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影响与叶圣陶童话
渝州大学学报表(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J OURNAL OF YUZHOU UN IV ERSIT Y总第50期外来影响与叶圣陶童话Ξ
张金玲
(兰州师专中文系,陕西省730070)
摘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对封建文化的彻底否定,在美国教育家杜威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父为子纲的传统观念被儿童本位的新的儿童观所代替,这种新的
以儿童自身为中心的儿童观,呼唤着一种新的适合儿童心理的、儿童能看而且爱看的新的儿
童文学作品的出现。这一要求,使传统的儿童读物成了历史;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推行和新的
教育制度的实施,无疑又加强了这一趋势,共同造成了当时儿童文学作品奇缺的现象。传统
的儿童读物无法满足这一新的要求,新的适合儿童需要的文学作品又一时难以创作出来。要
解决这问题,近代社会启蒙运动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规模的对西方文化的译介,无疑
为此时的人们提供了绝佳的启示,于是,他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域外,而在众多的儿童文学作
品中,童话以其神妙变幻更受译介者的关注,从而在现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童话
译介高潮。
关键词 叶圣陶童话翻译创作
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外作品的译介,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包括民间童话和艺术童话的童话伤口的翻译。这是译介中最主要的部分,几乎世界上所有著名的童话作家,无论是作为民间童话收集者的贝洛、格林、孟代、豪夫,还是作为艺术童话创作者的安徒生、王尔德、爱罗先珂、卡罗尔、科洛迪、小川未明等,他们的作品都得到了翻译。并对中国现代艺术童话产生了深刻影响;一类是动物故事和寓言,因为它们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与童话具有共通性,在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早期,在童话未有明确定义之时,也被作为童话作品进行了翻译,世界著名的寓言大师伊索、克雷夫、拉封?丹、梭罗古勃的寓言都得到了翻译。此外中世纪动物故事《列那狐的故事》,以其动物形象的丰富性、独特性,更是对现代拟人童话产生了影响;再一类就是一些小说和适合儿童阅读的非儿童文学作品,如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泰戈尔的《新月集》、马克?吐温的小说等,这些作品就体裁上来说,与童话差别较大,但它们的译入,还是对现代艺术童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作品尤其是前两类作品被大量译入,一方面满足了当时儿童对文学爱好的需要,满足了儿童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也在中国文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充满瑰丽色彩和异域情调的新天地,为他们进行新的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创作提供了借鉴与启发。
民间童话是世界童话的起点,代表抒情的艺术童话就是在对质朴自然的民间童话进行搜集、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在铺天盖地的译介高潮中,王子公主的形象、魔法宝物的情节、三段式的结构、质朴自然的讲述方式比比皆是,固定的三兄弟式、
Ξ收稿日期:1998—09—14
灰姑娘式等民间故事情节,被众多的具体情节各有不同但基本情节相似的作品不断重复,一方面造成了当时童话界的热闹景象,一方面又限制了当时作家进行童话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因而当时的童话界,童话形象要么为王子公主,要么是拟人的动物,即使主人公变成了中国的孩子,同样也少不了魔法宝物的情节,这些使中国早期艺术童话带有了浓重的洋化意味。例如,中国最早的《童话》丛书是我国对童话的最初尝试,它从1909至1921年,共出版了三集一百零二种,其中选自中国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的有36种,取自外来民间故事、童话名著、小说的有六十多种,外来故事超过了其总数的一半,这些故事多取自贝洛、格林、豪夫、安徒生等的童话,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和中世纪动物故事《列那狐的故事》,以及其它一些寓言故事。由于其主要编撰者孙毓修、茅盾、郑振铎等自身条件和外部社会氛围的不同,他们对这些外来作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加工和处理,孙毓修的意译、茅盾的编译、郑振铎的译述体现了各自不同的风格,而且从意译———编译———译述,自我创作成分逐渐增强,越来越少了对外来作品的依赖,但一个“译”字却早已规定了他们的作品,无论在人物、情节、结构,还是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的洋化意味。这种洋化意味,同样在1922年创刊的主要儿童刊物《儿童世界》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一切世界各
,如果是迎合中国儿童的,我们都是要尽量采用”①,这是作为主编的郑振铎的主张。因而在他主编的这一年里,《儿童世界》上刊登了大量的外来童话故事,对于这些外来作品,他认为“童话为求于儿童易于阅读计,不妨用重述的方法来移植世界重要的作品到我们中国来”②。因而,重译,也就是译述是当时处理外来作品的主要方法。这种译述是在保存原作的故事和思想基础之上的一种再创作,它为作者进行独立创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在童话译介大背景中产生的叶圣陶童话,一开始就体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在他的童话作品中,现实生活中普通的下层人物,如车夫、乞丐、卖唱女、木匠、邮差、稻草人代替了当时童话作品中最常见的王子公主形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代替了奇、险、怪的魔法咒语,因而,他的童话被认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③。但仔细研究叶圣陶此期的童话作品,我们还是从中发现了浓重的外来影响痕迹,这是以翻译、摹仿起步的中国现代早期艺术童话的必然命运。
叶圣陶曾说过“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一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④外来童话的影响,不仅使他有了试一试的念头和行动,从而产生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本自我创作的童话集《稻草人》,而且在他的具体创作中,从内容、结构、语言和意境等都有所体现。
首先,在童话内容上,叶圣陶最初的几篇童话,如《小白船》、
《燕子》、
《芳儿的梦》、
《梧桐子》等摆脱了天鹅型、灰姑娘型、睡美人型的模子,甩掉了王子公主及拟人的动物等各种常见的动物形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这里,他着力描绘的是儿童世界的纯真浪漫和梦幻般优美的大自然,表现的是温馨的爱的主题。如红的花、绿的草、清澈的小溪、美丽的小白船,以鲜艳的明朗格调,构成了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洋溢着作者刻意点染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小白船》),可爱的芳儿为了表达对母亲比海还要深的爱意,终于在梦里找到了一串星星做成的项链,献给妈妈做生日礼物(《芳儿的梦》)。早期叶圣陶童话中的这种对爱与美境界的描绘,对同情和爱的歌颂,与外来影响的启迪不无关系。因为对爱的注重向来是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所缺乏的,几千年来中国人注重实际的教育方式一直忽略了对儿童情感世界的培养,而此时期大量译介的充溢着爱与同情的安徒生、王尔德、爱罗先珂童话,荡漾着母爱与纯真的泰戈尔的《新月集》,以及以深切动人的浓浓爱意广泛流传的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作品,无不打动了叶圣陶,尤其是安徒生童话中充满爱、同情与童心的世界,更为他提供了借鉴的范例。安徒生曾说过“爱和同情———这是每个人心里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感情”⑤,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爱与同情的主线,怀着这种深浓的情感,他以无限爱意描绘着稚嫩的童真、童趣,对贫弱与不幸者给予无限同情,对他们的幸运给予无限的祝愿,他的每一篇童话,每一个童话人物都倾注着他的无限爱意,他带着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爱进行着他的童话创作。这种这种浓浓的爱意迷醉了叶圣陶,使他“梦想着一个美丽的童话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把自己沉浸在孩提的梦境里,又想把这种美丽的梦境表现在纸面”⑥,从而造成了他对真诚纯洁的儿童世界的描述,对爱与美的歌颂。这种情感的浪漫,尽管说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毕竟是外来之风在中国艺术童话创作中吹起的一道涟漪。
对于叶圣陶后期童话转向现实的原因,郑振铎已在《稻草人?序》里做过著名的论述,不可否认“冷酷而悲惨的现实”不允许他永远沉溺于美丽的童话人生,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仍在于来自外部的影响。我们知道,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只上,安徒生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于他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引进了童话,表现了新的城市贫民的生活,他的童话立足于现实生活,同时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想象和愿望,既在童话中展示现实生活的不幸,又让主人公在梦境和幻觉中得到满足,与王子公主、魔法宝物的民间童话相比,他的童话带有更多的现实意义。此时期他的童话大量译入,尤其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和《皇帝的新衣》译入,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感觉和印象,而王尔德、爱罗先珂童话的大量译入和被评介,无疑又进一步加强了童话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王尔德童话以其文字的优美和唯美格调赋予了艺术童话中更多的文学性,而其中蕴含的成人对生活的哀怜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苦难同情、怜悯的“稻草人主义”的形成;鲁迅先生出于“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号和愤怒”⑦的目的而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更是以其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与文研会“为人生的艺术”不谋而合,这些都对叶圣陶后期的童话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他的《旅行家》、
《瞎子与聋子》、
《稻草人》等作品,失去了早期的天真纯洁的童心世界的美妙,带有了更多的现实生活的苦涩与无奈为当时的中国童话界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
其次,在结构上,叶圣陶童话使用最多的是三段式。这种形式源于民间童话,它最初为适应民间童话讲述和流传的需要,将性质相同而具体内容相异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事件连贯在一起,形成反复的结构,用这种叙述方法可使故事中的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得到鲜明的表现。在贝洛、格林、孟代这些民间童话的搜集和整理者那里,这是一种最常见的结构方式,后来许多欧洲的艺术童话大师在创作中都曾频繁地使用过这一形式,如安徒生的《大小克劳期》、
《卖火柴的小女孩》、
《打火匣》,王尔德的《快乐王子》、
《少年皇帝》等作品中都程序不同地使用了这一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虽说在我国民间童庆中也多有使用,但在当时我国的民间童话很少得到搜集和整理。外来童话的大量译介,自然使叶圣陶注意到这种结构方式,并在创作中加以自觉的摹仿和运用,如他的《大喉咙》、
《跛乞丐》、
《一粒种子》、
《眼泪》、
《稻草人》等都使用了这种结构方式。
再次,在语言风格上,叶圣陶受外来作品,尤其是安徒生童话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试比较下面的景色描写: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
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
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铁锚都达不到底。要
想从海底一直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
一个接着一个地联起来才成。”
———安徒生《海的女儿》
“乡下真是美丽。这正是夏天!小麦是金黄的、燕麦是绿油油的。干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
垛,鹳鸟用它又长又红的腿子在散着步……田野
和牧场的周围有些大森林,森林里有些很深的池
塘。的确,乡间是非常美丽的,太阳光正照着一
幢老式的房子,它周围流着几条很深的小溪。从
墙角那儿一直到水里,全盖满了牛蒡的叶子。”
———安徒生《丑小鸭》
“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的东西的家,小红花站在那儿只是微笑,有时做很好看的舞蹈。绿草
上滴了露珠,好象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溪面铺
着萍叶,矗起些桂黄的萍花,仿佛热带地方的睡
莲———可以说是小人国里的睡莲。小鱼儿成群
来往,针一般地微细,独有两颗眼珠大而放光。”
———叶圣陶《小白船》
“温柔而清静的河是鲤鱼们的家乡。日里头太阳象金子一般,照在河面上;又细又软的波纹
仿佛印度的细沙。到晚上,银色的月亮、宝石似
的星光,盖着河面的一切;一切都稳稳地睡去了,
连梦也十分甜蜜,大的小的鲤鱼们自然也被盖在
细沙和月光、星光底下,生活十分安逸,梦儿十分
香甜。
———叶圣陶《鲤鱼的冒险》这些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景色描写,如果不是从原作中摘出,使人很难分辨其作者。叶圣陶对安徒生童话语言上的摹仿是自不待言的。
再次,在童话意境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叶圣陶童话对外来作品的摹仿借鉴。如《小白船》中,纯净和谐的境界,小白船的意象,无不取自爱罗先珂《幸福的船》中关于“幸福的船”的梦幻;《画眉》中童话形象的设置及以动物的眼来反映人间社会不平的情节设置,均来自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中小燕子形象的启迪;《稻草人》的形象、故事、意境同样来自《快乐王子》;而其它那些以自然科学知识作为童话题材的作品,如
《一粒种子》、《地球》、《梧桐子》等,又与吉卜林的《如此如此》有着太多相似,相信1918年上海美华书店出版的《新小儿语》对叶圣陶也提供了某种启示。
以上从多方面证明了外来影响在叶圣陶童话创作中的作用,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童话的大量译介和影响,叶圣陶童话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倚傍和摹仿,决不能产
生艺术”⑧,只有将外来作品感受消化,努力将它与民
族传统和个人创作个性相融合,才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民族的艺术品,这是叶圣陶童话创作的独特之处,也是他对中国艺术童话创作的独特贡献。如他的代表作《稻草人》,虽然如有些论者指出的那样,其在主人公形象、情节结构及所展示的社会主题方面,都与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有着惊人的相似⑨,而这种相似显然是出自前者对后者的摹仿。但就在这种摹仿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作者富有新意的创造。如两者中主人公虽说都是站立不动的形象,但在叶圣陶童话中,那衣冠楚楚的王子变成了中国农村稻田、麦田里随处可见的稻草人,这一形象的选择首先使这来自摹拟的童话作品具有了中国风味;而这一稻草扎就的人,自然只能站立在作者熟悉的江南水乡的稻田里,所能望见的也自然只能是亡夫丧子的农妇、困乏的渔妇和投河自尽的女人,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缩影,就这样,叶圣陶将二十年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引入了中国自己的童话领域,将中华民族的形象和风味引入中国自己的童话力量,没有办法可以改变环境,帮助别人的人,是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稻草人的
苦恼正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苦恼” λ?。由此我们可
以看出,这篇童话虽说立意、结构上明显地受外来作品的影响,但它却在民族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人物、情节、环境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品所表达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情感。使外来的艺术形式成为自己民族生活和情感的载体,这是叶圣陶将外来艺术作品感受、消化并加以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一种更高级的借鉴和摹仿。
同时,这种潜在的、高级的借鉴和摹仿还表现在,叶圣陶对许多外来童话中高超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巧妙的学习和创造性的运用,从而用精湛的童话艺术技巧,将带有民族和乡土色彩的寻常人物、事件、景色,变成了童话人物、故事和环境。我们知道在安徒生童话中,以幻觉和梦境来展开情节,在梦幻中实现愿望,是其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体现这一艺术手法最成功的自然是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墙之隔,隔开了
生死、贫富两个世界,一次次的火柴划动引起的对美好世界的幻觉,无不体现出小姑娘强烈的生的渴望和作者对现实的控诉,使其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篇童话被周作人译入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更多的人注重的是这篇作品对现实的反映和控诉,认为它是写冻死的名篇。叶圣陶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注意到了这篇作品对现实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了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和表现手法,并在创作中加以应用,如他的《花园之外》在结构、表现方式和意境营造上,与安徒生的这篇童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道敞开的花园大门,把穷家孩子长儿挡在了花园之外,里面那个美丽的花园是这个穷孩子梦寐以求,却永远也不可能踏入的世界,一次次梦中走进,一次次被唤回现实。梦幻的形式、三段式的结构是两篇童话共有的,不同的是叶圣陶借这外来的结构、形式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童话意境,描述了一个中国穷家孩子的梦幻。安徒生一直认为人生就是美丽的图画,他正是由幻想诗化了的人生构筑了他精美的童话世界。叶圣陶在安徒生的童话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并将它运用于自己的创作,把普通人平凡的人生故事带入童话天地,以诗一般的语言和幻想,表现诗一般的情感,从而使平凡的人生故事带有了绚丽的童话光彩,进而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在叶圣陶的童话中,无论是常人体的青儿、芳儿,还是拟人体的画眉、稻草人,无不表现了作者爱与同情的浓郁情感,他对情感的注重,使他笔下平凡的人生故事带有了深情的意味;而诗一般优美的幻想和语言构筑的诗化意境,自然又使童话具有了诗一般的优美情调,在这一点上,叶圣陶童话深得安徒生童话的精髓。同时,在叶圣陶的童话中,柳树下摇啊摇的棠棣花、矮墩墩绿油油的桑树、弯弯曲曲的胡同、悠悠荡荡的三弦声,这些寻常人家的寻常景色,无不构成优美意境,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因而,借鉴异邦大师的笔调,描绘本民族的生活,精心构筑自己的童话天地,这是叶圣陶童话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创造性学习外来作品的结果。
是的,如果没有外来童话的大量译介,叶圣陶童话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只是一味的倚傍和摹仿,叶圣陶童话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我国早期艺术童话的佼佼者。只有植根于民族自身的生活和艺术土壤,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广泛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基因,将中外艺术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属于自己民族的艺术品,叶圣陶童话的成功无疑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注:
①郑振铎“儿童世界,第三卷本志”,见郑尔康等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儿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②郑振铎“天鹅童话集?序”,见郑尔康等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儿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③鲁迅“表?译者序”,见王泉根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149页。
④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见韦商编《叶圣陶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儿出版社,1990版,第1页。
⑤转引自浦漫汀《安徒生简论》,四川少儿出版社,第35页。
⑥郑振铎“稻草人?序”,见郑尔康等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儿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⑦鲁迅“翻译童话的目的”,见王泉根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905页。
⑧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见《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481页。⑨参见黄云生“有开山之功,非经典之作”,见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导报》第二期,1993.10.10。
⑩叶圣陶“谈科学童话创作”,1982.6.15《文汇报》。
(责任编辑:胡士诚)
(上接第76页)要把这样的长篇“排律诗”写好,其难度真有如“蜀道之难”。所以卢德水对此诗无限感叹说:“此集中第一首长诗,亦为古今百韵诗之祖,其中起伏转折,顿挫承递,若断若续,乍离乍合,波澜层叠,无丝毫痕迹,真绝作也”。⑩王嗣 亦云:“诗本咏怀,故详于自叙;而转换串插,妙合自然。唐人百韵诗自公(杜甫)倡,而句句峭拨,字字精彩,乃此公独擅之长也”(《杜臆》第255页)。
从以上简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杜甫说的“晚节渐于诗律细”,不仅是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态度、方向、要求,而且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最深刻、最全面的总结:作诗要精细、要精美、要经典,不要粗制滥造。第二,杜甫晚年在诗律上狠下功夫,这一方面说明了古体诗到杜甫的时代已失去了它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格律诗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第三,在杜甫以前的律诗多用来歌功颂德或应酬赠答,而律诗到了杜甫的手中可以说是无所不尽其极的: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庶民百姓,或写景咏物、或怀古伤今、或讥讽时事、或品评人物……不管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用限制极严、要求极严的“律诗”来表达,它说明诗歌创作到了杜甫的手中已完全自觉地进入了“格律”的时代,真可谓“诗尽人间兴”! λ?杜甫不仅扩大了律诗的写作题材,而且充实了律诗写作的内容,同时还提高了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杜甫为律诗的繁荣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元稹高度评价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λω
注: ①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1282页;
②王世贞《艺苑 言》卷四;
③王力《古代汉语》第1419页,中华书局出版;
④、⑤《杜诗详注》第1599页;
⑥、⑦《杜臆》第249、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⑧、⑨《杜诗评注》第1417、1472页;
⑩《杜诗镜铨》第8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λ?宋?张戒《岁塞堂诗话》;
λω浦起龙《读杜心解》第16页,中华书局出版。
(责任编辑:胡士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