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_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
第23卷 第5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Vol. 23 No.5 2010年9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Sep.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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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 - 03 - 25
作者简介：杨成虎（1962 -），男，安徽舒城人，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
①雷克思罗斯是当代美国深受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影响的诗人之一。他英译过中国古典诗歌作品（包括禅诗），全面吸收中国诗歌，将西方诗歌的传统意象与中国式意象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是继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后对中国古典诗歌作进一步翻译、介绍并深受其影响的一位诗人，对美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有较大贡献。参见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7页。 ②本文与郑燕虹观点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对Rexroth 的The Poet as Translator 题目的不同理解上。郑文译为“作为译者的诗人”，从语法结构的角度看这样译也没有错，但从这篇演讲稿的实际观点来看，这一中心语为“诗人”的译法未能传达雷氏的用意。雷氏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这里的介词as 应是系词is 的转换形式（as 含“等同”的意思），不用句子而用词组的结构形式是题目表达的惯例，因此译为“诗人即译者”为妥。可以说，雷氏全文就是论证这个命题，取消“作者”这一概念，扩大“翻译”的概念范围。 ③雷氏在“诗人即译者”一文中使用了poetic translation，意即“诗意的翻译”。按习惯译法，也可译为“诗歌翻译”。但“诗意”侧重的是诗歌的思想、神韵、情感等质的方面。雷氏正是从质的方面来讨论他的诗歌翻译思想，提出“同情”观的。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
杨成虎
（宁波大学 外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在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讨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思想。郑文认为“同情”是雷氏诗歌翻译观的要旨，但没有指出是什么要素支撑着“同情”观，因此对“同情”的认识有欠深刻。从“诗人即译者”和“罗马诗译论”两篇文章的系统观点来看，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建立在“灵感”和“平等”这两个要素上的。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非但如此，在雷氏看来，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由此作者也成了译者，译出语也化为译入语。随着作者和译出语概念的消解，译者之间和译语之间实现了平等。雷氏的观点改变了传统译学的理论格局，具有创新意义。
关键词：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诗歌翻译；灵感；“平等”；“同情”；译者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0）05 - 0036 - 06
一、引言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 ，中文名王红公，1905-1982，以下简称雷氏）是当代美国颇富影响的诗人、诗歌翻译家和译论
家。①
有关雷氏在诗歌翻译（特别是汉诗英译）方面的贡献，近年来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
论。[1-4]
郑燕虹著文专门讨论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5]
郑文对雷氏“作为译者的诗人”②
（The Poet as Translator）一文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认为“同情”是贯穿全文的要旨，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诗歌翻译是一种同情行为；诗歌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同化；同情活动能给诗人带来灵感。她认为，对雷氏而言，“同情”是译者投入到作者的经历中并尽最大可能将其转化为自己语言的能力。郑文没有讨论是什么要素支撑着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③
虽然郑文在结尾处也提到了译者与作者的关系问题，认为雷氏推翻了德莱顿所谓“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的观点，赋予了译者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郑文尚未认识到雷氏实际上是彻底推翻了作者和译者的主仆关系，认为创作也是一种翻译，作者也是译者。他通过灵感这一共同支点，建立了全新的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作者也是译者，他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由此他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基本格局。雷氏共有两篇文章讨论他的诗歌翻译观，一是“诗人即译者”，[6]
一是“罗马
诗译论”（On Translating Roman Verse）。[7]
从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来看，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激进的诗歌翻译观，他从灵感这一要素出发，认为无论作者还是译者，他们都需要灵感进行工作。在需要灵感这一点上，作者和译者都是一样的，由此他把创作也看成是一种翻译，作者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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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被取消了，作者成了第一个译者。译者在翻译中也像作者一样需要灵感，在翻译中也需要和作者一样的诗情。因为译者与作者在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同情”（sympathy）就变成了译者们共同拥有的诗情。随着作者概念被取消，译出语的概念也取消了，译出语也是一种译入语，译者们因地域和时代不同而使用各自的语言来表达共同的诗情。雷氏的这一思想来自于他对自己成功的诗歌翻译经验的认真总结以及对文学史大量事实的细致观察。在雷氏看来，整个人类文学史就是译者们一部贯穿时空的翻译史。这一观点与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的“打通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雷氏的理论观点的支撑点是“灵感”和“平等”。他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传统观念，打破了作者和译者的主仆关系，消解了译出语与译入语的依附关系，代之而起的是译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和译语之间的平等关系。本文结合雷氏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讨论“平等”和“灵感”这两个支持雷氏“同情”诗歌翻译观的要素。
二、译者之间的平等
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建立在译者之间平等的基础上的。雷氏在“诗人即译者”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新命题。这个新命题消解了诗歌翻译中“作者”（即这里所说的“诗人”）这一概念。作者就是译者，“作者”不存在了，创作的行为也随之变成了翻译的行为。他从许多角度对这个新命题进行了论证。他引用英国桂冠诗人、翻译家、戏剧家、文论家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关于诗歌翻译的话作为论点，即“诗经翻译依然为诗，是共同诗情之所为（the translation of poetry into poetry is an act of sympathy）”。雷氏对此的解释是：“某人自己与另一个人具有共同性，把他的话换成自己的话（the identification of another person with oneself， the transference of his utterance to one’s own utterance）。”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雷氏使用的是“另一个人”，有意避开了“作者”这一概念，但把“翻译”的概念加以强调。
由于雷氏有意消解“作者”的概念，将“作者”与“译者”等同起来，“作者”成了第一个“译者”。这就彻底改变了译者要忠实于作者的传统翻译思想。译者之间拥有共同的诗情，进行着各自的创造，在文学史上贡献了各自的才华，没有谁必须忠实于谁的关系。雷氏从以下几个角度证明了这一主张的合理性。首先，雷氏从埃德蒙兹（J.M. Edmonds）、亨利·桑顿·沃顿（Henry Thornton Wharton）、海阿姆（T.F. Higham）、约翰·莫里维尔（John H. Merivale）、爱丁顿·西蒙兹（J. Addington Symonds）、爱德文·考克斯（Edwin M. Cox）等译者以及他自己英译萨福《苹果园》一诗的体验出发证明翻译实际上是译者们具备了共同的情境（identical emotional circum- stances）。雷氏《苹果园》英译时的灵感和体验和萨福当年的一样，译出来的作品其实就是自己的作品，不能再说是翻译作者的作品了。雷氏在谈到英译这首诗的感受时说，这完全是一次原创的体验（an entirely original experience）。他译这首诗的那个晚上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许多体验之一，就在灵感到来的那个晚上，他思接千载，完全投入到这位古希腊女诗人当年的体验中去了。雷氏还说，把《苹果园》的各个版本拿来比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译者们（包括萨福）拥有共同的诗情，然后用他们自己相应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诗情并不是随时都有的，全是以灵感的形式发生的。对雷氏而言，成功地英译《苹果园》就发生在那个夜晚。这和萨福当年写作《苹果园》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于译者们的共同诗情，雷氏使用了萨福诗歌多位译者的实例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认为，萨福的诗歌里有着一股特殊的令人振奋的东西（a special vertiginous exaltation），哪怕是片言只语都能激发译者们的灵感，扩展成为诗篇，使得翻译成了创作本身（而不是依附于作者的再创作），译者在共同诗情中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萨福的希腊语“原作”根本不再是原作（the Greek “originals” are not originals at all），萨福所使用的诗体（metre）也不过是共同诗情的一种解读（paraphrase）。她用希腊语创作的作品的地位和后来译者用别的语言创作的译作地位应是平等的。Michael Field（两位女性英译者的共同化名）其实不是位于主仆关系的萨福诗歌的英译者，而是处于平等关系的比她晚生的不同时代的两个妹妹（her late-born sisters）。在此，共同的诗情经各自的表达就是诗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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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原作甚至就不存在了（Here sympathy achieves a kind of translation when the source does not even exist）。
有了共同诗情,即使译者不懂“作者”所用的语言，照样能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出好译作来，如高提尔（Judith Gautier）、柯拉邦德（Antwort Klabund）、庞德（Ezra Pound）等人的汉诗英译。反之，如果没有共同诗情，那么译者只能译出一个貌合神离的“译作”来。这时才会出现“作者”和“译者”两个概念的区别来。在萨福诗歌的翻译中就存在着译者没有秉承萨福诗情的“译作”。也就是说，作者和译者的概念只存在于没有共同诗情的不成功的诗歌翻译之中。荷马史诗译入英语后，又经多次重译，语言形式不断得到更新，这在英语文学史上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蒲柏（Alexander. Pope）、查普曼（George Chapman）、勃特勒（Samuel Butler）、布彻和兰（Butcher and Lan）、威廉·默里斯（William Morris）等都在各自的时代英译过荷马史诗。这些译者在英国文学史上都取得了一席地位，他们不因为是翻译荷马而显得比荷马逊色。荷马史诗成为英国文学史不同阶段的经典作品，适应了不同时代的需要，足以说明译者们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是平等的。
雷氏十分强调译者的才情。译者们只有拥有平等的才情才能取得平等的地位。对于译者来说，他有多大的才情，他就有多大的共同诗情。哈特·克雷恩（Hart Crane）作为诗歌翻译家，一点儿不懂法语，对法国诗人兰波的了解除了艾伦·泰特（Allen Tate）能给他提供极其有限的帮助外，几乎都出于他自己的天才想象，但是“航海（Voyages）”一诗的翻译却很成功。雷氏还以学者（如汉学家）译诗大多不成功为例来加以说明。汉学家们译诗不成功不在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对两种语言的了解上他们都是专家）,而在于他们是学者，不是诗人，缺少诗情，他们把富有激情的生动文本当作固定的死板的文献，因此在地位上不能与“作者”相比。当然也有汉学家译诗很成功的例子，如韦利（Arthur Waley）、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宾纳（W.itter Bynner）等，他们的成功不在于他们是学者，而在于他们也是诗人，具有才情，才取得了与第一个译者共同的诗情。
“罗马诗译论”是继“诗人即译者”后雷氏又一篇探讨诗歌翻译理论的文献。在这篇文献中，雷氏进一步论述了译者之间如何才能平等。他发现，由于时代条件、文化条件以及自身条件所限，有些译者达不到与“作者”共同的诗情，不能取得平等的地位。在时代和文化方面，美国文明与罗马帝国文明其实根本不同，罗马帝国文明建立在等级森严的价值体系和权力结构基础之上，而美国文明不是这样。在艺术表达上，美国与罗马帝国也是根本不同的（utterly unlike）。美国文学史上，一些译者，如戈利高里（Hart Gregory）、泰特（Allen Tate）、拉提莫（Richmond Lattimore）、费茨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庞德（Ezra Pound）、佐考夫斯基（Louis Zukofsky）等做过尝试，但生活在美国的译者基本上无法得到与罗马诗人共同的诗情，翻译时境况糟糕，没有灵感，难以想象罗马诗人写作时的那种感受，译作不得其神，因此都不成功。比如休伯特·克里克莫（Hubert Creekmore），他十分认真地翻译了罗马诗人玉外纳的讽刺作品，但由于译者不具备与玉外纳共同的讽刺诗的情感，译作不得其神韵，只能是失败。康斯坦斯·凯利尔（Constance Carrier）尝试翻译普洛佩提乌斯的诗，但出于一位女性自身条件的限制，她无法理解一个男性诗人神经质似的忧郁和性受虐狂式的痛苦，根本没有共同的诗情，所以她的翻译也不可能成功。美国译者翻译罗马诗歌的不成功说明了译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有条件的，不是随意就可以取得的。
三、灵感是译者之间平等的条件
郑燕虹[5]在对雷氏诗歌翻译观的系统论述中提到了“同情”和“灵感”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同情活动能给诗人带来灵感。她论证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同情活动”可以给译者翻译带来灵感，一是“同情活动”可以给诗人创作带来灵感。关于前者，她举雷氏改译梅尧臣悼念亡妻之作为例，译者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共同的情感置于翻译之中，这种改译是一种灵感。关于后者，她的论证是从“作为译者的诗人”中截取雷氏的观点作为证据的。“诗人不能永远保持灵感喷涌的巅峰状态，而诗歌翻译中的同情活动能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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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诗人的想象力，它是使诗人保持最佳状态的‘最高层次的诗歌写作练习’和‘最高层次的同情练习’，①是使诗人才思敏捷的最佳方式。”她接着得出结论说，诗人在翻译过程中全身心地投入到原诗的情感境界中，会激情澎湃，文思泉涌，灵感也随之产生。她把灵感看成是同情活动的结果。
灵感和同情活动其实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条件关系。灵感是同情活动的先决条件。没有灵感，译者无法达到“同情”的高度。在“诗人即译者”和“罗马诗译论”两篇文献中，雷氏一再强调诗歌翻译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灵感。灵感不是随时随地发生的，诗歌翻译也不是随时随地进行的。雷氏回忆了他灵感到来时英译萨福《苹果园》的情形。雷氏英译《苹果园》时的灵感就发生在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许多体验之一，就在灵感到来的那天晚上他完全投入到这位古希腊女诗人当年的体验中去了。雷氏在谈到英译这首诗的感受时说，这完全是一次原创的体验（an entirely original experience）。凭雷氏的才华和翻译技巧，翻译诗歌应该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但是要译好一篇真正的作品，就需要灵感这一先决条件。对他而言，这灵感就发生在那天晚上。相比之下，许多译者（如戈利高里、泰特、拉提莫、费茨杰拉德、庞德、佐考夫斯基等）英译罗马诗歌不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灵感，难以想象和体验罗马诗人的感受，达不到“同情”的境界。
灵感是诗人的必备条件，也是译者达到“同情”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雷氏是主张诗人译诗，反对学者译诗的，“诗人即译者”一文的题目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么，灵感与平等又是什么关系呢？从雷氏所举的大量正面和反面的例证来看，没有灵感，译者就达不到“同情”的高度，就不能成功地进行诗歌翻译；而有了“同情”，译者在地位上就取得了平等。因此，灵感也变成了译者之间平等的先决条件。其实，雷氏也正是在灵感这一点上取消了作者与译者的主仆关系，恢复了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的。无论作者还是译者，他们都在共同捕捉飘忽不定的灵感，等待“那伟大时刻的到来”（the great moment comes along）。灵感一旦到来，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同样兴奋不已，都进入同样的精神状态。灵感不来，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不能创作或翻译。
四、译语之间的平等
诗歌翻译带来的是作品语言形式的更新。一般来说，翻译是从译出语到译入语的语言变化，同时也是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的语言变化，但在雷氏平等思想的影响下，诗歌翻译中的语言却有着新的理解。
首先，雷氏消解了“作者”，“译出语”的概念也随之消解，译出语与译入语的依附关系不复存在，译出语也成了译入语的一种。它们都是翻译语言，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译者们都是使用各自的语言表达共同诗情，而且翻译后作品的所有权属于译者。因为取消了译出语，进而会出现不懂“译出语”的译者（如高提尔、柯拉邦德、庞德、克雷恩等）只要拥有共同的诗情，只要用好译入语，同样能做好翻译。即以雷氏自己英译杜甫五律《夜宴左氏庄》为例。②这首用汉语写作的杜诗五言八句，措辞文雅，格律严谨，对仗工整，押韵严格。雷氏英译用的是当代美国英语的诗歌语言，重平易，轻修辞。每行有一定的音节限制，共14行，没有格律的要求，是无韵自由体。杜甫所用的汉语和雷氏所用的英语既非同一个地域，又非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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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雷氏对“灵感”和“同情” 的关系还是作了区分。他使用了“练习”（exercise，即“习作”）来区分灵感未来时的习作和灵感来时的译作。就在郑文所引的雷氏原文的中间有一句话，说这种习作是灵感这一伟大时刻到来之前使你保持厉兵秣马状态的最佳方式（It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your tools sharp until the great job，the great moment，comes along）。It在这里指的是习作。
②这里我们列出杜诗和雷氏译诗供读者比较。杜甫《夜宴左氏庄》：“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Banquet at the Tso Family Manor（Rexroth）: The windy forest is chekered/ By the light of the setting/ Waning moon. I tune the lute,/ Its strings are moist with dew./ The brook flows in the darkness/ Below the flower path. The thatched/ Roof is crowned with constellations./ As we write the candles burn short./ Our wits grow sharp as swords while/ The wine goes round. When the poem/ Contest is ended, someone/ Sings a song of the South. And/ I think of my little boat,/ And long to be on my way. 如果按照忠实性标准，雷氏译诗的语言与杜诗并不相摩，甚至多处理解都有出入。但是雷氏使用的语言却能表达杜诗的神韵，而且在语言风格上符合当时美国读者的审美要求，因此获得了成功，成为雷氏自己的诗。在这里，汉语和英语（美语）是互不依附的两种平行语言。正如雷氏自己所说，“我希望所有的译文都能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同时又是能得到认可的英文诗”。参见Rexroth, K. trans.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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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他们各自使用着自己的语言进行着平等的表达。据说雷氏汉语也懂得不多，他的翻译参考了多家的译本，但他和杜甫具备共同的诗情，他的译诗确实具有和杜诗同等的神韵。事实证明，雷氏的英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深受美国读者的喜爱。
其次，翻译语言的平等还体现在文学史中作品各自地位的平等上，它们分别满足了不同时代读者的审美要求。雷氏的诗歌翻译观除了总结自己的诗歌翻译经验以外，还悉心地观察了英语文学史上重要的史实。在英国文学史上，乔叟的诗歌享有广泛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乔叟当年写作的英语，后世的读者已经感到很陌生。如果不用新的语言形式翻译乔叟，他就会逐渐失去读者，影响程度就会缩小。有趣的是，乔叟诗歌经过语内翻译，语言表达得到了更新，给读者的感觉是其“译作”比“原作”显得更好，乔叟诗歌经过翻译而得到新生。荷马史诗译入英语后，又经多次重译，语言形式不断得到更新，这在英语文学史上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蒲柏、查普曼、勃特勒、布彻和兰、默里斯等都在各自的时代英译过荷马史诗。我们今天对蒲柏的语言风格觉得不好，按我们今天的审美范式，阅读起来觉得困难，但在十八世纪那个时代，读者们的审美范式是接受并欣赏蒲柏英译语言风格的。每一次语言更新都是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和不同读者审美的需要。
再次，翻译中诗歌语言之间的平等还体现在内在精神的契合上。诗歌语言反映了文化精神。美国诗歌语言在美国平等自由的文化精神塑造下逐渐形成了其轻修辞重平易的风格。罗马诗歌在美国翻译不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美语中没有能够反映罗马诗歌精神的诗体。古罗马等级森严的文明特征也反映在拉丁语诗歌写作和诗体特征上。拉丁语诗歌讲究严格的句法和铿锵的音韵之美（much of the beauty of the Latin verse depends on the ring and clash of its acoustic properties and syntax），比如维吉尔，他的诗可能是他所创造的韵律最严密的诗了。这种韵律，英语（English）诗歌根本无法再现（reproduced），美语（American）更不可能。朗费罗曾经做过翻译维吉尔诗的尝试，结果是以滑稽可笑而告终。雷氏自己也曾尝试翻译他最喜爱的贺拉斯的诗，虽然他能有与贺拉斯共同的诗情，但他无法想象美语诗歌中的贺拉斯是个什么样子，在美语诗歌的诗体上他感到一片茫然，无从下手。美语正在远离印欧语系的内部屈折特征，越来越向汉语的句法逻辑靠拢。由于这样的原因，雷氏以及史奈德（Gary Snyder）、勃莱（Robert Bly）等译者运用无韵自由体（美语诗歌也有押韵的，但风尚所致，雷氏当时的诗歌语言不押韵，讲究平易，不重修辞）的美国诗歌语言翻译汉语诗歌走向了成功。
五、结语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知道，译者之间的平等和译语之间的平等以及译者们的灵感构成了雷氏“同情”诗歌翻译观的支撑要素。在此基础上来认识和理解雷氏的“同情”观，才能更好把握其理论实质。有了“灵感”和“平等”两个要素，“同情”诗歌翻译观就有了理论上的坚实基础。由此，雷氏才明确提出他的新型理论框架，取消作者的地位，创作也是一种翻译，译者的翻译也要灵感。作者和译者都是通过灵感把诗情用各自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只不过在时间上存在着先后的差异而已。雷氏特别指出，时间上的先后差异不但不是译者的劣势，反而是他们的优势，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的翻译都会过时。译者在“同情”的前提下更新作品的语言，使之不断符合时代和地域新的审美要求。雷氏建立在“灵感”和“平等”基础上的“同情”诗歌翻译观充分肯定了译者在文学史上的创造价值，使人们对文学史进行重新认识。正是译者们不断的翻译和语言的不断更新，才使文学史各个时期佳作不断涌现，是译者创造了文学史。雷氏的诗歌翻译思想具有理论上的激进性，改变了传统的翻译理论格局。他一反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作者与译者的主仆关系，使他们回归到平等的关系上，因而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应该说，在他的理论中，“灵感”是他主张诗人译诗和强调诗歌翻译条件的体现，而“平等”思想是来自美国的社会价值观。雷氏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美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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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try.him.
Rexroth’s View on Poetic Translation
YANG Cheng-hu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Zheng Yanhong’s work in 2009, this paper is a further probe into Rexroth’s theory on poetic translation. Zheng believes that sympathy is a key notion in Rexroth’s theory, however, s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lays at the foundation of his view. Therefore, her paper leaves something to be desired. Judged from his “The Poet as Translator” and “On Translating Roman Verse”, Rexroth’s theory of sympathy is built on inspiration and equality. Both 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 rely on inspiration to do their work, they do not hold a master-slave relation to each other. In Rexroth’s opinion, poetic creation is also a translation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author is also a translator and the source language is a target language as well. Equality lies between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ng languages when the concepts of dominating author and source language are dissolved. Rexroth’s theory is creative in that it has radical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Kenneth Rexroth; poetic translation; inspiration; equality; sympathy; translator
（责任编辑王 抒） ??????????????????????????????????????????????????????????（上接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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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legant Lingering Charm of Meng Chuang’s Poetry
YANG Feng-q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language of Meng Chuang’s poetry is gorgeous, and its imagery is sentimental, yet it is not coquettish and dispirited. This is because there is elegant strength in the refined language. Meng Chuang’s poetry features fresh style, clear images and deep sentiments.
Key Words: Meng Chuang’s Poetry; Elegant; Lingering Charm
（责任编辑张文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