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深圳颁布的《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统称为执法员。日前有网友曝出一份内部红头文件,文件显示深圳执法员共分53个薪级,职级最低的见习执法员起薪7000元,职级最高的月薪15720元。深圳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证实了见习执法员的薪酬标准。公务员收入历来备受外界关注,而且,有深圳2009年月平均工资指导价3338元做参照,执法员薪酬标准激起舆论反弹,几乎不可避免。与此相反,在深圳公务员内部,如此薪酬仿佛并未让人太过兴奋。有执法员表示,7000元的起点看起来很高,但在深圳如此高的消费水平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每年工资涨得不多。舆情喊高,当事者又不十分满意,那么深圳执法员薪酬到底是高还是低呢应该说,公务员薪酬不仅是个数字问题,更应该是一个程序体系的派生指标。首先,执法员薪酬标准是依据什么确定的,是否经过了人大的审议和批准?这些,民众在公共信息层面无从寻觅。如果没有公开的说明,来详细阐述执法员薪酬标准的生成依据;如果靠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不经过合理程序,自己确定自己的薪酬标准,无论是高是低,这个标准都是不合理的。其次,整个执法员队伍职责不公开透明,公务总量与人员总量需求没有公开的核算比例。公务员招考年年进行,但一定的公务总量到底需要多少公务员,目前为止没有公开的信息。深圳此次公开招聘执法员350名,而深圳行政执法到底需要多少公务员不得而知。如果公务员队伍无限扩大,直到人浮于事的程度,那么薪酬标准无论高低,也都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按照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方案,原本“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划分成综合管理类(领导职务公务员)、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据报道,如此划分开来后,目前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约占深圳行政机关公务员总数的69%,其主要执法职责是监管、处罚、稽查。如此庞大的执法员队伍,再加上领导职务的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将使管理和执法成为政府的重头戏,更多表现为社会服务职能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比例不大,这与努力建设的服务型政府不相吻合。所以,比薪酬更微妙而且更具观察价值的,是有可能出现的“执法过剩”。再者,与执法员薪酬标准相对应,公务员退出机制尚不健全。如果公共服务充分到位,公务员退出机制有如“高薪养廉”的国家和地区,公务员能够克己奉公,以足够饱满的精力致力于民众的公共服务,他们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就能为公众理解并接受。问题在于,执法员所拿的那个职级薪酬,是否与其工作成效相匹配,犯了一定的错误能不能及时退出。民众只能看到公务员“高薪”,却看不到“高薪”背后的责任、义务和风险,这个薪酬标准注定要被质疑之前一直有人提倡高薪养廉,也就是要提供给政府主管部门的公职人员或者公务员,以使他们无须以公谋私就可以满意的生活条件,以这个代价保证和养护政府的清廉。这种办法一直有争议,焦点之一就是什么样的薪酬才能置换贪欲?多好的生活保证才能使人不生贪污腐败之心?而这绝对不是仅仅增高薪金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看拿到了高薪的人欲壑有多深。有成语道“欲壑难填”,一个不断被欲望挖深的沟壑,是不可能通过高薪来填满的,不是薪水过低,而是欲壑太深。基于这一点,此次调查的公务员幸福感排名第一,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见习期薪水就达到7000元,而2009年特区内工资指导价平均数为每月3338元,待遇确实够牛,高薪之下,应试者更是趋之若鹜,成为深圳有史以来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考试,这些应试者看中的究竟是颇有创意的行政执法职位还是高薪,尚且还不得而知,也没有追问的必要,现在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执法公务员在见习期就坐拥比工资平均数高一倍的薪水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
公务员尤其是在见习期的没有任何执法经验的公务员究竟能创造多大的价值呢?公务员与
其他社会工作者不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都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做大社会蛋糕,而公务员的工作则是分配蛋糕,从这一点讲,公务员创造的经济价值是无法与其他行业的工作者相比的,从这个角度讲,公务员如此高薪是不合理的。
那么公务员是否就能创造与其高薪相匹配的社会价值呢?社会价值当然是无法用数字衡量,但它可以归结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归结到民众的个人发展权得到尊重和社会的进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公务员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能否克制个人的贪欲而不滥用权力,也就是是否能坚持廉洁执法?如果能用这种“高薪养廉”的办法来刺激公务员努力创造社会价值,那倒也还是合理的,那么高薪之下,我们的行政执法公务员能否做到清正廉明,克勤克俭,实现高薪养廉呢?
高薪养廉并非没有可行性,在新加坡政府就是通过这种高薪养廉的方式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并创造出相当大的社会价值,但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内,在老百姓眼里,公务员可都是“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的强势群体,在一些垄断行业,从高管到基层员工都是拿着高薪,但是贪污腐败照样盛行,垄断行业也并没有因此创造多大的经济价值,相反却在不断吞噬国民资本,而问题就出在监管制度的缺失和法治力量的单薄,这些问题不是高薪就可以解决的。
因此要提高公务员的行政执法能力,仅仅依靠高薪激励是远远不够,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只会更加剧利益集团之间的割裂和差距,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社会资源分配的阵地中来,越来越少的人参与社会财富创造,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谈不上公民的个人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了。中国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在短短的30年间,中国GDP全球第三,并有望超过日本,排在全球第二,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巨大存在。在这个过程中,4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的10-20年之间,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30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和世界同时进入信息社会。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有的从国民性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有的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有的从投资的角度看,认为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有的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到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不一而足。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了如果不是决定性的起码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毕
竟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4年或8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居世界前列,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又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180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北京三号航站楼,3年完成,这在西方连论证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多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3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个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中国政治制度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处于同一进程的国家。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将其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的主观因素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能力对其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
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所谓“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合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任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说起来,还是和西方“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西方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年的麦道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自己做得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得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西方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里的败选)、种族(黑人、白人)、是否会做秀和有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
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8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8年。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底层民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500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500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100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手续。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30至75欧元不等的费用,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因为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中国30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整体上讲,执政党保持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很多研究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事实验证。
从目前中国的国情结合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答案是否定的----高薪不能养廉。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关键是“养廉”这个行为要花多少成本?同时“廉”是什么?值不值得去养?所以,这里用得上一句老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世间什么都可以用钱去解决,那么也就简单了。可事实不是这样----人的欲望(或者是探索精神)是无穷无尽的,不可能完全用金钱来进行满足的。那么话又说回来“廉”是什么?我以为:“廉”是一种品格,是一种高尚的品格,是一种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有新的内涵的人格。人格是可以用高薪去养的吗?人格是可以养的,那是培养,是个人自身的长期积累;而不是靠某一段时间或时期的高薪可以养出来的。所以,我从经济学的观点出,结合政治学的理论联系目前中国的国情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高薪不能养廉。
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表示理解。毕竟每个人所站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在此我还想说的是高薪是应该的,但不能以“廉”来做参照物。高薪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和回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养廉”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道德范畴的行为。可惜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可能既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学识来抒发自己的观点,进行争论,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就以“高薪能否养廉?”为题展开讨论,我想完全可以写一本100万字以上的论文集,发给我们的公务员和相关人员,人手一册。我想这可是一个“出书赚钱”的机会。
这让我想起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语,诚然,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钱的驱动力固然重要.但深受公关教育的我却认为,任何组织的养廉不能仅以高薪为手段.而营造出良好的工
作环境,团结进取,诚信求实的组织氛围,制定出透明的"能者上,庸者下"的"电梯"制度,才能充分挖掘出人的潜力,发挥出人的斗志.最后建议:养廉还可参考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个需要层次理论,即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反腐败,摸索各种办法,用心良苦,我理解中共的小心思。但现在,就实行高薪政策是否适宜?“高薪养廉”在大陆目前这个情况下真的可以起到作用?“高薪养廉”这个话题就其本意来说,似乎是一条理论上行得通的方策,以当政者的理论来说: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于公务员的薪水太少,所以总是难以摆脱别人小恩小惠的诱惑,只要多给他们钱,那么,此类的小恩小惠就无法打动公务员们的心。如此解释似乎便非常圆满地解决了公务员贪腐的问题。,表面上看,冠冕堂皇很是唬人,实际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觉,这是一种多么幼稚而荒谬的理论。
高薪养廉是一个危险的说法,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形成腐败不是钱的问题,有个人道德的问题,当然也有制度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厦门远华的那些高官们,他们的薪水高于普通公务员。为什么他们动辄上亿地贪污,这时的高薪为什么不管用了呢?难道这是因为工资太低而逼得那们去贪污去腐败吗?如此高的地位,如此优厚的待遇,为何还要贪,高薪养廉此时为何又不管用了呢?如此说来,那些工资地位远低于他们的小官和一般的公务人员更应狂贪,因为他们的工资相对来讲太低了,简直是九牛一毛,他们的确需要高薪来养廉心,那么高到什么程度能养得住呢?高薪不可能养廉,却有可能养贪,而“高薪养廉”之举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高薪”可以或者可能“养廉”,其根据不外乎这样两方面:其一,有了高薪,那些公务员就可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衣食无忧,就不会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甚至以身试法;其二、有了较高的薪水就可以使那些公务员对自己的职务有较高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也加倍珍惜,不会轻易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否则就有失去这个职位的危险。
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以上反腐败积极结果的实现,要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制度要完善,在制度建设达到一定水平,给予在职公务员以比较充分的制度约束,我们不再依靠三讲、自律等纯道德手段来制约腐败的发生,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实施“高薪养廉”的政策,才会起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在缺乏严密的制度的约束,在反腐败的法律建设严重滞后,急需大力加强的现实条件之下,我们匆匆忙忙的推行“高薪养廉”,其积极效果很值得怀疑,在缺乏严密的制度的约束下,“高薪养廉”反不了腐败。
印度有这样一句话:“欲望决不会由于得享所期望的事物而满足,有如撒了酥油的火,只有烧得更旺。”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得到了腐败的“实惠”,对金钱和女色有过“体验”的官员,其对金钱的占有欲是无穷无尽的。一个级别较高的公务员,其月薪是2000元,把他的月薪提高一倍,再高些,两倍,总不会超过6000元,他会为这区区一个月6000元满足而不再腐败了吗?他轻易地腐败一下,一天之内的收入就比这个数目多。而且,薪水再高他也会认为那是他的劳动所得,没有额外的灰色的收入他是不会安心的,“马无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胡长清批一个条子,就到手几百万,国家再怎么“高薪养廉”,这些养廉的金钱和实惠对于腐败分子可算是杯水车薪,这些肆无忌惮、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又怎么会动心于区区几个养廉银子呢?在目前情况实行“高薪养廉”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一手拿着国家给的养廉钱,另一方面贪污受贿照行不误,钱多多益善么,谁会嫌钱烧手呢??
其次,权力缺乏监督,某些高官仍处于“为所欲为”的地位的时候,薪水高了不会使那些官员更加珍惜自己的职务,也决不能阻止他们去以权谋私。这些惟我独尊的“寡头人士”,手中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不惜强奸民意,不惜掉脑袋,金钱和贪欲是他们的最大的理想,想一想,这些人,大大小小的胡长清成克杰们,他们有什么可以顾忌?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和
淘汰机制作保障,我们根本就无法及时的发现他们的腐败,我们也无法迅速的坚决的惩罚他们。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党政军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核心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和淘汰机制——我们现在的反腐败的中心和重心应该在这里,哪里有虱子就逮哪里,宁可脱裤子也不怕,早根治早好,否则,隔靴搔痒,没什么意思,也注定不会起什么积极作用的。然而随着下岗失业人员的激增,农民利益的一再被侵害,社会保障体系弊端的日渐显露,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加剧。韩非子老先生所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矛盾总有一天会激化爆发,到时候该讨论的恐怕就不是高薪养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正方的队员由两女两男构成,反方亦为如此。在这里先谈谈双方的立论架构。
正方提出无论是政府员工或者是私人单位,提升员工待遇可以起到帮助员工面对以及抵抗外在诱惑,廉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和外在的行为,而员工都是有头脑,且趋利避害为人之常情。高薪能够增加贪污的风险,因为它增加了贪污的代价,即员工在贪污被抓的时候损失的更多,也可以缩小肃贪面。高薪也能给员工带来工作认同感,认为自己是受重用的,对雇主产生感恩的心态,也能在人的良知和价值观上有利于促进廉洁,之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逻辑上,正方认为养是促进以达到,而能是可以并不是充分条件。同时,高薪与廉洁成正相关。在其他基准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实施高薪手段的确能够促进廉洁,那么立场便可得证。
反方则指出正方无法明确定义高薪,认为道德和法律的双管齐下是保证廉洁的必要条件。也许高薪是一个添加的辅助工具,反方一辩就以汽油添加剂为例,打比方说汽油添加剂不能让汽车开动。反方还指出辩题的寓意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廉洁的环境,而高薪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不让人去贪钱,也并不是从贪的根源上解决问题,而只是让人因为觉得不值得去贪而不贪,而不是让员工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贪污是一种违反道德法律的现象。同时,反方也要求正方论证使用高薪制度就一定能杜绝贪污。反方还列举了贪色、贪恋地位、贪恋权利、被迫贪污等等事例,认为这种类繁多的贪污事例不是只要使用简单单一的高薪就能够解决问题。反方也认为人的私欲是不断的在提升,而五花八门的欲望的深渊不能用高薪来填补。他们还强调惟有健全的法律和道德存在的社会才是养廉的基础。
盘问和自由辩论给晚生的个人感觉是比较混乱的。不过黄执中前辈的出色表现以及反方的出奇打法给比赛带来了很多看点。首先由正方四辩廖千慧询问反方一辩和四辩关于贝克汉姆脚受伤和反方一辩脚受伤谁损失大的问题,试图论证高薪员工失去工作和福利的损失大。而反方的辩手却不按照正方的逻辑继续将问题开展下去,而是巧妙的切换了一个角度,提出对于他妈妈而言,贝克汉姆就算是黄金双脚,他妈妈也会觉得自己孩子脚受伤的时候自己损失大。正方似乎对反方的“不循常理”有些措手不及,接着提出那么反方辩手能否像贝克汉姆一样给自己的脚买高额保险,反方一辩却机敏的回答道只要他能给一样多的钱,他的脚又不是那么容易受伤,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卖保险呢?赢来阵阵掌声,气势有些夺人。正方无奈,只好盘问反方四辩关于多少钱能够请她出演汽车广告,可是反方四辩似乎也不是省油的灯,说她不是艺人,不愿意在广告上亮相,那是他的原则,多少钱多不干(仔细想这是符合反方的论点的,贪污的根治要靠教化,让员工真正意识到贪污是恶行)。这一轮反方看似有点无理取闹,但实际上他们的论点也是值得推敲和玩味的。
这次有幸能够看到黄执中前辈攻辩的风采(那是我在今年国辩至今看到的最精彩的攻辩)。在前两轮盘问中,正方似乎没有抓住反方的一些弱点,反而被反方弄的有些不知所措,再加上场上观众多数都慷慨的将掌声献给反方,正方非常需要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及时起来拨乱反正。黄前辈做到了。他的问题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他将读书和聪明,运动和健康,休息和养病为话题,询问对方这些是否正相关。(注意,前者可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反方似乎察觉到他的目的,不敢给出明确的回答。后来他继续询问那么法制的道德是否与廉洁正相关,
反方终于承认。(但是法制和道德似乎也不是廉洁的充分条件吧?)最后他提出,在前面几个关系式中,把前者换成高薪,后者换成养廉,就是他们的立场。(掌声雷动不息)(注:比赛我比我记忆可是精彩的多)
反方最后盘问正方法律道德是否起主要作用,正方宣称这不能排除高薪对于养廉的作用。反方则以裁判为例,问如果他向比赛裁判行贿,那么他们拒绝是否因为比赛主办方给了高薪?
(以前赵令茂老师告诉过我,辩论评委评判比赛得到的钱甚至连服装汽油费都不够),而正方也及时讲问题的核心拉回自己立场,认为那是裁判重视自己,对比赛有认同感的表现,而高薪是一种可以促进这种表现的手段。这里有趣的是这位反方的选手似乎忘记了他必须盘问黄执中,而当主席提醒他的时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最后很遗憾,这次没有看到黄前辈在面对盘问时的英姿。
自由辩论很乱,双方没有很好的抓住对方的核心论点。反方一直强调高薪不是万灵药,同时给出了很多例子(如中国、香港、新加坡、澳洲等)。至于高薪的定义究竟是相对以前较高的薪水还是相对其他社会成员较高的薪水,双方争论未果,不过这个不是很重要,不一定要区分开。正方继续表示对能的见解,提出高薪给予了员工更大的自豪感和珍惜感,也增加了贪污风险,使肃贪变得容易,这是促进以致达到,即养。
总结陈词双方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反方对稿件的以来比较重,而正方的总结(不说大家也知道该是谁做)之精彩无庸质疑,这里给大家卖个关子(因为太精彩,没有去进行理性记录,耳朵听的太爽了)不过在观众提问的时候黄前辈讲的关于高薪清洁工的例子实在是令人莞尔。黄前辈还说,这个世界没有东西是一定的,就像用功读书也不能保证考试一定拿满分,我们能做的是找出那种事物间的联系,探讨他们会是一种怎样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能”。真正的一定大概只有在科学和数学定律中才存在吧?
一个是中国知名的企业家,一个是著名的公诉人,在今天召开的人代会北京团会议上,柳传志和方工就能否以高薪养廉的话题进行了“激烈辩论”。
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认为,高薪养廉已不仅是司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条件,而上升成为必要条件了。我们联想讲企业文化,但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作保障是根本不行的。
柳传志还举例证明说,如果一个企业在上市之后,投资人发现企业老总工资过低,肯定就不敢投资了。老总承担这么大责任,拿这么点的薪水,可能很轻易就离任了。因此,薪资水平必须和责任相匹配。
持不同意见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被誉为此间“第一公诉人”的方工,曾审理过成克杰、李纪周等大要案。他表示,高薪有必要,但仅仅高薪并不都能达到廉政的目的。比如成克杰、李纪周这些巨贪,国家给他多少薪水,恐怕都都不可能让他们变得廉洁。
方工进一步明确他的观点说,高薪必须和一个人身担的责任及创造的成绩相联系,而不是说这个人有可能腐败,就要财政拿出钱来买他的廉洁。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穷,他就去偷了,如果要防止他偷,就给他钱”,高薪是解决不了这个偷窃问题的。
从中外市长的工资看高新养廉
报纸报道,说中国市长要涨工资了,由原来的每月人民币2800多元工资涨到3100多元,报道还比较了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工资,说他月薪二十四万港元,年薪将近三百万,国家领导人是望尘莫及。不过,中国老百姓没人相信市长工资水平能证明他们是廉政的,工资对于各级官员的收入和实际个人消费并没有实际意义。
我们可以简单做算术计算,市长每月3100元,一年就是37200元,假定这些工资他们一分钱都不用,全部存入银行,十年总计是372000 元(利息不计)。这37万元如果买房子,恐怕一套普通住宅都买不起;如果买小轿车,丰田或别克等中档车大概只能买一辆;如果将37万投入股市,可能会跌的一文不值。如果市长*工资收入进行个人家庭消费,可能一天都熬不下去。
香港媒体讥讽说中国市长薪水低但含金量高”,指的就是中国市长(其实包括各级高官)的薪水不能与普通工薪阶层相比较,“权力”本身就具有含金量。我们知道,官员(从村级开始)首先是用公款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来进行个人消费。用公款进行个人消费,党纪国法都是不允许的,但事实上又都是允许的,而且还是大肆挥霍浪费公帑。“权力”的诱惑力就在于“权力”本身是资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权力”(官位)可以买卖的原因。
假定市长都抽烟,不要说特制香烟,香烟的牌子大概就是“中华”,一包软包装中华烟市场零售价为60多元,再假定他们每天只抽一包,每月消费就在1800多元;假定他们喜欢喝酒,保守按每三天一瓶白酒,当然不是五粮液就是茅台或者水井坊,每瓶价格在300到400多,每月消费10瓶就是3000到4000多元如果喜欢喝洋酒,消费就更高;他们的服装鞋帽都是高级裁缝定做,一套服装少说也得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费用;至于吃饭,山珍、海味、野味等,我们无法计算……保姆、保健医生、厨师、园艺师、发型师、司机、私人秘书、保镖等费用都是公开的国家支付费用,我们实在不知道市长有什么消费是属于个人消费的范围,工资对于他们有什么用处?就像我们不知道历来中国皇帝的工资是多少一样,市长就是没有工资也正常,有工资反而感觉那是“皇帝新衣”。中国地方的官员也有“土皇帝”价值观,自称“父母官”就是意味着“家天下”,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理所当然是财富的所有者,谁的家庭小辈子女给父母算帐?那是大逆不道!
德国是世界上排列第三的经济强国,政府总理的年工资有20万欧元,比起中国领袖的工资高处太多了,但与西方其他国家领袖相比,还是属于工资收入最低的了。德国总理施罗德由于几次离婚,个人经济状况很糟糕。一次,施罗德要去慕尼黑看望情人,买不起飞机票,只好乘火车前往。有一则报道说,1998 年,新结婚不久的施罗德和家人一起乘坐他的专机去丹麦过圣诞节。根据德国政府的规定,国家领导人的家属乘坐专机一律自掏腰包,为此,施罗德不得不替自己的妻子、女儿及岳母交了3700 美元的旅行费。从那以后,每次出门度假,他都让妻子多丽丝和女儿乘坐普通航班,而自己则坐着空荡荡的政府专机前往目的地。施罗德也有政府配备的高级防弹轿车,但这并不是他的个人财产。周末的时候,施罗德要想用它也必须按规定付费。于是,囊中羞涩的他只好开着自己那辆老掉牙的“大众”汽车,并且还要带上保镖。为了节省房租,施罗德还从柏林的一座政府别墅搬进了一套月租金不到600
美元的两室公寓中。
我们再看看中国,市长都财大气粗。中央电视台有一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主要出场人员为中美两位市长,中国是威海的崔市长,美国是来得蒙得的艾文市长。崔市长邀请艾文市长访问,艾文市长虽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却表示没有访华费用,因为花纳税人的钱出访不是办公费用,无法成行,只能*企业募捐才能访华。而崔市长却慷慨为艾文市长许诺,表示他将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还包括来回机票、住宿、吃喝等全部费用,另外,还主动表示要向艾文市长赠送衣服礼品,等等。崔市长比艾文市长工资收入要低很多,但为什么还这样慷慨呢?很简单,中国的市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他可以随意挥霍纳税人的钱,而自己的工资不过就是样子;而美国的市长是民选的,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的开支范围何数额都是受到监督何限制的,属于个人开支范围的一定要自己掏腰包。
我们说不清市长的工资有什么用处,其实地方官员的工资也一样没有什么用处,都是个形式。瞧瞧中国的大小官员,工资基本上不动是个事实,可贪污受贿、挥霍纳税人的钱财却都
基本上个个都是“与时俱进”,贪得无厌之丑陋行径,已经成为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
高新不一定养廉,高新与廉政,腐败,贪污也扯不到一块
日本:收入与民企职工差不多
●公务员不准吃请接受招待,否则就会被开除
在日本,工资收入是保密的,同事之间互相保密,一般人也不去打听别人的收入,因为这是犯忌。
日本公务员的工资和民营企业职工的差别不太大。据2003年统计,公务员工资比民营企业职工每月平均多4054日元(100日元相当于6.9元人民币),是民企职工的1.07%。如果差别太大,人事院就会下达公务员减薪的劝告,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企业职工收入减少,日本公务员减薪已经有两三次了,不过每次都是每月减5000日元左右,对生活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在日本,公务员因地区不同,收入也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相对高一些。如把公务员工资的平均指数定为100,去年东京都为103,静冈县为102.2,经济落后的香川县为95.2,长野县为93.4,岛根县只有92.8。
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拉大,因为人们向往大城市,小城市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更加严重,经济越来越没有活力。有人认为社会差别扩大也是小泉改革的失败之处。现在日本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以阻止差别继续扩大的趋势。
但总体来说,日本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别不大,10年前,日本中产阶级号称有1亿人之多,现在中产阶级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实际减少不会太多,只是心理上感到自己失败的人更多了,对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一般公务员,如果有职务工资就大不一样了。在日本,一位45岁的处长年薪可达1150万日元,局长为1907.6万日元,副大臣为2504.9万日元。日本的民营企业也一样,大公司总裁年薪可高达5000万日元以上,部长年薪2000多万日元,室主任可达1000多万日元。
不管在政府还是民营企业,日本人很认职务,职务高了,收入自然就高,所以日本人竞争某一职务时很玩命,也有互相拆台的现象,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工作业绩。而一旦竞争失败,日本人还会一如既往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因为能保持现有位置原地踏步也不错,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领导。
由于日本经济正在进行结构改革,一些中小企业因资金缺少和人才匮乏,不能及时跟上市场的潮流被迫倒闭,一些大型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效益,也在减人增效,解雇一些不适合制造新型产品的职工,日本一向引以为自豪的终身雇用制已经崩溃。因此,在人们就职的时候,公务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虽然小泉提出小政府的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要把公务员的人数减少7%,但现有公务员不会辞退,而是在招收公务员时减少名额,这样公务员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日本公务员还能享受公务员住房。虽然相当于市场上月租金20万日元的房子,这些公务员住房只用五六万日元。但这项优惠可能很快要取消,因为政府最近计划把公务员住房全部卖掉。
日本公务员谋私利的空间并不大,一般说来,当官有人事权和财权,但日本的公务员没有人事权,每进一个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很难通过自己的权力把亲属安排在重要部门。财权他们也不掌握,每一笔经费都要事先做预算,使用经费要经过严格的审计,只要不合规定,很容易被审计出来,一旦检察机构介入,任何人不敢说情,因为说情本身也是违法。
日本公务员没有专车,他们都是开私家车和坐地铁上班,坐地铁可报销车费,这一点和民营公司差不多。
日本公务员伦理法规定,除了与自己公务上没有关系的朋友之外,公务员不准吃请和接受招待,否则就会被开除,因为公务员的服务对象是整个国民,做事要客观公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为某个人谋利益就违反了公务员的伦理,不适合再当公务员。曾有一名警察发现因乱停车被罚款者是自己的好朋友,没有收钱,结果被开除。
下级更不能给上级送礼,一般和领导在一起吃饭,要么是平均掏钱,要么是领导请客——这样似乎也合理,因为领导挣钱多。
由于日本各种规章制度健全,大多数公务员都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为国民办事,如果根据有关规定,事情可以办,他们会全力以赴办好,如果规定不行,虽然他们态度很好,但不论怎么说,都不敢办,出了问题要受到惩罚。
记者曾到日本人事院采访,看到日本惩罚公务员的规定十分具体,而且确实每年都有不少公务员受到惩罚。而事情做好了,却是应该的,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拿的是国民的税金,必须把事情做好,因此,日本公务员在公开的场合没有被表扬的典型。(记者何德功)
■美国:高薪不一定能养廉
●属于“中产阶级”中上层,位高权重监督少者丑闻多
大概是距离产生美,在国内的时候,经常听人们传说、被媒体灌输:美国公务员数量少、素质高,高薪养廉,很少腐败。
到美国一年多后才发现,美国公务员不仅数量不少,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相比也是高了一大块,而且收入稳定、福利高、各种隐性好处也不少——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与中国社会有些相似?
普通美国人说起“政府官员”、“政府职员”,即要讥讽一下他们“拿纳税人的钱”,言下更多地却是艳羡之感。看来,“吃政府饭”在哪里都是好差事。
■2400万人“吃政府饭”
美国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所谓“官民比例”有多大,早已成为中国学者热议的话题,还要拿来和中国对比。但其实,所有这一切争论都起源于“公务员”定义的不同。
和中国公务员专指“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同,美国公务人员涵盖的范围比较大,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公务员、联邦和地方所属科研和文化机构职员、法官、消防、警察、邮政、公立学校等许多行业,一句话,就是所有“吃政府饭”的(Government Paid)人。
人们常说“美国公务员只有300万”,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所谓“300万”,只是联邦政
府所属机构的公务员的总数。如果要拿中国来比,大概相当于中国中央政府机构公务员、相关机构的服务人员和一些中央直属事业机构工作员,也就是“由中央财政供养”的人数。
如果加上州、县、市政府和各级公立机构,美国“吃政府饭”的人超过2400万,占总人口的8%。
可见美国的财政供养比例也是相当高的。
美国地域广大,“吃政府饭”的人又涵盖各行各业,分类自然五花八门。
具体来说,其中有“普通公务员”序列(简称GS),指各公共机构服务的一般公务员,按报酬高低又分成15级,每级10档;“行政官”序列,指联邦政府中的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等岗位,有5级;“高级行政人员”序列,指政府机构中的各级官员;“合同仲裁委员会”序列,专指各级政府仲裁委员会的成员;“法官”序列,单指各级法官;“高级科学与专业人员”序列,包括在政府机构中服务的科学家和专业人才。
■公务员属“中产阶级”中上层
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每年都要开列一份工资表,确定各行业公务员的收入。从这份工资表可以看出,美国公务员的收入绝对是“中产阶级”的中上层。
在2006年的工资表格中,普通公务员的年薪基数从1.6万美元(一级一档)到11.8万美元(15级10档)。“行政官系列”中,年薪从5级(副部长助理)的13.39万美元到1级(内阁部长)18.35万美元。而“高级行政人员系列”的年薪基数也由10.98万美元到16.5万美元。高级专业人员的年薪基数是10万美元到14万美元。而法官的年薪基数则从9.5万美元到14.3万美元。
按这份表格,理论上美国还存在年薪1.6万美元的最低级公务员。但实际上,低级别的普通公务员相当少。联邦人事管理局介绍说,普通公务员的“级”是按工作岗位和专业技能来定,而“档”则是根据工作年限和表现来定。比如,联邦所属医院的护士,2006年的年薪基数已是3.1万美元,而护士是联邦人事管理局工资表上年薪最低的岗位。
“年年涨工资”是美国公务员收入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公务员除了按年资正常涨档之外,工资还要根据通货膨胀系数变动,每年年初,联邦人事管理局都要根据通货膨胀趋势发布新的工资标准,比如,2006年普通公务员的年薪就普遍涨了2.1%。
此外,经济水平不同的各个地区有“地区标准”,驻不同地方的联邦公务员,收入可以在给出的年薪基数上浮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公务员年薪也越高。记者所在的洛杉矶地区,2006年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一级一档普通公务员,年薪就是2万美元,比联邦基数高25%。
除了稳定而较高的收入之外,公务员的福利也五花八门。除了医疗保险、退休金、购房补助可以根据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年头折算之外,还有优惠的意外险、人寿险、长期看护保险(年老后由政府支付大部分看护费用)、税前支付医疗费用(可以先交医疗费再付所得税,实际相当于部分收入免税)等等,甚至连出差度假住旅馆,公务员也有专门的优惠费率。
■高薪养不了廉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州、县、市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都比较明确。联邦公务员的工资由一个专门的联邦工资账户支付,而各州、县、市公务员的工资,都由本级政府财政负担。富裕的地方,政府税收高,公务员收入当然也高。反之,较贫困地区财政负担能力差,公务员收入也低。
比如,同样是检察官,加州总检察长的年薪17.5万美元,就高于联邦总检察长的14.3万美元,而加州是美国最富裕的州之一。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也和中国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选举官员(总统、议员、州长、市长等)的收入水平,由各级议会专门决定,和依岗位、年限“按部就班”涨工资的公务员收入完全不一样。
美国总统年薪40万美元,加州州长施瓦辛格2006年的年薪是20万美元,高于联邦内阁部长,而著名的纽约市长布隆贝格,因为本身就是大富豪,竞选时就表示年薪只要1美元,这一招赢得了选民的好感。
今年,美国联邦公务员的平均年薪是6.1万美元,大致相当于全国人均收入的1.5倍。如果以中国2005年人均收入1万元、公务员平均工资1.5万元来计算,美国的这个倍数跟中国的数字也差不多。
比照经济水平,美国的公务员也可以算是“高薪”,而且足够买得起房子、又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谓“后顾无忧”,特别是州、县、市那些选举官员,一般收入又高出事务官员一大截,照理可以“养廉”了吧。但其实,就是位高权重而又监督最少的这些官员中,丑闻最多。
这是因为,这一级官员既不像总统、部长那样曝光率高、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有一定的“独裁”权力不受制约。
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阿肯色州长任上就开始性骚扰。而曾被视为“克林顿接班人”、“民主党新星”的新泽西前州长麦克格莱维,在州长任上大搞裙带腐败,把年薪11万美元的“反恐顾问”职务,私相授受给他以色列籍的同性恋情人,一年多后才被揭发。像一些市长和房地产开发商勾结的丑闻,今年就曝光了几起。
所以说,高薪不能养廉,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才能养廉,这是中外都适用的道理。(记者陈勇)
■欧盟:收入高门槛更高
●终身不会被解雇,胡吃海喝现象不存在
与比利时一位工作了30年、月薪不足3000欧元的国家公务员相比,有些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却可能每月拿到16094.79欧元的基本工资。
不仅如此,后者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终身不会被解雇,而且,可以在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安家落户……在欧洲,这样一个群体常常被戏称为“捧着金碗的欧洲公民”——他们就是欧盟的公务员。
■待遇好
所谓的“金碗”,即指欧盟公务员的待遇相当之高,他们的高薪最让外界“眼红”。欧盟公务员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家庭补助和津贴三个部分。
基本工资的高低,是按照公务员由高到低的A、B、C、D四个级别以及每个等级中的各个档次来确定的。以2004年5月欧盟公布的基本工资标准为例,A级中最高档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每月可达16094.79欧元,D级中最低一档的基本工资也可达2325.33欧元,而比利时一名工作了近30年的国家公务员,月薪也不会超过3000欧元。
每年年终,欧盟各机构还会根据本单位的财务状况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而奖金的多少则完全取决于员工平时的表现。
除了基本工资和年终奖金,欧盟公务员还享有包括家庭津贴、抚养孩子补助以及孩子上学补助在内的三项家庭补助。
家庭津贴分两部分:一是固定部分,每月149.39欧元;另一部分因人而异,额度是每位公务员基本工资的2%。孩子抚养补助为每名孩子每月326.44欧元,这笔补助可一直领取到孩子年满18岁。18—26岁的孩子,若仍未找到工作,则可由家长提出申请继续享受这部分补贴。另外,5岁以上的孩子可领取每月221.50欧元的上学补助,直到26岁。5岁以前、或不上学的孩子,每月可领取的上学补贴为79.74欧元。
欧盟公务员的子女一般就读于欧盟成员国共同出资创办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及中学一应俱全。这些学校无论是设施还是人员配置,都远远优于比利时的普通学校,学生每天由学校派专车接送。
此外,欧盟公务员还享受各类名目繁多的福利津贴。他们刚刚步入工作岗位,就会得到相当于两个月基本工资的“安家落户”费;除公共假日、病假、婚假、产假等之外,欧盟公务员每年还可享受24天—30天的休假,这期间全家都可以得到一笔足够度假开销的补贴;凡是不在本国上班的欧盟公务员,每月还可以领到相当于工资16%的“离乡补贴”——欧盟认为,为了工作,许多人都“背井离乡”,他们的“乡愁”应该得到补贴。
以上所有工资收入,都无需向各成员国纳税,但要缴纳一定比例的“欧盟税”。交纳的比例采取“递进制”,即最低档收入无需缴纳,最高收入者的缴纳比例则会达到45%。然而,这笔税收收入将全部作为欧盟公务员的“保险基金”,最终还是会返回到每位公务员身上。
对于公务员享受如此之高的待遇,欧盟有其解释:需要高薪待遇吸引并留住高级人才。
■特权少欧盟公务员的工薪虽高,但并不意味着优越。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相比,欧盟公务员的特权其实并不算多。
在欧盟,只有少数高级公务员才能享受公务用车。在欧盟三大机构中最为庞大的欧盟委员会,目前公务用车仅有130辆,此外,它只配备了200辆自行车。目前欧委会员工开私家车上班的比例为44%,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比例为38%,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的比例为17%。
胡吃海喝现象在欧盟机构几乎不存在,招待宴请之类的活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预算管理。记者曾受邀从比利时前往卢森堡采访欧洲投资银行行长,驱车3个多小时到达后正值中午开饭时间,这才有幸在该行的食堂吃了顿便餐,但这已经是十分难得的“礼遇”了。
欧盟公务员因公出差,虽可得到一定数额的伙食包干费,住宿可根据所提供的发票实报实销,但也规定了最高限额,具体的标准由欧盟统一制定
■约束严
欧盟公务员收入透明公开,鲜见因利用部门权力而产生不同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政府部门集体贪污受贿的“群体”案件也十分罕见。
为了从源头杜绝腐败,加强事前防范,规范公务员的从政行为,欧盟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做法有:一是宣传教育;二是警示教育,比如欧盟内部纪律监察办公室每年发表报告,公布当年的内部安全,以儆效尤;三是岗位轮换制度,公务员在重要权力岗位上最多可干5年,到期必须轮换;四是申报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五是不准接受礼品的制度,欧盟公务员不得接受任何一个国家或机构提供的荣誉称号、授勋及各种形式的馈赠,也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六是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制。
在职能设置上,欧盟机构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欧盟委员会内部设有纪律监察办公室,其任务是进行行政调查,执行纪律处分。该组织权力很大,如经欧盟委员会总秘书长和行政总局局长二人共同批准,那么欧盟主席也可作为调查对象。
1999年6月,欧盟设立了反腐败办公室,其一把手由欧盟部长理事会提名,欧洲议会任命。反腐办的主要任务是打击贪污和行贿受贿,查办与增值税、援助款、走私等相关的贪污受贿案件。该组织权力更大,既可调查欧盟委员会内部,又可调查欧盟各政府。
欧盟公务员这套独特而且完备的管理体系,约束很严,门槛也很高。
欧盟机构一般层级较少、机构轻灵、职位定得合理,目前总共只有3.2万名公务员,仅相当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个城市的公务员数量。因此,精兵简政也对公务员的选拔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
欧盟招聘公务员的程序是:公布职务、自由报名、严格考试、择优录用。欧盟规定,公务员不经过公开招聘不能录取。相关部门要在报纸和互联网上公开招聘信息,筛选简历,对报名者进行笔试和面试。笔试实行匿名阅卷,由两套人员分别评判。考试成绩还要结合个人资历、学历、品行和健康情况来鉴别优劣。一经录用,还要经过9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满才算正式录用。
在招考过程中,任何欧盟官员均不得写推荐信,应试人员也不得与评审员接触或联系。
这一切都为了体现欧盟招录公务员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人人平等”。2005年的一次招聘考试,出现了有关足球的题目。结果引起女考生的不满,认为女性对足球的关注度肯定不如男性,这样的题目明显存在“歧视女性”的嫌疑。
要想跨进欧盟公务员的队伍必须有真才实学,过五关斩六将才有希望最后成功。他们必须聪明过人,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对欧洲问题了如指掌,至少会讲2门以上的外语。由于报考者众多,欧盟各机构目前的录取率平均仅为3%。
除了较高的专业素质,欧盟还十分强调公务员的道德修养、敬业精神和廉洁自重。正因为拥有一支素质相对过硬的队伍,欧洲一体化进程走过50年以来,欧盟机构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效率和清正廉洁的形象。
高薪能否养廉主席:现在要进入的是自由辩论阶段,首先请正方向反方提问。有请。
正方四辩:请问对方辩友,把隐性收入显性化算不算堵上财务漏洞?如果算,能不能说高薪可以养廉呢?(掌声)
反方一辩:隐性收入显性化,这能补上财务漏洞吗?我们的腐败一向是在偷偷地做,可谓隐性了吧。请问,你的高薪如何让腐败本身显性呢?(掌声)
正方二辩:所以我们让“偷偷的”隐性量化嘛!你再“偷偷的”,就能养廉了嘛!(掌声)
反方二辩:对方说隐性收入可以偷偷地来,那么我请问:腐败是不是只有经济这一种原因呢?
正方一辩:对嘛,隐性收入偷偷来,所以让它公开化、显性化,让大家都知道嘛!
反方一辩:对方辩友的意思是让腐败公开显性化就能养廉了吧?
正方三辩:对方辩友难道不希望把这些腐败的蛀虫挖出来曝曝光吗?(掌声)
反方三辩:我想请问:以权谋色是不是腐败呢?江西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因为贪恋女色收受巨额贿赂,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色。请问,高薪如何能让人戒色呢?(掌声)
正方二辩:对方辩友的意思就是说,当一种药能治病的时候,就像这种药能包治百病,而且吃了这种药一辈子都不生病,这才叫能治病。这种药我们到蓬莱仙境也找不到!(掌声)
反方一辩:但是这种药如果什么病也不能治,这不是“万能药”而是不能“要”!对方辩友,如果你的高薪不能戒色,那么,河北省某县原县长张新振只喜欢赌,却不喜欢钱,他腐败的原因是为了赌,请问你的高薪如何让他戒赌呢?
正方四辩:他们去赌、去嫖的钱来自哪里呢?如果这个隐性收入能够显性化,让人民来监督,这叫不叫养廉呢?
反方三辩:有受贿必然有行贿。行贿当然也是一种腐败,对方给多高的薪能堵住行贿这张嘴呢?
正方二辩:对方辩友的意思是高薪一定要把它量化为多高的薪,而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根本就是不能量化的。比如我们说胡子多的人是络腮胡子,对方辩友是不是一定要问有多少根才算呢?(掌声)
反方三辩:可是对方一辩的陈词中明明说高薪养廉的可行性是高薪可以量化,这不是矛盾了吗?再请问,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副总裁时曾向党内人士行贿七亿日元。请问,高薪如何制止行贿呢?
正方四辩:我再次重申:高薪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请问对方辩友,高薪对于养廉是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呢?
反方四辩:我方已经申明腐败有很多表现形式,但如果这药连“根”都没有治住,怎么能说这药是有用的呢?请问,以情乱法是不是一种腐败行为?
正方一辩: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权情交易,而高薪能对权情交易起制约作用。对方辩友说高薪是不是可以养廉呢?
反方二辩:可腐败者贪权、贪钱、贪色,可谓五毒俱全。对方只用高薪一剂解药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而有限的高薪能扼制无限的贪欲吗?
正方二辩:所以我们用高薪养的是廉不是贪,对方辩友为什么对贪权、贪色的人也要给他高薪去养呢?(掌声)
反方一辩:如果你不扼制贪欲,养廉又从何而来呢?
正方一辩:我们扼制贪欲要通过法制而不是高薪呀!
反方四辩:我看对方辩友是想用有限的高薪去填一个无限的漏洞吧!日本前自民党总裁董宛兴有动产不动产一百亿日元,可仍贪污二十九亿日元,这难道是高薪制止得了的吗?(掌声)
正方二辩:对方辩友的问题是现在公务员的待遇实在是太低了,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合理的需求都当作是贪欲呢?
反方三辩:对方二辩明明在陈词中告诉我们:“我方不否认现在公务员的待遇不可谓不低。”可现在又告诉我们公务员的待遇是很低的,明明又自相矛盾了嘛!
正方四辩:对方三辩在陈词中也告诉过我们:“给了贪者的钱他会要得更多更多。”我请问在座的评委,你们在拿到自己合理工资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更贪一点呢?(掌声)
反方三辩:我是说对于一个本身就很贪的人,你给了他钱,他当然会更贪了。再请问,北京某公司会计史健宏用公务之便贪污八千万美金,这么大的胃口你高薪填得了吗?
正方三辩:所以说对方在这里又混淆了两个概念,那就是“养廉”与“惩贪”。惩贪要用法制去惩,养廉要*高薪呀!
反方一辩:对方辩友一直不回答我方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事例。震惊全国的红塔集团高层贪污案,若不是外人揭发,总裁、副总经理以及总会计师联手作案可谓滴水不漏,这完全是财务制度上的漏洞。高薪如何堵呢?
正方三辩:看一看吧,财务制度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如果再不量化会成什么样子呢?(掌声)
反方三辩:对方辩友说廉和贪是无关的,养廉和惩贪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养廉呢?养廉是防止人由廉变贪。如果我们不对贪的本质作分析怎么养廉呢?
正方一辩:对呀,养廉是防止人们由廉变贪,而不是由贪变廉。
反方二辩:现在的贪污者是不是由廉变过来的呢?在重大贪污案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收入高于大学教授,这样的收入还要用高薪给他们改善生活吗?
正方二辩:问题是对方将合理的需求当作了贪。我请问,当你大学时找到了一份工作,你努力劳动却得不到应得的报酬,你会不会有想法呢?既然自己也会有想法,为什么要把官员当作杨白劳、高玉宝来对待呢?(掌声)
反方二辩:但对方凭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没得到合理的收入呢?
正方三辩:对方很喜欢举例,那就提一个例子:大庆和深圳都实行了公务开支薪水化,这是为什么呢?
反方二辩:公务开支薪水化就是对方所说的高薪吗?对方一辩也承认养廉就是防止由廉变贪,贪的原因一个是内在的贪欲,一个是权力。那么请问,高薪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正方四辩:这一点我已经解释过了。请问,我们用外在的制度制约个人权力,这算不算能够养廉呢?
反方一辩:但是请问,你的隐性收入显性化到底是如何制约权利的呢?体育场上也有贪污,足球运动员的收入……(铃声)谢谢大家。(掌声)
正方一辩:显然对方辩友又把我方的高薪理解为仅仅提高薪水。我方的高薪是守制度、重制度,能够扼制对方辩友所说的贪污,全力制约。这不是很好的一种高薪养廉吗?
正方三辩:对方辩友现在已经开始关心到我们的可操作性问题了。说明对方已经感到高薪能够养廉,具体怎样操作我们下来再说。(掌声)
正方四辩:我们现在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政府购买。请问对方辩友,扼制浪费、政府购买,这算不算是养廉呢?
正方一辩:高薪使更多德才兼备的人加入公务员队伍,其整体素质提高的时候,高薪能不能养廉呢?
正方三辩: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我们需要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是李光耀说的话。吸引大批德才兼备的人进政府,就不愁政府里没有好人了。
正方四辩: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建设怎么能行呢?
正方二辩:对方辩友所有导致贪的事例都不是高薪造成的,而是因为制度上其它的漏洞,这分明是脚不正,怎么能说鞋是歪的呢?(掌声)
正方一辩:我们说高薪能够养廉,难道仅仅是光高薪就能……(铃声)(掌声) 以上为“蓝带杯”98全国大专辩论会总决赛自由辩论辩词正方:西安交通大学→高薪能够养廉反方:上海外国语大学→高薪不能养廉正方:一辩田岚、二辩郭宇宽、三辩樊登、四辩路一鸣反方:一辩刘春明、二辩鲁俊、三辩鲁文倚、四辩方静旖主席:张泽群
赛况概述:本来我还是老老实实,战战兢兢的做记录的,准备按照常规的方法写一篇比赛观感的,可是到了后来,手中的笔开始跟不上比赛的进度。原因有三:其一,本场比赛的反方使用的辩论套路在立论阶段的时候还让人感觉在意料之中,而在盘问以及自由辩论阶段,比赛赛况的波动很大,令鄙人实在无法预测比赛的走向,因此记录开始断断续续。其二,正方有一位名振天下的著名辩士——黄执中,在这场比赛纷争的乱军当中,他能直捣黄龙,猛击对手要害,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妙效,晚生实在看的如痴如醉。其三,则是这场比赛也让我学到了不少辩论比赛的经验和比经验更重要的背后的价值。。。因此,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的高潮起伏中,故从下半场开始便将笔记弃之一旁。不过,由于这场比赛给我激发出的启示不少,因此到现在我还能够对其记忆犹新,现在尝试使用更自在的方式来讲述比赛的经过。
正方的队员由两女两男构成,反方亦为如此。在这里先谈谈双方的立论架构。
正方提出无论是政府员工或者是私人单位,提升员工待遇可以起到帮助员工面对以及抵抗外在诱惑,廉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和外在的行为,而员工都是有头脑,且趋利避害为人之常情。高薪能够增加贪污的风险,因为它增加了贪污的代价,即员工在贪污被抓的时候损失的更多,也可以缩小肃贪面。高薪也能给员工带来工作认同感,认为自己是受重用的,对雇主产生感恩的心态,也能在人的良知和价值观上有利于促进廉洁,之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逻辑上,正方认为养是促进以达到,而能是可以并不是充分条件。同时,高薪与廉洁成正相关。在其他基准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实施高薪手段的确能够促进廉洁,那么立场便可得证。
反方则指出正方无法明确定义高薪,认为道德和法律的双管齐下是保证廉洁的必要条件。也许高薪是一个添加的辅助工具,反方一辩就以汽油添加剂为例,打比方说汽油添加剂不能让汽车开动。反方还指出辩题的寓意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廉洁的环境,而高薪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不让人去贪钱,也并不是从贪的根源上解决问题,而只是让人因为觉得不值得去贪而不贪,而不是让员工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贪污是一种违反道德法律的现象。同时,反方也要求正方论证使用高薪制度就一定能杜绝贪污。反方还列举了贪色、贪恋地位、贪恋权利、被迫贪污等等事例,认为这种类繁多的贪污事例不是只要使用简单单一的高薪就能够解决问题。反方也认为人的私欲是不断的在提升,而五花八门的欲望的深渊不能用高薪来填补。他们还强调惟有健全的法律和道德存在的社会才是养廉的基础。
盘问和自由辩论给晚生的个人感觉是比较混乱的。不过黄执中前辈的出色表现以及反方的出奇打法给比赛带来了很多看点。首先由正方四辩廖千慧询问反方一辩和四辩关于贝克汉姆脚受伤和反方一辩脚受伤谁损失大的问题,试图论证高薪员工失去工作和福利的损失大。而反方的辩手却不按照正方的逻辑继续将问题开展下去,而是巧妙的切换了一个角度,提出对于他妈妈而言,贝克汉姆就算是黄金双脚,他妈妈也会觉得自己孩子脚受伤的时候自己损失大。正方似乎对反方的“不循常理”有些措手不及,接着提出那么反方辩手能否像贝克汉姆一样给自己的脚买高额保险,反方一辩却机敏的回答道只要他能给一样多的钱,他的脚又不是那么容易受伤,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卖保险呢?赢来阵阵掌声,气势有些夺人。正方无奈,只好盘问反方四辩关于多少钱能够请她出演汽车广告,可是反方四辩似乎也不是省油的灯,说她不是艺人,不愿意在广告上亮相,那是他的原则,多少钱多不干(仔细想这是符合反方的论点的,贪污的根治要靠教化,让员工真正意识到贪污是恶行)。这一轮反方看似有点无理取闹,但实际上他们的论点也是值得推敲和玩味的。
这次有幸能够看到黄执中前辈攻辩的风采(那是我在今年国辩至今看到的最精彩的攻辩)。在前两轮盘问中,正方似乎没有抓住反方的一些弱点,反而被反方弄的有些不知所措,再加上场上观众多数都慷慨的将掌声献给反方,正方非常需要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及时起来拨乱反正。黄前辈做到了。他的问题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他将读书和聪明,运动和健康,休息和养病为话题,询问对方这些是否正相关。(注意,前者可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反方似乎察觉到他的目的,不敢给出明确的回答。后来他继续询问那么法制的道德是否与廉洁正相关,反方终于承认。(但是法制和道德似乎也不是廉洁的充分条件吧?)最后他提出,在前面几个关系式中,把前者换成高薪,后者换成养廉,就是他们的立场。(掌声雷动不息)(注:比赛我比我记忆可是精彩的多)
反方最后盘问正方法律道德是否起主要作用,正方宣称这不能排除高薪对于养廉的作用。反方则以裁判为例,问如果他向比赛裁判行贿,那么他们拒绝是否因为比赛主办方给了高薪?(以前赵令茂老师告诉过我,辩论评委评判比赛得到的钱甚至连服装汽油费都不够),而正方也及时讲问题的核心拉回自己立场,认为那是裁判重视自己,对比赛有认同感的表现,而高薪是一种可以促进这种表现的手段。这里有趣的是这位反方的选手似乎忘记了他必须盘问黄执中,而当主席提醒他的时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最后很遗憾,这次没有看到黄前辈在面对盘问时的英姿。
自由辩论很乱,双方没有很好的抓住对方的核心论点。反方一直强调高薪不是万灵药,同时给出了很多例子(如中国、香港、新加坡、澳洲等)。至于高薪的定义究竟是相对以前较高的薪水还是相对其他社会成员较高的薪水,双方争论未果,不过这个不是很重要,不一定要区分开。正方继续表示对能的见解,提出高薪给予了员工更大的自豪感和珍惜感,也增加了贪污风险,使肃贪变得容易,这是促进以致达到,即养。
总结陈词双方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反方对稿件的以来比较重,而正方的总结(不说大家也知道该是谁做)之精彩无庸质疑,这里给大家卖个关子(因为太精彩,没有去进行理性记录,耳朵听的太爽了)不过在观众提问的时候黄前辈讲的关于高薪清洁工的例子实在是令人莞尔。黄前辈还说,这个世界没有东西是一定的,就像用功读书也不能保证考试一定拿满分,我们能做的是找出那种事物间的联系,探讨他们会是一种怎样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能”。真正的一定大概只有在科学和数学定律中才存在吧?
最后钟志邦博士点评。他认为双方表现多不错,比赛不是一边倒,不可可惜反方对事先准备的稿件依赖太重了。他赞扬了反方一辩的优异表现。
我个人认为,正如99年新南威尔士大学一样,对辩论的不熟悉是一种劣势。但是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优势。因为这样的辩手的逻辑库更多样话,更容易跳出对手预设的框架。这场的反方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