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篇一：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据说李白有一次上宰相府，自报家门道：“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

笑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李白说：“以明月为钩，虹霓为线。”宰相又问：“用什么做钓饵呢？”李白高声道：“就用天

下最无义气的士大夫作钓饵。”宰相闻言不禁毛骨悚然。千百年后苏

东坡评价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一翻气壮山河、威

慑群小的钓鱼高论把李白的侠肝义胆、高情逸致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

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

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

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

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

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

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

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

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

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

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

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

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

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

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篇二：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712年～770年)，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

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李白，于唐武后长安

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此自称。唐代两位顶级诗人，一位“”，一位“诗仙”，

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两位大诗人一生都曾游遍祖国

的奇山秀水，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无尽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激情。从玄

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至天宝四载 (745年) ，进行了两次长期的

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渡浙江，泛舟剡溪直

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

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

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

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后，李白

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

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时人号为“六逸”。天宝三载，

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性豪业嗜酒，嫉

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

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

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

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

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两位同时代的诗人，按理说互相之间肯定有所评价或看法，况且李

白和杜甫认识，而且还意气相投，关系非常好，这样互相之间就应

该会更多地有一些评议，或褒或贬，权当切磋诗艺。但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中提及李白的地方很多，且大都是称赞李白之诗的高妙。但李白诗中几乎无一诗提及杜甫，更不要说对杜甫的诗做任何评价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李白，杜甫先是称他为“李候金闺彦。”（《赠李白》），杜甫说“两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而正是

因为有李白在，才使得他“脱身事幽讨”。后来他又说“李候有佳句，

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说“更寻佳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他指出李诗的“清新俊逸”，赞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这应该

看作是杜甫对李诗的总评，也是准确地对后人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总评，也可说是对李诗的最高评价了，后人为了说明李诗的高妙，往

往都引用杜甫的这句评语。

诚然，杜甫对自己的诗才是自许颇高的，他曾自夸“气劘屈贾垒，目

短曹刘墙。”（《壮游》），还曾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健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把自己视为扬雄、曹植和司马相如式的诗人，可见他对自

己的诗才很自负，但他却没有“傲倪凌蔑，目空一切”的态度。他对

同代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云卿、元结等都作过肯定的评

论和评价。对李白的评价我们上面看到了，已经把李诗放到一个很

高的位置了。他评价岑参说“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九日

寄岑参》）它在湖城城南碰到孟云卿的时候，把他带到刘颢家中，

三人饮酒吟诗，最后叹道“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杜甫没

有对谁“高目”过，“文人相轻”的陋习，在他身上没有污染。

杜甫虽然和众多的名诗人如李白、高适交往，建立了亲密而长久的

友谊，但却看不见如李、高二公对杜诗有过评价，当然也就更无所

谓赞誉之词了。但话说回来，李白也并不是没在诗中提及一点点杜甫，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就表达了他对杜甫君的思念，全

诗如下：“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

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感情不为不重，但是全诗无一字提及诗。李白还有一诗是写杜甫的，那就是《鲁郡

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是这样的：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

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

且尽手中杯。全诗八句自始至终都是谈酒谈醉之事，关于诗也是一

字没提。按理说，诗人当以切磋诗艺为极乐，但李白的诗要么不提

及杜甫，要提及杜甫也决不跟他谈关于写诗的问题。这就很怪了。

要说李白看到杜甫给自己的诗的评价这么高，他也应该有所表示的，不是说奉承，至少作为朋友，也应该关心对方的诗歌创作。但李白

完全没有。难道是李诗部分遗失了，而写杜甫之诗正好在这些遗失

之诗之内，这未免也太巧了。难道李白一直就视杜甫为“酒肉”朋友，喝酒只管喝酒，觉不牵涉其他一切烦心之事。

李白有一诗值得注意，即为《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

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有人认为此乃李

白嘲讽杜甫之诗，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但很多学者为李白辩解说，此诗实系赝品，正如任华的赠杜赠李诗一样。

对于此诗，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为之耳。”仇兆鳌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句庸俗，一望而知

为赝作也。”前几日，看到一篇关于晚唐五代苦吟派诗人的论文，作

者认为其实从中唐开始，诗人就有苦吟的习惯。苦吟代表的是一种

谨慎认真的作态度，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诗人的审美文化心

理和审美追求。苦吟派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那就是科

举制的实行，文人从此变得道路难寻，而由此产生的愁苦基本上成

为了当时整个社会情绪。这种情况从唐代开国以来开始，到中唐已

基本成型，“苦吟”二字在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中

有直接表达，甚至在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

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中也出现了“苦吟”二字。我觉得“总为从前作

诗苦”一句并不是说李白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而是说他经常为了推

敲一些诗中的字句劳力费神，说他“太瘦生”那也是由于劳累过度导

致的，而不是因做不成诗而愁苦成如此瘦状。我想，杜甫不会做不

出诗，就是一时做不出诗，那也没什么关系，不见得就引来李白的

一番嘲讽，我想，李白倒没有这么刻薄。

李白其实一直都挺大方。他倒不会舍不得自己的赞美之词，反过来

还要四处俟机嘲弄别人。我们看到，李白曾几次赞过孟浩然，在

《赠孟浩然》一诗中，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

揖清芬。”还有《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

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可以说，他对孟浩然的欣赏有由衷的。李白的《赠刘都使》中说对方“吐

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赞对方“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有在《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中称对方“风韵逸江左，

文章动海隅。”。此外，李白还写过很多画赞，可见李白并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但为什么李白唯独对

杜诗无所表示，是誉是毁也无可查证，这个我一直不明白，限于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篇三：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

胡适对唐诗的研究和论述，主要见于1928年修订出版的《白话文学

史（上卷）》以及它的前身即1922年初版的《国语文学史》[1]。他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就包含在这两部著作中。

黎锦熙先生说：《国语文学史》，这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根据，或者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

[2]朱光潜先生说:《白话文学史》是白话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3]可见，要想准确地理解、阐释和评价胡适关于唐代诗歌（包括李

杜诗学）的观点，就必须首先了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策动

的文学革命及其核心主张。因为这是形成他的唐诗学的思想背景和

根源。

1915年，胡适在一首致留美同学的诗中说：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

未有健起者；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4]此诗概括地描

述出晚清及民国初年，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呈现出的两种状况：传

统式微，新潮涌动。

延续二千多年的旧文学衰落了；伴随着欧风美雨，文化新潮涌来。

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上，生长于清末民初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

青年学者胡适应运而出，首举义旗，顺风疾呼，倡导文学革命。[5]

1916年10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寄陈独秀》一函，信中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八事

者何？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

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

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对八事

作了具体阐述。不久又相继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

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论文[6]，发挥其学说。总观诸文，胡适关于

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

胡适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主张在当时曾遭到一些人的激烈责难[7]，但由于顺应了历史的新运，所以白话文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并

最终取得成功。数十年中，现代文学、新闻传媒以及其他文化领域

使用的文学性和应用性文体都是以白话为主要语言工具；并由此形

成了国语现代汉语。今天，反观九十多年前胡适关于白话文的一系

列论述，我们很容易看出他的远见卓识；并钦佩其倡导、引领文化

新潮流的历史功绩。

五四运动之后，胡适仍然不停地利用教学、演讲、著书等方式宣传

白话文思想。《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而胡适研究唐诗的成果和观点也集中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下

面笔者以此为据，并参考其它文献，对胡适的李杜诗学试做分析。一、李白与杜甫分属两个不同时代

胡适说：八世纪中叶（755年），安禄山造反。

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上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下半截然不同了。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地夸说

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不同。

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

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

[8]

又说：从杜甫到白居易，这一百年（750-850）是唐诗的极盛时代。我在上章曾指出，这个时期的文学与开元天宝盛时的文学有根本上

的大不同，前一期为浪漫的文学，这一期为写实的文学；李白杜甫，他们却代表两个绝不同的趋势。李白结束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浪漫文学，杜甫开展八世纪中叶一下的写实文学。

[9]

胡适的这段论述是针对谢无量所编《中国大文学史》而言的[10]，谢

氏将李杜作为一节放在盛唐一章里合而论之。胡适不仅看出李杜

诗歌存在差异，而且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时

代所造成的。与时人相比，胡适的观点更准确、也更深刻，并对民

国时期的文学史界产生了广远的影响。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里明确声称赞同胡适的观点，并作了发展。

以安史之乱为界，将整个唐代诗歌史划分成李白时代和杜甫时代

两大阶段。后来苏雪林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虽然不

同意陆冯夫妇的二分断制，但是也赞赏胡适的观点，将盛、中唐分

别称之为浪漫文学隆盛的时期和写实文学诞生的时期，而李杜各

是其代表，相关两章的题目是浪漫文学主力作家李白、写实主义开

山大师杜甫。四十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也是采用这种观点，关于李杜的章名为盛唐诗人与李白、

杜甫与中晚唐诗人。

共和国成立后，唐诗学获得新发展。六十年代初游国恩等人集体编

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是使用最多的高校教材，其中六朝和唐代部分由萧涤非先生主编。对李杜的论述又有了

新观点，把李杜都视为盛唐诗人，相关的章名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

人李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具体论述中却指出李白生

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

而杜甫处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概说》）这样来认识李杜与时代的关系，比前人更符合史实。文革后，新时期的唐诗学再次获得长足进步，对李杜认识更加深入。

首先是盛、中唐的划界问题。胡适是依据重大历史事件安史之乱的

爆发作为盛唐与中唐的分界线的。这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分期，而不

是文学性的分期。文学史的分期固然与历史分期有关，但不完全相同，它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安史之乱的爆发宣告盛唐社会结束了，但活跃在盛唐诗坛的一批诗人还在，他们不仅还在继续创作，而且

国家不幸诗人幸，有人因现实生活的刺激，写作欲望更强，作品更

多了。袁行霈先生说：唐诗的分期最好兼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

事件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走上诗坛与退出诗坛的年代。

[11]安史之乱爆发时，盛唐的大诗人多健在，后来才逐渐离世。他们

的具体卒年是：王昌龄，756年；王维，761年；李白，762年；高适，765年；岑参，770年；杜甫，770年。目前学术界一般认同把

诗史上的盛唐与中唐界限至少划在大历（766-779）初年，也就是把

安史乱后的约十年包括在盛唐诗坛内。安史之乱发生后，李白还生

活了约八年；据今人研究，李白这八年的诗歌很多，是创作的又一

个高峰期。所以如果把李白晚年八年忽略不计，那是不妥的。安史

之乱发生时，杜甫已40多岁，流传至今的诗歌尚有一百数十首，思

想和艺术都已基本成型。所以如果把杜甫从盛唐分割出去也是不恰

当的。

其次是盛唐诗歌的总体艺术风貌问题。既然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

诗人，而杜甫是伟大的写实主义诗人；既然我们将他们共同定位为

盛唐诗人，那么他们的共性是什么？他们的共性在艺术风貌上。前

人把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的总体艺术风貌概括为盛唐气象。何谓

盛唐气象？简言之，即严羽所说：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余恕诚先生曾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精辟分析。他指出：

具有盛唐气象的诗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感动激发，希望趁时而起，

建功立业；一类是理想与现实矛盾，针对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和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发出怨怼之词。

又指出：

以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为界，前期与后期诗歌在内容上、情调

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期各类诗歌都不同程度地散发着浪漫的气息，而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沉痛地面向现实的描写，代替了浪漫情绪的

抒发。发生了这样重大变化之后，盛唐后期诗歌与前期还有没有共

同一致的地方？盛唐后期诗歌内容变化主要源于社会生活的变化，

而非诗歌本身在素质上发生变化。

笔力雄壮，气象浑厚这种艺术风貌在盛唐后期诗歌中同样鲜明突出

地呈现着。[12]

这些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李杜的共同性以及盛唐诗坛前期与后期（以安史之乱为界）的一致性。

相对于民国时期的学者从创作方法和题材的角度来区分李白和杜甫，今人这种从艺术风貌角度来认识李杜的方式更逼近文学的本质层面。以上论述表明，20世纪的唐诗学在李杜与时代的关系上，其认识是

层层推进的，愈来愈深入。

二、李、杜思想性格有差异

胡适认为，李白是八世纪上半叶文学的代表。那么看看他对这一时

期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的认识。他说：

这个时代是个解放的时代，古来的自然主义哲学（所谓道家哲学）

与佛教的思想的精彩部分相结合，成为禅宗的运动；这是中国佛教

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这个大运动的潮

流自然震荡全国，美术文学都逃不了他们的影响。

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

这种风气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

实只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表现。

[13]

他认为：

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

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14]

胡适用解放浪漫的来概括盛唐时代精神，用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自然主义人生观来指代李白的思想性格，基本上把握了主要

方面。

关于杜甫，他说：

他很关心时政，感觉时局不能乐观，屡有讽刺的诗，如《丽人行》《兵车行》等篇。他是个贫苦的诗人，有功名之志而没有进身的机会。他从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的民生的痛苦，从他个

人的贫苦的经验里体认出人生的实在状况，故当大乱爆发之先已能

见到社会国家的危机了。他在这个时代虽然也纵饮狂歌，但我们在

他的醉歌里往往听得悲哀的叹声：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15]

他自比稷与契，宁可取笑同学翁，而不愿学巢父与许由。这是杜甫

与李白大不同之处：李白代表隐遁避世的放浪态度，杜甫代表中国

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

[16]

用关心时政有功名之志积极入世来表示杜甫的思想性格，也抓住

了要点。

三、李白是乐府诗的集大成者，也擅长歌唱自然

胡适十分推崇乐府诗，尤其是乐府民歌。因为乐府诗本属音乐文学，为了上口、易懂，其语言要求通俗流畅，所以，以白话为常。此其一。其二，乐府民歌是平民文学，作者是小百姓；不是贵族的庙

堂文学。这也符合胡适的民主思想。另外，胡适还认为，一切文学

新形式都是来源于民间；下层民间文学总是慢慢影响到上层文学；五、七言古诗等形式都是从乐府出来的新体诗，诗体的解放多从这里来。

[17]因此他对文人乐府也多所肯定，如建安曹氏父子、南朝文人的乐

府诗。胡适对唐人乐府诗也推崇备至。《白话文学史》第二编《唐朝》中既用专章论述盛唐乐府诗，又对杜甫、元结开其端，中唐顾况、张籍、元白等发扬光大的新题乐府诗给予热情评价。

关于李白乐府诗，是放在《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专章中加以论述的。本章依次评述了几个乐府大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李白，李白殿后，着墨最多。

他说：李白的乐府有种种不同的风格。有些是很颓放的、很悲观的

醉歌，如《将进酒》《襄阳歌》。

有些很美的艳歌，如《长相思》。

有些是很飘逸奇特的游仙诗，如《怀仙歌》。

有些是很沉痛的议论诗，如《战城南》。

有些是客观地试做民歌，如《长干行》《横江词》。

有些却又是个人的离愁别恨，如《客中行》《静夜思》等。这大致

是从内容方面区分了李白乐府诗的多样性、丰富性。

他认为：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他的特别长处有三点：

第一，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

自然；第二，能充分发挥诗体解放的趋势，为后人开不少生路；第三，李白乐府诗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这种多方面的尝试便使乐府

歌辞的势力侵入诗的种种方面。两汉以来无数民歌的解放的作用与

影响，到此才算大成功。

胡适的意思大概是说，原本偏于写实的汉乐府民歌到李白手里被大

大发展了，可缘事而发，也可缘人、缘情、缘思、缘景、缘境、缘

时而发；语言通俗流畅；体式自由，特别是七言歌行不拘声律、不

拘长短，表现出解放的精神。

第十三章《歌唱自然的诗人》中对李白山水诗作了论述：

七八世纪是个浪漫时代，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酒店里狂歌痛饮，在醉乡里过日子，这是一方面。放浪江湖，隐居

山林，寄情于山水，这也是很时髦的一方面。

烂醉狂歌与登山临水同是这个解放时代的人生观的表现。

李白的诗也很多歌咏自然的。他是个山林隐士，爱自由自适，足迹

游遍许多名山，故有许多吟咏山水之作。他的天才高，见解也高，

真能欣赏自然的美，而文笔又恣肆自由，不受骈偶体的束缚，故他

的成绩往往比那一般有意做山水诗的人更好。

他列举的作品有《山中问答》《独坐敬亭山》《自遣》《春日醉起

言志》《月下独酌》。它们都表现了诗人与大自然的亲和关系。但

是另外一种壮美风格的名篇如《蜀道难》《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却未提及，令人遗憾。

四、杜甫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

（一）杜甫擅长写实主义的社会问题诗

胡适认为：杜甫的诗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大乱以前的诗，第二期

是他身在离乱之中的诗，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后的诗。

[18]

胡适列举第一期的《兵车行》评论道：拿这诗来比李白的《战城南》，我们便可看出李白是仿作乐府歌诗，杜甫是弹劾时政。这样

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确是杜甫创始的。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

[19]

他还说：老杜的社会问题诗在当时确是别开生面，为中国诗史开一

个新时代。他那种写实的艺术和大胆讽刺朝廷社会的精神，都能够

鼓舞后来的诗人，引他们向这种问题诗的路上走。

[20]

胡适所说的就是杜甫新题乐府，肯定其首创之功，并揭示出两个特征：一是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二是批判现实的政治态度。

关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评价是更伟大的作品、一篇空前的弹劾时政的史诗。

[21]这类作品还有《哀江头》《哀王孙》三吏三别等。

胡适还对它们的艺术特点与影响作了分析：这类诗往往设为问答之辞，叙写故事。

这种技术从古乐府《上山采蘼芜》《日出东南隅》等诗里出来，到

杜甫方才充分发达。《兵车行》以开其端，到《哀王孙》之作，技

术更进步了。这种诗的方法只是摘取诗料中的最要紧的一段故事，

用最具体的写法，叙述那段故事，使人从那片段的故事里自然想象

得出那故事所涵的意义与所代表的问题。

杜甫后来做《石壕吏》等诗也是用这种具体的、说故事的方法。后

来白居易张籍等人继续仿作，这种方法遂成为社会问题新乐府的通

行技术。

这段阐释很有艺术见地，把这类乐府叙事诗的剪裁技巧、典型化、

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方法、诗体演变与影响都一一揭示了出来。这

等于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概括出了这类诗的范式。

（二）杜甫诗常有诙谐风趣，象打油诗

胡适以十分欣赏的口吻反复陈说杜甫为人及其作品的诙谐风趣特点：他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

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

别风格。

[22] 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发达，成为第三期的诗的最大特色。

[23]例如，《北征》中间叙他到家的一段、《羌村三首》、《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百忧集行》《遭田父泥吟美严中丞》《夜归》等

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作品（又被他称为谐诗或嘲戏诗、俳谐诗）。

后人崇拜老杜，不敢说这种诗是打油诗，都不知道这一点便是读杜

诗的诀窍：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这种打油诗里的老杜乃是真老杜。

[24]

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杜甫的性格中的确有诙谐幽默的成分，并渗

透在许多作品中。如《北征》中间一段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很像左思的《娇女》诗，在极愁苦的境地里，却能同

小儿女开玩笑。

[25]从根本上说这是诗人乐观精神和生存智慧的折射。这也是杜甫虽

历经磨难，却仍然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正像胡适所说：

杜甫有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26]因为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而不至

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

[27]

胡适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对某些特殊诗句的准确把握，如《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中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有人将此

视为严肃的诗句，从中看出了作者的地主阶级立场和感情 [28]。其实这不过是胡适所说的诙谐的趣话，盗贼二字是应该打上引号的。不过，胡适的观点有缺陷：第一，称杜甫的诙谐风趣之作为打油诗

不妥，打油诗通常指顺口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杜甫的这类

作品（或诗句）应该叫诙谐诗。第二，胡适的说法有点夸张。比如

说诙谐风趣成为第三期（即入川后）的诗的最大特色。

打油诗里的老杜乃是真老杜。其实诙谐风趣只是杜甫多样风格中的

一种；也只有部分作品具有这种特征。

胡适为什么对杜诗的这个特点津津乐道呢？大约有下面两个原因：

其一，胡适认为，打油诗是白话诗的仅次于民歌的第二个来源[29]。所以他对应璩、左思、陶潜以及王梵志的所谓谐诗不厌其烦地加以

称道。其二，反拨诗圣说，还原杜甫人的形象。他说：我们这样

指出杜甫的诙谐的风趣，并不是忘了他的严肃的态度，悲哀的情绪。我们不过要指出老杜并不是终日拉长了面孔，专说忠君爱国话的道

学先生。他是一个诗人，骨头里有点诗的风趣。

[3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人对胡适的这个观点予以激烈的批判：趣

味主义，是胡适衡量一切古典文学作品的最高准则。

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阉割一切古典文学的社会性的一把尖刀，是一

种最毒辣的指鹿为马、偷天换日的手段。

胡适利用趣味主义这把尖刀挖掉了杜甫诗的人民性。

[31]这也不是冷静客观的评价，显然言过其实。

（三）杜甫的律诗是消遣的玩意儿

基于推崇言文合一的核心理念，胡适早在策动文学革命之初就已

提出废骈废律的主张。他对骈文、律诗向来很反感。虽然杜甫现存

的1453首诗中，近体诗有1037首（五七言律诗有772首）[32]，

但是《杜甫》一章只在结尾处约略谈谈他的律诗。

老杜是律诗的大家，他的五言律和七言律都是最有名的。律诗本是

一种文字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

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拿这件事当一种消

遣的玩意儿。他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

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解闷》）在他不过是陶冶性灵而已。

[33] 胡适仅据《解闷》诗把杜甫的律诗创作视为消遣，不免太片面。陶冶性灵的成分是有的，这也没有错误。但从其一生看，他是把写

作视为严肃的事业的，如他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

（《偶题》）这里面包含着对儒家视立言为不朽理念的认同和选择。

他把杜甫律诗分为成功与失败两种：

首先他认为，老杜作律诗的特别长处在于力求自然，在于用说话的

自然神气来做律诗，在于从不自然之中求自然。最好的例是《早秋

苦热堆案相仍》：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皆

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

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34]胡适之所以认可这首诗，是因

为它打破律诗了。全诗虽然注意用平韵和对仗，但不调平仄，不用典，善用虚字斡旋，显得较自然，象说话。

他又认为，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如《诸将》等篇用律诗来发议论，其结果只成一些有韵的歌括，既不明白，又无诗意。《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

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玩意儿而已。

[35]胡适揪出《诸将》《秋兴》来问罪，的确有些眼力。先说前者，《诸将（五首）》是一组带有政论性质的七言律诗。此种诗有两难：①诗主抒情，不宜说理；②律诗有字句篇幅和对仗声律限制，做判断、推理和议论更不易。但是，老杜创作这组诗是在大历元年（766）的夔州，其时他已臻于老去诗篇浑漫与的境地。这组诗大体都是先

叙写国家军事时政，然后卒章显志发议论，褒贬军将。叙事之中还

有写景的成分，所以形象性很强。另外老杜的言事言理总是挟带着

或显或隐的感慨，所以也有抒情意味。由此观之，杜甫在第一难前，似乎并未失败。次说第二难，单篇律诗的篇幅有限，但《诸将》是

五首联章，这样就给了作者一个纵横捭阖的空间。作者选择了与国

家安危相关的五处关防重地来着笔，从而把主题的几个侧面都说明

了。至于对仗，作者擅于变换句式，结合关联词的斡旋，从而表达

出较复杂的意思，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其二）

声律上，作者主要是使用拗救来调节平仄程式。所以，在第二难前，也不能说他失败了。当然，这类作品似乎也不宜评价过高。

再看《秋兴（八首）》，这是一组八首联章的七言律诗，内容比

《诸将》丰富的多。主要是将写景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景跨夔府

与京师，事兼今日与往昔，情绾个人与国家。如果不明背境，又未

通观、深味，就很难象新乐府那样，见之者易喻也。胡适斥之为

诗谜，除了内容的丰富复杂外，可能还有下列形式上的原因：①语

法上常有倒装和紧缩复句等现象。胡适等五四学人因接受了西方葛

郎码（文法），所以对古代汉语，常致不满，胡适在少年时代读杜

诗即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类诗文法不通。

[36]钱玄同也认为该组诗中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其八）为不通之句。[37]所以胡适鼓吹的文学革命八事中即有须讲

求文法之结构一条。如本组其二画省香炉违伏枕句，若按主+谓+

宾规则来分析理解它，则犹如乱码，不成句子。实际上它是倒置的

因果关系的紧缩复句：因为伏枕，所以违了画省香炉。②雅好用典。如其三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一联，既要知道原典，又要熟悉作者生平，才能理解诗意。还有古典与今典叠用者，如其

七首联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兼写汉武帝与唐玄宗两

者之事，句意繁复。③意象密集。一句七言诗，有三个节奏单元，

即二二三。一句七律诗，容易安排三个意象。《秋兴》中每句有三

个意象的句子很多，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其五），意象群集，有言简意赅之效，但也会使阅读变得滞涩。

总之，《秋兴（八首）》的确不是浅显易懂的作品；但是如果读者

具备一定的诗学修养，参考专家注疏，还是能够欣赏它的。胡适贬

之为诗谜，未免言过其实了。其实真正如诗谜者是李商隐的少数

作品，如《锦瑟》，胡适批评道：这首诗一千年来也不知经过多少

人的猜想了，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猜出他究竟说的是什么鬼话。

[38]不过该诗的朦胧主要缘于多用典故造成的多义性无达诂，似

与七律之体无必然干系；而从文字浅显、文从字顺角度说，它还是

近于说话的。

以今观之，胡适对杜律的评价过于苛刻，但是如果考虑到五四时期

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我们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辞就可以理解。在

新旧文化转型之际，面对曾经有过数千年强势的旧传统弊病，痛下猛药，不失为一种有策略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