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_葛继勇

收稿日期：2015－10－08

作者简介：葛继勇（1979－），男，河南汝南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外语学语副教授、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基金项目：本稿为2015年度韩国东北亚财团研究课题“640－670年的东亚国际形势与朝鲜半岛”的研究成果。

①参见：葛继勇《从高句丽百济人墓志来看高句丽末期的对外关系》，（韩）《东洋学》第58辑，2015年；王菁、王其祎《平壤城南氏：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南单德墓志〉》，载

《北方文物》2015年第1期。第49卷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月Vol．49

No．1

JOUＲNAL OF ZHENGZHOU UNIVEＲSITY

Jan．2016

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

葛继勇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新出高句丽人高乙德墓志，记载了以往史籍未见的诸多信息。其中，“执垧事”负责中央牧

马事务管理

，“司府大夫”为执掌国家财物的库藏以及俸秩支出等事务机构的官职，“评台”当为政务评议裁决之官署。墓志所载表明，

高句丽末期的职官设置依然为高句丽系与中国系官职并行使用的二元体制，地方统治官制则存在“府（大城）+都督（傉萨）”和“城+道史（道使）”的二级地方行政结构。高乙德一族为王室出身，

被委以镇守“辽府（辽东城）”“南苏城”“贵端城”等边界重要城池、抵御唐与新罗联军进攻之重任；在高句丽灭亡后，高乙德参与唐在高句丽故地的羁縻统治。高乙德一族的任官生涯、移住活动与当时唐伐高句丽的国际情势密切相关。

关键词：高乙德墓志；高句丽；入唐高句丽人中图分类号：K3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6）01－0143－06

668年高句丽都城被唐与新罗联军攻入，有国七百年的高句丽灭亡。其所辖国土四分五裂，所统人口四处流亡，所藏典籍文书散佚不存。有关高句丽末期内政外交的主要史料，中国方面是《旧唐书》和《新唐书》所载的高句丽传，韩国是《三国史记》，日本方面则是《日本书纪》。但《三国史记》主要依据新罗遗留的相关史料，而新旧唐书和《日本书纪》则分别基于唐和日本的国家意识有选择地编纂，故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实态不明之处甚多。

近年来随着“新史料、新视野、新史学”的提倡，新出土的文字资料备受瞩目。在高句丽史研究，特别是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研究方面，

中国出土的文字资料，尤其是入唐高句丽人墓志越发受到学界关注。目前发现的入唐高句丽人墓志22枚中，有13枚记载了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史料①

。而最近出土的高乙德墓志，不仅可以藉此厘清有关高句丽末期内政外交新的史实，而且还可以印证或纠正现存的史籍记载，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1

高乙德墓志出土于西安杜陵（位于西安市雁塔区三兆村南）附近。墓志一合，

志盖阴刻楷书12行，行12字，共139字。志石高37厘米，广37．5

厘米。墓志序文凡21行，满行21字，其中第一行25字，最后一行16字，共计434字。其中记载了唐代高句丽人高乙德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

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是极为重要的新史料。高乙德事迹未见文献记载，

本志有简传性质，可补史阙。对高乙德墓志最早进行探讨的是王连龙教授。其于互联网见到高乙德墓志拓片

，“以文字书法及史实观之，当为真品”［1］。但文中释文有多处误字，且内容阐释值得商榷。笔者对照拓片进行句读誊录志文如下

（其中框内字为推测字，○处为空格，★

原本为则天文

字）：

周冠军大将军、行左清道率府频阳折冲都尉高乙德墓志并序

○讳德，卞国★

东部人★

也。昔火政龙兴，炎灵虏据。三韩竞霸，四海腾波。白日★

降精，朱蒙诞孽。大治燕土，正★

统辽阳。自天★而下，因命为姓。公家氏族，即其后也。门传轩盖，经往代而联荣。宗继冠缨，历今辰而迭彩。祖岑率部受建武太王中里小兄，

执垧事。缘教责，追垧事，降黜外官，转任经历数政，迁受辽府都督。即奉教，追受对卢官，

依旧执垧事，任评台之职。父孚受宝藏王

中里小兄，任南苏道史。迁陟大兄，任海谷府都

督。又迁受太相，任司府大夫，承袭执垧事。公

年★才立志仕彼邦，官受中里小兄、任贵端道史。

暨兮大唐龙朔元年★，○○天★皇大帝敕发义军，问罪辽左。公率兵敌战，遂被生擒。○○圣★上

舍其拒抗之愆，许以归降之礼。二年★蒙授★右

卫蓝田府折冲、长上。至总章元年★，高丽失政东

土，归命西朝。○○敕以公奉国★尽忠，令检校本

土东州长史。至咸亨五年，蒙授★左清道率府频阳

府折冲。至大周天★授★二年★，加授冠军大将军，余并依旧。何期逝水不定，生涯有限。至圣★历二

年★二月★八日★，遂于所任枕疾而终。春秋八十

有二。权殡私弟。至大足元年★九月★廿八日★，发坟于杜陵之北，合葬。礼也。烟云黯叆，原野苍

茫。寒泉噎而含悲，风树吟而结叹。思既不逮，悼

亦何追。爰勒哀铭，式光歼诔。（以上为志石铭

文）

其词曰：美哉器干，盛矣徽猷。衣冠二域，令誉千秋。宗标图史，代秀英谋。雄怀胜气，志洁清

流。其一。赴劳不惮，耿心唯恪。武蕴六韬，仁深

一诺。吐言兰蕙，倾心葵萑。生建龙旌，亡题麟

阁。其二。忽从朝露，长偃夜台。佳城郁々，玄壤

莓々。林寒叶萚，草腓霜皑？○烟凝柏思，风结松

哀。其三。寂寞神理，萧条人★事。春色靡同，年★

光是异。幽明永隔，颜傛安值。式表歼良，镌诸铭

志。其四。（以上为志盖铭文）

根据上述墓志铭文，我们发现，墓志序文由以下七部分构成：

（Ⅰ）墓志志题（第1行）

（Ⅱ）志主的家门出自（至第5行“历今辰而迭彩”）

（Ⅲ）志主祖先的事迹（至第10行“承袭执垧事”）

（Ⅳ）志主本人的生涯活动（至第17行“余并依旧”）

（Ⅴ）志主的去世与葬送（至第20行“礼也”）

（Ⅵ）志主的评价与墓志铭的制作（至第21行“式光歼诔”）

（Ⅶ）墓志铭文（志盖第1行“其词曰”至最后“镌诸铭志”）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墓志盖并不是通常的篆书，而是楷书。内容不是一般所见的“王朝名+官职名+姓氏+墓志铭”格式，而是多书写于志石的墓志铭文。不过，墓志盖书写铭文，此非孤例，并不诡异。

其次，志盖铭文和志石文中均出现了则天文字。其中，志盖铭文中有2处。志石序文中，则出现了24处。该墓志制作于大足元年（701），时大周皇帝武则天在位，出现则天文字理所当然。

再次，墓志文中，第二行第一字似乎阙“公”（或“君”）字。逢“天皇大帝”“圣上”及“敕”等字词前空两格，以示尊重帝王，符合律令规制。

复次，墓志规格不大。墓志主人公高乙德生前担任的最高官职，为隶属于左清道率府的频阳折冲都尉。由于上府折冲都尉为正四品上，中府为从四品下，下府为正五品下，故高乙德的官职未达三品。因此，高乙德墓志的大小尺寸，符合墓志志主生前担任官职的品阶，并无异常或违礼之处。

最后，墓志的撰者不详。不过，从“建武太王（荣留王）”“宝藏王”的措辞来看，撰者对高句丽末期的两代国王丝毫未含贬义或敌意。此外，从墓志主人公埋葬时，未见中央政府遣使监护葬礼并赐物的记载来看，墓志的制作和葬礼非唐朝官方主导。文中“高丽失政东土，归命西朝”的“西朝”无疑指代唐王朝。虽与“东土”相对使用，但从“西朝”的称谓来看，撰者似非唐人。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高句丽人《泉毖墓志》中载：“父光禄大夫卫尉卿上柱国卞国公隐撰文。……讳毖，字孟坚，京兆万年人也。（中略）即开府仪同三司、朝鲜王高藏之外孙，太子詹事、太原公王暐之子婿。”其中，姓名前也阙“公”（或“君”）字，并出现“朝鲜王高藏”的表述，其撰写者为入唐高句丽人泉男生之孙泉隐。因此，笔者推测，该墓志或为亲近高句丽人乃至在唐高句丽人所撰写。

2通过高乙德墓志，我们可以进一步结合历史资料厘清有关史实尤其是高句丽末期内政外交的相关问题，兹作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高乙德的出自

墓志文记载，高乙德为“卞国东部人也”，未明确记载其出自高句丽。据《山东通志》卷三《泗水县》条可知，古卞国地在泗水县（今济宁市辖县）。

此处的“卞国”，恐指代卞韩。卞韩即弁韩，与马韩、辰韩共称为“三韩”。高句丽人《李他仁墓志》载：“祖福邹，本朝大兄；父孟真，本朝大相。并以鲲壑，景灵卞韩。”唐人《马湛墓志》（洛阳师范学院藏）载：“俄属弁韩肆逆，佳兵出讨。”其中的“卞（弁）韩”，指代高句丽。因此，高乙德墓志中的“卞国”意指高句丽。

东部为高句丽五部之一，《后汉书·高句丽传》唐章怀太子注曰：“按，今高骊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后部，即绝奴部也。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

另外，墓志序文中有“白日降精，朱蒙诞孽”一句。由于高句丽开国始祖高朱蒙自称“日子、河伯外孙”（出自《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人《牟头娄墓志》载为“河伯之孙、日月之子”），故使用“朱蒙”一词，当标榜高乙德源自于朱蒙之一族。该墓志“公家氏族，即其后也”的铭文即表明，高乙德一族为高朱蒙之后裔。

墓志序文中的“昔火政龙兴，炎灵虏据”，意为汉代。“火政”指代汉王室刘氏。王连龙教授认为“本志之火政应指尧舜时期火政阏伯”［1］，不妥。“炎灵”指以火德而王的汉王朝。《李他仁墓志》载：“炎灵四郡，即入堤封。裒成九夷，复归正朔。”其中的“炎灵四郡”即指元封三年（前108）汉于朝鲜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之事。高句丽立国于公元前37年，朱蒙（邹牟王）为开国始祖。因此，上述“昔火政龙兴，炎灵虏据”，即指代朱蒙的开国时间。

（二）高句丽末期的官制体系

关于高句丽末期的官职，墓志序文中出现了建武太王即荣留王时代的“中里小兄”“辽府都督”“对卢”“评台之职”，宝藏王时代的“中里小兄”“南苏道史”“大兄”“海谷府都督”“太相”“司府大夫”“贵端道史”等。这表明，高句丽末期的职官设置，依然为高句丽系与中国系官职并行使用的二元结构。

其中，“辽府都督”“评台”“南苏道史”“海谷府都督”“司府大夫”“贵端道史”为初出的高句丽地方行政机构的官职。

“都督”为中国地方官职称谓，至唐广为设置。现存文献史料未载高句丽置有“都督”一职。不过，高句丽史籍《德兴里壁画古坟墨书铭文》载有“中里都督”。《翰苑·蕃夷部》所引《高丽记》载：“又其诸大城置傉萨，比都督。”可知，高句丽于大城置“傉萨”，“傉萨”相当于都督。据《新唐书·高丽传》载：“延寿、惠真谋曰：‘乌骨城傉萨已耄，朝攻而夕可下。乌骨拔，则平壤举矣。’”可知，军事要地乌骨城与辽府、海谷府一样，置有“傉（褥）萨”即都督。唐朝的都督府按照其大中小级别，分别为从二品、正三品和从三品。高句丽人《高慈墓志》载：“祖量，本藩任三品栅城都督、位头大兄兼大相。”其中的“栅城都督”，即为三品官。

“道史”一职为地方官职称谓。从中国“史”职来看，“南苏道史”“贵端道史”易被认为是地方行政机构掌管文书记录之官。但是，“贵端道史”与“中里小兄”是同时被任命的，自然不是一般书记官，当为高句丽“贵端（城）”的最高行政长官。王连龙教授指出，道史即道使，系诸城行政长官，相当于唐朝的刺史［1］。“刺史”一职，见于高句丽人《高玄墓志》：“祖方，任平壤城刺史。”

《翰苑·蕃夷部》所引《高丽记》载：“诸城置处闾近支，比刺史，亦谓之道使。道使治所名之备。诸小城置可罗达，比长史。又城置娄肖，比县令。”若如此，高玄的祖父高方应为“平壤（城）道史”。“贵端道史”，高句丽称之为“贵端处闾近支”。

虽然学界多认为，7世纪前期高句丽的地方统治机构为褥萨（都督）———处闾近支（刺史）———娄肖（县令）三级机构［2］。但是，目前通过高乙德墓志等出土文字资料，只能确认前两者的存在，即当时高句丽的地方官制，存在“府（大城）+都督（傉萨）”和“城+道史（道使）”的职官结构。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评台之职”和“司府大夫”。其中，“评台”当为中央议事官署机构。《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故国川王十二年（190）九月条载：“中畏大夫沛者于畀留、评者左可虑，皆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左可虑能够“执国权柄”，故“评者”应为任职评台、参与评议政务的官职。据《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载：“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隶。”其中参与评议政务的“诸加”，指的是高句丽官职“相加”“大加”和“小加”等。这种“诸加评议会”，在高句丽后期似乎衍变为“内评外评”。《隋书·高丽传》载：“复有内评、外评、五部褥萨。”（《北史·高句丽传》载：“复有内评、五部褥萨。”未载“外评”）其中的“内评”“外评”恐为内外“评台”，负责中央及地方的政务评议裁决。

“垧”意为离城市较远的郊外。《诗·鲁颂·垧》载：“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寛以爱民，务农重榖，牧于垧野。鲁人尊之。”垧野，犹垧外，亦指牧场。据《后汉书·班固传下》载：“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穷祥极瑞者，朝夕垧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李贤注：“垧牧，郊野也。”因此，“执垧事”恐为负责“牧马垧野”的行政事务，而不是王连龙教授所说的“管理土地税赋之事”［1］。可以推测，高乙德的祖父高岑被“建武太王（荣留王）”任命为负责高句丽的牧马事务。

此外，唐朝有官署太府寺，《唐会要》卷六十六“太府寺”条载：“龙朔二年改为外府寺，卿为正卿。咸亨元年复为太府寺，光宅中改为司府寺。神龙元年复为太府寺。”可知，龙朔二年（662）太府寺改名为外府寺，光宅元年（684）改为司府寺，神龙元年（705）复为太府寺。本墓志制作于大足元年（701），当时称外府寺为“司府寺”。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司府寺执掌国家贡物的仓库收藏以及俸秩支出等事务。《新唐书·新罗传》载：“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凡十有七等。”其中的“太府令”意为太府寺长官。可知，新罗置有与唐

“太府寺”同样的官府机构，高句丽也不应例外。

《唐会要》卷六十六“太府寺”条仅载“龙朔二年改为外府寺，卿为正卿”，未载次官及其他属官是否改称他名。《通典》卷二十六“太府卿”条载：“后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贡赋、货贿，以供国用。”可知，北周太府寺长官称为“中大夫”。因此，“司府大夫”恐为高句丽“司府寺”的长官。

（三）高句丽末期的地方区划

关于高句丽末期的地名及地方区分，墓志序文中出现了“辽府”“南苏”“海谷府”“贵端”，以及高句丽灭亡后唐在高句丽故地设置的羁縻州“东州”。其中，“辽府”当指辽东城。“南苏（道）”“海谷（道）”“贵端”（水、道）等也多见于史籍。

《旧唐书·高丽传》载：“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从墓志所载高乙德父孚的任官经历来看，相当于“大城”的“辽府”“海谷府”的行政级别，高于“诸城”级的“南苏（道）”“贵端（道）”。据《李他仁墓志》载：“于时，授公栅州都督兼总兵马，管一十二州高丽，统三十七部靺鞨。”可知，栅城（州）为“大城”，掌管周边“诸城（州）”。

“南苏”频见于史籍。《隋书·段文振传》载：“及辽东之役，授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而《隋书·炀帝本纪》记载，大业八年（612）正月，隋炀帝任命以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时，同时下诏左右十二军自涿郡征伐高句丽，其中左第六军进军“南苏道”。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出军南苏道，当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之故。

另据《三国史记》卷十七高句丽西川王十九年（288）四月条载：“海谷太守献鲸鱼目，夜有光。”可知，高句丽置有海谷郡（州）的地方行政机构。“海谷太守”与“海谷府都督”中的“海谷”，若指代同一地方，则表明西川王十九年时长官为“太守”的海谷郡（州），至宝藏王时代，已升格为都督府。也就是说，高句丽的地方行政机构伴随着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地位等级也发生了升降［3］。

不过，《新唐书·地理志》所载高句丽故地设置的都督府中，未提到“海谷（州）都督府”。因此，高句丽灭亡后，“海谷府”的行政级别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上述《翰苑·蕃夷部》所引《高丽记》记载、比作“长史”的诸小城长官“可罗达”，被认为是大城长官傉萨（都督）、诸城长官处闾近支（刺史）的幕僚，故“诸小城”不是特定的地方行政机构。目前，娄肖（县令）的地方行政机构还难以得到金石文的印证，但至少应该存在“大城（府）———城”二级地方行政机构。

“南苏城”，除上述《隋书》炀帝本纪和段文振传之外，《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载：“（乾封元年）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新唐书·高宗本纪》载，总章元年（668）二月壬午，“李绩败高丽，克扶余、南苏、木底、苍岩城”。可知，南苏城位于唐与高句丽交战的前沿阵地，南苏道是根据南苏城的位置而采取的行军路线。

关于南苏城所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永和九年（353）条载：“冬十月，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丽，拔南苏，置戍而还。”胡三省注曰：“南苏城在南陕之东，唐平高丽，置南苏州。”《翰苑·蕃夷部》“高丽”条所引《高丽记》载：“（南苏）城在杂城（新城之讹———笔者注）北七十里山上。”王连龙教授认为，南苏“地在今辽宁铁岭县东南催阵堡山城”［1］，显然不妥。学界多认为，南苏城为今辽宁旅顺市苏东子河与浑河合流处之铁背山或萨浒山山城［4］（P228）。

其次，“海谷府”具体所在不详，《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三国有名未详地分”中载有“海谷”。“海谷道”见于《新唐书·高丽传》载：“（乾封元年九月）诏独孤卿云由鸭渌道、郭待封积利道、刘仁愿毕列道、金待问海谷道，并为行军总管，受绩节度，转燕赵食，廥辽东。”《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七年七月条：“高宗命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又征我兵，从多谷、海谷二道，以会平壤。”可知，海谷道为新罗军和镇守百济故地的唐军的进军路线。

池内宏先生指出，其中的“多谷”“海谷”分别指代“大谷”“水谷”，作为新罗军进击路线的多谷、海谷二道应该称呼为“大谷、水谷二道”［5］。《三国史记》卷三十五地理志载：“永丰郡，本高句丽大谷郡，景德王改名，今平州。”可知，大谷城位于大同江平壤城以南的平山地区，是临津江以南地区至平壤城交通路上的重要据点。《三国史记》卷六文武王八年（668）六月条载：“二十二日，府城刘仁愿遣贵干未肹告高句丽大谷城、汉城等二郡十二城归服。王遣一吉飡真功称贺。”可知，文武王七年七月，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刘仁愿出兵毕列道；翌年六月，迫使大谷城投降。

另《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小兽林王五年（375）七月条、卷十九高句丽文咨明王十二年（503）十一月条载，水谷城位于高句丽与百济交界处，原属百济，后被高句丽侵占。《三国史记》卷三十五地理志载永丰郡的辖县“檀溪县，本高句丽水谷城县，景德王改名，今侠溪县”。因此，海谷城若为水谷城，则位于平壤城大同江以南的侠溪县。但是，“水谷城（侠溪县）”位于内陆地区，非临海之地。因此，尚难以把“水谷城”视为“海谷府”所在地。

王连龙教授据《三国史记》卷十七高句丽西川王十九年（288）条所载“夏四月，王幸新城。海谷太守献鲸鱼目，夜有光”的内容指出，“海谷太守既于新城献宝，则新城地近海谷，或为海谷府治所在”。但是，西川王幸新城与海谷太守献鲸鱼目，并不能说明新城就是海谷府治所。《三国史记》卷四十九仓助利传载，高句丽烽上王五年（296），高奴子被任命为“新城太守”，故“新城”与“海谷”应该是两个地方。

最后，关于“贵端”，《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三国有名未详地分”中载有“贵湍水”，应为“贵端水”之讹。贵端水为辽水支流，多见于中国史籍《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程名振、薛仁贵曾先后于永徽六年（655）、显庆二年（657）在贵端水大败高句丽军。《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永徽六年五月条载：“壬午，名振等度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度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胡三省注曰：“按旧书程名振传，贵端水当在新城西南。”贵端（水，道）是根据贵端城的位置而采取的行军路线。

（四）高乙德一族的活动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

据高乙德墓志文记载，高乙德祖岑于荣留王高建武时代，被任命为“中里小兄”，负责高句丽的牧马事务。从墓志序文所载“缘教责，追垧事”来看，高岑首次“执垧事”因没有遵循荣留王的命令，并被追究“执垧事”的过失责任而被“降黜外官”。

但其在外数年后，转任辽府都督，并升任对卢官，担任“评台之职”，参加国家政务的评议裁决。高岑担任辽府都督期间，自然需要修筑山城，防备唐军进攻。据新旧唐书的高句丽传记载，贞观十九年（645）五月，经过艰苦奋战，唐军攻克辽东城。高岑在荣留王高建武时代（618－642）担任辽府都督，故其应没有参与贞观十九年五月的辽东城攻坚战。

另据《翰苑·蕃夷部》所引《高丽记》载：“其国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捽，比一品，旧名大对卢，总知国事。（中略）以前五官掌机密、谋政事、征发兵马、选授官爵。”可知，升任对卢官、担任评台之职的高岑，参与高句丽征发兵马之事。这也与上述推测的那样，高岑很可能负责高句丽的牧马军务。

从高乙德父亲高孚在宝藏王高藏时期被授予中里小兄、南苏道史来看，泉盖苏文“弑君，又戮大臣”之政变，对其一族的仕途并无不利影响。高孚后被任命为唐与高句丽战争的前沿阵地———南苏城最高行政长官，负责抵御唐军进攻。

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庚戌，李世勣克“南苏、木底城”。若此次战争期间，高孚担任南苏道史，势必会参加与唐军的战争。

之后，高孚仕途顺利，升任中里大兄，转任更高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海谷府的行政长官。从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刘仁愿和新罗金仁问出兵“海谷道”进军平壤城来看，海谷府为通往平壤的交通枢纽。或许因高孚在海谷府都督任上功劳卓越，后升任太相，承袭执垧事。

高乙德仕高句丽官至贵端道史。据《旧唐书·薛仁贵传》载：“显庆二年，诏仁贵副程名振于辽东经略，破高丽于贵端城，斩首三千级。”（《新唐书·薛仁贵传》载为显庆三年）可知，显庆年间，唐军与高句丽曾于贵端城激战。高乙德很可能参与此战，抵御薛仁贵所率唐军。

高乙德于龙朔元年（661）被唐军俘虏。据《新唐书·高丽传》和《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龙朔元年，苏定方、契苾何力先后率军与高句丽激战。高乙德被唐军生擒的战役，当在此前后。

龙朔二年，高乙德被唐授予右卫蓝田府折冲、长上。至总章元年（668），被任命为捡校东州长史。此期间，高乙德的动向不明。据《旧唐书·高丽传》载：“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可知，唐于高句丽故地设置州县，任命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实施羁縻统治。从高乙德担任东州长史来看，羁縻州府的次官长史也是委任当地“酋渠有功者”担任，他可能参与了总章元年唐军进攻平壤城、歼灭高句丽的战争，并因立功被任命为东州长史。

至咸亨五年（674），高乙德转任左清道率府频阳府折冲。《新唐书·高宗本纪》载：“（咸亨元年四月庚午）高丽酋长钳牟岑叛，冦边，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以伐之。”其中，燕山系指坝上高原以南、河北平原以北、白河谷地以东、山海关以西的山地，是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故可知，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的进军路线为西侧途经山海关的陆路，而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则从东侧越海直接进攻反叛的钳牟岑。

《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十年条载：“六月、高句丽水临城人年岑大兄收合残民，自穷牟城，至浿江南，杀唐官人及僧法安等。向新罗行，至西海史冶岛，见高句丽大臣渊净土之子安胜，迎致汉城中，奉以为君。”可知，年岑（即钳牟岑）在浿江（大同江）以北反叛，后进入平壤城以南的汉城，奉安胜为君主。

东州道是基于高句丽设置的州府而设定的行军路线。若以当时安东都护府的治所为平壤城来看，东州位于平壤城以南即大同江以南地区。另宝藏王外孙安

舜杀害剑牟岑后逃往新罗，故东州应该距离高句丽与

新罗的交界地不远。

咸亨五年，高乙德从高句丽故地羁縻州东州长史

转任唐内地的左清道率府频阳府折冲，恐因东州为高

丽叛军或新罗所吞并之故。《新唐书·高丽传》载：“舜

杀钳牟岑，走新罗。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可知，高

侃不久后徙安东都护府治辽东州，这大概也是缘于高

句丽平壤城即大同江以南地区被新罗侵并之故。《三

国史记》卷七新罗文武王十五年二月条载：“然多取百

济地，遂抵高句丽南境为州郡。”事实上，不仅是百济故

地，伴随着高句丽遗民的反叛以及新罗的侵食，高句丽

平壤城即大同江以南地区疆土也多落入新罗之手。3高乙德墓志制作于周大足元年，墓志铭文多出现则天文字；其规格、书写体例符合唐制；

记载事实可信度很大，史料价值较高，为我们提供了诸

多新的研究资料：

其一，通过高乙德墓志，可以确认高句丽末期的职

官设置，依然为高句丽系与中国系官职并行使用的二

元体制；而地方统治官制，则存在“府（大城）+都督（傉萨）”和“城+道史（道使）”的二级地方行政结构。伴随着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地方行政机构的地位等级也发生了变化。

其二，新出高句丽人高乙德墓志，记载了以往史籍未见的“执垧事”“评台”及“司府大夫”等诸多信息。其中，“执垧事”负责中央牧马事务管理，“司府大夫”为执掌国家财物的库藏以及俸秩支出等事务机构的官职，“评台”当为政务评议裁决之官署。

其三，高乙德一族标榜为王室出身，被委以镇守“辽府（辽东城）”“海谷府”“南苏城”“贵端城”等边界重要城池、抵御唐与新罗联军进攻之重任；在高句丽灭亡后，高乙德参与唐在高句丽故地的羁縻统治。高乙德一族的任官生涯、移住活动与当时唐伐高句丽的国际情势密切相关。

今后，我们应结合文献史料记载对此墓志进行深入探讨，究明高句丽末期内政外交与东亚国际情势的连动性，探讨入唐高句丽人的自我意识及在唐活动的实态。

（作者校对附记：本稿于2015年9月1日提交学术报告时，得到李成制、高光义、金贤淑等诸位教授的教示，在此深表谢意！之后，2015年12月李成制、余昊奎先后发表论文，对拙文涉及内容进行补充。其中李成制关于“执垧事”为高句丽王室管理的私有牧马事务、余昊奎关于“评台”相当于唐朝三省宰相合议政事机构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相关问题研究。请参考《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5年12月22日，洛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连龙．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7）．

［2］［日］武田幸男．高句丽与东亚［M］．东京：岩波书店，1989．

［3］［韩］余昊奎．三世纪后期 四世纪前期高句丽的交通道与地方统治组织［J］．博物馆研究，2006，（6）．

［4］刘矩，姜维东．唐征高句丽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2006．

［5］［日］池内宏．满鲜史研究（上世第2册）［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9．

（责任编辑郑良勤）

P119：An Analysis of Maidservant Abuse in Beijing and Its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Ｒepublic of China

ZHANG Xiu－l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475001，China）Abstract：Based on traditional social customs，some families with maidservants regard the behavior of abusing maidservants as nor-mal bundle and“reasonable supervision”．The investigations of Beijing Municipal Police Agency on the case of maidservant abuse are actually challenges to the“reasonable supervision”in the traditional sense．By combining Beijing maid abuse with the prevailing social customs and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at period，we can explain objectively the actual state of maidservant－abusing problem and the obstruction faced by maidservant libe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Ｒ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servant problem；gender history；liberation of women；theＲepublic of China

P126：TheＲeconsideration of the1938YellowＲiver Flood and the

Strategies of Nanjing Government in YellowＲiver Flooding Areas

LI Chun－xia

（School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China；Zho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44，China）Abstract：Nanjing Government dug open the YellowＲiver Dike in Huayuankou in1938，which resulted in the YellowＲiver Flood-ing Area covering44counties in Henan，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The incident failed to help the Kuomintang achieve their three subjective military purposes．On the contrary，it has brought grave disasters to the people of the three provinces．The effects of such strategies such as“Flooding as Military Tactics”and“Ｒiver against enemy”are far less than what actually has been paid．Key words：1938YellowＲiver Flood；YellowＲiver Closure；YellowＲiver Flooding Strategies

P131：Transformation of Loafers in Shan－gan－ning Border

Are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ZHANG Jun－tao；SU Zhi－gang

（School of Marxism，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Chin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475001，China）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counter－Japanese war，transformation of loafers in Shan－gan－ning border are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olicy，but also a significant step to develop border economy，eliminate the corrupt nature inflected in the old society and pro-mote nice personalities of the working people．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se loafers，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border took measures such as critical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mass supervision，meeting interrogates with forced labor，specific help to promote their rehabili-tation，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 in border region，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unter －Japanese war．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Shan－gan－ning border area；loafer transformation；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

P143：The New Epigraph of Gao Yide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Late of Gaojuli

Ge Ji－y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01，China）Abstract：The new epigraph of Gao Yide recorded a lot of information that did not appear in the previous historical records．Among them，“Zhixiangshi”（“执垧事”）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horse affairs of the Central，“Sifu Daifu”（“司府大夫”）was responsible for the treasure of national property and institution of the official expense，and“Pingtai”（“评台”）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iscussion and adjudication of government affairs．According to the epigraph，the system of officials in the late of Gaojuli still parallel used Dualistic System，the system of Gaojuli and the system of China．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was the structure of two－level local ad-ministrative，“Fu（“府”）+Dudu（“都督”）“or”City（“城”）+Daoshi（“道史”）”．After Gaojuli perished，Gao Yide family took part in the Tang＇s government of old haunt of Gaojuli．The official career and transfer activity of Gao Yide famil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oncerning Tang＇s crusade to Gaojuli．

Key words：epigraph of Gao Yide；Gaojuli；people of Gaojuli in Tang Dynasty

隋炀帝为何三征高丽

浅析隋炀帝为何三征高句丽以及影响众所周知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隋朝创建了三省六部制改变了秦汉以及东晋南北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创立进士制度进而打破了从汉以后九品中正制形成的门阀垄断，而开创大运河更是亘古至今的伟业。然隋朝的灭亡则起源于一场战争：高句丽之战 为何要进行高句丽之战根据一些部分书籍和一些评论文章的说法有了一下几种。一、隋朝时期的高句丽已经不再是一个游牧民族，而是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具有完整的军事与政治制度，对隋朝的边镇幽州产生巨大的威胁力量①。二、高句丽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加开始征伐四方吸收了回纥的善战民族更与强大的突厥汗国建立军事联盟。不断地侵扰隋朝北部边防，相对于国家制度发展不全，内部存在极不稳定因素的突厥，使得高句丽起主导作用对隋朝的威胁更大②。三、隋炀帝时期喜欢征战四方，开拓疆土早已将高句丽看成隋朝的一部分再加上高句丽对隋朝有所不敬故称为征伐高句丽理由对此发动举国之战③。 但是隋书这本正史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却记载不详，为何发动这场倾国之战，且当时高句丽不过拥有辽东大部和朝鲜半岛一半的地盘能够动用的军队力量不过十几万人。隋炀帝只需派二十万军队加上几员大将即可平定。但是其为何要御驾亲征，倾百万军队征发三百万民夫借用京杭大运河调天下兵器粮食为战争准备。甚至因此不惜民夫死伤，但为何打仗时却是皇帝制定作战计划，将军队进行规定作战在死

伤惨重瘟疫爆发时不下令撤退，第一次战争失败后没过几月有再次发动甚至根本不是为了赢得目的去打仗。这绝不是隋炀帝的军事无能如果无能杨广不可能成功灭陈，也不可能是粮草问题，因为早在高句丽之战的前两年就已经开始沿运河两道建立粮仓用来备战。但为何如此我有了如下观点：高句丽之战是隋炀帝对关陇门阀和六镇胡人④的阴谋，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隋朝的建设说起，隋朝处在特殊的变革时代，自永嘉之乱以来，南朝北朝更迭纷纷，终无一朝善始寿终，原以为魏能长久，但仅百年又被周齐所代，昔日孝文帝也思改革，却误入歧途，以致门阀之风再起，宇文泰建关陇门阀，得以最终立国。可它还是毁于门阀之手，天下毒瘤，莫过于门阀，门阀之毒又莫过于关陇，导致数百年的天下分裂，无数短暂的朝代更迭，形成胡强汉弱的社会格局⑤，一江南北的敌视对立，与朝廷鼎足的门阀世家，根深蒂固的九品中正，与皇权比肩的关陇权贵，虎视眈眈的突厥强胡，此起彼伏的边患动乱等等。虽然隋文帝借助关陇门阀登上皇位，加上几年的征战统一了天下。也正是因为借助关陇门阀统一天下，但杨坚与杨广父子二人深知关陇门阀的危害，为了在短时间的消除关陇门阀对朝廷的影响隋炀帝采取迁都洛阳之策，既防范河北地区的六镇势力而且打压了部分关陇门阀的官员，官吏体制上进行改革⑥扶持南方和河北地区的士族，建立江都营造南方，为了使得以后的南方能够敌过北方从而开创了京杭大运河。但是关陇门阀手中掌握的府兵却是对国家的致命威胁，然高句丽之战为隋炀帝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来消弱这些府兵⑦。早在高句丽之战之前隋炀帝已经开始向江都转移国库兵粮，而在

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摘要：高句丽是汉唐时期建立于我国东北部及西北朝鲜地区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历史研究在东北地方史、民族史、汉魏六朝、隋唐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高句丽服饰研究是高句丽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全面认识高句丽人的生产、生活，乃至社会发展。20世纪以来，有关高句丽服饰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多达百余篇。本文将展开对于高句丽民族服饰的研究。 关键词：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一、服饰的形制类别 从过往的文献中的记载来看，高句丽的民族服饰种类是非常繁多的。被记录的服饰中就已经有很多是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未被记载的史迹以及其中对于高句丽民族服饰的描述还有更多。现今人们对于高句丽服饰的了解与分析主要来源于高句丽古墓壁画的发现。从当下考古学家及相关学着了解到的信息来看，高句丽民族服饰从形制类别上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头衣、体衣、足衣及饰物。 1.头衣 头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帽子、头巾以及戴在头上的相关衣物。高句丽的头衣种类很多，见于文献记载的几种常见类型为帻、折风、冠、巾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社会，对于不同等级、阶层的人所佩戴的头衣是有不同规定的。梁元帝《职贡图》有云：“贵者冠帻而无后，以金银为鹿耳，加之帻上；贱者冠折风，穿耳以金环。”[1] 古时佩戴冠巾的通常都是贵族阶层，但戴冠的同时需要留出全发，帻就是用来罩在头上束发的头巾。折风是用于防止冠物脱落的一种高句丽时代特有的头衣，折风的使用贯穿与高句丽的整个历史以及不同的统治地域，是当时最为普遍也最为常用的一种头衣。文献中对于高句丽冠的描述的文字最早出于《周书·高丽传》：“其冠曰骨苏，多以紫罗为之，杂以金银为饰；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2]从这段文献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冠的基本特点以及佩戴方式。巾也是高句丽时期头衣的常见类型，巾为黑色，多为男子佩戴，从很多高句丽时期的古墓壁画中都能够看到当时的狩猎者会佩戴这种黑色的头巾。 2. 体衣 高句丽时期的体衣种类也很多，但总体而言可以大致归为两类：着于上身的通常被称为衣，着于下身的则被称为裳。体衣中的衣常见类别有襦、半臂、袍等，裳则大致分为裤、裙等。襦是当时十分常见的一种短衣，长度通常到达臀部，但从很多古墓壁画中我们看到贵族妇女所着的襦通常会更长一些，一般会到达大腿处。半臂是当时为妇女所穿着的一种短袖襦，在当时并不太常见，倒是到了汉代半臂才更为普及，为很多妇女的普通穿服。袍一般是指有棉絮的内衣，通常是穿在里面的衣服，在高句丽时期只有女子才会着袍，并且通常都是长袍。袍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大部分都是交领，长度能够到达小腿处。高句丽时期人们着的裤多为穷裤，所谓穷裤就是一种有前后裆的裤子，这种裤子在当时男女都会穿着。值得注意的是裤子的宽窄程度通常象征着穿着者身份的高低，贵族所着穷裤裤腿会更为宽大，侍者贱民等的裤腿则要窄的多。裙是高句丽女子的一种传统服饰，通常男子是不会穿。在当时裙的款式主要有两种：一种衬于长袍之下，能够看到的只剩下裙下摆，另一种则为与襦搭配的裙，这种裙长通常只到胯部。 3.足衣

高句丽历史概述

高句丽历史概述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灭亡于公元668年．中经二十八代王，历时705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西汉、东汉、魏(三国)、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及隋、唐诸王朝同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众多的地方民族政权中，可谓存续时间最久者。 高句丽，本来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但由于在其势力扩张的历史演变中，疆域延伸到了朝鲜半岛，进而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三国鼎立(新罗、百济、高句丽)时代的重要角色，从而在阐述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方的历史发展时必然要涉及到高句丽的历史，使高句丽研究倍受中、朝、韩及俄、日等国学术界的关注。现将有关高句丽的基本情况简介如下： 高句丽的名称与族源 高句丽，又称高丽。其名称的由来及含义，迄今尚无定论，有说系“山高水丽”者，有说系“高大黑马”者，也有说是“高城”、“铜马”者，莫衷一是。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早在高句丽立国之前，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至(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这里所说的高句丽、句丽在今辽宁新宾一带，曾是汉代玄菟郡的属地，该地的早期居民貊人也被称做高句丽人。 另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乐浪，(汉)武帝时置，皆朝鲜、涉貊、句丽蛮夷”，此处朝鲜与句丽并称，说明古朝鲜与高句丽当时是两个不同的部族群体。《后汉书?高句丽传》也指出，高句丽南与朝鲜相接。说明高句丽当时并不领有古朝鲜，古朝鲜也不包括高句丽。 高句丽的族源应是秽貊族系。高句丽是秽貊族系的一支。高句丽的王族，出自夫余，夫余是秽貊族系的另一个分支。故史书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夫余活动在今吉林、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高句丽则主要分布在今浑江流域。高句丽国的主体民族应是吉长地区的涉貊族系(夫余)和浑江的涉貊族系(高句丽)的后裔。 高句丽建国 高句丽的始祖是朱蒙。朱蒙，即东明，又称朱明、邹牟。朱蒙原是夫余王的儿子，母亲为夫余王的侍婢，属于庶出。朱蒙自幼善射，百发百中，又智勇多谋，因而遭到嫡长子等人的妒忌。为躲避谋害，22岁的朱蒙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夫余国率人南逃至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境内)，建国称王，史称卒本夫余。因卒本川一带系西汉王朝所设玄菟郡管辖下的高句丽县属地，县内居民主要为高句丽人，故后定国名为高句丽。 朱蒙立国后，公元前32年，首先以武力灭掉在今长白山东南部的荇人国，接着又溯浑江而上，统一了沸流部，即涓奴部。朱蒙所居之地卒本川，则为高句丽后来的五部之首桂娄部。公元前28年，朱蒙又向东发展，灭掉北沃沮，在其地建立城邑，纳入高句丽势力范围。至此，高句丽政权初具规模，高句丽的历史亦从此开始。 高句丽的都城 高句丽的都城共有五处，三处在今中国境内，两处在今朝鲜境内。 1．纥升骨城 朱蒙自夫余避祸南逃，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在卒本川建国称王。公元前34年，筑纥升骨城，以为王都。此为高句丽的第一个都城。纥升骨城，学术界大都认为系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城。高句丽在此定都计40年。 2．国内城

高句丽五部研究(一)

高句丽五部研究(一) 【摘要】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不同，但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渐演变为地方官，形成五耨萨制，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关键词】高句丽；五部；秽；貊 AStudyoftheFiveBusofGaoGouli Abstract:ThereliesdifferentbetweentheChineseandKoreanhistorybookonthenameoftheFiveBusof GaoGouli.Butwecandiscovertheonetoonerelationshipbetweentheretwohistoricalmaterials.Fuyup eoplewhichintegratewithHuimoandsomeHansarethemainpartoftheFiveBusofGaoGouli.Theheadso ftheseFiveBusaremorethanonepersonwhosestatusareunequal.AttheearlyperiodofthefoundingofG aoGouli,theministerswhoarebothlairdandofficialsofthecentralgovernmenthadpowerssuchasadmi nistration,military,judiciary.WiththeimprovementofthestateinstitutionsofGaoGouliinthecourseofe xternalexpansion,theheadsevolvedintothelocalofficials.TheFiveRusaswasformed,thepowerswerea lsorestrained.FiveBusbecomeaconceptofadministrationaldivisionsinsteadoflayingemphasisonthesi gnificanceoftribes. Keywords:GaoGouliFiveBusHuiMo 高句丽以五部为基础建立自己民族的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五部进而与中原五方土观念相结合，形成“五褥萨”制。后来渤海、辽、金实行的五京制，当出于对此制度的仿效与继承。 （一） 最早记载高句丽五部的中国史书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本有五族，有涓（《后汉书·东夷传》作消）奴部、绝奴部、顺（《南史·高句丽传》作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书中，除有一次出现消奴部的名称以外，竟无一提及，当是存在着译音用字上的不同。《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故高句丽五部当在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国相有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沸流部的阴友、贯那部的弥儒、桓那部的于支留，可见，椽那部、贯那部、沸流部、桓那部都应在高句丽的五部之内。朱蒙自夫余迁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沸流国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1]，可见，沸流国王松让原是沸流水一带的统治者，在朱蒙迁徙至此地后降于朱蒙，其部改称多勿，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可以证明这一点。多勿部当即《三国志》中“本涓奴部为王”的涓奴部，随朱蒙自夫余迁徙来的部众居沸流水上，就是后来的沸流部，即《三国志》中取代涓奴部的桂娄部。《三国志》中还提到“绝奴部世与王婚”，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常与王室通婚的是椽那部，中川王后即椽氏，椽那部的明临笏睹曾尚公主，公元190年，于畀留、左可虑“缘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后“与四椽那谋叛”，都可以证明椽那部即绝奴部。“灌”与“贯”音同，贯那部即是灌奴部，则桓那部即顺奴部。中国史书中所记五部即朝鲜史书中的多勿部、沸流部、椽那部、贯那部与桓那部。 据《三国史记》可知，五部的每一部都下辖数部。如前边提到的左可虑“与四椽那谋叛”，可证椽那部下分为四部。故国川王皇后于氏为“后提那部于素之女”，即指隶属于后部的提那部，后部即绝奴部，也就是椽那部，可知，椽那四部中有一部名字是提那。公元72年贯那部征藻那部、公元74年桓那部征朱那部，应都是将被征服者并入本部内，保持其部名不变，分别成为贯那部与桓那部的组成部分。 （二）

疆域史是关于从古至今中国领土变化过程的历史

疆域史是关于从古至今中国领土变化过程的历史。中国疆域自远古以来不断演进变化，从《尚书·禹贡》九州开始直到中清朝极盛时疆域：被认为是中国疆域原型华民国时期的秋海棠叶形状，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又有改变，成为被喻为“雄鸡”的形状至今。期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历程。 目录 概述 远古时代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 秦朝疆域 汉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土 隋唐鼎盛时期 隋朝疆域 唐朝疆域 周边其它民族国家 宋朝时期 大蒙古国与元朝时期 明朝时期的疆域 清朝时期的疆域 民国疆域 共和国疆域 近代的国土沦丧 近代西方国家侵占中国领土方式 一、邻国强占中国领土 二、殖民地 三、西方国家强租强占中国沿海地区 中国历代疆域面积变迁 概述 远古时代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 秦朝疆域 汉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土 隋唐鼎盛时期 隋朝疆域 唐朝疆域 周边其它民族国家 宋朝时期 大蒙古国与元朝时期 明朝时期的疆域

清朝时期的疆域 民国疆域 共和国疆域 近代的国土沦丧 近代西方国家侵占中国领土方式 一、邻国强占中国领土 二、殖民地 三、西方国家强租强占中国沿海地区 中国历代疆域面积变迁 展开 编辑本段概述 现代中国疆域 现今中国的国境南邻越南、老挝和缅甸；西南与印度、不丹、尼泊尔接；西接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部；正北与蒙古接壤；东北则和俄罗斯东部、朝鲜接壤；隔海与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相望。 编辑本段远古时代 战国时所著的《禹贡》记载的九州(中国)是关于中国疆域最早的文献记载。虽非禹时实著，然亦体现了战国时人 九州 的天下观与地理观。其将中国分为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豫州、雍州、梁州、荆州、扬州九州。以今日来看，冀州在今山西及河北、河南两省的部分地区；兖州则在今河北与山东省部分地区；青州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徐州在今山东省南部与江苏省北部；淮水以南之江苏省与安徽省则为扬州；荆州在今天的两湖；豫州指今河南省；梁州指四川省与陕西的汉中地区；雍州包括了今天的关中与甘肃东部。虽然此说分歧很大，传说性质浓厚，范围也大于当时中国实际面积。但此为古人天下观之萌芽与发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荣维木 2013-04-17 14:35:19 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摘要：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抗日战争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主要包括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战时社会经济、战时中国外交和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并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进展、学术前沿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前沿述评 作者简介：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在国内人民与海外同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另外，受到战争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并且这种变化最后促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所有这些表明，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做如下评述。 一、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开始有人做理论方面的探讨。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有学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1] 还有学者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2] 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

朝鲜高丽王朝历史

朝鲜高丽王朝历史 农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郑于华 2134123388

高丽王朝（西元918-1392年）是中世纪东亚一个重要的政权，可以说是首次实现朝鲜半岛民族与文化彻底融合统一的朝代。高丽王朝的文化元素，在现代朝鲜半岛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其象征意义更大大影响着现代朝鲜民族的思维。今天韩国国名的英文“Korea”，正是“高丽”的音译。 西元9世纪，千年古国新罗王朝政散人离、日趋没落，终于在世纪的末年重新陷入三国鼎立的状态，史称“后三国时代”。在统一的新罗王朝之前，朝鲜半岛存在着三个分庭抗礼的国家，称为高句丽、百济、新罗—新罗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唐朝次第蚕食高句丽与百济的国土，在高句丽与百济灭亡之后，新罗成为半岛上唯一一个统一国家。然而，统一只维持了一百多年。之后，不满新罗王朝统治的群雄纷纷揭竿而起，消亡的高句丽、百济亦趁此机会借尸还魂。率先复兴的是“后百济”。另一位豪杰也热衷于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在新罗内部权术争斗中失败的新罗王子弓裔，则在松岳（即今开城）打着“后高句丽”的旗号，发起对故国新罗的疯狂报复。不过他对新罗人的极端仇恨却丝毫没有改变。于是，在朝鲜半岛上斗个你死我活，然而沸腾的热血与杀戮的快感无益于构筑万世基业。弓裔虽然建立了霸业，可是他的性格暴虐古怪。他对自己在新罗遭受的耻辱耿耿于怀，为此他对新罗人实施灭绝种族的政策。他肆意屠杀部下甚至妻子儿女，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更具政治抱负和战略眼光的部将王建将之推翻。 王建出身于松岳的海上商人家庭，因为家族与个人的声望而被弓裔任命为松岳的守将，并统领水军。此后，王建屡立战功，受到弓裔的赏识，官居百僚之首。王建并非一般武夫可比，他对形势具有高瞻远瞩的见解。在夺得权柄之后，他一边谋划着一统半岛的事业，一边巧妙处理涉及立国方略的原则问题。面对势力强大的后百济，王建采取步步为营的谨慎对策，而对新罗小朝廷则报以忠顺的拥戴者姿态、暗地里却不忘不断施加压力。最后，机会终于来临。苟延残喘的新罗朝廷终于不得不向王建出降，接着后百济发生王位争夺的内乱。后百济王子神剑发动政变，软禁父亲甄萱而自立。甄萱九死一生逃出重围，被迫接受王建的保护。在甄萱的引导下，以新罗正统继承者自居的王建发兵攻灭后百济，后三国时代再度归于一统。 收拾三国的混乱局面之后，王建自命为高句丽的正统化身，因而代替新罗王朝获得合法的理由。追本溯源，高句丽王室出自夫余国王族，而百济王室则出自高句丽王族。考虑到这种千丝万缕的高贵血统，古代朝鲜民族对高句丽的执著可想而知。然而对于自身无缘于高句丽王族血统的王建而言，退而求其次采取“精神继承”，亦不失为巩固其支配权象征的有效方式。 第一代、高丽太祖应运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圣大王—王建（西元918-943年在位）王氏之所以可以统一半岛，依靠的是豪族们的力量。自新罗末年中央失权，地方上的豪杰自筑城寨统治地方。在高丽统一半岛之前，王建在其霸主的道路上得到其他豪族的支持。没有这些经济、军事实力雄厚的豪族的支持，单凭王建的韬略不足以成就他的功业。在平定各国之后，王建继续笼络新旧豪族，极力统合地方色彩浓厚的大小豪族势力。据说王建的后宫嫔妃在二十九人以上，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于各豪族的家庭。王建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王建收服地方豪族的构思只在当代产生效果，却无力为后世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与豪族联姻的结果，大量权门外戚产生。类似势力的崛起，围绕王位争夺的争斗随之而来，王建一旦死亡，这些潜在矛盾再也无人能够驾驭。“王规之乱”即是典型的事件。王规是两朝外戚，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王建，另外还有一女嫁给了王建的儿子惠宗王武。即便如此，王规对自己的权势还不满足，他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与地形关系研究

Open Journal of Nature Science 自然科学, 2016, 4(4), 428-4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6 in Hans. https://www.sodocs.net/doc/dc6238588.html,/journal/ojns https://www.sodocs.net/doc/dc6238588.html,/10.12677/ojns.2016.44052 文章引用: 孙诗航, 肖龙, 金石柱.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与地形关系研究[J]. 自然科学, 2016, 4(4): 428-435.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and Terrain of Koguryo Period Site in Liaoning Province Shihang Sun, Long Xiao, Shizhu Jin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Faculty of Scienc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Received: Oct. 28th , 2016; accepted: Nov. 15th , 2016; published: Nov. 18th ,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s://www.sodocs.net/doc/dc6238588.html,/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article refers Koguryo site to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Liaoning province to the research field. It collects 115 Koguryo sites by arranging history literature, viewing a set of heritage maps and di-vides 115 Koguryo sites into several catagories which are plain city, settlement site, tombs site, mountain city and other five types. It also analyzes different types of Koguryo sites in the aspects of elevation, slope, slope to in a simple way and finally overlaid analyzes all data in the method of space analysis. Here are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site analysis: 1) in terms of elevation: eleva-tion ranging from 100 to 300 m is the best place to live in Koguryo, which distributes 68 settle-ments and accounts for 59.13% of the total settlement; 2) in terms of slope: there are 95 of the 115 sites as the main residential area in Koguryo within the gradient of 9?, accounting for 82.61% of the total site; 3) in direction: the ruins on the East, Southwest, Southeast, and West point distribu-tion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ere are 73 sites, accounting for 63.48% of the total sites. Keywords Koguryo Relics, Spatial Distribution, Liaoning Province, Elevation, Slope, Slope Direction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 与地形关系研究 孙诗航，肖 龙，金石柱* Open Access * 通讯作者。

高句丽五部研究

【摘要】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不同，但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渐演变为地方官，形成五耨萨制，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关键词】高句丽；五部；秽；貊 astudyofthefivebusofgaogouli 高句丽以五部为基础建立自己民族的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五部进而与中原五方土观念相结合，形成“五褥萨”制。后来渤海、辽、金实行的五京制，当出于对此制度的仿效与继承。（一）最早记载高句丽五部的中国史书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本有五族，有涓（《后汉书·东夷传》作消）奴部、绝奴部、顺（《南史·高句丽传》作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书中，除有一次出现消奴部的名称以外，竟无一提及，当是存在着译音用字上的不同。《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故高句丽五部当在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国相有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沸流部的阴友、贯那部的弥儒、桓那部的於支留，可见，椽那部、贯那部、沸流部、桓那部都应在高句丽的五部之内。朱蒙自夫余迁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沸流国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1]，可见，沸流国王松让原是沸流水一带的统治者，在朱蒙迁徙至此地后降于朱蒙，其部改称多勿，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可以证明这一点。多勿部当即《三国志》中“本涓奴部为王”的涓奴部，随朱蒙自夫余迁徙来的部众居沸流水上，就是后来的沸流部，即《三国志》中取代涓奴部的桂娄部。《三国志》中还提到“绝奴部世与王婚”，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常与王室通婚的是椽那部，中川王后即椽氏，椽那部的明临笏睹曾尚公主，公元190年，于畀留、左可虑“缘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后“与四椽那谋叛”，都可以证明椽那部即绝奴部。“灌”与“贯”音同，贯那部即是灌奴部，则桓那部即顺奴部。中国史书中所记五部即朝鲜史书中的多勿部、沸流部、椽那部、贯那部与桓那部。据《三国史记》可知，五部的每一部都下辖数部。如前边提到的左可虑“与四椽那谋叛”，可证椽那部下分为四部。故国川王皇后于氏为“后提那部于素之女”，即指隶属于后部的提那部，后部即绝奴部，也就是椽那部，可知，椽那四部中有一部名字是提那。公元72年贯那部征藻那部、公元74年桓那部征朱那部，应都是将被征服者并入本部内，保持其部名不变，分别成为贯那部与桓那部的组成部分。（二）五部构成后来高句丽民族的主干，从五部的由来中可以看出高句丽族的起源。沸流部的主体部分是随朱蒙迁徙的夫余人。朱蒙自夫余国出逃带走相当数量的民众，所以夫余王带素说他“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但沸流部成员也有一些是后来加入的，“朱蒙行至毛屯谷，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俱至卒本川”[2]，定居卒本川以后，“四方闻之，来附者众”[3]。夫余国内民族分两大系统：秽貊与夫余。《后汉书·东夷传》中说夫余国“本秽地”，《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夫余：“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论衡》、《魏略》记载的夫余始祖东明自橐离国出逃的故事，皆可证明夫余国土著为秽貊，统治者为夫余人。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朝鲜史书，夫余王金蛙的七个儿子“常与朱蒙戏”，朱蒙属于统治者夫余人无疑。朱蒙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一起南迁。陕父在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时“去之南韩”。乌伊与摩离在公元14年“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此时距朱蒙南迁已51年，乌伊、摩离即使与朱蒙迁徙时仅20岁，至此也已70多岁了。高句丽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岁，其子琉璃明王约56岁，大武神王最高寿，也只61岁。乌伊、摩离70多岁仍健在，并能领兵远征，是很令人怀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见于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朱蒙乃与乌引、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辽东或称辽左、辽海，泛指今辽河流域及其以东广大地区。自战国燕置辽东郡始，辽东地区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其领土重要组成部分。5世纪初，前汉末年兴起于浑江中下游一带的高句丽逐渐强大，趁中原王朝衰弱之机，逐渐占有辽东地区。在汉代郡县区域内发展起来的高句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和南北方的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为其藩附；在经济上，向中原王朝纳贡。隋朝建立后，用兵东北，意在收复高句丽地方割据政权统治下的辽东。隋朝灭亡后，唐朝初年继续用兵辽东。这是隋唐统一全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然而，有些中外历史著作对隋唐收复辽东的行动多有非难，他们或因人废事，或因事非人，或抱有某种目的，借史地研究为其现实目的服务。为此，全面论述隋唐时期用兵辽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隋文帝收复辽东 隋王朝建立后，文帝晋授隋句丽王汤为大将军，改封高

丽王，朝贡使节年年不断，继续保持着臣附关系。文帝开皇九年(598年)，隋灭南朝的陈，在结束自三国以来分裂局面实现全国统一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实现全国的统一，结束近400年来的割据局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收复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地区势 在必行。这种统一的趋势，高句丽王汤也有所认识。为了阻挡隋对全国的统一，在陈灭亡以后，高句丽也积极备战，“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①。对藩属隋朝的靺鞨、契丹等少数民族，加以“驱逼”、“固禁”，并以财货收买弩手，整修兵器，阻挡隋朝使者到东北地区行使使命，破坏东北与中原地区的正常往来，“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破坏生产。隋文帝警告高句丽王：不须“遣人密觇消息”，要“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并以陈朝的下场告诫高句丽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衍，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②。高旬丽不但不听从文帝玺书劝告，反而变本加厉，主动向隋朝进攻。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高句丽王高元“帅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挑起了隋朝收复辽东讨伐高句丽的战争。 高句丽王高元进犯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垮。文帝闻知此事大怒，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率水陆30万人讨伐高句丽。598年6月，隋师到达辽水，高句丽元“惶

唐灭高句丽之战

唐灭高句丽之战 唐灭高句丽之战是7世纪, 发生在高句丽和唐与新罗联军之间的战争，历经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位君主。由于唐与新罗联军的长年征战，加之高句丽内部发生纷争与长年饥荒，高句丽最终被唐与新罗的联军击败。 一．背景： 隋炀帝对高句丽的连年征战使得隋国力锐减，民心丧失，这是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618年，唐高祖建立唐朝后，就努力与高句丽荣留王修好，双方于622年交换战俘。624年，荣留王接受了唐的年号。唐高祖册封荣留王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与此同时，唐册封百济武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新罗真平王为乐浪郡王、新罗王。 626年，李世民随后继承皇位成为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在唐太宗在位的大多数时间里，唐与高句丽大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唐太宗试图在朝鲜半岛的三个政权之中保持主导地位。626年，唐太宗登基不久就派朱子奢到朝鲜谴责朝鲜三国之间的相互争斗。631年，在得到高句丽荣留王的同意后，唐太宗派特使到高句丽重新安葬阵亡的隋兵。但唐太宗对于高句丽还是没有放弃征服策略。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4] 为“旧中国之有”，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决心将对高句丽的征伐作为中国统一战争的最后部分。 641年，唐太宗派陈大德出访高句丽。陈大德在高句丽访问期间，遇到了许多在高句丽安顿了下来原隋朝兵将。回到长安后，陈大德将这一情况禀告了唐太宗。唐太宗于是萌生攻打高句丽的想法，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说是为免使山东人劳累。 642年，高句丽荣留王打算处死暴力而凶残的渊盖苏文。渊盖苏文闻讯后，设下陷阱邀请荣留王和他的大臣视察他的军队并设宴款待。在宴席上渊盖苏文杀死了荣留王的大臣，继而弑杀荣留王，并立其侄子高宝藏为王。渊盖苏文自封自己为“大莫离支”，控制高句丽军政大权进行摄政。唐朝得知这一消息后，亳州刺史裴庄曾建议攻打高句丽。但唐太宗却说他对荣留王的去世表示悲哀，但以乘国丧攻打高句丽并不合适。不过，643年唐太宗又开始考虑对高句丽动武，并想下令先让契丹和靺鞨偷袭高句丽。唐太宗的内兄长孙无忌对此表示反对，建议唐太宗先与高句丽假装为好，后趁其不备攻之。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册封高句丽宝藏王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授予“上柱国”的称号。但背后，双方都明白最终不免一战。高句丽花费了巨大人工物力，在沿唐边境修筑了高丽长城，自夫余城（今吉林四平市以西）至渤海，长千余里，十六年修成。 643年，新罗善德女王传书说百济联合高句丽攻打新罗，并请求唐援助。唐太宗于是派相里玄奖到高句丽下令高句丽和百济停止攻打新罗。相里玄奖到达高句丽都城平壤时，渊盖苏文正在与新罗交战。得知相里玄奖的到来，渊盖苏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它的疆域的扩展自然也有一个变迁过程，因此，对高句丽疆域的沿革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对深入了解高句丽历史来说是颇为重要的。 一、高句丽五部疆域的形成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蒙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五族）”，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五部）”，“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其地区相当于以现在浑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鸭绿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浑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国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清源县和吉林省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县、临江县以及我国（指朝鲜）的慈江道一带”。1笔者认为，所谓“句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将其说成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政权乃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将“五族”与“五部”看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不值一驳。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关于“五部（族）”领域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前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既不是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区，也

不是朱蒙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高句丽五部领域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于“五部（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彼时五部业已形成，范晔和陈寿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对其变迁情况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为“王”、为“国主”、后来由桂娄部取而代之一事。显然，上述二史的相关记载是颇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学界在理解问题时歧义频出。对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奥秘。金富轼《高句丽本纪》（下简称《丽纪》）云：“（朱蒙与三贤）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下简称《济纪》）又云：“（朱蒙）自北扶馀逃难，到卒本扶馀。扶馀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馀王薨，朱蒙嗣位。”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亲缘关系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亲缘关系 摘要：高句丽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我东北鸭绿江流域，公元前37年建国，公元312年势力抵达今天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公元668年灭亡。本文主要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沿革，高句丽的族源，高句丽政权的建立及与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的流向，四个方面来论证高句丽族是我国东北古老的少数民族，其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地方政权。 关键词：高句丽，高句丽族源，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族人的流向 （一） 在高句丽政权的归属方面，大体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高句丽政权是中古代的一个地方政权，一是有人认为高句丽是朝鲜的一个地方政权。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是目前研究高句丽问题经常遇到的问题，不同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研究高句丽的有关民族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某些历史地理情况。其具体内容如下: 1.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 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当推《尚书·禹贡》，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则把今辽宁南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辽西东之分，大抵以今辽河为限隔。除《禹贡》，还有《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及《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书，都做了相类似的记载。其实，所谓″九州″、″十二州″之设，反映了当时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晚人们的地理概念。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在人们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辽宁省境分别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营州的辖境之内。 据《史记·五帝本记》载：早在舜时，北方朝贡的民族有″山戎、北发、息慎″。息慎即肃慎，在尧舜时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所以，周继承了尧舜时的遗产，称：″隶慎、燕、毫，吾北土也。″周时，肃慎继续朝贡，孔子曾亲眼见过其贡品――楛矢石砮，并为陈国惠公做了鉴定。《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有关于肃慎的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即今长白山，肃慎族居于长白山地区又得到了确证。以上所证，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扩展至白山黑水即相当今之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境。此时，因无明确的行政区划，仍以方位″东北″代称本地区，同时，又把民族作为地区的代名称。 东北正式有了本区域名称，是到了战国时期，与燕国在此设郡联系在一起。燕国处北方，经常遭到强敌东胡的内侵。昭王时，始筑长城，几乎把现今辽宁省全境括在长城以内，设郡以辖其地。据《史记·匈奴传》载记甚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辽西与辽东两郡及右北平郡的部分均在今辽宁省境。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就是当时辽东郡的首府。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辽宁也是在东北地区建制设郡。自此，辽即成了今辽宁地区的代名称，历代相沿不变。有时也把辽泛指为东北地区，但它真正含义，还是限指辽宁地区。秦结束了战国长期纷争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大统一。为防御匈奴，集燕、赵长城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为一体，如《史记·蒙恬传》说：″因

军队的存在是为了战争一辩稿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先问大家1个问题：如果钓鱼岛事件继续恶化，日本对我国的逼迫越来越严重，作为国家军事机关的你会让军队一直在旁边看戏，还是发起主动的攻击？这个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大家可以思考下自己对钓鱼岛事件的看法。 下面进入正题，我先给大家几个定义：一个国家、政府或联盟的正规的武装力量一般称为军队。所以那些以暴力存在的联盟军，非我们所承认的军队。从存在的理由看，军队的首要任务是防守国土，其次是进攻他国，再次为国力宣示。战争是一种集体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为。战争是各国为了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对决。 我方认为，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战争，而和平是世界的目标，但不是军队存在的目标。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军队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国家，或世界的目标，而是为何建立军队？军队存在的立场是什么？军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从历史进程与发展而言，历史上是先有战争再有军队的产生，中国古代的夏朝，出现了由王控制的军队，作为对内镇压奴隶，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所以说军队是为了掠夺而产生的。并且由于战争的发展和防卫的需要迫使军队不断提高战斗力，完善组织结构，改进武器装备，由此可见军队为了战争而不断发展。 第二，现实问题，军队的存在从现实的意义而言，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战争，而和平的确是各国和世界想要达到的目标，但这并不是建立军队的目标。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了防止国家被侵略，各国不得不在一定阶段选择战争，所以军队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 第三，对人民而言，军队的存在是一种心里的保障，军队是国家的钢铁长城，是保护人民，保护祖国江山的坚强柱石。老百姓对军队的想法便是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不是去拯救世界，维护世界。少了军队，老百姓会少了心里的保障，军队的存在对人民而言是抵抗列强侵略，保卫祖国，为了战争而建立的！ 回到我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钓鱼岛事件，作为你你会站在战争派，还是忍耐派？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我主张战争！无论是多久的以前我国受到压迫的时候，还是现在日本没有尊重地占领，该站出来的时候就是应该站出来。军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荣誉，战争是我们宣誓自己国家权利的手段，国家追求和平没有错，但是军队还是要为了战争而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