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兴衰的理论探讨探

经学兴衰的理论探讨

毎个朝代都有主流学术思潮。由于思潮是有时代性的，就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要研究这个过程，首先要弄清楚这个过程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前因后果，其次对这些变化进行理论说明，阐明其中的逻辑性，并用它去解释其它历史时期的同类现象。这样，我们得到的结论就能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用以上思维来研究经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一、经学的产生过程

经书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从孔子就巳经开始传授经书的知识和思想。我们说那是古籍传授，不能算经学思潮。经学成为社会思潮应是汉代的事情。

经学思潮可以说直接产生于独尊儒术。儒家独尊以后，儒家的教科书才成为有权威性的经典。儒家学说为什么会升到独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周天子衰微，各诸侯国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这时出现霸主，来维持天下局势。开始都是以尊周天子为号令，以诚信作为结盟的基础，实际上实力是关键。后来，实力成为唯一的根据，讲诚信，被认为是蠢猪式的幼稚天真。韩非子说得好，这时是“争于气力在“争于气力’’的时代，什么仁义道德都束之高阁。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仁义，没有诸侯王愿意接受。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是这样，曲高和寡。他们都只好著书立说，将己的理论皿过文字流传下来。在春秋战国的儿百年中，有许多思想家研究社会的动乱，探讨治理的方案，企图救庶民于水火。这些思想家治理社会的方案，都有一些拥护者，形成各自的学派。各学派之间进行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而。许多学者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思想的春天。有人怀疑说：乱世还是春天吗?我认为乱世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艰难。但是，坏不是绝对的坏。由于乱，统治者难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较&由。另外，现实的苦难逼着人们思考。许多思想家就在忧患中产生出来。愤怒出诗人，忧患出皙学家。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乱世逼着人们去思考天下治理的问题，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凭各种思想自由驰骋。这对于造就思想家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乱世时间长了，各种思想任怠自由发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观、是非观，使百姓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乱与社会混乱互动，安定不下来。因此，乱世时间一长，不论百姓还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统一的思想观念。这是社会的需要。战国中后期，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出统一思想的要求。庄子认为以一家思想作为天下人的是非标准是片而的，要以道作为公共的标准。荀子写了《非十二子》，认为各个学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实际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也是为了将正确的思想汇编在一起，形成能流传千古的巨著。在政治没有统一的时候，想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春秋无义战”的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实力，因此“争于气力”成为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秦国采纳商鞅的变法，以奖励耕战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最后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秦政府实行从商鞅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前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政策也应该有所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社会。固守老规矩，是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逆取与顺守应该有别。逆取须凭实力，有时可以暂时不顾道义。而取得政权以后，就要马上改变方针，采取顺守的政策对待人民。攻守的形势变了，在守的时候仍然不施仁义，是秦政权败亡的根木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发展实力，却不能维持社会的长久安定。虽适用于乱世，却非治世长治久安的法宝。很明显，法家思想在乱世，有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问题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补。总之，在乱世，需要用实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义稳定人心。法家理论适合于发展实力，儒家理论有利于维护道义。

秦朝在平定天下后仍然施行法家政策，形成暴政，逼得人民起来造反。秦亡后，刘邦与项羽经过五年激战，最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汉朝。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汉初思想家比较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治乱产生的原因，总结统治经验。他们知道法家思想是片而的，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陆贾提出“下马治天下”的建议，叔孙通根据儒家思想制订一套

朝廷礼仪，贾谊提出一整套治国方略，经过儿十年的思想斗争，儒家思想逐渐占了上风。萤仲舒在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萤仲舒传》）实际上，这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怠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的最基木的思想就是仁义，所以儒学也称“仁义之道”。孔子是创始者，

孟子在战国时代是儒家的突出代表，因此也称“孔孟之道”。儒家尊崇并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以“六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其中，乐经没有文字，实际主要是五经：《易》、《礼》、《诗经》、《尚书》、《春秋》。这些本来只是教材，儒家独尊以后，就都成为权威的经典著作。很明显，汉初社会需要儒学，统治者也需要儒学，儒学就因此上升到独尊的地位。但是，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只有一种理论，一种学说，总是不够的。法家理论严重排斥其他学说，最后导致秦朝灭亡，也使A己的理论遭到严厉指责。汉初，能够吸纳其他思想的黄老之学受到重视，又因为它提侶无为，最适合战乱之后需要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得到当政者采纳，风行一时。但它的基调是无为而治，不能长久，因为中央无为，地方却会出现一些有为的野心家，觊觎中央政权。特别是在尾大不掉的形势下，这种危险便成为现实，许多明智之士都已经发觉，而文、景两帝对此总下不了决心，最终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这一次动乱，冤杀了晁错，惊醒了景帝，给汉朝统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训。于是汉武帝又开始重视儒学。汉代的儒家以先秦儒学为基础，尽fi吸取其他各家的有助于长治久安的思想来丰富、补充儒学的不足，使汉代新儒学形成完善的系统的全而的政治哲学，

以适应当时治理天下的需要。这既是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基本保证。

在这里，儒学以仁爱为基础，又有开放性，是它极为重要的优势，也是它能够传之久远的

因

￡之，社会发展、时代需要，是产生经学的客观条件。儒学以仁爱为基础适应人心，

又能容纳其他学派的各种合理思想，所以被选为独尊的对象。从那时起，中国历史上出现混乱时，儒学就被放在一边，欺诈和暴力成为争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混乱之后，进入稳定时代，儒学就开始吃香。因此儒学有善于守成的美名，也有过于保分的坏名。善于以仁爱为基木原则的将军为儒将，善于以仁爱为经商规则的商人为儒商，善于以仁爱精神来行医的医生为儒医。称得上“儒”者，都应该比较了解经书中的内容所表现的精神实质即仁爱思想，并在各自的实践中加以真正实施。

二、经学的衰落过程

经学鼎盛时期在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期以前，即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还是从实际出发的，许多决策还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例如用人，根据需要，选择有适当才能的人。对于边境国防，有的儒生以为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亲近来远，修仁义来服匈奴。汉武帝就没有接受这种迂儒的幼稚想法。用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主持财政，实行盐铁官营，夺了富商巨贾的利益，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用汉宣帝的说法，可以概括为“杂霸王道而用之”。元帝以后，纯用儒术，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实力减弱，政府就逐渐失控，无法控制朝廷的强臣和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这就可能导致各地簕主的出现。政府没有强大的财政实力，没有足以维护中央集权的法制威力，就很难维持统一的政治局而。政治局而不能统一，便出现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汉惠帝时代，吕后掌握实权，几危刘氏江山。平了诸吕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到汉景帝时代，地方势力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准许诸侯分恩，削弱了地方的势力。萤仲舒强调大一统论，从理论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地方是稳定了，中央又出了大问题。王莽借助元后的势力，加上自己的努力，逐渐夺取中央政权，最后由假皇帝到真皇帝，取代刘氏汉室江山，建立王氏的新朝。王莽在当时是人们心H中典型的儒家形象，借助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也是王莽能够实现夺权的重要原因。王莽夺权后，还是利用儒经中的内容进行各种改革，“专念稽古之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天无二R，地无二王”，他就将所有过去封的王都改为侯。又将秦汉时代的官名都改成商周时代的官名，“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经常改变地名，有的郡名改了五次。王莽召集很多儒生，整天讨论如何按儒家经典的说法，制订一套礼乐制度，“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结果严重耽误正常的政务。吏禄改革，货币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社会大乱。王莽

的垮台，使儒学的形象也大受影响。光武中兴，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恢复了儒家的声誉。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朝政府失去政权，儒家经典也失去权威。在以后的魏晋时代, 否定儒家经学的言论很多，经学也就明显地衰落了。

儒家衰落的原因从理论上探讨，可能有以下几个方而的主要原因：

首先，盛极而衰。独尊儒术以后，经书地位极高，经学成为社会思潮，不许任何人提出怀疑，更不允许批评，就是对经书的解说也成为不许改变的家法与师法，形成僵化的思想体系。孟喜研究《周易》，颇有创见，“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汉书?儒林传》）众人推荐孟喜，他所传授的弟子后来也当了博士，可以说明孟喜的《易》学水平确实很高。仅仅因为他有所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有完全按师法来讲，就被取消了任博士的资格。由此可见，当时的师法是不容许改变的。

其次，合久必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思想也是合久必分的。任何一种学说在流传的过程中，都会因社会的变迁，传人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发展变化。开始可能变化很小，时间一长，变化渐显。例如萤仲舒传《公羊学》给赢公，赢公传眭孟，眭孟传颜安乐与严彭祖。“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同上)莖仲舒的《公羊学》传了三代，就分成了两大派。颜安乐的后学又分为篼路之学与冥都之学。彭祖“廉直不事权贵”，有人劝他灵活一点，他说：“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同上)有的学者固守先师的说法，有的学者追求富贵，委曲从俗，就对先师的说法略加修改，以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这样，思路就不一样了，就自然要分派了。分派原因可能有多种，治学态度不同，追求不同，可能也是分派的重要原因。一种学说成为意识形态，权威很重，许多人研究，理解有深浅之别，有为己为人的不同，也有寻道义与谋利禄的差别，理论思维还受到个人经历、社会地位、周围环境诸方而的影响而产生差异。同样经书的一句话，可能有多种解释。这就可能出现混乱。为了统一思想，汉代统治者多次召开经学研讨会，最大的两次就是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即使这样，由皇帝出而作裁判，经学的分歧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一种权威思想体系总是相当庞大的，成分也复杂。后学各取所需，重心不同，方向不同，也自然会发展成不同的学派。学说内部特点与外部环境变化，都是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分裂产生内耗，导致自身的衰亡。

第三，政治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思想被统治者选中，成为意识形态。有的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成为异端。当社会稳定，国家强盛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力S:加强了，作为怠识形态的思想就盛行于天下，成为思潮。而异端思想就受到压抑，遭到严厉批判。在汉朝鼎盛的时候，儒学成为经学。到东汉末，政权衰落，经学一旦失去政治权力的支持, 支掉和维系经学的社会力fi就削弱了。经学由于失去靠山，也就衰落了。隋唐时代的佛教也是由于政治人物的支持而兴盛。唐初达到极盛，接着就有了唐武宗灭佛之举，导致佛教衰落。佛教兴衰也是跟执政者的支持密切相关。而王充哲学则是异端思想，社会稳定，国家兴盛时，王充《论衡》就受到严厉批评；到了乱世，王充《论衡》就受到读者的推崇。

第四，社会动乱。经学需要和平环境。群众在生活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也就顾不得文化了。东汉末年的动乱就给经学衰落创造了社会条件。

从学术本身来讲，还有一些原因值得探讨。从西汉着重义理到后来注重训诂，从今文经学转古文经学，使经学沉溺于文字训诂等小学功夫，失去儒学思想中的大道之学的精祌活力；注经出现极端繁琐现象，引起学术界不满。总之，僵化、繁琐、不注重精神，没有活力，是经学衰落的必然过程，也是盛极而衰的S然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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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轲.孟子[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3]荀况.荀子[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4]贾谊.过秦论[M].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

[5]班固.艺文志[M]?萤仲舒传[M].儒林传[M].王莽传[M]?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0.

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

一、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权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二、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 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

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

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 导读：语文阅读题是很多考生的畏惧的一道大题，因为语文阅读题不仅占分比高，对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的要求也较高，难度较大。以下是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欢迎阅读。 本试题卷分第Ⅰ卷(单项选择题)和第Ⅱ卷(非单项选择题)。第1卷l至3页，第II 卷4至6页，共6页。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考生作答时，须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本试题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第1卷 (单项选择题共27分) 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将所选答案对应的标号涂黑。 第1卷共3大题，9小题。每小题3分。 一、(12分，每小题3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A.暂时zàn 埋怨mái 谆谆告诫zhūn 引吭高歌háng .... B.豆豉骨huái 踉踉跄跄cāng 按图索骥.chǐ踝...jì C.梗概gěn 删改shān 炊烟袅袅皓齿móu ...niǎo 明眸. D.搁浅gē解剖崇suì不屑一顾xia ..pōu 鬼鬼祟.. 【答案】D 【解析】A项mái应为mán ;B项cāng应为qiàng;C项gěn

应为gěng 试题分析：本题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的能力，涉及多音多义字和形声字。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妨碍功夫片钟灵毓秀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B.梳妆吊胃口瞠目结舌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C.辐射入场券循章摘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D.蜚然直辖市秘而不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答案】A 【解析】B项“驰”应为“弛”;C项“循”应为“寻”;D项“蜚”应为“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的能力。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A.“2015年度中国文化跨界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企业家和媒体人围绕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热点进行了交流。 B.对于那些熟稔互联网的人来说，进行“互联网+”创业，最难的可能并不是“互联网”这一部分，而是“+”什么以及怎么“+”的问题。 C.这家民用小型无人机公司一年前还寂寂无闻，一年后却声名鹊起，其系列产品先后被评为“十大科技产品“2014年杰出高科技产

2016尔雅《国学智慧》期末考试答案(正确答案完整版)

1.《春秋》是根据（）历史改编的。鲁国 2.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孔子把商朝最重要的典籍做了整理 3.孔子用（）区分君子与小人。道德 4.《论语》是四书之一，是记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的书。√ 5.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传统，导致只有贵族可以读书× 6.孔子最提倡以（）来区分君子与小人。道德 7.信奉鬼神较少的典籍是论语 8.孟子从不以财产和地位区分君子与小人。× 9.《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107次，“小人”一词出现107次。× 10.孙中山革命提出的口号“大同社会”是由儒家思想提升出来的。√ 11.在儒家典籍里（）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人与人 12.要想成为君子，下列做法错误的是：自弃 13.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君子？下面不包括哪些？要吃亏 14.论语中有句“父母唯其疾之忧”是对（）的解释。孝 15.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道德底线是“仁”。√ 16.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说的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听天由命，不用学习的意思。× 17.“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对（）的描述。仁 18.“德不孤必有邻”是谁说的? 孔子 19.“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解释错误的是：做事不用认真 20.墨家的爱是无差别的，而儒家的爱是有差别分先后顺序的。√ 21.孔子认为所有人认为是好人的人就是好人。× 22.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史可以通古今之理

B、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的作用 C、史的作用在汉朝形成共识 D、在古代《春秋》只是鲁国才有的我的答案：D 23.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鲁国曾是周公伯禽的封地 B、现在的《春秋》是记录西周和东周的历史 C、孔子编订了《春秋》 D、《春秋》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的一本书我的答案：B 24.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史官在古代是很多官员的统称 B、老子是出身于史官 C、“天人”不是史官的组成系统 D、古代的“卜官”也属于史官我的答案：C 25．《春秋》记录了春秋时期12个国君，242年的历史大事纲要。√ 26.在周朝，卜官和巫官地位上升，而主管作用下降。× 27.《春秋》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28.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 B、《春秋》的字数比《左传》多 C、《左传》最大的影响是“行人辞令” D、《左传》是研究历史得失，总结教训的我的答案：B 29.现在说的春秋三传不包括：《夹氏传》 30.对《公羊传》和《谷梁传》说法不正确的是：没有谈义例 31.《公羊传》和《谷梁传》在汉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在中国已有近2600年的历史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本身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各以其自身立场阐发各自的儒学思想，而且儒学宏富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亦使研究者对儒学的了解颇感困惑，从而引发了许多误解和争论。其实，无论儒学经历过多少时代，我们对儒学的理解首先应该弄清儒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儒学的目的、儒生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笔者认为，从此契入最应紧紧扣住经世精神及其意义来了解、体认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 儒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之学，儒家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世精神。所谓“经世”，即“经世致用”。“经世”有时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意义相同。“经世”是指称儒家极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祈求迗到天下治平的一种观念。“经世”概念最早见之于《庄子?齐物论》，其言有 曰：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对于这里提到的“经世” 一词的含义，学者说法不一，如章太炎认为应解作“纪年”；梁启超则以济世致用之义视之，他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为诸生订立学约十条，其中第九条即为“经世”，并解释道：“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凡学焉而不足为

世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查“经世” 一词，历史上也有用为“入世”的同义词，以与佛教“出世”观念相区别，如南宋陆九渊谓：“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故近世学者有认为庄子之言是“由道家出世的观点，反衬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庄子“经世”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姑且可以置之不论，但经世观念确实代表着儒家入世和通过为政以达到致天下于太平、登万民于圣域的态度与抱负。 儒家的经世并不是因职责所需而体现的。刘师培认为儒家的经世精神渊源有自：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亲民治事、化民成俗本为司徙应有天职，儒家由此转化而成学派。刘氏所说在孔子以前也许是事实，但到孔子时，儒家的经世已绝非为了“尽职”，而是作为儒者或社会良心承担者无可旁贷的责任。这从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孔子言行的《论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孔子阐述其最为强调的“仁”的观念时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迗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有弟子问何为儒家的理想人格__ “君子”，孔子的回答也是经世的：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近些年来国学之风甚热，但却多是世人为了装点门面所用。由此怀念起了清末民初的两位经学大师，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二叔”——余杭章太炎先生和仪征刘师培先生，这两位先生一位来自浙江，一位来自江苏，而同时也受皖派朴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化鼎足而立的三省（安徽，浙江，江苏）经学之最高峰。章先生年轻时入诂精经舍从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治学，仪征刘家以四代人疏证一部《左传》闻名，可谓是家学渊源。相信由这两位具有代表性和很大影响力的经学大师入手更加能够看出今日国学的价值和体用关系。 今古文经之争，始于汉朝而亡于清末，在过去的研究以及很多学者都清楚今古文学派之间的区别，即今文学派在讲经的时候比较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他们甚至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而古文学派则更加偏向于对经中的文字进行训诂；在汉朝的时候，今文经学家在解经时常掺杂谶语这样的迷信以力求能够符合统治阶级的喜好。而古文学派虽然还是对于儒家以及“天子”之说的神学色彩带有着盲目的崇拜，但却反对今文家的迷信，而注重实学。而章刘两位先生一致的认为今古文经的区别只在文字上，章太炎先生讲学时提出，焚书之后，到了汉朝时期的秦末遗老能够凭借着记忆复述出来的《六经》用当代语言记出叫做今文，而秦时读书人偷偷藏在山崖，夹壁之中的古时原本叫做古文，两者其实也就是相同的书今版古版的区别而已。只是篇幅也有了差异，再到后来两家的主张从根本上又有了不同，所以就开始了争端。这样的观点和刘师培先生1906年左右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汉代古文学辩诬》之中是一样的，刘先生在文章中说：“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其故本至汉犹存。”相比较几千年来的无谓争执，刘先生主张辨明其同出一源，这也是近代经学家能够不被门户之见所束缚，从而集大成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两派之间的争执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历朝历代今古文学派名家辈出，刘韵、许慎、张苍，贾谊，马融等等。他们的学术，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也带动了中国的文字训诂学，考古学。最大的继承和发扬者，也就是宋明理学家以及乾嘉学派诸老。写到这里，就开始牵涉到今日国学的价值问题了。在过去的学习之中，我一直认为相比较古文家的务实与博学，今文学家走的，是一条哗众取宠的道路，他们所主张的“微言大义”也只是一种对于经典的臆想和胡乱的揣测，但是乾嘉学派带来的学术与政治分离的问题却又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众所周知，乾嘉学派常常标榜为“汉学”而讳言经世致用，以求与宋学相对立，朴学开创者之一顾炎武多次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可是到了乾嘉时期却将此抛在了脑后，顾与黄宗羲等人反思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由此得出了学术经世的结论，可是他们的学术方法被乾嘉学派继承了可是这样一个最基本，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理论核心却并没有被继承，可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被大力的批判为误国之学也与其脱不了干系。乾嘉学派，一直痴迷于考据学，训诂学，渐渐迷失了道路，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无可避免，回到过去的宋学再看，就明白了。宋学主要的就是义理的倾向，其实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发现宋学其实是“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则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宋学所主张的依据个人对经典言外之意的领会也是来自于佛家提倡的“悟”。可是今古文两派到了晚清逐渐就又变成了今文家占据上风，反而又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古文都是刘韵所伪造的，这不得不说是这位“南海圣人”闹出的最大的笑话。

河南省豫南九校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第二次联考语文试题(解析版)

豫南九校2018—2019学年下期第二次联考高二语文试题 （考试时间：150分钟试卷满分：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经学史上，素来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说法。今文经与古文经，最初是指以今文（汉隶）、古文（籀书）两种不同的字体写成的经书。 我国古代文字从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发展到战国时代，字体屡经变迁。战国时秦国境内，基本上通用“籀书”，亦称“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籀书”的基础上加以简化成为“小篆”，或称“篆书”。秦代的“书同文”即以这种篆书来作为标准的字体。至于六国境内的文字，与籀书、篆书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如战国古钱币、青铜器、近几十年出土的楚简上的文字以及《说文解字》中所载“古文”，均属此类，有的学者统称之为“晚周古文”。这种古文字由于地区及时代早晚不同，差别较大，但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所以习惯上统而言之曰“古文”。 战国后期，除了大篆和这些“古文”外，还出现了一种字体，就是“隶书”。在秦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权（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铭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间流行的字体则主要是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体。所以在汉代人看来，隶书是当代的字体，因此名之曰“今文”。经典若是用战国古字写的，就是“古文经”，用隶书写的就是“今文经”。 今、古文经的字，难免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有时今文经正确，有时古文经正确，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古文经虽以六国时的古文字缮写，但从西周或春秋时代传到战国，中间也难免有抄错或记错的地方。今文经虽大多是汉人写的，但有时因为依据的底本好，也可能反比某些古文经为胜。今、古文经的异字的成因，大致有四种情况：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其中，假借字数量最多。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体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就对于经典内容阐释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董仲舒提岀：“《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他不承认经典本义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今文经学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的阐释历久弥新。 古文经学多把六经当成信史，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作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他们的训释成为后人理解古籍的重要参考。

从“述而不作”看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一)

从“述而不作”看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一) 正如哲学诠释学所指出的，理解是人之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之所以出现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态，又与各文化共同体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特质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拟从孔子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述而不作”的叙述传统入手，从一个侧面对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作一探讨。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是孔子的自我评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其字面意思是仅传述既有内容而不进行创始性的工作。但事实上，正如孔子的有关工作所显示的，在他对既有内容的传述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创始性的义涵。正如朱熹所指出的：“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克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这也就是说，孔子虽采取了“述”的形式，但却有着“作”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经典诠释方式称作“以述为作”。也正因为此，虽然孔子的有关工作在文本上的确是“皆传先王之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儒家文化的开创者，成为推进中国文化完成由原初阶段向成熟形态转进的中心开启性人物之一。正是以“述而不作”的形式，孔子挺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点醒了人们对作为自身内在本性的“仁”的自觉，为周初以来主要是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乐

文化在人性本质的层面确立了内在根据，从而为中国文化发展成为以内在化的路向安顿人之生命意义为思想主题的成熟形态奠定了稳定的精神方向，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根本变革1]。 孔子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对日后儒家经典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述而不作”成为了其后儒家经典诠释基本的形式特征。换言之，孔子之后，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而进行传述和创作成为儒家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正统的儒家经学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就文体而言，构成经学的著述可分为“经”和“传”两类。就其本意而言，“经”指原创性的经典，而“传”则指诠释经文的著述。但事实上，在经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人们把某些儒家思想奠基时代的传注之作也称之为“经”。如《春秋》是经，作为解释《春秋》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则是传。但至唐代，“三传”已被视为经。正是有见于此，清代章学诚指出：“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文史通义·经解》）这也就是说，即使是对经而言，也有不少实际上是传而非经。不仅如此，在数量上经本身是少之又少的，即使到有宋一代，算上《孟子》，才合称“十三经”。而历代的传，则是成千上万，堪称汗牛充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经学，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学人对为数极少的有限几本“经”不断加以传注、诠释而形成的。而传注、诠释的基本形态就是“述而不作”。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学的存在是以对作为“经”的原初文本的不断诠释为前提的，离

国学 两汉经学介绍

国学两汉经学介绍 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以降，又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儒学便一步步从包含革命性的原始儒学摇身一变，成为僵化的制度化儒学，匮乏创新却饱浸陈腐。其后，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直至宋朝扩充为“十三经”。由汉初至清末的2100年中，经部书籍不断增加，在《四库全书总目》达1773部20427卷，经学成为烦琐哲学。 正如经学专家周予同先生所说的那样，随着儒学的经学化和制度化，“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来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孔子的真相若何？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

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专家。” 第一今文经学 历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后，刘邦入关，萧何努力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却未顾及《六经》典籍，当时的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汉初欲复兴儒家文化，只得求诸故秦博士记忆口颂和民间匿藏。秦博士或官吏，如伏生、叔孙通、张苍、浮丘伯等口授，由汉初时人按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典籍，便是“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因其时《乐经》已无人传授，也不见古文秘籍，汉初只有《五经》流传于世。其一为《诗》，诗分三家，《鲁诗》传人为荀况弟子浮丘伯，《齐诗》传人为齐人博士辕固，《韩诗》传人为燕人博士韩婴。其二为《书》，传人为济南博士伏生。其三为《易》，传人为齐人田何。其四为《礼》，传人为叔孙通、高堂伯。其五为《春秋》，战国时即有“三传”，《左氏》无今文，《公羊》、《榖梁》创于战国而写定于汉初，属今文。《公羊春秋》写定者为汉初齐人公羊寿与胡母生，《榖梁春秋》传人为鲁申公。 “今文经学”作为名称则是东汉时的事，当时因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彼此各树一帜。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第46卷　第3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6　No.32006年5月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May.2006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康国章 (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河南安阳455000) 摘　要: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 经学的锐利武器。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许慎;经学; 《说文解字》中图分类号:I209;H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99-03　收稿日期:2006-02-06 　作者简介:康国章(1970-),男,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说文解字》的形成是基于两汉经学大的学术环境之下的。许慎是东汉古文经学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一员,其《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的结晶,也是与今文经学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这一论断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两汉经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经历了由壁垒森严到逐步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最终完成于东汉的郑玄,而两者融合实肇始于东汉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会议”与那个时期学者对于古、今文经学的兼收与并取,而许慎尤为典范。关于此说,如寇养厚、杨天宇、王承略、姚文铸等都曾论及。但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融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许慎在批判今文经学的前提下是如何包容今文经学的,目前尚无人专门论述与总结。笔者不揣愚陋,试作此探讨。 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伴随着经学的繁荣,出现了古、今文经学两大学派。古、今文经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字方面,还体现在解经方式上:今文经学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惯以唯心主义的态度去解释经学,进而用来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古文经学视儒家经典为古代史料之书,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经书,他们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为依据,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为目的,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训诂等问题。由于古、今文经学两派所据的材料不同,解经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严重的门户之见,从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两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在许慎生活的年代之前,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曾发生过三次大的论争:第一次是西汉哀帝时期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们之间的论争;第二次是东汉光 武帝时期古文经学家陈元与今文经学家范升之间的论争;第三次是东汉章帝时期古文经学大师贾逵与今文经学家李育之间的论争。 一、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建 初八年(83),贾逵入京讲学;同年,贾逵奉诏授徒。许慎正是逢此机遇,作为高才生被选为贾逵弟子,潜心研习古文经学。除《说文解字》外,许慎还撰有《五经异义》,“时 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1]《说文解字》始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前后历经20余年,至汉安帝建光元年(121)许慎卧病在家,才由其子许冲进上,算得上许慎的呕心沥血之作。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许慎撰述《说文解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古文经学的衣钵,从而更好地把握、弘扬儒家经义。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云:“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虺、杂物、奇怪、王制、礼 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2]( P320) 许慎自己在《说文解字? 叙》中也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 旨。”[2](P316)可见,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 字训诂的手段,以阐发“五经之道”。故此,《说文解字》在 说解字义时很多情况下直接引述儒家经义。 [3](P11-12)9 9

儒家文化

【摘要】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儒家文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指导人们崇尚和平、追求自强、实现自我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发掘儒家文化，对于现今时代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家文化精髓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爱，它的特点是重精神，轻物质；重道德，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儒家注重的是大方向，重视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关心的是健全人格的培养和正确人生观的建立，即教导人成为正人君子。 儒家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这是追求进步的人们重新关注儒家文化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沉积了几百年韵儒家文化又被人们热情地发掘出来的原因所在。 一．儒家文化的精髓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它以心灵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完善为主要目的。而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在仁、礼和中庸这三个方面，一直绵延至今。其具体意义如下： 1.儒家文化的“仁” 儒家文化中“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家文化的“礼” 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儒家文化的“中庸”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一)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一) 王夫之亲历“天崩地裂”的时代，社会充满错综复杂的冲突。作为关心国家命运、关怀人民生命、追求安身立命理想的儒学家，王氏抱忧患之情，以特有的心灵体悟经典，对儒家文本进行“六经注我”式的诠释。 一、和合诠释学 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责我”承担意识，对《六经》文本的诠释体现了其实践的、创造的、变易的品格。虽然王氏所说的“六经”文本距当时已约有2000年，但当时王氏能否对“六经”做出理解和诠释?按照西方学者体认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认为，诠释过程内部的各种因素制约一般解释规则的普遍效力，依据这些解释规则，可以跨越历史的时间差距，揭出原作者的心理特征，解释者将以自己的心态转换原作者的心态，而像原作者一样理解文本。蕴含着文本一解释一理解的潜式1]。这种时间差距的消除，是以解释者或理解者完全忘掉自我为前提。伽达默尔等人则认为，所谓完全忘却自我是不可能的，任何诠释者在进入诠释之前无可避免地受“先识”、“先见”、“前理解”等的制约，“先见”、“前理解”并非诠释的障碍，而是诠释的前提。如果伽达默尔等人认为诠释跨越时间差，重现原作者的本意和原文本的原义是可能的，是诠释学的任务的话，那么赫尔施则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的时间差并非理解的屏障，相反可以过滤诠释中的“先识”、“先见”，原作者的文本经历时间差，理解者摆脱了原作者的情结和最初理解者解说，而进入客观的理解。因为文本的真正意义的发掘、伸张，是与时偕行的，是无限展开的过程。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于经典文本的注疏之学，注疏者、解释者借助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学的方法，以注疏、解释经典文本的意义或发现文本思想新意。由于传统注疏之学价值标准和方法的差分，而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分野。从解释的视角来看，古文经学以文字训诂、名物制度为主旨，他们认为“读书当先通训诂，始能治经”2]。治理、注疏经典文本的首务是理解经典文本的原意、原义，而通经的原意、原义，必须熟知文字形、音、义以及其形体结构。“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3]。以至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4]。以考证训诂的材料愈近于经典文本产生的时代，愈可靠和有说服力，所以汉学家(干嘉学派)不用唐以后的文字资料，提倡以经解经，他们认为这样便可消除理解者、解释者和文本原作者之间由于时间差而产生的误解、误读，试图还经典文本原来的意思，与西方古典诠释学的历史还原思想相近。 古文经学在注疏、解释经典文本时以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忘却自我，以便跨越时空的差距，还原经典文本的原义和恢复再现原作者的意蕴。今文经学在不拒斥文字、音韵、训诂的情境下，倡导注疏者、解释者不忘却自我，而以自我已有的观念或潜意识来注疏、解释经典文本，以开发经典文本新意蕴、新意义。因而，他们的首务不是去关注文字、音韵、训诂，而是去发现经典文本的微言大义：不是去如何还原经典文本的原意、原义，而是去体悟经典文本中的意义，并有所开新。 经典文本的精神意义是一个永远敞开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日新而日日新的发展。从这今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形而上学的存在，但又在历史时空存在之中，不同历史时空存在和不同价值观念存在都会对经典文本做出不同的注疏和解释，甚至做出前注疏者、解释者所未曾发现的新的意蕴，体现了注疏者、解释者的与时偕行品格，从而构成了经典文本的注疏史或解释史。不仅古文经学(或汉学)的注疏或解释古今有异而构成其发展史，而且今文经学(或宋学)的注疏或解释亦前后有别而构成其演变史，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理”为核心话题来注释；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以“理即气之理”为核心话题来诠释。同为发《四书》之微言，所发亦殊。此所发之殊，体现了诠释方法、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之异。 古文经学家、汉学家以经典文本作为解释、注疏的对象，在与经典文本原作者的交流对话中，通过对外在的历史环境、名物考据和内在的心理转换、情感转移等方法，企图还经典文本的

福师1203考试批次《中国传统文化》复习题及参考答案.doc

福师1203考试批次《中国传统文化》复习题及参考答案 福师1203考试批次《中国传统文化》复习题一及参考答案教学中心专业学号姓名成绩 注：考试时间为100分钟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20分） 1、儒家八派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史称“儒家八派”。 2、密宗 佛教发展到公元七世纪后，出现衰落的趋势，神秘化密教的出现就是重要标志。密教，是大乘佛教一些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而成，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基本特征，着重宣扬口诵真言即咒语(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心观佛尊(意密)，三密同时相应，就能即身成佛。密教至迟在三国时就已传人我国，通称“杂密”。杂密的内容与中国传统的道教、儒术和民间巫术有许多是相通的，以至在宗教实践上相互影响，很难区别。中国密宗的正式建立，当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密教与政治结合紧密是其特征，这一点被藏传佛教所继承。 3、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 释迦牟尼去世后，约在公元一世纪时，佛教分化成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所谓“乘”，是“道路”之意，大乘是大道，小乘即小道。 4、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1、简要概述文化的特征。

“文化”一词在当今世界哲学和各门科学都取得重要发展的历史环境下，它的实质性含义应该是人类主体通过各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的对社会和自然客体的适应、利用和改造。其实现成果的体现，既表现在各种自然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和发展，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所以，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 1)物态文化：通常又称之为物质文化，这是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创造活动及其劳动产品的总和。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诸种条件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程度与结果，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一种可以感知的，具有物态实体的文化事物，是人类从事一切文化创造的基础。 2)心态文化：又称精神文化，这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中緸缊升华出来的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的总和。具体说来，心态文化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部分。社会心理指人们的日常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包括人们的情绪、愿望和要求等等。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往往是由文化专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升华，并以著作或作品等物化形态固定下来，流行传播，垂于后世。 3)行为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是以民风和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生活中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地域特性的行为模式。 4)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的总和，包括婚姻、家庭、政治、经济、宗教等等制度在内。 2、简述经今古文学之争与经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经今古文学之争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五经的传授全靠记诵，在师徒之间一代代口耳相传，由汉朝人用当时同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成书的，所以称为今文经，训解、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汉武帝所尊崇的儒学，就是今文经学派。 汉武帝以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称为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但是在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致，而爆发了经今古文学之争。经今古文学

中国文化概论复习资料

1、试述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思想的发展主要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 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碰撞 与融合。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与华夏气相对世界文化也产生过 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18世纪前后，欧洲不少启蒙思想家纷纷 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除了儒家思想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中的 其他学说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如墨子的“兼爱”“非攻”等思想，老庄“柔弱 胜刚强”的学说，深受德国戏剧家莱布尼茨的关注。 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等的影响更为明显。日本早在信使开端就大量的引进中国文化。七世纪的“大化革新”实为全盘唐化，自动接受中国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影响。 2、试述中国古代艺术审美观念中的“尊崇自然”，并结合具体的文学形式展开 其分析。 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尊崇自然成了中国古代艺术一个重要的审美观 念。艺术家们渴望与自然达成高度的和谐，在自然之中陶冶自己的审美情操，使 自己的思想境界得以升华。崇尚自然，赞美自然，是中国古代艺术一个永恒的主 题。 道家是最重自然的，他们把物我一体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他们认为作为艺术创 作的主体，应该在精神上达到物我合一的状态，使主体精神与自然同化，使主题 情感与自然同趣，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巧夺天工。 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反应作家渴望回归自然的典范之作。他的《归园田居》细 致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风光，的表达了自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心 情。 在陶渊明等人的倡导下追求自然的风尚在晋宋之际出现了一个高潮。对此宗白华 在《美学散步》中有过一段描述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超然玄远的意境。 这种尊崇自然的审美观念在钟嵘的《诗品》中也得到了体现。钟嵘重视艺术表现 上的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藻饰之美，把自然之美当作诗歌创作的最高审美原 则，要求诗歌要充满清新流畅的自然气息。 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石钟山记》这些作品通过对自然美景的描写反映 了作者对自然造化的憧憬和向往，抒发了作者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思想情感。 3、试述中国传统礼俗规约的特点。 第一，传统礼俗的等差性。在农业宗法社会里，人们的身份、地位及人与人的关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论文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古学必尚兼通。,"}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着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已暗合七言之体。 史传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比较《史记》与《汉书》，可以看出《汉书》的语言已大为简炼。司马迁属于私家着史，较少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在写作时融人了个人的满腔情感，“发愤以抒情”，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倾注了作者的正义评判。班固则不然，他着史属于官修，受到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没有司马迁那么深沉，《后汉书·班固传》说他陈述史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与《史记》明显不同。宋人程颐评论二人之不同，说:“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peso，司马迁与班固的分歧，也正是时代风气使然。 第二，古文经学者不谨守家法师法，不重一家一人之说，治经也不拘泥于一经，而能博采众长，他们“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f4](P179)今文经学者固守于五经经典，所涉不出经典之外，而古文经学者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受此影响，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尚通脱的特点，不拘一事一理。作家将视野拓宽到各个领域，出人经史，把文学所能涉及到的事、物、情、景等都齐拢笔端，俯拾皆是，文笔悠肆汪洋。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所描绘的面极广，诸如地理形制、都城宫殿、物产形胜、田猎娱乐、歌舞宴飨、宗庙祭祀、朝会聘享、市民生活、商贸集市等，举凡耳目之所享、声色之所好，都汇聚笔下，这与作家博闻强识分不开，也是以学识为赋观念的反映。 由于抛开了家法的限制，作家索性纵情所致，刘舞《文心雕龙·杂文》说“七体”作家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