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它还不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读过，那是一九九零年在大学的某一段很郁闷的日子里读过的，从图书馆借阅的借书单上，密密麻麻的人名，而实际上，读完之后想起来，其实在我高中疑惑初中的某一个休闲的夜晚，曾经早就看过这部名为《布拉格之恋》的内参电影。电影当然容易看明白故事情节，但，读书，就会困惑于米兰·昆德拉到底要说什么？何为“生命之轻”？

生命是什么？很多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生命的元素，男人和女人，以及其间性的关系，还有孩子，等等，然后，需要有背景有环境，就像一幅画，有了人物，还要有后面的背衬，然后，我们才能看见，这画要表达什么，小说也是如此。《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细细咀嚼，其实，差别挺大的。前者强调生命之轻，后者强调生命，哪个更符合作者原意？我不懂捷克语，我不敢下判断。对我来说，书的名字其实不重要，这个故事，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但，我依然会发现某些新的东西。所以，那蛋长什么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消化了它。

作家们是否有很深邃的思想放在那里让你发现？其实，往往不是的，作家们只是负责将一副你可以展开想象力的画勾勒出来，其他的部分，你自己填充，但，那些勾勒的线条会不断地影响你，甚至禁锢你，等待你的破茧而出。

年少时认为，托马斯是一匹找得到爱情归属却找不到身体归宿的“种马”，特雷萨是一只长不大的瞪着一双迷茫而无辜大眼睛的“小鹿”，而萨宾娜是一头永远渴望另一方的“猎豹”，至于弗兰茨，直接归类一只向往蓝天却永远飞不高的“鹦鹉”，也曾经将这一段理论表达出来，引来的，很像萨宾娜面对那些对她祖国比她的画更感兴趣的场景。或许叫“媚俗”，或许应该叫“雾里看花吧”

多年后，托马斯这匹种马在我眼里已经苍老，他无时无刻不在女性身上寻找一种归宿，一种除了爱情还需要的归属，或许，他才是那个有“俄狄浦斯”症患者；特雷萨呢，她的所有迷茫和无辜其实是寻找一种安全感，一种“关门洗澡”的安全感；萨宾娜则以对“媚俗”的鄙视成就了她与整个世俗背道而驰的叛逆，至于弗兰茨的理想主义，我倒觉得这人蛮可爱的。

承受以上这一切定义，以及米兰·昆德拉那些沉重的哲学思考的，其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那脆弱无比，那么容易消失的生命，托马斯和特雷萨死于车祸，弗兰茨死于“伟大的进军”所带来的一场打劫。只有萨宾娜逃离这一切，远远地，远远地。然而，轻轻地，正如他们轻轻地来，轻轻地，正如他们轻轻离去，不带走什么，当我们合上书，那种萨宾娜所反感的，给历史留下点什么的他们却似乎不曾留什么。

这就是我们举重若轻的生命。

许钧的翻译直接来源于法文版，比之英译版的韩少功翻译，多了很多信息，添加了很多元素，想想当年某些看不懂的地方，想想当年没有理顺的地方，或者当年因看不懂而忽略的地方，觉得收藏一本簇新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实挺不错的，至少，有些以前从没看见过的描写，现在，看得见了。

据说，台版的更好，其实，我喜欢高健的那句话——翻译需要的是翻译出作者的性格，米兰·昆德拉在他小说中，其实，一直都没有性格，只有思想，和一张没有面孔的脸。这是他的风格，故此，我倒是能接受没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许钧版了。

只是那部电影，可能还不能公演的吧。幸好可以看见封面上昆德拉亲自创作封面漫画。不觉得卡列宁那条狗很幸福吗？

我把一壶茶喝完，一本书看完，忽然发现，窗外已经放晴，台风“圆规”大概已经去山东玩了吧，我的山东朋友们，小心哦。

生命之轻，思想之重，都要珍重。

（一）轻与重？

a.爱情

托马斯原来是典型的花花公子，他抛弃妻子，儿子，陶醉在他构建的“性友谊”的世界里。他充分了解在“性友谊”中需要遵守的规则，他在多个情人之间来回，却没有产生冲突，也没有因为坠入爱河而深陷其中。托马斯陶醉在“性友谊”之轻里，自如的发现每一个女人那独特的百万分之一，陶醉在那种征服和发现的快乐中。他不需要负责，不会产生后果，不会因为沉重的爱情里包含的两人世界的矛盾性而痛苦。

可是他遇到了特蕾莎，诞生在六次偶然中的花朵。她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托马斯的生活。她如同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溜漂来的孩子。托马斯的这个隐喻，让她从此霸占了他的诗化记忆，从此托马斯便坠入了爱河。她作为一个绝对的弱者无依无靠的出现在了托马斯的生活，让托马斯的同情心为之泛滥。书中的同情心，不是汉语意义上的同情，而是一种感同身受。她的出现让托马斯感受到了责任，一种突然出现的责任击溃了托马斯原来自如生活的基础，那就是轻松的，无责任的“性友谊”。

从此他便在因为背叛特蕾莎的爱情的深深愧疚，和对女人的控制欲中的矛盾中深深痛苦着。他只有喝了酒才能和情人们共眠。他的情人报复他，而特蕾莎因为他的不忠而不断做着噩梦，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

轻，还是重？

重重的爱情让托马斯如履薄冰，让托马斯挣扎在矛盾之中。而他十几年的单身生活之轻，却是让他轻松愉快自如。爱是重，性是轻，爱是要承担痛苦的，性却是轻松的。而最愚蠢的，莫过于沉重的爱情和愚蠢冲动的性结合在一起，从而让特蕾莎因为托马斯的性之轻而痛苦，托马斯为了特蕾莎的爱之重而惭愧。

b.“非如此不可”和“别样亦可”

“非如此不可”是一种必然，它是沉重的，它给予人一种使命。“别样亦可”是一种偶然，它是轻松的，它给予了人自由。

轻，还是重？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说到：以前人类是两性同体的，上帝把他们分成了两半，从那时起，这两半就开始在世界上游荡，相互寻找。爱情，是对我们失去的另一半的渴望。

托马斯做过一个梦，他梦见了自己和自己“非如此不可”的另一半在一起，但是当他看到特蕾莎忧伤地在他的窗头走过时，他的同情心却让他选择了特蕾莎。

特蕾莎，六次偶然开出的花朵。她并不是托马斯的“非如此不可”，她的出现只是偶然，托马斯在发现了这个事实后，后悔不已。

可是托马斯后来发现偶然开出的花朵才是美丽的。就像吉普赛人从玻璃杯底的咖啡渣的形状做出预言。偶然给了事件一种预言的魔力，偶然的多次叠加，正是说明了特蕾莎的非凡，而这难以忘怀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从偶然诞生，就变得极其美丽了。

轻，还是重？爱情“非如此不可”的重让生活变得单调，变得过于和谐而缺少了丰富性。而爱情的“别样亦可”，用偶然性给我们描绘了极其美丽的画面。给我们期待，给我们一种丰富性。

偶然之轻造就了特蕾莎，而特蕾莎之轻却造就了托马斯自以为然的“非如此不可”回到布拉格的重。重于轻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b.职业

托马斯是个医生，他一直认为自己有一种使命感，他认为他的内心有一种深切的渴望去照顾病人，

并且解剖表面发现实质。他也因此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外科医生。他的使命感是重。

可是当他被迫害，成了一个擦窗户工人时，他发现做着他自己完全不在乎的事，真美。而职业的“非如此不可”却像吸血鬼一样吸他的血，让他疲倦不堪。

当他最终在农村里开卡车时，他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在职业之轻的“别样亦可”中，他发现了极大地解脱。

当负担完全缺失的时候，他变得比空气还轻，轻得飘起来了。

轻，还是重？

传统价值观念总是告诉我们应该承担重，应该承担责任，可是我们真的就应该选择重？

（二）灵与肉？

这二部中，特蕾莎是叙述的主角，是用她的视角来写的。

特蕾莎从小生活的环境就如同集中营。她母亲美丽价值被粗俗毁灭，因此她想惩罚，所以她所做的就是否定人的特殊性，否定美，让女儿接受她的惩罚。于是，人就成了徒有身躯的皮囊，人没有了隐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下，特蕾莎的灵魂被深深的压抑。如果说，肉体代表了人的平庸性，那么灵魂就是人得独特性，每一个灵魂都有不同的形状。

她的灵魂一直被压抑，她的灵魂渴望冲破甲板，见到天日。所以她有了一个怪癖：那就是一个人长时间的静静的照镜子。她不是自恋，她是为了从那张拥有母亲特征的脸上发现自己的灵魂。

一直在等待有人呼唤她的灵魂，书就成了她的秘密兄弟会的暗号。而与托马斯的一系列巧合，特别是那书《安娜?卡列尼娜》和《俄狄浦斯》，更成了这种暗号的证明。于是，特蕾莎义无反顾的抛弃一切，投入托马斯的怀抱。她的爱，是灵魂之爱。她在高潮时的尖叫，是灵魂的呐喊，想让肉体的感官模糊。

可是托马斯的“性友谊”再次把她投入了集中营。在特蕾莎反复做的那个梦中，特蕾莎和其它女人被迫赤身裸体绕着游泳池跳舞唱歌，而托马斯站在顶上用枪威胁着她们。托马斯的轻让特蕾莎又成了平庸的肉体当中可以相互交换当中的一个。

特蕾莎因此一直痛苦，一直告诫自己“性”与“爱”是不同的，也就是灵魂和肉体是独立的。可是在她的睡梦中，她压抑不住，她被她的梦深深折磨。

灵与肉？

灵魂之爱让特蕾莎如此痛苦。那么何必不尝试那轻的肉体之爱呢？

于是，特蕾莎不断刻意的和一群男人调情，直到最后发生了和工程师的那件事。

她的灵魂拒绝和工程师发生关系，可是她的肉体却背叛了她，她的肉体的快感冲到她身体的每一部分。当一切结束，她的灵魂受了惊吓。而此时只需要工程师的一声轻唤，她便会义无反顾的爱上他。工程师如此，托马斯不也如此吗？而且更加恐怖的是，特蕾莎开始等待工程师的再临。。。肉体之爱战胜了灵魂之爱。特蕾莎意识到这之后，痛苦不堪，她想要托马斯帮他，而托马斯做的，就是送她去死。原来她灵魂爱上的托马斯，也就是这样爱她的。

灵与肉？

肉体战胜了灵魂。肉体的爱可以转换成灵魂之爱，其中并没有深刻的界限。

（三）不解之词

这一部讲的是萨比娜和弗兰茨的故事。不解之词的时间从故事的开头一直到了最后。而不解之词在顺序上正好在《灵与肉》和《轻与重》中的对称轴上。这是否有所含义呢？

弗兰茨爱上了萨比娜。弗兰茨追求性，萨比娜追求爱情。弗兰茨恋母，忠诚。萨比娜叛逆。。。

弗兰茨和萨比娜如此不同。他们之间存在一条鸿沟：语义之河。

萨比娜离开托马斯后，她想和弗兰茨重温礼帽这个见证他们爱情的小把戏。萨比娜如此投入，而弗兰茨以为这只是个玩笑。弗兰茨在音乐当中找到了一种解脱，而对萨比娜来说，那就是噪音，她想起了青年工地的革命歌曲，让她痛恨不已。游行，弗兰茨为之疯狂，他认为这才是唯一真实的生活，是欧洲历史的“伟大进军”。可是萨比娜只是想到的是苏联体制的灌输和压制。墓穴对弗兰茨只意味着垃圾

场，而对于萨比娜，却是寂美的。在荒弃的大教堂里，弗兰茨看到了伟大进军的神圣意义，而对于萨比娜，她发现，美存在于被抛弃之中。

语义之河让萨比娜和弗兰茨无法沟通。语义之河最终让弗兰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他奉献出了自己的忠诚。可是萨比娜要的只是背叛，她离开了弗兰茨。

可是语义之河并没有因此就消失了。萨比娜离开弗兰茨之后，因为弗兰茨对此看似无动于衷，而被生命之轻所打败。原来自己如此重视的价值，如此看重的爱情，竟然在弗兰茨眼中如此之轻，她被生命之轻打败。可是，弗兰茨，萨比娜成了他的宗教。他的内心一直爱着萨比娜，真实的萨比娜由于语义之河而无法沟通，而想象中的萨比娜却是一直关心他，一直看着他的。

语义之河诞生于人与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种种，它不可避免。人们说着同样的话，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托马斯在轻与重中矛盾，特蕾莎在灵与肉中挣扎。偶然把他们聚在一起，偶然让他们诞生了爱情，可是他们在彼此身上所寻找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没有语义之河，那么特蕾莎和托马斯或许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救赎。可是语义之河让托马斯的轻造成了特蕾莎的肉而痛苦，特蕾莎的灵造成了托马斯的重而痛苦。

语义之河让爱情无法完美，让灵魂无法相互拯救。

语义之河把《轻与重》和《灵与肉》隔开了。

（四）伟大进军（有关媚俗）

人类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进军，不停地往一个理想的目的地一直前进吗？或者说人生真的就是有意义吗？生命真的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价值吗？

不是的，历史是偶然的。历史像是一部正在书写的草图，永远不能被检验，永远不能假设。历史没有目标。

这一部分可以讲很多，我不懂媚俗的含义。但是我可以看到米兰?昆德拉借媚俗否定了人类历史一直认为正面的许多价值。

（五）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像贝多芬所言，当重和责任，必然联系在一起时，就有价值吗？可是，我们看到，轻不一定比重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灵魂吗？可是肉体战胜了灵魂。

我们看到巴门尼德的那段话的重复出现：“宇宙被分为一个个对立的二元：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在与非在。而轻与重也是其中一对，而且是分界线最模糊的一对。”不止如此，在一定条件下，正与负相互转换构成了世界万物的变化。

偶然之轻造就了特蕾莎，而特蕾莎之轻却造就了托马斯自以为然的非如此不可回到布拉格的重。重于轻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肉体战胜了灵魂。肉体的爱可以转换成灵魂之爱，其中并没有深刻的界限。

如果轻与重真的能相互转换的话，那么善与恶，灵与肉的界限也不会是那么明晰，那人类的价值判断岂不是失去了根基，人类的存在就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切都是相对的，换言之，一切都没有区别。

斯大林的儿子如此高贵，他的人生是最高贵的戏剧，天使和魔鬼结合在了一起。可是他却因为粪便被英国人责难。高贵和粗俗没有丝毫分别，那么神性就会因为粪便的存在而没有价值了。所以生命成了不能承受的轻，为此，斯大林的儿子选择了死。

弗兰茨为了伟大的进军前往柬埔寨，而伟大的进军最后成了一场表演秀，而且最后不得不在沉默中丧失意义。而弗兰茨为了萨比娜的目光，为了伟大的进军，死于一群讨饭人之手。高贵和粗俗没有了分别，重成了轻，弗兰茨选择了去死。

同样，萨比娜的追求背叛的爱情被弗兰茨无视了，萨比娜的高贵和粗俗没有了区分，粪便让神性丧失了意义。

米兰?昆德拉怀疑人类的生存价值。

（六）牧歌

那米兰?昆德拉给了我们怎么样一条出路呢？生命是不能承受的轻。

那么，因为生命是不能承受的轻。那么就还原生命不能承受的轻，重返伊甸园。

所以托马斯和特蕾莎去了农村，卡列宁的微笑是一种美好牧歌的象征。在农村，托马斯不用做他使命中的工作。特蕾莎不用面对托马斯的情人。而特蕾莎爱上了卡列宁，因为只有动物才配得上绝对的信任。卡列宁是生活在伊甸园，只有在伊甸园才配得上真正的爱情。只有伊甸园才配得上真正的爱情，因为当时人还未成为人，也就是还未有人性。

卡列宁虽然死了，但是它的死没有恐惧，它死在所爱的人之中，它很幸福。

特蕾莎和每个村民都很熟识，在一种重复中，找到了幸福。

托马斯很自由，很幸福。

他们最后死在一起，完美的结局。他们生活在牧歌中，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米兰·昆德拉，一个作家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思考超越了时代，关注到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对于伟大的作品，最好不要急于用好或者不好去评价，而是应该仔细品味其文字中的思想，尝试与那些文字背后的灵魂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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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特勒的这种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轮回不存在智商的世界所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的许可了。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得无限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一想法是残酷的。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这就是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的缘故吧。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像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正因为这样，生命才总是像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一张草图是某件事物的雏形，比如一幅画的草稿，而我们的生命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

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

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人是不能和比喻闹着玩的。一个简单比喻，便可从中产生爱情。

跟一个女人做爱和跟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几乎对立的感情。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

出于同情爱一个人，并非真正爱他。

对这些随意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生活时更加美好。

但是，人只有一次生命，绝无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假设，因此他就永远不可能知道为自己情感所左右到

底是对还是错。

如果一件事情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难道不正说明了它非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在我们看来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凡是必然发生的事，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复的事，都悄无声息。唯有偶然的巧合才会言说，人们试图从中读出某种含义，就像吉普赛人凭借玻璃杯底咖啡渣的形状来做出预言。

偶然性往往具有这般魔力，而必然性则不然。为了这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偶然的巧合必须在最初的一刻便一起降临，如同小鸟儿一齐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肩头。

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确切地说，是人、事之间的偶然相遇，我们称之为巧合。两件预料不到的事出现在同一时刻，就叫巧合。

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贝多芬的一首乐曲、车站的一次死亡）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延展。

人就是根据美的法则在谱写生命乐章，直至深深的绝望时刻的到来，然后自己却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不能指责小说，说被这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所迷惑，但我们有理由责备人类因为对这些偶然巧合视而不见而剥夺了生命的美丽。

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

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假若人还年轻，他们的生命乐章不过刚刚开始，那他们可以一起创作旋律，交换动机，但是，当他们在比较成熟的年纪相遇，各自的生命乐章已经差不多完成，那么，在每个人的乐曲中，每个词，每件物所指的意思便各不相同。

在一切入侵、占领之下，掩盖着另一种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恶；这种恶的表现，便是结队游行的人们挥舞手臂，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样的口号。

她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只有当迫害者误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时，我们才能与它不期而遇。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集中营，就是日日夜夜，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残酷和暴力只不过是其次要特征（而且绝非必然）。集中营，是对私生活的彻底剥夺。

什么叫做调情？可以说调情是一种暗示有进一步性接触可能的行为，但又不担保这种可能性一定能够兑现。换言之，调情是没有保证的性交承诺。

爱情诞生的时刻就像这样：女人无法抗拒呼唤她受了惊吓的灵魂的声音，男人无法抗拒灵魂专注于他声音的女人。

要逃避痛苦，最常见的，就是躲进未来。在时间的轨道上，人们想象有一条线，超脱了这条线，当前的痛苦便不复存在。

爱情就像是帝国：它们建立在信念之上，信念一旦消失，帝国也随之灭亡。

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变成杀人凶手。

托马斯常常听到人们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灵魂的纯洁性进行辩护，他心里想：由于你们的不知，这个国家丧失了自由，也许将丧失几个世纪，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觉得是无辜的吗？你们难道还能正视周围的一切？你们难道不会感到恐惧？也许你们没有长眼睛去看！要是长了眼睛，你们该（像俄狄浦斯一样）把它戳瞎，离开底比斯！

在一个由恐怖力量统治的社会里，声明根本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因为都是在暴力威胁下做出的声明。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也完全有必要不把它放在心上，压根别去理会它们。

托马斯明白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对他微笑，所有人都希望他写反悔声明，而他一旦写了，就会让所有人都乐意！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一旦懦弱成风，他们曾经有过的行为便再也普通不过，因此也就给他们挽回了名誉。第二种人则把自己的荣耀看作是一种特权，决不愿放弃。为此，他们对懦弱者心存一份喜爱，要是没有这懦弱者，他们的勇敢将会立即变成一种徒劳之举，谁也不欣赏。

要去看一看当一个人抛弃了所有他一直都以为是使命的东西时，生命中还能剩下些什么。

发现那百万分之一，并征服它，托马斯执迷于这一欲念。在他看来，迷恋女性的意义即在如此。他迷恋的不是女人，而是每个女人身上无法想象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使一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

追逐众多女性的男人很容易被归为两类。一类人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找他们自己的梦，他们对女性的主观意念。另一类人则被欲念所驱使，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的无尽的多样性。前者的迷恋是浪漫型的迷恋：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找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总是不断地失望，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理想从来都是不可能找到的。失望把他们从一个女人推向另一个女人，赋予他们的善变一种感伤的藉口，因此，许多多愁善感的女人为他们顽强的纠缠所感动。后者的迷恋是放荡型的迷恋，女人在其中看不到丝毫感人之处：由于男人没有在女性身上寄托一个主观的理想，他们对所有女人都感兴趣，没有谁会令他们失望。的确，就是这从不失望本身带有某种可耻的成分。在世人眼中，放浪之徒的迷恋是不可宽恕的。

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印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

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

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问题。

只是，那些反对所谓的极权体制的人几乎不能用疑问与怀疑作为斗争的武器，因为他们拥有一份坚信和简单化的真理来得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并感化他们的整个集体。

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但是这种生命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人类？斗争？爱情？男人？女人？对此有形形色色的观点，于是便有形形色色的媚俗。

我想起了那位在布拉格组织签名请愿运动、要求赫免政治犯的记者。他很清楚这种请愿运动帮不了犯人，其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就能释放那些犯人，而是为了明白仍然有人无所畏惧。他所做的也近乎是在演戏，但他没有别的可能。在行动和演戏之间，他别无选择。他唯有一种选择：要么演戏，要么什么也不干。在某些情况下，人注定要演戏。他们与沉默势力的抗争，是一个剧团向一支军队发起的战斗。

惩罚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行为。

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总渴望得到别人的爱，也就是说我们总希望从别人那儿得到什么（爱），而不是无条件地投入其怀中并且只要他这个人的存在。还有一点，特蕾莎接受了卡列宁当初的样子，她从未设法以自己的形象来改变它，她预先就已认可狗也有一个世界，所以不想把它占为己有，她也不想嫉妒卡列宁的秘密癖好。她养它不是为了改变它（而男人总是想改变女人，女人亦想改变男人），而只是想教它一门基本的语言，使它得以与人类彼此接触理解，从而共同生活。另外，特蕾莎对狗的爱是自愿的爱，没有人强迫她。

人类之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我现在发现，成为一名教徒其实是很简单的。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中，一些天主教徒便去关心他，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信仰。也许他是出于感激而决定入教的。人类的决定往往草率地可怕。

某天，你作出一项决定，你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这项决定有其惯性力。随着一年年过去，要改变它有些困难了。

使命，特蕾莎，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没有使命。任何人都没有使命。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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