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人治与法治_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从 人治与法治 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向达,周莎
(陕理工经法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摘要]一个国家政治模式的优劣决定着本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抉择。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一种 人治 的社会模式,而现代中国则更注重 法 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力图建立一个 法治 国家。本文从 人治与法治 的角度,通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从三方面来谈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关键词]人治;法治;中国;政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153(2009)01!0015!02
[作者简介]向达(1976!),男,湖南张家界人,土家族,硕士,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讲师。
政治模式是反映一定政治情形的一种思维建构,是对具体政治现象的抽象理论概括。从广义上讲,政治模式也指对某个或某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的描述和概括,是这种政治生活全面的抽象表现形式。在西方政治研究中,政治模式被视为一种启发式的工具,它用按一定规则组合的一系列符号来表示的一定的现实政治行为和关系。而政治模式的优化转变,可以促进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一、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人治模式向法制模式的转变
1. 人治 的本质及其科学内涵
人治 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产物,它是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决定和实施国家的大政方针、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一种管理国家的方法。从历史上讲, 人治 就是 朕即国家 、 言出法随 ;从现实上讲, 人治 就是凭主观办事,以言代法。在某种意义上, 人治 是专制主义、家长制的同义语。
人治 的科学内涵包括如下几点:
(1) 人治 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君王都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他们依凭着自己的意志去行事,去处理国家的各项事务。国家的前途命运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之身。孔子的 为政在人 、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思想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 人治 在形式上表现为最高统治者的 个人意志之治 。这是人治的形式内涵,也是人治的外在表现。在人治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随心所欲地做出各种政治决策、处理一切臣民的人身和财产。一切事情的处理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主观好恶,一切臣民的生死都在其一念之间。最高统治者的言语即圣旨,即法律。所谓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是为其证。
(3) 人治 在实质上体现为不受任何制约的 绝对或无限权力之治 。这是 人治 的实质内涵与本质特征。最高统治者之所以能完全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处理、决断国事,根源就在于他掌握了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无限权力,人凌驾于任何制度之上。
2.中国传统的 人治 政治模式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 人治 传统的国家。这表现为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奴隶社会,以超自然形式出现的 神 代表着特定的阶级意志和利益,从而被人格化而成为君王的象征,形成了被神化的奴隶主贵族专政, 君权神授 则成为他们统治和压迫的理由。如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注:?诗经#商颂?),商代统治者认为他们的权力和政治行为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君王是神的化身,代表神来行使权力。因此,他们就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而奴隶则为最低等级的人。他们还实行宗法制,奴隶主贵族对奴隶进行压迫,把奴隶当作自己的劳动工具,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占有。
在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家 人治 思想的影响,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儒家的 人治 思想主要强调的是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政治上,实行 八议 、 八辟 等等级制度,严格遵循 礼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 的规定来区分人的身份地位。他们还实行分封制以及世袭制,极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优待封建皇室贵族、官僚统治集团,地主阶级又极尽残忍地压迫和剥削下层人民;君主又通过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及郡县制等,来强化自己的权力。皇权专制主义在明清时期通过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以及诛杀功臣,制定跪拜制度等发展到极致。隋唐以前,中央集权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是在士族门阀政治基础上发展的,士族门阀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等级。直到隋唐时期,科举制才为庶族地主提供了参与政治、入朝为官的渠道,从而变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为庶族官僚政治。
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个古代中国是一个以 人治 为主的社会。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 法不阿贵 、 刑无等级 的思想,但就其本意来说,并不在于强调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于强调君主推行法令时,不管是大夫还是庶民,只要违法一律不赦。这是因为法家的立足点是君主,目的是以刑治民,而对君主的权力没有任何约束力。它有别于古希腊法家思想强调的人人平等,立足点在民,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更与现代中国的 法治 相去甚远。
3 人治模式向法制模式的转变
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转变,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政治模式开始由 人治 向 法治 模式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正式启动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制度与体制错位的政治形态得到改观,从此中国踏上了法治化的正途,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于是,党的十五大将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治国方略提出,从最权威的战略高度对法治进行发扬;十六大又将 依法治国 确立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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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卷第1期工会论坛Vol.15No.1 2009年1月T rade U nions%T ribune Jan.2009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江泽民同志提出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要 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法治建设成为我们实践和构建的宏伟目标。
二、中国现代的 法治 模式
1. 法治 的本质及其科学内涵
关于 法治 ,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含义。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法治建设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与 人治 相对立的,其基本意义是依法办事,强调法律应该得到普遍的服从和遵守。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 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指定的良好的 。他强调法治实施的前提必须是有良法,并且要表现公共意志,社会成员都普遍服从和遵守它。
法治的科学内涵:
(1) 法治 强调的是 法 的作用, 法 是一切法治国家的灵魂和原则。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律权威作为基本原则,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都在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下进行。
(2) 法治 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基本意义是依法办事,强调依法办事的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依法办事不仅指普通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就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高层领导人)也不例外。
(3) 法治 的主体是人民。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依法进行,各项事业依法推进。
(4)从 法治 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来看,它规范的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的利益。这是法治不可或缺的内涵。它体现的是人民民主化、程序化、秩序化的一种生活方式。
2.中国现代的 法治 模式
中国现代法治是建立在主权在民、民主立法、司法独立基础上的,是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譬如尊崇民主、保障人权、追求平等、良法之治、权利本位等的一种正向价值取向的法律精神的综合体。同时,它又受到中国传统观念和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和精髓。现代法治强调中国的各项事业都要在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下进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坚决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
(2) 以人为本 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核。现代法治尤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依归,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人文色彩的法律法规,特别注重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基本权利,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这些规定弥补了以前法律中的漏洞,充分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思想 ,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民主是中国现代法治的精神底蕴。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广大人民享有参政议政、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的权利;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环节上,也尽力贯彻民主原则。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人们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4)公平正义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现代法治精神崇尚公平,主张正义,要求法律制度及规定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不偏不倚,真正地保障人民权益,使国家政策得到真正贯彻和实施。
(5)科学化和进步性是中国现代法治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现代法治不仅要求有 法 ,而且要有良法、科学的法来支撑。它不仅要求在形式上完备,在内容上合理,更要求 法 在执行过程中要科学有效。中国目前已经有较为良好的法治体制,并表现出了良好的法治现象,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要公正立法、严格执法、司法独立等。这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具有独立于立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个人而从事独立地审判的权力;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坚持公正的原则,执法机关在执行任务时严格依法办事。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法律的普遍性、至上性的要求,即国家机关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代表,他们不能依附于某一社会利益集团,而必须站在各方面利益之上。另外,这样做也是限制权力高度集中和防止权力滥用的需要。
综上所述,把民主、人本、权益、公平、正义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础价值,实行法治,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这样中国的法治道路就有了理性的价值导向,而在理念层次的法治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法治价值的合理选择与恰当定位。法治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可防止因掌权者个人私欲膨胀而产生的腐败,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能够保证决策科学,保障现代化事业稳定、有序的进行。因此,从社会发展来讲,中国政治由 人治 走向 法治 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中国还正处在飞速发展的阶段,在发展中不断会遇见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的法治模式还不能够健全,在某些问题的规定和治理上难免会表现出滞后性等缺陷。但它正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国家领导人也在根据我国特定的国情,探寻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更为合理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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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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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周莎:从 人治与法治 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人治、法制、文治
人治、法治、文治 人治就是使用强人治理，人治依靠的主要是管理者的个人影响力，其人缘、风格等在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旦管理者变更，换成其他人来管理公司，被管理者可能出现不服，公司就会陷入混乱。同时人治模式前后标准难免不一致，管理上随意性很大，权力主要集中在上层，执行者没有规章可循，需要见机行事，遇事必须请示上级。 法治就是建立制度，淡化人治，通过制度化管理来提高效率。对企业管理来讲，建立制度并不难，难点在于如何执行，谁去执行。 当企业再进一步发展壮大，部门和员工进一步增多，法治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此时就需要有一种意识、思维来引导员工的行为，这就是文治，以文化来管理企业。对于企业来说，文治强调以人为管理的核心，建立学习型组织，领导靠教育培训来引导员工，对员工实行自我控制，自我管理。 我认为我自己、收银员、本部门都处在法治阶段，在执行制度时，遇到不熟悉的人，员工基本上能坚持按原则办事，但一遇到自己的上司、领导、知心朋友来办事，我们就很容易就走了捷径，人为改变了制度和流程的刚性，久而久之，制度和流程就成了虚设。这也是日后我需要反思和改正的地方。 人治是依赖领导的影响力来管理员工，一旦领导不在或领导变换，管理的难度就加大，而且新领导很难复制这种管理方法，必须重塑影响力才能有效管理。法治是依赖法律、制度的刚性来约束员工、堵塞漏洞，但法律和制度需要依赖强有力的队伍去执行才能见效，一旦遭遇法律、制度真空或执法缺位，管理就会出现漏洞。文治就不同，它依赖的是强大的文化，文化的范畴非常广，它是无形的，不处不在，无孔不入，伴随人的一生，影响深远。作为管理者，做到明察秋毫，适时推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才是明智之举。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一、法制与法治概念 法制（Rule by Law），法律和制度。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任何国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法治（Rule of Law），是指在某一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不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与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 二、法制与法治的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谈谈企业管理中的人治与法治
谈谈企业管理中的人治与法治 ( 任何企业都会面对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规模小的时候主要依赖于人治，老板的一句话就是“圣旨”，严格遵照执行，凡事都需要请示与汇报。待企业规模壮大起来后，管理者越来越意识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于是将内部各项制度的建立提到日程上来。希望通过“法治”实现企业规范化、规模化管理，这些制度是企业中的“宪法”，将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现象都要考虑进来，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这样，企业运营中的正常事务就可以按照规矩和流程办理，不需要都请示领导定夺，将领导者从繁琐的事务中拯救出来，思考更高层面的问题。现实中的成功企业，其管理风格往往千差万别，都不尽相同，但有一些议题是任何企业都不能回避的，例如企业愿景、战略规划、产品定位、人治与法治等等，这里我们专门来谈谈后者。 我们先来看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治涉及到的对象可能是老板，也可能是各级管理者，这些人首先是能人，在技术、管理、思想等方面有过人之处。当他拥有很高威望时，可以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企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需要这样的能人，人治也是可以为企业带来很好效益的。但是，严格来说，人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或者说这是一种不理性的管理，且风险很大。当老板无暇顾及时、当各级管理者离职或怠工时，企业管理工作就会陷于被动，甚至瘫痪，这样的管理给老板提出了“三不”要求：不能生病、不能有自己的事情、不能死
亡，老板首先是人，可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不人道的，这是人治带来的弊端。 我在这里不是抨击人治现象，而是分析它。假如人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就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可见，人治是一把双刃剑，而法治是企业管理的根本。 下面我们以员工忠诚度为例来做个分析。在很多企业中，会把“核心员工保留率”作为衡量团队管理者成效的一个指标。说到这儿，我们要先来分析核心员工为什么要离职，可能是有了更好的机会（更高的待遇、更适合自己的岗位等等），也可能是看不到前途。如果年复一年仅仅意味着年龄的增长和不断的重复自己，在企业中既没有补血的过程，也没有创新指导，更看不到未来的成长路线，那么员工的内心（尤其是年轻人）就会同时产生职业倦怠感和内心恐惧感。这时，仅靠“能人”的伶牙俐齿和人格魅力去说服对方，即使“忽悠”成功，也是一时的，不能代表一世，因为治标不治本，核心问题并未解决。换一种思路来设想：首先，很多年轻人刚进入一家企业时，往往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发展，即便有也是肤浅的，例如招聘时就有人提出“我希望自己能带一个团队”，当被问到“你为此做好了哪些准备”时，就答不上来了。但是当新员工进入企业马上就能看到企业为自己的岗位设置的成长路线图，清楚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以及配备的学习和积累途径时，他的动力很容易被焕发出来。“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随着成效逐渐显现，他的信心会更强，动力会更足。同时，他还能了解到：多长时间、达到什么标准可以加薪，可以晋升；达到
人治必定高于法治
人治必定高于法治 在现代管理学中，以“规章制度”为代表的“法治”的地位明显要高于以彰显个人能力为核心的“人治”的地位。这从思想上导致了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在遇到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前规章制度是如何规定的？以前的规章制度里面能不能找到答案？ 朋友的公司有位领导，由于公司“法治”进程缓慢，他便经常“绕过”公司的规章制度去试图解决那些以前没有规定的新问题。这种行为看上去似乎与现代管理学精神相违背，他人也被同行扣以“人治”的帽子。下面，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本质： 一、现代管理学是理想状态下的管理科学。 现代管理学中“法治”的思想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理想化的基础之上的，通常认为人或事物都是按照他们自然的状态在思想行动或者发展变化，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较为单一，是可衡量的。这个道理有点类似于物理学，在“绝对光滑”、“绝对零度”等物理理想状态条件下，可以忽略掉其它无关紧要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准确的物理结论。但是，对于管理之中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而言，理论上可以忽略的，实际上却不能被忽略。 二、新问题没有规定如何解决。 对于新问题，如果规章制度不完善，找不到现成答案是完全可能的。而如果这些规章制度制订得过细或者没有指导原则，没有明确地指出遇到新问题的解决办法或者解决方向，这就必须要绕过以前的规章制度，运用新办法在新方向上去寻求解决思路。否则，这个新问题也一直会是个新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三、人治和法治相互促进，但是动力却是人治。 规章制度实际上是前人对管理实践各方面的概括和总结，成文后供大家遵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又会不断地出现新问题。在以前规章制度无法解决的前提下，必然会用新办法来解决新问题，然后再通过修改或者补充，行成新的规章制度，再执行下去，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我们从中可以得出：法治是执行的关键，人治却是法治前进的动力。 综上所述：在理想状态下，法治是健全、完善的，不会出现新问题也不需要修改或者补充，人人都遵守法治。而在实际情况里，法治却是不完善的，人治作为法治的
认真对待人治
认真对待人治 来源：作者：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 啊，中国，啊，中国， 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春天的故事》 问题 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法治是当代中国应当追求的。在流行的法学话语中，人治往往受到批判，甚至被等同于专制。从普及法治的常识、促成当代中国的制度形成、确立人们对法治的追求而言，这种近乎宣传的文字也无妨，但是，若是将这样的文字当作法理学，则有重大纰漏。如果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真的是如此优越，而人治真的是如此恶劣，且反差真的是如此鲜明，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还会有长期的“人治”和“法治”之争？人治又怎么可能曾经长期被一些伟大思想家作为一种治理社会、国家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些思想家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都一目了然的选择之间选择了人治？难道，我们的前人真的是如此愚蠢，而我们真的是如此聪明？如果从这种进路来思考法治与人治的问题，首先会把问题太简单化了。从理论思维上看，这种论证方式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其次，这种论证也就势必将法治和人治的讨论道德化，或者是将人治论者视为傻瓜甚至坏蛋，他们为了追求个人权力不惜损害全社会、全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评价引导下，就不可能认真地理解和尊重古代诸多伟大思想家的研究。第三，这种分析也容易将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简单化，似乎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只是一个领导人的认识和决心的问题，而完全忘记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产物。 事实上，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可能是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只有打老虎的武松才能算得上英雄，如果打的只是一只老鼠，恐怕武松的名字早就被人们遗忘了。而且，既然是一种
真正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真正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现在，我们对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在我们国家，从古代封建社会，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其中也有法律条文的制定，也有法治机构，还有法治制度的执行，但是我们还是处在人治时代，或者留有很深的人治痕迹。 邓小平提出必须加强法治，使我们的法治要制度化、法律化，这就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了，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之后，紧接着还发生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什么叫“法制”到“法治”的转变？“法制”是制度的制，后面的法治是治理的治理。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迎来了依法治国得以确立的伟大时刻。我们国家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是在党的“十五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五大”以后，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依法治国又有了新的进展、新的变化。在“十六大”报告当中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命题，“十六大”把它提升到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七大”又进一步的加以肯定。到了“十八大”又加上了一句话，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从“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我国把依法治国从命题提升到基本方略、基本方式的高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又有新的发展，体现在更加明确的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且要建设、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我们迎来了依法治国的新阶段，就是这次四中全会，迎来了中国法治化的新时代。
为什么四中全会要专门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是因为依法治国在当前还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下面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做分析。 第一，从党政领导干部的角度分析。虽然提出依法治国30多年了，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样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在一些干部的头脑里法律还是不很重要的。 例如，就在前不久（10月17日），湖南省华容县召开了一个公布公判大会，把一些犯罪的人拉出来公开的示众，这个事情是违法的，因为我国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下令，要禁止对已决的犯人或者未决的犯人进行公开示众。犯人固然犯法，但是不能去侮辱他、去凌辱他，但是一些干部还是不讲法，还是习惯的思维。 第二，从公民的角度分析。我国从1986年开始，连续搞了6个普法教育，力度很大，虽然经过六个“五年计划”的普法，但是很多老百姓、民众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中国人在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是比较轻视法律的，没有什么法律的理念。中国人讲“三个大”，人是大于法的，情是大于法的，权大于法。在西方国家，一些公民出了问题，首先会想着去找法律上的依据，去看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或者哪儿没有错，他们是寻求法律的帮助，最后听从法律的裁决。可是中国人要出了事，首先想到的是要赶快找人，去找关系。正因为在依法治国当中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所以现在要认真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问题。这一次通过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是为依法治国描绘了新蓝图，正因为有了这个新蓝图，我们才能够说是真正完成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现在就是要把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只有实现了依法治国，我们的两个百年目标才能够顺利实现。
论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并推进依法行政，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习近平在十八大四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自依法治国被提出之后，不论从什么方面都可以觉察出中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在加强。依法治国，即法治。法治一词由来已久，《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汜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但是当时所谓的法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的，包括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个层次，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运行机制；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托马斯哲学学派创立者阿奎那曾说过：“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以法治国”是用法律去治国，法律只是用来治国的工具，这种“法治”，主体是国家机关，是手里掌握权力的人，治理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依法治国”是治国必须依法，这种“法治”，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对象有可能是滥用国家权力的当权者。以法治国时代，官员的权力缺乏约束，缺乏充足的监督机制，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习近平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依法治国就能实现这种目标，依法治国要求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与法治相对的是人治，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利的不相制衡为前提，总之就是有集权者。人治建立在集权的基础上，其核心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人治的理想模式是德治。德治最初由儒家提出，主张“为政以德”，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封建君主专制时期君王是一国主宰，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一国之兴盛与否完全取决于君王的道德水平能力高低，有贤明者如唐太宗，建立贞观之治，创造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太平；也有暴戾者如隋炀帝杨广，重用严刑酷吏，赋税高居不下，社会动乱，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人治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故会有“朝令夕改”；人治要求集权，故会有“一家之国”之说；人治以掌权者为主体，他们会利用法律为了自己谋取利益，为他们的亲人谋取利益，而他们的欲望与个人情感更会影响治理，故在封建人治时代，
法制、法治、人治区别
一直以来都很困惑，我们的国家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一个法治社会还是一个人治社会呢？ 首先来看看人治，人治比较好理解。我从网络上搜了一些人治的解释，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人治的解释：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 1.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 2.与“法治”相对。主张“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 所以从儒家的思想来说，他们推崇人治为主，法治辅助。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主流思想。社会发展到今天，儒家的思想在继续发扬它的作用，但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已经摈弃了人治的内容，加强了法治的部分，因此我相信没有一个执法者承认现在是一个人治社会。
再看看我搜到的对法治的解释。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需是法律或法规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或法规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 要真真彻底实施法治，很难，所有的法律都是人来制定和执行，只要有人参与就会有感情和思维在里面，就不会像机器一样毫无思维的执行。 最后来看看法制，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任何国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 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我们在看看它们的区别：
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法理二 1.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 在法治社会，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须服从法律。即使领导人或统治者认为法律有所不妥，在法律未改变前，必须守法而不得违法。 在人治社会，治国的最高依据是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治国依赖其智慧和能力，规则法律经常可以被权力拥有者一言以立、一言以废。领导人或统治者地位高于法律。 2.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在法治社会，法律至高无上。与任何组织与个人相比，法律高于个人意志。与其他规则相比，法律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可以说，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 在人治社会，由于统治者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因此法律充其量只是统治者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 3.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在法治社会，所有的公共性权力都应有合法性依据。法律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 没有法律依据的公权力都为非法。 在人治社会，“朕即国家，朕即法令”，领导人或统治者即能创造法律又能超越法律。 4.政治和观念基础不同。 法治以民主作为政治基础，并且往往与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相联系。 人治以专制集权作为政治基础，并且一般并不奉行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理念。 5.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同。
法治往往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常常是少数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 6.生效依赖的基础不同。 法治强调法律，其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看人们的道德水准，更依赖于法律制度的优劣。 人治强调个人的威望、智慧、能力。人治的成本高低、效果好坏除了依赖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 7.治理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不同。 人治多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法治具有比人治更大的确定性、稳定性，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8.规则公布出台的时间不同。 法治是事先之治，按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律适用。 人治是事后之治，便宜行事。往往先依照个人意志行事，之后再制定规则。
浅谈企业管理(三)人治、法治、无为之治
浅谈企业管理（三） ——论人治、法治、无为之治对于企业管理的看法多种多样，按照管理的方式，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其分解为三种基本方式：人治、法治、无为之治。在我们日常的管理工作中，我们或许无法将这三种基本方式分得很清，基本上都是进行搭配使用。而如果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则必须将它们拆分出来才能讲得透彻，用得恰当。 首先，我们先将三种管理思想进行描述： “人治”思想来源于儒家管理文化，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关系。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主张管理者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 “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管理文化，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两者互为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理”、“依法办事”的管理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制度至上”、“制度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制度的形式化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无为之治”思想来源于道家管理文化，“无为”其实也是“无违”的意思。指的是
从人治到法治
从人治到法治，我们还要走多远？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谭兰英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公报对“依法治国”的性质、制度基础、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作出了详尽的阐述，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建设目标，极大地丰富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践空间，必将对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政治运行过程、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司法制度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中国文明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治理模式。庙堂内的皇帝---官僚士大夫与庙堂之外的乡绅—儒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联盟关系。作为社会的治理主体，他们以儒教意识形态为主要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在处理各种政治、行政和司法事务中，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行为模式。虽然当时的法律在社会治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治理者不能随意违背的重要准则，但是因为法律难以规范千差万别的具体事务，在实践中，往往需要治理者根据儒教意识形态的原则做出临机决断和自由裁量，各层级、各部门主官的主观意志往往成为行政和司法决策中的决定性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级党政机关都是依靠“红头文件”来指导和规范自身的工作。因为这些“红头文件”，给予各级党政机关的只能是对某些问题的原则性指示，其规范类型与法律原则相近，远不能具备法律规则所特有的具体而微的规范效力，因此，事实上，仍是赋予各级党政机关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立法进程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包括行政法规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逐步地建立健全起来，但是由于改革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本质，突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本身，在许多时候，就难免会有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界限的可能。再加上各级党政机关在推动地方经济建设过程中，每遇社会矛盾，在解决中，为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很少
德治,人治,法治
德治，人治，法治优缺点 人治、德治与法治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而且也是历代王朝采用的统治方法，对其加以分析和认识，对于我们
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具有借鉴作用。 一，法治，人治，德治的含义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原创性表述：“法治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指定的良好的法律。”在这个界限中。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 法律是大家按照社会普遍规范制定的，而且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亦即这种法包含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人类价值要素。他使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之后，必须受到时间的评判和检验。法治是一种以“法德”来统治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他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他排斥以人为核心的统治方式。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即“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它强调的是掌权者和普同公民都要服从法律。“以法治国”它强调的是统治者用法律制度管理人民。 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个人或集团因为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阶级统治的社会体制。在我国，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理国家的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人治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所提倡的，即个人要服从君王的统治。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常见于我国的封建社会。用君
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德治的概念，可以说有不少争论和分歧。德治的“德”，不仅仅指道德范畴，它还包括：风俗、习惯、信仰、伦常、礼貌、道德、信义等含义。在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德治就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相配合的社会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二，法治，人治，德治的优缺点 （一）人治 “人治”主张权力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中，君主和统治阶层不仅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理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收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拥有国家、统治民众。在人治国家中，官本位观念盛行。因为掌握政权是发财致富，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所以人们普遍崇拜权力，漠视法律。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后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思想构成了巨大而严密的权力
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法的精神最一般最本质的表现，同时亦是我们理解法的精神，把握法的本质的基本范畴。 人治是一种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和能力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式。法治是以民主为前提，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确保权力正当运行为重点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 法治与人治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1.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须服从法律。在人治社会中，领导人或统治者具有超越于法律的权力。2.法律地位和作用不同。法治社会，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是手段更是目的。人治社会，法律充其量只是统治者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3.政治和观念基础不同。法治以民主作为政治基础。人治以专制集权作为政治基础。 传统中国法的根本精神是：人治。 根据现代法学，国家权力和政务可以划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而在唐、明、清三朝国家机关与权力结构中，凌驾于一切权力至上的皇权的合法性，在传统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传统中国法人治精神与中国古代法同时起源并建立在性善论与性恶论结合的哲学基础上。在现代哲学视野中，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和法律中的人治精神渐趋加强。 西方法的传统精神是：法治。 西方法治精神最早形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逐步确立的过程中。法是在贵族与平民的不断斗争与相互妥协中生长起来的。如何运用法律来实现有效的治理，答案即是三权分立。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贯彻了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分权与制衡。 在现代社会，由于深受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相信，法治总体而言要优于人治。因为法治所依赖的法律比人治所依赖的领导人的智慧和才能，具有更大的确定性、稳定性，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17章 人治与法治
第十七章 人治与法治 第一节 人治及其形态 一、神治 二、德治 总的说来，人治具有不同形态，甚至会有人治与反人治、非人治形态的混合。例如，鼓吹希望通过一种“绝对权力“来建立君主独裁，依靠强有力的专制统治达到统一民族国家的目的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强调统治者对国家进行统治，目的就在于夺取政权和保持权力；强调目的决定手段的政治强权主义。但是，马基雅维利绝非君主专制制度的护士，他认可最优政体是民主共和制。随后的霍布斯也主张实行一种开明的专制统治，认为法律是来自统治者的命令，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君主应该是自然法的忠实捍卫者，他应该确保臣民的生命、财产和幸福。他既迷信专制统治，也试图限制政府权力。 第二节 法治及其表现 法治既是思想范式，也是制度体系，更是实践模式，且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 一、法治的思想脉络 （一）西方的法治思想 古希腊罗马法治思想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是坚定的拥护者、倡导者，西塞罗丰富了法治的具体内容。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法治思想是神学的分支，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数奥里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人文主义。 启蒙时期的法治思想是以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西方法治思想在二战后呈现出新的特点。 （二）中国的“以法治国”观念 首先，在统治者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他强调君主守法、治者循法。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1“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2他强调：“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3然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君主独揽大权、君尊权重，才能保证令行禁止，实现以法治国。“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4也就是说，只有“秉权而立”才能实现“垂法而治”。 其次，在法律的运用上，主张重刑主义。“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禁奸止过，莫若重刑。”5只有通过严刑重罚，才能达到去奸的目的。由于我国古代法制具有诸 1 《史记?商君列传》 2 《商君书?一言》 3 《商君书?君臣》 4 《商君书?修权》 5 《商君书?去强》
人治与法治的思考
关于 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同人治是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在目的和愿景之中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希望社会安定富足、百姓安居乐业，总不会有统治者和管理者愿意国家混乱、受人欺凌。两者的分歧仅仅在于最终的或主要的手段是法还是人。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冷静的心态来思考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所谓“人治”，就是依主观办事，有法不依，以言代法，并非按照人多人少来治理，人治即，按照掌握权力的人的感性思考去行事，也就是全国人民共同使用一个脑袋，共和以后，人治的表现是用政党的形式来治理，用政党的形式来维系人治的状态。所谓“法治”，简单的说： 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两句话，叫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肯定了这两句话，又增加了两句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上四句话就是党中央强调的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含义。 很多人都在思考究竟是人治大于法治还是法治优于人治，针对这些说法不一，也各有各的道理。总的来说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在于，法治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完善与否以及执行的好坏，而不是那些有权力、有威望的领导者。人治的理论则恰好与此相反。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并且特别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同那种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数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都是行政权力往往是大于法律效力，这和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有着关系，毕竟成为一个严格的法治国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在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之风时，人们大肆批判人治，寄希望于法治，似乎只要国家实行了完全的法治，天下就没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其实，不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会有其局限和不足之处。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长期以来，关于儒家强调人治而反对法治的说法，一直占据着学界主流，对此，尚需仔细辨析。 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一个典型是西晋时的大臣杜预。他曾经参与《泰始律》的制定，强调法律应当简约直白。“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晋武帝令杜预制定考课黜陟制度，杜预则认为，治理国家靠人而不能靠法。“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人治是根本，法治会导致恶性循环。“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所以，杜预抗命不从，反对制定考课法令，而是主张各级长官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各考下属，每年把自己的下属按照优劣排出顺序，累计六年的排名顺序，决定升降迁置（《晋书?杜预传》）。 大体上，古代学者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以法家最为典型，韩非把这种法治思想推到极端。而儒家多是主张人治的，杜预只是其中之一。从战国的荀子提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一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反映出儒家的治国思路。今之学者，往往把这种主张一概划入与法治对立的人治范畴，乃至加以批判，认为
这种人治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人治和法治是否就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排斥关系？主张法治最为激进的韩非，同时又承认术和势的作用，难道用术就不是一种人治？反过来，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恰恰是儒家各派分支中对制度作用最为强调的，从他对礼的重视就可看出这一点，难道隆礼就不是一种法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是不是有点简单化了？ 就拿反对制定考课法令的杜预来说，他反对“去人而任法”，却并不主张“去法”。他所主张的六年累计优劣以定黜陟，依然是一种法治，不过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法治而已。杜预的观点是：“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故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大意是，考课官员十分复杂，官员职责千差万别，衡量起来难易不等，如果简单按照制度规定，很有可能难以考核的就轻轻放过，而容易测定的就抓住不放。这就全靠主管官员用心衡量，区别情况灵活处理。要在法令之上赋予实施弹性，不可能严格执法就万事大吉。再拿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来看，他一方面主张人治，认为君主的表率作用最重要，“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另一方面又说礼制是国家根本，“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
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在于，法治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整个法律与制度的好坏，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领导人是否贤明。人治的理论则恰好与此相反。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并且特别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同那种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数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则区别的。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人治论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论强调依法治理；（2）人治论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法治强调对事不对人，提供一般性规则；（3）人治论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弘扬民主，保障共和国体制。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法治的优越性十分明显，一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即人治），……就是说，依法律决策优于一人的决策，法律不受人的感情因素的影响而能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二，法治有监督体系，能有力地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已成为一条公理。第三，法治能客观地反映和作用于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交换自由与主权明确，要求合法权利得到可靠保障，……而这些只有通过实现法治才能全面达到。第四，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就没有保障，也不能发展。……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法治。尽管这里还有一个过程，但最终走向法治是不可避免的。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一般可概括为四个方面：（1）人治论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论强调依法治理；（2）人治论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对事不对人，提倡一般性规则；（3）人治论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弘扬民主，保障共和体制；（4）当个人与法律不一致时，法治强调“法律至上”，而人治则是个人权威至上。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在价值理念方面，法治追求民主、人权尤其是自由平等，人治则与专制、等级特权和奴役具有亲缘关系。…… 2．在法律的地位方面，法治强调法律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模式。因此，在法治社会里，法律会受尊重、遵守乃至信仰。而在人治状态下，虽然也有法律，但法律的调整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人治”来说，法律是不重要的，有时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在人治社会里，法律不受尊重、不被信仰甚至受到蔑视或厌恨。 3．在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方面，法治奉行“法律支配权力”的原则，而人治则奉行“权力支配法律”的原则。对于法治来说，通过宪政和法律限制，约束和规范权力，是其生命所在。但在“人治”看来，权力尤其是最高领导的权力，不受制于法律，不对法律负责，才符合其本质要求。
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法理二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1.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 在法治社会，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须服从法律。即使领导人或统治者认为法律有所不妥，在法律未改变前，必须守法而不得违法。 在人治社会，治国的最高依据是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治国依赖其智慧和能力，规则法律经常可以被权力拥有者一言以立、一言以废。领导人或统治者地位高于法律。 2.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在法治社会，法律至高无上。与任何组织与个人相比，法律高于个人意志。与其他规则相比，法律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可以说，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 在人治社会，由于统治者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因此法律充其量只是统治者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 3.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在法治社会，所有的公共性权力都应有合法性依据。法律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依据的公权力都为非法。 在人治社会，“朕即国家，朕即法令”，领导人或统治者即能创造法律又能超越法律。 4.政治和观念基础不同。 法治以民主作为政治基础，并且往往与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相联系。 人治以专制集权作为政治基础，并且一般并不奉行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理念。 5.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同。 法治往往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常常是少数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 6.生效依赖的基础不同。 法治强调法律，其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看人们的道德水准，更依赖于法律制度的优劣。 人治强调个人的威望、智慧、能力。人治的成本高低、效果好坏除了依赖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 7.治理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不同。 人治多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法治具有比人治更大的确定性、稳定性，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8.规则公布出台的时间不同。 法治是事先之治，按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律适用。 人治是事后之治，便宜行事。往往先依照个人意志行事，之后再制定规则。
法治,德治,人治辨析作业
“德治”“法治”“人治”辨析 姓名：陈龙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江主席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党的十七大前后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使法治、德治、人治三者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理论界和现实生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人治和法治入手，在理清了二者的关系之后，再讨论德治，以期获取解决问题的一条捷径。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论述了人们对法治和德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法治存有不足，人治和法治各有所长，应该从总体上加以审视；第二、三部分是正文，系统的阐述了法治、德治、人治三者的含义及其关系。第四部分是结论，在总结上文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实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 关键词：法治，人治，德治 一，导论 人治与法治谁优谁劣，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论。主张人治的认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人因为获得了权力，或者因为本身的杰出素质和机遇而取得了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主张法治的人则认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圣人能够永远不犯错误，引领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人治者眼中，法律只是统治他人的工具；而在法治者看来，法律本身就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它要求一切人都服从于自己。 从表面上看，法治似乎更加具有优越性，但人治却一直存在于历史的舞台中。它们之间的斗争从未结束过。新千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出重要讲话，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这一主张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理论界，法治的优越性受到置疑，德治、人治、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开始困扰着人们的心灵。 本文将从人治发展到法治的历史进程入手，以自己的拙见，回答以上问题。同时也指出人治与法治两种模式各自存在的优点与不足，使读者认识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确立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