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展江

将近40年前，“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在德国当代大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贝马斯，1999a）[1]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尽管如此，关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本身仍有待澄清。鉴于哈贝马斯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和社会学界已广为人知而在新闻传播学界鲜有研究[2]，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交代一下哈氏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成就。

一．哈氏的学术成就与国人的渐次认识

自196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就被誉为前联邦德国具有最强大威力的哲学家、“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引自欧力同，1997：“前言”），其学术观点深植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德国贤哲深厚的哲学及社会学传统中，“经其高度的综合分析，并以政治及道德的终极关怀贯串其中，其影响力遍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思想史等等（张锦华，1994：199～200），“在有关方法论、哲学和政治学等重要问题的大量论战……中，他是中心人物”，他“在如此众多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以致于他不可能对他的工作作出确切的概括”（戈尔曼，1989：386～187），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在纳粹统治下长大，1949年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后经苏黎世大学，于1954年进入波恩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他前往法兰克福大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人物特奥多尔·阿多尔诺(TheodorAdorno,1903~1969)一起从事研究工作，阅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由此而变得激进起来”（戈尔曼，1990：385）。

哈贝马斯虽然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但他肯定启蒙运动关于民主公共生活的理念，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看成是改革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模式，因而在阿尔多诺看来具有一种危险的保守倾向。1961年，他写出了教授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然而通过这篇论文的不是导师阿尔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领袖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而是马堡大学的一名教授（Calhoun,1992:43；欧力同，1997：4～7）。1962～1964年，他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1964～1971年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1981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1983年起重新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1999年4月曾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华访问。

作为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者，哈氏早已蜚声世界，国人自1980年代起对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止于上述领域[3]，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对他的名字还相

当生疏。无独有偶，哈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英文本在1989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推出以前，美国学界的情形也是如此。然而自1989年起，即在原书德文版出版近30年后，英语世界出现了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广泛讨论和对与之相关的公共舆论与传媒的角色问题的日见增长的兴趣。[4]在中文世界，先是港台传播学界（张锦华，1994；翁秀琪，1993；杜耀明，1997），后是大陆政治与社会学界，相继译介“公共领域”理论（曹卫东，1998[5]；汪晖、陈燕谷，1998；哈贝马斯，1999a）。

二．“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杜耀明，1997：14～15），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Dahlgren,1995：7）。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百科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

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上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哈贝马斯，1999b：35）：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

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氏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氏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哈贝马斯，1999a：170～171）。哈氏在《公共领域》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易名为“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可能更恰切）。

哈氏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诸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其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指出，在报刊与公众之间，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哈贝马斯，1999a：187～205）。

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氏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一方面，商业性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因此，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但是与20世纪新传媒——电影、广播和电视——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新媒体在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是通讯社（路透社、德新社和法新社）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这样，传媒最初的基础——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哈贝马斯，1999a：221～231）。而20世纪初首先起于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表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公众注意力[9]，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于是出现了政治推销业，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在竞选时定期出现，很容易就具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哈贝马斯，1999a：248～249）。

对哈氏而言,公关俨然成了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化身,因为公关所建构的公众注意力和好感,其效果远远越过商品销售本身,因为它还建构出公共权威,成为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半政治力量.公关技巧越成熟,操纵民意就越彻底,诉诸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cal)的公众领域也就消解于无形了(张锦华,1999a：208～209)。

四．对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些评价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及，哈氏《公共领域》英译本问世后，英语世界的讨论相当热烈。而在此前，似乎只有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托马斯·麦卡锡（McCarthy，1978）、英国学者约翰·基恩（Keane，1984）等寥寥数人有所涉猎。

英语世界在赞叹哈氏思想体系博大的同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得失进行了多层面的探析。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公共领域》一书一问世便招来争议，并且可能继续引发争议[10]，但是没有一本书能产生像它那么多的教益。卡尔霍恩也指出，《公共领域》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地对“古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有组织的”或“当下的”资产阶级的后转型（postrans formation）公共领域一视同仁。“哈贝马斯倾向于以洛克和康德的眼光评判18世纪，以马克思和密尔（Mill）的眼光评判19世纪，以典型的郊区电视观众的眼光来评判20世纪。”因此哈氏并没有认真对待20世纪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复其作品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这正是他对17、18、19世纪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相反，他没有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既无理性、也无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耸人听闻的犯罪和丑闻故事的小报。其结果也许是夸大了公共领域在20世纪的退化。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公众的复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公共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领域》一书中所指称的那么消极，就可选择的民主性媒介战略而言，也许其空间比哈氏所意识到的要大（Cahhoun,1992：33）。

英国中央伦敦理工专科学校的尼古拉斯·加纳姆则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更多的肯定态度。他将学术界《公共领域》一书的批评归纳如下：（1）哈氏忽视了当代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行的平民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的发展；（2）哈氏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化了。近期研究揭示了早期印刷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构，而这个市场不是由致力于公共启蒙的能够自由交流的知识分子所控制；（3）哈氏将家庭和经济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4）哈氏的理性主义公共交流模式使他不能形成多元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5）《公共领域》的后半部分带有鲜明的精英文化取向，因而过于倚重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ies）模式，它

夸大了文化工业控制者的操纵力量，忽视了信息领域中国家干预的公益模式。（6）哈氏的交往行动模式虽然已经成为公共交流的准则，但是它忽视了并非寻求共识的其他交往行动；（7）因此，他在信息与娱乐之间划上了一条过于鲜明的界线，忽略了两者的联系，这一点在思考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Garnham1992：359~360）。

加纳姆认为，尽管这些批评有助于完善哈氏的理论，然而它们并不能贬低《公共领域》的三大优点：（1）它聚焦于大众公共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2）它注重任何公共领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3）它避免了“自由市场/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在欧美支配着传媒方针研究。出于两个原因，上述优点在今天可能比当年更有价值。其一，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和全球性私营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民族国家的基础正在动摇；而在传统上，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内，公民权问题以及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和公民权的性质。为了民主地控制全球经济和政治，我们必须培育新的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其二，西欧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有如下特点：市场力量增强；在文化资源分配方面改革既有的公共服务模式；电视机成为越来越个人化、家庭化消费方式的中心；市场上出现享受昂贵的专门化信息和文化服务的信息富人（thein formation-rich）和接受日益同质化的大众性娱乐服务的信息穷人（thein formation-poor）；信息和文化领域从国内转向国际以及随之而来的音像新产品的激增；国家电信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和私营化；赞助商对体育和艺术的渗透；在削减公共开支的压力下教育和科研机构转向私人筹措资金；将经济效益视为提供公共信息的标准。这一趋势的结果将改变文化界中市场与公益之间的平衡（Garnham,1992：360~363）。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迈克尔·舒德森教授则以美国为个案，以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往这两个公共领域的要件入手，探讨了在美国有无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在18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没有出现今天成为美国政治特点的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批判的讨论，有政治意图的骚乱要多于关于政治原则的讨论。在19世纪，政治交流并没有随着政治参与的实质性进展而变得更具有理性和批判性。如果我们根据刊登在报纸上的《联邦党人文集》来推断18世纪的政治、根据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大辩论来推断19世纪的政治，那就像以1974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辩论电视直播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讨论来描述1970年代的政治一样不可靠。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反映各自时代的正常政治交流。因此如果说开展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流的公共领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美国欣欣向荣，那是缺乏根据的（Schudson,1992：160、146）。针对一些附和哈氏的学者抬高政党报刊[11]、贬低当代主流商业性报刊的观点，舒德森没有像美国新闻史名家弗兰克·莫特（FrankL.Mott）那样，称政党报刊时期为“黑暗时期”，并将1830年代大众化商业报纸的兴起誉之为如日初升，但他指出，早期报刊躲避政治讨论和争议，甚至回避本地新闻。而在1840到1900年间，尽管有不少报纸附属于政党，但是报纸上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新闻的比重大大增加，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最高水平。而当代大众传媒上的某些专栏和节目发表的不同意见在某种形式上更接近于理性—批判的政治交流。因此他认为，就美国的情形而言，传媒“今不如昔论”站不住脚，换言之，哈氏对早期报刊有过誉之嫌（Schudson，1992：152—156）。

同加纳姆一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哈氏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Verstraeten，1996：348）：

1．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2．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3．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

从以上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与传媒有关的重要结论（Verstraeten，1996：348~349）：（1）公共领域概念决不可以同公共广播电视法规混为一谈，因为西欧的大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提供了许多公共领域受控制的实例。（2）上述结构特点恰恰表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充其量只有某种“萌芽”，既然如此，就无所谓公共领域的衰落与退化。因此我们对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探讨与怀旧复古、回归19世纪无涉。恰恰相反，我们首先需要立足于当代的社会情境，使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现实的意义（Verstraeten，1996：348~349）。

韦斯特拉滕认为，有鉴于此，不能对公共领域中的理性作出过于狭窄的解释。尽管这与当代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播、合理性和主体性——相关联，因而极为复杂。如果这种理性指涉的只是关于各种“严肃的”社会性主题的理性的和理由充足的讨论，那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即只有传媒的信息传递功能才受关注。事实决非如此，传媒提供娱乐的功能（这在电视上居支配地位）在促成公共领域的转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Verstraeten，1996：352~353）。

韦斯特拉滕强调，当代传播学者似乎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和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技术决定论”，应以媒介技术研究为重要使命。视听媒介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电信不应被视为一种在两个分离的“地位环境”之间达成快速沟通的技术手段，而应被视为大大改变社会地位的媒介。有了电信，人们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在场”（“off-stage”）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电信将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公共领域将有更大的动力，不再仅仅以“在场”（“on-stage”）的行为为基础（Verstraeten，1996：354~355）。

看看哈氏自己后来的评价也是颇有意思的。到1990年代初，他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Cahhoun,1992：40），转而比较认同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了[12]。他在1990年3月为《公共领域》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中承认，“如果我今天重新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也许，与当初写作本书不同的一点在于，

我的评述会少一点悲观色彩，我所假定的前景会去掉一些固执的成分”（哈贝马斯，1999a：xxxii~xxxiii）。苏联东欧的巨变转型使他重新看到了“福利国家大众民主”(“welfarestatemassdemocracy”)的活力和他过去小视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xxxii）：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巨变构成了链形事件，它不仅是电视转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作用。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不同，电视使得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转变成为无所不在的在场，因此，它们展现出了革命力量。

由于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精深、国内研究的有待深入和笔者的能力所限，在这里只能提一些个人的浅见。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公共领域》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给出了某种权威性的论断，而在于它作为一部硕果累累、灼见四射的发电机，不断激励着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论（Calhoun，1992：41）。欧美学者对它的褒扬和批评都证明着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首先，一个合理而健康的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其次，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三，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第四，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第五，传媒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仍就是一个基本方法，但是必须有所发展；第六，传媒与高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对传媒和社会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在2000年10月20~21日举行的世界新闻传播100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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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旁观者》的宗旨

（《旁观者》第十期，1711年3月12日）

艾迪生

我非常满意地听说，在京城里大家天天打听我这家刊物的事，每天早上文章一登出来，大家都认真、专心地看。出版商也对我说，现在每天报纸已经发行到了三千份。这就是说，假定每份刊物有二十个人看（这是我客气的估计），那就可以断定，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大约拥有六万名信徒[13]——这些人不同于他们那些浑浑噩噩的同胞，而是（我如此希望）立志要把自己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么一大批读者既已召唤起来，我自然要不遗余力，使得他们的教育引人入胜，使得他们的消遣富有实效。为此，我要竭力让道德带上机智的光芒，让机智受到道德的制约；那么，可能的话，读者在对今天进行思考之中也就可以从两方面得到教益。另外，为了使他们的美德和决断不至于仅仅变成短促、匆忙、断断续续的思想闪念，我决心每天不断地使他们重温自己的心得，免得让它们随着时代潮流一同堕入罪恶和愚昧的无望状态。人的心灵犹如田地，一旦弃而不耕，则愚妄之念便如杂草滋生，惟有依靠持久不懈的教化才能将其刈除。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之中。

一切治理有方的家庭，每天早晨都要抽出一个小时享用早茶和奶油面包。我要特别向这些家庭推荐我自己沉思默察的成果[14]，并且诚恳劝告他们，为了对

他们自己有好处，应该把本报当作茶点的一部分加以预订，以便及时浏览。

培根爵士说过，一部精心撰写的好书，跟它那些对手竞争起来，就像摩西的蛇[15]一样，能把埃及人的蛇全部一口吞掉。我自然不会狂妄到认为凡是《旁观者》所到之处，其他报刊一律为之敛迹。但是，如果能把本国的实况告诉读者，比起让他们自己去打听在莫斯科公国[16]或者波兰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进行消遣的时候，究竟阅读那些有利于消除无知、忿怒和偏见的作品，还是阅读那些容易煽起仇恨、使得敌对情绪难以和解的作品——二者到底哪一个更有好处，我愿意提请读者自己考虑。

其次，我要把本刊推荐给那些我理当看做兄弟和盟友的人每天阅读——我指的是那些和我同属旁观者之流的绅士们：他们身居尘世之中却不为俗务所牵，或因家道殷富，或因生性疏懒，于冷眼旁观世人之外别无他事。在这个阶层里包括耽于空想的商人、挂名的医生、皇家学会的会员、不爱辩论的律师，以及丢人差事的政治家；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把天地看做大剧场的人，他们的志愿是对于人间戏剧中的各个角色作出正确的判断。

还有一批人，我同样要把他们算在自己读者的圈子里；对这些人，我称之为社会的空白点，因为他们头脑空空，每天只好指望在处理事务或与人交往中捞到一点思想。我常常用怜悯的眼光看着这些可怜的人，当我听见他们刚一碰到什么人，就问人家：有什么消息没有？——他们就靠着这种办法去搜集自己的思想材料。这些脑子贫乏的人不挨到上午十二点就不知道应该开口说些什么，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当天的天气才有了可靠的判断，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刮，而且也知道了荷兰的邮船[17]到底来了没有。我真心实意地请求他们，与其天天依赖自己碰上的头一个人，与其天天根据上午接受了什么思想影响再来决定自己在这一天里究竟应该庄严肃穆还是嬉皮笑脸，不如干脆待在自己房间里读一读我们的刊物。我保证：一定每天向他们灌输稳健可靠的意见，使他们在十二小时以内不乏清谈之助。

然而，比起其他各界来说，本报对于妇女界要算最有用处了。我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尽力量、想办法让我们的女同胞有些正当事业和消遣。虽然为她们似乎也安排了一些娱乐活动，但多半只是把她们当作妇人女子，而没有把她们看成万物之灵的人类。梳妆台就是她们的用武之地，把头发梳理成某种样式就是她们生活中的大事业；用一个上午挑拣出一副缎带就是了不起的工作；到绸缎店、杂货铺走那么一趟就累得她们一整天再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事了。缝纫和刺绣是她们的正业，做果酱和甜食是她们的苦活儿。这自然是指一般妇女而言。据我所知，另有不少妇女，生活方式高雅，见客谈吐不俗，活动在知识与美德的高尚领域之中，不仅衣饰华贵，而且还有心灵之美，须眉之辈见之，不唯爱慕不止，敬畏之心也油然而生。我希望通过出版这份刊物来扩充这一类妇女的人数；尽力把本报办成一种即使无益、至少无害的消遣读物，把妇女读者的心思从那些极无聊的琐事中吸引过来。同时，即使对于那些最美好的人性典范，我也愿再加琢磨，使之更臻完美；因此，我除了指出在她们身上那些足为女性之光的美德，也要指出在她们身上那些构成女性之累的瑕疵。所以，我希望这些温柔善良的读者们每天为本报拿出一刻钟时间，因为她们手里的时间多的是，扔掉这么一刻钟也耽误不了她们

的正事。

我知道，许多好心的朋友非常为我担心，觉得我天天出报，目不暇给，怕我不能把刊物一直这么生气勃勃地办下去。为了让他们在这方面安心，我可以忠实地答应他们：一旦文笔枯窘，立刻停刊大吉。我这么说，可能会被一些小能人当作对我大加嘲笑的话题。他们也许会不断向我提醒我说过的话，要求我实现诺言，正告我停刊的时辰到了，等等，等等。因为那些小机灵鬼们只要抓住一个可以卖弄口舌的把柄，是绝不肯放过向善良君子说说俏皮话的机会的。然而，请他们也不要忘记：我这么说，也就等于提出了免诉申请，取得了不受类似嘲弄的权利。（摘自《伦敦的叫卖声》：19~23，文字略有改动）

[1]又译“公共空间”（港台）、“公共圈”（日本）。

[2]近有一文评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但与公共领域理论无直接关联，也不涉及传媒（孟威：2000）。

[3]重庆出版社的大工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目中有哈氏的《交往与社会进化》（1984年版）、第三批书目中有哈氏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1994年版）。

[4]1989年9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英文版问世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研讨会，到会者有来自文、史、哲、传播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欧美学者（Calhoun,1992:viii）。

[5]笔者多次在学界谈及，对于德国这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的发源地，中国大陆至今尚未有一本正式的专门出版物予以译介，199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曹卫东先生等人的德文译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问世，不但对整个学术界是一项善举，也让多少弥补了一些缺憾（同时出的中译本还有哈氏的《认识与兴趣》和《作为生产和技术的意识形态》）。

[6]阿伦特的用语是public domain。

[7]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伦敦的叫卖声》一书收有斯蒂尔和艾迪生在《旁观者》发表的3篇文章，参见本文附录。

[8]哈氏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capitalism）转变为他所谓的“当下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有人译为“晚期资本主义”，本人认为不妥）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发达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

[9]几乎与哈氏同时，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创造了“假事件”(“pseudo-event”)一词，后演变成“媒介事件”(“media event”)（Boorstin，1961）。

[10]该书出版之初，德国国内的一些左翼青年抨击它排斥了无产阶级公共领

域，未能充分把握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日常生活（包括大众传媒），夸大了被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潜能（Garnham，1992：8）。

[11]哈氏称之为传播“信念”的报刊（哈贝马斯，1999a：221）。

[12]他在1999年北约—南斯拉夫战争中的立场表明了这一点（哈贝马斯，1999c）。

[13]“信徒”指读者。

[14]指作者在《旁观者报》上发表的评论。

[15]摩西的蛇，典出《出埃及记》第七章：摩西和他哥哥亚伦在埃及法老面前施行法术，亚伦把杖丢下，变成一条蛇。埃及的术士们丢下各自的杖，也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此处作者把亚伦的杖化蛇误记为摩西的事。

[16]莫斯科公国，俄罗斯的古称。

[17]邮船来了就带来新的消息。

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基础：语用学理论1

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基础——语用学理论 姓名：张立立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西方哲学 指导教师：陈学明 2001.5.22

Ｙ《Ｉ８‘《３ 摘要 ，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哲学发展影响重大的社会理论。这是一种可以作为社会理论批判尺度的理论；它是以主体际的交往为出发点，通过语月ｊ学的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借助主体际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哈贝马斯批判了，以意识哲学的唯我论方法论为基础，以目的理性为导向的社会理论传统，揭示了这一传统在社会理论的建立上所造成的种、 种误解。Ｊ～ Ｉ Ｊ 本文试图通过从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结构角度来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所要依据的根本原冈，原理以及条件。所以本文围绕主体际的交往行为理论怎样可能这个中心，以揭示社会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致力于考察建立主体际的交往行为理论所必然要依据的条件。 通过考察哈贝马斯社会理论概念，研究奥斯丁和塞尔的语用学理论怎样提供了土体际————一——一—一 性的话语行为理论的可能性，以及揭示哈贝马斯怎样建立交往行为概念，本文试图指出，交往行为理论所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理论本身就提出了对于主体际行为理论的要求：而这一理论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就是从语用学的角度进行的行为理论分析；至于所依据的条什，就是彻底反对传统意识哲学唯我论方法论的影响，坚持主体际的行为理论分析方法，而这就是，普遍语用学的分析方法。

● Ａｂｓｔｒａｅｔ Ｔｉ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２０‘“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ｔｓｔａｒ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ｔｓｕｐ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ｌｉｐｓ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ｉ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ｔｒｉｅ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ｔｓ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ｈｏｗ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ｔｒｉｅｄ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 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ｍａｄ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ｂｕｉｌｄ ａｎ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ｒｏｍ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ｈｏｗｔｈ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ｍＡｕｓｔｉｎａｎｄＳｅａｒｌｅ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ｈｏｗ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ｂｕｉｌ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ｔｒｉｅｄｔｏ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ｔｓｅｌｆ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ｌｉｐｓｉｓｍ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ｉｎｓｉｓｔｏｎ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简述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简述 摘要: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即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诉求是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规范政治权力、促进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启示人类解放的途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各种形态的国家主义。在西方,打着凯恩斯主义旗号的国家干预政策逐渐大行其道,名学宿儒绞尽脑汁为新兴的国家主义寻找学理上的论证和支撑;东方一些国家则以列宁主义为核心,建立起国家覆盖和管理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新制度。然而,当国家主义的弊端尽显无遗的时候,当国家和社会都不堪重负的时候,学术界又开始寻找一度迷失的市民社会理念,试图重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现代性理想依然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如何发挥市民社会的自治和自主量、如何复兴公共领域的理性的批判性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学术界重点探讨的问题。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1)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阶段。它主要包括古希腊和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就既有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意思,又指文明社会和道德社会。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和家庭做出的区分,成为后世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先声。受古典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近代早期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都提出了在政治社会和自然社会二分中界定市民社会的主张。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在自然社会里,或者充满争斗,或者无法永远保持自由和平等的状态,所以人们需要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来克服前政治和前国家的自然社会的弊端。(2)经济社会阶段。主要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们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自组织生活。他们的理论也是对现代社会日益被划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解放并不是人类的解放,市民社会的解放充其量不过是有财产的人的解放,而人类的解放需要通过市民社会的自我扬弃来实现。(3)文化社会阶段。主要包括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从事文化批判和建构的学者与学派。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所包括的不是‘整个物质关系’,而是整个思想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关系’,而是整个知识和精神生活”。葛兰西开辟的市民社会理论成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基础。哈贝马斯是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而且建设性地研究了公共领域的发展路径和结构转型,为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试论哈贝马斯思想的价值内涵及其意义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118227126.html, 试论哈贝马斯思想的价值内涵及其意义 作者：李雪晗 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11期 【摘要】哈贝马斯是西方当代著名学者，其研究论述涉及各个领域和多个方面，其话语政治理论观点是从公民个体的主体性认同过程中得到的，主体在逐步外延的过程中最终协调公民利益之间的冲突。文章论述了哈贝马斯话语权思想的价值内涵及其当代意义，以期为促进公共话语权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话语权思想家价值内涵 哈贝马斯一生的主要作品中（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交往行动理论》和《包容他者》等）都贯穿有一条主线，即用推理或逻辑方法来论证话语政治的社会政治状态。哈贝马斯的这种政治理论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延续，其主要观点是通过交往行动中主、客观的内外联系得以体现，同时彰显人的主体性，以此来确定个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被确定后，就会逐渐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通过对个人话语权的尊重来建立一种人与人、或人与国家之间的合理关系。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的基本思想 作为西方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已被西方学者视为经典，在社会哲学和伦理学领域中被广泛采用。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建立在交往哲学基础上的。哈贝马斯话语伦理中的核心问题是交往合理性这一中心概念。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存在由三种不同媒体维持着：一是货币。货币要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二是权力。权力要同逐渐强化的现代官僚体制相适应；三是语言。语言要同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相适应。 哈贝马斯认为，权力和货币在现代社会中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最具有交往合理性的则在于语言行为之上。在交往过程中，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协调，其共同行为逐渐达到一种合理性。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中最基本的原则是要实现普遍化原则。在使用话语实践伦理原则时，要保证该原则被应用并最终得以实现。在应用和实现这两个前提条件下，哈贝马斯探讨了交往合理性的途径。他认为主要途径可分为三条：第一，进行对话时要选择恰当的语言。哈贝马斯认为，要想达到沟通、理解的目标，需要让导向认同归结到相互理解之中。说者要想让自己所说的话被听者很好地理解，需要选择一种较好的表达方式。只有说者在表述时有一个真实意向，才能让听者理解其意思。同时，说者在选择语言时要慎重，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者和听者双方都接受，从而达到共同的认可。第二，要承认和尊重一定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在市场和其他领域里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秩序，并认可社会中存在的共同标准。所以他认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媒介研究进路》这本书只选了?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这一节，论述了宴会、沙龙、咖啡馆在机制上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由此可窥豹一斑。 目录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概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传媒的功能退化 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些评价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概述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图：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由于哈贝马斯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因此，不少学者对其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是西方哲学家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源头在于美籍德裔犹太血统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阿伦特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action)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所谓行动是指人们之间不借助于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动，它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人类自律。阿伦特认为，劳动与工作都属于私人领域，劳动的特点

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建构之初，就秉承着一种解放意识。他致力于通过有效的社会批判重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实现人类建构自由、公平的理性社会的乌托邦之梦。 “乌托邦之梦”是何以可能的？他给出的回答是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又是何以可能的？答案是他的语言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语言哲学思想不仅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必备要件，更是哈贝马斯实现“乌托邦之梦”的重要基石。理解哈贝马斯及其批判理论必须以深刻理解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前提。 学界关于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思想的理解一直流行一种观点，即哈贝马斯语言 哲学思想等同于形式语用学。换言之，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可以用形式语用学予以命名或替代。 笔者并不认同这种流行观点。本文的目的在于从以下四个方面展现我们对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思想的新理解。 第一，哲学背景和论域厘定。首先，哲学背景。 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语言转向的范式转换，就不可能出现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思想。 语言转向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不再像近代哲学家那样以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框架为出发点，而是通过对意义的辨别和对语言表达的分析来解决认识问题。当代西方语言转向即表现在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之中，也表现在欧陆现象学一解释学传统之中其次，论域厘定。论域厘定是指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究竟由哪些部分组成。 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形式语用学、语用意义理论、真理共识论和批判解释学。

从而颠覆了学界关于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思想的流行观点。 第二，谱系学考察。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的综合性。 若想对其进行深刻理解，必须对它的理论渊源进行细致的谱系学考察。（1）生活世界理论的谱系。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思想基础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的生活世界理论，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论，米德的自我理论和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2）言语行为理论的谱系。 哈贝马斯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承接来自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法理论和塞尔的言语行为一元论主张。（3）交往能力理论的谱系。 交往能力的缘起来自于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发生认识论学派和社会语言学派。（4）意义理论的谱系。 意义的意向主义论、意义的真值条件论和意义的使用论是哈贝马斯语用意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5）批判解释学的谱系。 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的形成源于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持续论战。第三，四大构成要素。 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思想包括形式语用学、语用意义理论、真理共识论和批判解释学等四要素。形式语用学又包括五个部分：作为背景知识的生活世界，具有三重功能的言语行为，居于核心地位的有效性要求，承担行事职能的交往能力，充满理想设计的言说情境。 其中，生活世界理论和交往能力理论是流行观点所未能明确引介和说明的部 分。语用意义理论认为，理解一个表达就是理解这个表达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依据真理共识论的观点，真实是指人际间语言交往中的一种有效性要求，即与记述式言语行为相联系的真实性要求；批判解释学的基本要义应从三个方面理解：批判与反思意识是批判解释学的灵魂；方法意识是批判解释学的本质；应用意识是批判解释学的目的。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1．1现代法律的两重性 用“事实与规范”（或者“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来分析现代法律是不会令人感到惊奇的。法律领域一直由理论家用两重性这一个术语而加以特定化。我们将看到，这一张力是在几个层面上存在着，但在每一个层面上，我们一方面能找到一种社会的事实性，另一方面又存在一种理性的要求（有时是被事实性所遮蔽）。我们可以制裁所支持的强制性法律来说明这一问题。一方面，这种法律是作为立法者的意志而出现，这一立法者具有惩罚违法者直到他们事实上被迫服从的力量；另一方面，强制性法律不只是由威胁所支持的命令而又体现了一种对合法性的要求。O.W.霍姆斯坚信应该将法律理解为“坏人”，这种理解仅仅是从在违法被抓住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而非全面性的考虑。事实上，在这一意义上，许多市民并不总是“坏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倒还有个疑问，即如果每个人总是采取这一外在的视角，法律系统是否能持存下去。至少一部分人，事实上是大多数人必须把法律规则看成是每个人都应该服从的标准，不管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先辈们的生活方式、宇宙结构或上帝的意志，也不管是因为它们是根据所建立的程序民主地得到赞成或仅仅被得以贯彻。H..L.A.哈特称之为法律的“内在方面”是其合法性或社会认同的一个功能。自然，这一合法性怎样才能准确地加以解释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重要的一点是：法律是一个由强制规范和非个人程序所构成的系统，它也涉及到理性的要求，以便所有公民应该或至少理想地感到是可以接受的。 哈贝马斯深受康德合法性概念的影响，这一概念引发了内在于法律中的张力。例如我们可以个体自由这些基本的平等权利，如财产权和缔结合同权考虑。康德将它们的合法性立足于法的普遍原理中（Rechtsprinip常译为“principle of right”），这一原理可以解释成这样：囊括所有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对一个道德取向的主体而言，将对战略取向的个体的外在行为进行强制性限制的要求普遍化是可能的。在康德看来，法律的“道德概念”是“这些条件的总和，在这些条件下，根据自由的普遍法则，一个人的自由选择能与他人的自由选择和谐共处。”对权利的这种分析带来了存在于一般法律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张力：由于这些权利是可以提起诉讼的和强制性的，它们（和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代表了社会事实，它们就划出这些领域来---在这些领域内，以成功为取向的个体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和行动---区分开来了；由于这些权利又是与可普遍化的自由相联系，它们值得道德主体的尊重，并因而带有合法性要求。 然而，康德关于合法性的论述是法律最终要服从于道德。康德也依赖一个现在不再是可靠的形而上学框架：在他的论述中，普遍理性的可接受性这一可能性依赖于超越经验世界的理性的先前和谐。而将法律服从于道德，这就将合法性的理性基础过分简单化了，乞求一种超验的统一理性则没有根据地设定了一种先于事实上的公众对话的共识。然而，康德对作为一种调节性理念的理性共识的要求在法律中的张力中获得了重要意义。如果法律本质上要通过处于事实性与有效性---一方面是在社会组织中它的事实的产生、行政、和强制执行，另一方面是要求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之间的张力而建立起来，那么一种将有效性要求的理想化品格植根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的理论就要求自己对法律进行分析。这就是交往行为理论所允许的，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主张，也不是我们在康德理论中所看到的简单的道德要求。

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笔记 《交往行为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交往行为理论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以及胡塞尔、洛维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他批评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反对主客体分离的意识哲学。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中意义丧失、自由丧失等交往异化现象,并力图通过交往合理化的实现来构建一个合理社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在当今社会创造一种平等、自由、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在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 哈贝马斯首先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这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并且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

哈贝马斯哲学思想

一、哈贝马斯哲学思想：关于科技的社会功能 1、科技进步是天然解放力量 2、双刃剑 3、天然的反动：科技进步与人性之间有一种反比关系，科技越发展，人性越受压抑。 4、中性论： 哈贝马斯主要论证科技的社会功能是负面的，作了两个倡仪性的判断：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1968年）； 科技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意识形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是虚假的，功能是骗人的：“经营自由、买卖自由”。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要“经营自由、买卖自由”有何用？ 二战后，资本主义“经营自由、买卖自由”破产了，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资产阶级要上台执政，推崇政治化旗帜：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天赋人权。革命时期搞政治化，革命成功后又千方百计搞非政治化，让有有一种成就感：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达到舒适的生活。但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关心政治、国家大事了，这不是好事。例：越战。之后又非政治化，克林顿最成功。 非政治化：通过科技创造财富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故克林顿有性徘闻仍可以搞政治。反之，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 毛泽东：诗人要关心政治； 邓水平：你们搞建设去吧，政治是政治家干的事。 江泽民：社会各阶层分析，告诉人们处于哪个阶层。 科技与理性相结合、科技与资本相结合支配人。因而对科技批判与对科技理性批判、科技专家治国、科学主义相结合在一起。 科技与资本联姻：现代化，使科学走上了不归路。 现代（modern）：物：工业化，以前是农业化；精神：科技化、宗教化。 西方的文明史就是几千年的理性主义史：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古典理性主义； 19世纪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理性与科技相结合，这就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丧失了理性的本性，把理性工具化、科技化，实现理性对人的操纵，现代理性的光芒越来越弱。例：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典型地反映了科技与理性的结合。培根以后，人们把知识等同于科技。科技之外的东西不是知识，把人本的东西统统排除在外。故科技就是权力：针对自然，是对自然征服，使自然成为人的奴隶，导致了西方的生态危机。针对人，转向对人对人的统治。故作为生产力，是对自然的统治，作为意识形态，是对人的统治。技术专家治国论：柏拉图——哲学王治国 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结构以科技为基础，科技专家领导社会，伤害了文化根基。 科技主义：凡是科技允许的，人类就可以去做，科技是最后理性的法官。 哈贝马斯：在科技面前人们有选择权，即使符合科学原则我们也不一定去做，人作为科技最后的判断者。走出“技术中世纪”时代。 二、弗洛姆的社会哲学理论 1、人学理论：又称人道主义理论 ①生存的两岐与历史的两岐： 生存的两岐：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潜在能力与潜在能力的实现；未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故有些人产生悲观的情绪。在弗洛姆看来，人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潜在能力，人的终极快乐就在于人的潜在能力的充分实现。 历史的两岐：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存在的矛盾，由于人的社会历史活动所带来的矛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学者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二、主要内容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这部著作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 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

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看网络论坛在公共话语构建中的作用

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看网络论坛在公共话语构建中的作用 ——以发展论坛为例 史娜 摘要：本文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开始，论述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及其演化过程，然后以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为例解析网络论坛对拓展公共领域的积极意义，之后又用哈氏的理论分析网络论坛对公共话语构建的局限性，最后表明网络论坛已经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网络论坛公共话语 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当代的黑格尔”。1961年，他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这一书中，他充分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和建筑学的综合思维方式，对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丝毫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本书竟然成为人们炙手可热的认识对象，他在该书中提到的公共领域理论也被封为传播学的圭臬之一。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公众可以快捷、方便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之中，网络论坛给公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但是由于一些局限，网络论坛还不能真正承担起构建公共话语的责任。 一、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解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德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之后熊彼得、布鲁纳和杜威等人又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此问题。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立足于批判的立场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结构、功能做了透彻的分析和展望。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看成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他的定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的、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①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在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有别于私人领域，只限于具有批判力量的私人所构成的针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批判的领域，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哈贝马斯在论述公共领域概念的同时，也对公共舆论的媒介进行了分析，作为载体的媒介使得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对话有了交流的空间，对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哈氏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总的说来，公共领域就是政治权力之外，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它不仅使等级制度阶梯的下层人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接触，而且通过越来越多的横向共享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消弱权威，而且它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对，其产生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一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西方政治思潮》期末论文题目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年级2011级 学号222011********* 姓名曾婷 指导教师黄其洪 成绩 2014年 6 月17 日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曾婷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有名气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敢于正视传统理性的分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交往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认为应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重建理性以拯救理性，从而建立以重建交往理性、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为目的的交往行为理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顺应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走向融合的潮流，对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等进行了一次大综合与创新。因此，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进行探究，对于推动我们个人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如行动的概念、普遍语用学、生活世界和系统以及对该理论的评价。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系统生活世界 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尤其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金钱交往”、“地位交往”侵蚀和影响着人们的内心，诱惑、欲望更多，导致的矛盾冲突也就更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产生了变化，互相的猜疑，不信任，社会的诚信危机以及过度的放大自我价值观等现象的出现。人和人的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有深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研究“交往”更有助于审视人际关系、端正人们的价值观，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论，旨在构建一个具有和谐价值的世界，这样就为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交往奠定了和谐的基础，也为人权的保障提出了基本的目标和准则。那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哪些主要内容，而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评价它呢？这都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交往行动的概念 哈贝马斯基本上在他所有著作中都使用过“交往行动”这一概念。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哈贝马斯对交往行动概念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如在20世纪60年代他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

公共领域的关注背景：个体化、代议制（对古希腊政治生活的向往） 公民社会：国家——社会二元制 公共领域的理论综述：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历史渊源：一体——分化——融合（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发展现实：多主体、多中心治理（公民社会的高潮）（舆论领域——行动领域） 新媒介的发展——微博、论坛——既是机遇，也存在困境。 边界问题：不可能截然分开。存在着虚拟世界的自由进出，二者融合。但是理应存在二者边界，否则造成公共问题私化，或者私人问题公共化。(虚幻的繁荣（网络）、泛政治化) 可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是否在一定程度是参与式民主对抗精英式民主的一把利剑？ 其次，关于中国的公共领域问题，在深受“大政府主义“以及”集权主义“影响的中国是否能够孕育出自己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民理性到底是何种程度？ 最后，国家——社会两者的关系是否真如大家所说是一种对立和抗衡的状态？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探讨 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探讨，较早涉及的是汉娜.阿伦特。尽管《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和《革命论》构成了阿伦特共和主义传统的完整理论链条，但是公共领域思想确实贯通这一理论大厦的主线。在她所描绘的古希腊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反差极大地历史长卷中，透露着她对已逝去的雅典公共政治生活的眷恋。 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不断深入，自由主义与工商精神盛行于这个世界。我们逐渐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个体自由不断增加，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所锻造的社会秩序不断衰微，个体自我实现的理想在社会中处于有利位置，人们选择和决定塑造其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的原作者，而将磋商公共问题视为浪费时间。托克维尔指出，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因为无论个体聚集起来做什么公共事务，都会限制他们自由地追求自认为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且现代社会的个体往往对“公共利益”、“美好社会”、“公正社会”疑虑重重，除了对满足个体人身财产安全的事情之外，个体对“公共利益”是漠不关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中的“公域”正被“私域”侵占了。 在面临着这样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特征，阿伦特特别关注公共领域的复兴。公共领域是行动的场所，是行动者通过言行自我彰显、取得意义的空间，公共领域的遮蔽意味着主体的存在意义无处寻找。阿伦特认为，在公共领域健康发展的古希腊城邦中，经济活动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中，公民在公共领域中能够平等对话，共同参与政治事务。这不仅易于形成共同观点，达成社会共识，而且也使个人在行动中获得了自由，从而使社会得以进步。但近代以来，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个人的独特性无法展现，政治蜕变成经济，代议制取代了公众协商。这不仅使相互孤立隔绝的个人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而只能接受同一化的观点和规则，从而变成了“无思”“无能”的“单一化”的人，而且也使社会的共识因个人对政治的冷漠和被“代表”而无法通过协商得以形成，这是现代宪政危机的主要表现。而解决现代宪政危机并且铲除极权主义的根源，除了通过“革命行动”，复兴公共领域之外别无他途。 阿伦特根据人类活动的不朽性程度把人在世界中采取主动性的方式分为“劳动”（Labou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三种类型，与之相对应，人类活动的领域可分为私人领域（劳动）、社会领域（工作）和公共领域（行动）。在她看来，“劳动”是相应于人体生理过程的活动，它为生命过程供给生活必需品；“工作”是相应于人类存在的一种非天赋、非自然的个人创造性活动，它营造的是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

从哈氏_公共领域_到网络公共空间

1“公共领域”的提出 按照“公共领域”概念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比利时的社会学家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认为，公共领域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①公共空间是一个公共论坛。它对社会公众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意见、经验；②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讨论展开交锋，让公众作出自由的判断和选择；③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共领域的首要任务。 这种公共领域在15、16世纪的西方，主要的场所是咖啡馆和各种沙龙（家庭聚会方式），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这种形式的讨论在近代报纸诞生以后，逐渐被独立出版社或者规模较小的报纸所取代，因为这种小型报纸更为人所知，更加方便地进行更大规模的传播。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咖啡馆或沙龙里的讨论是口头交流，人们或即兴发言，缺乏深思熟虑，或争论不休，难免感情用事，发言很情绪化。 在报纸上进行书面语言的讨论，在其措辞行文中更理性化。所以，早期报纸很快取代咖啡馆、沙龙，成为最主要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很具约翰·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倡导的＂意 见自由市场＂的境界。 按照西方学者的认识，“交流是民 主的灵魂”。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公共领 域内，公民可以自由地交流意见，平心 静气地讨论问题，多元思想得以充分表 达。这样的公共领域成为市民社会的象 征；形成和国家政权既对立又相互依存 的关系；形成了真正代表市民的社会舆 论，成为维护公众利益的屏障。正如美 国的一位政治学家迪萨德所说：“正确 的结论是由大众的声音聚合而成的，而 非权威的选择。尽管从许多方面而言， 这确实愚蠢，但这是我们所有人借以依 靠的东西。”首先，交流的参与者是深思 熟虑的公众话题的制造者，而尽是现代 意义广的咖啡馆里的“大杂烩”；这种话 题不是无聊的小道消息或者绯闻，而是 一种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题，从 而实现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让理想的讨 论达到对国家最理想的境界”。其次，大 众传媒作为民主交流的社会平台，它必 然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其最高宗 旨，以专业理念运作媒体，要求客观、公 正、平衡、全面，要求多样、开放、保证文 化质量、保护弱势群体。 2“公共领域”与传统媒体 但纵观当今社会和大众传媒，令哈 贝马斯和西方一批学者失望的是，这样 的理想条件在西方各国已荡然无存，而 且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正如哈贝马斯所 说的那样，大众传媒的公共原则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尤其在国家权力的扩张和 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很少能够完全 实现，尤其随着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和舆 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在根本上改 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当市场法 则渗透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理性一 批判论争逐渐被消费取代，公众交流的 网络消费为个人行为，不过这种接收方 式却是整齐划一的”。在当前，政府、企 业、编辑为了他们各自利益在大众传媒 上所设置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 受众对政治的认识和他们日常生活中 的话题。大众传媒的集团化使得传媒 “千台一声”、“千报一面”，非主流的意 见一般难以进入主流媒体，即使有不同 声音，也微弱得难以让人听见。铺天盖 地的大众传媒形成了“符号暴力”—— — 拒绝自由交流，使得媒体只能在固有思 维的轨道上运作。不是现代人懒于思 考，而是大众传媒强行要代替公众进行 思考，并且把“结果”批量生产发售。受 众变成媒体产品的被动消费者，丧失了 对权力的批判作用。由于大众媒介主要 控制在占据了主流并且拥有公共权威 的阶层的手中，这样势必造成公共权威 思想上的暴力侵犯。因此，西方学者所 从哈氏“公共领域”到网络公共空间 罗志洋涂迎春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汉娜·阿伦特提出公共领域理论以来，经过哈贝马斯的概念化并详细阐述后，公共领域理论便逐渐深入到欧洲主流思想的体系中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密不可分，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则成为公共领域的载体。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传播和接收信息 的方式，网络公共空间建构了“公共领域”的优势，网络传播凸显了公共领域在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也使我们看到了网络传播方式构建公共领域的前景。 关键词：公共领域；网络公共空间；传统媒体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1－03－24 理论视野 149 P I ONEERING WITH SCIENCE&TECHNOLOGY MONTHLY NO.6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