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群众概念辨析
政党与群众概念辨析
政党是一种特殊政治组织，它和其他政治组织，比如利益集团、群众团体，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对“政党”的理解也不同。
——共产党强调“阶级组织说”，坚持与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的天然联系。从推翻旧统治，实现工人阶级掌权的目的出发，传统共产党大都持“阶级组织说”，强调政党的阶级性，认为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阶级组织，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所以，恩格斯说：“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列宁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3]这就意味着，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政党斗争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4]大陆政治学者遵循了政党的阶级内涵，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政党”词条中，政党是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5]
——西方政党强调“中间媒介说”，把政党视作联系公权与社会的沟通渠道。作为体制内政党，西方学者则抽掉了政党概念的阶级性。往往从维护既有统治的角度出发，强调政党的非阶级性，认为政党的本质内涵在于它是联结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间组织，持“中间媒介说”。比如，W．Philips Shively在其所著的《权力与选择：政治科学导论》中提出，“政党是官员或准官员的团体，他们把大量的公民联结进入一个组织，组织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组织的官员获得得或维持权力。”“政党的本质在于它作为一个把大量的官员和公民联结在一起的机构，为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沟通提供了一种手段。”[6]《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也非常关注政党的中介角色，认为政党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党在政府与“
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成分相联系的
过程中能够起到大的作用，这些成分包括：个体公民和由他们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宗教组织及其他组织。这种联系作用在实施反应和控制这两种功能的导向方面明显相差甚大。然而，几乎所有政党似乎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即：一方面政党对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由政党对社会施以控制。进而，政党运行于政治体制的正式(合法、立宪的)部分和非正式(社会的)部分之间的交界上。[7]
总体而论，以上对政党本质的理解都把握住了政党某一方面的内涵，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阶级组织说”把政党的“部分性”归结为阶级性，大大地缩小了政党所应指代的范围，因为政党的部分性除了阶级性之外，还有阶层性，强调这一点对在和平时期执政的政党尤为重要。这种定义缩小了政党联系群众的范围。“中间媒介说”去阶级化的定义侧重于从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的角度来界定政党的概念。这种界定只是限于对政党外部的特征的描述，没有揭示出政党的组织本质，显然不符合一些政党特别是革命斗争政党的实际，如：（1）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为了推翻暴政而组织起来从事革命斗争政党。如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和中国共产党。（2）即使有国会存在，但社会某些人士或阶层，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与政治制度，仍不经选举的途径以实现其目标，而以非常的手段如政变去达成其志愿。（3）在殖民地或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由于民族的觉醒，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中产生、组织起来，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而奋斗的民族主义政党。
综上所述，对“政党”可以这样初步定义：政党，是由特定阶级、阶层和群体中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群众、控制政府为手段，以获得和维护特定利益并实现共同理想为目的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这一定义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部分性。政党是由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组成的，它是一定阶级、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代表者。这种部分性在宏观层次是阶级性、中观层次是阶层性、微观层次是集团性。
第二，组织性。政党的组织性主要表现在，任何政党(尤其是大众党)都具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组织结构。在政党的组织原则方面，政党一般都通过工作章程来规范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政党的组织纪律方面，有的政党比较严格，有的则比较松驰。在组织结构方面，政党从中央到地方一般都建立了一套严密
的组织机构。通常都有党的领导人、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各级地方组织和在各种政
治或社会机关中的组织。
第三，目的性。所有政党的共性在于它的存在目的是追求政治权力。政党不同于党派的关键性特征，就在于政党的核心目的是获得权力和主导政策，以此为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愿望。
第四，中介性。“政党作为政治机构的确定性特征在于，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8]这主要反映了执政党在联系公权与民众的作用。
从以上定义分析，把握政党的阶级性本质，对于领导革命的政党联系本阶级群众来说，旗帜是鲜明的。但“中间媒介说”揭示了政党的作用、功能，对于体制内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建设新型的党群关系开辟了现实道路。这种意义体现在：
第一，代表群众利益要求政党起到“桥梁”角色。在政治系统中，民众、阶级、阶层可以作为利益的输入主体，政府可以作为利益的输出主体。在输入和输出过程中就需要一个桥梁、中介或平台，将利益加以表达、聚集或整合，再通过政治运行方式将利益得以转化政策，从而实现利益的输出。政党作为近代出现的政治性组织，有完备的组织特性、具体的政治纲领、灵活的政治能动力，具有一般组织所不具备的代表、整合、传输等特点。因此，它作为沟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已经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内在要求。
第二，政党“桥梁”角色则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功能。借用一个系统词语，政党是一个重要的“输入设施”，“通过它，公众可以让自己的需要或希望为政府所知”。[9]简言之，政党就是充当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角色”。政党与民主的关系是政党政治参与功能发挥的基础。政党作为推进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组织，必须要履行政治参与的功能，为民众提供渠道；民众对于政治参与度的提高，也日益要求在民主化的制度设置中将利益需求反映到政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行为当中。因此，要发挥好政治参与功能，除了要重视政党的桥梁作用以外，还要重视政治民主制度、程序、文化的发展。这样的政党才能够与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
第三，政党“桥梁”角色与社会化功能密切联系。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是强化民众对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习性的学习，充分宣传政党价值观念、政党纲领、政党政策趋向，培养公民精神的政治手段。因此，政党通过政治社会化使得公众对于政治体系中的结构、内容发展变迁有了基本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系统，塑造了公民文化和公民参与意识，同时也提高了民众对于政
党的了解度，加强了民众对政党沟通桥梁作用的认同。参与意识的提高和政党“桥梁”角色的认同，必将促使参与型的公
民对政党和政府进一步提出利益诉求，必然要求政党作为输入和输出利益的渠道更加合理化、民主化、制度化，因此政党的“桥梁”角色在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之下将得到强化。同时，扩大了群众对政党的认同。
（二）群众概念辨析
有了政党，必然形成其指代的客体：群众。群众概念是与政治现实高度耦合的政治概念。在古代中国或西方，群众概念都是指许多人的聚合体。近代以后，才逐渐分化产生了西方政治学语义中的群众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概念。
1、西方群众理论
西方的现代群众理论产生于民主化过程中和基本实现民主化的时代，即19世纪末。在西方，群众在政治上主要是公民，西方的群众理论是民主制度和公民政治的产物，群众的典型，或者说本身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接近于群众的人，主要是平民大众。
在价值评判上，西方群众理论固有的传统是对群众的恐惧、蔑视和贬低。群众理论专家J·麦克里兰指出：“几乎可以说，政治理论创立就是为了阐明作为人民自治的政治形式的民主必然转向暴民统治。”[10]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思想家们关心的是群众向暴民的转变或蜕变为暴民的趋向，他们只是将暴民政治视为变态政治而非政治的常态。但在法国大革命后，下层平民一波波涌进政治的角斗场，大众民主时代来临，“群众成为永久性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群众本身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模式”。[11]
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大众”和“大众社会”开始有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如丹尼尔·贝尔反对将“大众”概念滥用于当代倾向于民主、从事工业生产的民众之上，他指出，以往的大众社会的组织结构是言过其实了，它引人误入歧途，给现代民主工业化的时代的更广泛的自由、更大的流动性、进一步的开放性赋予了“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大众时代”这些具有消极意义的名称。[12]
尽管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出现了对“大众”概念的反思，但仍然未完全摆脱消极的内涵，而是随着工业化、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浪潮的到来，群众概念进一步个性化、世俗化、功能化、组织化。如选民可以看作民主社会群众的对应概念，大众媒体与舆论可以看作信息化社会中群众的对应概念，公民社会可以看作现代工业社会里群众的对应概念，而“第三部门”的兴起，则是在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浪潮中群众的组织化概念。因而，当今社会避免或不太情愿使用
“大众”或群众的概念，是因为现代社会中公民角色出现了高度功能化与组织化的特征。
2、经典作家论群众
基于被剥夺者推翻剥夺者的革命需要，马克思主
义的群众概念相当长时期经历了阶级性的改造。马克思是站在下层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来评判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革命运动的，并给予群众高度肯定和赞扬。
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认为群众是个哲学概念，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其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看，群众具有特殊的指向，往往是指与无产阶级政党相对应的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时，就提出了党与工人阶级群众的基本关系，即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领导者和推动力量，党必须以工人群众为依托，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领导功能的阶级基础。之所以把群众等同于工人群众，是因为在1830-40年代，工人阶级在最初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因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革命确定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13]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依托工人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因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其余的阶级都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14]无产阶级是“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是唯一坚决的革命阶级”。[15]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领导地位取决于工人群众的认可。
将西方主流理论中的群众概念由贬义词转变成褒义词，列宁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列宁思想中，群众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开始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执政活动联系起来。并由哲学的概念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概念或政治概念，群众不仅是等同于工人阶级的代名词，而变成了哪个时代“千百万人”的集合体。列宁在1918年说：“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那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那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16]列宁还进一步区分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他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又是由政治成熟的领导集团主持的。这样
，列宁就扩大了群众概念的内涵，由“工人群众”变成一般的“全体被剥削者”，包括工人、农民以及一部分流浪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等，并在领袖、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群众四元素之间形成了
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而不断向外延伸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列宁的理论中，非常突出地直接将群众作为积极的、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他的“布尔什维克党—群众（工人阶级—其他群众）”的模式可以简化为“先锋队—群众”的模式，在其中，群众是处于敌对势力与先锋队之间的社会群体，先锋队的任务是“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指导群众的全部活动”。[17]
斯大林时期，群众内涵进一步扩大，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劳动者，即全社会的绝大多数。斯大林经常用安泰的故事来形容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斯大林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很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人民群众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斯大林把安泰象征共产党，把母亲看作人民群众，这个神话就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形象地说明，人民群众是党的领导的力量源泉。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群众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其狭义含义是指工人阶级；其一般含义是指全体被剥削者或全体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他们靠劳动谋生；其广义含义是指作为哲学概念的“人民群众”，往往指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中的劳动者，他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3、当代中国群众概念
列宁的群众理论传到中国，在毛泽东的手里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淡化了工人阶级与其他群众的区别，突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二是群众的主体凸显了下层农民，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对农民抱有几分疑虑，但毛泽东则充分地肯定农民行为的革命性、正当性；三是对群众运动给予了更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毛泽东首先提出了科学界定“人民”概念的基本原则。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18]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学术研究的范围，而采用了科学的历史方法论为指导，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待“人民”这个重要概念，阐明了“人民”概念的发展性与历史性。同时，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与建设各个时期的“人民”作了科学而
具体的界定。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说明“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中产阶级“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9]虽然毛泽东在这里没有用“人民”一词，
但他从朋友的角度已经概况了中国社会基本群众力量应该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范围。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0]“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21]且毛泽东还从政府的角度说明：“我们过去的政府（指土地革命时期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22]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3]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4]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有其它一些类似论述。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定义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历史性。毛泽东认识人民的方法即是历史的方法，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毛泽东在认识“人民”的一切问题时均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同时，毛泽东根据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矛盾状况，界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范围，使“人民”体现了历史的发展性特征。
其二，广泛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求，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是工人、农民等劳动阶级，其它剥削阶级与阶层都是人民的敌人。但毛泽东并没有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是客观地认识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使“人民”扩展到劳动者以外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并在抗日时期将“人民”再扩大到包括其它抗日爱国人士。毛泽东的“人民”范畴具有了历史的广泛性特征，使它最深刻地体现了中国阶级关系特点。
其三，阶级性。毛泽东是从革命的角度、视各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认定人民，因此人民的范围都以阶级的形式体现，这一点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没有根本性改变。
执政后，毛泽东“人民”概念的革命性与阶级性特征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相应地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而组成的“两个阶级、一
个阶层”社会结构被打破，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分化出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阶级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明显加快；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各阶级阶层的规模、构成、意识和利益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这种状况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对人民群众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新的科学判断。
第一，人民群众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人民”这一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是指一切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以及一切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拥护祖国统一的社会力量和爱国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政权，企图分裂国家和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以及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都是属于敌人。
第二，人民群众的外延在逐渐扩大。随着原有社会结构被打破，随着新兴社会阶层的涌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指尽可能多的人民，应当包含新兴阶层等在内的各个阶层、各个团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指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这是因为：首先，我国政权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新兴阶层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鼓励、帮助下产生的；其次，他们能够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守法公民。再次，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消灭，新兴阶层的绝大部分成员拥护党、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第三，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没有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作为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我国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是党赖以生存和依靠的基本力量，党必须始终代表这部分群众的利益，保持同这些基本群众的密切联系。同时，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不断升华其他阶级和阶层的阶级阶层意识，保持党同最广大人民的联系。这样即表明党始终关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体现党的阶级性；同时又兼顾到其他劳动者、社会主义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者等群众的利益，体现党的群众性。
所以说，“以人为本的‘人’，
是指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25]这个论断十分重要，它不单界定了“人民”的范围，而是在认定人民的基本原则上的发展，解决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既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基本理论问题，反映了执政条件下党对
人民群众队伍扩大的认识和执政党意识，这对于分析当前党与各阶级阶层关系状况，搞好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建设意义重大。
4、当代中国群众概念启示
在当代中国，群众的内涵常常是在几对关系中被定义的，如政党─群众、政府─群众、干部─群众等，群众往往指代非执政的社会群体。这种情况下，对群众可能产生几种错误看法。
错误一：产生对群众不够信任的错误。政党、政府、干部等，作为在上者，对群众的某些负面评价和不信任态度，还是存在的。比如，群众需要教育，暗含着他们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低下；群众的意见需要集中和升华，暗示他们的意见包含着错误和处于较低的意识水平；群众需要引导，暗含他们的行为有盲目性，容易偏离正确轨道；群众需要组织，暗含他们的无序性、散漫性；群众需要动员，暗含他们有消极被动性，但又容易追随领袖等。此外，群众中还有思想觉悟落后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受敌对势力利用的群众等等。与先锋队和干部比，群众处于低位劣势状态。所以先锋队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又不能“混同”于群众。
错误二：产生重集体、轻个体的错误。传统意义上，执政党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但结果是，公民个体正当的权利和义务就会被忽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在压抑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整合和政治调控体系。其核心，是以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为基础，以下级服从上级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为条件。改革以来，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越来越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今天，简单地采用强权压制、思想控制，表面上看可以暂时压下去，但随之而来的是民主热情下降、政治参与冷淡，导致人们对党丧失信心和认同感，最后是党失去群众。
错误三：产生群众政治权利难落实的错误。在群众成为行为主体的场合，表面上群众成为主动的自主的政治角色，但是，这些行为基本上属于动员性的。群
众参政的主要方式是参加党和政府发起的政治运动，群众行为属于被动的、呼应性的和追随性的。参政的目的，主要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而不是对政策施加影响，群众参政成了党和政府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群众运动”往往成为“运动群众”。所以，在理论上，群众也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落实，群众是以在下者的身
份进行的参与，是纳入在上者设计的轨道和方向的参与。这样，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群众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甚至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
科学分析群众概念，对于我们党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第一，有利于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长期以来，在具体工作中，更多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待人，强调的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作用。代表那个时代党的最高认识水平的论断，是邓小平在八大上所讲的那段话：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一观点，是从政治层面对政党与群众关系得出的经典结论。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真正把党的宗旨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昭示了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是人民至上。显然，“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层面上对人的理解，凸显了对人的尊严、人的生命、人的权利的尊重，从而增强了党的价值取向的科学性、现代性。
第二，有利于更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本源，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6]当前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特点：一是各利益群体分享改革成果的迫切性直接性更强烈；二是利益关系交织的复杂性更突出；三是各阶层客观上的相互依存与心理上的差异逆向发展；四是生存于群众之中的党员，隶属于不同阶层，造成党员思想状态的复杂化，等等。惟有在价值层面上确立以人为本，才可能在政治层面上真正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代表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合理整合各种利益关系。
第三，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是党的优势。在执政的条件下，群众的政治参与，可以形成党执政合法性的支持系统。一方面，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建设高效、透明、服务的责任型政府；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逐渐觉醒，互联网、新型媒体的出现，公民社会的日益显露，为民众
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党领导社会领导群众的方式有相应的发展变化。因此，群众参与需要更加制度化，需要党调整和改革原有的社会整合与政治调控模式，建立起一种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相适应的联系群众、保持社会稳定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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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6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
[3]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4]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5页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页
[6] W．Philips Shively，Power & Choice：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7，P200
[7]［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0页
[8]［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
[9] 迈克尔·罗金斯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10] J．S．MeClelland，The Crowd and the Mob，From Plato to Canetti，P1
[11] J．S．MeClelland，The Crowd and the Mob，From Plato to Canetti，P4
[12]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364页
[16] 《列宁选集》第三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17]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18]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页
[19]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页
[20]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21]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
[22]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页
[23]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1页
[24]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0页
[25]《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26]《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