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晋商
大清晋商.txt 晋商大贾甲天下，温州老板遍世界，这不禁令人惊异，人世间究竟是什么让一切劳动、
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首先是观念。历史上的山西商人的发家史告诉我们，
重要的也是观念。
1、致富源泉：经商是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
世人有这样的印象：西方人热衷于并善于经商，而东方的中国人则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
土地上，像老黄牛一样终身辛勤耕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倡、鼓励经商，而中国的整
个文化传统贬低、压制、摧残经商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既有儒家的重义轻利传统，
又有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并且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商人精神和智慧。晋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吃饭穿衣是
人之本能要求和人伦物理的道理。在山西商人看来，经商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是生活之需，
是平等的职业。
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有这么一段话：
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是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
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
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小买卖，
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此，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
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
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许多山西商人把经商作为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来看待。明代山西平阳府（临汾）人
席铭，青年时科举功名不成，又不愿耕田，最后选择了经商职业，他认为：“大丈夫尽管不能
科举成名，又不甘于耕田，难道不能树基业发家致富吗？”于是外出经商，数十年终成大商。
曲沃人李明性，由于家境拮据，不得已半途辍学。明性叹道：“身为七尺男儿，虽然力不能耕，
但也不能总是依靠父兄生活。”于是外出经商，常年在陕甘一带活动，终成西北有名的大富商。
蒲州（永济）人王文显，父亲官卑职微，家境清贫，供养五个儿子读书有一定困难。文显从
青年时就弃士经商，决心在商界干出大事业，以荣宗耀祖。文显经商40 余年，终成大业，
在家乡大兴土木，建筑王氏新宅，并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著名的富户。这种把经
商作为一种基业，作为荣宗耀祖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重要思想源泉。
2、致富源泉：学而优则商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士为首等，商为末
等。商人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歧视，屡屡遭遇的冷遇使经商之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人们但
有三分奈何也是谋求仕途之路。但是在山西，这种“四民”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724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有一些民谣也反映了当时山西人的观念和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应考之童不敷额数的现象。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他省不知也。”这是山西人重商带来的一个社会现象。
在思想观念上，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传统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但他们是“学而优则商”。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为子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尊师重教，但目的并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家族的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王己、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之后并没有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王己创立“十大昌”商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
陶朱术，就是经商术。中国历史上有个叫范蠡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践复兴越国，打败吴国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乘扁舟浮于江湖，经营商业，最终成为拥有数十万家财的巨富。他别号陶朱公，所以陶朱公在汉语中成为“商人”、“富商”、“善于经营的商人”的代名词。常万育经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孙，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维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仍然弃学经商了。晋商这种以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对于强国富民有着积极的意义。
3、致富源泉：以义制利
孔子说过：富者可以求，就是执鞭贱职，吾亦愿为。司马迁则说：有千乘兵车的诸侯，万家大夫的侯爵，百户封地的贵族，尚且以贫穷为忧愁祸患，更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呢？也就是说，人们为了生计，在商业活动中赚取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如何赚取利润，在利和义的问题上，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与做法。这就是：狡诈和欺骗的奸商行为，公平与诚信无欺的经商之道。按伦理道德标准，人们把前者称为奸商或贪贾，后者称为良贾或廉贾。
奸商、贪贾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他们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惟一的最终目标，他们为了金钱可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什么仁义道德统统抛在九霄云外。他们的生意经是“若要发，
狠心刮”，“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道德实质是惟利是图和损人利己。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们投机倒把，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坑害买主。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就是为了追回欠款，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这个故事将高利贷商人的蛇蝎心肠刻划得淋漓尽致。在明清之际，有“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折扣最甚”，其放债利息“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
但是，在晋商中占主流的却是良贾和廉贾，他们主张以义制利，强调在经商活动中以伦理道德为先，见利思义，讲求“君子爱财，生财有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晋商认为：高明的商人虽利而不污，他们是先义而利，以义制利。这种以义制利的观念是晋商长期雄踞商界的重要思想基础。
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县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在辽东经商，“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Ｆ的垂青，后来当上了皇商。其孙范毓香宾也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矿的头儿王某亏欠83万银，无法偿还，范毓香宾代王某“按期如额赔偿”。
光绪年间山西大旱，当时祁县著名富商乔致庸（在中堂）已80多岁，为了搞好赈灾，他亲自部署，要求：第一，凡本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若干粮食；第二，在村里的大街上安一口大锅舍粥，以应付外来的饥民；第三，家中男女老少一切从简，一年内不准做新衣裳，不准吃海味山珍。仅从这次赈灾，便足以看出晋商的精明与宽厚，既救了老百姓，整顿了家风，又扬了美名，利国利民利家利己，真可谓一举多得！不仅如此，还免了乔家的一次大灾难：据说，当时曾有一股四处流窜的土匪，来乔家堡转悠了好几天。本想抢劫在中堂，但他们不仅从在中堂的佣人中找不到一个内线，而且从整个村子里都找不出一个内线做耳目！再加之慑于乔家在中堂森严的高墙壁垒和忠心耿耿的护院武士，这些土匪遂作罢而去。
乔致庸曾将其经商活动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讲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讲利。可谓对晋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经营价值观的概括与总结之语。
4、致富源泉：儒贾相通的观念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儒和贾行业不同，做人的道理却一样。
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王文显说：“经商与做官，尽管道路不同，但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善于经商之人，虽处财货之场，却修有德之行，可谓图利而不污；善于做官的人，须遵循先哲教导，绝货利之途，才能以名求成。因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在山西商人中不乏读书之人，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瑶，就是经商而讲信义，做买卖间隙就抓紧读书。明代蒲州（永济）商人杨光溥，生而聪颖，有志向，幼读《周易》，日夜勤学，用心甚苦，以家中负担重不能专门读书，只好外出经商，然随身携书读之，并将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著成一书名《日用录》。蒲州（永济）人沈邦良，幼读书，成绩很好，后来经了商，南到江浙，西至陕甘，十分成功，但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携带一本《小学通鉴》，并能背诵如流，遇事常能引经据典。
还有一位明代山西代州商人杨继美，因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被众商推为盐商祭酒。祭酒，是明代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央直属的国立大学校长。这样的官职，要求在盐场居住相当的年代，品格、人才皆出众，经众盐商推举出任。盐商祭酒既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又协助政Ｆ推行盐政，使所征盐税得以落实。杨继美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多年，他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人交往，经常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这些人银两。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来，或一起叙旧。于是，江淮数千里都听说有一位杨继美，士人不敢以商贾轻视他。
晋商对业商又能仕者，同样认为是很荣光的事。明朝政Ｆ为了补充财政收入，有鬻官制度，即按入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蒲州盐商展玉泉，经商致富后，便入资数百银两，得授河南商丘驿丞。官职虽微，他却十分得意。临行，嘱托其子道：“我去上任，得闲时可来看你。展家商业全交付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要辜负父辈的期望”。展玉泉虽然入资做官走了，但蒲籍同人却很器重他的为人，并称赞他既能由商而官，又能官而不失经商世业。
展玉泉的经商能力在盐商中是比较出众的。当展氏由商而官时，他的同乡、大学士张四维也认为：以展氏之才，出任职位很低的驿丞是大材小用，这一职务让展氏干是游刃有余。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末举人出身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就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5、致富源泉：做生意首先要做人
会做生意的人，主要不在于手上有多少资金，而在于他做生意前会不会做人。谁都知道，借贷是讲抵押的，没有本钱向人家借钱，可抵押的便是借贷者自己，你连一笔数目不太大的资金都借不到，怎能说服你自己真的可以经营？你连在亲戚朋友之间的基本信用都没有，如何能在专讲信用的商场混得好呢？有一定问题存在的经营者，与性格有关，与人格有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再说商场上成功的人，不管有多大成就，在他们创业之初，确有一些人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他们是艰苦地从小生意开始，建立了可以做生意的形象，然后越做越大。同一条路，有的人生意保守不前，有的一直迈步。这与经营者的为人有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
明清山西商人在传统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与诸家一样重视受教和养生，并结合经商活动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代山西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交结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
留有余。”
二是敬业精神。敬业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修己以敬”。晋商始终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如山西榆次富商常麒麟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经商后富可敌国，孔子赞他“经商有道”，常常以子贡为榜样，自然不存在儒尊贾卑的看法。
三是进取精神，进取就是敢于奋勇向前，能够开拓上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许多山西商人出身贫寒，他们硬是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等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闯险阻，北走蒙藏；横渡万里浪，顶风暴，跨重洋，东渡扶桑，南达南洋。
四是团队精神。山西商人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来消除人际间的不和，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五是勤劳节俭。这是山西商人为人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恩孝说：“晋俗勤俭，善泊利于外。”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
6、致富源泉：关公文化
关公，作为晋商最普遍敬奉的神灵，并形成商人普遍尊崇的一种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更有推动晋商走向辉煌的伦理意义。
关公是山西解州人，三国桃园结义的故事妇孺皆知。民间崇祀关羽，让关羽走上神坛，至迟在隋代已经出现。以后又经历代皇帝屡屡加封，到明朝时关羽已上升到很高的位置。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更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到清朝时关帝庙遍及全国每一村落，“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有学者推算，至清末民初，全国以30省计，每省以100县计，全国约有孔庙3000座；又以每县100村计，全国有关帝庙30万座之多。武庙数目之多，分布之广，信仰人数之众是孔夫子望尘莫及的。也可以说形成了“关公文化”现象。赶会过庙既是民间文娱活动的一种形式，也是民众乞求消灾降福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寄托。而商人更希望得到关帝的庇佑，所以在受到帝王保护、推崇的“关公文化”运动中，山西商人借助于地缘亲情，在经商足迹所至之地建庙立祀，成为造神的主导力量。
山西商人之所以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奉他为精神领袖，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
忠就是“尽己”，就是责任心，就是爱国。以爱国为使命，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向来是经营任何事业的第一条件。谚云：“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繁荣，就没有企业的生命和发展。山西商人深明此理。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山陕盐商为反Ｋ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1567年（明隆庆元年），江
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曾“协力御之”。清后期，英国的一个公司通过腐败无能的清政Ｆ获得了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阳（临汾）五处煤铁采矿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出于爱国热情，多方奔走筹措赎矿银，山西各票号也全力以赴，短时间内就筹集银150万两，终于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的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矿藏资源。
“信义为上，利从义来”，是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而关羽被人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山西商人不仅在家中、店铺中供奉关羽，而且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羽修殿盖宇，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义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河南南阳赊旗山西会馆一通碑有这样的记载：雍正时有的商号改换戥秤，大小不一，于是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关帝庙，公议秤是16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私下更换戥秤。如有犯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究官治。
山西商人齐集关帝庙议事，实际上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借助于神祗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商人在神祗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
“忠义”两字，把晋商推向了宏大的商业舞台。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其他商人对关羽的崇祀也渐成风气。正如清史学者郭松义所说：“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又遍布全国，当时各地的许多祀关坛庙，就是由山西商人出资修造的，其他商人受其影响，相互效仿，因此形成风气”。
7、致富源泉：“走西口”精神
“走西口”精神就是闯荡江湖、四海为家的精神。当代温州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精神，才有了温州老板遍天下的辉煌。阎锡山时代以后的山西人，在世人眼里似乎成了传统保守而死守故土的族类，殊不知数百年前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是何其的淡薄！
“若问我从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就说明了在很久以前，山西人的脚印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明万历时的《潞安府志》就记载：“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故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山西北连大漠，山西人出塞北上，由来已久。明代蒙汉互市开通，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搞运输、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走口外是指出杀虎口或张家口，前者为西口，后者为东口，闯关东是指到东北地方。
晋商自称：凡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明代山西商帮的活动区域，还处于半天下的态势。有清一代，山西商人进入鼎盛时期，其商业网络遍布国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部地区，可以说足迹“遍天下”。
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来描绘山西商人一点也不为过。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出售；南起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迹。他们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贸易。当今晋商遗迹随处可见：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亳州的老西庙等等。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 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Ｍ”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宏大致富史诗，其舞台之广阔，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山西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在闯荡中走上了兴旺。
8、致富源泉：坚定的发财信念
要发财先做发财梦。梦想是以热情、精力、期望作为后盾的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思考。当今温州人以“两板”精神著名，一是敢于当老板，一是不怕睡地板。前者就是无时无刻不梦想发财。美国旅店大王希尔顿认为，完成大事业的先导是梦想。为什么许多人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忙忙碌碌却终无所成呢？因为他们没有梦想！一切都是机械、被动地去做，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他们尽管兢兢业业地工作，一丝不苟，但最终是为他人做嫁衣！野心勃勃的斯坦福（美国铁路大王），向铁路投机业挑战的摩根，至今仍在左右美国财政界的杜邦家族，他们的光荣就筑于梦想之上，无尽的追求和越来越大的梦想化作滚雪球般增大的财富。通观商界没有哪位发家的大亨不具野心，没有哪个是因为偶然的运气暴富。
人生必须有梦想，赚钱也必须有目标。在晋商的发迹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非生下来就是豪商大贾，相反有的甚至是一贫如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发财的梦想、致富的宏图。
旅蒙大盛魁商号创始人之一王相卿，祖籍山西太谷武家堡，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到山西右玉县杂虎口为人佣工，后在清军费扬古队伍中服杂役，再往后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军贸易，吃尽辛苦，几度受挫，仍坚持发财信念，三人通力合作，终于创业。
祁县乔家家业创史人乔贵发，开始在一家祁县人开设的旅蒙商号里拉骆驼。拉骆驼作为一种运输职业，都是由于生活所迫。当时归化城有句俗语：“世上三般没奈何，赶车下夜拉骆驼。”每年春秋两季，受老板的指挥，驮运货物，前往外蒙、新疆与内地。每天下午在太阳接近地平线和晚霞照红了草原的时候，他们就登上驼路，缓缓前进，经过一夜的辛勤跋涉，次
日中午，必须到达水草丰盛的预定程头。住宿之后，既要编班守夜，又要放牧骆驼，身体疲困，终年也得不到几天的休息。
就这样，乔贵发一年四季餐风露宿，受苦受累，但并未消磨他发财创业当老板的梦想。
有一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钱，带上积蓄，奔蒙古萨拉齐而来。萨拉齐位于土默特川上，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之利。自雍正皇帝号召囤疆恳荒以来，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税赋政策吸引了大批山西农民来这里开荒种地。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里聚集了不少农民。这里又是归化城通往西部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所以也有不少专门为旅蒙商队服务的小店铺。萨拉齐气候寒冷，冬季时间长，一到冬天蔬菜奇缺，整日就是土豆和胡萝卜。这里盛产豆类，却没有一家生豆芽做豆腐的！所以乔贵发开始选准了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独家买卖一上市，不仅抢手，而且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一年下来，就把他几年拉骆驼积蓄的本钱翻了几倍。后来不断发展干上了赚大钱的买卖，终于成了掌柜。
9、致富源泉：成由勤俭败由奢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山西人一直保持着俭约风尚。俭朴之风是山西人在艰苦中保护自身的“金钟罩”，也是山西人积累财富的“聚宝盆”。
山西商人把“勤俭为黄金本”作为他们的经营原则来看待。明人谢肇湖在《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山右说的就是山西。康熙皇帝有一次南巡时说：“我一向听说东南有许多巨商大贾，但今天我走遍了江浙一带，仔细观察从商之人大多系是山西人，而当地人很少，应该是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的原因吧”。
山西人节俭，所以看人有钱没钱绝不能以貌取人。明人沈思孝在一本《晋录》中说：“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顾公燮也说：“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农堂集》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尽管天南地北做生意，发了大财，但仍然量入为出，小心谨慎，“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乾隆《祁县志》记载：清代祁县人郭干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业，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也许说明俭约是山西人的一种天性吧。
勤俭能致富，奢侈则家败，在晋商中这样的事倒也很多。如包头广盛公商号，本是祁县乔、秦两家创立，但秦氏子弟奢侈浪费，把个家业搞得难以维持，而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四合院，他们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在广盛公遇到商业不景气时，商号掌柜要东家投资，扩大生意，以扭转商号不景气状况，乔氏出银四万两，而秦氏一分没有。六年后，广盛公又获大利，将广盛公改名复盛公，股本中乔家共投入六万余两，秦家只余一万余两，这样乔家有11股，秦家只有三股。到后来，秦家因子弟不争气，只会花钱，从复盛公中抽股，而秦家抽一股，乔家补一股，最后秦家只剩下一厘二毫五了。
二、发迹秘密
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家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有”，以其“积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 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到了清朝，有个叫徐珂的，他在《清稗类钞》中对光绪时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山西富商还排了一个坐次，类似今天的福布斯杂志。平阳亢氏居首，为数千万两，其次有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百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梁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万两，太谷刘氏百万两以上，榆次侯氏80万两，太谷武氏50万两，榆次王氏50万两，太谷孟氏40万两，榆次何氏40万两，太谷杨氏30万两，介休冀氏30 万两，榆次郝氏30万两。
当然，徐珂对山西富商极盛时资产的估计，还不完全。
俗语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晋商如此庞大的财富，究竟是怎样实现原始积累的呢？
1、发迹秘密：一夜之间神话的背后
山西富商对其致富的真正原因，常常秘而不宣，而是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如山西高平富商赵氏，在老南院楼上，常年供奉着一根红漆桑木扁担，就是它给赵家的发迹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相传明代年间，赵氏先人夫妇两人外出游乡打铁，行至途中，忽听一种“圪吱圪吱下海安，下到海安有吃穿”的声音，初以为路人哼唱，不以为然，渐渐这种声音越听越清，而且连续不断。细细分辨，方知是肩上的桑木扁担发出的声音。夫妇二人甚觉奇怪，随即向路人打问海安。听说海安远在黄海之滨，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男人一时兴头顿消，低头不语。精明的妻子看透了男人的心思，果断地说：“不管到哪里，都是打铁混饭吃，不妨到海安试试也许那里好混饭。再说，咱村上周家、司家在江南开有生意，听他们说江南也在海滨。也许海安离江南不远，如若不行，找找老乡，让他们帮助一下，真不行再返回来，有什么放不下的。”一席话，说得男人振作起来，决计到海安闯一下。几天后，夫妇二人返回，告别家中二老及兄弟姐妹，肩挑扁担，向海安去了。
下了太行山，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头。一路上，风餐露宿，边干活，边东行，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到达海安，天色已晚，遂借宿一破屋。不想睡至半夜，忽然屋门大开，从外面进来一红脸大汉，径直走在赵某的身边，手执一串金灿灿的钥匙说：“主人啊，你总算来了，我在此为你守候多年，此屋墙角埋的都是你的财宝，现在总算交差了。”说罢将手中钥匙向赵某丢来，扬长而去。赵某正在发呆，忽见大汉手中的金钥匙砸向自己，惊叫一声，翻身滚向一旁。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赵某心有疑虑，不过还是借着月光把墙角地上的青砖撬起，试试运气，不想没挖几下，忽感下面有硬物，挖出一看，原来是一个大银锭，上面有一“赵”字，再挖又是一个。越挖越多，最后满地都是。赵某惊喜万分，忽联想起当时扁担之事。夫妇遂跪在那根扁担面前，叩头不已。
赵氏夫妇发迹以后，不再肩挑扁担四处游乡，遂以打铁掩护，办起了打造和经营铁钉的生意，而且越办越大，不断向外地扩展。但他们却念念不忘那根为他们打开发财之门的桑木扁担。从此，将桑木扁担油漆一新，常年供奉，视为神物。数百年来，这根红漆桑木扁担尽享赵家烟火。而且在当地留下一个美妙的传说，为赵家发迹布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太谷北洸富商曹氏故里，也流传着一个类似离奇的故事，说的是曹家始祖曹邦彦原本太原花塔村人，是个走村串户卖砂锅的小贩。一天傍晚，曹邦彦推着砂锅车来到北洸村，住进了一个闹鬼的房子，结果晚上发现也是满地的金银财宝。还有旅蒙大商号大盛魁，列有所谓的“财神股份”，相传在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创业时，财神化作驼倌向他们借宿，结果留了一麻袋银子，从此不归。三人找不到客人的下落，遂商定把这笔钱当做贷款计入了大盛魁的“万金账”，并按本计息，算作“财神股”。
山西富商致富的原因，实际是他们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结果。之所以有这些神话传说，恐怕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宣扬其暴富因有神助，故理所应当，以免遭人嫉妒，招来祸事。二是弘扬其品行操守，借此抬高其身份，隐讳其原来的贫穷身世。
2、发迹秘密：边商大舞台
中国近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之前，山西以其地接各经济发达地区，又与塞外民族地区接壤的独特地利优势，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明中叶后，山西有驿站58个，居全国第七位；至清代增至125个，升至第五位；由此可见山西在交通上的重要。地理的适中，交通的发达，为山西商人向塞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塞外，是长城以外蒙古大漠的俗称。这里经济单一，以游牧业为主，非常需要中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到塞外经商风险大，但利润也大。明代，明蒙关系很不稳定，一度在大同、宣府开马市，并允许民间私市，于是晋商蜂拥而至，以内地绸缎、绢、棉花、针线、篦梳、米、盐、糖、果、铁锡等交换蒙古牧民马、牛、羊、驴、马尾、羊皮、皮袄等。万历以后，民市贸易大大超过官市。明中叶后，靠近蒙古的山西北部一些小城镇，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
明末清初晋商在长城沿边蒙汉接壤地区城镇开设商号的，主要在大同、宣府、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多伦诺尔等城市。其中如张家口于明末开设的八大商号：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东家都是山西人。
入清以后，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建立，逐渐允许内地商人赴塞外贸易，晋商是塞外贸易的主力军。如康熙二十九年，玄烨帝亲率清军分三路进军漠北征讨噶尔丹时，就曾调派部分晋商奉命为清军远征运输粮食和军需物品、收购良马供军用，并随军从事蒙古贸易。其后这些商人遂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队驻防的重镇开设商号，成为早期来漠北贸易的坐商。同时，有部分在归化城、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城市的旅蒙商大号，当库伦西营子、恰克库前营子（买卖城）等地逐渐发展为商肆时，他们便派遣掌柜、伙计、学徒人员前去设立分号，成为这些地区的坐商。咸丰年间，京、津、直隶等地大、中旅蒙商号，也迁去开设分号。这些早期到蒙古草原城镇经营贸易的大中等坐商，皆成为旅蒙商人中的富豪。他们中有的长期从事为清朝军队提供军需物品供应，成为享有特权的旅蒙商贾，并获取巨额的垄断贸易利润，如清初以专为清廷派遣在蒙古地区征伐大军备办粮饷起家的山西商人世家范氏商号。
然而，历时间之长，涉地域之广，人数更为众多的是山西出塞贸易的行商。清代出塞贸易的晋商，分为蒙古境外行商和蒙古境内行商两种。境外行商，是指住在蒙古境外的长城沿
边地区城镇的手工业者兼商贩。他们春去秋归，到近边的蒙古草原牧区做生意，这类商人为数不少。每年约二三月出发，以三五辆牛车或五七峰骆驼为一帮，由三五人或十几人结伙，驮载蒙古人日常生活所需砖茶、烟酒、火柴、食品、糕点、布帛、针线等小商品，有的还带上工具，为牧民修理蒙古包、家具、马鞍辔、蒙古靴，为牧民剪羊毛、擀毡等，从事手工业劳务活动。他们自带沿途所需的食品、被褥、炊具、帐篷，多数是到距内地边境约三五百里左右蒙古人屯、营住地，进行贸易。或边干活边做生意，迨至秋季九十月间，将赚取的毛皮畜产品或马、牛、羊等运回内地销售，翌年按季节，再去做蒙古买卖。也有些是身背肩挑，经营烟茶、针线等小日用品零碎杂货，兼而揽工干活的小生意人，蒙古人称他们为“巴嘎丹门庆”（意为小货郎）。
境内行商，是指住在塞北蒙古境内的旅蒙晋商商号。这类商人，也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设有商号店铺，从事购销活动的纯商人；另一种经营粉坊、磨坊、毡坊等手工业作坊，把自己生产的产品运到蒙古人游牧的屯落销售后，换回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也有一些是从事放牧牛羊生产的同时，贩运部分货物销售，然后购进蒙古人的牲畜和毛皮。
在蒙古境内专门从事贸易购销活动的行商，大多是属于大、中等旅蒙晋商商号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经营规模比较大，从事推销人员多，既有商号的掌柜，也有伙计、学徒和雇佣的驼夫等工人。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比较多，砖茶、布帛等杂货齐全。且都带有自己的房子（帐篷），赶着数十辆或百余辆勒勒车，又称“草原列车”。或驼队驮载货物，进行“旗下贸易”，如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旅蒙商号，派遣人从事流动贸易称为“出拨子”（做草地买卖）。
清代中后期，这些旅蒙晋商的经营足迹几乎遍及内外蒙古各地的大草原，他们经年累月地游屯串帐在草原牧区流动售货，成为蒙古地方须臾离不开的商业经营者。
3、发迹秘密：从挑夫到大商号
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岳外，北部地瘠民贫，“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沃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人们在本土上谋生不易，必须有人外出贸易维持生活。由于当时商路畅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家出走，组成了小商小贩肩挑走四方的贸易大军。晋东南的铁和丝绸，解州的盐，北部的明矾，以及省内各地出产的药材、羊皮、干果、土布等大量土产品，都是晋商贩于各地的重要商品。后来煤炭也作为重要商品被运销到邻近地区。
扁担这个不起眼的原始运输工具，对于晋商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许多供奉祖先的祠堂里，扁担成了神物。因为正是靠肩上这根长木，挑出了一串又一串的铜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末，在宣府、大同、西宁、甘州、凉州、宁夏北边地带，常常出没许多从事冒险走私的边商和肩挑背负的小商贩。他们凑了一些资本，带上少量货物，做冒着生命危险的“血本生意”，越过长城来到蒙古游牧地区交易。进入清初，许多后来在蒙古地区城市成为豪商巨贾的大商号，开始亦多起家于肩担小贩的行商。
山西祁县商民王相卿（时人称：“王二疤子”），清初在大同杀虎口等地以“肩挑小贩”做
蒙古生意。后又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草地买卖。传说，他远涉乌里雅苏台时，适有一蒙古王公的女儿身患重疾，王相卿将携带的中药“龟灵集”献给该患者服用，即见效遂痊愈。该王公感其救女之恩，遂招赘王二疤子为婿。王相卿借着此种姻戚关系，又联络祁县商人张杰、史大学，在乌里雅苏台创建大盛魁商号。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遂又在科布多、库伦等地设立分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Ｆ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1803年（清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号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号，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收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Ｆ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帐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
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4、发迹秘密：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商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商，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商机，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如果有付诸行动的魄力，没有不成功的。
山西蒲州（永济）商人王海峰是明嘉靖年间人，他一开始参与贩盐，也曾去过两淮盐场，还跑过陕西、甘肃和四川一带。在长期闯荡中，他渐渐认识到，经商要独辟蹊径。经过慎重选择，他看中了长芦盐区，准备到那里大显身手。然而，当时那个地方，官僚显贵和地方豪
绅上下Ｇ结，贩运私盐的人很多，而且当地居民刮盐碱自.制土盐的也不少，所以盐的销售量锐减，许多商人纷纷离去。王海峰则有不同于别的盐商的看法，他想：长芦盐区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收鱼盐之利的地方，闻名全国的商业始祖陶朱公范蠡也是从此地致富千金的，现在人们都不去此处贩盐，不正是给自己空下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吗？他义无反顾地奔赴沧州，先对当地盐区的盐政和盐的生产、运销历史做了详细调查，分析总结了盐业管理上的若干经验、教训。他将自己调查所得和整顿盐制的建议，向地方官员做了反映，呼吁政Ｆ要严刑峻法、打击走私。王海峰的建议得到政Ｆ的采纳，长芦盐区经过整顿，果然运销又繁荣起来，盐税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多，王海峰也借机发展自己的盐商业务，大获盐利，成了这一盐区闻名遐迩的富翁。
许多人都见过一幅李闯王率义军进北京的油画：画上的李闯王和他的部下都戴着一种特制的凉帽，有人说那是陕西的特产，殊不知这些凉帽中还流传着一则晋商见人之所未见的故事。
话说山西交城县清化堡村有个叫王权的，在家务农。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春，交城大旱，粮价飞涨，王权与年迈的父亲连糠菜都要断炊了。村里不少青年投奔了交城山农民起义军去了。当时王权去北京投靠当店铺伙计的兄长，想让他们给自己谋个差事。不想兄长嫌他长相不好，不让他站柜台，只让他侍候卧病在床的东家。王权貌虽丑陋，但心地善良，生性勤快，他每日熬汤煎药、端屎倒尿侍候东家，时刻不离左右。由于他的精心照顾，东家病体渐渐痊愈。病好之后，东家拨给王权500两纹银，让他自己经营店铺。王权开始办了处经营平民百姓器物的小店，时间不长就赚了2000两银子。他拿出500两奉还东家。东家看出了王权的经营能力，告诉他：“银子我不要，以后你放胆干，赚了归你，赔了我继续给你银子。”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冬，商场初露头角的王权回交城探家。正好遇见在交城山义军处搞后勤的一位同宗兄弟，交谈中得知李闯王的义军气势正旺，攻势凌厉，必将直捣京师。王权闻讯便直奔陕北米脂一带，大量收购凉帽。先是三个铜钱一顶。后来，涨到18个铜钱一顶，王权仍照收不误，几乎把当地出产的凉帽收购一空了。于是王权派12匹骆驼，将凉帽全部运到北京，把他兄长的七间过厅堆得满满的。一个冬春过去了，王权连一顶凉帽也没有卖出。他的两个哥哥都为他着急，可王权若无其事，而且遇上零星卖凉帽的仍要购进，连店里的小伙计都认为他脑筋有了问题。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闯王攻进北京。时值初春，蠓虫蜇眼，部队的凉帽都破烂不堪。闯王下令四处求购凉帽。王权将他所囤的凉帽以每顶一两八钱银子的价格，悉数卖出。一夜之间，便成为京城巨富。至此，人们才被王权的远见所折服，一致尊称他为“凉帽王”。
5、发迹秘密：茶叶之路
山西并非产茶之乡，但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几百年来，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以输出茶叶为主的茶叶之路。这条由晋商拓展出的可与陆地的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叶之路，成为晋商发财致富一个历久不涸的财源。
清代学者王先谦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向为晋商所运。”清代著名的茶庄有100多家。它们的总号大多设于晋中，分号设于汉口、张
家口、归化城、库伦、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中俄各建城毗连，中方叫买卖城，俄方叫恰克图）以及俄国的许多城市。财东就是晋中的富商，仅祁县一地就有永聚祥、恒中恒、大德兴、大德诚、大玉川、巨盛川、天恒川、宝巨川、长裕川等十余家茶庄。成千上万的祁县人供职其中。张家口，山西帮茶商竟有百余家。其中在砖茶上以“川”字为商号标记的“两大”、“两长”字号，即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等素负盛名。这四大茶庄均为清廷特允皇商，持有天子赐予的“红色龙票”，从收购、运输，直到俄蒙贸易皆通行无阻，受到各方保护。俄蒙商人只要见此“龙票”，就争相易货，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凭证。在堡子里鼓楼西街茶庄故址中，至今仍保存着乾隆皇帝赐给“大玉川”的一块双龙石碑，上面镌刻着它在发展中俄、汉蒙贸易中做出的贡献。这“大玉川”就是誉满海外，由大盛魁投资十万两创建的“三玉川”茶庄。清朝后期，每年蒙俄需中国茶叶40多万箱（蒙古24万箱，俄国17万箱，每箱55~65斤），即2000多万斤。雍正时，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每年为几万卢布；乾隆时，每年达几百万卢布；道光时，每年约1000万卢布；1852年（清咸丰二年），高达1500万美元。
晋中茶商原主要采买武夷山区的茶叶，茶市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初为散装茶叶，体积大，携带不方便，后将散茶压制成块，状似砖，遂名砖茶（亦称茶砖），当时在茶区采摘茶叶，就地加工。于是，晋商创办的砖茶作坊，成为江南的著名手工业，每年雇用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此项茶叶加工。茶由产地陆运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19世纪50年代初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茶商改为采运两湖茶，而湖茶更适合俄蒙人的胃口。以后遂主要采买湖南安化县、临湖县羊楼司、聂家市及湖北蒲圻县羊楼洞的茶。加工后的茶先集中于汉口，由汉水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赊旗镇。赊旗镇就是今社旗县，晋商叫它十家店，因此地有十家著名的客店专营运输兼保镖。在此经营茶盐的山陕富商集巨资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山陕会馆，1988年被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茶叶驮运由此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然后在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骆驼是沙漠之舟，通过大戈壁，它比马车、牛车都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驮200公斤，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约 1500公里，40天可达。当时条件异常恶劣，有人描述道：
“绵绵斯道，几不逢人……百里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水味则苦咸而外，腥且臭，浊且涩，犹宝如玉液。长途举火，马矢代薪，炊灶作食。或带水适断马矢难得，则并日而食。……五月中旬以后，至中元日，无风不异赤道。若艮地狂飙，披裘不及，则冷如隆冬。”
山西商人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艰苦创业的精神为自己铸就了利润的“金砖”。山西许多人家经常教育子弟：“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长大住上个茶票庄”，“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客”（客指外出当老板）。
在众多山西茶庄中，经营对俄茶叶贸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这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嘉、道、咸、同、光、宣七朝凡150余年。及至晚清，在恰克图十余个较大的山西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省巨商和外贸世家。
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也毫不逊色。茶叶贸易为渠家开辟了致富财源。它以专营茶叶发达，继而兴学堂，办实事。长裕川财股、身股各半的20股生意中，渠家除其财股之外还有两三分身股。每逢开账分红一股便可得七八千两白银，折合白洋一万余元。至于其资财多少难以想象。在Ｋ戰爆发，日寇侵祁期间，日军在长裕川老号院中挖防空洞时一下掘出白银40
万两。由此可见渠家的殷实富有。
6、发迹秘密：从小伙计做起
实现发财的梦想，须有坚忍不拔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不管别人的嘲弄，只要默默地坚持到底，换来的就是别人的羡慕。
日本流传着一个江户时代精诚开启金石的故事。江户时代有一位具有十万石诸侯地位的“松之位”艺妓，就是名播一时的“高尾大夫”。她所接的客人都只限于诸侯或富商巨贾，是一般武士或商人高不可攀的一朵花。有一次，一位在染房做工匠，名叫老久的年轻人，在街上目睹风闻已久的高尾大夫风采时，竟看得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老久于是暗自下定决心，开始省吃俭用，拼命工作，想与她幽会一次。三年之后，老久储蓄了15两黄金，来跟高尾大夫相会。临别时这位艺妓说：“请再光临。”他竟然回答：“我得再等三年才能再来一次。”这位艺妓觉得奇怪，得知老久为了想跟她见一面，竟然苦干了三年，遂被他的诚实、纯真所感动，说：“我这里的年限一满，就嫁给你。”据说，后来这位艺妓果真和老久结婚，夫妻二人同心协力，创立了全江户第一的染房。全球闻名的日本松下公司老板对此感慨万千，说这样把一件事认真贯彻到底，实在有气魄、有胆量。人生有超越得失的一面，对自己所决定的，即使孤注一掷也要勇往直前，又有什么不可呢？
历史上很多成功的晋商都是从小伙计做起，他们的韧性与这种精神和气魄何其相似！早年间，把新进店铺学做生意的小伙计美其名曰“相公”。由相公熬成师傅，最少要经过三年艰辛的日子。无论寒暑，学徒每日天不亮就得起床。一睁开眼就马不停蹄地忙开了：先到灶房生火烧水，随即悄悄上柜房替掌柜倒尿盆，然后是里里外外地洒水打扫。待掌柜起床，又须立即去叠被褥，端洗脸水。掌柜的净面完毕，呼噜呼噜地抽水烟，学徒偷空把冲好的鸡蛋捧至面前。等这些事告一段落，火旺锅开，赶紧下米搭笼，淘米揉馍。开饭时，要给掌柜和师傅们端送，并且双手捧举碗碟，恭恭敬敬搁放。伺侯老板吃喝完后，自己才敢狼吞虎咽地用点简易饭菜。开完饭，快速洗锅涮碗，收拾灶具，之后，马上去站柜台。当小伙计的学问很多，一见顾客进店，先是笑脸相迎，继而察颜观色，介绍商品，任其挑选，务必将买卖做成，不能让买主走掉。那时有些乡绅，喜欢代邻居赊账置婚丧嫁娶物品。这是较大的主，甭瞧是欠账，由于货价暗暗提高，所赚利润比出现款尚高。因此凡遇这样的人进店，掌柜的早有嘱咐，要求格外热情接待。他们一到，相公们便立刻迎上前去，“张爷”、“李爷”地呼唤，接着是为其打土撩衣，请入柜房，泡香茶，端点心。
时至中午一时左右，相公去煮午饭，伙计们仍在营业。午餐毕，相公仍去店面卖货。掌灯时分，始允许搭板上门。晚间，除帮助师傅们清点整理货物、安排掌柜的休息外，自己还要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或熟悉记账知识，不到11点睡不了觉。
正是这些小伙计经过学徒时期的多年磨炼，逐渐锻炼成熟悉业务，能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的商号人才，还有不少人成为叱咤风云的商号经理和主管业务人员。若无精诚的意志，万难开启“掌柜”的金石之门。
7、发迹秘密：最早的期货经纪人
期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并根据合约规定的条款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
时间和地点，以某一特定价格买卖某一特定数量和质量的商品的交易行为。期货交易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而是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回避现货价格风险。
现代有组织的期货交易产生于美国芝加哥，1848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开始从事农产品的远期买卖。从历史进程看，期货交易是由现货交易发展而来的。业界认为，在13世纪比利时的安特卫普、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18世纪日本的大阪，就已经出现了期货交易的雏形。殊不知 18世纪的中国包头，也有了这种贸易形式的雏形——“买树梢”，发明者就是晋商乔氏鼻祖乔贵发。
最早踏上包头这块土地的汉人是山西的旅蒙商人，紧跟着是开荒种地的山西北部农民。当时，清廷解除了汉蒙贸易的禁令之后，曾随康熙皇帝的亲征部队随军服务的小商贩们，由于最先了解蒙古地区的道路交通，通晓蒙古人的习俗语言，特别是了解汉蒙商品的巨额差价，所以他们捷足先登，率先占领了这个市场。巨额的差价和随之而来的巨额利润刺激这些商贩们扩大经营规模，同时也刺激更多的买卖人涌向这里。这些买卖人以归化城为根据地，南下汉口，北上蒙古，形成了庞大的经营规模。大批的买卖人和众多的运输工具驼、骡、马等需要大量的粮食，而当时从归化城到包头有大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等待开垦，于是晋北的农民纷纷来口外开荒种地。到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廷颁布了劝耕劝垦的政策后，开垦的人更汹涌而来。这样，一方面有大批的从事汉蒙贸易的商人需要粮食，一方面又有大批的垦荒种粮的农民提供粮食，于是在二者中间的环节上又出现了中间的商业行当：粮店和草料铺。他们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以满足旅蒙贸易商人的需要，从中获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专业粮店和草料铺的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经营手段日趋提高，同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激烈的竞争更促进了业务素质和经营手段的提高。比经验，比胆量，比经营艺术，比战略目光，直到比冒险精神。于是，“买树梢”这种极需胆量、冒险精神和战略眼光的期货交易方式的雏形出现了。
乔贵发在与那些春来冬去的农民打交道中察觉出，由于对粮价剧烈波动的担惊受怕，这些农民普遍有一种求稳的心理；另外，他们冬去把卖粮的银子全部带回，春来时却舍不得多带钱出来，在春夏之季他们往往因手头拮据，急需银子。根据农民的这两个特点，乔贵发又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在他们刚刚春种夏耘，尚未秋收时，便给他们一个粮价，让他们“稳住”，同时按这个粮价付给他们部分银子，帮他们拮据的手头宽裕起来。他给了农民两个方便，自己也得了两个方便：放银子的高利息和比秋天买粮价低得多的价格。
农民或急于得到现钱，或乐于得到稳定的粮价，纷纷与乔贵发合作了。乔贵发在春夏之际按定价付了部分银子，到秋天不管实际粮价多高，他会按定价如数收回粮食。这个差价去掉利息便是他的赚头了。乔贵发善于算计，更有眼光，他往往在上年粮价暴跌农民们心有余悸，而实际上本年粮食行情可能上扬的时候做这种生意。赚头大，胆量大，操作难度大，这种风险和利润都很大的买卖，让同行们瞠目结舌，望洋兴叹，很快乔贵发的草料铺成了包头地面上财力最雄厚的商家。
8、发迹秘密：高利贷和囤积居奇
高利贷资本，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
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康熙时，全国有当铺 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总数的21%。《清稗类钞》称山西首富“亢百万”就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
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晋商大盛魁、天义德等曾以放贷高利贷银而获得巨额盈利。每当蒙古王公晋京值年班，呼图克图（活佛）晋京朝觐，交纳驻蒙古中国（清朝）军队的维持费，王公子弟袭爵，向乌里雅苏台将军赠贿，对博克多葛根（库伦寺院活佛哲布尊丹巴）献礼的时候，蒙古各旗往往财政困难，就不得不乞援于大盛魁或天义德这两家商号。他们是有求必应，贷给这些人必需金额的银钱，附加高利。以后由家畜或其他副产品收回。在外蒙古的140旗或沙毕（寺庙属众）之中，不曾负债于大盛魁的，仅有10～20旗左右。其他大部分的旗，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天义德对科布多管辖区内各旗，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当时蒙古人说：大盛魁从蒙古人中攫取的财富，可以用50两的银元宝，从库伦铺成一条至北京（2000余华里）的路。
囤积居奇是商人谋利常用的一种手段。山西商人乘明初开中之制的实施，兴起于商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得益于“窖粟”。山西不是粮食丰产区，但具备储存粮食的绝好自然条件，地处黄土高原东部，黄土层深厚而密实，气候干燥，挖掘地窖非常便利。谷粟存入地窖后，“经久如新”。山西商人据此囤积居奇，大获其利。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总结山西商人经营的行业中，就有“窖粟”致富者一类。三晋商家，常常窖封藏粟数百万石。及至开封之日，购粮者一拥而至，如赶集般热闹。窖藏大批粮食既为“备战”、“备荒”的良策，又是调节粮食生产与供应矛盾的高招。入清后，山西百姓多数利用地窖储藏资产。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做囤积居奇的买卖。
1921年，旅蒙晋商大盛魁支持它的小号通盛远银号，在包头大搞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生意。归化城和包头一些人们，把那种生意，叫做“虎盘”，又叫做“耍空盘”。通盛远银号承大盛魁之命，大量地出卖铜元，收买银元。当时包头的广生店，在山西祁县帮巨商复字号的支持下，大量地出卖银元，收买铜元借以把大盛魁的资本排斥出包头市场。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肯认输。于是双方的赌注，越下越大。直到最后，就不得不把空盘变为实盘，互相交收实物。就是通盛远方面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铜元，收回它所买下的银元；广生店方面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银元，收回所买下的铜元。通盛远方面，就利用大盛魁的关系，除向附近的城镇尽量收购铜元外，还向各中小城市和村镇进行收集。收集到的铜元，用各种运输工具，日夜不停地运入包头，交付了广生店，马上向广生店逼索银元。并Ｇ结了马福祥的都统署，下了命令，限制包头的铜元出城，以抵制广生店在农村和其他城镇收购银元。
广生店所依靠的复字号，虽然也是资本雄厚，周转灵活，但它活动的范围局限于大中城市，在小城镇和农村的活动，远比不上大盛魁。再加上官府发布了限制包头铜元出城的命令，使它越发施展不开了。对方交足了铜元之后，就催逼它立即交出银元，这就使它难于应付，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广生店的经理胡振业，亲自到归化城求见通盛远的经理邢克让，表示低头认输，央他放松一步，代求官署撤销前颁的命令，以结束这一件事情。最后的结果，通盛远获得暴利，迫使广生店关门，胡振业气愤而死。
9、发迹秘密：历史上的走私
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封建时代的商人何
尝不是。清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记载：
塞上商贾，多寅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功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蓄故也。其筑城驻兵处侧建室集资，行营进剿，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是以收利盈千万亿，致富不赀。
这是敢于舍身取利的战场上的山西商人的写照。他们甚至冒杀头危险，在明清时期做走私生意。
明代，与蒙古牧民的贸易除了规定时间、地点的官市、民市外，严禁内地商人与蒙民进行贸易。但是，走私活动十分猖獗。据明代任宣化总督的王崇古推论，仅大同墩哨驻军，三个军人中的粮银，有二人的成为私市货资，则大同墩哨军粮银每月同牧民的交易额，至少有3000银两，若以此银两购买布匹前往牧区交易，则有二万余梭布私贩到塞外，同时私贩进牛3000头或羊万余口。1570年（明隆庆四年），有山西榆次商人李孟阳等去蒙古走私马尾，时间长了，竟入住蒙古，并诱蒙古俺答军8000袭击明军事城堡。原来明代嘉靖万历年以后，江南地区百姓使用鬃毛或马尾纺织巾、帽绸巾的风气非常盛行，嘉靖以前只有生员与富有的人才戴鬃尾，到万历以来穿戴鬃巾为上层社会流行时尚，个个生员视鬃巾为必备品。而当时原料来源非常少，物以稀为贵，使商人铤而走险，私贩马尾等商品。由于走私者日众，一些人逐渐定居蒙古地区，其集居地蒙人称为“板升”，对板升的解释有多种，一说为“百姓”之谐音，一说为“堡子”。在板升中以山西人居多，他们在蒙古地区耕作，开发了农牧手工业，同时参与私市，故明朝一直对板升居民作为剿灭对象，但力不能及，只能听之任之。
说来有趣，由于明清政权的更迭，山西有八家做走私生意的商人竟蒙受了“皇商”的荣光。这八家商人在与各少数民族贸易的同时，与满清政权过从甚密，在明政Ｆ封锁满清政权的时候，仍然贸易不绝，实际上做的就是走私生意，清政权一统天下之后，这八家受到满清皇族的特殊优待，以答谢雪中送炭之功。
入清以后晋商参与走私贸易活动的仍然相当多。特别在对旅蒙商人采取严厉限制政策的雍正时期，更为厉害。
当时清朝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贸易孔道，并设卡对输入蒙地商品进行检查。还规定，凡赴内外蒙古进行贸易的商贾，必须持有“龙票”，在指定的盟旗进行贸易，贩运的商品也有严格限制，除铸铁锅和日常生活金属器皿外，严禁将武器、铁等金属输入蒙地。
但厚利的蒙古生意，仍然强烈吸引着甘冒风险的山西商人。他们不顾清政Ｆ的禁律，利用驼队载着货物深入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
私贩玉石是清政Ｆ严禁的行为。但晋商曾发生过数起私贩玉石案。乾隆年间归化城有一座晋商开办的三义绸缎杂货铺，掌柜贾有库，山西右玉人，从1773～1778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三年）期间，三义号就在掌柜贾有库主持下，做过几次私贩玉石的大买卖。
第一次是1773年，三义号用一万银两的货物兑换成玉石，私运到苏州贩卖。第二次是1775年，贾有库派其侄子从新疆私贩玉石到苏州，获利3000银两，第三次是1778年，从新
疆私贩玉石550斤，作价银7150两，卖给北京城古董商。就三义号的这三笔私贩玉石生意，毛利高达 22613银两。
三、制度创新
如果说观念创新是晋商致富的源泉，那么制度创新则是其兴盛数个世纪的保证。晋商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道义”文化底蕴创新出了一系列先进实用的管理体制。其组织结构全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设事，保证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适宜以及责权对等；类似西方资本Ｚ義企业子母公司的联号制，大大拓展了其在商业舞台上资本运营的空间；经理负责制，理顺了股东与股东、东家与掌柜、掌柜与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人身顶股制，“以人为本”，极大地调动了商号上至经理下至伙计学徒的工作热情和奋发进取心；严格的号规，加上凝聚人心的商业文化、团体精神，还有共存共荣的商业理念，无不蕴涵着大企业的精神。
1、制度创新：科学有效的内部组织结构
当市场竞争深入到企业经营运作的各个层面的时候，管理水平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便日益凸显。而科学有效的组织结构是确保管理效率的基础，是企业实现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的制度平台。山西票号，在其兴盛时期，总号共有30多家。设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则在400处以上，票号的总号集中设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
总号是上层机关，是全号经营与管理的中心机构，主要负责全号业务经营上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监督等工作和号际关系。各地的分号是总号的下属业务部门，是受总号直接控制的派出机构。
这种颇类似于现代企业直线职能参谋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职责分工明确，职能部门起综合参谋作用，上下级关系明确，便于统一指挥而且机构精简。
它的优点是，既保证了企业管理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可以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在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之下，往往容易陷入统而过死，影响事业发展的局面。机构设置权、资金调度权、人事任免权和盈利分配权全部由总号掌握的山西商人，是何以实现组织机构运转自如，各项业务蓬勃发展，资金高度灵活，汇兑畅通无阻，盈利与日俱增的呢？其奥妙之处在于：
其一，以经营为中心的原则。在组织设立上是因事择人还是因人设事，是企业组织是否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山西各家票号大都坚持以事（经营）为中心的原则。“全盘人位之计划，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用事。恐事少人多，习于娇惰。设或同人间有龃龉，即重行调兑，既不欲丧失养成之人才，又不得碍于业务之进行”。可见，山西票号在管理上固然以重人才为其特点，但在管理组织与机构的设立上，却是坚持“因事用人”的以经营为中心的原则。这正是组织机构精简特点的原因所在和经营成功的因素之一。
其二，统一指挥的原则。大德通等山西各票号的内部管理组织，均以总经理为主设计建立。总经理在设立本号组织机构时，实际上是根据票号业务上的特点，首先坚持了统一指挥的原则，总号具有决策的权威性。凡经总号集体研究决定的经营决策、业务方针、存放汇兑各种规章以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至经理（包括分号老板），下至一般伙友，必须不折不扣地遵行，不准有丝毫违背。否则，即以违犯号规论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开除出号，毫无情面。
有令必行，有禁即止，从而保证了各项业务的有序进行。
其三，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适宜以及责权对等。从票号内部组织机构的情形可以看出，票号在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前提下，其内部管理组织又颇为严密。总号的人员及其职务，从有关史料来看，其情形大致如下：
总号设总经理（大掌柜）一人，为全号之领袖，有经理全号内外一切事务之大权。
设副总经理（二掌柜、协理）一人，辅助总经理办理全号事务。
设营业经理（三掌柜、管内事掌柜）一人，辅助副总经理工作，负责全号营业事宜，总号设营业组一个，三四人组成，其中柜台营业员一人（俗称“坐掌柜”“拦柜头”），负责管理门市部。正营业员（正跑街、上街头）一人，归营业经理领导，负责了解本日商情动态上市接洽款项及一切银钱业务往来。设副营业员（副跑街）一至三人，辅助正营业员调查商情并办理一切上市业务，练习营业无定员。另外还设有账房、信房（文书组）、外交组等。
设账房一个，其中管账先生（称某先生而不称掌柜，实系财务经理）一人，总理全号账目，负责银钱出纳。副管账一人，辅助管账先生经管账目。帮账二人，受副管账指挥，助理各项账务，练习帮账无定员。
设文书组（信房）一人。其中文牍先生一人，办理号中对外文件。信员二三人，受文牍先生指挥，负责号中来往文件，处理繁多的信札。
设外交组一个，一至三人不等，负责外事交际。另外，设稽核员之职，人员多属兼任。总号练习生（学徒）通常五六人至一二十人不等。主要是整理屋子、抄写文稿、帮账、学习业务。
总号的人员及其职责的主要情形大致就是这样，通常一个总号人数包括练习生约二十人左右。增设分号前练习生有所增加。
总号在各地所设的众多分号，其人员数额“虽因各地业务繁简不同，有所增减，而内部分科负责者，则大致相同”。从总经理到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分号经理以至下层职员，实有一条自上而下的十分清楚的指挥链。虽然票号以经营为中心实行统一指挥，但实际上每一成员基本上只接受一个上级的领导。尤为可贵的是其内部真正实现了管理层次的删繁就简。如总号“跑街”只对营业经理负责，“帮账”对账房先生负责。分号下员对分号经理负责。营业经理、账房先生和分号经理对总经理负责。而且由下至上每一层次的管理幅度基本上又是渐趋缩小的情势，并且副经理（协理）和总号职能部门负责人同时又是总经理对分号管理上的助手和参谋。因此，管理层次较少，管理幅度恰当，可以说是票号内部管理组织设立上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
其四，信息传导流畅。为了解各地市场行情和需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山西票号充分利用信函这种当时惟一的传导工具，进行川流不息的交流。为此，各总号与分号均订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的规定，一般要求三日一函，五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既报总号，又分报联号，做到上下左右通气。内容上凡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特别是分号与
山西历史文化：晋商、人文、饮食
南北文化对对碰 之三晋文化篇 山西（Shanxi）位于太行山之西，黄河以东。山西之名，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自古被称为“表里山河”。春秋时期，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所以简称“晋”；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因而又称“三晋”。山西文化可以说是黄河文化的一种反应，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深厚的人文底蕴，使山西文化在悠久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描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我将从XXX、XXX、xxx等几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山西。 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和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上古时期，中原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使得北方各民族逐渐融合于华夏族，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后期双方的界限几近消失。在明清时期的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并把商贸活动由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远及今天的蒙古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的3.5万处文物古迹，国保单位119处，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证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的砥和激荡，也有相互的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一．晋商文化 在这里我想特别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山西的历史中，创造了极大辉煌成就的一群人------晋商。广东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正是在于他在商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历史上，山西的晋商与安徽的徽商，同样是将生意做向全世界的一群伟大的商人。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
晋商兴衰的原因分析
晋商兴衰的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二百年前，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远及西伯利亚、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到鼎盛。他们的经商才能让犹太人却步；他们积累的财富让皇室羡慕；他们的经营制度和策略，当代人都无法企及；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中国的传统美德在商界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商人而且是群体商人的操守推到了一个近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但是，它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衰落了，这使我们不禁会问晋商兴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又很快衰落了呢？ 关键词：晋商、兴衰、 明清时代的晋商，是山西人永远的骄傲。他们凭着肩扛力挑，凭着诚实守信，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机遇，让自己的商业王国不仅覆盖了全国而且延伸到欧亚大陆，以及日本和朝鲜。在中国历史上，他们是推动和主导中国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主力军。但为什么他们又突然在近代衰落下去，甚至忽然销声匿迹了呢？ 一、晋商浅释 “晋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又说为“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以（《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晋商”——一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 二、明清以来晋商兴盛的原因 1、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自然是高消费的城市。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丘外，北部地瘠民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活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82亩降至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且十年九旱，即使是丰年，居民的粮食也常感不足，从而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 入明以后，新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诸如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推广桑棉种植、减轻商税、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全国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简
中国商人简介
1.姜子盾（生卒不详） 在齐国的临淄有一个人在做南北间的生意，这个人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生意人姜子盾。姜子盾是一个行商，热衷于南北货物交换，他做的最成功的生意是是麻布倒卖，南方人怕热，喜欢北方生产的麻质衣服，这布料质轻价廉，通风吸汗。姜子盾麻布生意越做越火，两年时间里几乎垄断了吴越麻布市场，他的麻布质量上乘，而且一般都是官方渠道，很讲信用。姜子盾走的是传统水路，每次贩运麻布都是辗转水运，商船庞大。安全方面当然不是问题，姜子盾早就通过地方政府的关节打了招呼，遇到一些奸滑大盗，他便用巨资打点。因此，姜子盾的船队，在齐国到吴越的路上，一律无害通过。姜子盾常年做麻布贩卖生意，和南北路上的盗匪有“合作关系”。史上“范蠡贩马”的故事，双方实现了商业合作的共赢。从此，姜子盾与范蠡成了商场上的好朋友。 2．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 3.汪直 汪直（？－1559年）,大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汪直年青时与邑人徐惟学等人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汪直早先出海得到邑人许栋的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任“管库”。因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获得许栋器重，被提拔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氏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4.郑芝龙郑成功 郑芝龙（1604年－1661年），字飞黄（一说字飞龙），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镇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第一大海盗。 郑芝龙是明朝末年以东南沿海、台湾及日本等地为基地活跃舞台的海商兼海盗（随朝廷政策的变化身份随变），以其经营的武装海商集团著称，郑芝龙在17世纪中国明朝海禁与世界海权勃兴的时代的背景下，以民间之力建立水师，周旋于东洋及西洋势力之间，并于1633年在泉州金门岛的料罗湾海战中成功击败西方海上势力。 其子郑成功（1624年－1662年），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明末清初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1661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收复台湾，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 5. 席铭 席铭（1481——1542），蒲州平阳人（今山西临汾市），明代著名的山西商人，属于早期的晋商。山西南部的蒲州是明代晋商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据沈思孝
晋商文化
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
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
近二十年晋商研究述评_殷俊玲
收稿日期:2003-02-10 作者简介:殷俊玲(1965-),女,山西五寨人,太原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现为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生。2003年4月 第30卷第2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Teachers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A pr .,2003Vol .30 No .2 近二十年晋商研究述评 殷俊玲 (太原师范学院社科部,山西太原030012) 摘 要:晋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一个世纪以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20 世纪30年代至今,学术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围绕着晋商兴衰 的原因,票号兴亡的过程,晋商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以及晋商与政治、文化、民俗等相关问题的 关系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今后应全面突破“就晋商言晋商”的视野局限,关注“晋商 与社会变迁”这一历史性课题,进一步挖掘晋商文化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晋商;晋商研究;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 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2-072-05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重要商帮之一,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阔,活跃时间久长而雄踞群帮之首饮誉海内外。特别是晋商首创票号,开近代银行之先河,在中国近代经济长河中的辉煌业绩更令人刮目。因此,研究晋商,对于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总结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意义重大。下面主要就近二十多年来有关晋商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要评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就对晋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对票号尤为关注,出版有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民国26年)、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说文社,民国32年)等专著,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19号,民国14年)、《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钱业日报》15卷7号,民国24年)、《记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78号)、《山西票庄之今昔》(《民族》第4卷第3期,民国25年)等等。这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论文发表。所有这些对晋商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都表明了学者们对晋商及其票号的关注和重视,但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或过于简略,或局限于资料排列,没有能深入探究晋商票号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10月创刊至1966年“文革”前,先后发表晋商史料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休侯家和蔚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与此同时,山西财经
晋商文化
一：简答题： 1：简述晋商的特点：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商业金融业结合，重视行会作用，聘用同乡人。有一下特点： 第一，唐晋遗风的管理理念。 第二，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 第三，重商立业的价值观念。 第四，乡土轴心的理财文化。 第五，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 第六，官商相维的展业思想。 2：简述明清时期票号的组织架构： 其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大掌柜具有独立的经营权，东家不能插手经营活动。掌柜和伙计可以人力入股，享有分红的权利。票号的所有人员一律是山西人。山西票号的血脉里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浸润，“以义制利”是其基本准则。《清朝续文献通考》称：山西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3：简述晋商的关公信仰： 什么是关公信仰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忠义仁勇”。晋商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提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主张经商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晋商以关公等山西先圣先贤为楷模，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商号；在商道，讲仁义；与友交，讲信用。宽厚待人，以义取利，以利厚人，表现了商道即人道的精神，培育了晋商忠诚、崇礼、仁义、守信等共性特征。 4：简述山西文化区的划分及特点： 民俗文化的地域划分，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区域划分，而是与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言土语、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等有密切关系 晋南地区：这一带古代是耕读文化，农业生产以麦为主，饮食习俗以馍为主。 晋中地区：是古代中原民俗文化与北方民俗文化的交错之地，胡汉相融。农业生产以麦为主，辅以杂粮 晋北地区：这一带古代是草原民族与农耕居民冲突的地带，农业生产以杂粮为主;饮食习俗吃莜面、土豆; 上党(晋东南)：出入河北、河南的重要孔道，太行山险峰陡立，农业生产以粟谷为主。 晋西地区：晋西地处吕梁山西侧至黄河以东，西渡黄河与陕北相交，汉时属西河郡地。农业生产以粟豆为主。 二：论述题： 1：为什么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山西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这块土地上。上古时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柳氏一门的祖先“和圣”柳下惠坐怀不乱等均发生于此。 山西地区历代名臣良将辈出。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张仪、名将李牧、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霍光、三国时期名将关羽、徐晃、唐代名将尉迟恭、薛仁贵、唐代诗人柳宗元、宋代宰相司马光、名将狄青、杨家将、明代重臣王琼、清代第一廉吏于成龙……均诞生于此。
企业简介模板
****公司企业简介 晋商银行长治分行： ***（本企业名称）因***原因，向贵行申请融资***万元，现将我企业情况介绍如下： 一、本企业基本情况 （一）本企业概况 说明本企业历史沿革、成立时间、所有制形式、注册（实收）资本、占地面积、土地性质、主要股东及股权结构、法定代表人、本企业经营范围等情况。 说明本企业人员结构，包括员工人数、员工知识技术结构等；说明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的文化水平、从业经历、所获荣誉等。 说明本企业的组织架构（必要时以图表形式列明）；对本企业关联企业进行介绍，包括关联企业的注册资本、主要股东、
主营业务、资产状况、银行借款情况、行业地位等情况。本企业为集团性公司的，说明集团公司的组织架构{以图表的形式对集团成员企业（包括本次未纳入授信范围内的成员企业）之间的组织结构与产权控制关系；集团成员客户基本情况，主要业务范围，以及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占集团销售收入的比重；简述集团母公司对下属成员的管理体制包括经营财务，资金与人事管理等方面。 治理方面主要说明本企业是否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本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否适应并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是否会对本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等；财务管理方面主要说明本企业是否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和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等。 二、本企业经营情况 （一）本企业基本经营情况 包括本企业目前主要产品、产能、产量、技术装备、技术
力量等基本经营情况。总结本企业的竞争能力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析。 （二）本企业相关资质 本企业是否拥有生产经营的基本资质和手续，主要包括立项、环保（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报告、排污许可证）等相关批复手续和行业生产经营许可资质。本企业的相关资质和本企业正建设项目的资质，若本企业正从事某重大项目的建设，则还需落实该项目的相关手续是否齐全。 （三）本企业原材料的采购情况 包括本企业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与供应商合作时间，主要原材料的供应价格、供应量以及与供应商的结算方式等。提供本企业近期与上游供应商签订的主要供货合同。
关于晋商
继承发扬晋商精神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晋商研究院院长崔满红在中国商业史上，晋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明清时代，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引领了当时的商业革命。有学者把“明清商业革命时代”称为“晋商时代”，并把晋商放在了世界近代商业文明史的演进中研究，认为晋商是山西的，也是中国的，同样也是世界的。所以，我更主张用“中国晋商”来代替“山西晋商”“晋中晋商”这样的提法。 继承“晋商精神”构建价值体系 在明清时代，中国晋商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在当时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精神，归之为“晋商精神”。学界对晋商精神达成的共识，由晋商研究专家孔祥毅概述为：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卓绝的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种精神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精神不仅是中国近代商人的一种优秀品质，也是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观。今天的新晋商形象塑造工程正承接一个历史文化遗产，就是把历史上的中国晋商精神和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结合起来，构建当代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正是眼下新晋商形象塑造工程的主要内容。太原市为中国承担起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是构建商业领域的社会价值标准，这项工作理应由晋商的发祥地山西或晋商之都太原来完成。 构建当代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体系必要性在于，是我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后，在市场领域中出现了很多和人类生存、发展不和谐的因素，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了社会价值判断标准。 人类是社会属性的，人是社会中的人，经济行为也不例外。每个人只有融入社会，才可能获得爱，获得幸福，获得快乐，获得成功！怎样才能算真正的“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成功”？只有一个选择——那就 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利他”，而“相对利他”的基础就是我们要追寻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约束社会人行为的所谓制度，应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回溯历史，就会发现，最终真正起作用的其实不是有形的法律，而是无形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法律只能“治表”，而只有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治本”。 制定形象标准评选“新晋商”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商人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受市委市政府委托，我和一些专家正在制定一个新晋商形象的评价标准，然后依据标准评选新晋商，最后，评选出来的人士将组建一个“新晋商联盟”。新晋商形象评价标准将为当代企业和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生经济行为提供一个基本道德标准。这也是当代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行为“可以不高尚，但是不能无耻”的一个标准。 提出一个新晋商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业主、企业家，新晋商的形象也将明晰起来。而对于“新晋商”这一称号，社会也将愿意接受，并把它作为一个经济领域道德层面的评价标准。而作为晋商一脉相承的“新晋商”们，应该明白自己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把晋商精神植入自己的事业，把晋商精神变成自己的精神支柱，使晋商精神重新成为当代“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的精髓。
我国七大商帮经商秘诀
我国七大商帮经商秘诀 发表时间：2009-11-06T10:29:06.717Z 来源：《中外企业家》第7期供稿作者：东方 [导读]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 广东商帮——内涵丰富 清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做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过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成为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济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处营生，商旅遍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质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福建商帮——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台湾、海外南洋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晋商——学而优则贾 中国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商。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真正崛起在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的，他们前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普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东南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主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晋商银行2010年年报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年度报告摘要于2011年4月16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1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3 本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法定名称 中文全称：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晋商银行 英文全称：JINSHANG BANK CO.,LTD. 英文简称：JINSHANG BANK 2.2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上官永清 2.3 公司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风大街1号丽华大厦 联系人：吴黎正 邮政编码：030021 国际互联网网址：https://www.sodocs.net/doc/0f4445187.html, 电子信箱：jinshangbank@https://www.sodocs.net/doc/0f4445187.html, 2.4 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要分支行营业网点 §3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3.1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3.2 报告期末前三期主要财务数据 3.3 截止报告期末前三期补充财务数据
3.4 截止报告期末前三期补充财务指标 3.5 报告期末贷款资产质量情况
3.6 报告期内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情况 3.7 报告期末资本构成及变化情况 §4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晋商与晋商文化总结
晋商与晋商文化 一、什么是晋商 (1)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g-w-g (2) 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 晋商文化: 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理念和思想，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规范和秩序，这就是文化。 指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和经营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晋商精神: 精神：宗旨；主要的意义。 指源于山西古老文化、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中形成的个人和团体的一种信念和精神，主要体现在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 晋商所创造的辉煌的历史有三个显着的特点： 首先，经营范围广泛。 除盐业外，有铁业、茶业、丝绸业、棉布业、粮油业、颜料业、杂货业、木材业，以及金融业，甚至还有酱菜业（北京六必居）、饭店业（北京都一处）、药业（早于同仁堂的北京万全堂药店）、文物古玩业等，各行各业无所不包。这在当时的其他商帮中是少见的。 其次，经营范围遍及全国，甚至海外。 当时在全国各地经商的山西人到处可见。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正是晋商走向全国的象征，仅在北京晋商会馆就有9所，日本、俄罗斯、蒙古等也都是晋商大显身手的地方。 最后，晋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 它的两权分离、激励机制、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人才培养等成功经验，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晋商文化: 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理念和思想，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规范和秩序，这就是文化。文字+符号+仪式。 晋商文化: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和经营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晋商精神: 精神:宗旨；主要的意义。 指源于山西古老文化、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中形成的个人和团体的一种信念和精神，主要体现在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 二、晋商文化的核心 （一）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二）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三）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
探析明清商帮的兴起
探析明清商帮的兴起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 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制约，我国各地商界形成了“帮”的概念，“帮”是“商”的支撑，行“商”必有“帮”。 “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商帮是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围在本地狭小范围内满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结帮联伙走出去采购或者是推销。作为一个“商帮”，应该是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相当发达的商业；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联合；第五，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按照这些条件，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山西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的徽商，与晋商同时兴起、亦被称为晋商小兄弟的陕商，临清、济宁、聊城、烟台这一带的鲁商，以龙游县为中心(包括常山、衢县和江山五县)的龙游商，西洞庭山(现在吴县的东山镇和西山镇)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以浙江为中心的浙商，苏州西南吴县境内太湖中东、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一带为中心的粤商。这十大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尽管时间并不相同。 商帮历史上曾经辉煌，商帮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重新显露新的生机。 商帮的起源 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成为商人。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于是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商帮的特点 这十大商帮都有各自的不同之处。 1、晋商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商。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真正崛起在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年～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
晋商民俗
晋商家族文化 新华网山西频道2006-03-25 来源: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一、重视家规与家风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如祁县乔氏，其始祖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某是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结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乔家补进，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再说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他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到乔致庸时代，乔在中堂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乔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全是续弦。第五代映字辈，乔映霞先后续弦杨、刘氏，与刘氏离婚后，一直未娶。乔映霄娶妻马氏，夫妻感情笃深，后马氏被匪徒绑票，营救不及，惨遭毒手，终生未娶。乔映奎妻子只生有女天男，当时社会是男权至上，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法，按乔映奎的身份，讨个姨太太接续香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慑于家规，映奎未敢如此，只能过继侄子为自己顶门立户。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在中堂用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人家如有天灾人
晋商文化论文
浅谈晋商与晋商文化 摘要：晋商又称山西商人，是明清时期崛起的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著称于世的商业集团。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晋商的成功之道和她所包含的文化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关键词：晋商文化精髓启示 晋商历史 晋商是指山西（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省）商人，山西的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的方域面积虽然不算大，但却地质地貌相对比较奇特而多样，南北气候类型跨度较大，这就为山西成为一个物产丰富、资源优裕的省份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使山西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铁、盐和丝、棉、粮而称著全国，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社会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及至明清时期，山西的资源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和重要，以至于成为朝廷靖边抚民、发展生产的重要物源依赖。 由于地缘优势，山西人经商很是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有了丰富的资源，就有了将之转化为商品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商品生产，就需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为了促进商品的流通，就需要商人进行转运和销售。正是在这一刚性链条逻辑的推演中，一环扣一环地促进了山西商业的发达和晋商的崛起。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东南亚，北到俄罗斯莫斯科，东起日本，西到中亚欧洲，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银行计息方式
《关于 银行计息方式的调查》 我在太原调查了晋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的存款、贷款及其他一些计息方式。 调查结果如下： 中国工商银行 人民币存款利率表 活期存款
指无需任何事先通知，存款户即可随时存取和转让的一种银行存款，其形 式有支票存款 帐户，保付支票，本票，旅行支和信用证等.活期存款占一国货币供 应的最大部分，也是商业银行的重要资金来源.鉴于活期存款不仅有货币支付手 段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同时还具有较强的派生能力，因此，商业银行在任何时候都 必须把活期存款作为经营的重点.但由于该类存款存取频繁，手续复杂,所费成本 较高,因此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一般都不支付利息，有时甚至还要收取一定的手续 费. （一）服务简介 1. 活期存款是一种不 限存期，凭银行卡 或存折及预留密 码可在银行 营业时间内通过 柜面或 通过银行自助设备 随时存取现金的 服务。 2. 人民币活期存款1元起存，外币活 期存款起存金额为 不低于人民币 20元的等值外汇。 （二）服务特色 通存通兑：客户凭 银行卡可在全国银 行网点和自助设 备上存取人民 ，预留密码的 存 折可在同城银行网 点存取现金。同 城也可办理无卡 的续存业务。 资金灵活：客户可 缴费方便：客户可 日常费用。 服务渠道 ATM 自动存款机。 ATM ATM 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 终端。 整存整取 整存整取,是定期储蓄的一种，指约定存期，整笔存入，到期一次支取本息 的一种储蓄。五十元起存，多存不限。 特别说明 存款开户的手续与活期 相同，只是银行给 储户的取款凭证 是存单。另 外，储户提前支取 时必须提供身份 证件，代他人支取的不仅要提供存款人的 1. 币现金 （折） 2. 3. 缴各种 随用随取，资金流 动性强。 将活期存款账户设 置为缴费账户，由银行自动代 1. 2. 开户：营业网点 存款：营业网点、 取款：营业网点、 查询：营业网点、
晋商文化对现代营销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0f4445187.html, 晋商文化对现代营销的启示 作者：乔昕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4期 摘要：晋商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因此，立足当今变幻莫测、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通过探索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来开阔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路，为现代企业更加有效地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晋商文化；现代营销；启示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4-0157-02 晋商是明清时期我国商帮的重要代表，有着500年的商业辉煌史。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晋商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诸如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开拓进取的创业观和同舟共济的团队观等等。明清晋商的经营谋略和经营作风，对于现代营销活动，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并能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 顾客至上，是企业成功的基石。晋商在营销活动中能够根据顾客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顾客的需求，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蒙古地区是晋商经营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晋商大盛魁商号针对牧民喜欢用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制衣，于是便大量组织此类货源；蒙民不善算数，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蒙人选购等。当时蒙古地区普遍缺医少药，不少旅蒙晋商都初懂医术，边做生意边治疗小病，通过义务医病，与顾客建立起充分的信任，致使有的顾客数十年不变。 在今天进行营销活动，“顾客至上”的观念同样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客是企业生存之本，财富之源。只有将“顾客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营销中去，企业才能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并获得顾客的忠诚，进而在顾客的支持下从优秀走向卓越。 二、诚信为本的营销道德 晋商始终把“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理念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曾有一次，复盛油坊一位伙计在销售的食用油中掺假，被掌柜发现后，立即停止销售，以维护商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