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
王小鲁樊纲刘鹏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率(TFP)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16%左右。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
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教育带
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在
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实证分析发现,行政管理成本的膨
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内在因素。如果能够克服这些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间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
关键词:经济增长转型可持续性生产率
一、引言
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中国经济增长转换的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未来到2020年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三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8年间平均为918%,其中,在刚刚过去的2006)2007年,增长率接近12%。在这30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近期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虽仍然很低,但已经从人均220美元的贫穷国家上升到2500美元的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值都远高于上述水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本文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5中国统计年鉴6和5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6)。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增长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而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这种增长方式因此曾被某些国外学者描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0(Krugman,1994;Young, 2000)。
除了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等特点外,近年来经济增长还表现出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出口拉动的特点。2007年出口和净出口分别高达12180亿和2622亿美元,后者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8%。
与美国经济低储蓄、高负债、高消费、高贸易逆差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经济以高储蓄维持了大量投资,以大量的净出口弥补了低消费造成的内需不足,又以大量贸易盈余带来的充裕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的外部融资。中美两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在过去若干年内实现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互补。
*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8,电子信箱:wangxi aolu@https://www.sodocs.net/doc/188164429.html,;fangang@ https://www.sodocs.net/doc/188164429.html,;刘鹏,商务部综合司,邮政编码:100731,电子信箱:lp7118@126.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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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正当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一系列转变迹象的时候(参见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刘易斯拐点问题的讨论,如,蔡,2007;Garnaut,2006),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迅速蔓延到欧洲和其他国家,进一步对它们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在世界市场出现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对美、欧出口的大国,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柱的出口产业,首当其冲地遇到了困难。这正在对经济增长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说,美国遇到的金融危机从根源上来自其高额负债、大量消费的模式,中国目前和将要面临的困难则主要来自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出口依赖。
在本文中,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在发生转变?影响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中国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要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需要进行哪些政策调整?
在第二节中,我们将简要讨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一系列影响因素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趋势。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这些因素的变动趋势。与其他增长研究有区别的是,我们的研究非常看重并力图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体制改革、结构变化和其他相关因素对增长的影响,而不局限于考察常规生产要素的贡献。在第三节中,我们使用一个扩展了的卢卡斯式增长模型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增长贡献进行实证检验。在第四节中,我们通过增长核算对不同时期生产要素对增长的贡献进行分解,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结构变动等若干因素的影响,据此进一步预测2008)202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第五节是本文的简要结论。
二、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及其变动趋势
(一)资本形成
中国在过去30年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率(比GDP)在1980)1990年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过去50多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了不变价格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它在改革前(1952)1978年)以年均913%的速度增长,在1979)1998年平均增长1010%, 1999年到2007年平均增长1315%,呈加速趋势。快速的资本形成主要是高储蓄)高投资的结果,外资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资本增长率在未来几年可能降低,但由于高储蓄模式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我们估计在2008)2020年期间的平均资本增长率仍然可以保持在13%左右。
(二)劳动力与人力资本
经济改革期间,廉价的非熟练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服务业转移,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近年来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平均教育程度上升、工资和社保成本上升,而产业部门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下降、对专业技术工人需求则上升。这些改变意味着,低素质劳动力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卢卡斯(Lucas,1988)的概念,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其质量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有效劳动力。因此人力资本存量就等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他们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计算显示,197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扣除在校学生)平均教育年限为319年,2007年为715年。尽管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在显著提高,但由于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因此在下降。它在1979)1988年为平均614%,在1999)2007年仅为215%。在未来若干年中,人力资本可能主要由于职业教育扩大和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进一步普及而增长,在2008)2020年期间的增长率可能在115%到2%之间,取决于政府对教育支持的力度。
(三)市场化改革
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对这30年的高速增长和发展起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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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作用。其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市场化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促进效率的提高。我们从2000年起陆续编制发表了中国逐年分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樊纲、王小鲁、朱恒鹏,历年),但可惜缺乏更早的数据。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以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作为市场化程度的近似替代指标,并对其中统计口径不同(1998年以后不再统计500万元销售额以下小企业)或者某些年份存在问题的数据,依据经济普查等数据进行了推算和校正。校正后的数据显示,1978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22%,在2007年达到72%。因为这个比重已经较高,今后提高的速度会放慢。预期到2020年可能增加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82%。
(四)城市化
改革期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78年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8%,到2007年,已经上升到45%,意味着大约315亿农村人口已经通过流动或就地城市化的途径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成为城市迅速增长的工业和服务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较高生产率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成为中国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今后城市化将会持续发展。但考虑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其他因素,我们预计今后几年城市化速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平均而言,今后的城市化率可能由过去10年的年均上升113个百分点降到019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7%左右。
(五)外贸
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出口导向。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P GDP)从1978年的917%猛增到了2007年的6612%。经济理论说明,对外贸易能使一个经济体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提高生产率,并能促进技术转移,以及通过国际竞争提高效率。但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非常高,而且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的欧美市场萎缩,正在对我国出口产生不良影响。外贸依存度今后一个时期可能会有相当幅度的回落。我们假定到2020年降到56%左右。这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不利因素,但也有助于我国经济向更加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和更加技术集约的方向进行结构调整。
(六)外资
FDI(外国和港澳台直接投资)是中国资本形成的另一个源泉。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为35亿美元,而2007年为835亿美元。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FDI接受国之一。一些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生产率高于本地企业,从而对提高生产率做出了贡献。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对此进行检验。我们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外资部分以永续盘存法计算了外资存量及其在全部固定资本存量中的比例。结果显示,外资在全部固定资本存量中所占比例从未超过10%,而且外商投资的增长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以上跌至过去10年的7%)8%。我们预计未来外资增长率将继续慢于国内资本的增长率,因此在2008)2020年间,外资在全国固定资本存量中的份额可能以年均011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下降。
(七)基础设施
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改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生产率。改革期间,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基础设施改善的速度很快。全国公路里程在1978年只有87万公里,1998年发展到128万公里,2007年跃升到358万公里。公路的质量也大有改观,高速公路在1990年只有500公里,2007年已增加到514万公里。铁路系统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相当明显的变化,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12万公里扩展到2007年的718万公里,同时运行速度和运量都提高了。
为使数据可比,我们根据运输能力把不同等级的公路里程分别折算为相当于二级公路的标准公路里程,并以141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与标准公路里程合并为标准道路里程,然后计算了后者与人口的比率(我们发现在各国发展过程中该比率是一个与发展程度相关的衡量指标)。我国的6
该比率在1978年和2007年分别为8199和15165(公里P万人)。我们相信未来公路自然里程的扩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等级会持续提高;铁路里程和运力的提高也将持续。特别是最近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将提供一个机会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的总体状况。预计我国标准道路与人口比率可能将以每年014的速度提高,到2020年将达到20185。
(八)科技研发和创新
科技研发活动和资金投入在改革前和改革早期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处于较低水平,也没有显示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但近10年来研发活动出现了上升趋势。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尽管距离发达国家3%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已在过去10年中由0164%增至1149%;同期每年批准的专利量从5万件增至35万件。同时,科技研发正在从政府主导转向企业主导。研发资金中企业筹资的比重在1996)2006年期间由42%增至69%,说明企业技术进步在加快。可以预见,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未来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可能达到占GDP3%的水平。
本文中,我们计算了由研发投入积累而成的科技资本存量,以考察它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该存量系列反映的并不是有形物质资本,而是知识和技术的积累。
(九)最终消费
过去30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支撑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一跌再跌,尤以过去七年为甚,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07年的49%,其中居民消费从占GDP的46%跌到35%。这使经济增长逐渐失去了两大内需因素之一的支持。投资需求不可能持续地单独支撑有效需求,从而使经济越来越多地转而依赖外需。2007年,外贸顺差达到GDP的8%;2008年9月末,外汇储备达到119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内银行存款大量累积,而贷款相对于存款的比率则不断降低,在2000)2007年间从80%下降到67%,显示资金沉淀、利用效率下降。
本文并不考察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平衡关系,但将就最终消费率变动对经济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进行检验。按照目前趋势并考虑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今后最终消费率仍有可能继续下滑。为了启动内需,近期内需要扩大投资规模。但从长远来看,启动消费将成为更关键的因素。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减少收入差距,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的政策,将有助于转变消费率继续下滑的趋势,尽管可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奏效。事实上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回升,对于缓解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十)政府行政管理成本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行政管理制度不完善,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一再膨胀,公共资源低效率使用和腐败现象大量发生。大量案例表明,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以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1978年仅为1135%,2000年为1180%,2006年增至2167%。该数据还不包括各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和预算外资金中的行政事业费支出。这个指标虽然不能概括行政管理成本的总体情况,但其变动趋势还是有代表性的。在本文中,我们以该指标作为行政管理成本的代表变量,检验它的变动对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将就不同变动情况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进行考察。
三、实证分析
在卢卡斯(1988)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定义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
Y=AK B(uhL)1-B h W a(W>0)(1)其中Y是总产出,K是物质资本存量,u是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例,h是以教育水平衡量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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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平均质量,L是劳动力数量,uhL定义为人力资本,h W a反映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A是常数项,表示初始的技术水平。该生产函数具有资本K和人力资本uhL收益不变的特征;但当人力资本具有正的溢出效应时,该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特征。
我们的基础计量模型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其对数形式如下:
lnY(t)=C+a1lnK(t)+a2lnH(t-3)+a3H a(t)+R(2)其中Y是GDP,K是固定资本存量,均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H是人力资本存量或有效劳动力,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扣除在校学生)乘以他们的受教育年限;H a是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C是常数项;R是残差项;t是年份。
这基本上就是卢卡斯模型的原型,只是做了几项小的改变。第一,使用了H a来代替lnH a,以便于直接测度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对增长的溢出效应。第二,人力资本变量H取了三年滞后项。这是因为我们在初步研究中通过分布滞后模型的分析发现,ln H的三年滞后项系数估计值最大且显著程度最高。这是能够解释的,因为H本身只包括正规教育时间的影响,未考虑在工作中/边干边学0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但在现实中,从学校毕业后的劳动者通常在工作几年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才会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我们以其三年滞后项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最佳代表。第三,卢卡斯模型中的u可近似看做常数,因此省略了。最后,如果a2=1-a1,a3>0,则函数符合卢卡斯函数的技术特征。但是,如果H a不能解释全部的生产率变动,则残差项R就不符合随机分布的特征。
为了捕获制度变迁、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把模型(2)进一步扩展为以下形式:
lnY(t)=C+a1lnK(t)+a2lnH(t-3)+a3H a(t)+a4DlnRK(t)+a5mkt(t)+a6ub(t)
+a7f k(t)+a8td(t)+a9ga(t)+a10rd(t)+a11f c(t)+a12f c2(t)+E(t)(3)其中R K是科技资本存量,根据逐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计算得出。DlnR K是lnR K的一阶差分。我们在初步的研究中发现lnR K不显著,而DlnR K则非常显著。这看来是由于科技资本总量仍然太小,不足以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而只有当它加速增长时才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mkt用来代表市场化程度,以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代替;ub是城市化率;fk是外资在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td是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ga是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rd是标准道路里程与人口的比值,用以反映基础设施条件;fc是最终消费率;E是随机误差项。
关于最终消费,我们假定它在GDP中的比重过高和过低都会影响经济效率,其影响是非线性的。我们把fc及其平方项包括在模型中,以检验这一假设。
为了检验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变的假设(a2=1-a1),我们用lny和lnk替换lnY和lnK(y= Y P H,k=K P H)。如果等式右边ln H的系数为零,则(a2=1-a1)成立。这一附加了限制条件的模型用(3c)表示,不再单独列出。
我们的人力资本计算中不包括从未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考虑到劳动者中还有少数文盲存在,为检验这部分劳动力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我们将劳动力数量lnL加入模型,以(3d)表示。
本研究采用从1952年到2007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由作者根据5中国统计年鉴6和5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6(2005)计算得到。数据及其解释见文末的附表1和表下的注解。
为校正自相关带来的偏差,使用了Prais-Winsten AR(1)回归方法。估计结果见表1。模型1和2,即卢卡斯模型原型和稍加修改的卢卡斯模型存在无法纠正的自相关,转型后的Durbin-Watson统8
表1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1卢卡斯原型模型2略有修改模型3扩展后的模型3c 附加限制的模型3d
检验L ln K (t )
014968015064013078012977013145(6192**)(4189**)(5136**)(5149**)(4135**)ln H (t -3)115402018323016394017023
016666(6157**)
(3128**)
(4142**)
(2172**)ln L (
t )-010554(-0115)
ln H a (t )-112156(-3129**)
H a (t )
-011720011060010891011098(-1175c )
(2135*)(3174**)(2112*)DlnR K (t )013116013179013133(4143**)(4168**)(4135**)mkt (t )014129013948013997(4129**)(4141**)(2193**)ub (t )011811012987011502(0127)(0146)(0122)f k (t )117642116273116763(1195c )(1185c )(1149)td (t )010761010685010799(0148)(0144)(0149)ga (t )-141706-141511-141923(-4106**)(-4109**)(-3175**)rd (t )010497010494010486(3164**)(3160**)(3100**)f c (t )216084213161217691(1162)(1152)(1147)f c 2(t )-217808-215317-218961(-2133*)
(-2129*)(-2110*)C -1311506-111369-316300-411678-314797(-6113**)(-4130**)(-2172**)(-7155**)(-2109*)Adj.R 2
0198201964019980199601998DW (ori ginal)0142201323114891138011504DW(transformed)1126511059117521172711753N
55
55
55
55
55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t 值。上标c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1%
水平上显著。
计量仍然通不过检验。扩展了的模型3、3c 和3d DW 统计量有了明显改善,虽处于无结论区间但接近d U 。后三者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都显示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增长的显著贡献(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估计值接近;也都证实人力资本对增长有正的溢出效应(在5%或1%水平上显著)。在模型3c 中,由于零假设通过检验,故将ln H 删除。这证实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变,但由于人力资本额外的溢出效应,使整个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
不同于许多较早时期的生产函数估计,在我们的模型3d 估计中,由于使用了人力资本变量,劳动力数量变量不仅没有统计显著性,而且符号为负。这说明少数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贡献,从而说明非熟练劳动力在经济中的角色
已逐渐淡出,而被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所替代。
除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还有若干变量得到正的估计值并具有统计显著性,因而证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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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这包括市场化、基础设施、科技资本的一阶差分(均为1%显著水平),以及外资比重(10%显著水平)。城市化率和外贸依存度得到了正的估计值,但t 值很低,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相关分析发现,城市化率变量不显著,是因为它与基础设施等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corr=019475)。剔除rd 后,城市化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估计值变大。不过由于两者都很重要且不能互相替代,剔除其中一个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不合理的。但目前估计的城市化对生产率的贡献有可能偏低。在本模型中唯一无法确认的是贸易依存度对生产率的贡献。
表2增长核算改革前时期改革时期1953)19781979)19881989)1998
1999)2007实际增长率61151010691599172拟合增长率61361010391489162误差
0121-0103-0110-0110按增长来源分解 要素贡献4146711851545178 资本
2166217621943180 人力资本
1171411821461182 生产率(TFP)贡献1181216631743163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0132114901791109 科技资本0110-011601150131 市场化改革-0155018201550167 城市化0106012401230138 外资效应010*********-0155 外贸效应0100011101040127 基础设施0157-010********* 行政管理成本0144-0118-0115-1166 最终消费率
0185
-0116
0136
0149
注:(1)本表中分贡献因素的增长率为瞬时增长率,而合计增长率(拟合值和实际值)已换算为年增长率,因此前者直接相加不等于后者。另外要素贡献合计与TFP 贡献合计也已换算为年增长率,两者与合计增长率之间并不是相加求和的关系,而是指数相乘的关系;(2)外资的负贡献是由于外资比例下降,而行政成本的正贡献也是由于其比例下降。余此类推。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依据模型估计参数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最终消费率及其二次项分别得到正、负估计值(分别接近10%显著水平和在5%水平显著)。这两个估计结果意味着最终消费率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一条倒U 型曲线。当它处在较高水平时,其下降对效率提高有积极意义。而当它越过一个临界点而进入较低水平时,其继续下降就会对效率产生负影响。模型3的三个不同版本都显示该临界点位于略低于50%的位置。由于2007年实际的最终消费率已降到49%,据此可以判断未来进一步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
另外,估计结果显示,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上升,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显著的不良影响(显著水平1%)。
最后,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曾在模型3、3c 、3d 中分别尝试添加了时间趋势变量、分时段的时间趋势变量、分时段的虚拟变量,用来检验未被解释的TFP 。但这些变量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包括在模型中的9个影响变量已经基本全面地解释了TFP,这些添加的时间趋势和虚拟变量已不必要。
模型中这些对TFP 贡献的估计可信性如何,可以通过不同时期拟合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比较反映出来。下一节中的表2显示,两者间的误差,在012和0103个百分点之间,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拟合。
四、增长核算与预测
在本节中,我们根据以上对模型3c 的实证估计和统计数据,分不同时段对经济增长率按贡献因素进行分解。其中虽然外贸依存度的估计结果不显著,我们仍根据其他文献的研究承认其贡献,并接受该估计结果。增长核算的结果见表2。
这一增长核算有几点有价值的发现:第一,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1999)200710
年间的贡献接近4个百分点,但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不可忽视。人力资本在改革初期贡献较高,而近期较低,是因为改革初期恢复了文革时期被破坏的正规教育,导致人力资本短期内的较快上升。另外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力数量增长在早期较快,近期明显放慢了。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教育程度上升)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做出了弥补。而且劳动力数量在回归中已不再显著,说明经济正在从简单的劳动密集转向更加人力资本密集。相信今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将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这虽然是投入的增长,但反映了从投入数量的简单扩张向投入质量增长的转变。
第二,生产率(TFP)进步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9)2007年期间对增长贡献了316个百分点。比改革早期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与其他近期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Jefferson,Ra wski,and Zhang,2007),而否定了所谓中国经济增长是/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投入带动0,因此/不可持续0
的论断(Young,2000;Krugman,1994)。1
其中,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贡献在近20年是上升的,在
1999)2007年带来了超过一个百分点的TFP 增长。与人力资本数量扩大的直接贡献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三个百分点。科技研发投入规模仍然较小,但增长很快。科技资本的加速增长看来正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可能是未来科技创新加速的一个征兆。
第三,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是过去30年改革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大部分时期合计贡献超过一个百分点。它们对TFP 的主要作用来自要素配置和激励机制的改善。外资和外贸效应是两个外源性因素,它们在20世纪80、90年代提高了TFP 016到017个百分点,但由于外资比重回落,近期贡献下降了。
第四,基础设施改善在近年来的作用至关重要,其对TFP 的贡献在1999)2007年间跃升至215个百分点。
上述几点说明经济增长的来源正在发生两个重要变化,首先是在投入继续强劲增长的同时,生产率的贡献在上升。其次是生产率提高的来源在发生变化,从主要依赖资源再分配、激励机制改善以及开放导致的外源性效率提高,逐渐转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科技研发和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这意味着经济正在转向更加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最后,在上述乐观因素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因素。其一是政府管理成本膨胀的趋势。它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改革初期不到012个百分点,而近期则上升到近1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减少4000亿元GDP 的效率损失,而且增加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最终消费率下降带来的效率损失。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影响会更加严重。
基于以上的增长核算结果,使我们能够对未来的经济增长(2008)2020)进行预测。由于考虑了众多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我们期望这一预测的准确度将优于单纯基于投入增长或仅仅包括少数TFP 影响因素的预测。我们考虑两种不同的场景。第一场景是基于各贡献因素当前变动趋势的延伸,并根据最可能的情况做了适当改变,包括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二场景做了三个乐观、但可能性很大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影响因素的变动见表3。
假设一,是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管理成本膨胀的趋势得到抑制,不再上升。假设二,是教育条件加速改善,特别是在农村9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职业培训方面,使人力资本的未来增长率从115%提高到210%,人均教育水平在2020年比预计多提高016年。假设之三是通过改
11
1
不过表2中改革前时期118%的TFP 增长率可能是一个过高的估计。一个主要原因是未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改革前数量
相对较多,而且显然在经济增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部分投入没有被计算在内(因为简单劳动力在改革前后的整个时期得不到正的估计值),因此对改革前期而言可能低估了投入的增长。
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使最终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得到抑制,从而使经济保持更平衡的增长。表3
不同时期要素增长率和各影响因素的变动
时期
1953)19781979)19881989)19981999)20072008)2020(?)2008)2020(ò)
要素年增长率资本(%)9126916410129131491310013100人力资本(%)214761153157216411502100年份
1978
1988
1998
2007
2020(?)
2020(ò)
影响生产率因素的变动 人均教育水平(年)318751546143715381739132 研发支出P GDP (%)114501810165114731033103 市场化(非国有比重,%)221443125712721482148214 城市化率(%)171925183314441956165616 外资比重(%)010312714413310310 外贸依存度(%)91725143118661255185518 行政管理成本P GDP (%)114115116216319216 标准道路里程P 人口(km P 万人)9108191110151720192019 最终消费率(%)
6211
6319
5916
4910
3610
491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历年、2005)计算得出。2008)2020为两个场景的预计数。
基于以上数据以及前面的参数估计,我们对2008)2020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结果见表4。
表4未来增长预测:两个不同场景(增长率,%)
1999)2007(实际)2008)2020(?)
2008)2020(ò)
GDP 增长率917261709134 要素贡献517841825118 TFP 贡献316311793195贡献因素分解 资本318031673167 人力资本
118211041139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110901821123 科技资本013101320132 市场化改革016701300130 城市化013801270127
外资效应-0155-0116-0116 外贸效应0127-0105-0105 基础设施215711981198 行政管理成本-1166-11450100 最终消费率
0149
-0125
0100
注:见表2。
资料来源:同表2。
这两个场景的预测结果差别很大。在第一个场景中,经济增长率将从近期的10%降低到2008)2020年的平均617%左右。考虑到科技进步的贡献可能低估,我们可以将其修订为7%左右。这个增长率下降趋势是考虑到效率提高的外源性因素将逐渐淡出、由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因素将随着逐渐释放而递减、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等等,而其他负面因素将继续对生产率产生冲减作用,使生产率的贡献降到2%以下的水平。由于增长处于递减过程,2020年的增长率可能在5%以下。从1978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在2020年终结。12
在第二个场景中,经济增长率在2008)2020年期间仍将继续保持913%左右的增长率,其中TFP的贡献接近4%。这有赖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行政管理成本膨胀的抑制、教育的进一步改善,以及储蓄)消费之间平衡关系的恢复。如果科技进步加速,不排除达到接近10%的增长率。这展示了一个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在本文中,有两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没有专门考察,即未来能源供应和环境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制约。详细考察这两个问题需要进行专题研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国际国内在对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方面和节能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突破,一些新技术正在逐渐成熟,成本在逐步下降。我国在这些领域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已开始见效。第二,尽管环境保护需要付出成本,但许多保护环境的技术和政策措施在经济上是具有可行性的,在将其经济外部性包括在内后,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消环保成本。
因此,只要政策适当、有合理的技术路线和激励机制,能源与环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会构成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是能够实现的。
此外,本文虽然考察了最终消费变动对增长的影响,但这仅仅是从其对效率的影响这个角度进行的,并没有考虑需求制约带来的影响。如果将后者考虑在内,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最终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而促进最终消费率回升的意义也就更加重大。
五、结论
本文中,我们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并对未来直到2020年增长的可持续性进行了预测。在卢卡斯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对一系列影响生产率的制度、结构以及技术进步方面的变量进行了检验。实证检验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TFP增长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16%左右。其中,贯穿整个改革时期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导致的效率提高对生产率的贡献超过1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和科技研发的加速贡献了一个以上百分点,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做出了超过两个百分点的贡献。外贸和外资的溢出效应在逐渐淡出。这些说明TFP进步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
在投入增长方面,资本的增长仍然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贡献仍将进一步提高。但对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传统依赖,正在被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的依赖取代。这反映了增长方式转换的另一个方面。
我们发现有两个因素对TFP增长有负面影响。一个是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它反映了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低效率和腐败等状况;这对TFP的增长有着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在近年来接近117个百分点。另一个是持续降低的最终消费率,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经济效率产生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作用下,这一因素更加至关重要。
根据上述增长核算的结果和对各贡献因素变动趋势的分析,我们对2008)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我们发现,依据目前趋势外推,未来由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将随着劳动力增长减缓而有所降低,早期的外源性生产率提高因素(外资和外贸溢出效应)已经或将要失去作用。来自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能在未来几年产生影响。市场化对效率的贡献也将随着其逐渐释放而减弱。这些因素可能使未来这一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降低到7%或以下。1978年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有可能终结。但此时我国的人均收入仅仅比目前提高一倍,距离发达国家水平仍然相当遥远。
我们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今后一段时间虽然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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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决定性的。通过促进最终消费率回升,以内需上升替代外需下降,中国经济有能力克服这一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主要还将来自内部。
场景分析说明,如果能够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效率、制止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来促进国内消费回升,通过大力改善教育来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间将能够更好地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附表1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
年份GDP 就业
人数
固定资本
存量
外资
存量
科技资本
存量
人力资本
存量
人均教育
水平
标准道路
里程
非国有
经济比重
城市
化率
行政管理
费比例
最终
消费率
外贸
依存度
亿元1978价格万人
亿元
1978价格
亿元
1978价格
亿元
1978价格
万人#年年P人公里
(占工业
总产值)
(比总
人口)
(比GDP)(比GDP)(比GDP)
195277320729700010031009973521929345661015850112501021401789201095 195389421364852010031339916721867359909015700113301021301772301098 1954931218321020010041339901821812371154015290113701021301744701099 1955995223281195010061239992721801389250014870113501020601772601121 1956114523018142401001114110063021785407496014550114601023501747101106 1957120323771163601001610210224321771413190014620115401020301740901098 1958145826600200101002615710108521731475940011080116201016501660301098 1959158825173240901004411710202921729514810011150118401018501566001104 1960158225880282901007510710165421792540956010940119701019201618401088 1961115025590292301008712010780921964549776011150119301021901780301074 1962108625910292001009215111336331054550936011220117301018901837901070 19631196266402957010010211012003731163558823011070116801019101784401069 19641414277363053010011615212359831210588092011050118401017301748101067 19651656286703208010013314612500031165608654010990118001014801711101063 19661833298053400010014713913151131198631687011000117901013901684801068 19671729308143501010015017514007531300645941011150117701012901747001063 19681658319153558010015314914995031419651464011160117601013301742901063 19691938332253710010016519015526931453676233011130117501012801731801055 19702314344324010010018315015754831416710701011240117401011201661401050 19712478356204353010020716616061931396739730011410117301012701651201050 19722570358544667010022812316567231431758505011510117101013801670101058 19732772366524997010024515217308031476766098011600117201013101656001081 19742836373695342010026113817968131533783332011760117201013201660801105 19753083381685767010028116718566231604806339011890117301013001639701097 19763033388346139010029911418971531675820002012170117401013901663501090 19773264393776513010031710919498031751847597012300117601013501650001085 19783645401527006010034416120618931872865220012240117901013501621001097 19793922418507487418937619922497741107887364012150119001014101643501112 198042284385079552314840616425005341457896123012400119401014701654901125 198144514595084095510442918127172241705899967012520120201014501671101150 19824852481509052105103453165291481419199033230125601211010153016645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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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1
年份
GDP 就业人数固定资本存量外资存量科技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人均教育水平标准道路里程非国有经济比重城市化率行政管理费比例
最终消费率
外贸依存度
亿元1978价格
万人亿元
1978价格亿元
1978价格亿元
1978价格万人#年年P 人公里(占工业总产值)(比总人口)(比GDP)(比GDP)(比GDP)198353805010098001551004861773081735107091863401267012160101710166380114419846197524501078720211852816732324551205928885013090123001017401658201167198570325480012162257197566198337171513089435410135101237010145016595012291986765557050137513381856051263516135140296038601377012450101640164920125119878541593001558943915163513636647551478972765014030125301014901635701256198895036165017578574166655175381571515449888660143201258010147016394012541989988963450190036941646681163966875160310101310143901262010154016449012451990102696474920247792188676148411591516741034351014540126401016201624901298199111213654912171288618469215542577651766104341101438012690101580162420133219921280966152237601016150712154439168518521060171014580127501015801624101339199314595668082661112571847271264522695192710862570147801280010152015929013191994165056745530048169819773518446515361013111295701501012850101510158230142319951831068065337942227101768142478868611181193263015150129001014401581301387199620143689503783428121618071504925336121712582860151601305010146015922013391997220136982042005332114486815150674961318131220001548013190101440158950134119982373870637468053772172938144521635614301367998015720133401015701596201318199925549713945164740221921040104536316615671429948015750134801017001611601333200027700720855683341621611188129550574616901563287015850136201018001623001396200130000730256271342981631361162564742618091609096016070137701020001613701385200232727737406977445181631587125578127619221696197016360139101024801595701427200336007744327918248451291852142591608710451766598016620140501025301567801519200439638752009076252811772177169605400711651850618016840141801025401543001598200543772758251055975841146257818662035071285197748301697014300102640151840163820064887176400124009642813330591436354617140520190620171401439010266014990016652007
54704
76990
146214
7119120
3606196
651024
71532
2068014
01724
01449
010260
014902
01669
注:(1)固定资本存量是根据国家统计局过去50多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主要根据邹至庄的计算(Chow,1993),我们设定初始年份(1952年)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为700亿元(1978年价格)。1952)1977年期间的折旧率按5%计算,并假设改革期间(1978)2007)资本折旧平滑加速,最终达到8%。外资存量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利用外资0数据以永续盘存法计算。
(2)人力资本存量是根据从1949年以来历年从小学到研究生学历的各类学校入学人数、毕业人数和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计算得出,是他们的人数与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肄业生包括在内,其数量来自入学人数和滞后一个教育周期的毕业人数之间的差额;未完成的教育时间假定为相应教育阶段平均年限的50%。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海外留学、以及职业培训也已经包括在内。人力资本的折旧是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和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计算得出。计算过程参考了全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中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是由历年人力资本存量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扣除在校学生)计算得到。1952年的初始平均教育年限是根据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及这期间的详细教育数据回推得出,估计该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包括在校学生)的平均教育程度为3年。
(3)科技资本存量是根据逐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以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这一指标自1990年才有统计。由于早期的企业研发投入相当有限,忽略不计不致于导致很大误差,因此1990年前的数据用政府财政的科技支出来代替。数据以GDP 平减指数调整为1978年价格,其折旧率暂按8%计算,反映知识和技术老化的趋势。
(4)就业人数和非国有经济比重数据中存在前后年份数据无法衔接和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地方,作者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数据进行了推算和校正。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5中国统计年鉴6和5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6(2005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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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Pattern and Growth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Wang Xiaolu a,Fan Gang a and Liu Peng b
(a: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 tute,China Reform Foundation;b:Comprehensive Departmen t,Minis try of Commerce)
Abstract:This paper employs a Lucas-typed growth model to examine transformati on of China.s growth pattern,and finds that TFP in China is increasing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It was around3.6%during the past decade.The sources of TFP is chang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ternal sourced efficiency i mprovement is replacing external sourced efficiency increases.In terms of inputs,the traditional role of quantity expansion of labor force in economic growth has at least partially been replaced by quality i mprovement in human capital,resulting from improved education.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 sis will affect China.s economic growth,bu t not unsurmountable.Our empirical study fi nds that some in ternal negative i mpacts on TFP are more i mportant,i.e., the expansion of the govern ment adminis trative cost,and the continued decreases in final consumption ratio to GDP.Given that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China can still sustai n a growth rate above9%till year2020.
Key Words:Economic Growth;Transformation;Sustainability;TFP
JEL Classification:O43,O47,O53,P30
(责任编辑:王利娜)(校对:晓鸥) 16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七大明确把以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说明我们的发展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我们党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表明我们需要的发展，关键是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牺牲未来换取高速度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向全党全国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要的是发展质量，而不是GDP数字。 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但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增长”注重的是速度的提高、总量的扩张，而“发展”更注重各种关系的协调，突出了“好”字当头的总要求。经济增长是指产出数量上的增加，而经济发展不仅包含数量上的增加，也包括结构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长期发展战略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重大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复杂得多。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
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二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即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则要复杂得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包括结构、质量、效益、生态平衡等方面的转变。更强调注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单一点说，就是按照发展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要求，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进一步指明了我们追求的发展是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发展，我们要走的发展道路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十七大又明确把以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明我们的发展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我们党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表明我们需要的发展，关键是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牺牲未来换取高速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内涵，摈弃了轻视或漠视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增长方式，容纳了经济结构优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讨
经济研究导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 总第１８期 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８ Ｎｏ．１１，２００７摘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实现经济增长由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由单纯的追求经济效应，向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自然生态效率相统一模式演进，就是由追求长期经济增长向持久性经济增长方式演进。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技术知识型增长；可持续增长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１６－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２５ 作者简介：张高旗（１９６０－），男，陕西白水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经济理论研究。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讨 张高旗，郝坤安 （延安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延安７１６００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反映了我国经济总量增加的速度加快，并未反映生产成本的大小、生产水平的高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水平低、 成本大、发展的非持续性问题日渐突出。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增长。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一次明确指出，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见，这个任务艰巨而重大，现实而紧迫。 经济增长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经济增长的内容、要素、目的等决定的。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代表观点主要有：一是“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发展的途经、道路和方法、形式的总和，也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经济增长手段的统一”。二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三是“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国经济实现长期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来源构成、增长机制及其路线”。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组合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的分类多年来提法很多。有速度型与效益型、速度型与结构性、数量型与质量型、外延型和内涵型、粗 放型与集约型，甚至有人归结为重型增长与轻型增长等。这些提法和分类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概括和分类，都有一定的道理。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不同类型，我们根据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按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要素投量和要素使用效率不同，可分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是指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增加而实现的。其特征主要有：经济增长依靠大量资金投入，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效益差；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设备落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附加值低；依靠高投入的增长，经常造成总量失衡等。集约型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其主要特征是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优化的产业结构和重视科技进步作用等。我国经济目前还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二是按经济增长中要素的贡献不同，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一般说来，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主要靠劳动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故称劳动密集型经济。到了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主要靠资本的投入量来促进经济增长，故称为资本密集型经济。到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主要是靠技术、知识来促进经济增长，故称为技术知识型经济。我国现在处在工业化中期，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劳动、资本的投入来促进，是属于劳动密集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和分类 １６——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和措施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和措施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后，我国经济已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也意味着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这一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如果战略和政策都能把握得非常适当,我国经济就可以迅速起飞,如韩国、新加坡等国。相反,这一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较为剧烈、各种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重大机遇一旦不能把握好,一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会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如一些拉美国家。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起飞时刻,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经济当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只是一个提法变化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问题，是破解世界性难题问题。根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在推进经济发展时，我们强调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在推进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里，在经历了快速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后，历史性的必然要求推进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和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使我们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更丰富更艰难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有计划的快速推进。
首先，要更新发展理念，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要摈弃片面追求GDP产出而不计资源环境成本投入、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不顾及后代人的发展理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新的涵义。从新世纪新阶段开始，发展将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二是社会发展，包括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研等），以及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质以及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我们应把握发展的崭新内涵，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发展思维，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以新的涵义。 最后，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变成全党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使其融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过程。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途径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途径 摘要：近几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以来，宏观经济总体处于一种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但一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地显现出来，使得经济的发展面临资源环境方面越来越大的约束。这种情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个突出的弱点，那就是经济效益不高，我国经济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速度型增长方式之下。这种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同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努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有效运行，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转变增长方式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尤为艰巨。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要摈弃片面追求GDP 增长而不考虑资源投入和环境成本、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需要不顾及后代人利益的发展观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努力实现速度、结构、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保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前提。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粗放型增长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改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改革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具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与配置、协调供需关系的功能，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促进企业改进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善服务，因此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所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 3.优化经济结构。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 3.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创新新形势下发展模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创新新形势下发展模式.txt珍惜生活——上帝还让你活着，就肯定有他的安排。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但是每一件事情都记到日记里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症结性”问题。10年前，“九五”计划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1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取得根本性转变，重外延、轻内涵，重速度、轻效益等情况依然严重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是“十一五”期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四位一体”的发展体系中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强调，我们今天“发展”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产生了“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的问题。原来讲的发展是比较狭窄的概念，把发展片面等同于经济发展，进而又把经济发展片面等同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主要是看GDP这个指标。这种传统发展理念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发展将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二是社会发展，包括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研等），以及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质以及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我们应把握发展的崭新内涵，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发展思维，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新的涵义。 “十一五”期间之所以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作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当严重，原来的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中就警告世人，受资源约束，增长是有极限的。最近，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在讲到亟待解决的八个突出矛盾时，把“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增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列为第一位，是意味深长的。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国家发展战略角度考虑，要打破这一战略瓶颈，必须要在增长方式方面找出路。二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下一步怎么走？不能按照西方和东方国家老的工业化思路走，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比较少、环境污染比较小、各种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不符合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三是我国在未来新时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逐步与国际经济交融到一起，加上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崛起，这两个潮流同时涌来，给我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 我们深知现在中国的竞争力在国际上排序不高，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如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新发展模式的角度看，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战略性措施。一是中心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二是产业依托：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是重大举措：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四是制度支撑：推进体制创新，在开放中获取尽可能大的比较利益。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源泉。通过对先进生产力发展若干规律性现象的研究，有下列5点认识：（1）科学发明——技术创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被称为“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出现了资源的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经济发展“只快不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优化经济结构、降低消耗；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等。 [关键词]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方式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6年，作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物价水平较低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能耗指标却没有达标，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将经济发展由过去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的“快”可以用经济增长速度或经济增长率来表示，而经济发展的“好”则指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快没有好，就会出现像拉美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我国经济工作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不仅仅是一个前后次序的变化，它标志着经济发展的思路将更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6年，我国年均GDP增长达到9.7％，远远超出世界平均发展水平，成为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见图1。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经济今后保持平均以7.2％的速度持续增长，就可实现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4年GDP排名，中国以16493亿美元排在第七位。①到2005年GDP达到18.3万亿元，约为2.26万亿美元，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有人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0年左右超过德国，2020年左右超过日本，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按现行汇率计算)。“超英赶美”，对中国人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2001年至200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比世界平均水平(3.8％)高出5.7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1％)高出7.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8％)高出3.7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时期增长最宽的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4.3％，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 表1列出的是中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间经济增长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高速增长延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已经超越了战后全球经济中最受瞩目的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的“经济起飞”，如果说存在着“东亚奇迹”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就是真正的“中国奇迹”。 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 1、消耗了大量资源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不断加大投入，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投入，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近5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151797万吨标准煤，到2006年增加到245669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8％，高出年均GDP的增长率。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较高，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世界的54％。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美国居首位)。多年的粗放扩张，使我国资源状况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成为最突出的瓶颈。全国各地许多能源材料纷纷告急，煤、电、油、水供求矛盾日趋突出，国人接连遭遇“煤荒”、“电荒”、“油荒”、“水荒”等资源短缺的苦涩。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正在被过度过速利用，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普通老百姓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2、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续了西方国家发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后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工业排放废气、废渣、废水污染环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我国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业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剧增，固体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环境。 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普通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是，经济发展了，环境却恶化了。 3、导致产业结构失衡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比重低。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2002～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0.1％，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 来源：人民网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从制度安排入手，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质量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和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转移性因素，又有国内因素。既有发展观念、经济体制因素，也有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经济管理等因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多方面综合措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是： 1.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要摈弃片面追求GDP增长而不考虑资源投入和环境成本、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需要不顾及后代人利益的发展观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努力实现速度、结构、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保障。 要逐步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首先，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宏观调控机制，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在引导投资方向、产业结构升级、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导向作用。其次，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利于公平竞争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水、电、油、气等重要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开征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中的杠杆作用。第三，改革财税体制，制定实施增值税转型方案，深化资源税制度改革，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第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等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领域。第五，加快培育完善的市场主体，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推进企业重组，支持优势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经营水平。同时，促进企业科学管理，降低原料、生产、消费、废弃物处理等各个环节的物耗和能耗。 3.优化经济结构。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增长方式粗放、增长成本过大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三次产业中，工业比重过大，工业中高能耗、高物耗的重工业增长偏快，是我国单位GDP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压力大的重要原因。优化经济结构，首先要大力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工业内部，大力发展资源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强化产业政策引导和准入门槛约束，加快产能过剩行业调整及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生产能力的淘汰。其次，调整投资结构。大力加强节能减排，
阐述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及主要方向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这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把握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直接导致了大规模投资、大规模生产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不稳定因素、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后果开始逐渐显现,这些情况表明，传统的以消耗能源和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 措 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认识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重大作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强调了从粗放式经济向集约式经济的转变，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把盲目地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发展理念上来。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国际国内现实忧患的必要途径 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也有很多，比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方针性指导作用的主要有；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引进来走出去等等，在这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成为我国经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和战略。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进一步扩大内需。 其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其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实现途径
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与实现途径 宋有——黑龙江电大党委书记、教授 （2007年12月13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这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怎样理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呢。 一、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的基本涵义 经济发展方针，是指由政党和国家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指导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要求。它是经济路线的贯彻落实，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对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关键性的指导策略、指导原则和指导方针.有时战略和方针也可以连在一起使用，称其为战略方针。方针与路线、政策相联结，战略和策略相对应。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恢复性发展、创业性发展、模仿性发展、曲折性发展、快速发展和又好又快发展这样一个长期、艰难和顺序的发展过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着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指导、调整和制约着经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姓名：傅志强 学号：20110204398
2008年金融海啸虽然退潮,但危机余波未息，2011年美债困境与欧债危机再度拉响了后国际金融危机的红色警报。在我国“十二五”期间，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宏观形式混沌不清，世人信心跌宕起伏，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各国发展参差不齐，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线的新形势，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都在适时调整思路政策，全新筹划经济社会发展蓝图，以催生新一轮产业变革，孕育新一轮技术突破，创造新一轮发展需求。 1. 后国际金融危机 一、概述 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可能是两年、三年或者八年、十年甚至更久。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一个地区企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当前，我国企业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另一方面由于普遍经济刺激计划后出现的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生存压力空前增大，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很有可能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中被市场所淘汰。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六大趋势特征 第一,世界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当前美国、欧盟、日本三大
经济体先后逐步复苏,2009年四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分别环比(比上一季度)增长1.4%、0.1%和1.1%。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5.01%，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2.968%，新兴市场为7.253%，亚洲发展中国家为9.53%。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是依靠新兴市场 拉动的，而且未来很长时间内将维持这一现状。2011年世界经济实 际增长了3.3%。世银同时表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已经从金融危机中脱离出来开始了新的发展道路。而欧洲的金融形势却不容乐观。 第二,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特别是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中强势崛起,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逐渐增强。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一，上海证券市场交易额居 全球第三；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GDP增速有所放缓，但仍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三驾马车”的变化令人关注。统计显示，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是54.2%，消费是51.6%，而净出口是-5.8%。从数据看，投资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第三,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均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开展新能 源革命,努力抢占经济和科技制高点。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产业 将成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 第四,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石油、黄金、铜、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均涨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高点。当前,各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仍然有待时日,国际流动性过剩现象还将持续,
2020年(发展战略)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战略）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壹是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加快“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地方主体税种建设，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引导地方政府由重视工业项目向重视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方面转移。二是完善资源环境税费制度，进壹步提高资源税费和扩大征收范围，调整资源税征收方式。三是改革出口退税机制，降低或取消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今年经济工作重点要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壹起来，于发展中促转变，于转变中谋发展。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力争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引爆点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要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展环保产业、开发环保技术。要积极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抓紧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资源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带动转变。 实施结构调整战略。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为目标，积极稳步推进城镇化，将农民转变为市民是新的消费源泉。努力促进经济增长由壹、二、三次产业协调推动。积极促进产业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转变，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变，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促进产业做大做强。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第壹产业由薄弱转为稳固；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第二产业由大变强；和城镇化结合，积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为老年人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定义：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 解释： 一般指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数量型增长方式片面追求数量、产值和速度，致使经济增长质量低，效益差和结构失衡；质量型增长方式则改变这些弊端，注重经济增长中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协调。 特点： 质量型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含义和要求，但也具有一些基本特征：（1）经济增长效率高，主要表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贡献率高；（2）国际竞争力强，主要表现为产品及服务的质量高而成本低；（3）通货膨胀率低，即通货膨胀低于经济增长率，或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程度小；（4）环境污染程度低，即经济增长过程的环境污染面小和污染率低。 经济增长的质量取决于整个经济中的投入质量、运行质量
和产出质量。投入质量包括投入生产的物质资源质量和人力资源质量，前者是指生产资料的装备程度、技术水平以及品质状况，后者是指生产人员的文化水平、专业能力以及熟练程度。运行质量主要包括生产技术水平、微观和宏观管理水平、产业结构关系等方面。产出质量主要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成本水平以及结构状况。投入质量、运行质量和产出质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经济增长连续性，产出质量既受投入质量、运行质量的影响，反过来它又会影响投入质量，改善运行质量，来达到提高产出质量的效果，并促进它们之间的良性循环。 区别： 从经济增长推动的方式区别，数量型增长方式一般都是由高投入、高消耗推动的，是一种消耗型增长方式；而质量型增长方式则是由劳动、经营管理效率提高、技术进步、资源转移、规模经济等因素形成的动力所推动，是一种效率型增长方式。因此，从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由消耗型增长方式向效率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不同角度出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或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之说。
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1)
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 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能够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方式,二是以提升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 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 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经济增长的历 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 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 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 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 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 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 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 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①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 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 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 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个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 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 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 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西 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 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升。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 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最佳答案 答：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车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其他回答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开始见到成效。由于中央财政投资在带动银行贷款、带动社会投资、带动居民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但是，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我国出口总额已接近国内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由前几年的年均增长20%左右转为大幅下降，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造成了很大困难。预计年内发达国家经济难以复苏，我国全年出口将下降5%—10%。因此，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除了稳定出口，关键还在于扩大内需的力度能否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而扩大内需政策能否在近期和长远都发挥作用，财力支持和政策效能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则取决于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是说，只有扩大内需政策在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真正实现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不仅在今年而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 调整需求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转变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举措。转变发展方式中的第一个转变，就是调整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中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提出来的。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出口大幅下降的局面，实现这一转变具有很强的紧迫性。 居民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是我国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突出表现。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下降近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与低消费率相对应，2003年—2007年，投资率年均达到42.4%，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如果消费市场不能相应扩大，由此形成的无效投资和银行呆坏账必然增加，将直接影响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出口连年大幅增长带来的贸易摩擦增加、顺差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等，也影响着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的贡献率偏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任务。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二是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三是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个人消费信贷征信体系，优化消费信贷市场环境。加快推进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减轻居民教育、医疗负担。扩大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尽快解决农民工保险账户转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