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个性浅析
张学良个性浅析
一提到张学良，人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西安事变”。而时下，关于张学良的书籍、评论也有很多很多，褒奖的，批判的，人们众说纷纭。其实无论如何，对待历史，我们首先要保持的态度必须是客观，事实就是事实，结果就在那里,历史已经书写。我们不必像骂一个罪人一样去侮辱他，也没有必要把他一生夸耀的那么传奇，只需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去透视他的人生，品味一个平凡人的功与过……
不过本文章中，笔者仅就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中的种种行为对张学良的性格特点做以浅析，发表自己的拙见。
“九一八”事件中——“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在“九一八”事件中，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丑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张学良顺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而之后，张学良却替蒋介石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自己一直默默地背负着骂名。后来人们那就把历史上的9月18号当作了国耻之日。
其实，在“不抵抗政策”中这个事件上，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是，蒋介石的强行指令，张学良不得抗命，只得奉命而为。二是，这属于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如果后一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觉得张学良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多少有些不成熟，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幼稚！日本人想挑衅，还害怕找不到挑衅的理由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而张学良却着实用了忍这一招，想通过此种办法来息事宁人，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直接让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了大便宜！如果他能够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即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张的独立军阀身份以及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
西安事变的前后
事变前——“先捉了再说”
1936年12月12日，在张学良对蒋介石数次哭谏无果后，在蒋介石对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此，出现了转折。
事实上，就张学良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多少深谋远虑，更没有细细想过发动西安事变后自己的出路与安排。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
宣布他要“扣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却回答，先捉了再说。
这么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出来张学良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无畏，这只是他太过年轻，太过鲁莽所致，这是他在顽固的蒋面前无措了之下举。他没有想过，如果兵谏失败了该做何打算。这实在是太冒险了！
兵谏后——毛泽东：“张学良年少轻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将既然答应了抗日救国，就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衷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于是他就在共产党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走了蒋介石，自己也竟然同往！
周恩来努力赶到机场时想追回张学良却已经赶不上了，无可奈何的感叹道：“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样旧戏看坏的，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呀！”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毛泽东会见李宗仁派来的特使刘仲容时，也深表惋惜地说：“张、杨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力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用事，赔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报复。”蒋介石也曾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监禁期间——"他们对我很好"
在后来的采访中，当记者问到蒋介石在监禁他期间的生活时，他说：“委员长和夫人对我都很好，他们很关心我。”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从以上各个事件的细节中，我们能看得出来：张学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思想单纯，略带鲁莽的人。他的孩子心性和头脑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是完全行不通的。胡适评价说：“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过归过，谁能无过。我们终究还是抹杀不了“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更不能因为张学良的一点点缺陷而否认了张学良对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毕竟，我们也曾为他赤诚的爱国之心所激励过，我们还曾为他数次哭谏的坚持而感动过。尤其是张学良在回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
“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导，人纵有所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所当然，情不自已，亦以深仇未报，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以日夜隐忍希冀者，唯在举国
一致之抗日而。”
“西安事变”以及此前东北军与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建立的统战关系，是
张学良对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当时的抗战局势将向何方发展确实难以预料。如果没有这些，那么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能否在陕西立足并取得日后的迅猛发展也很可能是个未知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不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而且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诗人《题张学良将军第一幽禁地》诗：
为邦兵谏死何哀，
臣道终缧不世才。
苍坡受旨观书处，
抗日频传捷报来。
——《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这首诗也简洁而深刻地反映了将军兵谏目的和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所付出的牺牲及其历史功绩。
浅谈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张学良
浅谈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张学良 发表时间：2018-08-22T17:19:23.693Z 来源：《防护工程》2018年第8期作者：张学良党磊杰[导读] 地铁建设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存在安全故障。鉴于此，本文就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 张学良党磊杰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建设分公司陕西西安 710000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方便出行，很多家庭都购买了私家车，从而使得城市的交通堵塞现象日益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地铁在很多城市中成为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经过时间证明，发现城市中地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的城市交通拥堵的现象。但是地铁建设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存在安全故障。鉴于此，本文就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关键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主要因素 1导言 地铁是我国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工具的主要工具之一，对其建设发展可以很好的分散客流量，缓解交通压力，通过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用更好的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但是地铁施工过程存在很大的复杂性，所以影响其质量安全的因素也就非常多，故而为保证其整体工程质量安全，就要求我们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必须要认真分析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做好对其把控工作，以最终促进城市地铁工程以及城市经济建设水平的更好更快发展。 2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2.1原材料不合格 地铁盾构施工过程中用到的原材料很多，并且很多材料是其他工程中没有的，如管片、管片螺栓、管片止水条、各类注浆材料、盾尾脂、润滑脂、水玻璃、构配件等。这些施工原材料的规格和品牌各异，其质量指标如何直接关系到城市地铁的施工质量。调查发现，国内外很多地铁事故是由于施工原材料不合格引发的。如水泥或粉煤灰等注浆材料不合格，将直接影响管片背后的注浆效果和承载能力，严重的危害地铁施工质量安全。再者，一些管片设置密封垫的沟槽部位的混凝土振捣不密实，有很多气泡，这样的管片安装后常常会出现漏水。 2.2施工组织不合理 和隧道工程类似，地铁工程也属于地下工程的范畴，并且相对于隧道工程来说，地铁工程的系统性更强，更需要多专业的配合协调，因此合理的施工组织不仅是保障地铁工程施工进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也是保障其施工质量的关键环节。很多地铁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坍塌事件大多是因为施工组织不合理引发的。例如，未合理调节盾构螺旋输送机的转动速度和千斤顶的推进速度，就无法准确地调节输送机的输送土量、刀盘转动速度、切削扭矩、千斤顶推力，从而无法准确地换算出盾构推进开挖土方量，从而导致体存储仓中的土压无法和土层中的水压平衡，引发开挖面支护失效。再如，未及时对盾尾进行注浆处理来填充衬彻外围产生的建筑空隙的话，就容易引发地铁附近地面的沉降破坏。 2.3施工工艺不规范 和其它土木工程相类似，城市地铁的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都是由很多工序组成的，而每一道工序都有其特定的施工工艺，只有所有的施工工艺都到位、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才能保障整个城市地铁工程的施工质量。在城市地铁的质量安全事故案例中不乏很多是由于施工工艺不规范引发的。而很多施工单位就是由于不重视一些小的施工工艺或者施工细节，才会酿成大祸。如，在盾构设备推进之前，未调整好盾构和管片的姿态，导致管片拼装时管片间发生错台，相邻管片之间的止水胶带没办法紧密贴合，从而引发管片漏水，而这种现象常常会一连出现好几环。 2.4现场监督管理不到位 地铁施工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其主体方——施工单位认真负责地施工，同时还少不了业主、设计、监理、检测、监测等单位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监理、检测和监测单位，需要严格按照规范及合同要求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才能使得城市地铁的施工质量在可控范围之内。而现实发现，国内很多地铁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明显不到位。一方面由于施工队伍的垄断现象使得整个隧道、地铁施工市场风气不佳，施工单位本身对施工队伍的管理能力骗弱，常常出现“管不动”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理、检测和监测等单位岗位责任缺失，甚至有的项目施工、监理、检测和监测单位“实属一家”，这些单位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类质量、安全隐患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场管理力度严重不足。 3地铁施工质量管理措施 3.1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工程建设的安全是人们广为关注的问题，为了确保地铁建设工程的安全性以及提升地铁建设工程的质量，就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施工作业，并且需要各部门配合做好监督工作，对于施工中存在的不符合施工要求的情况，应该及时予以制止，并对其加以改进，确保施工建筑能够按照计划工期有效开展，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施工安全以及确保工程质量。 3.2下穿管线施工保证措施 （1）在进行地铁工程施工作业之前，应该做好对施工现场周围管线以及车站上方的检查，并且在管线所属单位的协助之下，了解到管线布设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管线布设的特点对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对污水管、雨水管以及热力管线的漏水情况进行探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增设防水内衬、洞内导流等处理措施，同时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定向注浆技术，能够起到保护管线的作用。（3）对处于电力沟中的管线，在施工之前应该先对管线的工作情况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监测，同时还应该在管线所属单位的协助之下，提前做好管线的抢修计划，防患于未然，才能掌控施工中存在的各种局面，从而确保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4）燃气管以及上水管存在压管线，因此，应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在施工之前完成紧急演练，根据演练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来备足抢险物资，从而在遇到危险时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掌控。
近代史人物资料
此资料仅供参考 慈禧，林则徐，吴佩孚，段祺瑞，徐向前，陈毅，林彪，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毛泽东 曾国藩-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清朝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平民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思想——明用孔孟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 ?组建湘军?大战太平军?攻占南京?追剿捻军?主办洋务? 天津教案 （1）按阶级立场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曾国藩是有过的，而且这个过很大，因为曾国藩在打倒太平天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所以，曾国藩的过失或者罪责是延续了封建社会，延续了满族人主政的清朝。 （2）从国家利益而言,他是功不可没的大功臣;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强大了军事力量,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例外,曾国藩的文才 也很出色,为后世留下了一笔财富;如果不是因为乱世,也许他会成为
一个像鲁迅一样的文人让人永远记住;但他用他的方式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影响了整个中国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李鸿章大家自己查查我就不总结了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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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安事变始末 摘要：西安事变的爆发，绝非是偶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本身所处的特殊情况下，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促使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统一抗日战线，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西安事变前期的中国政治局势紧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际舆论也是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西安事变所造成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也开始出现了转折点，对西安事变的实木进行深入研究，更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关键词：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 正文：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满硝烟战火四起，太平安宁已经离去。法西斯政权已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法西斯主义向人类社会公认的正义和准则开始了疯狂的践踏。也对西方大国首肯的原有“秩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但西方大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任然没有根本改变，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抗争中，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们读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如七十四年前，在总过近代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促使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 1936年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十三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于是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12月4日蒋介石和其他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人施加压力。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就将二人的部队调往陕甘前线，二、不服从就将张学良部队调往福建、杨虎城部队调往安徽，退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和其他十多名军政要员，通告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各国的态度是：日本，既无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山洞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花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联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法、意、德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愿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总过共产党起初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人呢为，下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她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统一抗日开辟道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车工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检定的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各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开使张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用到“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东北军士兵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促使张学良组岸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张、杨的强烈爱国心。蒋介石的顽固不冥等，都导致了西安事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以前，听到的有关张学良的事情和评价，有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更是很多，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教科书里，也没有对他的歌功颂德，反倒是认为他是国民党军的头子，做了很多危害国家、共产党的事情。我总觉得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否有些过于偏颇了。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张学良的资料和大家对张学良的评价。发现，果然如此，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纨绔子弟，做人风流等。他所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可以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但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但只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不客观评价。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英雄。 张学良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比如：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但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最为著名的“西安事变”，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西安事变使得和平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不仅从危 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事变发生后，少帅却被蒋介石判刑，囚禁；受到蒋介石的监视长达50年之久。可以说，少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难得的牺牲。 在今天看来，无论张学良是服从于国民党也好，服从于共产党也好，他始终是坚守着自己的爱国热情。比如，在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二十一条”运动；从参加内战之时起，他就开始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力主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力主对外征战的思想与主张，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工作；1928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发动东北易帜；1929年7月挑起“中东路事件”，发动“抗俄战争”；1930年9 月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中国“再造统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醒悟，坚信惟有联共抗日才是出路。这些都说明了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他真正是一个爱国将领，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
浅谈精、气、神
浅谈“精、气、神”与中医养生 明新杰 所谓“精、气、神”，是我国传统中医学和临床施治常用的术语，也是道教内丹学术语。从渊源上看，其概念均发端于先秦哲学与医学。自古以来，对“精、气、神”的保养，一直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人体养生之根本，是维持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意思是说，精致的气凝聚而成物形，气魂游散而造成变化，考察物形的变化，这就能够知晓“鬼神”的真实状态。在上古哲学中，不仅有“精气”的概念，而且有“精神”的概念，《庄子?列御寇》在描述“至人”的生活状态时即使用了“精神”的术语。在《庄子》中，“精神”指的是人的“心志”。战国以来的“医家”既使用“精气”概念，也使用“精神”概念。如《黄帝素问?生气通天论》即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这里所谓“阴”指的是蕴藏“精气”的脏腑（即五脏指心、肝、脾、肺、肾；六腑指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其中“三焦”是按脏腑部位和功能分为三个部位：心、肺为上焦，脾、胃为中焦，肝、肾、大小肠、膀胱为下焦。），而“阳”指的是保卫脏腑的外围组织，即卫、气、营、血（卫、气、营、血，即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证这四类不同证候。当温热病邪侵入人体，一般先起于卫分，邪在卫分郁而不解则传变而入气分，气分病邪不解，以致正气虚弱，津液亏耗，病邪乘虚而入营分，营分有热，动血耗阴势必累及血分。在《素问》看来，脏腑必须平和，而外围组织则应坚固而不泄漏。如果脏腑与外围组织不能配合，则精气就耗散不能生存了。故中医常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若形神俱损，精气耗尽，人的生命就终止了。 传统哲学与医学的“精神”与“精气”概念，又被道教所吸收，并且重组而成“精气神”。道教内丹学称精、气、神为人的“三宝”。“精”指的是构成人体生命组织的精华，这种精华可以从先天与后天两个层面来理解。“先天之精”，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又叫做“元精”，它是本原性的精华，“后天之精”指的是人在性交时所射出的精液。与“精”相对应。“气”也有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先天之气”是人体原发性的“气”，故而有“元气”之称，它体现了先天原火的推动。至于“后天之气”指的是呼吸之气，也就是宇宙空间外在之气，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呼吸之气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必须通过“神火”的温养才能成为内丹修炼的能源。“神”在内丹学中，也有先天与后天之别。“后天之神”指的是“识神”，它的作用是认知与分别，这种“识神”对于学习知识是有用的，《道德经》称“为学日益”讲的就是如何通过“识神”的作用来增加知识；但就内丹修炼来讲，必须靠“先天之神”的观照。这种“先天之神”又叫做“元神”，它是人本来的自我慧光，元神之观照，是一个减损识神的过程，老子《道德经》称“为道日损”，就是排除识神的干扰，从而进入无为的直觉状态。这样，元神观照，而“后天之气”转换为“先天之气”，于是元精培补，生命便焕发出恒久的青春。古今人们常用的词如养精蓄锐、精力充沛、精神焕发、精神饱满、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气宇轩昂、气壮山河、浩然正气、神采奕奕、神出鬼没、出神入化等等，都是用来形容具有“精、气、神”内涵的人的。炎黄子孙皆应具备精、气、神，所以，我们的祖国大地向称“神州大地”。 已故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读黄帝内经谈智慧》一文中，对“精、气、神”的简述为：“天之在我者，德也”，上天是什么？形而上的。“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即上天给我们生命的功能，地球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而“随神往来谓之魂”，脑的思想叫魂；“并精而入者谓之魄”，魄是睡着了的那个气，往下面去的叫做鬼，往上冲的叫“神”。同时，南老又总结出了“心、意、志”三个词，论述得非常精辟。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精、气、神、心是分开的。心，就是我们能够思想、记忆、能够作用的能，心字上边那三个点，就代表精、气、神。可见古人造字时很有智慧。故“心有
张学良读后感
在中国没人不知道张学良将军，但是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对张将军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很多人甚至用很恶劣的语言攻击张将军，把很多不实之词加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我善意的认为，这些人是历史盲，而不是别有用心。 如何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过呢？ 恐怕周总理说的“千古功臣”四字最能概括吧。 说张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非说张将军是无瑕的完人，相反的，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纨绔子弟公子哥的习气，谁让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呢？谁生在那样的家庭，大体都得吃喝玩乐吧。有人说他吃喝嫖赌抽俱全还活了100多岁如何如何，呵呵，这是小事，说说权当玩笑了。真正让张将军处于风口浪尖的，无非两件事，一是918，二是西安事变。 918事变，无需多说，传统上我们都说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不许抵抗的密电，但是最
近几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蒋介石没有发这样的电报，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其实，无论有没有蒋的密电，张学良在这件事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是必须承认的。作为守边大将，当时北中国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面对敌人的侵略不奋起反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想在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自己也深深的自责，否则就不可能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张将军有他自己的过错，那么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是怎么处理918的呢？他有抵抗有反击吗？他面对侵略的态度是什么？ 不也是坐着看，然后祈求国联的调解？丝毫没有一点反抗外辱的气节。所以说，918事变由一个突发的事件继而坐实成为东北沦陷的事实，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 西安事变，也是传统说法和新派说法互相冲突。新派说法的种种。但是我想这些用种种猜测质疑张学良将军的人，把张学良看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我看各种张学良的事迹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忠厚非常善良的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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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赞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戎马征战，后半生却遭幽禁。谈到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九一八事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年少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父亲母亲的影响，也让他有了正直、冷酷、坚强的一面。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喜欢开玩笑，平时则和蔼、平易近人，在公事上就刚烈正直，就是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却也真真实实地谴责自己是罪人。如此谦卑恭谨、正气浩然、明敏坚定、待人真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然而他却也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饱受非议，从不同的政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利弊各不相同。可是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义。 张学良和他父亲张作霖是不一样的，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厌倦军阀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度。在西安事变后期送蒋宴会上他曾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他生平一贯的主张就是拥护国家的统一，他坚决反对内战，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内心会非常难过和内疚，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西安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是对此的最好体现。同时，他也痛恨日本，绝不卖国，绝不事仇，曾立下生做抗日雄，死成抗日鬼的豪言壮语。对于“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我相信那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也不愿意同胞受苦、惨遭蹂躏。在面对各界声讨与谴责时，张将军说“丢失东三省，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奉命这样做的。”此话看来或多或少都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然而其后续做法却又让人看到了其真诚痛苦之处。“学生爱国无罪，如果有学生冲进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此般委屈求全，内心苦痛无人能解，足见其心胸宽广和对人民的爱护。 提到张学良，我还是不想避讳其风流韵事。我认为，一个男子能吸引如此多女子为其倾心，足显其魅力所在。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能反映其少年功成，才华非同一般。如此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引佳人倾心反倒不正常了。可以说，他一生功大于过，赞扬多于贬斥，我们还是应该以民族英雄的角度来对待他。
张学良人物评价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
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
浅议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的发展
浅议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的发展 发表时间：2016-08-12T15:44:11.820Z 来源：《文化研究》2016年3月作者：郑凡 [导读]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处在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和争夺利益的中心，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郑凡 西安市西安事变纪念馆陕西西安 710003 【摘要】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它的成长发展与我国近现代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采取各项措施，使东北大学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大学之一，为中国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张学良东北大学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处在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和争夺利益的中心，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一、东北大学的创建 东北大学的创建最初缘于时任奉天省教育厅长谢荫昌 的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得到了当时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重视。1921年，奉天省议会商议创办东北大学，日本驻奉总领事落合谦太郎闻讯即到大帅府抗议：“你们要想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科；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学法可以到日本去，我们可以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张作霖听后很生气，说道：“日本人反对，我们必须办，而且要快办。”在他的推动下，奉天省议会于1921年一致通过创办东北大学的决议，1922年，大学筹备委员会决定，原沈阳高等师范改办理工科、原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办文法科，任命王永江为校长。1923年，奉天省公署正式颁发了“东北大学之印”，从此，东北最高学府——东北大学正式成立。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后，张作霖长子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同年7月兼任东北大学校长。 东北大学自创立起，办学宗旨就很明确：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东北大学就是为了改变东北文化教育落后状态，培养高索质人才，抵御列强的侵略的需要而创办的。张学良任校长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锐意谋求东北大学的建设发展，使东北大学在短期内一跃成为全国有名的最高学府之一，创造了东北大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 二、张学良期间东北大学的发展 第一，注重校园建设。东北大学创办之初，校舍设在 沈阳大南关原沈阳高师和沈阳文专的校址上。随着学校的发展，原有的校舍已不堪用。王永江任校长期间，即选了风景秀丽的北陵作为东大的新校址，建筑新校舍。理工科的师生随后迁入，称北校，而把旧址叫作南校。张学良到任后，认为东北大学校舍分为南北两部，不利于集中管理，也不利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为各项工作开展带来不便，因此提议南北合校。后校务会议决定，在北陵校址上实行扩建计划。这项计总计耗资500余万元，因省库无力全部承担，张学良慷慨解囊，捐资180万元。大力建设教学楼、体育场、化学馆、纺织实验室、图书馆、教授俱乐部、大礼堂等，建筑规模之大，在国内首屈一指，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购置之多，堪称国内大学之冠。 第二，广聘名师。为加速东北大学发展，培养人才，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拨150万元作为学校常年经费，远超过同期清华大学的120万元和北京大学的90万元教育经费。张学良特别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礼贤下士，以高薪礼聘专家学者到校任教，当时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300元，而“东大”教授月薪360元，最高可达800元。一时名流学者云集东北大学，不仅有诸如思想家梁漱溟、文法专家章士钊、俄文翻译家曹靖华、数学家冯祖荀等学者大家，也有心理学家陈雪屏、体育专家郝更生等当时稀缺专业方面的归国名家，建筑学界泰斗梁思成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大批名家学者在东北大学执教期间，东北大学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第三，注重实践，服务社会。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后，进一步把东北大学办学宗旨明确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促进国家现代化，消饵邻邦的野心。”东北大学创办的同年冬开始筹建东北大学工厂，当时的奉天省公署通过东北大学两次为其投资约国币170 万元，投巨资建设一个大学附设工厂，和张学良重视发展教育的理念和培养实用人才的目的是分不开的。他对东北大学办工厂的原因作过明确的解释：“大学设工科，于是需要工厂。大学之工科将研究高深之学理，蕲响于发明与改良之域，故不以知所当然能运用之为已足，然必于已知者知之真用之熟，而后以于求所未知，此实验工厂之所以不可缓也。”东北大学工厂自其创办时起就多次申明“主要是供大学工科学生研究学术、实地练习之场所”。工科各专业的学生通过工厂学习，达到研究学术、增长知识和才干的目的。同时，东北大学工厂充分利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积极服务于社会。工厂承接全国机车的维修，铁工系统和印刷系统的经济效益显著，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经费。这种大学附设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促进生产发展，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 三、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大学 毋庸置疑，在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东北大学不论是教学、师资、校园建设方面都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其“学术自由，开放灵活”，办学成绩显著。西安事变后，中央政府重新任命代校长开始对东北大学进行接收，许多学生老师纷纷南下投汴，各分校自顾不暇，最终并入中央政府教育体系，成为“国立”东北大学。张学良此时虽已身陷囹圄，但他依旧心系学校，除托友人转令学生专心上课外，还将学校在平交行所所存基金三万五千元提用，“可维持该校一年之用”，缓解东北大学当时紧张的经济状况。 1993年，东北大学恢复校名，张学良受邀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并接受“东北大学名誉校长”的聘书，遥祝东北大学“多育英才，振兴中华”。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张学良在中国统一事业上的历史功绩
第29卷第1期2006年2月 鞍山科技大学学报 Journal of Ans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9No.1 Feb.,2006张学良在中国统一事业上的历史功绩 傅金亭 (鞍山科技大学政法系,辽宁鞍山 114044) 摘 要:在抗日爱国和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东北易帜,实现国家 统一;干预中原大战,再造国家统一;发动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直到晚年,仍心系 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关键词:张学良;抗日;爱国;统一;反对分裂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4410(2006)01 0073 04 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爱国思想的特点是:强烈的抗日爱国信念和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情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他短短8年的政治生涯中,1928年,力主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军阀16年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1930年,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结束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再造国家统一; 1936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这三件大事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建立了名垂千古的历史功绩。他身陷囹圄50多年,爱国之心不改,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反对分裂,企盼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其情十分感人。 1 力主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 192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这时候,年仅28岁的张学良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需要他做出正确的判断。首先,是日本的威胁和利诱,他们逼迫张学良搞 东北自治,以达到他们控制中国东北,进而建立 满蒙帝国的目的。他们反对东北易帜,威胁如果张学良要归服国民党,改旗易帜, 大日本也决不会坐视[1]。进而又进行赤裸裸的利诱,声称 张将军如果有雄心壮志,在东北建立一番大事业,日本决意全力支持[1]。张学良的日本顾问土肥原更加无耻,竟然劝说张学良当满洲的皇帝。其次,南京国民政府不断派人劝说张学良易帜,实现全国统一。另外,东北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张作相、杨宇霆等老派人物反对易帜,认为那样东北就会进退失据,听凭蒋介石摆布。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张学良从抗日爱国思想出发,做出正确判断,毅然决定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1928年7月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军事行动,7月10日,张学良派人面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示服从三民主义,希望国家统一。这期间,日本多次出面干涉,宣称将以武力制止或将发生重大事件,张学良不为所动,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全部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和内部阻力,坚持东北易帜,这是与他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与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他认为 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他还认为 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免遭 豆剖瓜分的局面[2]。他的妻子赵一荻说得更清楚: 所以当他的父亲在皇姑屯被日本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 收稿日期:2005 07 22。 作者简介:傅金亭(1941-),男,山东德州人,教授。
浅谈中原大战
浅谈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在中国发生，中国国民党内北伐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亲国民党军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夺权挑战蒋介石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共产党称之为蒋冯阎战争，或蒋冯阎李战争。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一、中原大战的背景及原因 1、1926年国民革命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到1928年6月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垮台后﹐标志着北洋军阀失败而国民革命军胜利而告终。 首先来看一下中原大战前整个局势：总而言之，整个局势并不能使蒋介石乐观。北方奉系张作霖尚盘踞北平；冯玉祥拥兵数万坐镇西北；阎锡山“座晋为王”；李宗仁在广西独树一帜，这些新军阀都各个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大有“逐鹿中原”以独占中华之势。 因此，蒋介石为了争取人心，首先打起继续“北伐”的旗号，以中央名义在徐州势师，还“自封”中央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又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任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司令，还任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司令，这几乎网络了所有的新军阀，决心和北洋老军阀奉军张作霖决一死战。这次，冯、阎、李等地方新军阀之所以甘愿屈居蒋之下而出战，其实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军权而暂时集结凑合在一起。于是一次新旧军阀的大厮杀开始。 2、蒋介石统领新军阀的“北伐”，实质是打倒了旧军阀，造就了众多新军阀。 其结果确实是打倒了奉军旧军阀，却造就了众多新军阀，权势和矛盾随着这批新军阀势力的再分配，这些新军阀就像埋在蒋介石身边的众多的地雷，随时可以爆炸，这种新军阀各自势力的恶性膨胀，最后必然导致他们之间总决战——这就是逐鹿中原的“中原大战”。3、新军阀派系林立，混战炮声不断，各自征用民众人力、物力进行战争，人民苦不堪言，严重威胁中央军的统治地位与国民政府的经济。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述-张学良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述——张学良 14国本一班孙晶洁 20141207021023 【摘要】：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多少名人将士禁不住时光流逝，被紧紧凝固在那个特定时空。张学良则不然，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的远见卓识，到东北易帜的毅然决然，再到九一八事变的愤懑妥协，再到西安事变的民族情结，还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以及颇受舆论喜爱的所谓“情感纠葛”···“少帅”一直被历史推到最前面，收获鲜花掌声的同时，也经历着心酸与隐忍的无奈。纵使有过各种非议质疑，但始终不变的是人们对他爱国情感和民族英雄的认知。 【关键词】：民族英雄；青年时代；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晚年 一、青年时代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辽宁海城人，生于一九零一年六月一日，奉系大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1906年~1920年，先后从师辽西名儒崔名耀，金梁，白永贞，徐启东，战术教官郭松龄。1920年4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团长，六月晋升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1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惟一取胜的部队。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
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可见，青年时代的张学良已初步显现出了极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领导力。 二、东北易帜 1928年，在父亲张作霖于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后，继承父业，主政东北。当时，有两条路可供抉择：一是屈服于日本，投靠日本以保护东北“独立”；二是改旗易帜，归于国民南京政府大麾下。张学良毅然选择第二条路:12月，不顾日本和亲日派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把共和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东北易帜，促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剧和几百年来东北地区长期身份暧昧不明的局面，东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与关内密不可分，强化了东北是中国的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这样一个主题。 此举，政治头脑清醒的张学良基于民族大义,出于爱国之心,实现了国家的南北统一,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他在易帜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
内容摘要：摘要:张学良在完成东北易帜后,在内政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杨常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为政的大忌,专横跋扈,恣意妄为,不以主帅为重。但考诸事实,杨常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之所以以中世纪喋血功臣的方式枪杀杨常,主要是受人挑拨,特别是日本人的离间,让张学良感到恐慌。枪杀杨常是未经过任何法律和程序的,枪杀杨常后对东北政局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张学良枪杀杨常既反映出他具有政治家非凡的决断能力和气魄,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还有不自信的一面。 关键词:张学良;杨宇霆;常荫槐;杨常事件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是东北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张学良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张学良为什么枪杀杨常?杨常为何被杀?杀后罗列的罪状是否属实?杨常被杀后对东北政局有着怎样的影响? 又该如何评价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研究张学良及东北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杨常被杀经过及公布的罪状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张作霖执政时期都曾担任重要职务。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幼时有“过目成诵之才”的赞誉,1904年,考中清朝末班科考秀才。后就读奉天省立中学堂,一年后即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学成回国后,历任炮兵队队长、管带,东三省讲武堂教官,陆军部一等科员,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管带、弹药队长、厂长等职。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后,杨长期充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等要职。 常荫槐,原籍是山东省寿光,后迁至吉林省梨树县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此后,随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员,1921年,随许兰洲部剿匪,任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许兰洲骑兵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张作霖任命为军警执法处处长。此后经杨宇霆推荐出任奉天全省清乡总办,1925年出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1928年7月,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同时仍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如果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可将所有铁路纳入管辖范围之内。杨宇霆已将成立公署的文件拟好,由常荫槐出任公署的督办。张学良说,这件事涉及外交,应慎重考虑,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引起外交上的纠纷。应当说,杨常主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目的,是出于维护铁路权益和主权。而张学良主张暂缓进行,是出于东北政局的稳定,双方对此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分歧。杨宇霆当时坚持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张学良不露声色地约他们晚餐后从长计议。当晚19时左右,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一同来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刚刚落座,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六名卫士,就破门而入,六支手枪同时对准杨常二人。由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杨常闻言, 顿时木然,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分别由两名卫士按住,分别由两名卫士从头部向下开枪,结束了两人的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张学良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众听此言,惊愕不已。张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郑“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