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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论:“差生测智商”拷问教育评价智商

简单地将班级考试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已经是管理上的“庸常的恶”;再规定智商测试较低的学生成绩,可以不计入考核,则是“恶上加恶”。

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期,无锡市测智商的中小学生明显增多。原因是中小学教师实行绩效工资,班级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如果学生智商显示较低,老师可以向上申请,该生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因此,部分教师要求家长带成绩差的学生到医院测智商。据悉,今年以来已有近500名学生测智商。目前,此做法已被无锡市教育局等部门叫停。

被斥为“比抽教鞭更加恶毒”的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绿领巾”事件刚刚作罢,学生“智商测试”随即登场,前后两起事件遥相呼应,虽不能据此判定基础教育底线普遍失守,却也表露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功利诉求,某些地方的教育以及教育从业者可谓“煞费苦心”,穷尽办法。

那些逼迫学生到医院做“智商测试”的老师,固然应该谴责,甚至从职业操守的角度考量,已经失去了起码的自我约束,变得市侩和缺乏教师情商。但是,更深层次来看,班级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政策,才是背后具有驱动力的魁首。老师也好,学校也罢,其在教学管理上的行为选择,无不要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体系为标准,这是不言自明的现实逻辑。

就此事件来说,如果学生智商显示较低,老师可以向上申请,该生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由此需要追问的是,所谓“向上”申请,是向谁申请?又是谁规定的智商测试较低学生的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简单地将班级考试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相挂钩,已经是管理上的“庸常的恶”;与之相配套,再规定智商测试较低的学生成绩,可以不计入考核,则是“恶上加恶”。

正是有这种制度之恶镶嵌在绩效考核政策中,才最终导致了教师逼迫学生家长带孩子去测智商。所以,与其一味指责相关教师,莫若将着眼点放在教育评价政策上,教育评价政策缺乏应有的“智商”,落实到具体教学行为上,就会有“缺智商”的选择——仅仅半年多,近500名学生被迫去测智商,恰恰是在拷问教育评价政策的“智商”。

“素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至今分数依然是老师和学生的命根儿——归根结底,素质教育只是从形式上做改变,但教育评价始终沉浸在行政化和功利化的窠臼中。现在无锡的教师工资改革,都被有关部门套进功利化的教育评价中,可见其已成思维定式,病入膏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改进教育教学评价。”“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乐观向上、自主自立、努力成才。”现在“智商测试”被叫停了,但“低智商学生”成绩不纳入考核的“低智商”政策是谁制定的,有没有被“一票否决”呢?如果制定不合理政策的部门不被问责,教育评价机制没有改革上的具体动作,各种匪夷所思的校园事件还会层出不穷。

这篇评论中的事实有《扬子晚报》对智商测试做法的报道以及提到的被斥为“比抽教鞭更加恶毒”的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绿领巾”事件。评论中提到的班级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政策,老师、学校在教学管理上的行为选择无不要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

体系为标准,“素质教育”实施多年但至今分数依然是老师和学生的命根儿,以及现在无锡的教师工资改革被有关部门套进功利化的教育评价中,还有阐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相关内容都是事实。

这篇评论阐述的观点有:1. 简单地将班级考试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是管理上的“庸常的恶”;规定智商测试较低的学生成绩,可以不计入考核,是“恶上加恶”。2. “绿领巾”事件和学生“智商测试”事件表露出了基础教育底线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功利诉求,某些地方的教育以及教育从业者可谓“煞费苦心”,穷尽办法;3. 那些逼迫学生到医院做“智商测试”的老师,应该受到谴责,甚至从职业操守的角度考量,已经失去了起码的自我约束,变得市侩和缺乏教师情商;4. 班级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政策,才是背后驱动“智商测试”的魁首;5. 教育评价政策的“低智商”选择;6. 如果制定不合理政策的部门不被问责,教育评价机制没有改革上的具体动作,各种匪夷所思的校园事件还会层出不穷。其中观点1是整篇文章的论点。该论点被观点2、3、4、5所论证,对观点6起论证作用。

200903015139

顾冰斌

新闻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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