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恐怖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明显呈现缓和与紧张、和平与动荡并存的局面，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恐怖主义”作为最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之一，被人们称为了“21世纪的政治瘟疫”，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
对于恐怖主义的界定，各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但在诸类定义之中共识了三点，即恐怖主义是一个具有政治动机，针对无辜平民，使用非法暴力的组织。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恐怖主义也出现了“四化”，就是恐怖活动残酷化，恐怖手段高科技化，恐怖组织国际化和恐怖策划高智能化。而恐怖主义之所以存在，并非一日之谈。在政治方面，冷战潜伏矛盾的突现，民族、宗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个别大国的双重标准以及某些国家的支持等都是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的原因。再加上国际军火走私猖獗，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传媒等技术因素的为虎傅翼，使恐怖主义成为了全球的威胁。
“恐怖主义”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大国关系这四个方面：
首先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议程转向反恐
冷战结束代表东西方阵营的和解，国际关系主要议程，从军备竞赛及安全，转向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繁荣与发展。而自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国际政治主要的议程和关心议题，为如何打击防范恐怖主义的威胁。反恐及防范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成为国际间及各国所关切的事项，其他议题则暂时被置于后。
第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受阻。
全球化在冷战结束后被积极的推动，并且成为引导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所谓全球化指得是国际间各国互动的频率及幅度增加，各国人民互动的时空幻境隔阂大幅缩减，从经济角度而言，全球化意味经济活动中的资本、劳力、技术及人员在全球自由的流动，不受传统国际主权及疆域的限制。因此，冷战后时期的国际关系，在全球化理念的引导及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经贸互动及互赖的关系迅速增加，有助于国际经贸合作的加强，全球及各国经贸普遍的成长。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及区域经济整合也迅速提升。
但是，自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由于反恐的协商及推动各项反恐措施，自然使得投注于全球化及经济合作的动力被瓜分。尤其严重的是，许多反恐措施的设计，与全球化自由流动的精神根本是背道而驰，为了严格打击及防范恐怖主义的行动，各国必须加强对出入境人员、资金及货物的监测及控制，凡此皆与全球化所强调的松绑与自由化相抵触，增加了实际时间及交易成本，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最大发挥。除了国际间的一般反恐措施之外，布什政府更发
动了两次反恐战争。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战争的发生必然会早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利于经贸活动的进行，尤其是第二次的战争更发生于伊拉克境内，临近中东原油供应的地点及输油路线，引起原油价格的上涨，不利于国经济的进行。
第三是国际间文化冲突的加剧。
文明冲突指得是儒家文明将与回教文明合作而共同对抗西方文明，这一理论是冷战结束后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然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显示出时间的背后确实有回教的西方文明冲突的阴影存在，住到此事的本拉登即誓言要将美国的势力逐出中东地区之外，对于美国的攻击乃执行一决策的具体作为。布什政府为了打击国际恐怖势力，发动了两次反恐战争，对象皆是中东的回族国家，自不免当，又造成伊拉克无辜居民的伤亡，更激怒许多中东及全球的回教人士，产生对西方文明及美国的憎恶。因此，再美伊战争后，伊拉克境内的游击反抗市里仍然活跃，参与者亦不只限于伊拉克人民，亦有许多来自境外的人士。由此可以证明，由于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的一连串反恐战争，导致了部分回教人民与西方人民彼此之间更大的不满于仇视，文明对立与冲突有扩大趋势。
第四是大国关系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出现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及欧盟并列为主要的强国，各国之间出现既竞争又合作的互动关系。九一一事件前美国的外交路线基本上遵循传统的国际政治模式，力图保持超强的地位，对于潜在的对手予以防范及打击。但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出于反恐斗争的需要，亟需国际社会特别是各大国的支持，而各大国出于借反恐实现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与美关系，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很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合作的新领域，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与对抗暂时得到缓解。
俄罗斯在事件发生后，主动拉近与美国的关系，积极支持与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美国则以承诺减少对俄罗斯车臣问题的指责和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作为回报。欧盟大多数国家则希望利用反恐行动，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显示欧盟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英国，欲借强化美英关系巩固大国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日本在事件发生后，对参与反恐行动特别走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日本自卫队不但向美国提供了后勤与情报支援，并为此推动国会紧急立法为自卫队赴海外参加军事行动奠定法律基础。日本在进一步巩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借船出海”，将自卫队的角色从本土防御、保卫周边地区向海外派兵参战转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卫队首次突破宪法限制参加真正意义上的海外作战行动，从而为日本扩充军备
和提升国际地位带来了有利条件。
中美关系在“9.11”事件发生后得到了明显改善。中国支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对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框架、推进两国关系改善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双方对“反恐合作”的期待不同，中国期望借此来改善双边关系，美国是希望通过缓解双边关系来拉中国联合反恐。中美关系因受台湾、西藏和人权等问题制约，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双方在反恐基础上重新加固的战略框架不会受到动摇。未来两国关系前景将是利益与分歧共存，希望与挑战同在，双方将在磨合、碰撞与妥协交织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与适应对方，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并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9.11”事件也引发了美国、印度、巴基斯坦三角关系的明细变化。美国在针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恐战争中，发现了巴基斯坦因与阿富汗直接接壤和与塔利班的传统关系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缘战略意义，大幅回调美巴关系。而巴基斯坦政府为了摆脱与恐怖主义的干系，缓解严峻的经济形势，获取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不顾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决定同美国全面合作。而印度虽做出迅速反应，但由于其在地缘战略意义上远逊于巴基斯坦，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使得冷战后呈急剧升温之势的美印关系遇到挫折。印巴关系的紧张之势使美国处于两难境地，美国尚未找到有效平衡印巴矛盾的良策。从近期来看，美国将高度重视巴基斯坦的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国仍将看重印度在南亚、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更大范围内的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和磋商，开展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活动；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一切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供认的国际法准则，一切行动应有利于维护世界及世界和平的长远利益。恐怖主义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名族或宗教混为一谈，应证据确凿，目标明确，避免伤及无辜，不能任意扩大打击范围，不能对打击恐怖主义采取双重标准，不能借恐怖主义推行别的影响世界和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政治意图。打击恐怖主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不是民族、宗教或文明的冲突，应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发展模式；各种社会制度和文明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无论恐怖主义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以何种方式出现，国际社会都应共同努力，坚决予以谴责和打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应根据国际反恐领域新动向，不断制定新的应对方案和措施，积极投入和参与国际反恐斗争，同时要站在战略高度，洞察和把握国际反恐领域形势的
变化对整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趋利避害，有所作为，主动抓住机遇，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国和国际社会最大安全利益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