，传统的蒙古牧民生产生活方式。散落到草原深处的历史文化遗存足以证明这里是蒙古族人的家乡，比如分布在阴山南北的乌兰察布岩画、游牧文化与景教文化融合时期的敖伦苏木古城、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寺庙普会寺和广福寺等。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蒙古族应该把游牧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深度挖掘这种古老文化中的生态因素，发挥其在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二、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的生态因素 蒙古族游牧文化植根于辽阔的草原之上，草原是游牧文化的载体。蒙古族的游牧活动主要是“逐水草而居”的四季轮牧，在生产生活中注重保护草场，保护牲畜，在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中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民族禁忌和法律制度方面注重环保，努力协调好人、草、畜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物质层面的生态因素 1、生产方式中的生态因素。蒙古族世代居住在广袤的草原上，人烟稀少，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摘要】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两种文明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认同，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交流影响 一，两种文明的特点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主要特点是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缺少商品交换、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排斥力，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劳朴实有韧性。 而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逐水草而居”形象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明更加接近自然，也就更加尊重自然，同时形成了游牧民族豪爽的性格。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在向北移，现在定下来的是4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是游牧文明，以南是农耕文明。 二，两种文明的交流和影响 经济方面 农耕文明发展较游牧文明更发达，因此经济上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影响更大。如水利技术、制瓷工艺、纺织、酿造、冶炼、印刷、造纸、砖瓦、采盐制盐等技术先后传入游牧民族地区，为游牧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然游牧民族中也有许多影响农耕文明的。 汉初由于国力的不足，休养生息六七十年，积蓄了足够的国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为了获得精锐的战马，汉武帝曾经发动对大宛的远征，所得大宛马大大改善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了饲养马匹的饲料——苜蓿，以及养马的先进方法。以此汉朝养马数十万匹，对阵匈奴时能够出动强大的骑兵。依靠强大的国力，汉朝对匈奴屡战屡胜。中国在汉代首次获得河西之地，并且置郡长期统治。 政治方面 五代十国之时，两种文明的交流尤其繁荣。契丹人制造鞍辔、服装的技术传入中原， 回鹘人与汴京百姓在市肆交易，这大大促进了汉民族与回鹘人的经济文化交流。 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游牧文明建立政权后向中原地区学习。如 鲜卑政权学习汉族文化，采用汉族地主阶级统治制度。 占领河套地区以后，北魏政府为了加强了对河套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融合两种行政体制的方略进行管理，既有汉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也有采取军镇管理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 近期看了《狼图腾》一书，本来这本书是前几年闹的沸沸扬 扬的一本书，可以说在文化界的轰动不亚于王小东的《中国不高兴》。书是几年前出的，可是很惭愧，现在才把它看完。看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很多人都执著地追求这本书中的真谛。的确，书中的思想和观点也同样让我产生深深的震撼。 这几日我在不停的思考书中之意，也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陋解， 在这里写出来，本也委实是自家直言，姑且论之，希望不要被笑话. 书中的大意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毛主席号召广大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要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去建设农村，故事的 主人公陈阵就是响应这个号召插队到蒙古大草原去的。而故事讲述 的是在陈阵的眼里被世人称为凶残的野兽“狼”的形象。中心是 围绕陈阵看狼，以及蒙古人看狼，和其余知青看狼的不同，以及狼 自身所处的社会形象。中心大致如此，而我要讨论的是陈阵从狼身 上看出草原文化与我们小农文化的区别，其实这也是作者借陈阵的 口吻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 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在畜牧业生产条件下， 由于作为第一生产资料的草资源在游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 而反映到头脑中对草的认识亦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 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对草、畜的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民族能够达到。因为草原和畜群在其经济生活中居特殊地位，反映在它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文化心态，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民歌、祝词、赞词、谚语及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风格独特、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表达了游牧民族对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赞美。千百年来，蒙古民族遵循着祖先的遗训，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草场和牲畜。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当中，就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一)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一)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虽然在一定意义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或同一性，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 ●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为地域文化之一种，而游牧文化则为经济文化之一型。 ●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则不尽然。 ●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著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二、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 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这些草原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又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正文)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 一、导论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挑战与反应，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萧启庆，1972）。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间的冲突与战争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农耕游牧关系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因农耕游牧关系涉及（理性）行为主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政策选择与博弈，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也开始应用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等经济分析工具分析农耕游牧关系。俞炜华和章自刚（2006）从游牧区比较贫瘠及游牧民族组织军事成本较低的现实出发，构造博弈模型，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出击草原惩罚、修建长城防御和通过和亲、朝贡贸易等方式购买和平等政策背后的经济理性。俞炜华、南文海构建模型说明在农耕游牧双方对土地既存在武力抢夺又存在交易的情况下，“谁对土地评价高，谁就能得到土地”，由此说明“400mm等雨量线”、长城与农耕游牧分界线基本一致背后的经济逻辑。在此基础上，该文还认为，长城并不影响土地在游牧和农耕民族之间的配置，其价值在于节约农耕民族军事投入并减少向游牧民族支付的财富数量（俞炜华和南文海，2009）。盛洪（2011）应用科斯定理分析了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清代的草原政策及军事技术变革对“华夷边界均衡”的影响。周方银（2011）则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构建博弈模型，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将农耕游牧关系视为理性行为主体选择行为的结果，从双方政策选择约束条件入手进行分析，拓展了农耕游牧关系的研究视野。尽管不少研究涉及双方边界的确定，但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在组织理论快速发展和国家政治版图新一轮重组推动下，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国家规模经济理论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A.Alesina和E.Spolare（1997；2005），H.I.Crossman和J. Mendoza（2001），D.Wittman（2000）等学者应用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冲突经济学、国家贸易等方法，分析国家规模和边界的变迁、统一与分裂等问题。帝国的扩张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如R.Findlay（1996）以土地、劳动力为要素的生产函数和固定数量的劳动力在争抢土地和生产间配置为前提，构建国家边界扩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诩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邽。”上邽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

石人子沟遗址与东天山古代游牧文化——笔记

石人子沟遗址与东天山古代游牧文化 东天山指天山山脉东段为中心的区域，包括天山北麓的巴里坤-伊吾草原，也包括天山南麓的山前地带和哈密盆地。 游牧中有定居是游牧民族普遍的生活方式，因为纬度高，冬季寒冷时间长。 居住遗址、岩画、墓葬是古代游牧民族聚落留下来的基本遗存要素。 第一类遗存：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墓葬没有封堆(有石头有土，但没有堆起来)；岩画：粗线条式、剪影式；大型聚落里，单间房屋的面积大，冬季的居住遗址往往会有石块垒起的墙体，墓葬也会比较多，也会有大量岩画(规模大，数量多是大型聚落特点)。 第一类遗存分布在天山北麓的遗址较少，但规模较大，多属于中型和大型聚落(岳公台—西黑沟遗址、东黑沟遗址：三座石筑高台，中高台、东高台、西高台，有规律分布的倒品字形，有大量用火的痕迹，可能和祭祀活动有关)。 东黑沟所处的地位、环境、居住地的选择、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人骨的分析(人骨可以分析饮食结构和经济形态)，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游牧经济。游牧文化特征，称其为东天山地区的第一类早期游牧文化遗存。 第二类遗存：东天山北麓山前地带，主要为夏季的大中型聚落遗址。代表有红山口—石人子沟遗址群：1号地点可

能为统治者居住遗址，2号地点可能和祭祀活动有关，3号地点可能为驻军场所。 第一类遗存岩画可能由石头工具刻的，第二类遗存岩画可能是有金属工具刻的，所以已经是以动态的剪影式为主，有了细部的雕刻。 第二类遗存发现了重要的现象，它的封堆下发现了被肢解的人骨，人牲同时埋葬有各种随葬品。复原后发现，人牲的随葬品和墓主的随葬品有明显的区别，墓主的随葬品属于第二类遗存，人牲的随葬品属于第一类遗存。所以墓主属于第二类遗存，人牲属于第一类遗存，这代表着第二类遗存代表的古代人群，征服统治了第一类遗存所代表的人群，时间大概处于公元前2世纪。 总结：的的确确存在古代游牧民族的聚落遗址；冬季聚落和夏季聚落的形式有所不同，有季节性的差别，冬季聚落一般分布在山脉的南麓，有大量的小型聚落和少量的大中型聚落，夏季聚落主要分布在山脉的北麓，主要是大中型聚落，小型聚落很少见；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第一类聚落遗址在东天山的南北两麓，公元前2世纪代替它的第二类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天山的北麓，而且都是大中型遗址，与蒙古草原考古资料的对比后，确认第二类早期游牧文化遗存为匈奴文化遗存，根据史书记载，应该属于匈奴右部活动区域。在巴里坤发现的以第二类文化遗存为主的红山口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的实用性研究

目录 第一章绪论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 1.2.1研究目的 (1) 1.2.2研究意义 (2) 1.3研究范围 (2) 1.4研究现状、拟解决问题、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 (2) 1.4.1研究现状 (2) 1.4.2拟解决的问题 (3) 1.4.3研究方法 (4) 1.4.4论文框架 (4) 第二章文化创意产品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发展现状 (6) 2.1文化创意产品的相关理论研究 (6) 2.1.1文化创意产品的定义 (6) 2.1.2文化与创意的结合 (6) 2.1.3文化创意产品与一般产品的对比 (7) 2.1.4地域性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7) 2.2文化创意产品研究发展现状分析 (8) 2.2.1国内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10) 2.2.2国外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11) 第三章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现状分析 (15) 3.1内蒙古游牧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概述 (15) 3.1.1内蒙古游牧文化的历史追溯 (15) 3.1.2内蒙古游牧文化发展现状 (17) 3.2内蒙古文化创意产品的市场现状及存在问题 (18) 3.2.1市场现状 (18) 3.2.2政策导向 (18) 3.2.3设计开发 (18) 3.1.4产品质量 (20) 3.1.5技术应用 (20) 第四章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效应分析 (22) 4.1内蒙古区域经济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22) 4.1.1游牧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促进作用 (22)

4.1.2人才培养和储备库的建立 (23) 4.1.3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的定位 (23) 4.2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对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 (24) 4.2.1文化的开放性对民族文化内涵的考验 (24) 4.2.2文化间的差异拓展民族地区文化内容 (25) 4.2.3游牧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民族地方文化的认同和弘扬 (25) 第五章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的实用性设计与发展策略研究 (27) 5.1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的实用性设计 (27) 5.1.1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实用性设计的设计原则 (27) 5.2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策略 (29) 5.2.1内蒙古游牧文化产品的品牌塑造 (29) 5.2.2发挥政府的导向和政策的扶持作用 (30) 5.2.3与设计教育联手促进游牧文化创意产品发展 (30) 第六章内蒙古游牧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实践 (32) 6.1设计流程 (32) 6.2产品定位 (32) 6.3产品造型设计 (33) 6.4产品工艺及材料选择 (36) 6.5产品介绍 (36) 结语 (37) 参考文献 (38)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40) 致谢 (41)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游牧民族的介绍 (2) 二、游牧民族的起源 (2) 三、游牧民族的发展 (3) 四、游牧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4) 五、游牧文化对中华影响 (5) 参考文献 (6)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起源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_赵林

第55卷　第6期2002年11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　Vol .55.No .6Nov .2002.700706　○世界历史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赵 林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武汉湖北430072)[作者简介]赵　林(1954-),男,北京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 [摘　要]从公元前2000纪初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多年时间里,游徙于欧亚 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对南部定居的农耕世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农、牧世界之间 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和融合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 响,它不仅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构成了历史自身发展运动的重要动力,而且导致了文明域 界的扩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外之地”被裹挟到文明的历程中,从而为人类历史从区域史、国 别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必要前提。 [关键词]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K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6-0700-07 一、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 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第62-63页)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 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入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 收稿日期:2002-09-17

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姓名任津辉 教育层次自考本科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校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张俊杰

目录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2)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5)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8) 参考文献：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草原的思维导图

草原的思维导图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著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游牧文化对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生态建设的启示

游牧文化对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生态建设的启示 摘要】：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带，此地带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区 域甚至在全球生态安全问题中都尤为重要，生态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环境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表明蒙古 族游牧文化在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对比农耕文化都更具优势，有利 于草原和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结游牧文化对生态环境建设起到积极 作用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对该地区生态重建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半农半牧区；游牧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经济； 蒙古草原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家园，游牧文化是本区的主导文化。从清代 开始由于清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使得大规模的汉族农民移居到南部草原，于是 这一地区逐渐破碎成为游牧和农耕互相交错拼缀，该地区被学者们命名为农牧交 错带或半农半牧区等。一般来说，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北起大兴安岭西麓的呼伦贝尔，向南至内蒙古通辽市和赤峰市，再沿长城经河北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 向西南延伸，直至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南部的交接地带。它包括降雨量 在300-450mm，干旱度为1.0-2.0范围内的干旱半干旱区的大部分，总面积为654564公里。[1]该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不适当的政府政策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致使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和干旱严重，草地明显退化。尤其是近年来，人口压力大，气候灾害频繁，加上目前的放牧压力和农耕方式，加速了环境 恶化进程，成为阻碍此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农牧业的环境适应性及现实状况 面临特定的环境，人类做出了最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选择。由于草地上的松 散的沙质土壤，使在干旱半干旱气候的草原地区不太容易遭受水蚀，但如果地表 受到侵扰，春秋季的强风和干旱气候就会造成严重的风蚀，因此，草原环境对于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至关重要的。游牧畜牧业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是蒙古族牧民的长期文化选择。而一直以来生活在雨量充沛的华中平原地区 的农民，他们在土壤耕种，不用担心风蚀危险，深耕和积极抑制野生植物是常规 的农业作业。因此，不难理解农牧业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中产生的，他们都 具有适应各自环境发展的优势。但当农耕文化进入到一个与之前条件截然不同的 北方草原时，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对比使矛盾不可避免。 一定程度的降雨量决定了在半农半牧区种植农作物的产量。这里因为缺乏水 源和有效的田间管理使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撂荒耕地”和“安息地”的做法是当 草原开垦为农田时，养分水平相对较高，但经过几年的耕种，农田养分急剧下降，作物产量也相应下降。结果，农民不得不放弃开垦的土地，搬到新开垦的草地上。由呼伦贝尔草原当地居民讲述关于海拉尔西侧草原反复开垦和弃耕的经历，可以 确定本区分布的风蚀坑，以及弃耕地中的裸地型风蚀坑集中发生应当是机动车和 机械化大型农机具大规模引进草原之后。[2]翻耕所造成地表土壤及植物根系层的 破坏，其恢复进程是非常缓慢的。沙质草原区的土层中的粗化层，使失去地表植 物根系层保护的草原特别容易遭受风蚀沙化的侵害，为风蚀坑的形成创造条件。[3]人类活动可以通过对土壤和根系层的强烈干扰，使风蚀沙化的抑制性因子失效，破坏性因子作用大大加强。在这些草地种植具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导致草地原 有植被大规模退化甚至消失，造成土壤和基层生态系统的全面破坏。 在保护草原生态时，土壤和根系层的保护至关重要，这可能也是游牧民族在 其不成文的法律、风俗习惯等方面对土壤及根系层保护最为强烈的根本原因。必

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中西文化起源比较

第二节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 上一节讲到中西民族生存环境的不同，中华文明的自然基础是河流，而西方文明是海洋，这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模式，这一节，我们就中西民族不同的经济生活形态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 （一）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1．起源：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的三点区分：磨制石器，制陶，出现农业） （1）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年前） 西安半坡遗址，发现最初的农具：石斧、石铲、骨锄、陶刀；小米和粟的皮壳 说明：黄河中游已经广泛种植耐旱的粟谷和蔬菜，形成稳定的农业定居点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骨耜，木耒耜等种稻工具和大量炭化的稻谷。 出现家畜的驯化和饲养 （2）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成为华夏居民主要谋生手段。出现灌溉系统和排水工程。 2．发展 （1）夏：农业是关系国之存亡的命脉 这一部分，很难找到史料记载，但是从流传下来，大家都熟知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农业已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形式。 同一时代的西方的神话大都是宙斯，阿伽门农等神力和勇士，而我们这一时代的神话却是：古代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炎帝）； 教民耕种的后稷；为民治水的大禹 养蚕抽丝的嫘祖； 。 （2）商代：农业是华夏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关于这一部分的历史考证，我们主要从殷墟甲骨文中寻找。 甲骨文中很多基本词语的字型都与农业密切相关。例如： 男：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3）周代：农业是经济生产活动的中心内容 ①周王朝对诸侯功臣分赏土地，赐予田产和臣民，使他们成为拥有土地和农奴的领主 ②周代帝王开始身体力行的方式，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充分显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 《诗经周颂》写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③从周代始，由民间歌谣汇集的《诗经》中有大量关于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描绘。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区别与相似

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冲撞，积淀成为今天的文化系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它们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浑。本文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具体比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性。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