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 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

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值得探讨的一个领域，它的有关理念萌发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本世纪末成为中国历史学术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尤其是80至90年代社会史出现了复兴，对社会史的研究也全面发展起来。在这期间，出现了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理论趋向，本文就这种理论趋向作一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一、“眼光向下”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对1930至1980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史学进行了一场结构性调整。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非常积极地有意识地对社会史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在这期间，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而大部分学者所持专史说，1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相比起专史说而言，少数持“通史说”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他们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即通史应“反应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貌”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2

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这也是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

具体的研究可谓琳琅满目。在社会生活史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10卷本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已发行4种。另外，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也是这个领域不可多得的好书。在社会结构研究方面，除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外，还有大量的有关社会群体的研究，涉及性别集团，如妇女史；身份职业集团，如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年龄群体如老年

1参见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比较系统的论述见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及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论》（上卷），32-37页。

2前者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在纵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便融进了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说明；后者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之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则分为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社会阶层与阶级、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8章。由此可知，他们其实是在讨论通史编纂的问题，而主要不是社会史的概念问题。

人、儿童的历史等。

在社会惯制史方面，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仍是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以及建筑在家庭基础上的家族、宗族制度。通论性的家庭史研究以王玉波的一系列家庭史研究著作为代表，3其他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常建华的《中国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钱杭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都是这一领域的力作。断代及地域性的家族史研究如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之作。

由此可见，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把目光从精英和政治事件逐渐转向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这种“眼光向下”的研究倾向是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研究旨趣的一次间断后的接续，但不管从规模，还是从研究领域拓展的广度以及有意识地运用多学科方法的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都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的带着某种优越感，“自上而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这就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4这些问题在90年代以后有所改善，即在“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之外，一些学者开始体验国外学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这一转变对中国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下而上”看历史在中国的实践，是对前者概念体系的重大改进，有可能避免新旧史学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二、“自下而上”：区域社会史研究

理论与实践总是在相互促动中进步的。在重新反思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社会史的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史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若仍旧基于学科定位考虑的新学科、综合学科说，和否认社会史为历史学分支的方法说和范式说。这些说法的出现既可以说是对以前看法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史理论认识的深化，表明了社会史研究界的学术多元化格局。

新学科、综合学科说开始出现于80年代末，如王家范就认为“不赞成目前认为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而提出自己对社会史的理解：“说社会史是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联姻而诞生的婴儿，虽然未必确切，但也不算离谱。依据‘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现代思维模式，它只能被确认为一门新的学科，而不再归属于历史学或社会学。”5集中反映这一派观点的还有由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编著者大量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认为“社会史虽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6

新方法、新视野和新研究范式说出现在90年代以后，其中赵世瑜在90年代初就提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

3包括《中国家长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国家庭的起源与演变》（河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中国古代的家》（商务印书馆，1995年）。

4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5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6见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总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史学”。7两年后常宗虎又在全盘否定社会史的学科化努力之后，提出社会史只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主要是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结构分析法以及新史料、新手段和技术的运用。8此后，由于坚持“分支说”的学者在许多文章中对“非分支说”的理解有误，赵世瑜便将有关想法系统成文，提出“社会史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9这种观点将社会史研究提高到取代政治史旧范式的新范式的地位，试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史在20世纪初的起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应打破研究领域的局限，使得任何史学课题在新的研究范式的关照下，都可以被做成社会史研究的作品。

与这种看法合拍的恰恰是“自下而上”看历史，正是因为后者不忌讳研究政治、研究事件、研究精英。近年来许多国外汉学者的被认为社会史著作的名著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孔飞力的《叫魂》等不只是“眼光向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看历史。当然，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对“下”就没有丝毫了解，因此“自下而上”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基础上的。

在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它不仅是研究课题或对象的问题，而且是方法论的问题，它都集中反映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视野。同时，正是由于它体现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学者10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新思路，使社会史开始成为多学科协同用力的领域。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而兴起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区域史并不等同于分门别类的叙述一地之地理沿革、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的地方史，因为“区域史属于社会史的分支”，10也就是说，区域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性差异大，因而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切实可行和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方法；同时，整体社会史的研究最可能的是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尝试，也就是说，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这既是一种整体社会史在特定区域内的研究尝试，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于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的地域范围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个别区域，而是把研究目光投放到各级地区，大到包括若干省市的区域和省市，小到一个县、一个镇（乡）、一个村落，研究范围的扩大极大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整体的了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二是注重地域社会“整体的历史”，即全方位地立体考察地域社会，从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方面，力图展现出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并且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加入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结构与功能共时性的分析，这对于向整体社会史方向的迈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学术界产生了相当一批区域史研究成果，如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系统描述了1840年以后的华北乡村社会的主要变迁。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研究了明清徽商的土著化过程与盐业城镇的发展，以及与东南文化变迁的关系。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重点研究市镇的经济问题的做法，也开始把视野扩展到整体性的探讨。钱杭、谢维扬对江西泰和县农村的调查，则把研究眼光主要集中在当代大陆农村宗族活动的现状上，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

7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8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9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0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0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中。

区域社会史向整体研究和纵深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借鉴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勒的中第理论出发，创立了区域系统分析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社会史学者有较大的影响力，如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可明显看到这一理论的影响，长期从事中国城乡集市研究的许蟺也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做出修正。11

区域社会史的新发展，不管是关注区域的整体社会史，还是以区域社会为研究空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都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全面、整体、深入的方向发展。这使学者越来越注意将整个中国的广阔地域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内，注重区域的整体研究，并进而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整合过程，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体现了学者们新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也有助于社会史研究从本质上向整体社会史的目标迈进。

11许蟺：《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管理理论

１．资源学派与核心能力理论２．学习型组织理论３．有关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４.最新趋势 １.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 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

心能力。核心竞争力 （一）.基本概念：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二）.观点基本：（1）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资源、知识、技术等的积累、整合过程。（2）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只有当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异质、不可模仿、难以替代的标准之时，它们才成为核心竞争力，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２．学习型组织理论彼得·圣吉1990年的著作《第五项修炼》从组织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战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动态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组织学习就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企业的成败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学习变得特别重要。作者也具体提出了成为学习型组织所必须具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系统思考贯穿于其他四项修炼的全过程，它整合其他四项修炼而成一体。对组织来讲，单独进行某项修炼并不难，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把这五项修炼结合在一起进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即:1994-1997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94－199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 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

工程管理专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展，具备工程技术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与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知识结构相接轨，专业方向涵盖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经营、工程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相关工作，专业覆盖面宽，从业范围广，社会需求大。

资格考证：EMCI）等。 发展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专业、国际工程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早些时候，国际上诸所大学院所中开设工程管理这门专业的也是寥寥无几，只是侧重于某些重点方面进行专门的专业教育，

高，将对工程管理专业及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挑战。如何使工程建筑在质量、监理的水平以及创意上有所突破，都需要工程管理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在建筑施工组织和技术、工程开发和经营、财务的滚动和回收、整体规划的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工程管理的升级和同步发展，以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业等等。 就业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产经营以及金融、宾馆、贸易等行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一专业涉及就业领域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较普遍。从银行证券到酒店宾馆，从建筑企业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急需补充大量的工程营造管理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场上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该专业就业领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管理、建筑、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侧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产经营开发，并熟悉中国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企业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政策，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完善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招聘外地人才细则》等政策，使外地专业人才留京之路进一步拓宽。享受政策优惠的人才包括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集团化、金融国际化和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 第一，跨国流动的巨额短期资本同实物经济越来越脱节，变化大大决于实物经济的变化，严重“虚拟化”，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因此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这种虚拟资本往往可以用较少的本金控制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千倍于己的资金，投向风险高、回报高、周期短的外汇、股票、期货以及衍生工具等市场。它们抓住某国经济结构中的弱点进行炒作和投机，且其流动不遵循实物经济的逻辑和规律，而主要受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左右。因此，表现为资本大规模的无序、不可预测的跨国流动；这种不受实物经济规律约束的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反过来对实物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更加活跃，高潮迭起。80年代以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在东道国新建项目来形成生产能力，进入目标市场。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跨国投资则主要以兼并和收购方式实现，并一次次掀起并购热潮。通过同行业并购，跨国公司强强联合，得以优势互补、增强实力，直接借助已有的资源和渠道迅速有效地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据

统计，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约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占20%。1997年以购并方式实现流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的58％，价值高达3420亿美元。欧元启动后，欧洲资本大市场的形成将迫使欧洲的企业、金融机构大规模合并重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资本追求利润和投资安全的双重属性，在跨国流动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外国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对投资地的安全和增值可能性进行评估和权衡的过程。从流向上看，约7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30％流向发展中国家，且集中在少数社会政治稳定、政策完善宽松、经济发展较快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90、1995、l99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高达79．3％、70．6％和68％，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分别为20.6％、28.l％和30.2％，且主要集中在拉美、加勒比地区和南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非洲的份额极小。 第四，随着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加快，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功及其持续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能否便捷而有效地利用东道国的本地智力和社会综合资源（相对于自然国是否具有鼓励开发创新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拥有具备创造和创新潜力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是否拥有相关的配套产业和企业群，是否具备丰富资源而言）来加强其适应市场的竞争能力。因此，东道的知识、智慧和信息等

资本在国际间大规模地频繁流动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

资本在国际间大规模地频繁流动已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金融自由化政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直观地看，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国际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各国福利。 同样，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对资本进行管制的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资本流入主要通过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很多资本交易受到限制。２０世纪末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逃，近年来又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因素，国际资本又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国。进入我国的长短期资本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加大了人民币潜在升值的压力，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别是，流入我国的投机资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我国经济发展之中，因此对提高我国资本使用效率的贡献并不大。 可以说，资本流动程度对一国稳定政策的短期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私人投资以及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的程度大小都与一国的资本流动程度有关。基于此，如果对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的强弱程度知之甚少，那么对经济运行就有可能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因此，评估资本流动程度对于决策者制定政策和预测政策效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我国资本流动的基本态势 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金融制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无疑会对资本流动性产生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一直比较低，但在１９９２年以前有一个明显的较快的上升趋势，在１９９２年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小的下降阶段，至１９９５年又呈现一个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渐进式改革进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改革前，我国基本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对资本账户进行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开放，所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之前我国资本流动性出现了较快的上升。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除了１９９４年实现了汇率并轨、１９９６年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措施外，１９９８年以后只是在原有法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完善，金融体制未见较大的改革措施，而且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采取的以计划审批、数量控制为主的严格的直接管理措施一直没有放松，限制外国对华证券投资和国内对外投资，所以资本流动性仅呈现一种稳定的缓慢的上升过程。即便是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也没有明显的加强。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一直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限制措施本来就很严格，在内外经济均衡发生较大冲突时期，监管当局只是对个别以前已经放松的资本项目重新实行严格管制。例如，２００２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为了控制国内金融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短期对外负债，监管当局对借入外债开始实行规模管理，２００４年６月监管当局制定了将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短期债务规模限制在经营资本５倍以内的限制措施。另外，尽管对资本账户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但是，在国际交易活动中，一些企业采取隐蔽的、非法的措施规避政府资本项目管制，使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指标稳步缓慢上升，在１９８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 比较分析及其引起的思考 摘要：频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总共发生了四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对这四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从成因背景、影响程度、各国治理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共性和特性分析，从而为我国经济在日后如何应付金融危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从历史进程来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普遍呼声，我国应当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分析探讨以前各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特点，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共通之处，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上面提到的四次危机都是近期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发展都有其自身深刻的背景原因。因此，本文分别从危机的背景和成因、危机的传递和影响以及解决危机采取的对策三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对上述四次危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中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有所启示。 一、四次金融危机简介 第一次是1992年9月的欧洲货币危机,又称“9 月危机”。是年9月,在欧洲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英镑和里拉、抢购马克的风潮,一时间,英镑和里拉对马克的汇价急剧下挫,在官方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英镑和里拉先后退出欧洲货币机制,实行自由浮动。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也受到重创。在这场危机中,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瑞士等国的中央银行向外汇市场投人了近10 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约60亿美元。欧洲货币体系因此面临自建立13 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它迫使欧洲货币体系在短时间内两度调整汇率,这就给欧洲货币体系乃至经济与货币联盟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次是1994岁末199 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 94年12月19日墨西哥财政部长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次日,政府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 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类型 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第8章：20世纪80年代小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20世纪8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问题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倡导的社区服务在全国普遍展开。90年代初期，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探讨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社区的渊源及内涵 一、社区的产生 社区概念的提出，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社区是指相对立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罗密斯第一次在译文中划分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提出社区和社会是有区别的。认为社区是自生的，而社会是结合的;社区是同质的或异质共生的，而社会则是异质的;社区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则是相对开放的，相互依存的;社区 往往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社会则是多元价值取向的;社区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而社会则是人们理性和角色的大舞台。 二、社区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的概念理解各有侧重，对社区的定义也是人人言殊，但对社区的地域性却是基本认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社区成为多学科学者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表述为“社区是若干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部分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也有的学者指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还有的认为：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地域内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可见，人们在概念的理解、定义的确定上各有不同，但大都同意在地域意义上使用社区一词。因此，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二节社区的特征及构成要素 一、社区的特征 社区的概念既然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那末它必然具有 以下几个特征。 1.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活动是在本社区内进行的，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各种生活资料，解决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以此建立了多种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社区，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此，社区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且包括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1、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兼并重组成为重要主题，新的管理 思想和技术大量涌现和应用，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重下降（围绕团队 和流程重组，以提高成本有效性、企业灵活性及反应速度）。查尔斯.汉迪的 生产率和利润公式：用原来一半的人，支付两倍的薪酬，创造三倍的价值。 2、技术变革与服务经济势不可挡。计算机从提高效率工具变成群众沟通、组织 学习、知识分享工具，网络及通讯商业应用导致一部分工作消失和产生、工 作方式变化，服务业效率提高支付高薪酬、相应提高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经济3、对个人及组织整体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必须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表现为能与企业区别、员工现有的知识能力（外在）、态度、动机、价值观、 行为（内在）等。 背景 4、客户的预期和期望不断提高。在传统基础上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应调整组织设计、领导技能，建立与客户满意度联系的绩效制度。此外，客户 概念延伸到组织内部。 的 5、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周期越来越短。职能型组织的审批制不能适应市场，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增加灵活性和效率，向员工授权，要求员工获得更多能力。变化 6、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供给和使用在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员工向智能型转变，对员工更大授权，员工学习新知识技能，承担更多风险，新员 工更关注发展、自主挑战。雇佣由终身承诺变为绩效契约。 1、组织设计与工作设计：职能型向市场导向组织结构转变，个体向团队转变。 2、沟通方式：垂直（决策方向单一）向平行（信息水平流动）。 管理 3、职业保障：靠贡献而不是靠忠诚。 实践 4、对待风险和错误：允许合理犯错误，要求承担风险。 的 5、创新活动：由专门部门到所有员工，要求持续创新。 变化 6、经营战略：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得有效率，做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事。 7、组织有效性的来源：从裁减人员、削减费用到提升质量和服务。 8、对变革的反应：由被动地使外部效应最小化到开拓外部市场抓住机会。 9、满足客户方式：注重客户潜在需求。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

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

我国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理论意义

我国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理论意义 经济二班梁巧杭 201221080213 摘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中国大陆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正文：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介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户应向国家上交的定购粮和集体经济组织提留的粮款等义务同承包土地的权利联系起来；把发包方应为承包方提供的各种服务明确起来。 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主要生产资料仍归集体所有；在分配方面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集体和家庭有分有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倡导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二．改革过程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中签署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端。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三．改革优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我国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第一，就全国来说，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低，主要是手工劳动，因此不适合大规模的经营，而将经营的单位划小到家庭，同这种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相适应。 第二，原来那种大规模经营下的集体劳动（改革前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农民评工记分年终分配）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很难准确统计，因而必然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以家庭为经济单位可克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第三，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动物、植物等生命体，劳动对象的这种特性要求劳动者有更强的责任心，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有助于这种要求的实现。所以，家

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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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冷战时代的结束，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的广泛普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人类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成为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著特征。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些体现时代特征的管理理论，主要有精益思想、核心能力理论、人本管理理论、组织扁平化理论、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和最新趋势。 一: 精益思想: ?精益思想的产生背景 精益生产(LP—Lean Producti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等专家通过“国际汽车计划(IMVP)”对全世界17个国家90多个汽车制造厂的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一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 ?精益思想 精益生产：企业把客户、销售代理商、供应商、协作单位纳入生产体系，同他们建立起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组成一个企业的供应链。 精益思想：是指根据用户需求定义企业生产价值，按照价值流组织全部生产活动，使要保留下来的、创业价值的各个活动流动起来，让用户的需要 拉动产品成产，而不是把产品硬推给用户，暴露出价值流中所隐藏的muda，不断完善，达到尽善尽美。 ?精益思想的五个原则 (一)根据客户需求，重新定义价值 精益思想的关键出发点是价值，价值只能由最终客户来确定。即价值只有在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 来表达时才有意义 (二)识别价值流，重新制定企业活动 识别价值流的含义是在价值流中找到哪些是真正增值的活动、哪

些足叮以立即去掉的不增值活动，即浪费。精益思想要求价值流域中的 各个企业重新思考其经营方法，共同发现浪费，消除浪费。 (三)使价值流动起来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如部门的分工、大批量生产等等。阻断了本应动起来的价值流。精益将所有的停滞视为企业的浪费， 用持续改进、JIT、单件流等方法创造价值的连续流动。 (四)依靠客户需求拉动价值流 理解拉动思想的最佳途径，要从一个实际客户表示对一件实际产品的需要开始，然后倒推至，把合意的产品交给客户所需要的各个步骤， 而不是把用户常常不想要的产品硬推给他们。拉动原则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能抛开预测，直接按用户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 (五)追求尽善尽美 价值流中浪费的步骤不可能通过一次改善彻底消除，浪费是被不断发现和具体化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当前的价值流状况设定一个新的 目标，重新开始流动和拉动的过程，发现和消除更多的浪费，不断地持 续这改边过程。 二：资源学派和核心能力理论： 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理论产生背景 1、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不满：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虽然提供了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说明了产业吸引力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决定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距并不比产业间的利润差距小，在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可以发现利润水平很高的企业，在吸引力很高的产业，也有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这些都是波特战略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另外，波特的战略理论还往往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缺乏经验或与自身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角化经营，这方面不少失败的案例也对该理论提出了疑问。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波特后来又提出了以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几乎涉及企业内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问题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战略重点，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启示

引言 (2) 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概述 (2) （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概述 (2) （二）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概述 (3) （三）两国贸易摩擦的特点对比分析 (4) 1.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特点的相似之处 (4) 2.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特点的相异之处 (4) 二、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比较 (5) 1.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原因的相似之处 (7) 2.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原因的相异之处 (7) 三、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措施比较 (8) (一)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及其后果 (8) (二)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及其效果 (9) (三)两国遭遇贸易摩擦应对措施的比较分析 (10) 1.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解决方式的相似之处 (10) 2.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解决方式的相异之处 (11) 四、对我国的启示 (11) 目录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引言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最为辉煌的时期。经过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此相反，美国经济却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这一时期，日美贸易顺差迅速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向纵深方向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手段，扭转局势，逼迫日本妥协，直接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化。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相似之处。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间的贸易摩擦也日趋频繁。本文通过对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分析中日两国遭遇摩擦的特点、原因、对策的相似性与相异性，从中获得日本应对摩擦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化解中美贸易摩擦。 就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也有学者曾对相关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卢艳辉《中美、日美贸易摩擦比较分析》（《求实》，2005）通过回顾七、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将两者进行相同点与不同点的比较。李文通《中日对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及美国不同政策的反应思考》（《当代经济》，2010），该文从日美贸易和中美贸易对比分析及美国对中日两国不同政策的角度切入，主要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概述 （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概述 至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国内经济繁荣，在出口导向经济战略的引导下，获取大量外汇，已连续十多年对美贸易顺差，并且数额逐年增加，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趋尖锐。“1970 年, 日本的出口贸易额为18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 6，而16 年后日本增至2108 亿美元, 基本上与美国的2173 亿美元持平。在1970 至1986 年的16 年中，日本的出口规模扩大了10倍，而美国仅翻了一番。”[1]在此期间，日美间摩擦范围也逐步扩大（见表1）。50年代摩擦的焦点是纺织品，60年代转而变为钢铁，70年代时，彩电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中心，80年代发生摩擦的对象则是汽车，严重触及美国国内的支柱产业。以汽车生产为例：二战刚结束时，日本的汽车年产量不足1.5万台，仅占同期美国汽车生产量的0.2%。至1980年，日本汽车生产量超过1000万台，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当时美国生产的汽车在日本市场仅占1%的份额，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竞技体育向职业化、高度竞技化方向发展。体育的目的、功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原有的价值体系，其间伴随的体育价值选择的混乱给体育道德建设带来许多亟待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如职业运动员的不道德行为问题，教练员、体育信息中介人等追求名利的思想与体育运动的“善”的背离，观众体育道德规范的界定问题等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些理论问题假如不从哲学的高度、从体育价值视角探讨，从更广的背景上认真地、战略性地加以审视，将不能高效、省时的促使体育现实从混乱走向健康有序发展道路。因此，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适时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必定能站在国内体育科学研究的前沿，廓清体育价值选择与体育道德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切实解决体育改革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体育价值即体育的功能（效用）与人类需要之间的主客关系。体育价值包括：（1）体育外在价值。包括：①体能的外在价值；②体育知识的外在价值；③运动技能的外部价值；④快乐的外在价值。（2）内在价值。包括：①体能的内在价值；②体育知识的内在价值；③运动技能的内在价值；④快乐的内在价值。判定体育价值的有三个标准：内在价值的标准；满足的标准；一致的标准。体育价值的属性有：（1）属人性和社会性；（2）客观性和主体性；（3）应然性和实然性；（4）局限性和拓展性。 借鉴价值哲学理论，从学理上我们可将体育价值选择定义为，体育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作用过程中，主体根据自己的内在尺度，对客体的属性、功能及其对主体可能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比较，以求用最小的代价取得对主体最大体育价值的过程。体育价值选择有以下特征: 第一，主观能动性；第二、中介性；第三，社会历史性。体育价值选择目标是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价值倾向的体现。是追求参与还是以获胜为第一要旨，是在竞争中凸显运动员个体价值还是在合作中彰显集体精神，是在公正的旗帜指引下下追求机会均等还是在公平的前提下忽略运动员先天的条件不平等，是重视结果还是卓越的表现。实践是检验体育价值选择合理性的最终标准。在价值论上，实践还是价值和价值关系的确定者，是价值标准的本质形式。价值选择的合理性标准，必须从以下四方面加以确定。第一，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是否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第二，逻辑上的一致性；第三，现实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第四，眼前利益和将来目标的一致。体育价值评价基础上的合理化价值选择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一，体育价值选择合理性的主体条件。其二，体育价值选择合理化的技术条件。其三，体育价值选择的过程条件。体育价值选择主体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