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及其证明规则的历史沿革

证据及其证明规则的历史沿革

我们当前执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实，而查清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并利用其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收集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也有一套特别规则，相对我们工商执法来讲，如果但讲法律规定，很简单，就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上的几条条款。我今天想跳出咱们单纯工商行政执法的小圈子，从古代证据规则的演变、中外证据制度的差异、未来证据规则的发展三个方面，来阐述证据规则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来简单的说明中西方证据制度的差异，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拓宽大家的工作思路，为我们的行政执法服务。

一、古代证据规则的发展历史

先从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制度说起，我国西周之前的审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罚为特点，各种证据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从法的繁体字上分析。法左边从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边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种异兽獬豸，又叫独角兽，当时双方争讼，族中的长老就把他们带到独角兽的跟前，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谁说假话，独角兽就用角触之，谁就败诉，因此右下部从去。

到了西周时期，法官已开始强调“听狱之两辞”。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定案。《周礼》中有关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五

听”包括：（一）辞听（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色听（理屈者则面红耳赤）；（三）气听（无理则喘息）；（四）耳听（理屈者则听不清法官的问话）；（五）目听（理屈者则双目昏花，无神）。（注：《周礼。秋官》）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开始确立其在诉讼中的地位。毕业论文

秦汉时期，仍旧保留了对口供的一贯重视，为获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讯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但同时也规定，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即使不承认所控罪行，也可以断案，而且还强调“疑罪从轻”。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关于口供的规定上基本与唐代一致，有时甚至有倒退的趋向。如在明朝，为加强专制极权制度，设立了“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构，刑讯逼供一度恶性化。至明、清时，“疑罪从轻”的传统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证据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证人证言问题，从秦代已开始注意询问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制度

最为详尽规定开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确规定证人资格问题。“旬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因缺乏作证能力，“皆不得令其为证”。（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唐律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还反映出古代诉讼中专横与擅断的特点。在审理案件中，不仅可以刑讯被告人，还可刑讯证人。唐代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证实，二人证虚。”（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可见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证言，在法律上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种形式主义“众证定罪”的原则，到明、清时仍沿用不致。代写论文

在古代证人证言制度中，还体现出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之处，那就是与证人证言制度相对的“亲亲相隐”原则的存在。自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官方统治地位后，受儒家礼教原则的影响，“亲亲相隐”便从汉代开始成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则，成为证人证言制度的例外规定。按孔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注：《讼语。子路》），于是在汉宣帝时正式下诏公布：“从今以后，儿子首谋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隐匿儿子，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若属殊死重罪，都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注：《汉书。宣帝纪》）自此，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免去其告发和作证的义务，“亲亲相隐”原则开始法律化。这种屈法伸礼的原则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证据制度的深刻影响。自汉以后，为后代各王朝承袭沿用，并

制度化为一法定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独有的特色。

对于物证，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机关注重收集凶器，赃物等物证的记载，秦简《封诊式》中就有与物证相关的一记载：甲，乙二人捕获丙、丁并将他们私铸的钱币与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作为定罪的物证。唐代对赃物“露验”的案件，也主张以物证定罪（注：《唐律疏汉》）。在古代的证据制度中，对物证制度记载的史料虽不丰富，但物证在证据制度中仍有一席之地是无疑的。

对于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的记录。中国古代在勘验笔录制度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十分突出的，在秦代时期，勘验水平已是层次不低，但到唐宋以后，勘验制度的发展达到高峰时期。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下诏颁行《检验格目》，宁宗嘉定四年，又颁行《检验正背人行图》，其中规定：“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昼，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注：《宋史。刑法志》）勘验中，还规定了报检、初检，复检等法定勘检程序。同时对勘验人有责任规定：勘验人员应按照勘验的范围、时间，如实勘验，不许受贿舞弊，违者论罪。可见这一时期勘验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

由于宋代重视勘验，客观上推动了法医学的发展，如宋代相继出现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使中国古代的勘检制度在经验的基础上向理论化发展。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录》，从法医学的角度，通过大量的鉴定实例，对许多容易混淆的伤亡现象和死亡现象的原因作出了比较科学的鉴定结论，作为中国古代出现的首部法医学专著，虽然其中的一些勘验手段在今天看起来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专著，不仅被元、明、清各代承传，而且还刊版印刷流传到亚洲，欧洲等国家地区，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代写论文

说完了中国古代，再谈谈古代西方。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神誓法”来判定案件事实。在法庭上，一方当事人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由对方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

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

除了神誓法外，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自己总结)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或者证明要求,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和灵魂。是诉讼中担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诉讼主体对案件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只有达到证明标准，该诉讼主体才能卸去其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法院也必须根据证明标准衡量待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对法官还是诉讼当事人，证明标准都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简而言之,证明标准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所应达到的最低证据要求。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含义 证明标准的抽象性以及具体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证明标准在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 第二种观点：德国科隆大学著名证据学家汉斯·普维庭认为“证明尺度也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对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心证” 第三种观点：墨非认为：“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从证明责任的履行来看，证明标准是证据质量和证明力的测试仪。” 第四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证据份量的对比。如卞建林等认为：“证明标准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的份量相对于对方当事人举证的份量来说，应当超过多少。” 证明标准不可能仅仅只是用言语做出精彩明晰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证明标准做出不同的理解，总体来看，证明标准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人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达到的要求，如果证明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将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来讲，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说是证明标准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界限；三是从证明标准自身的性质来讲，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尺度。

民事诉讼证据

第十四章民事诉讼证据 [提要]证据问题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在证据制度面前，证明责任和证明目标是关键， 它引导着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影响和制约着法官对证据的采信。民谚曰：“打官司就是打 证据。”因此，本章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本章，要正确认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的基本原理和精神；理解和掌握证据的概念、特征、证据的分类和形式、民事诉讼中的证明 对象和证明标准；准确把握证明责任的概念、分配以及意义；正确理解和运用当事人的举证、 质证和人民法院查证、认证制度，提高运用证据实现司法公正，保障正当利益的能力。 重点问题：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作为法院定案根据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三个基本属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七种； ●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事实真伪不明所引起的败诉风险，证明责任的功能是事实真伪不明 时引导法院作出裁判，即哪一方当事人负责任，便将不利的裁判后果判归该方当事人承担； ●我国宜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 的一般规则是当事人须对法律规范中对其有利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避免败诉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这一责任与证明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证明责任是固定的责任，在诉讼过程中不会发 生转移，提供证据的责任是动态的责任，会随着法官心证的变化而转移； ●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民事诉讼通常的证 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即法官从证据中虽然尚未形成事实必定如此的确信，但在内心中形成 了事实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如此的。 教学时数：8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民事诉讼证据概述 一、民事诉讼证据界定 （一）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 何谓民事诉讼证据呢？诉讼法学者的认识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1．客观事实说。主张者认为民事诉讼证据是能够直接或间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 2．手段说。认为民事诉讼证据是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用以查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手段。 也称为证据形式，即法律明确规定的各种证据形式。如书证、物证、鉴定结论等。 3．内容与形式统一说。认为民事诉讼证据由内容和形式共同构成。证据的内容即事实材料；证据的形式，也成为证明手段，它是证据的各种表现形式。所有诉讼上的证据都是事实与证明手段的统一体。 在上述的各种观点中，我们认为内容和形式统一说是正确的。所谓证据的内容是指各种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所谓证据的形式是指已为法律确认的各种形式。《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1）书证；（2）物证；（3）证人证言；（4）视听资料；（5）当事人的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 （二）民事诉讼证据的特征 对于民事诉讼证据特征问题，我国证据法学者认识不太一致。在法律真实证明目标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下，证据的特征应当是真实性、关联性和法律性。为此，《若干规定》第50条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

第七章 民事诉讼证据

第七章民事诉讼证据 第一节民事诉讼证据概述 一、证据 1、概念：证据就是证明事实的依据 2、证据和证据材料的联系和区别 （1）联系：证据来源于证据材料。 （2）区别：A、证据材料成为证据，必须经过当事人质证和法院的认证。 B、证据材料:在起诉、答辩或审理初期。证据:法庭调查终结。 【例题】请问，下列关于证据与证据材料的说法中，哪项是错误的? ( ) A．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证据一词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 B．证据材料出现在诉讼中较早的阶段，而证据则出现于诉讼中较晚的阶段 C．证据与证明材料在诉讼中具有完全等同的意义，证据就是证据材料，而用作证据材料的也是证据 D．证据材料是为了证明目的而提出的各种材料，证据材料成为诉讼证据，需经过质证，还要经过法庭的审核和认定 二、证据三大属性 （一）客观性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能够为人所认识。 （二）关联性 【例1】甲与乙二人发生斗殴，甲受伤，起诉要求乙赔偿医疗费600元。甲向法庭出示了县医院开具的诊断书为证据。该诊断书记明：甲因患痢疾住院，花去各种费用600元。 【例2】甲起诉乙要求乙偿还欠款1万元，甲提出证人若干名，指证乙品行长期不好，经常欠钱不还，试图证明被告乙确实有借自己1万元不还的事实。 （三）合法性（形式、程序） 1、证据形式的合法性

案例：保险柜里的秘密——证据形式的合法性 上海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一个是公司经理宋慧芳，33岁，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专门经营饮料和食品批发业务。宋慧芳十几岁的时候就父母离异，一直独自闯荡。2000年宋慧芳与丈夫离婚，有一个9岁的儿子，跟随前夫李杰生活。宋慧芳被杀的第二天，一个陌生的男子出现在案发的现场，并且对在场的公安人员说，宋慧芳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归他了。这个人叫沈新发。沈新发到来的同时交给警方一样东西——一份遗嘱的复印件，是宋慧芳所立。那么遗嘱的原件在哪儿呢？沈新发说原件就在宋慧芳公司的保险柜里。沈新发说，正是为了感谢自己的倾囊相助，宋慧芳才写下了那份遗书。她为什么30多岁要立遗嘱？宋慧芳跟你非亲非故，她凭什么会把遗产给你？ 宋慧芳的后事都是她父母处理的，她留下的那些财产也都由宋慧芳母亲保管了起来，所以前夫李杰就以儿子的名义向法院起诉，要求和外公外婆共同分割宋慧芳的遗产，而沈新发因为手中拿着遗嘱，也要求对遗产主张权利，所以法院将他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在这份遗嘱上，不单单有宋慧芳的签名，还留下了一个见证人的名字，见证人名叫陈剑敏，为了说清事实，在庭审中，三方一致要求遗嘱的见证人陈剑敏出庭作证（该见证人为第三人的儿媳）。 宋慧芳的亲人在认真看了那份遗嘱后，指出了一个疑点，遗嘱并不是宋慧芳手写而是电脑打印的。 2004年2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判决结果是确认遗嘱无效。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自书遗嘱必须由自书人亲笔书写（手写），另外还要写清具体时间，年、月、日，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2、证据收集过程的合法性 （1）陷阱证据 案例：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为方便起见，以下合称北大方正）是方正RIP、方正文台、方正字库等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上述软件投入市场后一直受到用户的欢迎，但也因此成为盗版者疯狂攫取的目标。通过调查，北大方正怀疑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以下两家公司合称高术公司）有制售上述软件的嫌疑。自2001年6月起，北大方正委派下属公司职员以普通用户的身份会同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到高术公司进行公证取证。北大方正职员先以个人名义多次和高术公司员工联系商谈购买照排机及安装方正RIP等软件相关事宜，并与高术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分两次向其支付货款共394250元（占货款总额的95％），高术公司为上述款项出具了收据，让员工为北大方正的员工进行了照排机的安装、调试工作，并在主机中安装了盗版方正软件，留下装有盗版软件的光盘及加密狗等。在获取有关证据后，2001年8月23日，北大方正将有盗版行为的高术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300余万元。 2001年12月21日，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采用的“陷阱取证”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法院予以认可，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余元。 被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院。 2002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原告采取“陷阱取证”方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撤销一审判决，北大方正最终只获赔13万元经济损失费（一套软件的价格）和1万元公证费。

证据制度史比较

中外证据制度比较 内容摘要：人类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证、人证和物证三个阶段。而出现于人类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即神证，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以致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生产方式的低级状态，这便是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最为本质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在我国，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但是，在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时候，证据制度却较少得到关注。 关键词：证据，神示证据制度，制度史，证据种类 一、国外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神示证据制度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凭借神的各种启示来判断案件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示制度曾普通存在于亚欧各国的奴隶社会，甚至在欧洲封建社会早期还保留神示证据制度的残余。 在奴隶社会时期，诉讼采取控告式诉讼程序，起诉权由私人掌握，原告、被告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对立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争执不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于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加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正确认识人类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那时人们信奉神灵，认为神是人类的主宰，是无所不知的也是最公正的。因此，对于难以查明的案情，难以决断的争议，便求助于神意来判明是非和解决争议，并以此为基础对案件作出判决。 由于神本身是一个虚拟的抽象物，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以，神意只能通过人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十字形证明以及卜筮等，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具有代表性显示神意的方式。但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民族区域

民事诉讼证据清单模板

精心整理 精心整理 证据清单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据来源 证明 页码 1 原告常怀玉身份证复印件 原告提供 原告身份信息 1 2 被告江上飞身份证复印件 被告提供 被告身份信息 2 3 结婚证复印件 原告提供 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5月4日登记结婚 3 4 户口薄 原告提供 原被告于2004年6月14日生有一儿子江淮 4 5 房产证复印件 申江市江汉区房产局 申江市江汉区江城路828弄98号的别墅为夫妻共同财产 5-6 6 申江市泽国证券公司江上飞的帐户 被告提供 帐户中的资金为夫妻共同财产 7 7 证人李芳的证言 原告提供 夫妻因感情不合已分居两年 8 8 证人钱壮勇的证言 原告提供 夫妻因感情不合已分居两年 8 8 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申江市新时代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申江市江汉区江城路828弄98号的别墅市场价值约为1200万人民币 9 9 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申江市新时代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申江市江汉区河川东路89弄8号101室的房产市场价值约为310万人民币 10 10 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申江市新时代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申江市滨江区海滨路899弄6号I902室的房产市场价值约为460万人民币 11 11 公司变更登记备案复印件 申江市工商局 申江挺美衬布有限公司在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 12

精心整理 精心整理 注：本清单共1页，证据材料共15页 提交人：常怀玉提交时间：2012年10月7日 提交法院：申江市滨江区人民 法院 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申江金洲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12 江淮学费收据 申江市滨江区滨江小学 江淮上学需学费约为每年1200元人民币 13 13 江淮食宿费收据 申江市滨江区滨江小学 江淮每月须向学校交纳800元食宿费 14 14 补习班收据 申江市新东方学校 江淮每月需缴纳其余教育费用约100月每月 15

第七章 证明的环节和方法(未)

第七章证明的环节和方法 第一节证明的环节 一、取证 二、举证 三、质证 （一）概念。 所谓质证，是指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第三人在法庭的主持下，对当事人及第三人提出的证据就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的有无、大小予以说明和质辩的活动或过程。 质证制度的意义在于，通过质证程序使审理更加公开、法院能够正确地认定证据、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证据规定》第47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质证不同于诉讼中的对质。对质，是指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相互之间就其对案件事实中专门问题的认识所进行的说明和质辩。对质与质证的相同点在于：两者都是在双方之间展开的行为；其行为都表现为对某一对象的说明和质辩；两者都涉及案件的事实。不同的是，质证是在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第三人之间进行，而对质则是在案外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之间进行的；对质的目的是便于法院通过比较获得对专门问题的正确认识，而质证的目的在于法院正确认定证据。 （二）质证的主体和客体 1、质证的主体 质证的主体，是指在质证过程对证据予以说明、质辩的主体。质证的主体范围包括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和第三人。法院是证据认定的主体，不是质证的主体。 2、质证的客体 质证的客体，是指质证主体质证行为的对象。质证的客体是证据，其范围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包括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在质证时，根据当事人申请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不属于质证的对象。法院应当将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在庭审中予以出示，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可以就

念斌案 证据与证明标准

案例讨论三、念斌案（证据与证明标准） 一、案情 念斌，1976年出生，福州平潭人。念斌与平潭县澳前镇南赖村丁云虾曾分别租用澳前17号陈炎娇相邻的两间店面，经营水果、食杂等同类商品。 2006年7月27日晚，陈、丁两家用餐后6人同时中毒，丁云虾一对儿女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警方检验显示，两人系氟乙酸盐鼠药中毒死亡。 2006年8月1日福州市公安局首先从呕吐物中检验出氟乙酸盐，同时在念斌食杂店外面靠近卫生间的门把上检出“疑似”氟乙酸盐毒物的物质，便出具了门把上“倾向于认定”存在氟乙酸盐的分析意见书该分析意见书令平潭县公安局将视线转移到念斌身上。 8月6日福州市公安局在检验了数十件物品之后，从被洗刷干干净净的炒菜铁锅里检验出氟乙酸盐毒物。据此，念斌被平潭县公安局认定具有投毒作案的重大嫌疑。 8月7日念斌被平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以“留置盘问”的方式留置审讯，8月8日被拘传，据传当天下午做出从水壶内投毒的有罪供述。8月9日被拘留，8月18日被平潭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10月11日平潭县公安局以念斌犯故意杀人罪将案件移送平潭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平潭县检察院以被告人念斌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于2006年11月6日转至福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福州市检察院受理后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平潭县检察院于2007年1月8日再次将此案移送福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福州市检察院依法延长审查期限15日。 终身。念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08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院在开庭审理该案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审。 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念斌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2010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以“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念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不核准福建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的裁定，并撤销福建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的裁定，将案件发回福建省高院重新审判。 2011年5月5日，福建省高院也撤销了福州市中级法院对念斌的死刑判决，该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新审判。 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念斌第三次提起上诉。 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1、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榕刑初字第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2、上诉人念斌无罪。3、上诉人念斌不承担民事赔偿责 1被害人俞攀俞悦俞涵分别是丁云虾的大儿子、女儿和小儿子。

民事诉讼证据清单、目录范本

民事诉讼证据清单、目录范本 编 号 证据名称证据来源证明事实 1、申请人的身份证复 印件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 局签发 申请人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2、被申请人的护照复 印件澳大利亚国悉尼护照 署签发 被申请人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且李虹敏与持有号码为: E4023695的澳大利亚护照的 李虹敏（LI HONG MIN）为 同一人。 3、广东省公证处出具 的被申请人的澳大 利亚护照翻译本复 印件 广东省公证处出具 4、被申请人国内身份 证复印件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签发 5、编号为0077196号的 《房地产买卖合同》由申请人、被申请人 以及中介方满堂红 （中国）置业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三方签 订。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成立 合法有效的房产买卖合同。 6编号：穗房地证字第0565804号《房地产 证》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 颁发。 买卖标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 下塘西路435之三号502房，该 房产系被申请人所有。 7房地产登记簿查册 表 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 8、收款证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开 具申请人已按约定交付定金30,000元。 9收款收据中介方满堂红（中国） 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向申请人开具申请人已向中介方支付5000元中介费。 8、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双方的录音光盘及 文字资料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电 话协商房产买卖纠 纷。 原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变更 为一次性付款，付款时间变更 为房屋可以交付使用且双方 办理过户当日。 9、《通知》及编号为： EI552800827CS的 国内特快专递邮件 详情单通知为中介方向被申 请人发出，详情单为 邮政部门向中介人出 具 被申请人拒绝继续履行合同， 中介方通知其继续履行合同， 并且已通过特快专递的行方 寄送被申请人。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就是用一 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且用一定的形式把神的意志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 二、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 2、全民族科学文化技术落后 三、神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1、对神宣誓 2、水审 3、火审 4、决斗 四、对神明裁判的评价 1、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查明案件的真实 情况 2、提高了人类司法判决的权威性，有 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3、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4、不仅表现为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而

且表现为对人们的行为引导和规范能力 第二节法定证据制度 一、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是法律 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 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 则，法官必须据此作出判决的一种 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 --封建社会专制度 三、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 1、刑讯逼供是基本的证明方法 2、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做法有利防 止法官主观擅断，维护法律统一 实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法定证据制度具有等级性 4、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 判断规则。 四、对法定证据制度的评价 1、积极性，比神示证据制度有进步 性 2、消极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第三节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概念---- 是指一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 大小，以及案件事实认定，均由 法官根据自已的良心、理性进行 自由判断，关根据其形成的内心 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 度。 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产生背景 —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 1、资产阶级崇尚人的理性和良心， 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观点，要求 废除法定证据制度的束缚 2、资产阶级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只能 达到形式上的真实不能达到实质 上的真实。 3、资产阶级提出人权和法律面前人 人平生平等有观念要求废除法定 证据制度 三、自由心证下马制度的理论和立 法 1、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1791

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

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法事实。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调查相独立，确立“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为例外”的调查程序。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一、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的关系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紧密相关。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需要由不同的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并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在此基础上，为合理界定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关键在于确定“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这一证明对象的法律属性。 有观点认为，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不是犯罪构成事实，仅是证明特定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的事实，因此，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不适用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将证据与犯罪构成事实割裂开来，值得商榷。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这是证据裁判原则最基本的要求。证据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无论是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还是审判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证据，犯罪事实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正是有鉴于此，实践中对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争议，通常体现于对特定证据的争议。 围绕证据存在的争议，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证据资格，二是证明力。在诉讼过程中，特定的证据要想成为定案的根据，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的审查：第一个环节是审查认定特定的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即，能否被法庭采纳为诉讼证据。如果特定的证据材料被认定为非法证据或者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就不具有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第二个环节是审查认定特定的诉讼证据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具有多大的证明价值，即，能否被法庭采信为定案的根据。如果特定的证据材料欠缺可靠性，无法查证属实，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

3第三章 中国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三章中国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一、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状况 这里所谓“古代”，是指自秦王朝至清王朝，跨越中华文明二千多年。这一时期，我国证据制度在本土领域内自生自发，未受外来文明影响。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证据制度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变化，相对于西方世界，它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 二、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 1、口供至上 在各王朝统治时期，法律均把嫌疑人的认罪口供作为定罪的证据的最好证据。法律规定，“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 2、刑讯逼供合法化 从秦汉至明清，刑讯均明确规定在法律中，成为一种取得口供证据的合法手段。刑讯不仅适用于刑事被告人，也适用控告人、证人和民事当事人。法律对于刑讯的条件、方法，使用的刑具、拷打部位、刑讯的次数和程度等均有详细规定。 3、法官断案注重经验判断 法官在判断证据的可靠性时，往往运用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这在法律上也有明确要求。例如《唐律》中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以验诸证信。”所谓“五听”是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话语、神色、气息、精神和眼睛均作为断定陈述真伪的途径。 4、疑罪从轻 在诉讼实践中，常常会遇到事实不清的“疑罪”案件，对此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定罪。例如《唐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 第二节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这里的“近现代”，是指中华民国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这一时期证据制度随着时代大变革而出现较大的转折。传统证据制度完全废弃，代之以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自清朝末年之后，我国法制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学习。证据制度，如其他法律规定，主要是以日本、德国为效仿对象。我国近代证据制度在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具有连续性，证据制度是欧洲当时施行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翻版。但由于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以及本土文化的抵触，这种证据制度实践中很难落实。 第三节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当代证据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二个阶段，以1979年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后的三十年。前三十年，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证据制度，如同其他法律基本上处于虚无状态。近三十年，我国证据制度迅速发展。这种证据有传统的连续性，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体现民国时期的证据制度，也反映了现实政治影响下的一些自身特色。例如，对自由心证提法的抵触、对无罪推定原则

[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理解]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理解]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已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此条是对民诉法第64条的完善，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合二为一，对指导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传统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有的法官在民事审判工作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运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致使以往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未能得到根除，影响了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为此作者试从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含义及此条规定的意义和运用等方面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举证责任的含义 举证责任通常也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诉讼中所主张的案件事实以证明的责任，以及在诉讼结束之时如果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败诉或不利后果的责任。具体包括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1、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主观上的证明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

任，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就是对其最典型的概括。这是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实施了举证行为,但未能考虑到举证责任与诉讼结果之间的连接，忽略了举证责任的实体法性质，不能够反映举证责任这个概念的最本质内容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对哪些具体事项进行举证没有明确，无法完全解决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对当事人未能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什么后果也无明确规定。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当事人缺乏举证的积极性和诉讼的风险意识，不利于当事人保护也给审判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造成消极影响。 2、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称客观上的证明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它是指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时应当规定由哪一方当事人对不利后果进行负担的一种风险和责任。它强调当事人的举证后果，它是实体法上的要求，是从实体法的适用原则中派生出来的，由实体法预先设定的不能转移的举证责任。它是固定于一方当事人对一种对待证事实不可证明或解释时的风险分配形式。该责任的建立前提是：法官不能因案件事实不清而拒绝裁判。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对民事争议进行司法裁判其目的是对当事人因其民事权利的争议凭其私力无法得以解决而由国家采取的公力救济。若允许法官因案件事实不清而拒绝裁判即背离了公力救济的初衷也不符司法权是判断权的法理。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法院受理后法官必须

刑事诉讼证据和证明标准问题研究

强制医疗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以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诉讼程序比较法为视角刑事诉讼中的强制医疗程序特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的措施，其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维护社会的稳定。据此外国刑事诉讼创建了较为完善的体系。我国移植国外良好的法律制度，并结合了本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立法者在新《刑事诉讼法》专门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并对其适用范围、决定主体、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救济程序、解除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是，仍有一些法律规定不甚明确的问题，这些问题有赖于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并且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解决，使其日趋完善，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以利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实施。而本文简要叙述刑事诉讼中有关强制医疗程序的有关问题。 一、强制医疗的概述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前，我国立法上并没有关于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明确规定，而对其进行理解也主要是通过刑法层面。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刑法》仅仅从原则规定了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处

理方式，而并未明确确立强制医疗制度及其程序，特别是作为刑事法律实施保障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医疗制度的长期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窘。新《刑事诉讼法》新增6个条文规定了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决定主体、启动程序、审理程序、解除与救济机制。作为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与其之后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构建了我国强制医疗的制度，明确了强制医疗的概念。（一）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概念和性质 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之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刑事诉讼强制医疗程序的内涵，其特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的措施，其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发挥其防卫社会、抚慰弱者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因此我国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对于精神病人的措施，具有保护性、强制性、治疗性的特点。 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中与我国强制医疗性质类似的制度系保安处分。由于我国刑法对强制医疗的性质缺乏具体明确的界定，导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强制医疗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是保安处分，“强制医疗是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刑法上的保安处分，也是世界各国保安处分适用范围较广的一种保安处分。”也有人认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有人认为是刑事强制措施。认识的不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一节取证规则 一、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1.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与渊源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意指任何人都没有协助他方证明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义务，而且侦控机关亦不得强迫任何人负此项义务。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二、证人须履行作证义务规则 证人作证的国家义务 证人作证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立法原因 制度保障缺失原因 文化传统原因

三、证人特权规则 1.含义及其体现 证人特权规则，又称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意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可以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 主要体现在： ☆禁止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近亲属之间的特权 ☆基于公务秘密的特权 ☆基于职业秘密的特权 2.证人特权规则的价值基础 3.证人特权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四、令状规则 1.令状与令状规则 所谓令状，是指记载有关强制性处分裁判的文书。 令状规则，则是指执行侦查职能的警察和检察官只有获得了法官签发的令状的许可，方可执行逮捕、搜查和扣押收集证据的任务。 2.令状规则的历史源流与现世体现 3.令状规则的理论基础 ☆令状规则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结果，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原则与精神 ☆令状规则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司法保护的原则和精神 4.令状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第二节查证规则 一、直接和言词规则 1.直接和言词规则的含义和要求 直接规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场规则”；二是“直接查证规则” 言词规则又称为“言词辩论规则”，是指法庭审理活动的进行，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这一规则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参加审判的各方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从事审理、攻击、防御等各种诉讼行为；二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

第二讲证据法与证据制度的沿革

第二讲证据法与证据制度的沿革Ⅰ、教学目的和要求 （1）掌握证据法的概念和构成 （2）掌握人类证据制度的沿革 （3）了解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Ⅱ、教学内容 一、证据法的概念和构成 二、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三、外国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四、中国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Ⅲ、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证据法？它的渊源体系是如何构成的？ 2、古今中外的证据制度是如何发展的？ 3、证据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Ⅳ、课外阅读资料 1、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第一、三章，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版。 2、毕玉谦主编：《证据法要义》第一章，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第二讲证据法与证据制度的沿革 一、证据法的概念和构成 （一）证据法的概念和目的 1、证据法的概念。 证据法是指在诉讼或其他程序上，用于规范、引导（调整）裁判者及程序参与人确定特定的待证事实（的活动）以及在实体法上以假定某一事实存在为条件进而作出相关推论（的活动）的法律规范或证明规则（及其原则）。简言之，是指在诉讼或者其他程序上，规范和引导证明活动的法律规则和原则。 广义上的证据法，是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角度来识别证据法的分属

问题，即程序法中存在证据法律规范，在实体法中也存在若干用以设定与确认某种事实状态或推定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规则。例如，《德国民法典》第484条规定，“在担保期限内发现主要瑕疵者，推定在危险移转于买受人时瑕疵已存在”。我国《合同法》第78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狭义的证据法主要是指程序法当中，特别是诉讼法当中的证据法律规范，尤其是能够独立于诉讼法而具有其个性特征和价值属性的单一的证据法规范，例如许多英美法系国家所制定的单独的证据法典（《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以及我国一些学者的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等。 2、证据法的目的。 证据法主要是为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制定的法律。诉讼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根据现代诉讼的证据裁判原则，认定事实必须依靠证据来进行。因此，具体而言，证据法的（立法）目的主要表现在： （1）保证案件事实的查明。 （2）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争议点模糊和诉讼拖延。 （3）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特别是不受警察权力的侵犯（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4）保护某些比个案查明更加重要的社会利益（如亲属证人的免证特权、特定职业者不得被强迫作证等）。 （二）证据法的立法与体系 1、立法模式的选择。 英美法系基于其历来注重法律程序的价值理念所使然，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在百余年来相继颁布实施了证据法典，开创了判例法与成文法并存的先河。 大陆法系各国的证据法与诉讼法自近代以来的立法模式，体现了这些国家在制定实体法典时因顾及到当时适用法律的便捷以及实体法先于程序法而颁行的历史背景，将一些涉及证据法的内容在实体法典中作出专项规定。这一现象在民事法律上呈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中国如何制定证据法，一部分学者主张继承大陆法系传统，在三大诉讼法框架内来考察证据法的内容设置。另有学者主张采英美法系模式，制定独立的证据法典。在独立法典论中又有民刑合一论和民刑分立论。

[法学]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简论我国诉讼证明标准—— 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差异入手 摘要：在诉讼法中，证明标准的确立意义重大。对于当事人而言，提出的证据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衡量待证事实的真实状态的依据，是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能否得到法院支持的依据；对于人民法院而言，证明标准指导法院的裁判行为，决定着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需要当事人提出证据所达到的真实状态。本文试图对我国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进行对比，并结合国外法的现状，得出相关评论。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所应当达到的程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因此,我国的民事证明标准可以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也就是我国理论界多年来坚持的“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即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达到反映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的程度，裁判案件也只能以真实的案件事实为依据。这种标准忽视了诉讼证明与自然科学领域证明的区别，同时导致审判效率地下，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 经过改革，最新的《证明规定》确立了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该标准是在承认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仅符合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体现了诉讼证明的特点，也体现了诉讼中的公正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其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这一规定，在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的相反证据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应当依据这一事实作出裁判。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则是指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因此，可以得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法官主观上需要认清对定罪量刑具有意义的基本事实、特别是关键事实，但不是一切细节事实，因为在任何案件中查清全部案件事实细节是不可能的。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就是要求法官利用确实（事实）的证据构成一个符合逻辑上充分理由的证据链，对主要犯罪事实即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排他性的程度。概言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就是要求裁判者根据确实充分的证据达到主观上对犯罪事实认识清楚，从而实现诉讼中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 （三）国外证明标准的现状 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相对要高于民事诉讼，英美法系国家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大陆法系国家则要求法官内心的确信，两种不同形式的证明标准，在证明

刑事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之异同

内容提要：证据标准用于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包括对证据能力、要件证据及必要附属证据的审查判断；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的综合评价，主要涉及证据标准的审查，证据证明力强 弱、要件事实融贯性证成与否以及案件整体论证强度的评估。证据标准虽属证明标准评价的第一项内容，但不能因此将二者等 同。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在具体内容、是否依存于特定诉讼构 造、审查判断主体和评价方式、功能及法律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实质性区别。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统一证据标准是切实可行且必要的。相反，统一证明标准不但违背了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功能和价值，而且这一统一不可能真正实现。未来，应打破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一元化格局，构建二元评价模 式。 关键词：证据标准；证明标准；要件证据；统一证据标准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历史考察：从混同到表象分野 三、实质关系辨析：同与不同 四、统一证明标准与统一证据标准 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为贯彻落实该要求，司法机关有领导将统一刑事司法证明标准作为核心举措。2016年9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贵州调研时指出：“要把科技创新与司法体制改革融合起来，特别是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通过强化大数据深度应用，把统一的证据标准镶嵌到数据化的程序之中，减少司法任意性，既提高审判效率，又促进司法公正。”随后，贵州、上海等地率先开展了“借助科技手段统一证据标准”的试点工作，探索研发了“案件证据数据化＋标准化系统”、“206”系统等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两地公安司法机关还配套制定了《刑事案件基本证据要求》《上海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标准(一)》等地方性司法改革文件，明确各类重大、典型常见刑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之间有哪些差异

诉讼证明标准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探讨 证明标准也称证明要求，是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对于当事人之间的事实，法官根据证明的情况对该事实作出肯定或者否定评价的最低要求。 民事诉讼最终涉及的标的只是财产或财产性权益，虽然有些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是行为（比如要求被告道歉、排除防碍等），但仍可以通过代履行来完成，而代履行无非是强制被告发生货币支出。刑事诉讼则不一样同，刑事诉讼的原告是国家（当然也有部份是自诉），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最终涉及的“标的”是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当然也有财产刑）。 通常，财产相对于自由甚至生命来说，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民事诉讼出现错案，财产被错误执行，可以执行回转；但刑事诉讼出现错案，一旦进入执行程序，人可能被干掉了（比如聂树斌），即便坐几年牢，大好光阴也流逝了，刑事诉讼因为无法执行回转，一旦出现错案实际上无法弥补。 因此，相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刑事判决书的正确率应该更高，错误率应该更少。从刑事判决的形成来看，对事实的认定应该更准确，而事实是通过证据来进行映象、进行重建的。也就是说，刑事诉讼的证据的认定标准，相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应该更高。 先看一下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是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条第一款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通常为原告）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即本证的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 本条第二款规定，对待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通常为被告）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即反证的证明标准，为“真伪不明”。 什么是高度可能性？如果将“可能性”这一指标以百分比来量化，0%为绝对不可能，1%-25%为非常不可能，26%-49%为不太可能，50%为可能与不可能同等程度存在，51%-74%为大致可能，75%-99%为非常可能，100%为绝对可能。高度可能性属于75%-99%这个区间。 简言之，原告主张的事实可能性可高于75%才会被认可，被告反驳或抗辩的的事实只需要可能性达到50%即会被认可。 再看一下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4条是对证据证明力及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原则的规定：第一百零四条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 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4条是关于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原则性规定： 第一百零五条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