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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文化教学内容展开研究以来，对外汉语的教学内容在研究探讨中不断完善。研究初期，文化教学内容局限于文化因素的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专门开设文化课进行文化知识教学的重要性。下文把文化教学内容的研究分为文化因素研究和文化知识研究两部分。
（1）文化因素研究
在研究初期，文化教学内容局限于文化因素的研究，所谓“文化因素”,是指隐含在语言中，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围绕着文化因素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关于文化因素的分类，张占一（1984）《谈汉语个别教学及其教材》最早提出了“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的概念，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称之为“交际文化”。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赵贤州支持这一观点，并把交际文化因素进一步分为十二小项。吕必松在接受“交际文化”这一术语的前提下，给交际文化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还把“交际文化”进一步分为“语言交际文化”和“非语言交际文化”。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周思源从分类学、语用主体的趋同心理和语义范畴等方面，对“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的分类表示质疑；董树人也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设立“交际文化”这一名目，叫它“文化差异”就足够了。除了赞同派和反对派以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其他角度对文化进行分类和梳理。主要代表学者有：陈光磊将文化分为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魏春木、
卞觉非将文化导入内容分为文化行为项目和文化心理项目；胡明扬将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分为特定语汇、特定表达方式、特定语言习惯等六大类；梅立崇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分为陈述性文化知识和程序性文化知识。
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另一个研究热点是文化因素教学的方法与原则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共出现过四种观点：文化导入说、文化揭示说、文化融合说和文化语言有机化合说,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文化导入说。赵贤州先生最先提出文化导入说,并对文化导入的原则作了探讨,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文化知识的同步导入时必须遵循阶段性、适度性、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此后,魏春木、卞觉非、陈光磊、张英等人也先后对文化导入的内容、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2）文化知识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提出在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高级阶段开设文化课进行文化知识教学的必要性。文化知识方面的研究相对于文化因素的研究来说起步晚，研究较为薄弱当前的文化知识教学的研究重点局限于讨论文化知识教学的重要性和与文化因素教学的区别上，在文化知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等级大纲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有关文化知识教学必要性的研究有：韩鉴堂（1993）《论对外知识文化教学》从学生需求和知识文化对提高交际能力的作用两方面论述开设知识文化课的必要性，并讨论了知识文化课的学科独立性和知识文化教学的方法。1994 年，对外汉语教学定性、定位、定量座谈会的《纪要》一文中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划分为文化因素和
文化知识两部分。这次会议把文化知识纳入对外汉语教学的范畴。张英（1994）《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提出有必要把“汉语中的文化教学”和“汉语文化教学”这两个易混淆的概念区分开来，“汉语中的文化教学”指的是汉语教学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汉语文化教学”指的是文化知识教学；充分肯定了文化知识教学的重要性。有关文化知识教学内容、层次等方面的研究有：马叔骏、潘先军（1996）《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层次》提出文化课为语言课服务，开设专门的“中国文化”课,其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汉语；文化教学的层次要依据学生汉语水平和从属的“文化圈”，文化教学的侧重点应放在中国物质文化上，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内容,对于一个母语非汉语的留学生来说,要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实在难度太大,对于教师来说也难以介绍清楚。唐智芳（2012）《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肯定了文化因素教学和文化知识教学，并把具有世界价值的中国特色文化也纳入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范畴，把文化教学的范围扩大化了。韩滢（2012）《对外汉语中的文化课教学研究—以广西医科大学为例》以广西医科大学所开设的文化课为例，通过对不同形式文化课的课程性质、教学目的和要求、课程设置和学时安排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发现在对外汉语文化课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不同级别学生的文化课程设置、教材的编写、教师的个人素养这几个方面，对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提出了建议。
有关具体文化专题教学的研究有：杨艳（2010）《中国对外古典园林文化教学方法探析》以中国古典园林文化教学为背景,根据学习
者不同的汉语水平,确定了具体的教学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语言教学法、比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和话题教学法。康洛（2010）《以十二生肖为例设计对外汉语文化专题课程》立足于文化教学的设计,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为例,设计了对外汉语文化专题课程,分析比较了十二生肖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文化差异,使留学生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如何结合，语言教学中应该结合哪些文化、多少文化等一系列问题还未解决；我们期盼已久的对外汉语文化等级大纲尚未出台；还未形成专门针对文化教材的切实可行的评价系统。这一系列现状都导致目前文化教学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在目前文化教学还不成熟的背景下，科学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大胆尝试和果敢批判都是文化教学前进的不竭动力。
二、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因素研究
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成果如何，标准之一就是看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情况。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质量对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有直接影响。如今，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已从年代的结构与功能相结合时期进入到年代“结构一功能一文化”相结合的阶段。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教材中加入文化因素是十分必要的。周思源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中，从宏观
角度对文化在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强调了文化传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必要性。杜道明编著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文化概说》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汉语国际推广与文化观念的转型》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注意到了文化传播对汉语国际教学的推动作用，肯定了文化三、对外汉语习得研究导入对外汉语教学的价值。研究文化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教学实践能够直接获得的宝贵经验。《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融入研究一以孟加拉课堂实践为例》分别从中孟两国的文化背景出发，分析了教学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是对外汉语教师根据自己课堂实践写出的经验总结。《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导入》以美国课堂教学实践为基础，论述了作者在教学过程文化导入带来的实际课堂效果。但是与逐渐成熟的语言教学研究相比，文化教学的研究还是远远不足的。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文化大纲以及针对这样的文化大纲进行的研究，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实践中对文化内容也缺乏足够的重视，缺乏对已有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及教学实践中的文化教学的分析。从现有成果来看，对外汉语中的文化教学研究仍具有表层性、非系统性等缺点。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为一个跨学科课题，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讨论，并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有些学者采用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有些学者从新的视角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并联系对外汉
语教学实际，讨论如何在教学中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双赢”，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重要性
有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要在外语教学中重视文化教学，认为“学习语言，一方面要学习规范的语言，另一方面要学习正确地运用语言”（王钟华，1991）。进入新世纪，研究者更是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讨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指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是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而带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深入拓展，在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张德鑫，2001）。由此可见，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已成为一种趋势。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
上文已经提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树立不同的文化观，换言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与我们文化本体研究中的文化是不同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更多地是从交际的角度、实用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此，周思源（1992）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观念》中较早地作了论述。他认为：“我们建立的文化观念归根结底要服务于教学，以是否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取舍标准。”张占一（1990）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
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和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周思源（1992）提出学生的五种需求，也就是要从学生的需求来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知识进行取舍和分类，内容比较宽泛，没有提出具体的分类标准。但其后的葛中华（1994）进行了“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的划分，“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进行考察和研究”。此种分类完善了“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的分类，也就是说这样的划分更为细致，“避免了‘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在外延上前者包容后者、在内涵上也含混不清的情形”（葛中华，1994）。同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可以据此来进行文化大纲、文化教材的编写。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分阶段来研究。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不同的。张占一（1990）、王钟华（1991）和王学松（1993）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在语言教学中要分阶段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基本上认为在初级阶段要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同时文化教学内容为“知识文化”或称为“物质文化”。吴仁甫和徐子亮（1996）从定量、定性的角度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包含基础汉语教学、交际文化教学和知识文化教学，这三种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位置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李枫（2010）的《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一文，文章中论述了文化因素分阶段处理的必要性、依据、原则和策略，比较完整。但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也发现，不管是以前的成果还是
现在的成果，在论述方面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大的方面提出一些原则，研究得还不够细致和深入，这可能也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驳杂有关。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大分阶段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力度，将研究引入更深、更细的方向，完善对外汉语教学。
四、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研究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走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关于中国文化教学，召开过多次专题研讨会。在一些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文化教学常常成为重要的讨论内容。同时，不少对外汉语教师和学者，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化教学的论文。
1980年，美国汉语教师李又安、王靖宇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文学在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与《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中，介绍了文化教学在美国汉语教学中的受重视性和相关文化教学经验。同年，熊文华、朱文俊最先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汉英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因素》一文中，指出汉英学习中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学习外语应该注意它的社会因素。1984年，张占一先生在《谈谈汉语个别教学及其教材》一文中，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界定为“交际文化”。从1984年开始，北京语言学院为外国留学生编写了试用教材，并开设“中外文化比较”课。1985年召开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会上宣读的《中国文化介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一文，就是对这一时期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经验的总结。
张德鑫在《对对外汉语教学本质之认识》一文中，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相关的文化因素的性质进行了探讨，指出：“以汉语为中心跨越文化的语言对比教学”这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本质。关于与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文化因素范围的探讨论文主要有陈光磊等的《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的相关性》、于丛阳的《文化与报刊语言教学》、赵贤州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论略》等。于丛阳关于“具有浓重文化色彩的词语”的范围的看法和赵贤州将交际文化的内容概括出的12个方面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1986年10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前称）受国家教委的委托，成立了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小组。1987年1月，研究小组提出的《建国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报告》中，比较正式地提出了文化教学问题，指出文化教学的必要性以及以后要做的工作。
1988年6月，国家汉办发表了《1988——1990年对外汉语教学科研课题指南》一文，对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跨文化理论研究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988年9月，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增设一些能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课程。同年9月份出版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提出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强调文化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这一阶段的研究，成绩是不小的，但这一阶段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在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即使在一些一致的方面，
也还需要从具体问题着手进行定量方面的研究”。
1992年，为了促进语言文化的研究，北京语言学会在北京语言学院成立了语言与文化研究会，并多次组织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研讨会。1990年盛炎《语言教学原理》一书中，专用一章来写“文化与语言教学”。1992年吕必松《华语教学讲习》一书中，专用一章来写“‘语言交际文化’教学”；由上海外语学院主办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中国文化与世界》中由对外汉语教师撰写的论文数量也很可观。1993年盛炎等编著的《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选评》中收录了六篇“汉文化教学文章”；第三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论文集《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中涉及对完汉语教学和由对外汉语教师撰写的论文占了全书很大的比重。
随着文化教学理论研讨的深入，带来了关于文化方面微观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新作大量涌现，如胡明扬的《问候语的文化心理背景》、张清常的《说“礼拜”——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一例》、王德春自1990年起连载于《汉语学习》上十多篇《对外汉语教学漫议》、张德鑫一系列关于数词文化的研究等。