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二课文内容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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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大学已经不再特别了

有这么一种说法：“要是你能记得20 世纪60 年代的任何事情，你就没有真正经历过那段岁月。”对于在大麻烟雾中度过大学时光的那些人，这话可能是真的。但是，20 世纪60 年代有一件事人人都记得，那就是：上大学是你一生中最激动人心、最刺激的经历。

20 世纪60 年代，加州的高校把本州变成了世界第七大经济实体。然而，加州大学的主校园伯克利分校也以学生示威、罢课以及激进的政治氛围而著名。1966 年，罗纳德·里根竞选加州州长，他问加州是否允许“一所伟大的大学被喧闹的、持不一意见的少数人征服。”自由派人士回答说，大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容忍喧闹的、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

在欧洲的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以新的姿态和激情地投入到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去，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引发了他们与当权者之间日益升级的暴力冲突。许多抗议是针对越南战争的。可是在法国，巴黎大学的学生与工会联盟，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最终导致了戴高乐总统辞职。

20 世纪60 年代大学生活的特点并不仅仅是激进的行动。不论在什么地方，上大学都意味着你初次品尝真正自由的滋味，初次品尝深更半夜在宿舍或学生活动室里讨论人生意义的滋味。你往往得上了大学才得以阅读你的第一本禁书，看你的第一部独立影人电影，或者找到和你一样痴迷吉米·亨德里克斯或伦尼·布鲁斯的志同道合者。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自由时光，你一生中最无拘无束的时光。

可如今那份激情哪儿去了？大学怎么了？现在，政治、社会和创造意识的觉醒似乎不是凭借大学的助力，而是冲破其阻力才发生的。当然，一点不假，高等教育仍然重要。例如，在英国，布莱尔首相几乎实现了到2010 年让50％的30 岁以下的人上大学的目标，（即使愤世嫉俗的人会说，这是要把他们排除在失业统计数据之外）。不过，大学教育已不再是全民重视的话题了。如今，大学被视为人们急于逃离的一种小城镇。有些人辍学，但大多数已经有些麻木，还是坚持混到毕业，因为离开学校实在是太费事了。

没有了20 世纪60 年代大学生发现的令人头脑发热的自由气氛，如今的大学生要严肃得多。英国文化促进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外国留学生在决定上哪所大学时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从高到低依次是：课程质量、就业前景、学费负担、人身安全问题、生活方式，以及各种便利。大学已变成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在就业市场上增加就业几率的一个机会，上大学本身不再是目的，它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暂时想象一下：你能够改变世界。

童年与大学之间的距离已缩小了，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在一个没有保障的世界里，现在的许多孩子依赖父母资助的时间比以前的孩子更长。21世纪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根本无法自立门户，因为那太昂贵了。另一个可能

的原因是通讯革命。儿子或女儿每学期往家里打一两回电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大学生通过手机与父母保持着脐带式联系。至于寻找痴迷无名文学或音乐的同道好友嘛，没问题，我们有互联网和聊天室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在那黎明时分活着是至福，

但年轻就等于身在天堂！”

华兹华斯的诗句说的可能是法国大革命，但是对于20 世纪60 年代的大学生而言，这样的诗句同样真实生动。可是为什么对于如今的大学生来说，它们怎么就不真实了呢？

后一切的一代

弗兰克?托马斯是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学生，主修文学理论专业。他希望当人权律师。

我从没指望通过上文学理论课来了解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或了解美国大学在如何变化。这门课是让你在课堂上扮酷的——带着一丝熬夜太多的困劲儿，穿着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去过那儿，干过那事儿，对，这就是那件T恤衫”或诸如此类带有揶揄意味的俏皮话。我是这样在课上消磨时间的：一边费力地听着性别理论和后殖民主义这样艰深的话题，一边用我的iPod检索着好听的音乐。可是当我开始学习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我突然咔嗒一声开了窍。我提起精神，开始重新审视大学生活。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很难说，从定义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几乎是无法定义的……就是有点儿否定和反对先前的一切的意思。这就让人很难看清它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一术语于1949年被首次使用，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断定，对于文化或社会的未来，后现代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对我来说，它令我感到好奇，因为后现代似乎说的正是我那些酷劲十足、困兮兮的和冷嘲热讽、穿T恤衫的朋友们。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后”的：后冷战、后工业时代、后生育高峰、后9.11。我们这一代人来自所谓的短世纪（1914-1989），生于其后期。这个世纪充满了战争和革命，它改变了人类文明，推翻了强权政府，给我们留下了非同寻常的机会和特权。我们所得到的机会与特权比从前任何一代人都要多。

可是我们在干什么呢？像历代大学生那样去造反、叛逆吗？在街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喊“不看到变化，我们决不离开”吗？不，我们做着相反的事情：我们去参战，根本不问为什么；我们放弃自己的公民自由权；我们每天在晚间新闻中观看破坏和死亡。

在大学里，我们在请愿书上签名，加入各种组织，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各种邮件通讯录中，戴为癌症研究义捐的标志腕带，观看电视转播的为非洲饥民募捐明星义演音乐会和为全球气候危机募捐明星义演音乐会——甚至去音乐会现场，假如能搞到票的话。可是我们代表什么呢？就像真正的后现代一代那样，我们无法描述我们的政治抱负，我们没有可以激发灵感、鼓舞斗志的领袖人物，我们没有哲学，我们没有方向或主题。我们只是被我们之前的一切所定义，我们是穿切?格瓦拉T恤衫的一代。

这是一场运动，好像是鼓励个人集体地表现自我，似乎是在等待革命。作为年轻人，人们期待我们愤怒，因为那是年轻人的正常行为。

但是，我们如何反叛怀念革命的父母一代？我们如何去反叛有时候比我们更想闹革命的父母？我们不反叛。不反叛就是我们的反叛。

我们真正的精力不是放在校园里，而是放在互联网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断发展的交流思想和受挫感的机会。我们不再游行示威；我们不再到街上去，我们去聊天室。

我们以往所知的美国大学即将终结。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与激进主义相关的是“基地”组织，而不是“气象员”组织。“校园接管”听起来不大像1968年的伯克利分校，更像2007年的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歌词的寓意则属于另一个时代，并不反映当今的现实。

可是，科技革命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一样真实而深刻——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它是正在推进中的未完成的事业，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也许等到我们的父母不再说他们样样都好而我们一无是处时，他们或许会明白，后一切的一代说的话也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在书写革命，我们在用自己的语言书写革命。

Unit 2

同感是怎样表露的

霍普才九个月大，一见到另一个婴儿摔倒，泪水就涌了出来。她爬到妈妈身边寻求安慰，就好像是她自己摔疼了。15个月大的迈克尔去把自己的玩具熊拿来给正在大哭的朋友保罗；保罗不停地大哭的时候，迈克尔替保罗捡回他的安乐毯。这些小小的表示同情和关爱的举动都是接受过记录同感行为训练的母亲们观察到的。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同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的婴儿期。实际上，从出生的那天起，婴儿在听到其他婴儿哭闹的时候就会感到不安——有些人认为这种反应是同感的最初先兆。

成长心理学家发现，甚至在充分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之前，婴儿就感受到了同情的苦恼。甚至在出生后几个月，婴儿就会对周围人的烦躁不安做出反应，就好像他们自己的烦躁不安一样，看到别的孩子哭也跟着哭。到了一岁左右，他们开始意识到痛苦不是他们的，而是别人的，可是他们对这样的事情似乎还是感到不知所措。例如，在纽约大学的马丁?L. 霍夫曼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一个一岁的孩子把自己的妈妈拉过来安慰哭闹的朋友，却忽视了同在一室的朋友的妈妈。这样的困惑在其他一岁大的孩子身上也能看到，他们模仿别的孩子的痛苦，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例如，如果别的婴儿伤了手指，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就会把自己的手指放进嘴里，看看自己是否也感觉到痛。看到自己的妈妈哭，婴儿即使没有眼泪，也会擦拭自己的眼睛。

这种所谓的运动神经模仿就是“同感”的原始技术含义，而“同感”这个词于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E. B. 铁钦纳首次使用。铁钦纳的理论是：同感发自对他人痛苦

的一种身体模仿；这种模仿继而在自身引起同样的心理感受。他当时在寻找一个与同情有所区别的词；同情是针对他人的一般困境而发的，无须分担他人的任何感受。

小孩两岁半左右就渐渐不再有运动神经模仿行为，那时他们会意识到别人的痛苦与自己的不同，会更有能力安慰别人。下面是摘自一位母亲日记里的典型事例：

邻居家的婴儿哭了，珍妮走上前去，试图给他一些小甜饼。她跟着他转，开始带着哭腔低声自言自语。然后她试图抚摸他的头发，可是他躲开了……他平静下来，但是珍妮仍然面带忧色。她继续给他拿来玩具，轻拍他的头和肩膀。

在这个年龄，幼儿对于他人感情波动的总体敏感度开始有所不同，有些像珍妮一样，感同身受，有些则不予理睬。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玛丽安?拉德克－亚罗和卡罗琳?察恩－瓦克斯勒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种在同感关注方面的差异大部分与父母怎样教养子女有关。她们发现，如果在家教中让孩子特别注意他们的恶作剧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比如对孩子说“瞧你让她多伤心啊”，而不是说“你真调皮”，孩子就比较有同感心。她们也发现，观看别人遇到痛苦时其他人的反应，儿童的同感心也会受到影响。通过模仿亲眼所见，儿童能培养出一套同感反应行为，尤其是在帮助那些痛苦的人的时候。

这位是桑迪

我的朋友向生人介绍我的时候，虽然我嘴上从不说什么，但我心里喜欢得很。我喜欢他们说“这位是桑迪——她是聋子”的时候脸上那副骄傲和荣耀的表情，就好像我证明了他们的仁德善心一样。我也喜欢生人脸上那瞬间的震惊表情、匆忙的微笑和他们竭力装出的“正常脸色”。如果他们这套仪式做得够好，我就会微微转过头，把头发掖到离他们较近的那只耳朵后面。他们总会说些好话，夸我的粉红色助听器，我的朋友们则在一旁灿烂地微笑。

实际上，我在考虑开始收藏助听器。它们是比耳环更好的首饰。我曾经看到过一款“一夹得”带罩助听器的广告图片，产品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颜色，绝对时髦。那就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埃斯特的爸爸给她买的精美昂贵的手提包一样。那时，我们其他人只有羡慕的份儿，却无法仿效，因为我们的老爸没那么多钱去娇惯我们。而现在，只有我能戴助听器。朋友们也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说实话，我挺喜欢耳聋的。在那次车祸和愚蠢的安全气囊破裂之后的头几年，日子不好过，但是现在，耳聋让我在朋友中显得很特别。我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是听力残障的，因为我不是天生耳聋，在我失去听觉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朋友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热心积极地参加这场“表演”。

你知道，在你谈论朋友时，你会把称他们为“酒吧侍者德鲁”、“女权主义者卡罗尔”、“能用舌头给樱桃梗打结的家伙格雷格”等等。我是“聋女桑迪”。我喜欢这个称呼。我没有任何其他突出的个性或能耐。从来没有过。

还不仅仅是与众不同。我确信，假如我不戴粉红色助听器的话，我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或产生同样的结果。例如，跟柯林之间的事儿。

我初次遇见柯林是在一次公寓派对上。女权主义者卡罗尔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之后，我把头发拢到两耳之后，凑得更近些，不是因为他把那套仪式做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是个情种。谁都能注意到在不可避免的惊讶之后他脸上恢复的微笑。

握手之后，我们去拿喝的。在临时搭建的吧台和沙发之间的某个地方，卡罗尔不见了。

“你通常都像这样读唇语吗？还是也用手语？”过了一会儿他问。

我告诉他说：“我多数时间只读唇语，因为这比用手语更容易，但这不是我一直盯着你的嘴唇的唯一原因。”

他大笑起来。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后来，主人放大音乐的音量，调暗“舞池”的灯光；我不得不凑近他，很近很近，以便能在昏暗中接着读他的唇语。我的确读到了他的唇语。

我们照例交换了电话号码。一周之后，柯林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打来了电话。我们出去玩了，发现对方在大白天依然好看，因此彼此感觉满意。我又读了更多的唇语。在两个月之内，柯林和我就开始约会了。

Unit 4

上新闻头条

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以头条报道同一新闻的情形并不很常见。这样的事件得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这正是2001年9月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塔之后发生的情形。从那一刻起世界改变了模样，这样说也许并不夸张。

但是，使9/11值得纪念并（用媒体喜欢的话来说）具有新闻价值的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性和国际性。还有震惊和恐惧。这一消息极度震撼，极具爆炸性。事发多年以后，许多人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时身在何处、当时正在做什么。他们能记得自己的反应：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第一本能是去把这一消息告诉别人。这就证实了那句老话：“坏事传千里”。

一切重大新闻都是如此。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脸色煞白地向一班吃惊的七岁孩子通报说，肯尼迪总统死了。我并不知道肯尼迪总统是谁，但是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不安，后来就跑回家去告诉了父母（当然，他们已经知道了）。事实上，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

那么，新闻到底是什么？一个事件光有客观重要性显然还不够——世界上有大量全球性的大问题，都会造成戏剧性的后果，从贫困问题到全球变暖问题——但由于它们都是进行中的，并不都会在同一天成为头条。对比之下，9/11不仅具有国际性，而且奇特怪异、出人意料，还（可能使读者对身陷那场悲剧中的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具人性。

奇特怪异并不意味着重大。就拿今天的《中国日报》上关于一只老鼠延误了一架从越南飞至日本的航班这条消息为例吧。在河内机场有人发现那只老鼠在一架飞机的过道里奔跑。它最终被12 名技术人员合力逮住，他们怕它会咬破电线，造成短路。飞机晚点了四个多小时才起飞。

你也许会说，这并不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除了少数乘客到另一国赴约迟到以外）。但是全球却颇有反响，从亚洲经苏格兰到美洲的电子版报纸都有转载（《爱丁堡晚报》的标题是《捉老鼠延误航班》）。

新闻价值的另一个元素是即时性。这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近。一周前发生的事件一般来说就不是新闻了——除非你刚刚读到它。“何时”是受训记者常被教导用以勾勒新闻故事的五个“何”问题之一（其余是“何人”、“何事”、“何地”和“何故”）；今天、今晨、昨天很可能在新闻报道所使用的时间副词中名列前茅。同样，即将发生的事件（今天、今晚或今夜）也可能具有新闻价值，虽然，从定义上讲，它不出人意外，也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

说到即时性，能够实时播报新闻的媒体，如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就比报纸的优势大多了。眼看着事件在你眼前展开与次日早餐时在报上读到它的感觉大不相同。但是，电视新闻未必比报纸报道更客观或更可靠，因为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图像是经记者或编辑根据特殊的目的，或至少是按照预定指示筛选过的；它们是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展现给观众的。如果把摄像机移到别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通常会谈到“媒体霸权”——或多或少地暗中影响公众。

但也许在第三个千年，这种权力正在减弱，或至少下放给普通民众。个人博客的大量出现，通过像YouTube这样的网站自我广播的可能性，以及权限开放网页（wiki 网）的增长都意味着任何人有任何话要说——或有任何东西要展示——现在都能立刻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和电视即将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在它们永不休止的搜寻有趣新闻——奇特怪异、出人意外和极具人性的新闻——的过程中，报纸和电视将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站来收集资料，为全球信息网络提供极具地方色彩的视角。

报纸的末日？

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报纸击中前门、窗户或邻居的狗的叫声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对着一杯咖啡，也许还有早餐，看报的仪式是风暴之前的平静，是工作日开始之前的愉快安宁。

可是，在所有讲英语的国家，报纸编辑们正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发行量下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读者转向互联网阅读新闻。这意味着同时下滑的广告收入，以及随之上涨的报纸定价，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挣到一样多的钱。当然，像报纸这样价格敏感的产品可能会失去读者；恶性循环会不断加剧。那么将来会怎样？报纸是否走上了末路？

这种下滑是20多年来的长期趋势，在互联网问世之前就已出现。从前，五分之四的美国人看报，而如今似乎只有不到一半。1990至2000年间，成年人每天看报的人数从52.6%下降到37.5%。年轻人中，情况更糟：18至34岁的年轻人只有19％自称每天看报。而仅有9%的人相信报纸上的信息。

互联网广告的运作方式与报纸广告不同。广告商可以逐分逐秒地监视广告是否在起作用，而不再需要依赖报纸的发行量。互联网可提供的更多的窗口使广告收入之战更加激烈，印刷和生产成本却不可遏制地上涨。结果，《纽约时报》公司旗下各种报纸已裁减了700份工作。《巴尔的摩太阳报》即将关闭其驻外新闻机构。在英国，多数报纸都缩版成为小报开本，意在吸引年轻读者，但是因为“小报”有“低档廉价”之嫌，有些报纸就称新开本为“缩编版”。

所有发行量大的报纸都建立了强大的网站。互联网为任何有意见的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窗口；报纸编辑最喜欢的莫过于给他们提供各种不同的反馈和意见，他们能从中得到安慰。如今十几岁的少年已不记得曾经没有互联网的日子了；只有在写关于印刷新闻这一特定媒体的作业时他们才去看报纸。

不可否认报纸对环境的影响。世界上每年有近40亿棵树木被砍伐用来造纸，约占全部木材砍伐量的35%。但必须承认，许多用来造纸的树木是在特别的种植园出产的，它们是定期砍伐和栽种的。而且，旧报纸常被回收利用，变成新的报纸。尽管如此，在美国，造纸厂是对空气、水体和土地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日报或周报依然是个伟大的传统。“没有周日版报纸的周日就不是周日，”这样的评语常见于在英国所做的调查。其他评语则提到报纸比笔记本电脑更方便之处：“我的报纸永远不会没电，”“假如我的报纸掉到地上，它不会摔破，”“空姐从来不会叫我把报纸收起来，”此外，还有评语让我们想到英国全国的外卖食品的传统包装方式，“你可以用它们来打苍蝇，还可以用来包鱼。”

如此看来，报纸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未来报纸发展的趋势包括对本地新闻需求的日益增长，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对生活方式新闻的持续开发利用——尤其在个人理财和旅游方面——将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有些评论者建议，报纸不应粗制滥造（尽管这是增加市场份额的通常做法），而应该精工细作。也就是说，尊崇以正直、诚

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从事新闻报道的原则。具有为读者所敬重的办报立场的报纸肯定比互联网上零散阅读的同类报道享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声望。

此外，小城镇报纸对于为人父母者总是意味深长，因为其子女的照片也许会在上面刊登，几天都是新闻。人人都放假的时候，坐在扶手椅上看传统的周日版报纸，这将是难以打破的习惯。

但是这样是否足够？或者，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看到报纸的消亡？

Unit 7

保护

瑟伦要去日本学木工手艺，临走前他问我能否收留他的狗霍根。我说：“当然可以，它可以保护我。”最近我们家附近常有抢劫案发生，我在马萨诸塞州的房子北面靠湖，西面被树林环绕，晚上坏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

瑟伦哈哈大笑。他说：“有陌生人进门时，霍根也不一定会叫。如果来了个夜贼，他或许还会去舔他。”

不过，霍根感觉到他跟我的关系与他跟瑟伦的关系有所不同。瑟伦体格强壮，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勇敢，他并不需要太多的保护。匆忙赶路时，瑟伦会像抱小孩那样一下子把霍根抱到皮卡的货箱上。我可抱不动他，我的体重和霍根差不多，而且他还比我年轻力壮。作为女人，我所面临的危险是瑟伦和霍根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在我这里生活了一周之后，只要一有陌生人靠近家门，霍根就开始吠叫。

我们之间的保护关系其实早就存在了，起初我是保护者。瑟伦第一次把霍根托付给我看管时，他还只是一只七个月大的小狗，他只在我家里过了一个周末。那是11月底一个寒冷的早晨，湖水刚开始结冰。湖面上的一层薄冰能托得住吹落的树叶和细小的树枝，但是还太脆弱，远不能承受动物的爪子。

那时我正在后院晾衣服，长长的晒衣绳拴在房子旁的一棵参天橡树和湖边的一棵云杉之间。一条淡蓝色的床单随风飘起，眼看着就要掠过湖面飞上天空。当我奋力地用衣服夹子夹床单时，霍根正在我腿边玩得气喘嘘嘘，一段两英尺长的橡树枝成了他的宝贝，被他叼来叼去。

由于一心只想着揪住床单，让它平整伏贴地悬挂在晒衣绳上，我心不在焉地捡起那段树枝，朝山坡下将我们家院子与湖水隔开的围栏方向扔了过去。

我以前也经常这样为他扔木头。根据木头的重量和我动作的大小，我知道它们大概能飞多远。但这块木头赶上了一阵疾风，朝着床单想去的方向飞过了院子，越过了围

栏，最后以溜冰高手般的优美动作滑进湖水里。我抬头一看，只见霍根飞速穿过院门，以一个漂亮的飞跃撞破薄冰，落入水中，他差一点就够得着那段木头了。

时间凝固了，我站在晒衣绳边，心想：瑟伦把这孩子交给我看管，他可是我的第一个孙子，我必须救他。我深知11月的湖水的危险性：我曾经掉进那水里，当时是靠着镇定和缓慢移动才逃过了一劫。我知道在惊恐中霍根很可能会用爪子抓我，把我拖进水里，我们俩可能会因此一同葬身湖底。

接下来的一瞬间我已经站在水里，霍根用前爪破冰朝我游过来。一路上冰块的侵扰似乎让他受了些惊吓，但他绝对能控制得住自己。我尽量向前趟，直到我的双脚陷进湖底的烂泥，冰冷的湖水浸透了我的夹克。我站在那儿等着。他游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脖子，我把小狗的身体托起来，带他离开了湖水。他好像知道了刚才的危险。当我们穿过院子进屋时，他一直静静地呆在我的臂弯里，而不像平常那样扭动着身体想挣脱。在屋里我用毛巾在他身上揉擦了很长时间，后来他跑到我扔在地板上的那堆湿衣服旁边察看，他喜欢我的衣服带有湖水的气味，喜欢我们俩身上都有那种沼泽气味。

动物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吗？

大象照镜子时到底看到了什么？显然是它自己。以前，人们认为这样的自我意识仅存于人类、灵长类动物以及动物智慧世界的明星——海豚。在这项大象和镜子的研究里，大象起初只把镜子当作物品来把玩。最后，它们可能意识到它们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它们会反复触碰画在它们头上的印记，这是一些没有镜子就不可能看见的印记。亨特大学的戴安娜?雷斯认为，这是自我意识的很有力的说明。

过去，科学家认为动物和机器一样，能根据事先编排好的程序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还认为它们不具备感受和思考能力，绝对没有理解抽象概念的能力。但是，养狗的人是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他们在宠物狗的眼睛里看到了爱，知道它有情感。狗能通过训练接受指令做有益的事情。它会认人、选择食物、识别道路。但这是否意味着它有思维能力呢？如果有的话，又如何证实呢？我们对动物的认知是经过过滤的，是建立在人类对世界的理解的基础上的，我们常常把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

最早研究动物心智的科学家之一是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起源》一书中，他质疑是否只有人类才具有高级思维能力——如自我意识和记忆。达尔文猜测人脑和动物脑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他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面对相同的常规挑战和相同的基本需求：寻找食物和伴侣，在天空、森林和海洋中旅行时不迷失方向。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有解决问题和甄别分类的能力。例如鸟类必须有分辨颜色的能力，以确定果实什么时候成熟，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了解捕食动物的形状能帮助它们避开危险，有数字概念可帮助他们了解本鸟群的情况，了解哪些鸟已有伴侣。

从1977年起就从事动物智慧研究的艾琳?佩珀伯格认为，所有这些技巧不仅需要本能，还需要认知能力。

她研究一只叫“亚历克斯”的非洲灰鹦鹉，从它一岁开始整整研究了30年。鹦鹉以模仿语言的能力著称；在她的实验里，佩珀伯格利用鹦鹉这方面的才能来了解亚历克斯对世界的理解。她的目标是教会它英语，以便能够和它对话。“我想如果它学会如何交流，我就可以问它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了。”

记忆、语言、自我意识、情感和创造性是高智力的关键标志。科学家已经一点一滴地揭示并记录了其他物种在这些方面的才能。佩珀伯格发现亚历克斯不仅能够数数，还能分辨形状、大小、颜色及材料（如木头、羊毛和金属）。直到最近，只有高等哺乳动物，如灵长类，才会被认为具有理解“相同”和“不同”这些概念的能力。但鹦鹉和灵长类一样长期生活在复杂社会里，因此抽象的智力对它们而言似乎也同样是有价值的生存技巧。

达尔文认为，动物的心智和它们的身体一样因为要适应环境而进化了。他甚至说：即便是虫子也有一点点智慧，因为他观察到虫子能判断什么样的叶子适合用来堵它们的洞口。许多20世纪的科学家轻视这些发现，认为它们不可靠，这是受了拟人说的影响，即根据人的特征来判断动物。但是，现在舆论的天平已经不再向那些认为动物像机器一样没有智慧的观点倾斜了，而是向达尔文的观点倾斜。大范围的动物研究表明：智慧之根在动物界的分布既深又广，变化多端。

人们吃惊地发现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都很聪明，它们会制造工具。红毛黑猩猩能用树叶当斗笠挡雨；在爬带刺的树时，它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手。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拥有共同祖先这一事实。但是，现在让他们吃惊的是：智慧似乎并不仅仅体现在与人同祖的物种身上。进化似乎能够在不同物种身上重新创造出相似的意识形式。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智慧并非高等哺乳动物的专利。目前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动物具有情感和智力，这会改变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吗？

Unit 9

你适合做这个工作吗？

过去，大学生活很轻松。那将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年，你知道这一点。你是这样消磨时光的：在咖啡馆和酒吧里与新结交的朋友聊到深夜，在壁球场和板球场上尽情地挥舞球拍，或是作为大学戏剧社的大腕在舞台上昂首阔步。不管你有什么爱好，大学生活都能为你创造条件。而且，别忘了，你的学习还总能跟得上，能完成指定的阅读，并在最后一分钟匆忙草就那一周的文章。你唯一没有时间考虑的是过完这激动人心的三年后要做什么。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考虑，因为无论选择什么职业，都有一大堆公司排着队来聘用你。

那是过去英国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情形，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最近一项对英国各大跨国公司的研究表明，即使拥有一个优良的学位，大学生再也不可能一毕业就得到最好的工作了。今天的大学数量比30年前翻了一番，40%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由于并不缺少大学毕业生，拥有一个优良的学位对找工作就变得尤其重要了。竞争很激烈，结果是如今的大学生花了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时间来复习功课，为那些可怕的期末考试做准备，做报酬低的兼职以偿还债务。

然而，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英国二百多家公司的经理认为，学生花在学习或挣钱维持生计上的时间太多了。他们本应该去参加各种俱乐部，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如团队合作和现场演示。这些经理还说，他们宁可让职位空缺，也不愿意聘请那些缺乏必要技能，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占领商机的毕业生。

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经理们相信，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学位课程里增加社交能力的训练。有的大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南安普敦大学历史系学生必须做一个为期十二周、六人一组协同工作的项目——通常与当地的生活有关。项目内容包括：做一次演示、写一篇集体论文、做一项公众服务——可以是给中、小学生讲课，或做一期有关中、小学教学的广播节目。

毫无疑问，这种合作学习法能帮助许多学生培养有助于改善就业前景的个人技能。公司在面试应聘者时使用的最有名的人格测试之一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简称MBTI），这种分类法把外向/内向性格两分法置于它所分析的人格特征列表之首。测试中没有“正确答案”，但是它认为：性格外向者更适合做团队工作或与他人打交道的工作。

南安普敦大学项目中同样有趣的一个理念是：学生应该关注比校园更广阔的社区，并设法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当今越来越小的世界里，学生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学并不是与社会现实问题完全脱钩的学术象牙塔。正相反，大学本身可以促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学学位课程之前、期间、之后，学生们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成为志愿者。正如我们所知，大学课程需要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一般人会选择腾出上大学前或大学毕业后的一年时间作为实践年。

通常，志愿者工作指帮助病人或老年人、在假日营里招待贫困儿童、在第三世界国家教书，或者做农业或环境研究项目。

对那些选择在这些方面施展才能的学生而言，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可以把他们获取的丰富经验写进个人履历里，而未来的雇主是不会不注意到这些经验的。不过提醒一句：你应该记住自己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曾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了两年的谢恩?欧文指出：“志愿者的工作能教给你宝贵的职业技能，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只想着通过志愿者工作来给自己的履历表增添光彩——你做志愿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想帮助别人。”

和平志愿者

世界上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种志愿者工作的经历。不同的工作、地点和

文化都会使志愿者在其志愿活动中的得到和付出有所不同。另一个影响志愿活动的重要因素是你做志愿工作时间的长短。我们决定采访近期刚完成任务的志愿者，了解他们做自愿工作的真实故事，希望能帮你判断志愿工作是否适合你。

莉萨·金斯伯格在南加州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参加志愿活动，这使她产生了去孟加拉当两周和平志愿者的灵感。

作为志愿者你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

我与和平志愿者一同前往孟加拉，我们在达卡集合，然后坐八小时的长途车到迪纳杰布尔村。和平志愿者与迪纳杰普尔村当地的一家机构并肩工作，我们帮他们搭建每年一度的白内障治疗营地，为当地老年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或为有需求的人检查眼疾。我们帮他们在学校里安装设备，打扫环境，将教室变成外科手术室，称为“手术教室”。头两天帮忙做眼科手术，后五天在白内障营地帮忙。在诊所的最后一天，我们帮着给患者解除绷带，每位患者都得到一副特配眼镜，不过他们得到的眼镜都是一模一样的。其它的工作还包括修建厕所，我们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去了不同的村庄，在地上挖个坑把蹲式马桶和水泥环放进去。

志愿工作与在国外旅游或工作有何不同？

我不得不承认这项工作比较辛苦。过去我出去旅游都住在青年旅社，条件还不错，因为环境相当整洁干净。做志愿工作时，我有时要清理厕所。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我到底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宁可干别的事儿。”我不得不承认有时生活条件也有很大的不同：床只是一块木板，连床垫都没有。我们也无法享受旅游的灵活性。当你单独或和别人一起旅游时，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累了就休息。但这是工作，我们得早早起床干活，但干起来很有乐趣。

你出发前觉得志愿工作是什么样的？对它有什么期待？你的感受是如何改变的？

我觉得志愿工作符合我的期望。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想当医生，这也是我选择医疗作为志愿项目的原因。其它项目有做研究的、也有做考古挖掘，但是我想和医疗工作者和医生一起服务，而这正是我所做的工作。

你参加的志愿活动要求志愿者本人付参加费，对于免费为别人工作还要自己掏钱，你是怎么想的？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必须自己掏钱这件事。这不像我每周都参加的业余爱好，我当然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会有一些花费，我攒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真的很想去，我对这个项目充满热情。虽然到世界的那个角落旅费很贵，但我从来就没觉得那是个负担，我只是提前计划并为此攒钱。

对于志愿者组织的有效性有很多争议，你认为你的加入给这个组织带来什么变化了吗？比如在哪些方面？

我不知道我是否带来了什么变化，可我在出发之前就知道：在两周的时间内我不可能改变世界。我知道，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愿意帮助他们，我们花时间来为他们做些事情，这让他们很高兴。离开医院和学校操场时，他们有的人都哭了，我们在短短的几天内建立了感情。

你在志愿工作中经历的最糟糕和最好的事是什么？

我这个项目里最糟糕的事情是等待。因为项目主任对某些事情没把握，没有事先计划好，让我们做了很多不必要的等待。他们做事不太有条理，如果地方机构与和平志愿者组织之间能够更好地相互沟通的话，事情就会顺利一些。最好的经历是与其他志愿者建立友情，地方机构尽量给我们分配不同工种的活。我们玩得痛快，干得卖力。我们走访了许多民居、家庭和学校，并结识了很多当地人。每当想起骑车穿过稻田应邀去当地人家喝茶时的情景，我就会发自内心地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