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读书笔记

序冯契

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

一、漫长的盘旋旧世界成熟过度而腐烂。没有社会的形态的质变，历史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盘旋。

二、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土地不断地集中和分散。“千年土地八百主”。对立的等级间，个别成员可以相互流动。土地占有权的非连续性提供了一种使封建社会迟缓延续的弹性。

三、官僚政治

1 三种性格（王亚南）：

1）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2）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3）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2 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秦始皇设职授官，是官僚政治的开始，也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世卿世禄制）的中止。是春秋战国私学养士，处士横议之风发展的结果。从政治结构上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科举制提供政治上社会对流之可能性，使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不是平民政治，官僚难以还原为平民。世泽之延续。（注：这一部分原书缺页，我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找了些相关的文字补在这儿了。）

四、宗族和行会

1乡镇组织、保甲组织是由政治组织到社会组织的过渡物。

2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宗法组织，是官僚政治的基石。其作用是行政组织所远不能比拟的。宗族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组长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其物质外壳。“敬宗收族”是其灵魂。族规有时比刑律更严酷。“家齐而后国治”。家族有稳定和延续封建社会之巨大作用。

3在城市里行会为主要社会组织。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五、儒学定于一尊

1 法家全盛。黄老无为而治。独尊儒术。

1）天道观念。“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权神授。

2）大一统思想。

3）纲常伦理。“存天理，灭人欲”。

2 明清社会转变之迹象：

1）星星点点，互不联系的资本主义萌芽之破土而出。

2）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出现。

3）黄宗羲、唐甄的民主思想如流星过夜天。

第二章东方与西方

一、东西对视，隔雾看花丝绸之路。东方之神秘，西方之奇异。

二、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真正世界史的开始。西方人靠的不仅是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

兴时代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理论是世界大发现的先导。十字军最后努力之宗教背景。神秘东方财货之地的想象，经济之动机。

三、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的抵拒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嘉靖后私人外贸之急剧集团发展。清初厉行海禁。康熙的自信。中西礼仪之争后，雍正禁教。乾隆的虚骄。天朝体制：十三行，亦官亦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保守防范意识。

第三章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一、盛世已经过去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和传统，汉族接受了满族的君权。嘉庆整顿吏治，重用汉人。终止帝王巡游之风，停止边地各省贡奉，克己自律。漕运之争。科举衰相。教门日盛。

二、人口、移民、会党人口增长加速土地兼并和农民贫困。乾隆初废除编审制度，对农业人口流动的控制放松。冀鲁人民闯关东，福建人移民台湾。华人移民东南亚。会党为第三社会组织，主要由人口过多造成。“反清复明”，打富济贫，并无多少反封建。晚清以后，会党是病态的社会组织，是一种盲目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三、“洋货”与“洋害”

通商口岸买办、通事、仆役之活跃，朝廷目为“奸棍”。洋货。鸦片之害：

1）白银外流：一箱烟土400-800元银洋不等，3.5万箱约值2000万元，合银两1000余万，占清廷年财政的六分之一。

2）银贵钱贱。州县亏空，盐务积疲，关税短绌。士农工商莫不深受其累。

3）烟民200万，戕害身体，泯灭良知。“四海变秋气”（龚自珍）

第四章炮口下的震撼

一、开眼看世界华夷观念之动摇。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夷务”成经世之要。

二、官、民、夷三元里抗英，民众（大清国之子民）在炮口下的自发抗拒，组织领导者多是士绅（官与民的沟通）。当中西交逢之初，民族伤痛与夷夏之辨交相融合，作为一种多数人的群体心理，儒学所作育出来的士大夫并没有丧失攘夷之志。

三、条约制度下的社会变化

1中英行“平行之礼”冲击王朝体制。

2割香港为经营中国之基地。五口开放提供深入内地之孔道。（爱国文论裁决了历史的正义与非正义，但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历史的二律背反。）

3 商品倾销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中国，中国在亡国的忧惧之下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4 洋人来华之日增，大半是商人、教士，制造买办阶级和皈依上帝的教民（第五职业阶层）。借势于洋人，又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许多著名创办者的来源。西方史地之关注。

第五章天国的悲喜剧

一、白莲教（如捻军）、天地会（反清复明）、拜上帝会（1843年洪秀全创）、西南西北之回教。聚合为中国历史上自发农民战争之最后一个高峰。拜上帝会的后来居上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白莲教缺乏鼓舞人心的现实政治目标，它向世俗社会着力描绘的末世宗教感就成为一片黑暗，其所预言的太平之世渺茫而不可捉摸。在大劫行将来临之际人们所受到的恐吓实多于出路的召唤。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政治目标，但遗民本不是一种可以传代的职业，“复明”成了内容模糊的观念躯壳。以慈悲而又至高无上的上帝为号召，宗教的戒律自然地转化为“天条”，原本不懂纪律的乌合之众因之可以部勒成营伍。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糅和里几千年来农民阶级的理想和幻想。

二、洪秀全的思想

1 拜上帝，托上帝以改朝换代。宗法社会里的农民为上帝创造了宗法大家庭（神圣家族）

2 反清。

3 反孔，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如大同理想）。践踏孔孟不等于摆脱孔孟。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天国的制作明显的脱胎于《周礼》。

1）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而是为了争夺上帝的唯一神圣地位。夺权后给出路：“罚种菜园”，“准他在天享福。”“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縢，《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

2）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

三、天国的悲剧

1定都南京后达于极盛。但由此产生的军事和经济形势，牵制了太平天国的兵锋，迫使它敛收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奔腾湍激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一片以南京为中心的浅滩。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是一个致命的矛盾。

2 人间天国的封建化。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更多一点霸道和蛮气。小农向往平等，但又常常造成不平等。

3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的崛起。

四、留给历史的余响

1地主经济一度萎缩，客农开垦得地，永佃制度大量形成。自耕农增多，受商品和市场的刺激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多。

2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制的自立倾向。

3 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政治进程的促进作用。

第六章十二年之后

一、“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1 修约

2 叶名琛相对于林则徐：自信变成了虚骄，贬抑折辱洋人以维护天朝体面；强硬变成了懵懂，英雄主义外观下的无知；镇静变成了自欺。

3 “海上苏武”的悲剧性。

二、“庚申之变”

1屡战屡和，既反映了西方人侵逼煎迫的强韧无情，也反映了中国君臣的彷徨与颟顸。咸丰帝最舍不得丢掉的是中国帝王在百夷面前的固有颜面，即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此当时之舆论然也。”（孟森）

2 沉重震撼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夷夏之大防完全崩溃，华夷秩序完全颠倒。皇族士人“不知所以为计”。

三、地主阶级的分化

1 洋务派不同于传统改革派，他们的主张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2 在恭亲王和文祥那里，妥协和不妥协同时存在，反映了资本主义压迫下封建传统中人们在分化过程中的彷徨，但毕竟表现出了新旧之间的一种探索，可能孕育着历史的进步。

3 近代中国社会处中西折冲之局者之三类型：

1）文祥式人物，“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2）耆英式苟且办国事的人，其所倚为能事的是滑头主义的敷衍应付。

3）倭仁式守旧排外势力。

四、革新思潮的萌发

夷洋之辨，夷务变洋务。革新思想之代表：

1）洪仁干《资政新篇》是当时最完整的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开早期改良派先声。

2）冯桂芬《校分阝庐抗议》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

3）郑观应《救时揭要》。

4）1861年容闳向干王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七建议。稍后他又向曾国藩建言，其主张的一部分转化为现实。

1860年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第七章近代化一小步

洋务运动是一个反映时代的概念，它概括了近代历史一个阶段中所出现过的活动和事物。“同治中兴”随太平天国失败而产生，比附历史，寄托了满清王朝的希望，明显带有规复旧物的幻想。“同光新政”之称更合实际。海外多称“自强新政”。“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

一、洋务衙门抚夷局改总理衙门。君臣朝野间，往往视为不祥之物，士大夫顾清议者多耻预其选。设英法俄美海防五股。又设同文馆、总税务司。在传统官制外另成一系统。事权扩大为“新政”总枢之地。其事不独繁于六部，实际兼综六部。不新而不除旧。

二、自强与求富

1 军事工业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由议论施为实务自1861年设安庆内军械所始。不仅搬入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制器之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但机器生产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其内在的要求会唤起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的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

2 民用企业以求富、商战，移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作为一种切实的倡导，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和腐朽的官场习气，以及垄断性导致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的时代性矛盾。

三、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1.1863年京师同文馆（英人包尔腾，美人丁韪良），开近代教育之先河。

2.上海、广州“广方言馆”。

3 译书，同文馆以外交、史地政法为多；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以自然科学实用科学为多。（傅兰雅《格致汇编》）

4 派遣留学生。

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

四、“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的纲领。

1 自60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此途。是中西文化交融后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

1）冯桂芬1861年《抗议》：“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2）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继之。

3）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

4）甲午战争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最为张之洞所乐道。

2 中西学之区分—对西学认识的曲折历程：

1）两次鸦片战争间二十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关注外部世界。他们最为震慑希望拿来的是来自泰西的“坚船利炮”，个别人接触到了机器生产上的技术。

2）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

3）70—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

4）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

5）比政教更深一层的是西学中“形而上学”的哲理学说。

五决理易，靖嚣难

1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辩忿争：

1）1866年底，恭亲王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仕人。

2）李鸿章与宋晋购造西洋船炮之争论。

3）1880年代末刘铭传力请修建铁路，李鸿章和于后。群相哗骇，以为“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修铁路必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彼时之中国，顽固是一种社会病症，仅仅把它归于守旧官僚的可恶是不够的。

2因事及人，新政的遭遇亦带累新政的主持者。

1）恭亲王“鬼子六”2）丁日昌“丁鬼奴”3）李鸿章“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

4）郭嵩焘遭遇尤为凄惨。

第八章城乡社会在演变

埠口之开放，由沿海入长江；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源源不断地泻入、渗开，在旧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城乡社会的演变由此缓慢发生。

一、新的社会力量

上海提供了城市社会演变的典型。在资本主义刺激下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同新的经济关系血肉相连，又构成了整个社会变化的基干。

（1）买办。最初多是供应宫廷用品的采买商人；十三行时期变为公行制度的一部分，开始同夷商发生关系，往往以采买、推销、帐房、银库保管为职司，并且兼有料理外人薪米之责。公行制度取消之后，买办由官许“保充”的职业转化为自由的个体，再变为一种依附于洋商的中外贸易中介人，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正式成为近代特产的Comprador。在当时是一批迅速致富的人。作为社会职业，买办在经济上的枯荣确实以外国商业资本之损益为转移。买办中产生过吴健彰、杨坊那样起家后捐资捐官的人，是苏南“借师助剿”以抗太平天国的始作俑者，由于与西方人贴附得太紧了，便在不知不觉中显出了奴态。但买办中还有郑观应、徐润、唐廷枢、虞洽卿等投资或主办独立的民族企业的人物，有的将民族意识引入了工商之中。（只有具体才能再现具体，所以，阶级性、民族性、个性，甚至人性都应成为论人的视角。）

（2）民族资产阶级。多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化而来。商业同产业资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流通中显示的资本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商业资本主义也发展起来。中国资产阶级从生到灭不满百年，是一个命运短促而又多舛的阶级。不仅地主反对，手工业者和农民也反对他们。（恐怕只有张謇的老乡不反对他。）后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少地方斗争的锋芒已经转向越轨，打到了资产阶级的头上。他们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出现了脱节。

（3）甲午战争前，西方人已经在中国不合法地办起了轮船修造业、原料加工业、若干小规模的轻工业和租界中的公用事业。到1894年，中国工人大约有9万人。同西方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价之悬殊几已过半”，但同农民相比，其生活处境的悲惨色彩就不那么触目。

二、农村的社会变化

交通工具的新旧更替为农村社会的演变提供了现实的物质途径。借助于新式交通工具的速度和装载量，城乡交流的内容起了变化。价格低廉、质地优良的洋货下乡，成为对付手工业的重炮利器。丝茶之类农产品陆续出口。但以出口为目的的商品性农业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颠簸于世界市场的供求起落中。（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在历史的这一段里，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外，还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

是前者。）新旧生产方式交替所产生的社会阵痛，只有在新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之后才能解除。但是，这种取代过程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完成。所以，一方面是新生产方式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苦苦奋斗，另一方面是社会在苦难中颤抖不止。

三、教会与会党

1 教会势力。

1）城乡出现了十字架高高矗立的教堂和数目可观的大批教民。农村之教民往往是舆论所鄙视的社会下层人物，缙绅之流几以异类观之。城市里的教徒却常有社会上层分子。两者的不同说明封建传统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已经出现了厚薄不均。

2）中国人接受外国宗教的过程又是外国势力转化为内在的过程，交织着中西文化心理差异的矛盾，还会唤起强烈的排外情绪，导致绵延不断的反洋教斗争。虽说教案总是由具体的冲突引起的，但常常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造成了高涨的社会动员，其顶点是义和团运动。

2 哥老会势力。以天地会为渊源，起名于同治年间。但其发展却同湘军有着直接关系。裁撤的兵勇失所依傍，纷纷呼朋引类，蜂拥而入哥老会，势力因之迅速膨胀，沿着当年湘军所熟悉的长江流域，遍布于两湖到上海的城乡之间。此外还接纳了社会变动中被抛出生活轨道的失业船工、纤夫、停漕之后的运丁，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两淮盐枭。没有他们的参加，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和其他反抗斗争是难成气候的。

3 出洋华工对国内的反馈。在保受苦辛和“侵侮”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稍能自主，或有发展，于是开始对国内有了侨汇。还有华侨投资于国内城乡事业。进入20世纪后，此风愈盛，成为促进城乡社会演变的因素之一。

第九章日本冲来了

一、日本的崛起和迫来毛昶熙对日答复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对琉球的宗主权，却又几同默认日本代表琉球的权力，且把台湾土民划出了中国的治辖，授日本以出兵的口实。兵火之后1874年签定《中日台事专条》三条，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两国也由此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本“自是益轻中国”，中国以知日本之不可等闲视之，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台湾也由“化外”之地转为世人所重。沈葆桢提出的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的主张经变通后被采纳：以冬春、夏秋为期分驻台湾、福州。同时在台湾、福州、厦门都配置相应的军事设施，为后来的台湾建省提供了基础。

二、从外交到战争

1“征韩“之理由：

1）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

2）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

3）征韩能为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

2《江华条约》（1876年），“朝鲜国乃自主之邦”，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3 “壬午兵变”（1882年）。以旧军与新军的矛盾引起，有明显的反日色彩，但其中又交织着开化党与保守党的政见之争。清政府派数千淮军“代平内乱”，长驻朝鲜，为元朝以来中国干涉朝鲜内政最积极的一次，更多的动机是防日。随后日本以军官被杀和使馆被冲击事勒逼签订《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并以“改革内政”为诱导浸润所复制的亲日派。

4 “甲申政变”（1884年）日本策划昵日反华的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被袁世凯所领中国军队所扑灭。但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李鸿章“两边迁就，方可说合”，但主意却出自慈禧太后的宸断）使日本获得同中国对等的派兵权，使中日外交对峙日益转为武装对峙。

5 甲午战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黄海海战中中国海军在吨位、速度、火力三方面都略逊一筹，“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李鸿章），但慈禧太后的意志比见识更能发挥影响。

三、民族精神的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究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1甲午战后，中国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不应归结于愤激，而在于主体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2 “公车上书”越出康雍乾以来厉禁士人干政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举子士人的登场，不同于三十年来主持洋务的达官们，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更明显的标志着世愤怒感和士风的变化。

四、强敌成为榜样

1 《资政新篇》：“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1859年）

2 李鸿章致信恭亲王、文祥：“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1864年）

3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日本民风“趋欧俗”，“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半是欧风半土风”，“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4 黄遵宪（何之使馆参赞）《日本国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日本杂事诗》。“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皆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

5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记）》：“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托古改制）

6 1896年3月，第一批赴日留学生13人东渡。

五、（对洋务运动）三个方面的反思

1 维新派的反思。梁启超：“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2 洋务派的自我反思。恭亲王：“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3 来自实践的反思。甲午海战幸存者：“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

第十章变与不变的哲学

两者都出自中国社会的现实，并各自反映了这种现实的一部分。但对现实的论证需要借助历史，对具体的论证需要借助一般；而为了说服多数，则需要借助权威。因此，双方都儒家经籍中搬来了依据。经过二千余年衍化沉积后的孔学，已经是一种丰富性和庞杂性同时具见的意识形态了，其中既有《易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样的朴素辩证法；也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那样的凝固独断论。甲午战争后，借助传统的范畴，从现实中产生的争论，被译成了思辨语言的交锋。倡变的人们引进了那么多西洋思辨，硬生生地锲入其中，使饱含时代内容的矛盾被涂上了一层哲学的色彩，形而下的东西获得了一个形而上的外壳。一、变的哲学

1要旨：

1）变化是天地之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过程。（以自然证社会）

2）“变亦变，不变亦变”。

3）“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4）“开创之世”与“列国并立之势”。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