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军制

春秋战国军制

春秋军制

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和一些诸侯、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和“自大夫出”(《论语·季氏》)。较大的战争几乎都由诸候国的军队承担。几个诸侯大国相继成为中原的霸主，代天子发号施令。

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公室军队、世族军队组成。公室军队多建於西周诸侯受封立国时。主要成员是“国人”中的士和农。士以习武打仗为主要职事，作战时充任甲士；农即庶人，除老弱残疾者外，所有成年男子都须接受军事训练，三季务农，一季讲武，每隔三年进行一次大演习。遇有战事，要随时听从调发，充任徒卒(步兵)，役期依战事的长短而定。奴隶一般没有充任甲士和徒卒的资格，只能随军服杂役。这时，卿大夫的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也仿照国都的制度在自己的封邑上，设置军队，即世族军队，其从军人员也以封邑及其周围的士和农为主。此外，某些较大的城邑还有“邑甲”，有的属於国君，有的属於卿大夫，是公室军队与世族军队的补充。

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车兵是主要兵种。各诸侯国兵力的强弱，往往以战车(见中国古代战车)的多少衡量。前期，诸侯国一般不超过1000乘，所谓“千乘之国”；卿大夫一般不超过100乘，所谓“百乘之家”。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晋国和楚国已各达到5000～6000乘，齐国和秦国也各有2000～3000乘，还出现了拥有近1000乘的卿大夫。每辆战车多由4匹马驾挽，一般配有甲士10人(包括车上3人)，徒卒20人。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随车徒卒有不同数量的增加。有的诸侯国及边陲少数民族国家，还建立了独立於战车之外的步兵。公元前719年，鲁、宋、陈、蔡、卫等国伐郑，“败郑徒兵”(《左传□隐公四年》)，这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录。公元前541年，晋军与狄人交战，因狄人用步兵，晋将魏舒“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左传□昭公元年》)，即临时拆散车兵建制，将五乘战车上的甲士改编为步兵三伍，这是中原诸侯国改车兵为步兵的一个典型事例。南方的楚、吴、越等国已建有一定规模的舟师，多用於内河、湖上，有时也出海作战。

各诸侯国军队的组织编制不尽相同。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管仲改革时规定：齐军五人为一伍，十伍(50人)为一小戎，四小戎(200人)为一卒，十卒(2000人)为一旅，五旅(1万人)为一军。据《左传》记载，晋军有伍、两、卒、旅、师、军的建制。楚军的车兵有“广”，晋军和郑军的车兵有“偏”等不同的编制。军队的粮草物资供给，平时由“司马”负责，战时士卒通常须随身携带数天的口粮，称为“裹粮”，并有随行车辆以备补充。到达某城邑或诸侯国时，则由该城邑或东道国供给。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军事制度进一步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晋、鲁、郑、楚等国先后在改革田制的基础上，“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量入修赋”等(《左传》僖公十五年、成公元年、昭公四年、襄公二十五年)，扩大兵役和军赋的来源；允许奴隶从军和充当甲士，“国人”从军的制度逐渐向郡县徵兵制演变；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步兵的地位逐渐上升；军权向集权方向发展，文武开始分职等。但是这些变化，有的仅开始，有的仅表现出某种先兆，军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在战国时代完成的。

战国军制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迅速发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的君主竞相变法图强，攻伐争雄，军事制度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徵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虎符”符身虎形，一般为铜制，分两半，有铭文。战国时期秦国国君颁发给杜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郊）的“虎符”上刻的铭文规定：右半在君，左半在杜，凡徵发兵甲50人以上，必须与君符会合。但有烽火报警，也可“毋会”君符而采取行动。国君之下，始设将军（楚国称上柱国）等专职武官，文武已明显分职。

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徵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徵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徵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男子16或17岁“傅籍”（或称“傅”），即进行登记，然后，根据国家需要随时应徵入伍，直到60岁才能免徵。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墓主17岁“傅籍”，第二年入伍参战，战争结束返回故里，后又再次应徵入伍。除徵兵制外，各国还兼行募兵制。招募之兵，经过严格的考选，多充军队的骨干和国君的卫队。如魏国考选“武卒”，要求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也是以较严格的考选办法招募的。凡中选者，都要进行长期的专门训练，并享受比较优厚的待遇。

步兵是主要兵种，骑兵和舟师发展也很迅速，车兵地位下降。步兵通称为“带甲”。《战国策》等文献有“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的记载，说明步兵的规模甚为庞大。骑兵有较大发展，出现了“骑万匹”之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原诸侯国改革旧制，发展骑兵的典型事例。舟师较为发达的有楚国等。秦国舟师的规模也很可观，《史记》记载，秦“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

军队组织往往和居民组织相结合。郡、县居民多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即“伍什之制”。伍什之上，秦有里、乡，三晋有连、闾。军队的组织与之相应。《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军以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五十人设屯长，百人设百将，五百人设五百主。《尉缭子·伍制令》记载，魏军在伍什之上，五十人为一属，百人为一闾。

兵器中，剑、戟、刀、矛、匕首等锋利的钢铁兵器迅速发展，强弓利弩大量使用。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掌管武器制造的“府库”（即武库），有的还负责检查武器的质量和上报的数量。各诸侯国都注重奖励军功，建立了军功制度。例如，秦国商鞅变法时，订有20等“军功爵制”，规定临战者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杀了敌人就可晋陞爵位；反之，如果没有战功，贵族也不能晋爵。

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变法，封建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开始建立了郡县制，兵役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已经建立常备兵制度与常备兵考核制度。常备兵是军队的基干，他们都是应把经过考选而来。选时相当严格。

以魏国为例：选拔武卒要求参加考选的人穿“三层之甲”，拿一张要用上百斤力才能拉开的硬弓和装有五十支箭的箭囊，扛着文，头戴铁盔，腰佩剑，带三天粮食，在半天之内走完百里路。凡是中选的人，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

战国时代军事制度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战争规模扩大以及兵器质量提高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这种变化，不仅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也为秦、汉军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国各国军力：

1.秦国有带甲(或作奋击)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秦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韩策一》、《楚策一》张仪语、《秦策三》范雎语)。

2.魏国有带甲三十万或三十六万,防守边疆和辎重部队十万(《战国策.齐策五》策士所造苏秦语、《魏策一》张仪语、《魏策三》须贾语)。它最强大的时期,据说有“武力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奴隶)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战国策·魏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3.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赵策二》策士所造苏秦语)。

4.韩国兵卒不过三十万,包括厮徒在内,除了防守边疆关塞的以外,“见卒不过二十万”(《战国策·韩策一》策士所造张仪语,《韩策一》苏秦说有“带甲数十万”)。

5.齐国有带甲数十万(《战国策·齐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6.楚国有带甲(或作持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楚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楚策一》江乙语、《秦策三》蔡泽语、《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大射者语)。

7.燕国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战国策·燕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长城

《诗经·小雅·出车》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说明中国修建长城始于春秋战国时代，作用在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掠。

秦长城

《史记·秦本纪》载：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

《史记·秦本纪》载：“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

《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赵长城

《史记·赵世家》载：“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

《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齐长城

《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管子》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

燕长城

《史记·张仪列传》载：“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所有也。”

。《史记·匈奴列传》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也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楚长城

《汉书·地理志》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

魏长城

《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

赵成侯并。惟泗之间小国十余，魏楚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所筑长城于西边。”

《史记。魏世家》载：“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故阳。”

中山国长城

《史记·赵世家》载：“赵成侯六年，中山国筑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