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苦难辉煌》——关于《苦难辉煌》书中中日关系内容的读后感
“一衣带水”之下的异与同
——小议十九世纪的日本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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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8。
一、颇有争议的中日关系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特大地震。作为日本一衣带水的邻国，我国国人在此次重大事件中的反应各有不一，凸显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转眼两个月过去了，5月9日，日媒《日本新华侨报》刊文认为，“后震灾时期”中日关系逐渐“步入改善轨道”①，其中典型的积极信号便是近日访华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分别受到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高规格接见。但对这一新闻，也有网友评论表示：“中日之间的要提升民间彼此的感情认同，至今为止，是不太可能的事”。
中日关系着实复杂。早在十九世纪，日本和中国之间就有着扯不断的影响，无论影响是积极或是消极。金一南先生的著作《苦难辉煌》中有这样的描述：“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以如此巨大的影响”，“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金先生认为，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用“一衣带水”四个字皆可以带过。“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参见凤凰网新闻——《日媒：“后震灾时期”中日关系步入改善轨道》
https://www.sodocs.net/doc/fd4586951.html,/opinion/world/detail_2011_05/10/6279605_0.shtml
即便关系再复杂，从我国国民的普遍民族情感来说，日本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其它影响。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许多都与日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②。
二、十九世纪的中日同与异
日本首先在“闭关锁国”的背景上与中国存在着绝对的类似。十九世纪上半期，在美国舰队向日本叩关之前，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为了维护封建体制，德川幕府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③，采取种种措施将日本隔绝于世界之外，竭力扼制日本官办和民办的商业企业开展对外贸易，视洋货为洪水猛兽加以禁止；严禁日本国民出海，对擅自乘船出海者处以极刑，查禁“洋书”，迫害传播西方科学的日本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日本封建统治者原以为“闭关锁国”能够带来“歌舞升平”，然而，它却进一步导致了停滞、愚昧、落后和衰朽。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但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距离欧洲最远的远东国家逃不过和印度等国一样的命运，正如费正清先生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描述：“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便是中日在十九世纪面临的“同”。不过，面对欧美列强的侵扰，虽然“两国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却“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
事实上，日本统治者原以为列强的炮火会先对准日本而不是中国。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他认为，中国
②参见新浪读书——余杰：《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https://www.sodocs.net/doc/fd4586951.html,/longbook/1091519755_tieyuli/1.shtml。
③参见中华文史网——许若齐：《十九世纪中日对方开放思想比较》
https://www.sodocs.net/doc/fd4586951.html,/qsyj/ztyj/zwgx/2005-03-15/25376.shtml。
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可以说，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了危机。不过，三年后危机真正到来，却首先到达了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即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金一南先生书中讲道，“（在日本）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覆辙”。同样是学中国，和以前的学汉字、学围棋、学《论语》、学《法华经》相比，日本人这次从中国学习到的是危机。危机最终降临于1853年7月，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利率领四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紧接着，日本像中国一样被迫同各国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的通商开放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驻日兵权。
金一南先生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说起魏源，以前中学历史教材等相关资料似乎介绍过，虎门销烟的英雄人物林则徐请魏源撰写《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林则徐也被相关教材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事实上，据金一南先生所说，魏源所著书籍，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这些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对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来说，这是最早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金一南先生这样评价，“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费正清先生在书中对林则徐的介绍和金一南先生含蓄的描述相比，简直让人大跌眼镜。“中国总督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费正清先生指出，林则徐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这种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相比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出于对西方的恐惧而最终决定彻底变革本国旧制度，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战争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了某些措施，典型代表便是“洋务运动”，以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
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不可否认，1868年明治维新从开展时间、代表人物、改革目标等许多方面与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存在相同或相似。金一南先生在书中总结过，从时间上看，清政府洋务运动开始于1862年，仅比日本明治维新早了6年。从代表人物来说，中国的洋务运动著名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日本也有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这明治维新“三杰”。从改革目标出发，日本明治维新提出了“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这跟我们现在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自强”十分相似。甚至如前所述，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以及魏源思想启示，也为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日本对中国的再一种学习。
但是，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是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金一南先生援引美国学者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和努力，是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中日历史在这里再次出现了不同：日本明治维新相对中国洋务运动而言却是十分彻底的。“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明治维新设计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当然，再后来的历史证实，“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中日就此分道扬镳”。
由于清廷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中国人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因此当历史再往前推进时，中国人也尝试着走上了不同于封建闭关锁国发展之路。这已经是后话。单纯从三次战争而言，据费正清先生分析，第三次失败是最为耻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1894年8月，中日
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地被击溃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日本人的战争给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在受轻视的、配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这也是前述“分道扬镳”的重要体现。
三、跨越历史歧路：中日关系新展望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战舰大炮，先后打开了两国的门户，“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此一去不返。中日两国已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开放，如何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救亡图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中日两国近代社会进步与落后，前进与倒退的标志之一。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国门失守”危机当前，对外开放思想上的差距，造成了各自结果的相去甚远。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便是一次泾渭分明的检验。
余杰先生认为，一种伟大的文化形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创造的智慧，二是收容的能力。数千年以来，中国文化虽然以创造为主，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成分，所谓“有容乃大”。在辉煌的治世，中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吸取其他文化的优长，中国人也以开放的心胸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而在衰微的末世，中国文化则以严重的惰性拒绝与外来文化平等对话，中国人也以保守的姿态惊恐地注视着强敌的来临。而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几年间，就毅然决定派遣使节到西方世界观察动静，学习先进文化。日本统治者愿意遵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让自己尽快跻身其中，由一名被凌辱者转而变成平等的一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明白过来。
再回到中日关系。本文之所以将“十九世纪”作为一个重要的裁量，正是因为“十九世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前有人曾说，中日两国千余年来只有两种历史背景下建立起的相互关系：一是中国强大，日本弱小。此历史阶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二是日本强大，中国弱小。此阶段一直
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当中国强大的时候，中国和日本之间是贡国的关系。当日本强大的时候，中国就成了日本侵略的对象。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历史的长河中，既曾数次兵戎相见，也曾世代友好。上世纪七十年代双方建交后，关系也是起起伏伏，时晴时阴。毫不夸张地说，两国关系是双方也是亚洲甚至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全球的稳定有着相当的影响。日本是有史以来从中国获取最多、但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无论是从民族感情还是地缘政治上来看，中日两国恐难以在短期内建立德法式的完全平等的密切合作关系。不过，最终跨越了两次中日战争、走出数次外交低谷的中日两国，在这一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双方的磨合甚至摩擦仍将进一步持续；但在认清形势、摆正心态的两国之间的友好发展依然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