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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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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一、古代中国皇权末端的自治空间

古代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文化氛围孕育于先秦阶段,经由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在秦汉时期得以定型化和制度化。

先秦是中国历史形成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使私田出现,“国”与“野”的界限逐渐消失,西周实行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兼并战争导致土地产权由王所有向下转移到诸侯国手中。土地产权的向下分割又导致国家权力的向上集中,各诸侯国纷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它奠定了此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基础。

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性基础是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基本特征是土地最高所有权归皇权所有。理解这一制度的关键命题是“主权是最高产权”[1]。它表明,土地最高所有权与国家最高权力归属高度一致,皇帝集最高土地产权和公共权力于一身。“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2]。这意味着私权对公权的博弈无法成立,永无均衡、对等状态可言。这种权力格局造就了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绝对权力,官僚系统则是皇权的延伸和应用。进入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专制化的官僚组织制度被注入伦理因素,得到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在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中被合理化。

在这套政治体制中,权力等级结构及其运作是单向的。皇权是权力起点,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府层层传递。与之匹配的制度设计和行政方式呈现上重下轻的倒金字塔式,权力务必凝聚于上,以防止远离权威中心而走样。郡县制的地方建制则表明国家政权只延伸至县衙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政权不予关注和深入的地带。这套权力结构的根本点在于确保皇权的安然,而不在于治理民事。治官之官多,治民之官少,是中国封建政权结构的主要特征[3]。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我们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笼了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机构的范围上加以极严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4]县以下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正是在这里,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形式的民间社会治理组织和治理形式。

二、古代中国基层公共管理的实践形式

乡里组织、民间私社、宗族组织、族田、乡约、乡绅乡治,以及古代城市中的行会、商人会馆等形形色色的组织,均是古代中国基层社会自主治理身边公共事务的组织。就其性质而言,它们是国家政权系统之外自发形成的、带有自治性的组织。尽管在强大的专制背景下,任何社会组织的存在发展都难以摆脱国家权力的干预或控制,与政权组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诸类组织所开展的公共管理活动,蕴含着基层社会的自治元素,体现着中国民众的自治精神。

(一)乡里制度的诸组织:乡里组织、宗族组织、族田和乡约

(1)乡里组织。由于皇权不下乡,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乡里组织不是一级政权单位,它没有政权赋予的立法权、司法权及“法定”的执法权,也没有组织体制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但却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居于主导,发挥着重要功能。

乡里组织萌生于商周,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乡里制度确立起来,到宋代由乡官制转向职役制。乡里组织自形成起,就有其明确和稳定的功能定位,即管理乡间公共事务,维系乡里社会正常运行。早在西周有关资料的记载中,乡里的职能已直接、明确和细致地提及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宾。此后各朝各代,无论其组织结构如何变化,政府对其控制或强或弱,组织祭祀、劝农桑、修水利、维护治安、调解纷争以及道德教化等乡村公共公事务,始终是乡里组织的基本职能。

乡里组织诸功能的行使虽然不是借助法定权力,但却凭借道德力量的支撑,形成以德治

乡的传统,道德教化从而居于重要地位。周代乡里就设有引导教化的乡老之职,战国出现三老。汉代儒家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后,重视以“王道”治理乡村更凸现出乡里组织的教化功能,设置乡官里吏以期“劝导乡里,助成风化”[5](《后汉书·明帝纪》)。汉代的三老制、明代的老人制都十分典型。三老、老人均是道德的楷模,“三老,众民之师也”[6](《汉书·文帝纪第四》卷4),他们率众为善、为民表率,通过言传身教使儒家伦理规范渗透于乡间社会;他们又充当着乡里社会的调节器,除那些重大事件诉诸县署衙门外,乡村的冲突、纠纷主要由他们调解、解决。①在乡官制充分发展的汉代,三老位尊权重声隆,不仅可掌管乡里,“与县令承尉以事相教”,[6](《汉书·高帝纪第一下》卷1上)而且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干预国家大事。三老的特殊地位无疑与皇权以伦理道德规范巩固基层社会秩序的主旨相符合,因为以道德治理广大分散的乡村是一种最经济的方式。尽管自宋代开始,保甲制取代乡里制度,乡官制被职役制取代,政府强化了对乡里组织的控制,但以德治乡的传统依旧延续,在宗族、族田、乡约等组织形式中也得以体现。

(2)宗族组织和族田。在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古代乡村,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宗族制度的演化经历了商周时期的典型宗法宗族制、汉唐世家大族式宗族制、宋代家长制宗族制。理论上讲,宋代家长制宗族制属于民间自发的以父系血统为中心的基层组织,[7]在乡村发挥着宗族“自治”功能。

宋代宗族组织的准公共经济功能首先体现在“义庄”的建立。义庄用以“济养群族”使族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8](《范文正公文集·褒贤祠记·义田记·义田规矩》)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保障形式,其民间互助性质明显。设立义庄以恤族,恤族又可睦族,且义庄实行“择族之长而贤者”管理,从而形成一个团结、有序和稳定的社会群体,在“义”和“利”之间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隐蔽纽带。明初广建“族田”(即家族公共的田产),进一步扩展了义仓的功能。明清时期宗族义田的功能除养济族人外,其收入还用于各种公益事业,如修水利、铺道路、架桥、设渡等等。族田对于地方而言是可营利的经济体,它以互助救济方式为地方小范围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其公共性和自治性显而易见。

宗族组织的治理依靠宗规族约。各宗族都制定有家法族规,它以儒家伦理规范为取向,内容涉及族人争端的解决及处罚、族人子弟的约束和教化等,构成了明文法律之外的一种必要补充。客观上讲,宗族自治组织崇尚光宗耀祖、遵纪守法、恤贫助学、邻族和睦,在调整微观人际关系、提高传统生产技术、弘扬民族品德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宗规族约则为宗族自治提供了调节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在乡间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3)乡约。乡约出现于宋代,②是民间士绅自发性的伦理型文化组织,典型中国文化背景的产物,并经由宋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发展完备。创立乡约的初衷在于利民、惠民,使乡里社会形成互助、互敬、互守的社会秩序。由乡约法聚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关系基础上,强调传统伦理的民众互助。乡约所一般设在乡里,也可每村或每族专设讲约所。讲约活动一般在村子宽大的寺院庵观或族之祠堂举行,有一定的程序,由乡里德高望重者担任约正、约讲。乡约的主旨是“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均者绝之。”同时,乡约还是一个道德法庭,通过定期召集会议,表彰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并申饬行为不检点的村民,并记入劝善簿或纠恶簿内,以至于个人隐私也暴露无遗。[9](《宋史·吕大防传》)在实际生活中,乡约成为多数农民遵循的生活准则、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

到明代乡约发生变异,与保甲制结合的乡甲约强化了对百姓的控制。清朝乡约已由民间性转为官方化、制度化,其自治精神日渐式微,束缚色彩日增。

(二)乡村特殊的自治形式:乡绅乡治

清代形成的乡绅乡治景观,是专制政权走向衰落时期乡村治理的特殊形式。

乡绅亦即士绅,是中国科举文化孕育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凡具有科举功名者,无论入士未士均居于士绅之列。那些未进入官场或退休回乡者“沉淀”于乡里社会,成为乡绅。清代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前所未有的普及,使获得“功名”、“身份”的士子数量迅猛增长[10]。尤其到清末,各级行政权锐减,乡绅阶层几乎控制了地方事务的主要方面,并居于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乡绅是地方权威。乡绅虽然没有朝廷钦命的权力,却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权威,“世之有神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衿式,所赖保护者也。”[11](《痰气集·复抚军密查地方吏治文》卷7)乡绅也因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和对知识文化的握有而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和传播者。乡绅的特殊地位使之具有抗衡地方官吏的资本,当朝廷过分干预乡村事务时,他们作为民众的代表与官府抗衡,反对和抵制官府的行政行为,这在税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充分。③

乡绅是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和领导者。如主持修路造桥、植树造林、疏浚河道、修堤筑围,督促生产、管理工商,兴办救济慈善、地方学务,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障,组织和捐资团练,维护地方安宁等。他们还是乡里纠纷和疑难诉讼案件的调节者和仲裁者,“由绅士解决的争端大大多于知县处理的”。[12](P66)如果当整个乡村共同体遭遇重大灾难无法自救时,乡绅还充当向国家或地方政府争取获得社会性资源的重要角色。到乾隆后期,原先由官府控制的粮食调运、仓储、赈济等地方事业已完全由乡绅控制,乡绅还担负着乡里教化的职责。据记载,乡绅每半月一次“宣讲由16条政治——道德准则组成的圣谕的目的,是向百姓灌输官方思想”。[12](P68-69)16条圣谕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是农耕时代带有强烈人伦色彩的行为规范。

与以往乡里治理相比,乡绅乡治的自治因素和色彩都有较大增强。绅士阶层对社会的控制以及绅权对官僚行政权力的抵牾,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社会力量与公共权力(皇权)的抗衡,并在制约和防止皇权侵入,保障社会自治空间方面,筑起了一道不易穿透的屏障。但是,作为封建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者、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他们不可能成为地方公共利益的真正代表。

(三)协作互济的民间组织:私社、行会和商人会馆

除上述组织外,隋唐时期乡里社会开始盛行的私社,唐代城市出现的行会、明代的商人会馆等,均是自发性民间组织。

(1)私社。“社”本是原始的以祭祀社稷神为仪式的社群单位,此后其职能不断拓展,融入祭祀外更多的社会职能,并在隋唐时期迅速发展为纯粹的经济和生活互助的普遍性民间组织。

社的形式多样,功能各有侧重④,如管理维护水利,帮助社人抵御天灾人祸,为家境贫困者提供经济资助;共同面对官府的赋税征收,筹办百姓的婚丧大事及立庄造舍等。以渠社为例,耗资巨大的水利公共工程及其管理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但政府又不可能细微到每个支渠,于是乡村中民间自治结社的渠社纷纷出现。渠社的职责十分明确,就是具体负责兴修水利和灌溉。唐、五代至宋初,私社发达的敦煌地区约有百余条水渠,每一支渠上都有自发组织的渠社。渠社成员共用支渠水灌溉,并承担渠道的维护、修缮等劳作,从事用水、护渠的公共管理活动。元代北方农村,还建有自愿结合的民间组织“锄社”,“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13](《农书·农桑劝诀·锄治篇》)无论这一记载的可信程度如何,这种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的“锄社”,都带有鲜明的“自治”色彩。

私社一经建立,就会有一整套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⑤,社的资金全部来自其成员。古代中国民间私社的组织管理、活动方式含有现代社会民间组织的某些基本要素,如自发性、

自愿性以及经费自筹等,显示出当时社会的自组织管理能力与水平。

(2)城市中的行会与商人会馆。行会出现于唐代,唐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名目繁多的行业蜂拥而起,⑥为应对竞争的威胁,以同业聚居和共同活动为基础,以维护某些共同利益为目的的行会应运而生。行会组织的功能主要是:[14](1)为政府缴纳赋税,差派徭役。(2)协助政府评定物价,管理市场。(3)限制本行各业经营规模,控制产品质量。(4)技术上提出统一规定。(5)组织同行进行祭祀和娱乐活动。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民间自治性质的行会不可能摆脱政府控制,它只有在履行官府“差事”的同时,才能取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

宋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区域性市场的出现推进了行会组织的兴盛发展⑦,协调内外竞争关系和维护成员利益的功能逐渐突出。为在竞争中保护本行会成员的利益,行会积极进行市场决策,按照竞争原则较为有效地配置资源。如规定统一的质量标准和价格标准,制定统一的度量衡等。作为市场交易的中介组织,行会承担了大量的协调、监督、管理事宜,在保护成员利益,抵制牙行对行会工商业者的敲诈勒索等方面发挥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行会发展是在专制集权条件下,各方理性博弈的一个有限的公共结果,其在促进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中的中介地位和公共管理作用不容忽视。

商人会馆的出现与明中叶以降远距离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那些落籍定居的贩运商为维护自身利益,实现群体的整合,通过“笃乡谊,祀神祇,联嘉会”的纽带,以及“利”、“义”的契合组织起自治性团体。商人群体——商帮的建构,是通过会馆这一媒介实现的。

商人会馆在克服经商障碍、维护外地商人利益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抵御牙行⑧、牙商⑨倚势作奸,垄断取利,任意抬价压价,索取佣金,勒索商民;共同组织起来与本地行帮竞争、协作。发起义举和提供服务也是会馆的重要职能,兴办各种善举,对遭遇困难的同行提供帮助,以团结同行、增强凝聚力。会馆负责协调会员行动,处理本会会务与日常公共事务,如制定自律规则,管理本会财务,排解内外纠纷,谋取共同利益,甚至组织演戏、看戏等娱乐活动。商帮、会馆一开始就处于传统的体制之外,在乡谊、亲情的外表下,蕴藏着新兴的社会元素,具有十分明显的自治公共事务特征。这是中国近代意义“社会”的最初形式,也是中国发展中最积极的元素。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各类自治组织及自治景观,发端于农耕自然经济环境中,它们所处置的公共事务在内容、性质以及组织管理方式上,均带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印记,形成了以伦理治理为主导、以互济互助方式解决身边公共事务的独特形式,由此构成了特色鲜明的一类公共管理模式,并从特定角度透现出公共管理的特征。

三、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于公共管理的意义

在公共管理实践的演进中,曾出现过与特定历史阶段相对应的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和模式[15],包括:希腊城邦民主制下的公共领域;古代中国封建体制末端的基层公共事务治理;中世纪欧洲封建体制外的城市自治;代议制民主下的公共行政。这些模式所对应的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在其性质、范围、类型及治理方式上,均有各自不同特点。例如,只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初步发育、市民群体出现之后,与贸易自由、财产自由、人身自由相关的权利保障才成为一类公共性问题,由它们所决定的公共利益需要通过屏蔽封建领主司法权才能实现,由此催生了西欧各国的城市自治运动及自治模式出现。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商业革命向工业革命的转变,强化了产权保护和交易规则的公共性,为实现此类公共利益,需要在国家规模上提供大范围商品货币关系所要求的制度法规和基础设施,代议制下的公共行政应运而生。而在农耕自然经济条件下,古代中国基层社会形成的以伦理治理为特征、互济互助地解决公共事务的模式,则是其可行和必然的选择,具有如下鲜明特征:首先,通过互济互助方式解决基础性公共事务。古代中国以相近地域和血缘形成的村落自成一体,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简单。村落小共同体中的公

共事务也多属于维持村落秩序,保障生产生活能正常进行的最基础性的一类公共事务,它们涉及每家每户的利益,也即共生共存性公共事务,诸如治安防盗、邻里纠纷、乡间秩序、生产生活自救互济及宗教祭祀等。由这类公共事务所决定的公共利益,主要依靠村落共同体自身力量,通过提供相应规约、公共设施(维护水利、修建小型道路)等方式在小共同体内加以解决。此外,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人们在水旱凶灾、赋税、徭役、社会动荡面前往往孤立无援。为抵御天灾人祸,人们自发结合起来,互助互济,处理共同面临的公共问题,形成了中国民间盛行的缓急相济、有无相通、有往必来、有施必报的合作互助传统,由此发育起中国特点的基层自治。乡里、宗族、民间私社和乡绅乡治,均是社会自发解决小范围内公共问题的组织形式。在封建势力控制的城市,行会、会馆等自治组织并不构成体制外力量,其主要功能也是互帮互助,合作共济。据此,古代中国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体现的是一种农耕社会中互济互助的公共性。

现代社会的公共事务已远远超出古代简单而狭小的地域空间,其内容繁杂、类型多样、范围也极大拓展。但是与基层社会共同体直接相关的最基础的公共事务并不会消失。那些国家规模的、外部性大以及靠社会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国防、统一的市场制度、大型基础设施等,需要凭借国家力量加以解决。而基层小范围公共事务的治理,诸如池塘类公共资源的管理以及卫生保健、邻里关系、治安、环境保护、文化生活等社区事务,完全能够凭借民间力量加以解决,这也是现代公共管理多元治理的基本理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所显示的社会自治力量及自治传统,与现代多元治理及构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是相通的。当前,中国政府在职能转变中推进社区自治、村民自治,这既可以看做是对中国古代基层自治传统的当代诠释,也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其次,古代中国公共事务的伦理治理方式凸现出公共管理的伦理特征。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它根源于氏族部落解体不充分,使血缘关系渗透到国家关系中,伦理道德由此被赋予很高的价值权重,成为社会通行的治理方式。伦理治理的优势在于自省自律带来的低成本,儒家文化则为之提供了丰厚的道德资源与氛围,使礼治精神渗透于整个社会。在古代中国的宏观政权层面,以伦理自律约束官员行为,减少了一级皇权控制各级官员的困难。儒家思想通过乡里教化传递到乡村,成为古代中国微观基层社会管束和支配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伦理控制的机理在于社会舆论和价值认同。在封闭的村落中,人际关系密度大,信息传递快,社会舆论作用大。一个人的善举或恶端会迅速传遍全村,褒扬或谴责的舆论足以形成“有口皆碑”或者“千夫所指”的效果。伦理控制又在于通过道德教化形成价值认同。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和谐亲睦、互谅互敬、互帮互助,其中包含着谦让、尊重、奉献、利他等因素。在古代中国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义田、义庄、义学等扶贫济弱、同舟共济的举措,突出和倡导的是一个“义”字。家族之义、人伦之义、情感之义,都基于血缘人伦基础上的道德力量。在这种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中,在个人道德价值的认同中,这种自觉自律,协作共处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减少摩擦,化解矛盾,并集结为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共同行动。

不可否认,古代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包含有压抑人性的封建因素,但如果剔除封建礼教糟粕,其伦理治理方式则与公共管理的公益性原则相通,凸现出公共管理的伦理特征。公共管理追求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共享性与个人贡献之间又是不对等的,因而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需要有对公共价值的追求,需要自律意识、利他奉献的公共精神,这也是公共管理的本质要求。西方文化背景下公共管理发展出一套法制化的制度约束机制,它更为重视正式制度对行为的约束作用,传统公共行政的威尔逊—韦伯范式就反映了此种取向。但是,价值中立、伦理祛除的制度设计却难以解决公务人员目标置换、目标错位、权力异化等政府失灵现象,行政伦理开始受到重视。上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的社群主义倡导公共价值的复兴重建,就是力图通过注入公共价值、塑造公共精神以矫正官僚制弊端,解决政府失灵。相比之下,中

国历史上缺少法制化正式制度建构的传统,但却具有丰厚的道德资源和伦理治理传统,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中倡导的和睦亲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互谅互让的伦理治理方式和传统,既是公共管理的宝贵资源,也是中国人的贡献。据此,现代公共管理需要在两种机制中发展,即西方的正式制度传统和中国非正式制度的道德传统需要在相互补充、相互借鉴中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不可或缺。

收稿日期:2008-04-11;修回日期:2008-11-18

注释:

①如明代规定,纠纷“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州县者,即谓之越诉”。

②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和吕大防兄弟创立了“吕氏乡约”。

③“有清一代,绅士违例抗赋拒税的现象始终普遍存在,‘家有举贡士,敢把粮钱蚀,孝肃与忠介,所以疾巨室’……甚而至于有些绅士聚众抗赋,焚毁衙门”。转引自王先明:《近代绅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④以私社盛行的唐代为例,修缮维护渠道的渠社、集资买牛的牛社,从事丧葬互助的亲情社、兄弟社等名目繁多。

⑤从敦煌发现的社文书残卷看,各社在立社之初,均有《社条》,包括结社的目的和意义,管理者的职责、社人关系、入退社手续、惩罚规定、社的主要活动方式等。

⑥中唐时期,西京长安东西二市各有二百二十行;东京洛阳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

⑦据记载,到南宋时仅杭州城内就有“四百十四行”,若按行业类别区分,大体分为商业性之行会、手工业者之职业团体和各种服务性的行业组织。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研究》,载《杨德泉文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36-137页。

⑧牙行的职能是“同度量,而评物价,懋迁有无。民用信赖”,并代官府征税,以此来获取利润。

⑨牙商即从事牙行生意的商人。

【责任编辑】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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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薛冰.历史与逻辑:公共性视域中的公共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47.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00字论文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应环境变化和历史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既契合中国利益又符合世界发展利益、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影响的外交新理念。 落实“中国化”或“中国特色”。为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当代外交实践中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以奠定牢固的实践基础。我们要以中国外交历史和现实问题为中心和出发点,以中国外交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为素材。在总结外交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还要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倡导中国式外交理念和价值观,这是实现外交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基础。 在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过程中,还必须落实“系统化”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系统方法来全面地总结外交实践经验,构建完整的而不是片断的、互相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孤立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系统化还要求我们在大力发掘中国优秀思想宝库的同时,能够海纳百川,具有开放性,充分吸收国外特别是西方外交学的积极成果,使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内涵更加深厚丰富。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必须符合“科学化”的要求,理论概念和范畴要十分严谨,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科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预测未来,指导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科学理论需要用科学方法来构建,在研究程序上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外交学应当是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外包括西方的外交学著作还是中国已经面世的外交理论体系,多数更加注重的是外交学的实用性和操作性,而缺少高度的学理性、科学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世界格局。现阶段,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各个国家利益集团的斗争暗流涌动,中国的外交布局已然发生了变化。特别在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更是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强调要增强战略定力,坚持和平发展,要始终不渝地走好和平发展这条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要切实地维护好自己的核心利益,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决不会屈服于任何的外来压力。可以说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概括起来是四句话,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 关于中国对外交往的旗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还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旗帜。这面旗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合作共赢”的理念。合作共赢是国与国之间更好的、更和谐的共处方式,追求的是一种1+1 >2的和谐发展,既利人,又利己;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激励;既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拒绝竞争,是以理性的态度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首先,中国在积极探索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近两年,习近平主席多次同美俄领导人会晤,为中国同美俄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规划了路线图。新型大国关系核心在于坚持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理念,抛弃冷战思维。中国同美俄等大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深远的合作,开放合作是现代国家特别是崛起中大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往经验告诉我们,闭门造车是永远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已然同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在一些地方“中国威胁论”依然存在,但只要中国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在与其他大国开展外交关系中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就一定有信心赢得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其次,在与周边的外交关系上,中国致力于塑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目前,中国周边形势并不平静,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南海问题,都是目前摆在中国政府面前最棘手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导致周边地区的不安,“中国威胁论”依然在某些周边国家盛行。加之某些域外大国的干预和挑拨,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发展还存有疑虑。然而,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的方针,诚心诚意地与周边地区开展合作交流,夯实睦邻关系的社会基础,终有一天会解决这些问题。 再次,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上,中国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苗伟 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是它的产生阶段;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它的形成阶段;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马、班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晋书》卷八二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是它的发展阶段; 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它的终结阶段。 中国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后一个特点表现得更突出。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 1、历史记载和撰述的连续性 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不像中国在历史记载和撰述方面有这种历史连续性。从现在已知传世最早的史书——《春秋》开始,中国的历史记载和撰述从未中断过。如果说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现在已知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距今有3600年。尽管我国现在有文字记载的确切年代不像有的古代文明国家那样早,但我国历史的记载、撰述是连续的。“二十四史”记载了

公共管理学作业答案

. 公共管理学 作业1 1、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公共组织,客体是公共事务,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过程是公共权力的运作过程。 2、公共物品或服务是指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 非排他性等特性的产品。 3、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管理活动规律的学科,它是在公共行政学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4、一般来讲,政府的职能应分为两部分:政治职能和管理职能。 5、政府职能的演变大致经历了限制政府干预、主张政府干预和对政府职能 的重新思考三个阶段。 6、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基本特征是:非政府性、公益性、正规性、专门性和 志愿性。 7、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8、目前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有:环境保护、扶贫救困、社会公益等方面。其具有双重性、广泛性、针对性、中介性的公益性特点。 9、公共管理者主要是指政府官员、政府公职人员和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管理 人员。其职业具有鲜明的特点,主

要表现在执行公共权力、服务公共社会两个方面。 10、当代公共管理者必备的职业能力主要包括管理认知能力、管理诊断能专业资料. . 力、管理决策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四个方面。 二简答题 1、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有何区别?、1⑴目的不同,公共管理是公益性的,企业管理的目的是盈利; ⑵限制因素不同,公共管理整个过程受到法律的限制,企业管理的根本原动力是追求高额利润,经济气候是企业管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法律在其活动中仅是一个外部制约因素; ⑶物质基础不同,公共管理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源主要来自于税收和发行债券,其经费预算属于公共财政支出,必须公开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企业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源主要来自投资的回报即利润,其管理所需的物质资源是自主的,不需要公开化; ⑷管理人员选拔方式不同,公共管理人员是由专门的部门或机构相对独立地考核、评估,主要考虑其政治才干和倾向,公共管理人员有职业化、终身化的趋向,企业管理人员根据其处理特定事务的能力被聘用; ⑸绩效评估的指标不同,评估公共管理成效的主要指标是行为的合法性、公众舆论的好坏、各种冲突的减少程度、公共项目的实施与效果、公共产品的数量及消耗程度,偏重于社会效益,企业管理绩效的主要指标是销售额、净收益率、生产

公共管理学作业参考答案

政策评估的( B )反映的是政策的效率和效能标准。 A.稳定标准 B.事实标准 C.价值标准 D.成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来源于它的(B )。 A.合理性 B.合法性 C.操作性 D.强制性 以下哪项不是常见的政策手段?( D )。 A.行政手段 B.经济手段 C.思想政治手段 D.文化手段 我国的社会团体具有“半官半民”的特点,说的是其组织的( B )。 A.广泛性 B.双重性 C.针对性 D.中介性 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基本特征有( CD )。 A.公益性 B.正规性 C.专门性 D.志愿性 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能力主要包括( ABCD )方面的能力。 A.管理认知能力 B.管理诊断能力 C.管理决策能力 D.人际沟通能力 )( A 。,在1776年撰写《国富论》论述了对政府角色理解的学者是 A.亚当·斯密 B.凯恩斯胡德C. D.史蒂文·科恩 )界定政府职能的主要依据是( 3 A.财政赤字商品服务质量下降 B. 市场失灵 C. D.政府干预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 C )的学科 A.公共决策 B.公共组织维护 C.公共管理活动规律

D.公共环境 ( C )是由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本质特点决定,也是其阶级性的反映。 A.目标指向性 B.权威约束性 C.功能多极性 D.利益选择性 公共政策具有( ABCD )等特征。 A.公共性 B.利益的选择性 C.权威的约束性 D.功能的多极性 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却因没有尽到职责而出现了“真空”现象,我们称其为政府职能的( A )。 A.缺位 B.越位 C.错位 D.不到位 公共管理者主要是指( ACD )。 A.政府官员 B.企业领导 C.政府公职人员 D.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管理人员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和经济实施全面的干预,是一个(B )。 A.小政府 B.全能的政府 C.间接的政府 D.恰当的政府 政府失效的主要表现及原因有(ABCD )。 A.公共政策失效 B.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 C.内部性与政府扩张 寻租及腐败D. 现代公共管理是以( B )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开放主体体系。 A.企业 B.政府 C.文化团体 D.研究机构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借鉴意义【1】【摘要】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福利国家”带来的困境,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这过程中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同时又将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技术和方法应用于政府管理,以解决政府行政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它以经济学为基础,以政府市场的协调为核心。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相比,它在研究范围、方法、理论基础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创新之处。它的理论及实践对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也在不断改革之中,但是在我国政府改革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虽然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西方国家为了政府改革兴起的,但同样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只要我们能够积极的借鉴其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新公共管理理论一定会给我国的政府改革提供许多卓有成效的建议。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西方国家政府改革 【Abstract】Nineteen eighties,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get rid of" welfare state" in trouble, for the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to absorb fifty or sixty of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new latitudinarian economics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private enterpris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method used in government management,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o resolve th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t is based on the economics,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core market coordination. New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is compared, in its research scope, method, theory basis, there are a lot of innovation.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stern countries' administrative reform plays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also is in ceaseless reform, but in the government reform in china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Although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is rising to the government reform, but also for China's government reform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s long as we can adopt the suitabl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place,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will give China's government reform provides a number of very fruitful suggestions. 【Key words】New public management; Western countries;Government reform 【1】作者简介:张万里(1989-),男,河北衡水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本科生。

公共管理学1

第一章、 一、简答公共管理的构成要素 公共管理的构成要素: (一)公共管理的主体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 (二)公共管理的对象 公共管理的直接对象是各类公共事务。 (三)公共管理的资源和手段 公共部门最重要的资源是合法性。包括合法地组成公共组织和成为管理者,合法地进行管理,以及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及其行为的认同。 在公共管理的具体资源构成中,强制力和税收能力尤其重要。 公共管理的手段最基本的手段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 (四)公共管理的环境 在公共管理的宏观环境分析中,人们用得较多的是以内容为标准而划分出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国际环境等。 二、简答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1. 规范方法 2. 实证方法 3. 案例方法 4. 系统方法 5. 比较方法 6. 数理方法 第二章、 三、简答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在交易上存在着的差异 1.经济市场交易上交易的是私人物品,交易没接是货币;政治市场上交易的是规章、政策、议题等公共物品。 2.经济市场上的交易主要在单个人或单个厂商之间进行,而政治市场上的交易主要是集团、政党之间的交易。 3.经济市场上的交易基本上是一种自愿的、平等的和等价的交易,而政治市场上的交易具有一定的非自愿性、不平等性和强制性。 四、论述布坎南等人对导致公共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详见p35 在布坎南等人看来,导致公共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决策目标的所谓公共利益。 (2)即使现实社会中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公共利益,但现有的公共决策机制却因其自身的内在缺陷而难以达到实现这种利益的目的。 (3)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 (4)选民的“短见效应”。 (5)选民的“理性而无知”。 五、简述布坎南对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的原因分析详见p35-36 (1)缺乏竞争性压力。 (2)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 (3)缺乏监督信息。 六、简答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 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和市场激励结构引入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之中,其目标不只是在公共行政内部作技术上的专业化努力,也不只是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而主要是让公共部门从转换机制入手,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最终以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取代传统的官僚制模式。 七、论述各国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共同特点 综合各国行政改革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可以总结出以下具有共性的几点。 1. 为了解决本国的财政问题,各国行政改革的内容中大都包括了私有化或带有私有化倾向的改革措施。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做法不仅使政府的财政压力大减轻,而且探索出了一条使社会逐渐摆脱对政府过分依赖的可行之路。 2. 为改革政府的传统官僚行政理念,政府部门引入了市场理念和私营部门的管理技能。 3. 为满足社会的动态需求而对行政架构作出调整,主要做法是界定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职能,加强执行机构并赋予两者相应的支配权。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依据社会需求的优先次序实行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可以使执行机构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必要的优质社会服务上。 4. 实现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角色”转变,由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公共服务的“监督人”。 5. 通过政府改革和由此而取得的成果,使各国执政者产生了一个认同:要想真正做到精简政府,使之摆脱财政赤字的困扰和琐事的干扰,政府就应该将自己的职能定位于“掌舵”而不是“划桨”上。 八、简答当前西方政府改革的新动向 1.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作公共选择。虽然在实践上依然更多地偏向于政府,但更多的市场,更小而有效的政府已经成为西方各国乃至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并继续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指导思想。 2.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在美国等国家转化为一场重塑政府的运动。虽然在削减社会福利

目前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篇一: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5个主要的公共管理问题 1、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而来的养老保险问题,目前“以房养老”即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一养老模式的推行出现困局。如何健全养老 服务政策成为公共管理的一项难题。数据显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 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截止到20XX年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 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3亿。我国面临的养老压力 空前沉重。然而与之相对的是,我国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完善。 此外,养老服务的扶持政策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成为养老服务业快 速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XX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57%上 升为6.96%,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年型。性别间的死亡差异使女性老年人成

为老年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将超过20%。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正以 每年5%的速度增加,到2040年将增加到7400多万人。 有选择性的以房养老 交了养老保险金,为什么还要以房养老? 其他配套设施跟不上 (4)农村没有房子的如何应对 首先,“以房养老”尚需相关制度支撑。“以房养老”能够在欧美国家发展 起来,主要因为这些国家以完备的法律法规,规范“以房养老”交易行为,保障 金融机构与养老主体的合法利益,激发了市场的信心和活力。 而中国尚缺乏相关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撑,因此这种市场交易还存在许多不 确定性。无论金融机构还是老人都不敢轻易参与进来。 其次,“以房养老”还需完善资源配置。“以房养老”的一个前提是,养老 主体将住房抵押给银行后,可以凭借交易资金享受到较好的养老服务。但是,目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参考 一、新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论文)的基本内容 与传统的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行政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强调利用集权、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由于严格说来,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一种单一的理论,而只是一种理论思潮,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和T·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主要有如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与在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只是收税和提供服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划桨型组织机构倾向于不顾任何代价来保住‘他们的’行事之道。”[1](P12)因此,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实行“治理”的政府。 2.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新公共管理从公共选择理论中获得依据,认为政府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从而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位。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市场不仅在私营部门存在,也在公共部门内部存在。当市场在公共部门出现时,我们通常称之为系统,如教育系统、职业训练系统、心理卫生系统。但它们都是市场,就同金融(金融论文)系统、银行和保健系统一样都是市场。如果我们把市场导向的思想应用到我们的公用系统上去,我们就能取得伟大的成就。”[1](P288)于是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或“客户”。“企业家”在新公共管理思想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并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效率。因此,企业家式的政府应该是能够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需求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的服务质量的提高。因为这将使竞争进一步发展,不是政府管理人员选择服务提供者,而是政府管理人员让公民选择服务提供者。企业虽

公共管理学简答论述整理

公共管理学 第一章绪论:公共管理(学)的视野 四、简答 1、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公共管理的模式有哪些? 答: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1)英美的市场主导模式2)欧洲或莱茵模式3)东亚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2、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管理有哪些弊端? 答: 1)政企不分,政资不分;2)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3)权力过于集中; 4)政治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薄弱。3、入世后,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 答:1)入世对政府管理方式的冲击2)入世对政府管理的法制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3)入世对公务员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论述题 1、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区别? 答:第一,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使命不同。第二,与私人管理相比,公共管理的效率意识不强。第三,与私人管理相比,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更强调责任。第四,就人事方面而言,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中的人事管理系统,比私人组织中的人事管理系统要复杂和严格的多。第五,与私人部门的管理不同,公共管理包括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因此它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或公共性的特点。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公共管理与其它体制不同点有哪些?答:1)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力度和方式是不同的:(1分) a,20世纪30年代以前,各主要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奉行自由经济政策,(1分)奉行三个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原则、自我负责原则(3分)b,由于爆发经济危机,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各主要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了干预主义政策(1分)c,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滞涨”现象,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由此兴起(1分) d,80年代以后西方的政府管理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的思路来进行的(1分)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别,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公共管理的模式也是不同的:(1分)英美的市场主导模式(1分);欧洲或莱茵模式(1分);东亚的政府主导模式(1分) 3、案例分析: 温州市政府的“无为与有为” 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无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温州市市长曾说:“在温州,凡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雇工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 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了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坚决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镇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在争取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

《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的几点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的几点启 示》 公共选择是当代西方新兴的一种理论,它强调用经济的手法来分析政治问题,对公共领域的各种复杂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部分内容试图借助于这一分析工具对当今中国的公共经济、公共政治以及公共文化三大领域作一次系统的分析,以期能为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一点参考。 一般认为,私人领域是通过市场交易得以组织的,公共领域则是通过政府规制才得以组织的。公共领域原则上要求通过一体化命令来组织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人员都向一个执行长官负责。私人领域的协调通过市场体制实现,该体制通过竞争性购买和销售来治理经济关系。就中国的现状而言,由于长期以来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公家的"与"自己的"这种划分,并且"公家"一般总是排在"自己"之前,"公家人"本位主义由此形成并一直存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我国公共领域中的选择性问题就尤为突出和明显。 一、对我国公共经济领域的启示 公共经济不一定是一个排他性政府垄断经济。它也可以是-个混合经济,在其中私人也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但这一点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表现出来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公共服务、公共工程等公共经济项目由政府独自包揽,由此形成的公共经济领域的主体单元化格局暴露出了其生命力不强的弊病,这种弊病直到今天依然时不时发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认识到,公共经济市场化

之路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依据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观点,市场具有重要的自我规范、自我治理的功能。斯密认为: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后果。这种政治经济,虽无疑会多少阻碍一国趋于富裕繁荣的发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做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的准备,来纠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后果一样。 公共经济由于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在考虑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大量的诸如社会公平之类的非经济因素,其非市场决策的一面同私人经济相比更为突出,因而不可能将它与私人经济完全等同对待。在公共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有代表“公家人”利益的政府公务人员的参与,而不可能完全或过多地交给私人或依托于市场。在我国,"公仆"原则将我国的政府公务人员看作是无私和超世俗的,他们始终代表公共利益,努力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在理想的"公仆"原则规治之下,公共经济领域之中是不可能出现违背公众利益的寻租现象的。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公共工程招标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寻租现象便是佐证。 二、对我国公共政治领域的启示

罗森布鲁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评价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借鉴意义

罗森布鲁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评价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借鉴意义 1.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强调管理的高效率。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而使我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该像企业管理那样,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将企业管理的讲究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增强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财政的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 4.新公共管理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的几点启示

【摘要】公共选择是当代西方新兴的一种理论,它强调用经济的手法来分析政治问题,对公共领域的各种复杂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部分内容试图借助于这一分析工具对当今中国的公共经济、公共政治以及公共文化三大领域作一次系统的分析,以期能为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一点参考。 一般认为,私人领域是通过市场交易得以组织的,公共领域则是通过政府规制才得以组织的。公共领域原则上要求通过一体化命令来组织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人员都向一个执行长官负责。私人领域的协调通过市场体制实现,该体制通过竞争性购买和销售来治理经济关系。就中国的现状而言,由于长期以来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公家的"与"自己的"这种划分,并且"公家"一般总是排在"自己"之前,"公家人"本位主义由此形成并一直存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我国公共领域中的选择性问题就尤为突出和明显。 一、对我国公共经济领域的启示 公共经济不一定是一个排他性政府垄断经济。它也可以是-个混合经济,在其中私人也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但这一点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表现出来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公共服务、公共工程等公共经济项目由政府独自包揽,由此形成的公共经济领域的主体单元化格局暴露出了其生命力不强的弊病,这种弊病直到今天依然时不时发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认识到,公共经济市场化之路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依据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观点,市场具有重要的自我规范、自我治理的功能。斯密认为: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后果。这种政治经济,虽无疑会多少阻碍一国趋于富裕繁荣的发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做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的准备,来纠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后果一样。 公共经济由于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在考虑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大量的诸如社会公平之类的非经济因素,其非市场决策的一面同私人经济相比更为突出,因而不可能将它与私人经济完全等同对待。在公共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有代表“公家人”利益的政府公务人员的参与,而不可能完全或过多地交给私人或依托于市场。在我国,"公仆"原则将我国的政府公务人员看作是无私和超世俗的,他们始终代表公共利益,努力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在理想的"公仆"原则规治之下,公共经济领域之中是不可能出现违背公众利益的寻租现象的。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公共工程招标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寻租现象便是佐证。 二、对我国公共政治领域的启示 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中,由于政治领域中的约束规则本身不够健全以及"公仆"的"好人"定位,所以相应的情形是政治领域中的决策者约束机制不够明确,这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分化或者说一种人为的不平等一处于强势的政治家与处于弱势的民众。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政治机制本身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政治机器的核心负责国家意志的决定和表达;人民政协为国家意志的合理表达提供参考意见和咨询;人民政府负责实施与执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负责秩序的维护与补救;人民军队负责维护国家安全。而由一方面作为中国民众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产生于民众之中并和民众血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负责统筹全盘,这为政治机器提供了最好的指挥和协调,可以最大化地将社会偏好转化为国家意志。可以这样说,就政治权力的配置与分工制衡而言,在战略设计上,我们是无可挑剔的,我们的问题是,就各个具体细节上的约束规则而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须解决。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逐步完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设法提高我国国家公职

论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

论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 摇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推动下, 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新一代领导人中国梦冶的引导下, 自由、民主、文明、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 同样也为我国政府的执政和长期发展带来了挑战。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 其价值在于着重强调全民参与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社会发展转型的新时期, 公共性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行政实践的主要推动力, 公共行政在民主制度发展状况下也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可以说,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价值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管理的进步, 在社会发展的大范围内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以及公民权益等方面的实现, 极具现实性和实践性意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后, 在公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长远的进步, 公民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 公共性的价值促进了现代化公共行政管理的进步, 极具现实性意义。虽然我国在公共管理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但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中存在的问题 公共性的缺失是主要存在问题, 包括两个方面:1. 公共行政价值观取向偏颇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公众提供更多便利, 最终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但过于强调公共行政, 就会导致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丧失, 偏离正确的价值轨道, 最终导致低效率行政结果的出现。政府

忽略了对改革行政活动价值追求, 导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 降低了行政效率, 而片面追求行政绩效往往会造成虚假现象的出现。 2. 政府机制还需调节 宏观调控功能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 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率。我国政府在实施调节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漏洞, 在市场不均衡的情况下, 政府失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政府失灵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 一是, 信息不完备, 信息量过大且掌握不及时; 二是, 成本、收益相分离, 政府活动在不受产权和利益影响下, 政府对市场价格缺乏引导, 资本及生产过剩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资源浪费严重; 三是, 自然垄断环境下, 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 也是公共服务的维护者, 政府的供给地位有利于降低风险程度, 由于有效竞争机制的缺乏以及政府管理人员对企业管理概念的缺失, 在没有较好激励机制的情况下, 政府经营效率低下。 二、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未来发展公共管理是民主实践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民主政治目标和治理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性是衡量政府基本价值和活动性质的工具, 在政府长远发展和目标的制定中占据重要地位。针对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缺失, 笔者对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发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 政府自身。从公共管理的必要性来说, 其以人为本的原则, 要求我国公共部门公共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00001)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袁志清 [内容提要] 我国政府在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某些有价值的见解和做法的同时,也要注意结合本国的国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制和规章,因而以新公共管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符合其发展趋势的,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育还不成熟,法制还不完善,因此对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思想,只能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而不能全盘照搬。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正文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 与传统的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

的行政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强调利用集权、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由于严格说来,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一种单一的理论,而只是一种理论思潮,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和T·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主要有如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与在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只是收税和提供服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

(完整版)论外交布局及特色大国外交

2014-2015-2《形势与政策》作业 学院:管理学院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姓名:梁慧玲 课程号:B0900171C 学号:B14111424 任课老师:王凯东 2015 年 6 月7 日

论中国外交布局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凭借它广袤的领土、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民族统一的传统等有利的大国因素,决定它在虚弱的时候,也总被认为是亚洲的睡狮;一旦醒来,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必将会冲击整个旧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客观上分析,这种发展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但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主观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战略目标,避免盲目行动;我们要有详尽的行动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各步骤的实施,减少非理性因素对我国外交的干扰;对自己的敌人和它们可能给我们设置的障碍有全面的把握,从容应对;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支持世界上一切积极因素的发展壮大,开展务实的外交活动,才能维护我们根本的国家利益,使我国的战略目标早日实现。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追求美国主宰下的世界,建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是它的战略目标;而中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大国,渴望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是其中重要的一极,能在世界上独立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就成为它必然的选择,为中国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所以中国要想顺利发展,就有必要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寻找它的弱点进行突破。 我们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打破美国世界霸权的突破口,原因如下: 第一,日本地理上毗邻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比较密切,中国对日本比对拉美国家、欧洲国家的影响力要大;第二,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军事潜力巨大,科技发达,国家统一,较少制约国力发挥的国内因素,只要能摆脱美国的羁绊,是有可能很快,甚至 5 、6年内成为世界一极的;第三,日本是美国世界霸权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一旦从美国势力当中解放出来,将极大地削弱美国的实力;第四、中国的主要利益集中在亚洲,美国牵制中国的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的“解放”,就会使美国对我国的封锁体系崩溃,极大地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使我国在世界上,尤其在亚洲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我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应该具有自己的全球外交蓝图,我国应该巩固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俄罗斯的复兴,成为新的世界极;尽最大努力支持东盟国家一体化,组建联合防御体系,防止任何强权对东南亚的渗透,团结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势力,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使南中国安全有可靠的屏障;我们支持欧盟一体化,欢迎法德轴心的形成,诱导欧盟逐步从美国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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